張謇的擔心不無道理。南京未能攻下，獨立各府縣總歸時時處於威脅之中。蘇州就出過白旗收而復張的鬧劇。南通消息閉塞，更是一夕數驚。三大人張詧在慶祝光復大會上全身戎裝，卻連辮子都未剪去，會場裏面更是一片辮子的海洋，似乎一聲令下，南通也可以重新回到大清的秩序下，半點漣漪也不會激起。

後來葉聖陶重看自己辛亥日記，感慨「我輩看起義似甚簡單，而關心殊甚」，而顧頡剛的回憶更為形象：「我們在學校里再也無心讀書了，天大的一個任務是看報。上海各報，每天下午一時車運到蘇州，我們就推定同學，在下午二時下課休息的十分鐘里，趕快跑到宮巷桂芳閣茶館里，向賣報人買了幾份報紙，飛步回到學校，高聲宣讀。」（《辛亥觀感》）

「總之，現在時機緊迫，生靈塗炭，非速籌和平解決之計，必至於俱傷。欲和平解決，非共和無善策，此南中萬派一致之公論，非下走一人之私言。下走何力，豈能扼揚子之水，使之逆流？」

從此葉聖陶便夜夜參加學團活動，煞是神氣，「佩新式五響毛瑟槍，匣子彈十顆，列隊出巡」，十二點后，充任隊長，還可以佩上一把指揮刀，帶著四個同學，專走小街狹巷，防察奸究，然而蘇州平靜得很，似乎動亂與緊張都屬於上海與南京，小橋流水吳儂軟語巋然不動。

這時聽到一點風聲，立即大造謠言，聲稱南京張勳派兵攻打蘇州。蘇州人本來膽小，聽到這種話當然魂飛魄散。蘇州光復，家家戶戶都掛白旗——後來蘇州人把辛亥光復就稱為「插白旗」，這時就如同都督府下了號令一般，嘩地一聲白旗全收進去了，一面也看不見。過得兩日，發現街上並沒有兵，都督府門前「興漢安民」的大白旗也沒有收，耳朵里也聽不見隆隆的炮聲，連前幾日的槍聲都沒了，才相信大約張勳沒有來，又把白旗張了出來。你說這種情狀，可不將少年人鬱悶至死？

在葉聖陶看來，革命軍勝利是理所當然的事，「蓋如此正正堂堂之師，本當勝也」，一聽到不利的消息，則「悶郁特甚」。他也想到過革命軍一敗再敗，終至於消滅的可能，但一想到這點，就覺得「不堪設想」，那樣的話，我們這樣的人，還怎麼活得下去！他整天想著這件大事，上課「充耳而未有所聞」，回家后也無心溫課，一定要報上又登載了革命軍勝利的消息，才得了大歡喜，急急跑回學校，「以報紙攜進教室，則同學爭奪之……皆笑色現於面，暗相告語，不顧程先生在講台上矣。是課畢，同級人出以告眾同學，則頓聞至響至宏之歡呼聲發於自習室中，是真爽快快樂哉！」（10月21日日記）

十七歲的草橋中學五年級學生葉聖陶（這是他剛給自己取的號），隔了兩天才知道武昌事變的消息。蘇州本地沒有大的報紙，《申報》、《新聞報》、《時報》從上海送到蘇州，總要晚上那麼半天一天。

幾天過去，葉聖陶驚異地發現，光復后的蘇州人仍然是蘇州人，比如，有人仿照上海，發起學生軍與學生北伐隊，學校里居然沒有一個人肯去報名。而維護治安的學團，本來有三十六人，11月12日，有消息說學團還要擴充，因為一旦南京方面發兵來攻，學團也許要臨陣殺敵——哄地一聲，這群早些日子還盼著革命軍勝利盼著蘇州加入反清陣營的學生，「皆驚駭」，連忙找負責人，要索回早前加入學團的簽名https://read.99csw.com單。有人大嚷，說要解散學團，別人問為什麼，又說不出來，便換種說法，講早前不知道學團要打仗，現下要重新簽名。於是鬧哄哄重簽名，人數一下子減了一大半。

張謇在武漢，與政商各界名流每日酬應往還，上至湖廣總督，下至諮議局諸公，誰不欲結識這位狀元、翰林、商業部頭等顧問官？八月十八日，俄國巡捕衝進寶善里，革命黨名冊全被起獲，張謇則中午赴諮議局的宴請，晚上又赴總督瑞澂之邀，忙到晚上九點才回寓，下午還抽空去為家鄉南通的博物苑選購了一對孔雀，倒沒有留意到武昌城的空氣已經陡然緊張起來。

