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子承父志，繼承了鄭成功的各類政策，休養生息發展經濟。金、廈之敗，讓鄭氏家族失去了在中國大陸僅有的落腳點，卻給台灣帶來了發展經濟的生力軍——5000福建難民。鄭經繼續屯田之策，削減賦稅，另遷宗室廣播台灣，開庄屯田，鼓勵工商業發展，且政府提供「啟動資金」，並有各類免稅優惠，史載從此後台灣「廣事興販」。商路開闢也大有收穫，與西班牙、葡萄牙、英國等國簽署通商協議，並嚴拒其「在台設教」，既爭取最大利益，又維護主權。這位在父親生前將其氣得七竅生煙的「逆子」，一點一滴，實現著父親興復台灣的遺願。

如果我們以此來看待鄭成功收復台灣的功業，就可以很容易的得出評語：艱苦卓越，功業千秋。

推心置腹的結果，是興屯墾，整綱紀，促商旅，開商路，鄭經治下的台灣，這個為海峽對岸大儒們所鄙薄的「海匪政權」，成為一個豐衣足食，商旅繁榮，法令完備，文化昌盛，生機勃勃的世界。封建禮教里是「亂|倫逆子」的他，確為一個不負先父重託的守成者。

但是鄭經在公元1674年的悍然出師，在震撼了清廷，宣示了台灣水師的強大戰力后，也同樣堅定了清廷攻台的決心。同年七月，康熙即下詔，命素來力主復台，先前被解除兵部職務的大學士黃錫袞重新「署理兵部事」。此後，黃大學士的兩個妹夫——施琅、姚啟聖，一武一文相繼得到重用，這兩個人，就是後來鄭氏家族命運的「終結者」。大清的對台政策，從此不再搖擺猶豫，沿著「平台」的軌道隆隆開進。轉向的原因很簡單：鄭經用事實告訴清廷，台灣始終是清廷的威脅，必須除之而後快的威脅。在鄭經的一生里，這大抵算是唯一一次對陳永華未能言聽計從，後果卻是無可挽救的。

歪曲、戲說、失明、陌生、讚歎、崇仰……海內外評價涇渭分明的台灣鄭氏朝廷，真實的容貌究竟是怎樣？還是讓我們抽絲剝繭，細細地梳理一番吧。

覆滅的原因，其實早在清康熙十一年就種下了，是年三藩作亂，鄭經乘機出兵，攻佔潮州、漳州、泉州等地，並與耿精忠相約「與事互助，無事勿擾」，一時間震撼清廷，形勢大好。這次出師，身為股肱重臣的陳永華從一開始就是反對的。早在耿精忠遣使至台灣，約定共同進軍的時候，陳永華就力陳：「三藩不可信，更難成事，而今清廷議台灣，尚在猶疑間，而我以小事大，正可行韜光養晦之計。若出師，正堅其決心，後患恐無窮也。」縱覽事後的局面，他看得精。

這一條鄭成功在其1662年五月的告示中說得明白：「各鎮及大小官兵，開闢田地，盡其力量，永為世業，以佃以漁及京（經）商。」軍屯的方式，則是「開屯招佃」，即招募大陸流民來台耕種。民屯的發展更迅速，「隨人多少圈地，永為世業」，僅福建漳州一地，在鄭成功收復台灣的第一年，來台墾田的民眾就多達4000人，今天台灣「本土人」中80％為閩南人，大多是這一時期遷居台灣。對荷蘭佔領時期當地農民業已開墾的民田，鄭成功也著力保護，三令五申區分「屯田」和「民田」，對濫佔地行為一律重懲，無論屯田還是民田，皆輕徭薄賦，且允許「自由經營」，比起明太祖連農民家裡種幾畝棉花都要立法規定的做法，進步無比。後來許多東南沿海的商人，也將資產轉移至台灣，在台灣投資土地產業。毫無疑問，「屯田」之策，是17世紀台灣經濟起飛的「強心針」。

當時許多明朝忠臣對鄭成功的選擇頗多指摘，比如抗清名將張煌言指責鄭成功「舍大就小，得不償失」，顧炎武等「明朝遺老」也指責說這是「以忠義為名，棄君臣大義，行自立乾坤之實」。但如果我們把眼光再放遠一些，西班牙王室重臣菲利普親王早在公元1622年就向王室建言：台灣是「遠東海洋的燈塔」。荷蘭國會則在公元1651年、1655年、1658年3次追加建造台灣防衛的預算，長期擔任荷蘭國駐台灣總督的揆一更是堅稱台灣是「東亞海洋不沉的橋頭堡」。在大航海時代的世界，台灣因其特殊的位置，在東西方貿易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所謂「寶島」，實至名歸。

