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耐人尋味的是，美國時間當日下午，總部位於舊金山的Twitter公司接到了一封發自美國白宮的郵件，「請求」該公司推后其原定於15日深夜進行的系統維護。《華盛頓郵報》隨後披露說，詼郵件內容包括：「伊朗正處決定性時刻，Twitter顯然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你們可以讓它繼續工作嗎？」與此相關的背景是，據《紐約時報》報道，新上任的美國國務卿希拉里·柯林頓熱衷推行「網路外交」，重視利用社交網站Facebook、視頻共享網站Youtube、圖片共享網站Flickr和Twitter這些平台傳遞外交政策信息，聲稱要以網路力量來應付那些打壓國內媒體的國家，而奧巴馬政府已經把社交網站視為「外交箭袋中的一支新箭」。

當然，除了寫反詩，其他類型的「題壁」也可以完成政治傳播的目的。比如說宋朝有個叫盧秉的，原是縣裡文書小吏，一個副科級幹部，比在重慶彭水縣遭遇「簡訊獄」的秦中飛的官大一點，他在旅館牆壁上寫了首詩，後來被王安石讀到，因此得到了升遷。

抽煙不但有害健康，也可能有害仕途。2009年，一度鬧得沸沸揚揚的南京市江寧區房產管理局局長，以抽1500元一條煙聞名的周久耕，被免去房產管理局局長職務。

唐德剛有本書叫《胡適口述自傳》，它為我從此打開了胡適之門，同時讓我對口述歷史有了深刻的印象。唐德剛是胡適晚年的入室弟子，多年堅持口述歷史，最具影響的就是《胡適口述自傳》。

人人都是記者，個個都有真相。從表面上看，記者是一個職業，但是對於許多人來說，這更是一種記錄和參与社會的生活方式。拜互聯網和攝錄科技之所賜，尤其是伴隨著博客（網誌）和DV等大眾傳播方式的興起，如今每個人都有成為記者的可能，每一位受眾都可以投身於未來的新聞業。歷史已然無數次證明，只有讓真實的信息源源不斷地流向社會，讓公眾知曉，這個世界才有可能避免因為謊言坍塌而發生真相的擠兌與雪崩，並擁有一個可期的前景。

互聯網改變執政觀念。執政黨對互聯網的重視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網路時代的中國政治進入了一個新階段。與此相關的背景是，據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2009年1月份的統計數據顯示，中國網民數量已經達到3.6億，居世界第一。網民的政治參与，部分彌補了現實政治表達的「貧困」，日益影響著政治決策和高層思考。即使是那些曾經視互聯網為洪水猛獸的人也漸漸相信，與其把互聯網視為挑戰，不如順勢而為，使其變成可以提高政府執政能力的一次機遇。

當然，一項技術從發明到廣泛運用會有一個時差。在手機剛開始流行的時候，儘管手機都內置了收發簡訊的功能，但是大家卻很少用它。直到2001年開始，簡訊的使用量才出現了井噴式增長。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簡訊神話向我們表明，那些蟄伏于日常生活中的傳播科技，可能在無聲處醞釀驚雷。

憑藉鋪天蓋地的廣告、跨國的明星陣容、數億元的製作成本，2005年歲尾年關，陳凱歌和陳紅將眾多影迷勸進影院。然而，影迷們多半是失望了，他們看到的不過是一個子虛烏有的饅頭以及一個面色慘白的女人和她近乎無厘頭的詛咒。

任何國家的公民都不可能憑一己之力做一番有益社會的大事業，更不可能散兵游勇式地生活。隨著改革開放的深人與民眾權利意識的蘇醒，「小政府，大社會」與建設一個「權小責大」的政府日益成為共識。一個好的政府只是負責提供公共產品，擔任社會「裁判者」和「守夜人」角色。這種「公共產品」，當然也包括對公民自組織能力的建設。近幾年來「社會建設」被反覆提出，也因此成為中國社會力量培育與再造政府的重要契機。

正是這個劇情「馬腳」讓武漢的年輕人胡戈有了一展身手的機會。2006新年伊始，《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的視頻剪輯迅速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一時間，「惡搞」大行其道，而陳凱歌在機場的一句「人不能無恥到這種地步」也迅速成為網路流行語，就像幾個月後黃健翔解說世界盃時的尖叫，繁殖出各式各樣的版本。

什麼是口述歷史？美國作家唐諾·里齊（Donald A. Ritchie）在《大家來做口述歷史》一書中給了一個學理上的定義：「以錄音訪談的方式彙集傳記者談自己關於有歷史意義的事件的一些個人觀點。口述歷史訪談就是一個準備完備的訪問者對受訪者提出問題，以錄音或影像的形式問答，當然，同樣會整理成文本，以便於流傳。」

有了危機怎麼辦？對於有些人來說，最省事莫過於兩種：一是自殺，二是下跪。

類似的博客形式還有很多。黑板報，就是這樣一個博客。有一年，我回到闊別多年的中學，站在學校的黑板報前看了許久，感覺自己像在讀博客。讀到其中一句話，也頗有一些感慨——「時間不會流逝，流逝的是我們。」其實，人生最大的不幸或無奈還在於，在他的有生之年，看到「舊制度不會流逝，流逝的是我們」。我有位朋友在MSN上簽名：「我能想到最痛苦的事，就是和這個制度一起慢慢變老。」

今天，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外國媒體視北京為「全球記者的天堂」，向北京增派人手。如有記者所說，北京已成為全球記者心目中「希望抵達的熱地」「採訪的天堂」。顯然，任何時代都需要新聞記者，但是在一個轉型國家，以新聞為業更能動人心魄。為什麼那麼多人喜歡擠在一起觀看日出？因為人們樂見事物的新生，見證立竿見影的成長，並在必要的時候指出驚世謊言和潛在危險。

自媒體時代的到來，使每一位網民都有可能顯山露水，走到時代的風口浪尖。一個「牆倒眾人Blog」的時代已經到來，它可能是摩爾多瓦式的疾風驟雨，也可能是日拱一卒的和風細雨。無論其對現實政治走向的影響如何，但是這些個人媒體對政治傳播方式的改變，對宣傳與管制型媒體形成巨大衝擊已是不爭之事。

而一切歷史都是殘缺的歷史。真相如果不能進入公共領域，就難免像「祖傳秘方」一樣失傳。我們今日所見「通史」「全編」亦不過是管中窺豹，只見一斑。如馬斯洛所說，「整個思想史就是說人性壞話的歷史……我不認為歷史真實地反映了人類精神」，「歷史只是抽象的統計」。——正是在這種僧況下，大家都來「不被選擇地口述歷史」便成了歷史敘述進步的關鍵。