還是出了問題。巡警道吳肇邦既不贊同獨立，又覺得一旦舉事，說不定會像西安那樣，巷戰攻防，屍橫遍野。11月4日晚聽到程德全親口宣布反正的決定，吳肇邦便於5日凌晨4點半偷偷打開葑門，送家眷出城。非常時期，城內外都是軍隊，這次行動馬上被發現了，程德全撤了吳肇邦的職，交蘇州府看管。但葑門附近的居民已被驚動，紛紛從被窩裡跳出來就往城外跑，還有那些早有準備的富商大戶，趕著包小輪船往上海租界逃。往日包船到上海頂多幾十大洋，這天漲到了船資兩百元，外加酒錢二十元。

張謇最關心的，是能否實現江蘇全省的「和平光復」。按照江蘇人的平和性格，以及商會的強勢能量，這個目標本不為難。只可惜兩江總督張人駿、江南提督張勳不聽勸告，絕不贊同獨立，南京之戰勢在難免。因此當南通來信通報獨立進程時，張謇雖然不反對，但總是表示「等到南京攻下再宣布光復會更好些」。他對蘇州光復的意見也類似。如果上海不是在陳其美推動下提前光復，蘇州與南通等地的光復日期估計還會往後推。

南通按說不需要張謇操心。一來地方小，又偏僻，二來軍隊只有狼山鎮綠營，百把二百人，久疏訓練，鬧不成氣候，三來南通自庚子年就督辦過團練。但南通是張謇的根本重地，大生紗廠總廠在此，大意不得。他在上海、蘇州時，就多次去信南通，讓紳商趕緊規劃協防團，配備最新式的快槍。

五天後，他以江蘇諮議局的名義再追發一道致內閣電。面對時局，張謇的主張與遠在日本的梁啟超幾乎一致，那就是梁啟超說的「立開國會，挾以撫革黨，國可救，否則亡」。

看到的這些景象不足以慰藉少年的狂熱，好在草橋中學成立了學團，協助巡防，這就有些投筆從戎的意思了。

從表面看，蘇州光復的條件確實不好，甚至可稱惡劣。各地倚為起義主力的新軍，蘇州只有兵力不足的一個二十三混成協，而蘇州西有南京、鎮江，南有杭州，都駐有大量旗兵，兩江總督張人駿、江寧將軍鐵良、江南提督張勳，個個都是頑固的保皇黨，以江南水陸交通之便利，一旦蘇州有異動，幾處兵馬聯合夾攻，蘇州腹背受敵，必致地方糜爛。

可是一有槍聲，立即謠言滿天。事緣程德全在獨立之後，為防軍隊在蘇州城內鬧事，將原本負責城區安全的江防營調到震澤、吳江一帶，然而屬張勳部隊的江防營與原本駐防那裡的新軍起了摩擦，開起火來，都督府派人勸說彈壓一番，也就平順了。

恐慌在11月15日達到了頂點。南通稍有點頭面的人物，都趕到了張詧的府上，當然不只是因為九*九*藏*書三大人是南通總司令長，人人都希望名滿天下的張狀元能夠給南通人一個切實的保證，保證他們的生命財產不會被辮子兵掠去。可憐張三大人無法勸服眾人，反而在眾人的逼問之下窘迫萬端，甚至不顧身份地哭了起來。直到第二天張謇接到消息從上海趕回來，這場風潮才剛剛過去。

袁世凱肯定還想有所挽回，指使江蘇諮議局駐京代表許鼎霖寫信給張謇，希望他「就此罷手」，取消江蘇獨立，維持地方秩序，等候南北和談結果。本來張謇是主張暫緩獨立以觀變化的，但此時南通亂局初定，江浙聯軍還在圍攻南京，張謇的回信正如他當年提議「東南互保」時一樣堅決：

此時已經光復的上海也派來了代表。來人非同小可，一個是虞洽卿，一個是陳光甫，都是後來歷史書里買辦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這樣的人物不是陳其美這個白相人派得動的，他們代表的是上海商界。虞陳二人表達了上海對蘇州的支持，同時告訴程德全：杭州的起義已經發動。這下程德全沒有什麼可憂之事了。

江蘇是立憲派大本營，蘇州尤其平靜。蘇州少年的熱愛革命，甘為犧牲，更多是出自對國家的憂慮，因此「三民報」是他們擁戴的，而《國粹學報》、《東方雜誌》也是他們喜愛的讀物。葉聖陶非常渴望能自己辦一份報紙。他在1911年3月10日的日記中寫道：「如吾等者，居此似乎稍安之地，邊虞之危難實不得知，全賴報紙為之探聽，為之警醒，使吾人得有以為之備，有以為之挽回。」至於如何挽回，未必有什麼定見，所以革命黨的報紙也愛看，立憲派的雜誌也受落，1910年11月中旬蘇州開提燈大會，慶祝朝廷下詔「宣統五年開國會」，葉聖陶和顧頡剛也晚晚列隊參加。