該怎樣評價台灣鄭氏王朝？什麼樣的話最準確？

在17世紀地理大發現，西方殖民者掀起瓜分世界高潮的大航海時代里。鄭氏集團，不僅僅是「孤懸海外」的割據勢力，還是亞洲海洋上可以對抗西方殖民船隊的唯一力量，更是飄零海外的萬千華人的守護神。

能實現的原因，在於他用對了一個人——陳永華。

所謂「台灣鄭氏政權」，實為南明政權治下的「大明台灣省」，雖未再立明氏宗室為尊，卻依然是大明王朝留在中華大地的最後一條血脈。其性質，實與南宋滅亡時期，殘留在福建、廣東一帶的南宋小朝廷無二。世人總把南宋王朝崖山兵敗，陸秀夫攜南宋末帝跳海殉難的公元1279年，看做宋朝滅亡的句號。而論及明朝，卻把公元1644年崇禎殉難煤山作為終結點，至於南明小朝廷，乃至台灣鄭氏政權，皆划于明朝歷史之外，時至今日，這般的「雙重標準」，是否也該公正客觀？

引台灣延平郡王鄭經的詩作《悲中原未復》一段，作為對這個政權所有的歪曲，以及對於他走過的所有道路的註解。

而在隔海相望的「我大清」，八旗的權貴們正忙著「跑馬佔地」，旗下農戶形同農奴，相比之下，真不知「落後」多少……

與名分相關的，是收復台灣的過程。其中的一些艱苦，是讀正史的人所熟悉的，比如荷蘭人防禦嚴密，軍力強大，赤嵌、台灣府兩戰，攻擊異常慘烈。久攻不下之際，鄭氏大軍出現斷糧危險，在漫長的包圍之後，方逼得荷蘭軍整軍降服。克堅城，復故土，軟硬相濟迫服縱橫全球的「海上馬車夫」，不易。

然而「戲說」終究是「戲說」，鄭氏王朝的真實風貌，在明末清初的各類國內史料中，從來都彷彿一團模糊的迷影。一則是20多年隔海相望，中國大陸本土文人，對這個有些神秘的政權知之甚少。平定台灣后，鄭氏家族全體歸降，出於天下一統的需要，大清王朝當然要對這個曾經的割據政權「選擇性失明」。有關這個家族過往的各類記錄，也當然因此而被埋沒。後來乾隆皇帝編纂《四庫全書》時，許多珍貴的資料更被銷毀。鄙薄，於是有了今人的「陌生」。

耳熟能詳的史實，卻深藏著今天的我們或許已不熟悉的細節。

但這個豐衣足食，商旅繁榮，法令完備，文化昌盛，生機勃勃的世界，終於還是毀滅了，為什麼？

但這個「不忠不孝之徒」，卻實為17世紀台灣經濟起飛的締造者，萬千東南亞華僑的守護人。

私有屯田制是台灣經濟起飛的根本，而為台灣經濟插上騰飛翅膀的，是鄭成功顛覆了中國五千年「農本商末」觀念的新舉措——以商養戰。

根據揆一的《被貽誤的台灣》，以及諸多荷蘭當時駐東南亞官員的記錄筆記，在鄭成功收復台灣甚至佔領台灣以後，相當長的時間里，荷蘭侵略者和南下清軍頻頻勾結，聯手打擊。荷蘭殖民者甚至通過清廷寵信的湯若望等西方傳教士的幫助，在清廷高層活動，不僅向清軍出售武器、戰船，更派水師連續騷擾，配合清軍作戰。荷蘭東印度公司當時的高官菲克爾的記錄寫得十分明確：韃靼人（清廷）對台灣屬於誰的興趣，遠少於對國姓爺是否還存在的興趣。號稱「正統」的大清王朝，在這場「反侵略」里的表現，實在是讓人不敢恭維。

說到台灣鄭氏小朝廷的覆滅，大多的原因均歸結為鄭經死後，台灣鄭氏集團內部派系林立，內鬥不止，政治腐敗，少主當國，馮錫范等小人禍亂朝政的問題。而縱觀其滅亡，這些原因都是次要的。

說功業，自然要說說鄭氏台灣政權的軍事力量。一支能夠驅逐「海上馬車夫」荷蘭人，並與「滿萬不可戰」的清八旗周旋數十年的軍事集團，自然很強大，但其強大程度，相信會出乎今天很多人的意料。

