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首《偶感寄映霞》：

而另外還有一種說法，則是說有一位馬來西亞檳榔嶼歌女玉嬌小姐最後促成了郁王婚變。1939年元旦，郁達夫擔任《星洲日報》編輯的同時，又前往馬來西亞檳榔嶼參加該報的姊妹報《星檳日報》的創辦典禮，就是在那裡，他結識了歌女玉嬌。據說那玉嬌彷彿是王映霞年輕時的化身，而此時的王映霞，已是三個孩子的媽媽，顛沛流離，憂患餘生，兼之婚姻觸礁，哪裡比得上玉嬌的綺形玉貌，艷麗多姿。郁達夫在玉嬌身上，找到了王映霞年輕時的影子，燃起了他即將熄滅的愛情火焰。王映霞知情后，對他們本已觸礁的婚姻，無異於絕望至跌落冰底……

正當他們沉浸在新婚燕爾的歡快之中時，不幸郁達夫患了嚴重的瘧疾，雖經孫荃悉心照料，但病好之後，郁達夫的假期已到，即將別離的兩人難分難捨。這一情況，郁達夫在自傳體小說《蔦籮行》中有詳細的描寫。試看下面一段：「將行的前夜，你也不說什麼，我也沒有什麼話好對你說。我從朋友家裡喝醉了酒回來，睡在床上，只見你獃獃的坐在灰黃的燈下。可憐你一直到第二天的早晨我將要上船的時候止，終沒有橫到我床邊上來睡一忽兒，也沒有講一句話……」

郁達夫的侄女郁風在一篇回憶文章中也提到後來三嬸（孫荃）慢慢拋棄了對三叔（郁達夫）的怨恨，「而是饒有興味地像談起老朋友似地沉浸在她一生中最美好的回憶里」。

據說，1938年暮春，郁達夫從徐州回漢口家中，見王映霞正在書房讀信，王一見郁來，便將信草草撕了幾下丟到痰盂里。郁將信從痰盂中撈起一看，正是許紹棣給王的情書。二人鬧翻。郁達夫每一喝醉，便指著自己的鼻子說：「我是烏龜，我是烏龜！」

1927年1月14日，郁達夫在留日同學孫百剛（也是王家世交）家中邂逅了王映霞，一見傾心，立刻墜入情網，不能自拔。當天，郁達夫就邀約了孫百剛夫婦與王映霞一同出去午飯，前前後後顯得異常的興奮豪爽、周到細緻，可謂備極殷勤。在當晚的日記中他寫道：「中午我請客，請她們痛飲了一場，我也醉了，醉了，啊啊，可愛的映霞，我在這裏想她，不知她可能也在那裡憶我？」

1936年初，郁達夫在杭州橫河橋場官弄建成了自己的住房，取名為「風雨茅廬」（現為橫河派出所），共有3間住屋2間書房，佔地一畝一分四厘，共花去一萬五六千元。郁達夫為此負債四千元。然郁達夫一生在此屋內僅居住3次，時間加起來尚不足一個月。這座房屋的房契寫的是王映霞的名字，此後被王映霞出售。

不過，在飲食上，孫荃還是按照郁達夫過去的喜好和口味細心烹制。「富春江的白魚，東塢山的豆腐皮是每餐必備」，郁黎民說，離清明還有一些時日，孫荃就讓人到娘家的竹園挖出尚未露尖的早筍，採摘剛剛吐出新芽的綠茶，都是為了讓郁達夫嘗嘗鮮。

郁達夫的長女郁黎民回憶母親：「在長夜漫漫中，她只得斷葷茹素，尋求精神上的寄託，成了虔誠的佛教徒。」郁黎民還記得，小時候一覺醒來，往往能聽到隔壁小佛堂傳來母親喃喃的誦經聲，和著一下一下輕敲的木魚聲。

