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過此番天價索賠與荒謬執法，在人們討論某些地方權力「西西里化」的同時，不難得出以下結論：

從表面上看，兩起「天價事件」並無聯繫。相同的是，它們都「功敗垂成」。

如果說英國綿延幾個世紀的圈地運動源於養羊業的高額利潤，那麼今日席捲中國的圈地運動的動力則不僅來自經濟暴利的誘惑，更來自「政治暴利」（政績）的誘惑。正因為此，在無數中國「約翰·波米爾」的身影背後，是權力與資本的合謀與分利。

關於后一種不公平，美國國際法學者愛迪·B·維絲早在1984年就提出了「代際公平」理論。作為可持續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則，代際公平已經廣為人們接受，其核心價值觀是資源與財富的使用不能向任何一代人絕對傾斜——當代人應託管好而不是揮霍盡後代的財富。

在經濟改革的大背景下，一些政府部門與上市公司形成了「圈錢利益共同體」毋庸諱言。許多上市公司都送原始股給各級政府官員，腦滿腸肥的官員們等股票價格漲起來后一拋售就憑空大發橫財。及至蕭條時，網路之上立即哀鴻遍野，而那些盼望救市的中小股民更像是唐朝末年的遺民一般，形容枯槁，怨聲載道，只等著仁慈的官府開倉放救濟糧。吳敬璉說中國的股市很不規範，像個賭場，結果引來一片反對聲，指責吳敬璉唱衰中國股市。事實上，連吳敬璉自己也知道中國股市甚至還不如賭場，因為「賭場裏面也有規矩，比如你不能看別人的牌，但中國的股市，有些人可以看別人的牌，可以作弊，還可以搞詐騙」。

極端的例子就是一些單位或個人讓社會擔負成本，讓自己盡享收益。國有企業追逐上市，同樣是因為上市是件一本萬利或無本萬利的好事，既可以讓公司獲得低成本的資金，又可以讓公司高管一夜暴富。大小非帶來的不公平交易，更是逼迫無數投資者用腳投票，遠離中國股市這台巨型的榨汁機。

被害者與兇手在戀愛。沒有誰會否認正在崛起的中國同樣面臨一場文化危機。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人在「讓世界充滿愛」「明天會更好」「好人一生平安」等樂聲中生活，二十年後的中國流行的卻是一些諸如「披著羊皮的狼」「老鼠愛大米」這樣可以作為「虐戀國」國歌的情歌：「我確定我就是那一隻披著羊皮的狼，而你是我的獵物是我嘴裏的羔羊……」一切都變了，想一想齊秦的北方的狼，就知道這世道連狼也變了。

世界上許多國家都有「圈地運動」的歷史，最著名莫過於英國。關於這段歷史，曾有群農民就一位叫約翰·波米爾的領主的巧取豪奪向國王「上訪」：「這個有權有勢的約翰·波米爾用欺騙、暴力佔有您的苦難臣民——我們的牧場，這些土地是我們世代所擁有的。他把這些牧場和其他土地用籬笆圍上據為己有。後來，這個約翰·波米爾又強佔我們的住宅、田地、傢具和果園。有些房屋被拆毀，有些甚至被他派人放火燒掉，我們被強行驅逐出來。如果有誰不願意，波米爾就率領打手包圍他的家。這些人手持刀劍、木棒，氣勢洶洶，砸破他家的大門，毫不顧忌他的妻兒的啼哭……」這個場面，在「房吃人」的今日中國並不陌生。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發布《2006亞洲太平洋地區人的發展報告》指出，整個東亞都在經歷「無就業增長」時期，中國的情況尤其嚴重。同樣，瑞士銀行公布《全球價格及收入》研究報告，就薪酬指數九-九-藏-書和購買力而言，在被調查的71個大城市中，作為內地發達城市的北京和上海分別排在第65位和59位。然而，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壟斷行業繼續以「與世界接軌」的名義，試圖「與天價接軌」。

沒有受到制約的權力，是天底下最大的壟斷。2007年8月30日，《反壟斷法》千呼萬喚始出來。遺憾的是，《反壟斷法》在中國不過是半部法，而非十分完備的法律：一方面表現為具體細節粗陋；另一方面，作為一部以反壟斷的執行機構為核心的法律，主要是靠反壟斷的執行機構來運作，而執行機構又是政府部門，某種程度上，反壟斷的執行機構跟政府是合一的。換句話說，《反壟斷法》沒有更多地強調司法的功能，沒有為企業與政府的博弈留下更多空間。