拋卻「雙重標準」，正視「名分」，所謂鄭成功驅荷復台，既非抗擊外來侵略這般簡單，更非「割據自立」乃至「分裂祖國」。這是大明王朝大廈將傾之際，最後的一塊「復國根據地」，更是心懷故國的萬千明室遺民，最後的精神家園。

然後是無奈的結束，平靜的淪陷，沉默的消失，遮掩了22年孤懸海外，壯心不改的歲月，留下了大明王朝300年最後一曲餘音。

或許可以這樣說：當中國社會在清王朝的統治下，沿著中國傳統的封建君主專制道路行進的時候，孤懸海外的大明朝台灣鄭氏家族，無意之間，打開了一條新路，堅定地走了22年，迎來了初步的繁榮，卻又被重新拉回到中國傳統封建社會的懷抱里。一個全新的窗口，在迎來些許明亮的光芒后，悄然關閉。

苦心當然沒白費，在台灣出土的鄭氏集團的各類武器裝備里，火槍已出現了「火輪槍」，不僅遠勝於同時代清軍以及南明各路軍隊的裝備，更不亞於西方同時代的水準。火炮已有了爆破彈，即時人所謂的「開花炮彈」，其性能和作戰效用，遠勝於200年後參加鴉片戰爭的清軍。

台灣鄭氏家族的建立，當然要追溯到清順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十二月十三日，福建抗清領袖、大明「國姓爺」鄭成功率2萬水師渡海遠征，歷經8個月苦戰，擊敗盤踞台灣的荷蘭殖民者，令淪陷38年的台灣島重歸中華懷抱。其後建「大明台灣承天府」，建都台南，繼續高舉「反清復明」旗幟，接明朝宗室入住台灣，沿用永曆皇帝年號，與清朝統治者周旋22年。這段不世之功，至今令國人耳熟能詳。

我們不妨可以做這樣一個假設，如果沒有公元1661年的那次渡海東征，鄭成功的抗清力量在清王朝的絞殺下迅速覆滅，而閉關鎖國的清王朝，對開拓萬裏海疆從未有過興趣。盤踞台灣的荷蘭人，也勢必穩固他們的統治，台灣，將從此真正成為荷蘭海洋帝國治下的一塊「領土」，幾個世紀以後，或許會繼續留在荷蘭版圖裡，也或許會如今日菲律賓、印尼一樣，成為與中國隔海相望的「鄰邦」，卻必不再為華夏所有，若那樣，才是萬千炎黃子孫真正的恨事。

更「不易」的還有一些令清朝人尷尬不已甚至迴避不提的歷史：就在鄭成功傾精銳東征台灣之際，意在統一全國的清王朝也頻頻動作，多次派兵清剿鄭成功的屬地金門、廈門，叛逃清室的施琅、黃梧等人，更是甘為前驅，率hｔtps://rｅaｄ•９９ｃｓｗ.ｃｏm水師屢屢打劫鄭軍開往台灣的運輸船，企圖斷絕鄭軍攻台的運輸線。如此「趁火打劫」，實是讓鄭成功的攻台大軍腹背受敵，在圍攻台灣城的最關鍵戰役里，鄭軍的運糧船遭清軍襲擾，部隊一度面臨斷糧局面。鄭成功以身作則，減少三餐糧食用度，也不肯向台灣百姓加派徵用。「鄭氏逆賊」的所為，真讓正統的「我大清」汗顏。

「兵艦之強」更是事實，荷蘭人稱鄭氏集團的戰船為「戎克船」，又稱「台灣船」，全長30公尺，載炮30門，是鄭氏水師的主力戰艦，不僅其性能遠勝於明朝正規水師的「大福船」，更多次在海上擊敗荷蘭船隊。另有鄭氏艦隊的王牌戰艦「三桅炮船」，船長80米，桅杆高4丈，船艙有5層，配輕重火炮50門，可容各類作戰人員400人，堪稱是當時全球海洋上的「巨無霸」戰艦。

當年鄭成功命陳永華輔佐鄭經時，曾對鄭經說：陳永華是天下奇才，我留他輔佐你，你應以老師之禮待之。而觀陳永華一生，鄭經確實做到了。

早在收復台灣之前，鄭氏家族就擁有了一條遍布歐亞的貿易網路。收復台灣后，鄭成功以此為線索，打造屬於「大明台灣」的貿易帝國。收復台灣前的抗清戰鬥中，鄭成功的大本營廈門，就被其由一小小漁村，變成中國東南最大的貿易港口。建制台灣后，鄭氏家族譴使四方通好，一面對荷蘭人實行經濟封鎖，一面與台灣周邊各政權建立良好貿易關係。台灣北邊厲行「閉關鎖國」的日本，在鄭氏集團的壓力下不得不網開一面，任由鄭氏家族取代荷蘭成為唯一的「貿易夥伴」，南部的菲律賓、馬來西亞、柬埔寨、印尼，乃至印度地區，都與鄭氏家族有貿易往來。英國東印度公司也是鄭氏家族的重要「合伙人」，在英國人的周轉下，台灣的物產遠銷歐洲。台灣自鑄的仿西洋貨幣「六符幣」，是東南亞地區的通用貨幣……