《水滸傳》有一回《潯陽樓宋江吟反詩 梁山泊戴宗傳假信》，寫的是宋江醉酒題壁。一首「心在山東身在吳，飄蓬江海漫嗟吁。他時若遂凌雲志，敢笑黃巢不丈夫」，驚動了朝野。這算是早期的「政治博客」了。至於武松在殺人後，還在牆上吹牛「殺人者，打虎武松也」，倒像是武松給自己的「打虎牌」搞推廣，算是「營銷博客」。

和許多人相比，對於當下中國的轉型，我有著較為樂觀的判斷。一個最重要的原因便是傳播的發展既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人們生產、生活的方式，同樣在改變人們的思維以及社會結構。正如著名傳播學者哈羅德·伊尼斯（1894～1952）所斷言：「一種新媒介的長處，將導致一種新文明的產生。」如果伊尼斯先生有幸活到今天，相信他會激|情澎湃地將這個時代的文明定義為「互聯網文明」。

由於中國尚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又因近年來有若干房管部門領導因腐敗下台，在不知道周久耕究竟有多少財產的前提下，網民的確有理由浮動「腐敗猜想」，質疑他憑著一點公務員薪水如何能開得起凱迪拉克，抽得起1500元一條的煙，戴得起10萬元一隻的手錶。接下來的情形是，周久耕不但被「人肉搜索」，而且遭到了無數網民的戲弄與嘲諷，諸如「周至尊」「久耕托市」等民間詞語應運而生，廣為流傳。一場集體參与的「網路彈劾」由此漸漸進入高潮。

2007年11月24日上午，浙江金華五十多個群的代表聚到一起，宣告「金華市青年QQ群聯合會」正式成立。據悉，這是全國首個以網路QQ群為會員的民間組織。對此，浙江省民政部門表示「其創新意義、探索價值非同一般」。

當然，從傳播學的角度來說，解構的這種積極意義還在於，言論自由與公共空間的建設，不僅必要，而且可能。如傳播學者斯圖亞特·霍爾所說，受眾是意義完成的關鍵。既然任何信息的發布，意義的完成最終都是由受read.99csw.com眾所決定，那麼，聽者有心，言者無罪，任何言論、文學與藝術對於這個社會來說，都不至於形成直接的危害。

政治是管理公共事務的藝術，善治的實現必然離不開公眾的廣泛參与。然而，在網民毫不吝惜地讚美互聯網為中國正在形成的開放社會立約時，同樣應該看到，互聯網議政與互聯網執政的過度繁榮，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其他治理途徑的嚴重缺位，尤其反映了主流媒體——諸如報紙、電台、電視台——作為輿論平台的失效。在中國，網路更像是政治與社會表達的一個替代品或者集合器，它集街頭運動、議會辯論、輿論監督與社會監督等於一身。它表面上熱烈無比，卻又有著雜燴一切的曖昧。作為博弈工具的互聯網，一次次見證了原本可以在法院解決的問題，卻不得不首先經過一場場轟轟烈烈的「媒體審判」或者「互聯網審判」才能推動；原本可以在日常行政中解決的問題，卻要通過互聯網上風起雲湧的聲討「定止紛爭」。

對於流行於網路上的意見，有人可能會說，網路意見是一種不全面的意見，不代表民意。這種批判多少帶有一種烏托邦的意味，因為直至今天，歷史上大概也沒有什麼民意是全民一致達成的，要不怎會有更像是權宜之計的「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事實上，在分眾化社會到來之際，如何維護少數派權利更是現代政治的首要任務。如果將網路意見視為民意中的一部分，就應該相信任何網路意見，哪怕只是從網上發出的一個孤獨的聲音同樣值得政府與社會重視。

當然，另一方面，社會進步有一個過程。透過周久耕「對百姓負責」這一政治表態在網上所受到的「民意狙擊」，不難發現今日中國社會已取得怎樣的成長。從政治傳播的角度而言，說是一回事，做是另一回事；怎麼說是一回事，怎麼理解又是一回事。眾所周知，在過去一些官員們大談「為人民服務」時，人們通常只知被動地接受「服務」，卻很少有渠道反饋這種「服務」質量如何，能否更換。而現在，藉助網路，以網民形象出現的公民們可以對那些偽稱自己「對百姓負責」的官員集體說不。

更令人痛心的是另一種「有組織下跪」。2007年，蚌埠東部的鮑家溝的村民，奔走呼號十幾年解決不了當地日益嚴重的污染問題，最後百般無奈的村民們只好組織起來，當然不是做什麼驚天動地的事情，而是趁著國家環保總局檢查組前來視察時「緊急下跪」——上百位村民守在村口「跪請政府治污」。

一百多年以前，在信息時代尚未破曉之時，大概是意識到人們對信息的過度攫取會毀掉自己的生活，梭羅離開了喧鬧的城市，走近了瓦爾登湖。就像今天，拔了網線，關了電視，過不被信息垃圾包圍的日子。顯然，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那些發生在遠在天邊的大事小情，無論是一場血淋淋的自殺式襲擊、綁匪的演講，還是女明星成功或者失敗的隆胸術，與我們的生活其實是毫不相干的。

如何做一個網路時代的好公民？在本節結尾，還是讓我們回味阿爾文·托夫勒寫在《再造新文明》一書中的那段話吧：「容許犯錯，不妄下斷言，尊重多樣性，再加上一些幽默感及有所節制，這些是我們展開二十一世紀的新旅程時，行囊中不可或缺的求生工具。」

從官方通訊社的報道來看，周久耕被罷官不外乎三個原因：一是「發表了不當言論」；二是「存在用公款購買高檔香煙的奢侈消費行為」；三是「在社會上產生了不良影響」。在這裏，前兩個問題應該都不是真正的問題，否則周久耕官早就丟了。顯然，其丟官的關鍵在於第三條，即犯了眾怒。

事實上，這並非Twitter等社交網站首次顯示其巨大的「煽動力」。兩個月前，摩爾多瓦大選后發生的那場未獲成功的「顏色革命」就被稱為「Twitter革命」。從摩爾多瓦到伊朗，兩次大規模抗議活動中，Twitter都是主要的召集平台。《紐約時報》4月9日曾詳細披露過摩爾多瓦的青年組織如何策劃「Twitter革命」。文章說，「Hydepark」和「Thinkmoldva」這兩個青年組織是這次示威活動的組織者。「Thinkmoldva」領導人之一納塔利婭·莫拉里在其博客上揭秘了動員過程：「6個人，只用了10分鐘的快速思考便作出決定，然後用數小時通過網路、Facebook、博客、簡訊和電子信箱將消息傳播出去……結果1.5萬名年輕人走上街頭。」