上海報界，當時大都傾向革命，受眾亦是如此，《申報》曾登載武昌革命軍失敗消息，被讀者堵門質問，直到編輯拿出電文原稿才解釋清楚。從上海報紙得來的消息，自然會在原本就傾心革命的少年人心中，構建一出「想象的革命」，如「各國對此事頗讚美之，謂少年之中國方勃勃而萌芽也。此語余頗深信之……苟一改革，則我至勇至慧至有能力之同胞，皆即為少年中國之分子。而今果改革矣，樂又何如！」（10月14日日記）對照在清華園惶惶不安的吳宓，葉聖陶實在要樂觀得多。

可是蘇州城內有一幫人，是很遺憾于蘇州光復太平無事的。為首的叫王蔭藩，本來就是鐵瓶巷出身的光棍，辛亥前去日本混了幾年，拜日本浪人為師，學了些誑騙敲詐的東洋手段。潛回國內，交結黨羽，守時待變。

袁世凱出掌北方政府大權，張謇內心頗為欣喜，他認定要平息戰亂，非袁莫屬。不過，當北方政府任命張謇為江蘇宣慰使時，他拒絕了，並表示此時「尚有何情可慰？尚有何詞可宣？」想起上半年應|召赴京，尤其是5月17日謁見攝政王，對其弟而憶其兄，自己忍不住「哽咽流涕」，力勸攝政王真心行憲，而攝政王吞吞吐吐，雖然憂心國事，對自己的進言卻總有些敷衍的意味，時至今日，張謇君臣大義縱在，救清之心已死，在辭職電文中向朝廷，也向袁世凱發出了「最終之忠告」：「與其殄生靈以鋒鏑交爭之慘，毋寧納民族于共和主義之中，必如是乃稍為皇室留百世湮祀之愛根，乃不為人民留二次革命之種子九九藏書。」

葉聖陶自然是重簽了的。到了晚飯八點鐘，又是學團巡街的時分，今天列隊出校者，驟減至十六人。

全中國數億人中，張謇肯定是最渴望社會穩定的人，沒有之一。他在庚子年向兩江總督劉坤一反覆進言，力倡東南互保，是為了穩定；他領導江蘇乃至全國的立憲運動，也是為了穩定；他在保路運動興起之初，就力主由國家賠償商民損失，還是為了穩定；三個月前，他捐棄前嫌，入京途中停留彰德拜訪袁世凱，還是為了這個國家能夠緩慢而穩定地改變，不致陷於動蕩之中。

外省革命形勢越好，葉聖陶就越憤憤于江蘇的無動靜。僅僅在日記發泄已經不足於平息他的憤懣了，11月2日，上海光復的前一天，葉聖陶在學校里寫了一篇作文，題為《秋風辭》，文章里說，「推翻清政府」是中國同胞的天職，可是江蘇呢？

在內而言，江蘇巡撫程德全雖因薦舉親信應德閎不果，反被降了三級，與朝廷談不上和睦，但也說不上傾向革命；藩司左孝同是中興名將左宗棠的孫子，一向以大清忠臣自我標榜，肯定反對獨立；掌控市區治安的巡警道吳肇邦也站在左藩台一邊。熱血學生如葉聖陶者，實在把光復想得太簡單。

基於這種樂觀，他對江蘇革命黨人行動遲緩非常不滿，在葉聖陶的想象中，江南是開化之地，應當是黨人一呼，應者雲集才對，「獨恨吳地兵士亦曾少受教育，智識既開，見解當正，而何以絕無動靜也？」（10月19日日記）

蘇州商會看看要亂，這才一面派代表面謁程德全，希望儘快宣布獨立，一面遍發傳單，要求全城居民準備白旗。商、官、軍、民齊心操辦，才有了葉聖陶一覺醒來，驚見蘇州光復的平靜畫面。

此時張謇已經返回南通，但他與程德全肯定交流過：一旦不可避免地獨立，如何保持地方最大限度的穩定。按照駐蘇新軍的意思，調江防營出城，調新軍入城，拂曉以火焚織造衙門為號，全城掛白旗，宣布獨立。程德全一一答應，但拒絕了焚燒織造衙門的要求，他認為這樣做會引起周圍居民的恐慌。對於堅決不贊成獨立的左孝同，他也是將之騙到撫台衙門扣押，以免鬧出影響。