清朝康熙時代常年主持平台大業的福建總督姚啟聖就在奏章里寫得明白：鄭氏集團「火器之利，兵艦之強，不亞於荷夷，更非我之所能及。」

被漠視是因為其「劣跡」，公元1661年，鄭成功東征台灣，激戰正酣時，留守在廈門的他卻與其弟弟的乳母私通，且生下一子，激得鄭成功大怒，一度要殺其泄憤。次年五月初一，氣病在床的鄭成功英年早逝，時年39歲。「氣死父親」，外加「亂|倫」，這等人物，在「封建道德」的眼裡，自然屬「不忠不孝之徒」。

一個「有忠心卻無大才」的小人，一個「百戰百勝」的能臣，看似尚可，可惜他們都不是陳永華這般擁有卓越眼光的大才。但將台灣敗亡的罪過盡數推諉到二人身上，也有失公平。因為施琅兵臨台灣島的時候，以台灣的實力，是根本無法戰而勝之的。面對封建社會迴光返照時期的中國大陸，領土、資源、人口處於嚴重劣勢的台灣，從來都是無法硬碰硬的，只要清朝政府戰爭機器全面開動，集中力量復台，台灣就將無任何勝算，即使能夠擊退施琅的進攻，也無法改變這樣的結局。

指日可待的日子來了，清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經多年精心籌備后，原台灣鄭氏家族叛將施琅，率水師2萬人跨海東征，武裝攻台。台灣這邊，幼主鄭克爽才13歲，輔政大臣馮錫范無遠謀，自然亂作一團。六月十四日，施琅率水師與鄭氏集團劉國軒部在澎湖會戰，重創劉國軒。敗報傳來，全台上下一片慌亂，其間有人提出可遷徙至菲律賓等地，謀求東山再起。卻被馮錫范力止，最終在馮錫范、劉國軒等人的主持下，在清軍接受了「三不傷」（不傷宗室，不傷官兵，不傷官民）的允諾后，全島歸降。13歲的「幼主」鄭克爽被封為「海澄公」，軟禁在北京朝陽門外一條衚衕，康熙四十六年（公元1707年）病逝于北京。後半生家道中落，雖是「公爵」，卻無俸祿，其子也屢遭陷害，多遭發配流放。時至今日，這一門鄭氏族裔早已不可考。而當時同被遣送至京城的，還有被鄭氏集團恩養多年的明宗室成員，被清廷安排世代守護明十三陵，直到清亡。

早在清順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鄭成功復台之戰的最艱苦階段時，頗有眼光的鄭成功就在台灣各地大行屯田，更在福建地區廣泛招募流民來台定居。建制台灣后，「屯田制」作為一項基本政策推行下來，表面看似與明朝建國初期朱元璋的「軍屯」無二，實際內容卻大相徑庭——朱元璋的「軍屯」，土地是國有的，鄭成功的「軍屯」，土地是私有的。

亂|倫，內鬥，元氣大傷，「子承父業」前的履歷，的確不怎麼光彩，但之後的18年卻足夠光彩——他締造了一個富庶的台灣。

說台灣的繁榮，奠基者是鄭成功，真正的實施者，是一個素來被史家漠視的人——鄭成功之子鄭經。

故國山河盡變色，舊京宮闕化成丘。

公元1664年八月，得清政府允准並給予商業利益，荷蘭發動了意在「收復」台灣的戰爭，發動20艘精銳炮船，悍然向台灣基隆等地發動進攻，史載「紅夷大掠沿海，鄉民死傷無數」。強攻之下，基隆一度淪陷，鄭氏集團果斷出手還擊，以劉國軒統水師，從海上向荷軍發動進攻，另派重兵從陸上攻基隆，雙方在基隆周圍展開了漫長的拉鋸戰，終在1668年成功收復基隆。徹底毀掉荷蘭人重霸台灣野心的基隆會戰，曾廣泛記錄于清初的各類筆https://read.99csw.com記中，后大多在清乾隆帝編纂《四庫全書》時銷毀。僅有的史料隱約現於台灣當地的地方志中，具體作戰細節已不可考。