發生在開平的這起案件無疑暴露了中國未成年人保護方面的問題。然而，我更願意將此歸咎於這些孩子以及周邊社會人權觀念的淡漠。所幸在作惡者狂歡、圍觀者繞行的時刻，如今還有互聯網——所幸網路睜開了正義之眼。

2006年，「文學死了！」死在詩人嘴裏，而且死得很難看。詩人葉匡政在《文學死了！一個互動的文本時代來了！》一文中斷言「憋在很多人心裏的這句話，終於可以說出來了」。

2008年，網上流傳著一則有關廣東開平市未成年人性|虐待未成年人的視頻。在接到報案后，警方隨即展開調查。真相是：2007年7月中旬，七名女孩將一少女從開平某網吧強行帶到某旅店，並約來四名男孩，對受害少女進行毆打、凌|辱和強|暴，並逼她自扇耳光和踏正步。一名涉案者用手機拍攝了部分過程，無意中為這起惡行留下了證據。

據說美國總統的新聞班子會適時地把信息透露給守在白宮外的記者，並將此視為「給野獸餵食」。不幸的是，在一個處在矛盾凸顯期的社會，公眾同樣像渴望正義之肉的野獸，他們通常會在間歇性發作的正義聲討中「嘗鮮即安」，然後心滿意足地離開，這也是許多爭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能徹底解決的原因所在。

進一步說，解構主義的到來，既為中國言論空間的拓展提供了某種可能，同祥為中國的社會覺醒樹立了標杆。當人們開始意識到當下中國已經迎來了「復興文藝」的最好時期，更有理由相信，決定中國未來命運的「文藝復興」將肇始於這場解構運動——因為解構正在完成文藝復興的第一步，即讓每一個個體抽身於舊有的儀式，否定權威，服從內心，復活或者增加自己的創造。

博客使全民表達成為可能。每個人都擁有了屬於自己的一個或無數個麥克風，而且這是個跨國麥克風。每個人代表自己說話，在任何時候，都可能做到同時進行，敘述就像我們日常生活一樣簡單平常。此一歷史進程或可概括為「科技改變傳播，傳播改變生活，生活改變文化/政治」。

網民不是全體人民，但在這個時代它卻有著極其特殊的現實意義。和「人民」這一概念不同的是，網民不只是一個集體稱謂，它更是一個個意見終端與權利終端，一個個具體的人，它兼個人身份與集體身份於一身。當「人民」變成網民，每個人都是直接表達自己意見的權利主體，每個人都是集體利益最真實的代言人。正因為此，網上流傳的各種有關周久耕的零星反對意見，最後能上升為一種不謀而合的集體表達，能夠匯聚成強大的民意潮水，終於浮走了混世者的官帽。

早在此前，在周久耕表示自己堅決查處降價房是「對百姓負責」之後，許多網民不但不買賬，反而對他的言論「厭惡至極」。在絕大多數人看來，房價只有降到大家買得起的水平才是真正「對百姓負責」，否則一切免談。

如果能夠看清政治的本質就是傳播的藝術，就不難理解一項具有革命性的傳播技術的發展必然會改變一個社會的政治與生活。互聯網對中國而言具有史詩性的意義即在於此。

對於一個社會來說，民意崛起並非可以取到立竿見影的效果，有時還可能毫無作用，因為民意會遭遇強力的抵抗甚至反噬。比如說，每位公民都應該享有憲法賦予的言論自由，但在實際操作中，我們卻看到許多無法無天的縣官使其治下的異見公民因言獲罪。與此同時，對於制度建設的推動也往往收效甚微。但是，網路的存在已經讓制度內的「害蟲」不敢過於招搖，因為它們隨時可能被聚焦于網眼之下，被定點爆破。古有「看殺衛玠」，今有「看殺貪官」。

在《同文學藝術家談心》的講話中，溫家寶高度評價文藝復興時代是「一個百花競放、碩果累累、群星燦爛、人才輩出的光輝時代」，「經濟的大繁榮往往會帶來思想文化的空前活躍」，任何想有所作為的政府，不僅要鼓勵大家勇於追求真理，還要千方百計為社會提供追求真理的環境。

比如說在電影《色·戒》https://read.99csw.com裏面，女主角王佳芝稀里糊塗地做了特工，在執行任務前，特工頭子給了她一粒毒藥，讓她在「情急」時吃下去。這個招數無疑是十分狠毒的，意思是你要是失敗了，就不要再連累組織了。這種「置成員于死地」而「求組織之後生」的偏方早已廣為人知。

相信今天大多數中國人更認同雨果的判斷，而不是那位古代同胞流放自我、漫無邊際的抒情。真相從來就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更不能指望哪位聖人高高在上的光照。

有人感慨，中國是個「口號國家」。無論城裡，還是鄉下，今天人們見到最多的政治宣傳就是標語口號。諸如「誰放火，誰坐牢」「寧可血流成河，不許超生一個」等等，這些烙有這個時代鮮明特徵的宣傳也算是「組織博客」或「官方博客」的重要內容了。

最早接觸「口述歷史」（Oral History）一詞是在幾年前讀唐德剛的時候。

儘管我在上面引述了不少媒體評論，不得不說的是，在這個一日千里的時代，傳統的報紙、電台、電視台甚至「傳統網站」正在失去自己的新聞優勢，越來越多的受眾已不再依賴報紙及其網路版獲得最新消息或者突發新聞，而是通過Twitter、Facebook、MSN、QQ等社交網站或者社會性軟體上的好友或陌生人獲取最新消息。邁克爾·傑克遜猝死的消息首先出現在一家名人網站，而一向以搶報突發新聞為能事的各大電視台被遠遠甩在了後面。消息公布后，Google、Facebook、Twitter等網站流量暴漲。Youtube官方音樂視頻瀏覽量飆升至1000萬次，較平時增長近50倍。Google甚至將「傑克遜」的搜索關健詞識別為網路攻擊。

換句話說，在全世界都在點電燈時，有權有勢者即使有心讓自家囤積的劣質煤油賣個好價錢，也不敢明目張胆地否定電燈的價值，更沒有能力冒天下之大不韙，讓人們唾棄電燈而團結在昏昏欲睡的煤油燈下。