后經友人調解，1938年，7月9日，郁達夫與王映霞簽訂《協議書》：「達夫、映霞因過去各有錯誤，因而時時發生衝突，致家庭生活，苦如地獄，旁人得乘虛生事，幾至離異。現經友人之調解與指示，兩人各自之反省與覺悟，擬將從前夫婦問之障礙與原因，一律掃盡，今後絕對不提。兩人各守本分，各盡夫與妻之至善，以期恢復初結合時之圓滿生活。」周象賢、胡建中為見證人，雙方「和解」。7月10日，郁達夫在《大公報》又登出《道歉啟事》。

郁、王二人的關係不久便走到了瀕臨劈裂的邊緣。1938年7月5日，郁達夫在漢口《大公報》第四版公然刊登《啟事》，全文如下：「王映霞女士鑒：亂世男女離合，本屬尋常，汝與某君之關係，及搬去之細軟衣飾、現銀、款項、契據等，都不成問題，惟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一地址。郁達夫謹啟。」

19httｐｓ://ｒｅａｄ.９9ｃsｗ.ｃｏｍ26年3月，郁達夫受廣州中山大學的邀請，與郭沫若結伴同往。孫荃暫時住在北京郁達夫長兄郁曼陀家中，這時又添了第二個兒子熊兒，生活更加困苦。孫荃在給郁達夫的信中備述了生活的艱難窘況，郁達夫看后熱淚盈眶，日記中記道：「我真不曉得荃君如何在那裡度日，我更不知道今年三月里新生的熊兒亦安好？」他立刻寄錢過去，但因為錢少，這又使他不得安心。他的大兒子龍兒又在這饑寒交迫中突患腦膜炎，郁達夫聞訊日夜兼程地趕到北京時，龍兒已經埋葬四天了。由於愛子的夭折，郁達夫便在北京滯留了兩個月，后又不得不返回中大上課，但心中一直在惦念著北京的妻兒，每隔七、八天收不到孫荃的來信，便焦急難耐。若有人去北京，他不是帶錢回去，就是捎一些燕窩去，盡心儘力地體恤著在孤寂中撫養著孩子的妻子。

郁達夫自己在《毀家詩記》中也說到了南渡的原因：「縱傾錢塘潮水，奇羞難洗。欲返江東無面目，曳尾塗中當死。」所謂「奇羞」，據郁達夫註釋，大概在1937年八九月左右，他不在家，浙江教育廳廳長許紹棣乘機在一次飯後，和王映霞發生了關係。郁達夫因此感到「奇羞難洗」，於是決定投奔南洋，在遠離是非中心的祖國重新培養夫妻感情，挽救婚姻危機。

孫荃對兒女管教嚴厲。孩子放學回家，先要去她那裡報到，做完了作業就在家看兒童畫報。抗日戰爭時期，即使四處奔波逃難，孫荃也隨身攜帶《唐詩三百首》等書籍，她還指導孩子們辦了一個叫《零碎》的刊物，三個小孩子輪流當責任編輯，每期每人要寫幾篇文章，不管是日記、故事、小小說還是散文，甚至還可以畫一張畫。

很明顯，這是把我比作蘇東坡侍姬朝雲。以後在《毀家詩紀》中，又把我比作白樂天的侍姬樊素，還稱為『下堂妾』。說實話，我也是有文化教養和自尊心的女人，心中豈能無動於衷？」

郁達夫在與王映霞擁抱和狂吻之時，「覺得世界上最快樂、最尊貴的經驗，就在這一刻得到了。」此時，郁達夫在信中對王映霞的稱呼也是最親熱的，在名字前加上「最親愛的」字樣。

