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的門閥，就是世代傳承的大家族，這種大家族如果想代代做大，必須要做到一件事情：就是政治上的世襲，人才上的代有人才出，所謂三代才出一個貴族，道理就是這樣。

漢光武帝劉秀在位時期，是門閥政治的雛形時期。這段時間的東漢帝國，尚能注意權力的平衡，採取了權力收歸中央，建立中央集權的政策。比如收攏地方的兵權，地方太守的帶兵、調兵職權，都被儘可能地收回到中央來。與此同時，漢光武帝還格外注重任用酷吏，他在位的時候，如強項令董宣等人，都是豪強們所畏懼的人物。漢光武帝劉秀苦心建立的，是一個他心目中的政治平衡，即享有高榮耀的勛貴們，並不掌握實權，只有經濟上的特權和地位上的尊榮，而真正執掌國家行政權力的，卻是那些品級低微的小吏們。兩種權力的相互制衡下，才會有中央集權的神聖不可侵犯。

說東漢門閥制度形成，許多人也許會疑惑，西漢同樣是掃平群雄建立，同樣採取休養生息政策，為什麼沒有形成地方上經濟壟斷，政治上尾大不掉的門閥勢力，相反在東漢，從中期開始，門閥勢力就日益做大，最後甚至中央政府對他們也無可奈何？要了解這個問題，要從東漢、西漢兩個王朝建國的不同形態說起。

所以在漢光武帝、漢ｈｔtｐｓ://rｅaｄ.9９ｃｓw.com明帝、漢章帝三代，漢朝皇帝的拳頭，其實都是向下打的，即不斷的出台各種政策，儘可能地打壓勛貴的勢力，不給他們掌握國家政權的機會。這時期東漢帝國的人才選拔制度也比較完善。東漢全盤繼承了西漢時期的人才選拔制度，即「孝廉」制度，在地方上由州郡推舉人才。從理論上來說，這種選拔人才制度，能做到相對公平公正，西漢時期的諸多人才，都是寒門出身。比如漢武帝時期，曾經做過丞相的公孫弘，原本就是一個農村的放豬郎，擔任過丞相的主父偃，是一個遊學四方不被重用的窮儒。在西漢帝國的早期、中期、晚期，都有大量平民出身的才俊進入權力的最高層，但在東漢帝國照搬了西漢的孝廉制度后，這一切不但不可能，反而成為與門閥制度相互影響，共同發展的方式。

在東漢的晚期，門閥制度的正式確立，要拜一場大起義：張角的黃巾軍起義。在黃巾軍起義的打擊下，東漢帝國分崩離析，原有的軍事體系徹底崩潰，為了挽救危局，東漢政府採取了允許各地自募鄉勇的政策，帶來的後果，是始料未及的，大批門閥紛紛藉機擴張勢力，觸角伸到了中央集權的最後一個禁區——軍隊。結果各地的門閥，就成了盤踞各地的諸侯，天子則成了大家的招牌，而不再是效忠的對象。後來的東漢九*九*藏*書末年天下大亂，乃至三國局面的形成，都是由此而肇始。

東漢時期的門閥，分為兩種人，一種是勛貴豪強派，一種是文化派，這兩個派系並不矛盾，相反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東漢早期的名臣，甚至開國皇帝劉秀本人，都是受儒家思想教育出身，其功臣中多人，後來也都成為東漢著名的儒學大家。這樣做的結果，就是讓家族的傳承，除了子孫的傳承之外，更多了文化傳承這麼一條路。隨著東漢國家的穩定和文化的普及，儒家的師生關係、學派關係，隨著其門生越來越多地進入政壇，成為了一個盤根錯節的利益關係網。比如後來東漢時代著名的清官楊震，其家族弘農楊氏，既是學派，也是門閥，其門閥的成員，不只包括家族子弟，更包括師生故吏，整個漢帝國的最高統治權，就在這樣的關係網中，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走動中，漸漸呈現了架空之勢。

門閥制度產生的另一個原因，就是儒家經學的興起。

東漢時代門閥的發展，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在漢和帝之前，是門閥政治的雛形時期，在漢和帝到漢順帝之間，是門閥政治的壯大時期，在漢順帝直至東漢滅亡，是門閥制度的徹底確立時期。

這句話所說的事實，就是東漢門閥大族的強大，乃至取代了中央的統治地位。

東漢有這樣一首民謠：州郡記，如霹靂，得詔書，但掛壁。九-九-藏-書這句話翻譯成白話的意思就是：州郡的文書，像霹靂一樣厲害，甚至連皇帝的詔書，跟州郡的文書比都不如，只能掛在牆上當擺設。在「中央集權」的封建社會，這樣的情形似乎不可思議，但是在東漢王朝，這卻是不折不扣的事實。