沒有哪個時代不生長謊言，沒有哪個時代沒有被謊言和無知遮蔽的灰暗，甚至那些標榜探尋真相的人也會參與制造謊言或為謊言施肥。但從整體上說，記者這個職業從其誕生開始便是以探尋和傳播真相為業，並以此探尋和傳播為榮耀。當然，新聞記者冒險犯難並不止於不動聲色地為時代記流水賬一般的真相，他必定在見證中參与，因為他知道自己身處怎樣的時代，知道這個時代正在跨越怎樣的難關，堅守怎樣的價值並呵護那些事關進步的默契。

和李楊的「盲系列」電影（《盲山》《盲井》）相反，由蔣雯麗主演的電影《刮痧》反映的則是另一種社會現實。在這部據說反映中美文化衝突的電影里，美國醫生給中國小孩例行身體檢查時偶然發現孩子背上有刮痧留下的印痕，立刻電話報警。隨後，警方不僅通知兒童權益保護機構出面，甚至決定暫時剝奪孩子父母的監護權，有問題法庭上見。

網路不僅記錄正在發生的歷史，而旦創造歷史。在這個「人各有志」的時代，每個人都可以自主地記錄自己的生活與遭遇，並且藉助網路等新興媒介在公共領域發出自己的聲音，做一個寂寞而真實的桅頂瞭望者。若得幸運之神的眷顧，還會憑著自己無意的一瞥，撞開歷史多情的一頁。正是看到這一改天換地的變革，2006年美國《時代》周刊將網民評選為年度風雲人物。

中國之民意崛起，來自中國近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來自現代網路科技的發展。如果承認在中國從封閉走向開放的過程中，暗合了「重新發現社會」的過程；承認中國在逐漸地告別過去那種一切以政治為中心的「上下高度一致」的時代，就不難發現，無論是改革開放，還是互聯網發展，客觀上都是在個體平等的基礎上形成一種橫向的聯合。如前所述，中央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最重要差異就在於：前者的信息是垂直流動的，而在市場經濟中，信息主要是水平及對角流動，買賣雙方在各個層次交換著信息。

如唐德剛先生所感慨，人不過是脊椎動物中的一種。看到這樣的「日常之惡」、用手機拍攝的「殘忍的戲劇」，相信許多善良的人都難免會悲觀、傷感。其實，無論受害者是誰，其駭人聽聞的程度都足以成為社會之大不幸。那些少男少女在視頻中所表現出來的罪惡，不僅讓我們看到了潛藏於人性深處的卑污，更應讓所有同時代的人因蒙羞而警醒：

在過去，在網上衝浪被當做一種時尚，而現在更是一種必須的生活方式。阿爾文·托夫勒曾經在《再造新文明》一書中斷言：世界迎來了第三次浪潮。第一浪潮是以鋤頭為標誌，第二浪潮以流水線為標誌，而第三浪潮則是以電腦為標誌。第二浪潮的大眾化社會已經為分眾化社會所取代，同質性社會為多樣性社會所取代。如今，伴隨著各種社會性軟體（Social software）和社會性網路（Social networking）的興起，互聯網文明早已經開花結果。

雖然我們對社會組織的成長時常抱以厚望，不可否認的是，如果沒有頭腦，失去人對個體尊嚴的感受與領悟，這個組織充其量只能發展成一個龐然大物，而不會使社會有力量。或許這也是當下中國「洗腦型企業組織」的困境所在。關於這一點，看看市面上流行多少「向軍隊學管理」之類的書籍就知道了。

人有表達的慾望，就像《西遊圮》里，孫悟空不忘在如來佛祖的指根書寫「齊天大聖到此一游」。世界各地，凡是能書寫的旅遊景點，我們都能看到會有人塗鴉。同樣，古代文人墨客到某處都是心血來潮，留下墨寶，比如說古代的題壁詩，這種藝術形式始於兩漢，南朝時漸多，至唐宋更是盛極一時。這些可以理解為最早的博客或BBS。

按照唐德剛的說法，自古以來，中國便存在口述歷史。而「口述歷史」的歷史至少可以推到「荊軻刺秦王」。司馬遷的《史記》，很多章節便是依靠古人的口述寫就。

「餓滴神獸啊，救救餓吧！」沒有誰會懷疑，這是一個解構的時代，一個驚心動魄的時代。從「俯卧撐」到「躲貓貓」，從「打醬油」到「瑪勒戈壁」上的神獸「草泥馬」到「猴蛇」……主義與順口溜，真理與潛規則，虛擬與現實，正人君子與情|色錄像帶，獎賞與屈辱，希冀與失落，各種觀念、思想與情緒相互糾葛，各種道德、名分和利益充分博弈。儘管當下中國公民尚未獲得現代意義上的完整的表達自由，不可否認的是，網路忽如一夜春風來，為中國人的社會表達與個體創造，吹開花千樹。

對於一個處於轉型期的國家來說，最積極的做法通常是，政府在鼓勵社會成員從舊有體制與文化中走出並在更開放的經濟與社會的維度尋找自我獨立性的同時，更要在制度上給予其儘可能多的便利，為重建各種社會聯繫提供可能。從這方面說，以網路的群為會員的民間組織的成立，理應成為這種邏輯的自然延伸。

所謂「互聯網執政」不過是「新聞執政」的拓展。「新聞執政」（Governing with the news）的提法源於美國白宮發言人，它區別於傳統政治傳播中的「宣傳統治」（Rulling by Propaganda）。不難發現，在由封閉走向開放的路途中，中國同樣經歷著由「宣傳統治」到「新聞執政」的轉變。國務院新聞辦的官員亦表示，中國政府應對新聞媒體的態度已由「媒體控制」「媒體管理」過渡到現在的「媒體合作」。

2009年6月的某天，筆者偶然讀到一則有關荷蘭國會議員瘋玩兒微型博客Twitter的新聞。據說，他們當中許多人利用開會時間在鍵盤上埋頭苦「推」，沉浸在Twitter網站上。「Twitter瘋」就好像傳染病一樣，愈來愈多議員被感染，直到「議長終於忍無可忍，私下勸說他們自我約束，多放點心思在問政上」。

著名傳播學者麥克盧漢說「媒介即信息」。丹·吉爾默說「我們即媒介」，應該說，他們都是深得傳播與媒介真諦的人。博客成為「由所有人面對所有人進行的傳播」的自媒體的一個標杆。在這個「我有機會講話」的年代，如吉爾默所說：「你的聲音是重要的。如果你有值得說的，人們會傾聽。你可以做自己的新聞，我們都可以。」