德國馬漢茂輯《給郁達夫的信》中第二封，本為王映霞「致郁達夫夫君收存」的「字據」：

1927年6月5日，郁達夫和王映霞在杭州宴客訂婚，次年2月在上海結婚，3月遷入上海赫德路嘉禾里居住，正式組建了小家庭。

王映霞比郁達夫小11歲，原名金寶琴，杭州人，因過繼給外祖父王南為孫女，改名王旭，字映霞。王映霞為杭州的浙江省立女子師範學校畢業生，是一個性格活潑的知識女性。王映霞長身玉立，肌膚白皙，從小就有「荸薺白」的雅號。她面如銀盤，眼似秋水，鼻樑是希臘式的，挺而直，嬌軀略現豐|滿，曲線窈窕，骨肉停勻，在杭州女中和浙江省立杭州女子師範就讀時，就有「校花」之譽，及笄而後，更居當時杭州四大美人之首。郁達夫一見傾心，遂求再見、三見，於是上演了現代文壇一段轟轟烈烈的戀愛傳奇。

1938年12月28日，郁達夫應新加坡《星洲日報》社長胡昌耀的邀請，決心到新加坡去作海外宣傳。郁達夫在中國抗戰正激烈的時期出走南洋，引起了人們的許多猜測：有人認為郁達夫是為了抗日需要，到南洋去作海外宣傳；有人認為郁達夫出走南洋是為了挽救他即將破裂的婚姻；也有人認為郁達夫是因為當時國民黨某要員的迫害，無奈出走；還有人認為郁達夫出走南洋，是為了尋找創作靈感。

1922年7月，郁達夫結束了他十多年的日本留學生活，回到了上海。在上海，他參与了創造社對文學研究會的論戰。後為生活所迫，又去安慶法政專門學校任教。這時，他一面教書一面創作，勞累成疾。後來在安慶卸職后，貧窮又跟隨著他。他回家養病，以後又帶孫荃到了上海。但各處的生活和工作都不能使他滿意，他想到了自殺，又想到去俄國做勞工，都為親人所勸止。關於這一段的生活，他亦在自傳體的小說《蔦籮行》中有較為細緻的敘述。1923年秋，九*九*藏*書他受聘于北京大學，擔任統計學講師；1924年初，他又赴武昌，擔任武昌師大文科教授，同年十一月他離開武昌，回到上海，不久肺病複發，只好回富陽、杭州療養。這期間，他和孫荃有簡短的生活。

1920年暑假，因祖母患病，郁達夫回國省親，在雙方家長的堅持下，郁達夫和孫荃完了婚。由於郁達夫的堅持，沒有舉行什麼儀式，也沒有證婚人和媒人到場，甚至沒有點燃喜慶的蠟燭和鞭炮，孫荃只是在夜色降臨的時候，悄然乘上轎子，就算過了郁達夫的家門。簡單的晚飯後，新郎、新娘即獨自到樓上上床就寢。

而在這種情況下，郁達夫與王映霞只能選擇了低調的婚禮。據學者研究，郁達夫取消東京的婚禮並不是因為經濟上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在於郁達夫「為了達到既要向王映霞家交待『已經結婚』，而在世人面前又是『沒有再婚』這樣一種目的」。

郁、王同居次年即發生郁達夫因一言不合而突然出走寧波的事，此事最後由郁達夫向王映霞之母寫「保證書」了結。此後郁達夫發脾氣，又多次出走，王映霞說：「郁達夫在外祖父面前是經常寫悔過書的，多寫后就不起作用了。」1932年1月在上海，王映霞「叫郁達夫請來了律師徐式昌，和北新書局經理李小峰，當著眾人的面，郁達夫寫下了一式三份的『版權贈與書』。律師、書局、和我三方各執一份。」原來，面對郁達夫原配未棄的實況，王二南先生出於對外孫女未來的憂慮，督促郁將其所有著作的版權，簽署正式的法律文件贈與王映霞。面對王映霞的要求，郁達夫雖答應並照辦，但卻感到錐心之痛，情愛的馨香居然泛出錢財的銅臭。

1921年，郁達夫應郭沫若之邀，回上海負責《創造季刊》的出版工作，他和孫荃又得以相聚。但時隔不久，郁達夫須趕回日本，參加帝大的畢業考試，夫妻再一次別離，依依難捨，灑淚聯句作別。聯句雲：