2007年底以來中國股市大跌引起了不少爭論。應該說，中國股市的發展不失為集合了中國資本化與社會化的一個縮影。以「為國企脫貧減困」為目的的中國股市時常讓人匪夷所思——政府允許那些資質不良的公司上市圈錢，卻又要通過打壓股市等方式讓股民賠錢來為垃圾公司「擠泡沫」。權力與資本默契合謀的結果是讓社會承擔企業的業績風險和政府的政策風險。當國外「敵對勢力」為防止中國崛起而大呼「紅色警戒」時，面對股市的「中國式監管」，許多中國股民早在心底向管理者豎起了「綠色警戒」的警示牌。

「紅色警戒」是美國EA遊戲公司開發的一系列即時戰略虛擬遊戲，「綠色警戒」則是本書作者的一個「發明」，其所要描述的是與當下中國人息息相關的生活。

中國已經告別了紅色革命的年代。如果讀者能從一個更閎闊的背景來看待中國財富的非正常流轉，能洞悉國富民窮與貧富分化背後的奧秘，理解權力在今日中國財富分配地圖上所佔的權重，就不難發現本書作者所說的「綠色警戒」有著極其深刻的時代內涵。其所涉及的，自然不限於股市，它還包括在稅收及其他公共政策方面導致的財富流動，涉及社會如何保衛自己的財富不被坐莊的權力蠶食鯨吞——如前所述，不被薅了「社會的羊毛」。

根據國土資源部對2004年10月至2005年5月部分城市衛星照片執法檢查情況統計顯示，違法用地佔新增建設用地宗數、面積的比例分別達到61％和50％，有的地方甚至高達80％。與此相對應的是，各行各業都謀求自身加強發展，最直接的體現就是多要地、多圈地。國土資源部掌握的各行各業提出來的用地需要，甚至超過了我們的國土面積。

關於前者，儘管全球化論者相信「世界是平的」，但是如果以發展的眼光看，透過中國城市與鄉村、東部與西部、沿海與內陸的差距比較，不難發現中國財富如何傾斜。

此外還有「圈礦」熱，由於國家壟斷自然資源形成了自然資源主體的實際缺位，導致資源集中在一小部分人的手中，以致大量資源被浪費、破壞、偷竊甚至掠奪。這也是近年來有些掌權者能夠在短期內暴富之原因所在。當資本化過程中產權界定不清，社會便將自然資源的命運及其定價權拱手交給了掌權者。

其二，權力天價強買強賣，社會將成為最大的受害者；

這個天價作文班，難免讓人想起王小波在《謙卑學習班》里給富人精英上的一堂課——精英理應謙卑，不要太低估社會的智商。

換言之，這種「天價產品」既不是九九藏書權力聯盟攤派下來的賬單，也不包括市場壟斷條件下的生活必需品。

如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所說，「富人不奢侈，窮人將餓死」；維爾納在《奢侈與資本主義》中也表達了「奢侈帶來資本主義」這一觀點。當有學者指出奢侈破壞人類天性時，主張「富足與自由乃人生兩大幸事」的亞當·斯密同樣在《國富論》中指出，禁奢法代表了「君王大臣們力圖監管個人經濟活動的無能和想當然」。在經濟層面，一個社會可以通過富人的天價消費（奢侈），實現財富的轉移與重新分配；而在政治與社會層面，這種「必要的奢侈」同樣因為承認人的慾望和天性，可以在客觀上抵禦「安貧樂道法」里所承載的隱秘的統治。

另一件事發生在江西上饒市廣豐縣洋口鎮。一位村民只因開貨車剮壞該縣建設局局長私宅外牆的三塊瓷磚，在縣交警大隊調解時，這位膽小怕事的農民竟被告知要支付賠償費和鑒定費共4000元。然而，從《人民日報》刊登的照片上看，瓷磚的損壞面積不過兩厘米寬。所謂「局長一塊磚，農民一年汗」，此事在網上曝光后立即引來惡評如潮。