明末清初，以「大明台灣府延平郡王」的身份割據台灣自立，高舉「反清」大旗，與佔有中國大陸的大清王朝隔海對立整整22年的台灣鄭氏王朝，對於今人來說，可謂是既熟悉又陌生。

而除了軍事攻擊，鄭氏的經濟手段也給了荷蘭人打擊，遍布東亞乃至東南亞的航線上。但凡華商，只要擁有鄭氏集團發布的「令旗」，便可得到鄭氏水師的安全保護，不但草寇海盜不敢騷擾，即使荷蘭西班牙殖民者也敬而遠之。派使節出使東南亞各地，嚴令禁絕與荷蘭人的貿易，其強硬手腕，令以商業立國的荷蘭人損失慘重。為打壓荷蘭勢力，更為開拓商路，鄭氏集團更與英國人成為了長期貿易夥伴，獲利甚豐。此舉令荷蘭人叫苦連天，揆一在其著作里憤怒地批評道：「荷蘭東印度公司面對國姓爺家族所表現出的不合時宜的舉動，招來了他們強硬的報復，更導致荷蘭在東南亞的貿易壟斷地位從此一天天喪失。」值得一提的還有菲律賓的西班牙人，鄭成功在公元1661年佔領台灣后不久，菲律賓即發生了大規模殘殺華人的事件，鄭成功為此警告菲律賓的西班牙殖民者，一度想出兵懲罰。鄭成功過世后，其子鄭經曾於公元1670年和公元1671年兩次籌謀征討菲律賓，終因清朝軍事壓迫，以及西班牙遣使通好，並在當地轉變政策，優禮尊重華商而告結束。雖未發生大規模戰事，但鄭氏集團一直向菲律賓地區的華人海商提供援助，並多次在小規模海戰里教訓西班牙殖民者，最終，在西班牙的歷史文獻里，留下了歐洲人對鄭氏集團的稱謂：東方海洋上的上帝之鞭。

與中國大陸對此的「陌生」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海外甚至西方持續數百年的「台灣鄭氏熱」。日本方面尤其積極，現存最完整記錄台灣鄭氏政權的著作，是日本人川口長孺的《台灣鄭氏記事》。日本近代歷史學家內藤湖南也對其評價頗高，稱讚鄭氏政權為「亞洲走向世界的先驅人物」。明治維新時代的著名政治家伊藤博文曾4次在日本長崎、廣島等地舉行大型的紀念鄭成功的活動，並讚揚說「其奮鬥之足跡，為今日日本崛起之精神」。甲午戰爭後日本盤踞中國台灣半個世紀，其間大行「去中國化」運動，拆毀島內漢人宗廟無數，唯獨對台灣鄭氏宗廟禮敬有加，至今保存完好。即使在今天的日本，鄭氏家族宗廟神社多達240處，遠多於上杉謙信、織田信長、豐臣秀吉等日本「傑出人物」。西方也不甘落後，與鄭氏政權打了一輩子仗的原荷蘭台灣總督揆一（Frederick Coyett）在其著作《被貽誤的台灣》里稱讚鄭成功為「東方最傑出海戰英雄」。荷蘭歷史學家菲克梅傑評價鄭氏家族為「航海時代第一批走向世界的中國人」。西方啟蒙運動的泰斗人物伏爾泰給予鄭氏家族至高無上的評語——「中國文化精髓的最後守護者」……

其實就在清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清軍聯合荷蘭艦隊攻陷金門，拔去鄭氏集團在中國大陸的最後一個據點后，「棄台」論就一直甚囂塵上。在明珠、康親王傑書等一干執掌國家大政的清朝權貴眼裡海洋是沒有價值的，籌備跨海攻台，更非精於騎射的八旗軍的強項，一心用兵，只能提高漢八旗水師的價值，抬高他們身後的漢官們的身份，這是他們更不能容忍的。而同時，組建水師的巨大花費，更讓他們心疼不已。所以多年以來，多數清廷權貴對此都極力抵制，甚至在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施琅率軍攻克台灣后，許多滿族大臣依然頻繁上書，堅稱「荒島無益，徒縻錢糧，不如棄之」。康熙本人，在攻台還是棄台的問題上，長久以來也猶豫不定。這樣的背景下，如果能夠採取靈活的外交方式，促使清廷放棄攻台的動議，並非是不可能的。

