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經過了兩次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之亂，清朝政府背負著沉重的軍費和戰爭賠款，對地方財政的控制空前弱化，雖然一再加稅加捐，也開始課收厘金，但中央還是經常陷入財政窘迫、無錢可用的尷尬局面。

當時電報局實行的是「學堂與電局相表裡」之制度，進入電報學堂就學的學生，自動就擔任電報局的電報生。他們的薪水分為4等12級，要想薪水提一個檔次，就要通過考試進入更高一級。考試共分10項業務，每項業務20學分，最終的薪水是根據考試所獲得的學分來確定的。這就好比當年的大學生畢業包分配，而且電報局的薪水又頗為豐厚，自然吸引了不少人趨之若鶩。社會上也把電報與銀行、鐵路、海關等其他3門職業一同稱為「金飯碗」。

股東們和職員們雖然高興了，老百姓和當官的卻都鬱悶了。

電報是個賺錢的行當，說是「金線」也不為過。各地督撫位高權重，自然不願意把這個能生金蛋的雞拱手交出。山東巡撫孫寶琦等人就上奏，反對將本省的分線交給郵傳部管理。雖然最後在中央政府的壓力下，「省電歸部」政策得以執行，但是也埋下了不和的種子。

股東們雖然不甘心，但是胳膊扭不過大腿，也只好認了。可是既然說是要「收贖商股」，這個價錢應該怎麼定呢？圍繞著這個核心問題，官商兩方爭得面紅耳赤。官方認為，這些年你們已經掙了不少紅利了，票麵價值100元的股票最多只能支付180元；而商人們拿出上一年的賬簿，說現在光賬面上的資產就有500多萬元，平均下來，一股不能少於240元才對。爭來爭去，大腿還是比胳膊粗，最後的贖買價格，就敲定在180元。

電報經營權是交還了部里統管，但是郵傳部的尚書、侍郎們卻悲哀地發現，扯皮官司也比以前多了不少。地方督撫們本來對電報線路的鋪設、管理和保護還是上心的，現在一概不管，出了問題全部推給部里——反正掙的錢也不歸我了，我管那麼多作甚呢？比如廣東東沙島上安設無線電一案，就整整拖了兩年多沒有辦理。此外，各地督撫還紛紛上書，要求各省官方電報免費，甚至威脅要嚴懲收取費用的電報生，把郵傳部的人員也嚇得不輕。

這些鑽進了錢眼的傢伙如此不上路，自然讓上邊的大佬很不開心，再加上這個行當的確是獲利豐厚，又讓人眼紅不已。所以洋務派的泰山北斗李read.99csw.com鴻章剛死，第二年接任北洋大臣的袁世凱就奏明朝廷，希望將電報收歸國有，並很快獲得了批准，袁世凱也隨即被任命為電政大臣。

郵傳部的政治職能，大致相當於我國建國初期交通部和郵電部的合體（郵電部98年改名信息產業部，08年改稱工業和信息化部，其政府職能亦隨之有所變化），它的前身，就是我們屢次提到的，由盛宣懷主持開辦的電報總局。

我們都知道，三省六部制是中國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中央官制系統。它始建於隋文帝時期，在唐代得到完善與進一步的發展，從宋朝以後，三省制有所廢棄，但掌管天下具體事務的吏、戶、禮、兵、刑、工這六部制度卻延續到清朝末年，前後一直存在了1200多年。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在列強的環逼之下，已經走到了歷史的十字路口。國際局勢的風雲變幻，新思想、新制度的衝擊，已經逼得這個老大帝國必須要做出改革以求得基本的生存能力了，這也正是李鴻章在《複議製造輪船未裁撤折》中所提到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部里和各省有矛盾，尚書和侍郎之間有矛盾，下邊的主管、職員又分成好幾個派系，郵傳部內部可謂山頭林立，一潭水深不可測。郵傳部存在的時間是1906年到1912年，短短6年時間，一把手換了13次，最短的一個任期不到半個月。好事的人甚至傳言，郵傳部的位子坐上去不吉利。這個當然是迷信的說法，其根本原因，還是內耗太消磨人了。第6任尚書、曾經做過中華民國大總統的徐世昌深知其中三昧，他曾經長嘆道：「郵傳部事難辦在許可權不一，即用人猶如此掣肘，況兼交涉更須與外務部合辦，無怪歷任尚書無久任者。」

郵傳部是清朝官制改革的產物，其建立的最終目的是為了維護清朝的統治。雖然說它也做了一些利國利民的好事，但終究清朝已經從根子上朽壞了，不是哪幾個人或機構所能挽回的。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次年，郵傳部改為交通部。現在台灣地區的「交通部」仍然管理電信郵政業務，就是此事遺存。

英國鬼子咆哮如雷，中國大員臉上無光，可是下邊人是照章辦事，也不好太過追究。於是只好在英國人的強烈要求下修改章程：「合約各國公使、水陸提督、領事官等為國家之電音往來，均作一等電報，仍照四等電報核算報資」，「九九藏書皆照中國一等官報看待」，「按照投報之先後次第發遞」，這個事才算最後了結。