轉型時代既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如果說媒體製造消費是後現代社會的重要特徵，那麼，壟斷製造天價則或多或少具有前現代氣息。如今，有人將住房、醫療和教育比做和平時期的「新三座大山」。

儘管中央政府提出對耕地實行特殊保護，嚴格限制農用地轉為建設用地，並成立了「聯合督察組」對「開而不發區」的圈地行為進行打擊，然而，非法征地的現象未得到有效遏制，在許多地方甚至愈演愈烈。風行於中國城鄉的新圈地運動被海外媒體譏為「吃社會主義的散夥飯」。

近年來，一些地方為了擴大招商，濫征、強征農民集體土地，或者通過壓低補償標準，拖欠、截留、挪用土地補償安置費等完成權力尋租。與一些地方政府獲得高額土地出讓金形成鮮明對比：一方面部分失地農民變成了「種田無地、就業無崗、低保無份」的「三無公民」，無力維權者甚至走到自焚申冤的地步；另一方面則是權力與資本借「地利」大發橫財。

2005年8月，香港經濟學家郎咸平教授連連在媒體上發出「重磅炮彈」，指名道姓地痛斥許多中國企業領導人借國企改革之機大肆化公為私，侵吞國有資產。這些被指責的企業幾乎都是過去被樹為改革成功典型的「明星企業」，包括TCL、海爾、格林柯爾、科龍等。

其二，可選擇性。試想，如果規定所有立志當作家的孩子必須參加這個冒牌的「黃埔軍校」，那麼，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孩子們便只能接受這種漫天要價。否則，天價是否成功，完全決定於民意市場。

對於郎咸平的發難，中國「主流經濟學」界「集體失語」。郎咸平則為自己因為捍衛國有資產而鬥爭卻得不到同行的響應而大表感嘆。然而事實上，對於上述問題，早在郎咸平之前清華大學教授秦暉早已尖銳地批評過。1997年十五大之後，「國企改革攻堅戰」成為時髦，許多地方出現了比「分」和「賣」更刺|激的做法。如長沙在1999至2000年間對一批贏利的大型國企實行「靚女先嫁」的「界定式私有化」，用政治權力直接把國有資產劃撥給九_九_藏_書「內部人」並一步到位地實現管理者控股（MBO）。這是世界各國包括中東歐轉軌國家在內在公開領域都前所未見的「激進」做法。對此，秦暉曾在《財經》雜誌上提出批評。2002年十六大后，開始實行「國有資產分級管理」，輿論認為這是正式放手讓「各級政府各自處理各級資產」。同時管理者控股的呼聲大漲，風傳轉年將是「MBO年」，秦暉為此又寫了《國有資產如何公正「退出」》與《要MBO，不要MBO年》等文，指出「分級管理」不能改變政府只是國民資產的看守者而非所有者的性質。

其一，透明性。儘管廣告商吹噓「將在未名湖畔打造中國寫作的『黃埔軍校』」，但是絕大多數人都知道所謂「大腕」都不過是凡夫俗子，不可能通過八天教出一群作家，更不可能教出「作家中的軍官」。

從時空兩個維度來看，不公平有兩種：一是同代之間的分配不公平；二是代際不公平。

顯然，當下的土地批租制度，無論是對環境損害，還是財富挪用，都意味著對後代人的財富與健康嚴重「透支」。一位公民拿明天的錢，做今天的事，本無可非議，畢竟一切都是自己償付，然而對於政府來說，多快好省、透支盡下幾代人的土地收益，則無異於搶奪。

其二，它是可選擇性的自主消費，而不是被動的必須消費。

以《潛規則》一書聞名的學者吳思在《誰家之天下：「權貴資本主義」辨析》一文中分析「當代中國到底是什麼性質的社會」？指出當下中國社會主義云云已經不值得討論了，資本主義似乎也有問題。針對吳敬璉此前提到的中國「權貴資本主義」，吳思認為這個概念和一度流行的「官僚資本主義」一樣強調了資本和行政權力的密切關係，但都暗含了一個前提，即中國已經或即將進入資本主義。