而隔海相望的中國大陸，是東南五省遷界禁海，赤地千里，百姓哭號遍野，十室九空，是大江南北重農抑商，嚴厲打擊工商業……

因為有了這樣一支強大的艦隊，在17世紀的地理大發現時代，鄭氏集團縱橫東亞海疆，歷經數戰，主要的對手，當然是荷蘭人。

陳永華，即金庸武俠小說里天地會總舵主陳近南的原型。和武俠小說比，歷史上的他沒有出神入化的武功，卻有另一樣遠超越小說人物的智慧——安民。在鄭氏集團振興台灣經濟的全過程里，他是總設計師。他是福建龍海人，前明官員陳鼎之子，清軍破福建，陳鼎自盡殉國，15歲的他憑機智逃生，至廈門投奔鄭成功，從此得到重用。早在鄭成功東征台灣前，身為行軍參軍的他就為鄭成功進獻「安台十策」，包括興商、屯田、立法等後來的各類措施盡在其中。而後他一直留守廈門輔佐鄭經，鄭成功過世后，黃昭擁立鄭襲叛亂，又是他果斷行動，在廈門火速逮捕黃昭等人的親信，穩定局面，助鄭經東征平叛成功。在鄭經正式坐鎮台灣后，他先出任監軍御史，後任「總制使」，實為台灣的「大管家」。他主持屯田大計，親赴台灣南北各地視察，並派專員向各地屯軍教習農業耕作技巧。性格上他鐵面無私，在台灣htｔpｓ://rｅad•9９csw•coｍ經濟初興，兼并之風初起的時候，他厲行嚴政，重手整治鄭家宗室以及功臣蘇將的不法行為，遏制了鄭經繼位初期的「兼并風」。對普通百姓則寬仁有加，重「德化」，凡是涉及到平民百姓的要案，都親自核查，力求從寬，減少株連。甚至連黃昭叛亂這類的大案，也敢為株連問題與鄭經力爭，終赦免了數百無辜百姓。在台18年間，親手平反的冤獄重案就有27起。他的「民族團結」工作也做得好，對台灣各族酋長禮敬有加，不但多有豐賜，飢荒年多有賑濟，廣泛推行新耕作技術，還力邀其中的「幹才」入仕為官。里裡外外一肩挑，可謂是嘔心瀝血，鄭成功對其的評語「卧龍再生」，觀其一生實為恰當。

幾十年同風雨共患難，這對君臣感情之深厚，不亞於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對明君賢臣的組合。陳永華興辦儒學，推廣屯田，發展商業，條條政策，哪怕得罪權貴重臣，鄭經也傾力支持，言聽計從。陳永華執法嚴格，不徇私情，常有宗親宿將在鄭經面前哭訴，大進讒言，反被鄭經勸道：你等要遵紀守法，否則犯到陳永華手裡，我也救不了你。永曆十四年，視察基隆屯田的陳永華感染風寒，卧病在床，鄭經聞訊后大驚，率太醫急赴基隆，親自喂水端葯，調理數日。鄭經還將自己的長子，內定的繼承人鄭克臧託付于陳永華，期待兒子能在陳永華的調|教下，成為一代英傑。《鹿鼎記》里的武俠故事屬虛構，而小說中的陳近南一句「王爺以國士待我」，確為實情。

今日台南延平郡王祠有一對聯：夫死婦亦死，君亡乃明亡。影射的恰是鄭經長子，在政變中被殺害的鄭克臧，儘管鄭克臧當國，依然無法戰勝清軍，但是他也許會選擇另一條道路：遠征菲律賓。畢竟提倡此議的顏祖望等人都是他監國時的重臣，若如此的話，歷史，或許又是另一種假設了。

商業發達，司法建設也不差。收復台灣后，即頒布「墾田」、「建軍」、「建政」三大法，不僅承襲了《大明律》的有關內容，還增加了保護商業利益，貿易糾紛仲裁，尊重私有財產，稅制清查等各項「進步內容」，即使與資本主義初期西方世界的商業法規相比，也毫不遜色。執法同樣嚴格，強調「法貴于嚴」，「法在必究」，鄭氏家族的重要人物，如宣毅后鎮吳豪，承天府尹楊朝棟等人，都因違反相關法令，被處極刑。

保守與進步，在台灣海峽之間，隔海相望。

公元1662年鄭成功病逝后，留守廈門的鄭經以長子身份繼業。但台灣本土鄭成功部將黃昭、蕭拱宸等人擁立其弟鄭襲為主，發動叛亂。屋漏偏逢連夜雨，清廷大軍逼近，兩面重壓下，鄭經拒絕了清廷要其歸順的要求，但留了談判底線：仿朝鮮例，不削髮。穩住清廷后，鄭經率部火速東進台灣，打敗了黃昭的叛亂軍隊，殺擁立弟弟的伯父鄭泰，導致鄭泰部署歸附清廷，而後鄭經復歸福建。公元1663年清軍攻金門、廈門，在荷蘭艦隊的配合下連克數鎮，無奈之下鄭經東渡歸台，開始了他在台灣長達18年的統治。