上海光復前，「息樓」的人馬是上海、蘇州兩邊跑的。程德全早已答應獨立，甚至在11月4日晚已經集議紳商，決定反正，次日卻並不宣布，擔憂的無非是寧、鎮、杭的軍隊來攻。直到顧忠琛、沈恩孚等人11月5日深夜跑來告訴他：新軍已經基本聯繫成功，南京來軍無法通過鎮江，張勳在蘇的江防營也處於新軍包圍之中。程德全才答應拂曉宣布獨立。

蘇州光復真可稱得上匕鬯不驚，最膾炙人口的說法，當然是因為沒有破壞太不像革命的樣子，前江蘇巡撫現江蘇都督程德全吩咐人將撫台衙門檐上的瓦片捅落了幾塊，以示革故迎新——不知葉聖陶與顧頡剛瞻看都督府時，有沒有注目地上那幾塊象徵舊政權的碎瓦？

「果如公言，是惟恐焰之不烈，而益之以膏，恐東南無一片乾淨土矣。南中大多之論曰：『吾儕塗肝腦，迸血肉，乃為愛新覺羅氏爭萬世一系之皇統乎？』」

而且他得到的消息也不那麼準確，比如「武昌已為革黨所據，新軍亦起而相應」（其實是反過來的），「無恥兇惡之官吏亦殺去無數」（完全沒影兒的事），「此事也，甚為迅速與機密，出其不意，遂以成事」（事實是倉促得很，也談不上機九-九-藏-書密）。然而不管怎樣，少年的興奮欣喜是真實的：「從此而萬惡之政府即以推倒亦未可知也。自由之魂其返，吾民之氣當昌，其在此舉矣。望之望之。」

好在程德全是聽他話的，張謇又趕往蘇州，連夜與助手們起草《奏請改組內閣宣布立憲疏》，以程德全名義拜發，生怕力量不夠，又拉上了山東巡撫孫寶琦聯名。

所以當三天後，11月5日，起床后正在吃早飯，突然聽從街上回來的叔叔說：「蘇州已經光復了！」葉聖陶不禁既驚且喜——這可跟他想象中的鐵血革命大不相同。他跟顧頡剛去瞻看都督府——其實就是昨天的撫台衙門，只是掛了白旗，貼了告示。

慶祝光復大會之後，南通謠言四起。遠的消息說漢陽失守，黎元洪已死；近一點的說聯軍進攻雨花台潰敗，張勳抓住剪辮的人，抓一個殺一個；更近的是說北面鄰縣的緝私營嘩變，準備南下搶劫南通。軍政府還抓住了一個傢伙，他自己說是受了張勳的委任，來南通委任新官。

就在陳其美的軍火運往蘇州途中，「洗程會」被程德全破獲。程德全雖然信佛，但也不是菩薩，他向蘇州人宣布的罪狀中，改「洗程會」為「洗城會」，意謂將血洗蘇州城，蘇人大恐，程德全遂動用雷霆手段，殺了四個人。新政府的內鬥，倒比光復日更血腥。

八點，一群紳商將張謇恭送到襄陽丸上，這天晚上下著綿綿的陰雨，仲秋雨夜，又在長江上，頗有些涼浸浸的。不過主人行人都顧不得這份凄涼，大家都望著對江的塘角一帶，大火熊熊，照亮了半幅夜空。

說到底，他要共和，不要革命，非有愛于共和，只是共和有利於和平，有利於保持秩序。張謇曾定位自己的角色是「通官商之郵」，在辛亥時，他的立場站在商人的一邊，他的觀點，正是江蘇乃至全國商人的心聲。

張謇指出，上海等地，是商賈薈萃之區，「凡商人皆具身家，無不愛和平者」，清軍與革命黨在武漢的拉鋸戰，讓商人們十分驚懼，尤其是馮國璋攻陷漢口后劫掠之慘，更讓江蘇商人不願重蹈覆轍，「時吾蘇若再遲疑，勢將釀極烈之暴動，與絕大之恐慌」。於是，他下了結論：

「鄂省同胞首先倡義，可尊也；各省響應，高舉義旗，亦可尊也。然細思之，亦不過能盡天職耳。而我省則默然無聞，素稱文教之邦，而乃若此，恥矣。且苟聞鄂事而遽起應之，猶有恥也……我蘇省則見人之所為而不能學步，是明明放棄其天職。放棄天職者將不恥於人類，則我蘇省人猶得腆然人前乎？」