郎咸平的炮轟引起強烈反應：平面媒體與互聯網上出現一面倒的聲援之聲，而被批評的企業則紛紛叫屈，格林柯爾老闆顧雛軍甚至在香港把郎咸平告上了法庭。郎咸平回應時表示：他並非與顧雛軍個人過不去，實在是針對國有資產流失的嚴重事態而言。郎咸平由此就「案例」進入「問題」，對中國經濟轉軌中的不少方面提出了尖銳批評。

「天價」正在充斥著中國人的生活。打開百度搜索一下，與「天價」相關的新聞超過幾十萬條。譬如「哈爾濱天價醫藥費」「天價滯納金」「某某豪宅拍出天價」「天價月餅」等等。

有調查表明，地方政府通過土地出讓金所獲得的凈收益多是「取之於農，用之於城」，被征土地收益分配格局大致是：地方政府佔二成至三成、企業佔四成或五成，村級組織占近三成，農民僅佔半成到一成。

吳思反問，如果把「資本主義」定義為資產階級說了算，資產階級控制了暴力，掌握了立法權，那麼，中國可曾有過資本主義？中國的資產階級從來不能說了算，權貴或官僚才是最終說了算的集團。所以，把「官僚資本主義」或「權貴資本主義」倒過來說才比較準確，即「資本―權貴主義」或「資本―官僚主義」。

在秦暉看來，公正的改革應當「在起點平等之下產生最初的所有者，在（競爭）規則平等之下產生最終的所有者」。中國要搞市場經濟，就是因為相信只有通過市場才能實現資源優化配置。從邏輯上說，如果權力就能把資源配置到「優者」手中，還要市場幹什麼，還要搞什麼產權改革？

其一，ｒeａｄ.9９ｃｓw•ｃoｍ它不是非競爭性的公共產品，如水電、石油，甚至包括政府運營成本；

隨著中國的城市化和現代化建設的發展，各地工業園區、開發區甚至「大學城」開始惡性膨脹，其後果是大批農民喪失土地，再一次為中國「現代化」買單。與此相反，一些房地產商卻賺得盆滿缽滿。在2006年福布斯中國富豪榜上，前50名富豪中有20名跟房地產業有密切關聯。他們要麼以房地產業為主業，要麼房地產是其重要的財富來源。在另外一個富豪榜——胡潤的百富榜上，2006年前10名富豪裏面有6名是主要經營房地產的，還有兩名房地產也是其主要產業之一。2004年胡潤百富榜上，有45位上榜企業家主營房地產。

壟斷方利用排他性地位，限制競爭對手或潛在對手的進入，進而限制公平競爭。有的地方出台文件，指定當地只能銷售某一種啤酒、某一種煙、某一種電動車，讓消費者無從選擇。有的壟斷企業擬定霸王條款，要求消費者被動地接受其「高價格、弱服務」。由於「只此一家、別無分店」，消費者只能硬著頭皮接受其種種不公平條款。壟斷方借壟斷輕易獲得超額利潤，也就失去了改進技術和服務的動力，降低了經濟效率。廣東電力系統抄表工年薪15萬元、浙江某煙草公司中層年薪達30萬元等新聞不斷被曝光。2007年8月，中石油披露：儘管上半年國際油價下跌，渤海灣遭罕見暴風雪，但員工酬金成本仍增長三成多，達54億元。

相較之下，由官員控制並經營著的公共財產在沒有民主的條件下搞私有化，則很容易會變成權貴私有化。事實上許多企業，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農村中所謂的鄉鎮集體企業，產權改革幾乎都是給了「看守者」。工人只能像彪哥一樣「看成敗，人生豪邁，只不過是從頭再來」！

對於過去的國營企業和鄉鎮「集體企業」的產權改革，秦暉強調處置公共財產應該遵循「群域要民主」的原則，因為在缺乏公共參与、公共監督、也沒有利益相關各方充分博弈的情況下，公共資產的「看守者交易」往往就是「掌勺者私佔大飯鍋」。當年如果人民公社也按這種方式搞私有化，把公社變成公社領導人的私人莊園，農民變成打工的，或者乾脆被趕走，那農民還不造反了？幸虧當時農村改革是農民自己搞起來後上面才承認的，農民平分了土地（當然只是「承包」，地權問題遺留至今），打破了「大鍋飯」。如今土地是農民各自經營的，並沒有「掌勺者」。然而耐人尋味的是，這反而成了地權改革比其他公共資產（包括鄉村中除土地以外的其他公產如企業等）的產權改革更為困難之處：土地如今不是由官家經營、而是由農戶經營的，於是有些人就絕不允許它私有化！