郁達夫的第一次婚姻是典型的舊式婚姻。在他三歲的時候，就由父母做主給他訂了親。未婚妻孫藍坡是鄉間少有的才女，讀過一些詩詞。郁達夫原本對包辦婚姻反感，但當他讀過未婚妻託人捎給他的手書密信，稱讚孫藍坡「文字清簡，已能壓倒前輩老秀才矣。」當他第一次接觸孫時，驚喜萬分，他後來給長兄郁華的信中說，孫藍坡雖「荊釵裙布，貌頗不揚，然吐屬風流，亦有可取處」。郁達夫驚詫于孫藍坡的文采，孫在郁達夫指導下，曾寫了不少好的古體詩。孫藍坡後由郁達夫為其改名孫荃。

郁達夫認識王映霞兩個月，有一日在見過王映霞后，在日記中記到：「在馬路上也看見了些粉綠的賣婦，但我對她們的好奇心，探險心，完全沒有了，啊，映霞！你真是我的Beatrice。我的醜惡耽溺的心思，完全被你凈化了。」

儘管郁達夫請來岳母規勸，但孫荃不肯原諒他，她把郁達夫安頓在樓下的西廂房，在自己和孩子們同住的卧房門上貼出「卧室重地、閑人莫入」的告示。

而王映霞也以《一封長信的開始》和《請看事實》相對應，在文中他否認與許紹棣的關係，並極力對郁達夫攻擊，甚至有「蒙了人皮的獸心」等語，也是辯誣過頭，幾近謾罵。在報紙的推波助瀾之下，一對「富春江上神仙侶」終於覆水難收，以「協議離婚」分道揚鑣。王映霞從新加坡孤身回國，郁達夫則攜帶兒子郁飛繼續在南洋飄泊，直到1945年被日本憲兵秘密殺害。王映霞后嫁於華中航業局經理鍾賢道，據傳當時婚禮極盡鋪張奢華。郁達夫失蹤后，郁達夫與王映霞所生的兩個兒子（郁飛除外）也被送到孫荃處撫養。2000年12月，王映霞去世。

後來由於創造社工作的需要，郁達夫辭去了中山大學的教職，回到上海來。他本想到接回住在北京的妻子來上海共同生活，無奈拮据的經濟狀況使他不能這樣。在北京的孫荃也擔心郁達夫的孤寂生活。當大雪紛飛，北京已是隆冬季節的時候，孫荃想到郁達夫尚無棉衣禦寒，便冒了大雪到郵局給他寄去一件皮袍子。當郁達夫取回皮袍時，心裏真是萬分地感謝孫荃，只一個心眼地想到如何想法子去報答孫荃。

汪靜之在《王映霞的一個秘密》中揭露，王映霞的外遇對象並不是許紹棣，而是戴笠，因為害怕戴笠對郁達夫包括自己不利，所以他一直沒有說出來，他還寫道：「1946年夏我回到上海，我的妻子的九-九-藏-書一位同學錢青（也是王映霞的同學）說：『王映霞從南洋回到重慶和某人（我忘了姓名）結了婚，就要戴笠幫忙，戴笠給她丈夫做運輸汽車隊隊長，在滇緬路直到重慶做運輸工作，汽車運私貨，大發財。抗戰勝利后，1945年戴笠給王映霞的丈夫做運輸方面的宜昌站站長，也是發財的職務。上海接收時戴笠給了王映霞一座接收下來的洋房，成了王映霞所有的房產。』這位同學又說：『戴笠一直是王映霞的姘頭，我有可靠證據。』」