好在今晚是漢口的紳商請客，張謇索性提前于上午十點過江，一到漢口，租界繁華，全無影響，這才放下心來。晚上海洞春餞別，談笑風生，對岸武昌的動靜也便置諸腦後。

八月十九日起身，才聽說督署轅門前已經掛出了三個革命黨的人頭。武昌全城戒嚴，所有城門一度關閉。張謇有些擔心了，他早訂好了今晚八點半的日本輪「襄陽丸」的頭等客票，直放安慶。自然，以他的身份，不至於出不得城，但在這風雨欲來的氛圍里，終歸不大自在。

蘇州的光復，確實也像蘇州人一般，半推半就。

或許上天真的要讓張謇見證一下，襄陽丸遲至十點才駛離漢口碼頭。這兩個鐘頭里，送行的人想必早已離去，剩下這位狀元商人，良久地凝視對岸的火光，不知做何感想。張謇只在多年後自訂年譜時，寫了一句：九*九*藏*書「舟行二十里，猶見火光熊熊燭天也。」

然而來不及了，二十日內，各省獨立消息紛至沓來，湖南、陝西、山西、江西、雲南……最關鍵的是，上海也要光復了。

這位喜讀《民立報》、為蹈海英倫的楊篤生寫過輓詩的中學生，家裡很清苦，「無半畝田一間屋」，父親給別人當賬房，下鄉收租。然而少年熱血，不因家境而改變，同班同學顧頡剛回憶當時他們怎樣地愛讀于右任主編的革命系「三民報」（《民呼日報》、《民吁日報》、《民立報》）：「我們非常的愛它能給與我們一種新血液……使我們甘為國家犧牲」，前兩張報紙被封之後，「怪不得跟滿清政府和租界上的工部局拚命」。（《十四年前的印象》）

更重要的是，程德全必須要等一個人的意見。事實上，江蘇全省士紳，都在等他的意見。這個人就是張謇。

一亂起來，哪裡還有什麼商業可言？

八月二十日抵安慶，張謇沒有按計劃停留，次日即搭船返南京，希望說服江寧將軍鐵良和兩江總督張人駿「援鄂」，同時，希望他們代奏朝廷，立即行憲。張謇此時，想必已經嗅到了危險的氣味，要撲滅武昌那片火光，只能一手剿，一手撫。

張謇一生不喜歡「革命」，他1913年曾撰《革命論》，隱指辛亥革命「上無寬仁智勇文武神聖之君，下無明於禮樂兵農水火工虞之佐」，政教號令「舊已除而新無可布」，公布的新政令也無法符合民望，比起不革命來又能好到哪裡去？最終不過是「流於權奸、盜賊之間」。

晚飯後，葉聖陶立即裝扮起來，黑衣黃褲，臂纏白布，背一桿練慣用的步槍，彈匣纏在腰間，還有一把刺刀，很有點革命軍的樣子。然後是「列隊出巡，維持地方治安」，一直到天亮才回家睡覺。最可惜的是，事太倉促，辮子還沒來得及剪。

是的，江蘇人的和平希望只能寄托在這些大佬身上。南京光復后，程德全移駐南京，此前平靜無事的蘇州立即演出了「烈劇」，「搶劫之風日甚，爭鬥之禍日烈，其甚者至於開槍對敵」。而陳其美的勢力也開始蠢蠢欲動，他們成立了「洗程會」，打算清洗掉江蘇軍政府與程德全，擁護陳其美任江蘇都督。

張謇沒有直接插手上海光復，但上海由他領銜的俱樂部組織「息樓」的身影時時浮現。史量才、趙鳳昌是他在上海的左膀右臂，他們于政界、報界、教育界的聯絡，相當程度上左右著上海灘的風雲變幻。

可惜，張人駿不是劉坤一，他認為南京自身不夠安全，無力西顧，而且張人駿從來仇視立憲運動，根本不聽張謇的建議。

南通為首的紳商是他的三哥張詧，現任南通總商會會長，南通人尊稱為「三大人」。南通獨立，無非是派人聯絡說服綠營，成立協防團，進而成立軍政分府。這些無非官樣文章，以至南通在11月8日宣布獨立時，百姓毫不驚奇，大家認為最新鮮的，不過是軍政分府告示落款的「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

其時張謇肯定還想不到，這片火光意味著什麼。也想不到他的立憲主張，他的棉鐵主義，他的地方自治，都將因這把火的延燒，而搖搖欲墜。

張謇是武昌事變的見證人之一。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張謇已經在武漢呆了六天。他來武漢，是因為他名下的大生資本集團已經從江南一路擴張，沿江西進，打進了武漢，從此可以籠罩兩湖，坐望西南，張謇傾力打造的商業帝國，已經隱隱見出雛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