如何在中國實現「文明憲政、輕鬆生活」？幾年前，吳敬璉在接受《中國青年報》採訪時強調「改革，我們正在過大關」，號召中國民眾齊心協力闖難關。2003年，中共元老任仲夷先生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也談到，中國改革仍未過大關，並以「改革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與國人共勉。不過，在這一節中本書作者著重要談的是「過大圈」。

顯而易見，真正給公眾生活造成「天價傷害」的不是市場，而是壟斷。事實上，真正的市場並不畏懼天read.99csw.com價，魚龍混雜同樣是一種社會生態。如果將這種選擇性的「天價消費」理解為一種「奢侈」，天價也會有積極意義。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天價甚至可能引領時尚，並且通過「拖拽效應」使奢侈品逐漸成為日常用品。當社會不斷前進，奢侈品往往是暫時的。比如說，在1900年室內盥洗室是奢侈品，如今早已進入尋常人家。

其三，來自媒體與社會的監督有助於權力的正常運行，或回歸正常軌道。

2007年，有兩條「天價」新聞曾經成為人們爭相討論的焦點。一件發生在北京，另一件則在外省。

中國經濟的資本化過程無疑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關心社會的人早就指出，中國經濟的資本化過程是在國有產權的基礎上，或國有產權佔主導的基礎上來完成的。而國有產權的性質也決定了中國經濟的資本化不可能讓產權運作成本與產權運作收益完全歸結到相關當事人身上。

「天價產品」為社會所接受至少要滿足以下兩個條件：

相較之下，發生在羊口鎮的天價索賠案講述的則是權力視野下的公民生活。區別於上述「商品天價」，這位建設局長展示了「權力天價」。三塊普通的瓷磚，稍有點常識與理智的人，都不會相信它們會價值幾千元。荒誕的是，被這位建設局長喚來的縣交警大隊，竟然相信了，而且理直氣壯地朝那位農民「秉公執法」了。令人寬慰的是，這起事件借媒體之力終於大白于天下，這位建設局長此時不得不面對「170萬元建私宅」的追問。

擁有壟斷優勢的國企「福利腐敗」只是個表層問題。更嚴重的是這種權力壟斷扼殺了中國人創業和競爭的起點公平。據統計，1994至2004年十年間，有770萬家個體戶消失。經濟學家吳敬璉在一個以「收入分配」為主題的論壇上同樣指出，機會不平等導致中國當前貧富差距不斷加大，而造成機會不平等的因素，一個是腐敗，另一個就是壟斷。壟斷一方面使人們的消費不斷地「與天價接軌」，將社會不斷分化為「房奴」和「房主」，使絕大多數人不得不為天價疲於奔命；另一方面，又在日復一日，腐蝕一個國家創造未來的根基。

「青春寫作旅」涉及的是人們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選擇與生活。從經濟社會學的角度來看，人人都是「經濟人」與「理念人」，人們的一切行為無不與其利益相聯繫。從自利原則出發，每個人做出適合自己的選擇，社會理性將達到最優。在一個開放社會，此事無須道德出場，市場的無形之手足以使之流產。

同樣被圈的還有江河。2003年6月水利部在全國範圍內進行了拉網式清查，查出僅「四無」（無立項、無設計、無驗收、無管理）水電站就有三千多座。《中國經營報》曾發表《脫貧工程帶來的返貧危機》提出警告，要求國家以立法的形式保護庫區人民的權利，否則一旦悲劇釀就，局面勢必無法挽回。

發生在北京的事是這樣的：幾位北大教授搞了個「青春寫作旅」作文培訓班，短短八天時間，收費竟然高達4900元。

如有財政專家指出，短短十余年，通過現有土地出讓制度，地方政府收斂了萬余億元的巨額可支配財力，但是它是對50至70年的地租採取一次性收取資金的方式進行的，其所反映的是某些權力部門「寅吃卯糧」或「與子孫爭利」。

其一，互相包庇縱容的權力形成權力壟斷，繼而導致權力天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