不知一心志在光復河山的鄭成功若泉下有知，該作何感想，可他該怪誰呢？怪馮錫范和劉國軒嗎？在這裏多說他們幾句。先說馮錫范，《鹿鼎記》小說以及影視作品里，他是縱橫江湖的武林高手，心機奸詐的大反派。歷史上真實的他，卻到不了這個高度。有武功不假，鄭經留守福建時，他多次浴血衝殺，解救鄭經于危難中，清軍公元1664年攻陷廈門、金門時，鄭氏宗族多人爭相歸附清廷，唯獨馮錫范與陳永華忠心耿耿，與鄭經共度難關。于鄭經而言，他是個「疾風知勁草」般的忠臣。公元1674年鄭經東征，馮錫范以侍衛身份隨行，耿精忠的部將劉應麟歸降，鄭經猶豫不決，馮錫范力主接納，因此導致了耿精忠與鄭經反目，為後來的大敗埋下伏筆。鄭氏集團參軍顏望忠力主征討菲律賓，開闢新地盤，也被他堅決阻止，後來證明，這些都是錯的。與陳永華的矛盾，以及後來輔佐鄭克爽篡殺「繼承人」鄭克臧，其實也是政治派系問題。縱觀其一生，這是一個有小聰明，無大智慧，對主子忠心耿耿的小人。而另一個「投降派」劉國軒，歷史上的評價還不錯，雖與陳永華不和，但確有軍事才能。鄭成功東征台灣時，他是水師先鋒，鄭成功病逝后，他參与黃昭叛亂，擁立鄭襲，事敗后被鄭經寬恕，此後他知恩圖報，屢立戰功，尤其是在基隆會戰里重創荷蘭艦隊，堪稱「民族英雄」。鄭經趁三藩之亂再次東征時，他率軍所向披靡，連克海澄、南安、安西、永春，逼得清軍守將穆黑林上吊自殺，因功被封為「武平伯」。耿精忠兵敗后，清軍反攻福建，是他在南平寨留守阻擊，方才保得鄭經全身而退。長久以來，他是清軍最難對付的對手。後來台灣鄭氏家族投降，他被封為順清侯，駐守天津，任上為官清廉，興農安民，康熙三十一年病逝于任上，賜太子太保，觀其一生，算是能臣。

這位大清「朝廷命官」說的是實話，論「火器之利」，早在清順治三年（公元1646年）鄭成功誓師福建，起兵反清時，便在廈門建立了完備的軍火工業生產線，重金聘請荷蘭、葡萄牙、西班牙等西方國家技|師督造生產，並「擇沿海良家子弟，禮聘紅夷為師，習火器製造之法」。明末清初購買西洋火器壯大自己，但多是簡單購買洋槍洋炮，而系統學習製作工藝，甚至獨立研發，鄭成功可謂九_九_藏_書第一人，比起首倡「師夷長技以自強」的林則徐，他沒有說，卻早了近兩個世紀。

鄭家是海商出身，經濟理念自然不同於傳統士大夫，鄭成功的父親鄭芝龍，在歸順清王朝後，即為清王朝上了《東南興商疏》，勾畫了一幅大力發展海外貿易，振興東南大地的宏偉藍圖，結果反被清政府認定此為「野心之舉」，招來了殺身之禍。而為人子的鄭成功，在台灣真正實現了父親的夢想。

他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甚至影響到今日的台灣——興儒辦學。早在公元1662年台灣初平時，隨鄭經留守福建的陳永華就寫信給鄭成功，力陳在台灣興儒辦學的重要性。後來隨鄭經赴台後，再次把興辦儒學提上日程。彼時台灣，之前荷蘭殖民者大行「去中國化」，在島內傳荷蘭文，興基督教，陳永華到后改變了這一切，永曆九年（公元1665年）起開始「建聖廟，立學校」。首府設「國子監」，為最高學府，地方設「府學」、「州學」、「縣學」，並規定「送子入鄉塾者，免徭役」，可謂是台灣特色的「義務教育」。科舉制度也隨即建起，分州試、府試、院試，院試得中者入國子監學習3年後參加「中試」，中試得中者則「補六官內都事」，一套完整的儒家教育體系由此創建。而「興儒」的另一舉措就是招納人才，中國大陸，乃至東南亞各地的諸位前明學者紛紛來投，至鄭經統治中葉，已達上千人。這些人都由陳永華主持安置，賢者安排職位，或講學或為官，即使一時未及安排的，也由政府發放俸祿「恩養」。苦心經營下，原本「化外蠻夷叢生」的台灣島，成為「衣冠文明之地」。此後數百年裡，時事變遷，未變的是台灣島國學興盛，英傑輩出，畢竟金戈鐵馬只能喧囂一時，文化才能永久。