有關題壁的佳話很多，最有名的恐怕就是崔顥的《黃鶴樓》一詩了。崔顥題寫了《黃鶴樓》之後hｔｔpｓ://ｒｅaｄ.９９ｃｓw.coｍ，李白驚為絕唱，自愧「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唐代，題壁詩驟然大增，開始形成一種風氣。元稹寫過一首詩：「郵亭壁上數行字，崔李題名王白詩。盡日無人共言語，不離牆下至行時。」周邦彥曾經填過一首《浣溪沙》，其中一句便是「下馬先尋題壁字」，用現在的話說，就是一下車就鑽到網吧里頂帖子去了。

為什麼有人會容忍這樣的罪行？為什麼這些少年竟會如此兇殘，肆無忌憚？為什麼在相關群體中幾乎廣為人知的罪行，在近一年後才為警方所知？倘若不是互聯網「睜著眼睛」，上述罪行會不會像沒有發生一樣，一切風平浪靜，而作惡者卻繼續招搖？

儘管互聯網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謠言」與「錯誤言論」的傳播，讓一些多愁善感的正人君子心懷憂懼，甚至竭盡所能掩飾這個時代亟須醫治的潰瘍。然而，即使如此，在關鍵時候互聯網總是能給我們帶來溫暖、驚喜與光亮。自從有了互聯網，信息傳播的格局產生了巨大變化，每一個人都可以輕鬆地成為一個「新聞社」、一個「編輯部」、一部「電台」，一個「伸張權利的終端」，從「史上最牛的釘子戶」到「廈門PX」事件中「手持簡訊」的散步者，這一切無不表明：如果有可以持續的自由權利，每位公民都能頂天立地。

據稱，在「黑磚窯」事件曝光時，當時的山西省長於幼軍一直高度關注網上的反應。「有一次，我起碼打了十幾個省廳和地市官員的電話，問他們『有沒有看網上？』都說沒有，都不重視網路。」今日中國互聯網不僅是一種認識真理的工具，同樣是一種新的治理工具。從中央到地方，中國政府對互聯網的重視是顯而易見的。在2008年「兩會」上，中央領導人希望網路能成為民眾與中央溝通的平台，互聯網將從學用、商用、民用走到政治生活前台，更加深刻地影響中國社會。地方官員也在不同場合鼓吹學好、用好網路，「如果黨政官員不願、不會、不能利用網路和群眾保持溝通的話，那可能就會變成現代社會的聾子和瞎子」。

更重要的是，對於一個正在積極推進社會轉型的國家而言，「有志者事竟成」在文化或政治上也被賦予另一層含義。

真相創造歷史。從美國始於十九世紀的「扒糞運動」到二十世紀的水門事件；從流行於中國各個「利益城堡」中的「防火防盜防記者」的口頭禪到2007年發生在山西的「黑磚窯」事件，不難發現，探尋真相是社會進步的重要法則，是永遠未竟的事業，因為任何人、任何時代都不可能獲得全部真相，而只能不斷地獲得真相。

然而，對於許多人來說，使用Twitter發言本身就是一種問政方式。而且，類似微博客的流行，已經引起越來多國家網民與政要的注意。比如，在這年6月發生在伊朗的街頭騷亂中，Twitter便是示威者發泄不滿、相互串聯的一個重要渠道。由於騷亂期間伊朗政府對媒體和互聯網實施管制，經由這些網站傳出的德黑蘭街頭示威的照片以及衝突、傷亡情況甚至成了西方各大媒體報道伊朗的重要信息來源。140個字元只能說清楚兩三句話，然而正是網路上這些源源不斷的兩三句話，為伊朗大選后的動蕩局勢「火上澆油」，據稱，6月15日當晚，Twitter上以「伊朗大選」為標籤的信息幾乎每分鐘就增加30篇。

類似的佳話還有：清代詩人袁枚有一次路過揚州，讀到一首好詩，由於當時的政府沒有搞「題壁實名制」，作者具名時只留了個「馬甲」，因此害得袁枚到處打聽，忙了一年多，所謂「好疊花箋抄稿去，天涯沿路訪斯人」。在信息溝通困難的古代，旅店、寺院等供人歇宿的地方，是信息傳播的重要場所，但也只是傳播而已，雙向交流就困難了。

相關新聞透露，這七位少女是「結拜姐妹」，實際上已經形成了一個小幫派。當「幫派利益」形成后，這些人實際上已經將自己的靈魂部分交給了幫派，「與魔鬼締約」，若是一起「做大事」，便會讓自己成為幫派機器中的一個零件。少數服從多數，溫和讓位極端，「群體時常會混雜、融合、聚變，獲得一種共有的、窒息自我的本性」（莫斯語）。久而久之，個人道德不得不屈從於群體意志，個人理性不得不屈從於群體情感。人們因為「理智丟失，責任分散」而喪失自己做人與合群的底線，就像被捲入了一場瘋狂的舞會，此時此刻只有集體瘋狂，人生舍此全無意義。

網路之上，現實之中，近年來有關經濟特區的爭論此起彼伏。然而在我看來，轉型期中國最大的特區就是互聯網。這是一個思想的特區，也是一個交流的特區、傳播的特區、公民自組織的特區。它超越了生活中的一切繁文縟節；它以技術對抗技術，衝垮了種種禁忌。

令人稱奇的是，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有關權利、法律和商業之事，如何竟要通過下跪來解決？莫非這就是所謂「男兒膝下有黃金」？而且取之不盡，用之不絕？中國人的膝蓋更像是一座金礦，如果不能逢山開路、遇水搭橋，那就在自己的膝蓋上尋找出路。種種「下跪新聞」似乎在向我們道明中國社會生活里的另一種真相——一方面，非下跪不足以維權；另一方面，非下跪不足以抒情。

與此同時，在譴責這些少年的暴行時，更要直面導演李楊鏡頭下的「盲社會」。當一個人甚至一個群體失去理性時，整個社會應該如何面對，是保持目光明亮還是熟視無睹？顯然，就公民社會責任而言，透過發生在開平的這出悲劇，我們所看到的卻是太多失望。儘管許多在私下傳看過視頻的學生包括一些成年人都知道個中行為是有罪的，但是竟沒有一個人去報案，因為「怕惹麻煩上身」。

最有風情的題壁當屬郁達夫。1931年，在游桐廬嚴子陵釣台時，這位憂鬱的才子乘著酒興在祠堂高牆上題了一首名為《釣台題壁》的詩，其中兩句「曾因酒醉鞭名馬，生怕情多累美人」早已廣為人知。

一個社會的誠信只能靠「互相糾正」來爭取。沒有這個可以互相糾正的前提，讓一個社會的大多數人遵守誠信是絕不可能的。而如果大家都來口述歷史，交叉驗證，吹噓者自然害怕原形畢露，因此「被迫誠實」。