八國聯軍侵華后，清政府在國內外的壓力下，宣布準備實行君主立憲制度，其中最重要的一環，就是進行官制的改革以適應新的形勢要求。於是清廷首先把掌管外交的總理衙門改組成為外務部，隨後又新成立了管理商業的商部、管理國內安全的巡警部。1906年，清朝政府正式對六部制度進行徹底的改組，在把巡警部改為民政部、戶部改為度支部、兵部改為陸軍部、刑部改為法部、工部和商部合併為農工商部之餘，又設立了一個全新的「中央部委」，管理天下路、船、郵、電四政，稱為郵傳部。

貴，是不用說的，據時人筆記記載，從天津發往通州的電報每個字的發報費用是銀元1角。這銀元1角在當時能買多少東西呢？可以買16斤大米或30個雞蛋，摺合成現在的人民幣，大概值50多塊錢。換句話說，假如您發一封10個字的電報，就要掏500塊錢——天津到通州才幾步路啊，要是發封跨洋電報，只怕一個月工資就全折進去了。

通過這一章程，清朝政府正式賦予了郵傳部信息檢察機關的職能，言論審查制度更形嚴厲。根據郵傳部的記載，1908年各地電局就焚毀「忤逆電報」多件，甚至說，如果發現發此電報的人形跡可疑，電局的工作人員還要「跟從稽查」，真是防民之口甚於防川。但是畢竟清朝國運已經衰敗到了極點，鉗制言論再也沒有什麼用處，革命運動仍然是風起雲湧，並且最後斷送了大清的江山。

如果說光是貴，服務態度能好一點，也算心裏邊稍微有點安慰。可是不然，那時候可不提倡人性化服務。當時的電報局，是不給私人提供解碼服務的。還是剛才那個比方，假如讀者大人您要在光緒年間發一封私人電報，就需要先到當地電報局或者書店去買一本解碼本，把您的電報按字翻譯成電報碼，再跑到電報局去交給發報員，發報員按照你翻譯的編碼發給目的地，目的地的收報員再把這一串數字送給收信人，收信人也要買一本解碼本，然後按字再翻譯回中文。如果您不小心翻錯了一個兩個字，收報人看不明白，對不起，這不是我們電報局的責任。

所以清廷先是把電報線路由「商辦」收贖為「官辦」，後來更是提出，要「省電歸部」，進一步加強電報的中央集權。郵傳部先後上了《擬將九*九*藏*書各省官電歸併部辦折》和《遵旨將各省官電歸部辦理謹酌擬辦法折》，指出「伏維電報之設，義重交通，必須有居中馭外之樞機，乃能收指臂相聯之實效。考諸東西各國辦理電報，靡不集權中央，用能界限分明，事權歸一。中國電報向系官商分辦，商電業經臣部收回，官電仍由各省自辦，彼此畛域不能劃一」，認為「應將各省官電統歸臣部管理，以一事權，而便統籌」，請求將本來由各地督撫管理的電報分線收歸部有，進行統一管理。

要知道，牽涉到切身利益的時候，商人們是很猛的。曾經有這麼個故事，英國公使巴夏禮有一次急等國內一條重要電報，可卻遲遲不見送來，一直等到電報發出3天後，這份該死的電報才送到巴夏禮手中，氣得堂堂公使大人滿頭是包，當即責問中國政府是怎麼回事。總理衙門追問電報總局，電報總局又追問分局，哪知回報上來，好懸沒把巴夏禮給氣樂了。分局理直氣壯地回答，按照規定，這條重要的外交電報是按「四等尋常商報」算錢的，所以理應和其他「尋常商報」一樣，排在一等官報、二等局報和三等加急加費商報之後發送投遞。晚了？活該！

先從百姓這邊說起吧，中國電報局在晚清時期的派頭很大，早期各地電報局皆為官辦官用，門前都豎有「虎頭牌」，上面還橫著用館閣體大字寫著：「非傳政令不得入內」，有近於「肅靜」、「迴避」等衙門大牌。所以老百姓們都敬畏地把它們稱之為電報衙門。後來電報局逐漸轉為民用，百姓們用得多了，敬畏之心日減，不滿倒是與日俱增。不滿的方面主要有兩個，一曰貴，一曰煩。

所以民間的商人和普通百姓，都曾多次呼籲電報能夠降價，但畢竟這玩意是絕對的壟斷經營，民間呼聲雖高，終究也是白搭。

比如1882年1月14日，也就是大陸首條電報線路津滬線對公眾開通的第2天，上海《申報》在天津的「訪友」（大概相當於今天的特約記者）就利用電報發回了一篇有關清廷查辦瀆職官員的報道報道，並在16日刊發，這就是寫入中國新聞史的「由報社記者親自排發的、最早的一條新聞專電」。深明電報作用的《申報》還連續5天在頭版刊登廣告，稱本報將「不吝重資」，利用電報刊登最新的重要消息。自此以後，藉助電報的傳播速度，報業在國民輿論影響力方面所佔的比重是越來越大了。