王映霞在自傳中到她與郁達夫的婚禮：「l928年的春天，郁達夫和我準備結婚。地點問題，倒著實經過考慮，最後才決定去日本東京。既然已決定下來了，我們就印發請帖，請帖上是2月21日在日本東京精養軒結婚，通知了中外親友。後來臨時由於經濟問題解決不了，郁達夫說不去東京了，但又怕我祖父和母親不同意，然後和我商量決定。在2月初，我們就到北火車站附近的小旅館里去租住了一個多月，到了3月中旬，才又搬回民厚南里居住。不久就在南京路的東亞飯店（原址在現南京東路浙江路的服裝公司）請了兩桌客人，請的是幾個比較接近的朋友，這一次的請客，就算作是我們的喜筵。」

「我曾看見一篇文章里說：『……髮妻荃君，既遭遺棄，又藕斷絲連，憐念有加，暗中往來如故。這一切都是他們夫婦隙末凶終的因素……』此話並不是沒有道理，說要與孫荃離婚，但實際上只是分居，而且他在詩中幾次把我當作妾姬看待，如他寫的七律《登杭州南高峰》中，就有：

郁達夫君收存

王映霞將自己與郁達夫關係破裂的原因歸結于郁達夫，她在《王映霞自傳》中說：

婚後的生活是愉快的。郁達夫做詩曰：

郁達夫的第三任妻子何麗有印尼華僑。1943年郁達夫在印尼化名趙廉，在巴爺公務（PajakoemBceh）和朋友合開趙豫記酒廠。郁達夫在印尼，為了更好地掩護自己的真實身份，9月經朋友介紹，與何麗有結婚。何麗有原籍廣東，遇見郁達夫的時候年僅20歲，生父姓何，幼時為一姓陳的人家收養，取名叫陳蓮有。她相貌平常，沒有什麼文化，而且不懂中國話。郁達夫給她取名為何麗有，意思即「何麗之有」。一直到郁達夫遇難，何麗有才知道郁達夫是中國文化界的名人，而不只是一名尋常的酒廠老闆。何麗有與郁達夫有兩個孩子，兒子取名郁大雅（亞），郁達夫的用意是含有諷刺日本軍國主義推行的「大東亞共榮圈」之意；郁達夫失蹤離家後幾個小時，他們的小女兒郁美蘭來到人間。

1998年5月，汪靜之之女汪晴在泰國的《亞洲日報》發表了《汪靜之為郁達夫鳴冤》一文。汪晴在文章中說：大概是在八十年代里，有一天父親拿兩張香港報紙的剪報給我看，上面是王映霞寫的自傳性的文章，一篇很長，另一篇較短，我看了一遍，文章里說郁達夫多疑，心理變態，神經有病等等。最近我看到一九九一年安徽文藝出版社出版的《王映霞自傳》中王致陸丹林的信和王的文章《一封長信的開始》，王在其中竟稱郁達夫為「無賴」、「包了人皮的走獸」、「魔鬼」，說他「無恥」、「下賤」、「陰險刻薄」、「自知：別人會把他當作一隻瘋狗看待」，這些狗血噴頭的惡罵，我回憶起來，父親在八十年代給我看的兩篇文章里好像沒有，不知他後來是否看見過王致陸的信和《一封長信的開始》，如果看到，更不知他會氣成怎樣？當時我看完父親拿給我的兩篇文章后，父親氣憤而且沉痛地說：「郁達夫冤枉啊！王映霞把他說得那麼壞，宣傳得那麼廣，其實郁達夫是好人，他的神經正常得很！是王映霞自己有問題，卻反誣郁達夫。王映霞當戴笠的姘頭和在武漢墮胎的事，達夫至死都不知道，達夫死後卻還受到這樣的侮辱，至今沒有洗清，太冤枉了！我一定要為郁達夫伸冤！」

1933年春，郁達夫遷往杭州，並擬定居於彼時，魯迅等朋友就勸阻過，魯迅還專門寫過一首詩《阻郁達夫移家杭州》rｅａｄ•９９ｃｓｗ•ｃｏｍ，從許多歷史典故說明杭州險惡。但郁達夫還是把愛巢建在王映霞的故鄉——杭州，可謂愛屋及烏。