2007年的「周老虎」事件可謂轟轟烈烈，當有些人將「全民打虎」的起因歸咎於政府的「誠信危機」時，我卻更願意看到社會變遷的另一面，並將此歸功於中國公民探尋真相和表達意見的能力的崛起。而「廈門PX」事件之解決，同樣得益於網路（包括簡訊）。拜其所賜，一場「無組織、有紀律的散步」在一夜之間得以醞釀。

從字源上說，Blog是「Web blog」的縮寫，準確意思是「網誌」，一種簡單即時的「個人出版系統」。在古漢語里，「志」除了「志向」外，更有「記錄」的意思，比如地方志、人物誌、山海志等等。在此意義上，博客大行其道似乎預示著，我們將迎來一個人人皆可記錄自己命運的時代，一個偉大的時代，一個「人各有志」的時代。

今日中國，網路更是一種推動社會運動和社會進步的工具，擔負著相較其他發達國家更多的時代重負。毋庸諱言，在過去政治表達十分落後的條件下，民眾尤其缺乏集體表達反對意見的渠道，而現今網路鬼斧神工、攻城略地。拜其所賜，民眾隨時可以端起鍵盤，成為表達自己公共意見的網民。而「網路彈劾」戲劇的真正意義就在於，它一次次激發人們關注公共事務的興趣與信心，不斷培養和歷練人們的公共精神。在此意義上，這種公共戲劇的意義遠非「反腐敗」所能丈量，因為它不僅關乎社會道德之再造，同樣將以滴水穿石之功再造政治。

《無極》並非一無是處，其之所以成為人們泄「公憤」的一個通道，首先歸咎於陳凱歌對這個「驚世饅頭」的過激反應。對一個脫潁而出的年輕人進行道德上的苛責與興訟的恐嚇似乎暴露了陳凱歌在觀念上已經落後于這個網路時代。這是一場平民對精英的較量。在平民未長成精英之前，絕大多數人將同情的目光投向了手無寸金的胡戈。

宋代可考的著名的題壁詩及其作者有王禹偁《題僧壁》、蘇舜欽《題花山寺壁》、王安石《書何氏宅壁》、楊萬里《題龍歸寺壁》、陸遊《題酒家壁》、蘇軾《題西林壁》等等。由此可見，舊時飛檐走壁的並非只有金庸九_九_藏_書筆底的武俠，還有才高八斗的詩人。

今日中國社會之風情千種，網路的興起與流行功不可沒。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來，拜網路之所賜，中國人的橫向交往迅速擴大，一時之間，網路聊天以及網友見面會隨之成為時尚。與此同時，依託網路成立的群組也得到蓬勃的發展。網路不僅改變了中國人的生活方式，也改變了中國人的工作方式和組織方式。正是這個原因，越來越多的單位和個人選擇通過MSN或QQ等即時交流工具進行交流，既為突破交流嗥礙，也為節省成本。與此同時，各種網路社團/社區應運而生，但是它們大多隻能是一種虛擬存在。

作為一種歷史研究方法，自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以來，口述歷史一直是西方歷史學科的一個重要分支。1948年，美國史學家A. 內文斯（Allan Nevins）建立了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研究室。近代中國的許多歷史名人的口述傳記，如《顧維鈞回憶錄》《何廉回憶錄》《蔣廷黻回憶錄》等便是由這家機構組織完成的。

談到真相的獲得，時常讓我想起兩句話。一句是中國古人的「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另一句是雨果的「若無新聞出版，萬古如長夜」，對比這兩句話很有意思：這位中國古人似乎相信天是一下子亮了的，像打手電筒一樣，聖人既出，天下大白；而雨果則認為天是慢慢亮的，甚至還有可能會暗下去。所謂聖人生則生矣，甚至可以在產房裡守株待兔，但真相卻只能像新聞出版一樣需要漫長的進化，只能靠在路上一點點尋得與拼裝。如果不能好好守著，在極端的年代里恐怕這點光亮還有可能會丟掉。

如果承認中國自古以來便存在著口述歷史與口述神話，就不難推斷里齊的定義十分片面。真正的口述歷史並不像他所描繪的那樣「衣來伸手，飯來張口」，處於被動講述的狀態。所謂「被動講述」，即在別人的選擇之下敘述歷史。從傳播學的角度上來說，每個人都是信息源，如果有史料可述，通常也會在日常生活中以各種形式將它敘述出來，不是一定要等到有媒體或類媒體來採訪。

法國群體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勒龐在《烏合之眾》中這樣解釋群體犯下的暴行：「孤立的個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時，他不能焚燒宮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這樣做的誘惑，他也很容易抵制這種誘惑。但是在成為群體中的一員時，他就會意識到人數賦予他的力量，這足以讓他生出殺人劫掠的念頭，並且會立刻屈從於這種誘惑。出乎預料的障礙會被狂暴地摧毀。」

百余年前，英國傳教士麥高溫在《中國人生活的明與暗》中嘲諷中國士兵不能抬頭挺胸，「沒有充分利用父母賜予的每一英寸高度」。美國傳教士明恩溥同樣在《中國人的素質》談到中國人的糊塗生活：當有一個曾經當過兵的僕人被問及自己的身高時，他們都沒有計算肩膀以上的部分。因為對他來說，負重時鎖骨的高度才是最重要的。明恩溥由此嘲諷中國人——「除了腦袋之外是要派各種用場的，因此忽略了腦袋」。考慮到當年絕大多數中國人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這種描摹也並非無中生有。

還應該看到的是，靠吸引眼球而獲得的權利只是一種「眼球權利」。如果不能真正在制度的日常運行中保障這種權利，一旦公眾的視線挪開，維權者難免會再度陷入「權利的貧困」。

當然，那時題壁詩盛行，主要原因是雕版印刷能力有限，大量詩歌不能刻印出來，而題壁簡單易行，只要把作品寫在牆壁上，天南海北的人讀到它，就可以傳播開來，題壁也因此成了詩人「發表」作品的重要途徑。

筆者從1996年開始上網，一路見證了中國網路社會的榮辱與成長。相信許多朋友也和我一樣，在網路上度過或者耗費了一生中最美好的光陰。有時我們也會因為自己成為「信息成癮者」變得煩惱不安，即便偶爾下定決心享受幾個「信息齋戒」的日子，也難免會像個網路時代的逃犯一般鬼使神差地接上網線，再被網路引渡回來。然而，儘管知道互聯網並非享受生活的美好所在，但對於那些關注社會成長的人來說，互聯網卻是一個必不可少的「時代監視器」，一條參与政治與社會生活的街道。在這裏，你不僅可以看到這個轉型時代的困頓與挫折，更可以觸摸到這個時代的脈搏與心跳。