在公元1661年收復台灣后，經營台灣38年的荷蘭人並未死心，屢屢尋找機會，企圖重新佔有台灣。在撤出台灣的第二年，荷蘭艦隊就兵臨福建。清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三月，荷蘭殖民者與清廷達成協議，趁鄭成功病逝，台灣內亂之機聯合攻打鄭成功的大陸屬地廈門、金門，夾擊之下留守鄭軍不支，敗退撤往台灣。荷蘭人則獲得了清康熙帝的褒獎，並獲得了貿易特權。縱覽此戰，軍事上無太多意義，趁火打劫而已。清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趁三藩之亂的機會，接任「延平郡王」的鄭經再次出師福建，連克金門、廈門、南澳數地，清廷再次勾結荷蘭人聯合進攻，兩面夾擊下，1680年，「兵敗七府」的鄭軍再次退往台灣。

一個細節就是鄭氏家族的「名分問題」。早在清順治五年（公元1648年），故主南明隆武皇帝殉難后，誓師起兵的鄭成功接受了南明另一個皇帝永曆皇帝賜的「威遠侯」封號，以「永曆」為年號，奉南明永曆政權為正朔，成為鄭氏家族恪守到底的選擇。建制台灣后，即使永曆皇帝業已殉難於雲南，鄭氏家族始終奉永曆帝為正朔不變，清政府最終平定台灣的「清康熙二十一年」，也實為台灣鄭氏政權的「大明永曆三十七年」。所以，金庸小說《鹿鼎記》里所謂鄭氏家族為是否尊奉永曆帝而與沐王府斗得你死我活的情節，純屬子虛烏有。

復讎雪恥知何日，不斬樓蘭誓不休。

如果以今天的眼光看待300多年前的那段歷史，鄭氏集團與大清王朝隔海對峙的20年，不僅是新舊兩個王朝的對壘，更是新舊兩種國家發展模式的「競賽」。論王朝，清朝「新」，鄭氏「舊」，可論國家發展模式，鄭氏集團，堪稱是「領風氣之先」。

說熟悉，全是因《鹿鼎記》等武俠小說的流傳，這個王朝在各類「戲說」電視劇以及武俠小說中出鏡甚高，諸如明王朝的末代郡王鄭克爽，股肱重臣馮錫范，老太妃董氏，是許多觀眾耳熟能詳的「奸角」。而有關這個王朝的印象，也因之打上了許多不光彩的符號：荒淫、無道、貪婪、奸詐，狼子野心卻保守怯懦不思進取……

可這些鄭經是看不到的，也沒有時間看到。東進福建失敗后，公元1680年鄭經返歸台灣，從此意志消沉，整日不理國事，沉溺於聲色犬馬中，次年正月十八日病逝。陳永華也沒有看到，鄭經東征時，留長子鄭克臧監國，陳永華輔政，其間與民休息，深得民望，卻遭到以馮錫范、劉國軒為首的派系的嫉恨，屢次散步謠言說陳永華欲廢主自立。洞察形勢的陳永華明智的辭去職務，退休歸養，于公元1680年三月病逝。鄭經悲痛萬分，親往弔祭，賜謚號文正。鄭經死後，原來的「繼承人」鄭克臧孤掌難鳴，遭馮錫范一派誅殺，鄭經小兒子鄭克爽即位。海峽對岸的北京城，卻彈冠相慶。康熙重臣李光地興高采烈地向康熙道賀說：陳復甫（陳永華）殞命，台灣指日可待也。

根據有關的史料記載，鄭氏集團時期，對日本的平均貿易稅收，每年約141萬兩，對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貿易稅收，每年約80萬兩，對東南亞諸國的貿易稅收，每年約128萬兩。而明朝末期崇禎年間國家每年全部財政收入，平均不過400萬兩。史載彼時台灣「田疇日盛，官民皆富」，誠非虛言。

所謂台灣最好的選擇，早如陳永華當年所說「以小事大，行韜光養晦之計」，但被鄭經輕易地否決了，這個帶給台灣二十年繁榮的「明主」，在一念之間，將台灣推進了終結的死胡同，成敗，盡在這守成之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