東漢卻不同的，劉秀本人就是皇族出身，其身邊的主要幹將，大多都是地方上的大族，這些人遠非早年劉邦身邊的「窮泥腿子」可比，屬於有文化有思想的一代人，整體素質相當高，在攫取權力和教育後代，保證家族長遠富貴的深謀遠慮上，都遠遠強於西漢時期的功臣們。這樣的局面下，東漢的開國功臣們，其家族的風光，持續的時間也就更長。比如最早跟隨劉秀的耿家、竇家等，最後都世代富貴，子孫世代成為漢帝國的棟樑之才，不知不覺之間，他們就成了壟斷國家大權的家族，即門閥的「雛形」。

東漢西漢兩大王朝的開國皇族，雖然同屬一個宗族，但卻有一個根本的差異：出身。

門閥制度不但影響到了漢朝，相反，門閥制度非但沒有因為東漢的滅亡而滅亡，反而繼續發展，到了南北朝時期，更成了壟斷當時中國權力的士族階層。這樣的政治局面，一直持續了數百年，直到唐宋時期，隨著科舉制度的實行，原有的門閥制度才日漸衰落。

孝廉制度的存在，九九藏書即給了門閥制度做大的機會，又讓其本身的公正性名存實亡。孝廉制度的核心，在於地方官舉薦優秀的俊才，但是隨著門閥制度的壯大，豪門們在地方上擁有越來越多的影響力，因此人才的選拔，也越來越多的受到豪門們的影響，發展到最後，甚至成了豪門們輪流坐莊的權力遊戲。而西漢儒家的壯大，也同樣對門閥制度影響頗深。儒家的師承關係，乃至師門關係，在東漢時代已經日益完整，帶來的結果，就是所謂的孝廉舉薦，對象往往都是同一師門裡的自己人，不在這圈子裡混的寒門們，無論如何也不可能享有這樣的機會。如此種種，帶來的問題就是門閥們，通過這個名義上公正的孝廉制度，越來越多地佔據要津。這一段變化，主要存在於東漢和帝至東漢順帝之間的時期。

東漢帝國的經濟政策和對待功臣的政策，也為門閥的形成提供了條件，做門閥，光有身份不行，需要有錢有土地，東漢初期開始的休養生息政策，給門閥們提供了經濟上的便利。同時劉秀被後人津津樂道的「厚道」，也為門閥的形成提供了可能。比起祖宗劉邦大殺功臣來，劉秀做到了和功臣們同享富貴，雖然在東漢建國后，他果斷採取了「退功臣」的政策，即削奪功臣們手中的軍政大權，但劉秀的政策，是以「富貴換權力」，即給予功臣們經濟上的特權，極高的政治地位和榮寵，換取他們實際的權力九_九_藏_書。這樣做的結果，就是東漢初期開國功臣們的迅速壯大，其家族勢力在地方上的日益膨脹，代代繁殖，最終成為權鎮一方的「門閥」。

這個道理放在兩漢的開國上，就明顯對比出了涇渭：西漢王朝的開國功臣們，和劉邦一樣，大多都是草根出身，其本身的文化素質不高。雖然其中很多人都世襲爵位，但到了開國后，卻是「富不過三代」，第一代人或許可以保持富貴，往後的「富二代」們，就一代不如一代。與此同時，西漢王朝對功臣勛貴們，採取極端的打壓政策，拚命壓制其生存的空間，特別是家族中有人為漢王朝立下大功的，其結果，無不是遭到朝廷的猜忌。比如李陵在給蘇武的書信中，就詳細闡述了西漢王朝對功臣的態度，即凡是立過功勛的功臣，最後都沒有好下場。所以，在西漢王朝整個200年歷史中，地方上的豪門大族出了不少，勛貴豪強出了不少，名門出了不少，卻都是亂鬨哄你方唱罷我登場，今天你牛氣兩天，明天我囂張一把，根本不能持久。外加漢武帝時期通過經濟改革，對地方豪強採取極端的剝奪政策，尤其是告緡、算緡等政策的實施，通過強行徵收個人所得稅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剝奪地方勢力，在這樣的情況下，出門閥相當得難。西漢時期各個家族中，真正風光長久的，不過是少數幾家，而且以「富不過三代」的定論，幾乎很少有三代以上持續風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