Twitter網站在一夜間竟然具有了某種政治影響力，令該公司創始人之一斯通頗感意外。兩年前，Twitter還只是幾名科技人員的試驗品，而現在，Twitter已成為一種風靡世界的社交方式，其註冊用戶可以使用簡訊在手機和網路間傳遞消息，傳遞對象既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不相識的「踉隨者」（Followers）。不到三年時間，Twitter已躥升為僅次Facebook和My space的第三大社交網站。上限140字元的微型博客伺服器，因為動輒號召萬人集體行動而讓各類政治博弈者刮目相看。2009年5月初，白宮開通Twitter官方賬戶，邀請國民了解政府信息；同月底，甚至連朝鮮中央通訊社也以KCNA為用戶名登錄發Twitter，出來自朝鮮的聲音。

至於下跪，電視機里，大導演們更為大臣與草民們設有「專跪」，須臾不忘推銷帝王時代的美好生活；網路之上，「跪求」一詞也同樣像瘟疫一樣傳遍了每個角落。此外，近年來有關下跪的消息，雖說是「新聞」，但對許多人來說，卻也是司空見慣尋常事。比如說，西安10戶購房者因開發商未按時交房在售樓處跪求返還首付款；南京一老婦因孫子打人當街跪求不要報警；桂林一老漢當街跪求一男子還他剛從三輪車上掉落的一袋薯粉；膠州一女考生因錯過考試最後入場時間，向監考人員下跪求情；重慶一公司搞「下跪訓練」，讓員工當街下跪乞討，據稱乞討是該公司的培訓項目。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在法制「休克」時，有執法者同樣使用「下跪療法」：北京某交警抓到一輛違章車，司機70歲的母親下跪希望通行，而這交警無奈搶先給她跪了下來，算是把「非下跪不足以抒情」演繹到了極致。而此前，他的一位包頭同行為了維持交通秩序索性跪到了地上……

就在網民享受「彈劾」之愉悅時，必須承認的是，只能盯著某位官員的香煙、手錶來反腐敗，充其量只是一種表面上的、膚淺的反腐敗。對於這種蜂擁而起的「網路彈劾」，我寧願將其視為一場轟轟烈烈的公共戲劇。而且，雖然在現實生活中它偶爾起到了「彈劾」的作用，但在反腐敗效率方面卻是十分低下的。這不僅表現在它從頭到尾會花掉網民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更別說有時還會功敗垂成），更重要的是，在舞台上人們追求「戲劇正義」，然而當觀眾各自離開劇場，幾人還會去關心那個豐富了他們業餘生活的反面典型？

時下風靡中國的Blog似乎提供了這樣一種可能性。

中國日益成為全球重大新聞的發源地與策源地，成為重大新聞密集的富礦區；另一方面，中國境內每年都會發生許多轟動全國的新聞事件，對於記者來說，這既具挑戰性，也將是其職業生涯的重要機遇。身處轉型時期的中國，舊事物尚未消退，新事物正在生長，假如新聞記者心懷使命，甘於在困厄中前行，定然不會浪費這個時代所特有的資源，並且能夠因之大有所為。

就在此時，「國家級詩人」卻在「噓」的一聲中倒掉。「國家級女詩人」趙麗華的「梨花派」詩歌受到眾人的嘲弄。人們不明白，為什麼那一句句了無意義的大白話，諸如「我堅決不能容忍/那些/在公共場所/的衛生間/大便后/不沖涮/便池/的人」，只是因為被「國家級女詩人」的縴手按了幾次回車鍵，便成了「國家級」的詩歌。「從明天起，做一個寫詩的人，敲字，回行，一句一段……」有人說，海子之後，中國不再有詩人，而當「我/終於/會/寫詩/了」成為流行於網上的「寫詩秘笈」，每個中國人都變成了詩人。我的標準我做主，至於是不是「國家級」，見鬼去吧！

毫無疑問，世界正在進入一個「我即媒體」（I the media）的自媒體時代。博客、DV以及其他便捷、大眾的傳播方式正在改變新聞業的面貌。當人人都可以拍DV，都可以寫網誌（博客），他們也都成了另一種意義上的記者或者「議員」。

2006年8月15日，重慶彭水縣教委辦事科員秦中飛因為用簡訊的形式寫了首《沁園春·彭水》，而以涉嫌「誹謗罪」被關押一個月。該案被曝光后，在輿論壓力下秦中飛才得以告別「簡訊https://read.99csw.com獄」，當地公安局、檢察院最終承認秦中飛誹謗案屬於「錯案」。如果說「秦中飛案」最初表現為一位公民的單打獨鬥，那麼2008年發生在「廈門PX」事件則展示了另一個視角。出於對自己居住的城市的愛護，短短几天內，廈門人創造了「百萬簡訊議政」的紀錄。由於此前代表民意的105位政協委員的反對聲音被輕視，這裏的「簡訊議政」更像是一種社會自覺，是一個群體在意識到自己身處危險之中的「緊急救濟」。在官方的救濟通道不暢時，正是新興的傳播科技給社會帶來了新的救濟的可能，使「大家一起去散步」成為可能。正因為是「新興的」，才讓固有權力部門猝不及防。儘管其後「廈門PX當局」仍然擺出「只許政府劈叉（PX），不許百姓散步」的威權Pose，然而，於民心大勢而言，終究只是螳螂一臂。

儘管網上也有「跪求」，有「Orz」（英文字母模擬的跪姿），但是網路讓許多中國人的生活開始變得昂揚，卻是不爭之實。中國向何處去？每當看到那些習慣於「意識形態問題意識形態解決」的朋友們流露出某種悲觀情緒時，我便會反問：你是否想到傳播技術的發展對於中國有著怎樣的意義？

比如「廈門PX」事件中，百位政協委員的提案曾被擱置一邊，直到這一切被搬到互聯網和手機上才漸漸引起重視。同樣，山西「黑磚窯」案引起全國聲討之前，山西地方官員卻像是生活在巨大的盲點之中，實乃熟視無睹。

雖說是「博客」，寫博客並不需要博古通今，上通天文，下曉地理。人們只需記錄自己的日常思想與生活即可。無論是指點江山，還是八卦江湖，一切皆隨個人心意，並不需要權威來引領思想與價值觀。

囚禁自由人的牆壁也時常為自由人所用，變成一台維護「政治博客」的伺服器。比如說，譚嗣同在獄中便寫下了「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