不得不說，「官督商九-九-藏-書辦」這一招在中國電報事業的前期發展中，是起了不可磨滅甚至是決定性的促進作用的。不但解決了資金匱乏的根本問題，而且商人們靈活先進的管理、經營，也不是官僚機構所能比擬的。從光緒八年（1882）三月初一日起，短短兩年間，8萬兩的初始資本膨脹了10倍，到了光緒二十五年（1899），資本總額更是達到了驚人的220萬元。

由於「各省紳商各界，往往因細微事故，動輒電致政府」，而且電文中沒有發電人姓名，極易被有心人用來進行一些秘密通信。被各種通電煩得夠夠的清朝政府也看到了電報在串聯民意、撼動自己統治方面的威力，於是先後出台了一些政策，用來遏制這種情況的發生。

1907年，郵傳部下發了《限制收遞電報章程》，正式對電報內容進行審查和控制。此章程要求今後所有電文，如果不加蓋政府的官防欽印，就必須出具鋪保才能發電，否則就要退還。而且特別規定如果電文中有「毀謗朝政、壞人名譽」的內容，審查要更加嚴格。甚至在國外的留學生要往國內發電報，也必須通過當地的使館。就算外國人的電報中有「違背字樣」，也要被毫不留情地咔嚓掉。

公元1906年11月6日（光緒三十二年九月二十日），清政府批准成立郵傳部，主管有尚書（後期改稱大臣、正首領）一人，侍郎（後期改稱副大臣）分左右侍郎各一人。電報總局合入郵傳部成為電政司，設郎中、員外郎、主事、小京官等職位，其中主管級的郎中和員外郎每年薪俸可以達到160兩，比起其他部的官員來說是相當優厚的。

不過從上可以看出，郵傳部從建部以來的一條重要指導思想，就是認為電報不單純是一種商業投資，而是同時擔負著重要的政治作用。「電線之設，為利交通，不計贏絀，本與商業性質不同」。故而在建立初期，郵傳部就提出了口號「電報為全國之交通機關」，郵傳部第4任、也是在位時間最長的尚書陳璧更是提出電報是「國家交通之樞機」，這兩條口號足以鮮明的表現出清朝政府對電報這個當時最快捷、影響力最大的輿論控制工具的重視程度。

藉著收歸國有一事，袁世凱入主電報總局，盛宣懷退避三舍。不過畢竟電報總局是盛宣懷、鄭觀應、經元善等人一手打造，他們的勢力已經浸透在電報總局中了。北洋、洋務、商人各派別互相勾心鬥角，這個情況到了成立郵傳hｔtps://rｅaｄ•9９csｗ.ｃom部后，也沒有多少好轉。

經營情況好了，股票自然水漲船高。剛開始每股100元面值的原始股最高時漲到160元，每股一般可派發紅利20餘元，最高時每股紅利居然漲到35元以上，投資商們自然個個賺得喜笑顏開了。

從官府的角度來說，除了同樣要頭疼高昂的電報費用以外，還多了一層矛盾。那就是「官報」和「商報」的順序之爭。

對付洋鬼子是這樣，對付本國的官府股東們也往往嘖有煩言。按照電報局設立之初的章程，一等官報是免費發送的。平時還好，中法戰爭期間，羽書如雪，戰報頻繁往來，大大影響了普通收費電報的投遞。電報局商董謝家福等人於是代表江浙閩粵各地商人頻頻上書，希望政府能將頭等官報「核發現資」，官司扯皮了一年半，最後在李鴻章的調停下，規定了只有中央各部和各省的督撫將軍才有權利發送一等官報，而且從今往後，開始採用一等官報一年免費、次年半價這樣的模式輪流收費，這樣才算堵住了股東們的嘴。

中國的海關當時由英國人赫德為總稅務司，經營情況相對較好，年收入1200萬兩，是清朝政府的第三大稅源，也是各種洋務運動的主要資金來源。電報總局剛開始建設的時候，就是借用了海關的經費來經辦的。但是津滬線建成四個月，在一群腐敗官僚的管理下不但沒有盈利，反而虧損甚大。身兼官、商兩職的盛宣懷，自然想到了引入較為靈活、先進的商業資本來扭虧為盈。這個在前面說及盛宣懷時已經提到，不再細述，下面主要談一談中國的電報事業是怎麼由「官督商辦」又變回「官督官辦」的。

大清的官員們對電報的正麵價值，表現的很遲鈍，恰好相反的是，他們對電報可能產生的負面作用，卻十分敏銳。沈葆楨曾經致函總理衙門說：「查外洋之輪船，捷于中國之郵遞。一切公事已形制肘。若再任其設立銅線，則千里而遙，瞬息可通，更難保不于新聞紙中造作謠言，以駭視聽。」這從一個側面表達，中國官員已經隱約有了預感，通訊手段的革命，很有可能會引發一系列社會變革，進而導致舊體制的崩潰。

輿論的控制管理，是郵傳部電政司的一大職能。清末時人為了擴大輿論影響，往往採用電報與報紙相結合的方法，有什麼大的新聞事件就發私密電報或者公開通電，然後報紙予以轉載，這種方法可以在很短時間內讓信息傳遍全國，在清末很是興盛了一段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