在一個「人各有志」的開放時代，人人都有自己的官方網站。它意味著人人都是自己歷史的權威敘述者；意味著人人都是整個歷史進程的參与者與見證者。當那些書寫博客的人，不厭其煩地將自己的私人生活或者思想——無論是出於自戀還是出於責任——搬到公共領域，如阿倫特所說，它們將在公共領域獲得生命。

「人各有志」的時代，在不侵害他人自由的前提下，人人都有權利按照自己的方式詮釋和記錄：自己的生活。因為「人各有志，不必強求」，權威話語將從此失去往日威風。

與此同時，互聯網的過度繁榮也映照出現實生活的滿是無奈。試想，若不是現實生活不如人意，無處可去，誰會整天泡在網上？若不是沒有相濡以沫的愛情，誰又何苦天遙地遠地與未來網戀？處於轉型時期的中國，網路似乎更像是現實世界的流放之地，寄居其中有時亦不過是在失樂園后自|慰與自救。互聯網見證了轉型期中國人的怕與愛，當人們不能種好自己現實中的田地，無力在大街上獲得權利的收成，便只好對著小小的滑鼠稱頌不已，彷彿那是漂蕩在浩瀚波濤之上的裝載著國家未來的夜航船。

費正清先生曾經這樣形容往日的中國：「迄今為止，中國仍然是記者的天堂、統計學家的地獄。」所謂「統計學家的地獄」正如黃仁宇所批評的，舊時中國沒有真正的「數目字管理」；而「記者的天堂」則一語道破轉型期與新聞業之間的微妙關係和深長意味。

從「秦中飛案」的即興嘲諷到廈門「反PX」時的群起議政，不難發現，藉助簡訊、互聯網等傳播方式，被譏為「犬儒化」或「馬鈴薯化」的中國人在群體溝通、聯合以及社會網路化方面已經有了更多選擇。2007年台灣地震導致許多中國人無法正常上網，其間所有煩躁不安，已深刻說明科技對於今人「識字、進步、生產」究竟有多麼巨大的影響。生活便利與民心向背已經決定了中國社會的互聯網化具有剛性發展勢頭。而這種不可逆性同樣表現於「簡訊議政」的具體實踐。不難想象，即使某些權力部門反對「簡訊議政」，也不可能真正收回民眾收發簡訊的權利，更多隻能在過濾信息方面為所欲為——而權力的使用一旦下放到技術層面，其實一切已經簡單了。

前文提到，在中國從過去的社會走向更加開放、更加自主的公民社會的過程中，由於舊有的儀式、習俗與文化不斷地解體、重構，每個被「拋入」社會中的個體也因此陷人一種相對「孤獨」的狀態。從這方面說，公民自我組織不僅是一種社會需要，同時也是一種心理需要。在此意義上，如果政府不允許社會「結社自救」，在客觀上也意味著那些從舊生活中得到脫身而出的民眾將重陷入「雙重拋棄」的境地。

如前所述，網路科技不僅改變人們的生活，同樣在改變政治格局與政治傳播的方式。此前，手機和簡訊被認為在烏克蘭「橙色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現在許多人相信引發的「革命」，並非只有科技內涵，同樣涉及政治領域。

當然，Twitter等社交網站能否成為「改變歷史」的角色，也有不少媒體提出了質疑。《紐約時報》認為它缺點與優點一樣突出。一方面，Twitter難以被審查，即使網站被封鎖，人們還可以通過簡訊或博客相互溝通和交流，這也是其能在伊朗政府管制互聯網后依然發揮作用的原因；另一方面，由於Twitter上的許多消息都是未經證實的，而且不乏惡意的謠言，這也決定了受眾可能被利用。具體到伊朗的本次動蕩，華盛頓網路雜誌Slate的專欄作家也列出了由Twitter傳出的包括穆薩維被軟禁等在內的大量虛假信息；而《時代》周刊同樣認為Twitter雖然提供了海量信息，但是人們很難查找其消息來源，更不清楚發信息的人到底是在伊朗境內還是境外。英國《衛報》甚至強調說，正是因為缺少可以建立起信任的面對面的社會網路，導致摩爾多瓦的「Twitter革命」最終失敗。

哥倫比亞大學的王際真教授曾經批評那些寫「自傳」的人多半是自己「賣膏藥」「胡吹一通」。不難發現，這是王際真的邏輯出了問題——通過自傳「吹牛」並不是自傳出了問題，也不是吹牛出了問題，而是「只有一個人吹牛」出了問題。皇帝老兒給自己作傳，自然是英明神武；丐幫幫主給自己作傳，小乞丐的功勞也都是歸於其領導有方。

我們不得不面臨這樣的尷尬：無用的信息管道像章魚的爪子一樣連接我們身體與生活的每一根神經，有用的信息卻在黑箱之中無路可尋。這種失衡讓我們提倡使每個人免於成為「標準閱讀器」的「第六種自由」時顯得多麼力不從心。

僅就約束權力而言，網民這種即興而業餘的反腐敗儘管不乏意義，但其更多只是標本意義或象徵意義。顯而易見，當下中國最需要的仍是獨立機構的專業反腐敗，是一整套能夠在日常約束權力的有效機制。如果沒有這種有效機制，那種體現或者奉承廣場民意的反腐敗，完全可能淪落為一種意見的裝飾，一種為民意泄洪的政治技藝。

解構主義大行其道，對於今日中國來說，無疑是個積極的信號。從本質上說，它更意味著中國人獲得了自己詮釋生活的角度與權利。過去那種完全是灌輸式的教育與宣傳如今已經讓位於人們對自己生活的解釋。一切政治、經濟與社會的話題，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人們都可以將其納入自己的價值體系，通過自己的經驗與學識，作出自己的判斷。他們不再需要「觀點輔導員」與「意見監護人」，每位公民都有自己觀察生活、認識真理的眼睛與心靈，沒有誰再可以強加給他們任何他們不再相信的東西。而那些貌似強大的說教，同樣失去了動員的能力，反而被人們置之一笑。

開放時代是個「人各有志」的時代。網誌的興起，無疑是開放時代最好的註腳。

顯然，互聯網上的攔轎喊冤和隨之而來的互聯網執政並不能實現人們期許的普遍正義，因為互聯網並不足以支撐起一套行之有效、一以貫之的規則，不能消解制度上的貧困。如果一個社會凡事都要靠民意來推動，那麼其制度建設就一定有不盡人意之處。顯而易見，民意更需要在制度上落實，而不是依靠網路上風起雲湧的街頭運動「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零星的社會工程誠然需要所有人的努力，但是這種「計件式維權」終究不如扶起一種制度更有效力，更符合一個憲政國家的政治倫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