1940年，郁達夫在與王映霞離婚前夕曾有《珍珠巴剎小食攤上口占》一詩：「月缺花殘太不情，富春江上晚涼生。如非燕壘來蛇鼠，忍作投荒萬里行。」而隨父親去新加坡的11歲的郁飛在30多年後回憶此事也說：「父親於此時應聘去國的原因，我想不外是國內政治氣氛的逐漸逆轉和家庭變故的創傷難以平復。」

對於汪靜之的暴料，王映霞之女認為純屬謠言，「此人到了老年，整個心態不正常，愛罵誰就罵誰。」郁達夫之子郁飛的妻子則說，這是把許紹棣以訛傳訛當成了戴笠。但是，許多研究者認為此並非子虛烏有的無稽之談，郁達夫投奔陳儀，以及此後遠走南洋，很有可能就是為了躲避戴笠。郁達夫沒有徵得王映霞的同意就帶王映霞出國來到新加坡，以至於王映霞後來說自己是「被騙到了星洲」。

在郁黎民看來，起初母親對父親抱有深深的怨恨，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她由怨恨轉為理解，最後轉為同情，等到得知父親殉難印尼蘇門答臘的消息后，更變成了深深的悼念了」。

1931年3月，郁達夫與王映霞之間的矛盾升級，他帶著複雜的心情回到了富陽老家，見到了久別的妻兒。他對兒子天民最是喜愛：「熊兒好，熊兒好，大頭大腦的，又健又壯，這雙手就像兩個粉團。」

1927年，郁達夫在寫下許多革命性很強的政論的同時，也寫下了許多情書和日記。郁達夫還將自己的日記集於當年9月交北新書局出版，名曰《日記九種》。此書的出版事前並未經過王映霞同意。在《日記九種》中，郁達夫詳細地描述了他和王映霞從相識、相知到相愛的全過程。他語無倫次地將他遲到的愛情說成是「富春江上神仙侶」。兩個被神箭射中的情侶，偷偷地躲在西湖邊神昏顛倒地訴說情話：一個把自己比作玉皇，覺得世界上再也沒有比自己更快樂的生物；一個把自己比著皇后，已經快樂得說一句話都很困難。在日記里，郁達夫甚至連與王映霞接吻的次數都有詳細的記載，哪一次親吻得最長都有明確的記錄。

王映霞的同學顧鶴壽夫婦就接到了請帖，而且他們夫婦當時也正在東京，2月21日這天他們到精養軒參加王映霞和郁達夫的婚禮，卻「撲了個空」，然後再寫信問王映霞。郁達夫和王映霞說孫百剛為介紹人，可孫百剛本人卻不出席，只有他夫人出席了他們的婚禮。而且孫百剛在當時自稱反對此事，幾十年後寫《郁達夫與王映霞》（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對郁、王結合也仍持反對態度。所以，郁達夫與王映霞只能算是同居。

郁黎民還記得，母親曾經說過一天晚上她夢見郁達夫交給她一把韭菜，要她好生保管。孫荃對這個夢久久不能釋懷，她的解釋是「韭」的諧音是「九」，加上早夭的龍民，郁達夫一共有九個孩子，孫荃覺得這是郁達夫要她把遺留下來的所有兒女都照顧好，但是她又沒有這個能力，於是常常感到不安。

對於郁王的婚變，身為郁達夫好友的郭沫若與曹聚仁則為王映霞打抱不平的。「但我們設身處地替王映霞作想，那實在是令人難堪的事。自我暴露，在達夫彷彿是成為一種病態了。別人是『家醜不可外揚』而他偏偏要外揚，說不定還要發揮他的文學的想象力，構造出一些莫須有的『家醜』。公平地說，他實在是超越了限度。」曹聚仁則轉引易君左的話說，「但達夫的舉動粗糙惡劣，確有令映霞難堪之處。……假如幾百年前，唐伯虎這樣揭穿了秋香的秘密，秋香還會相安於室嗎？」「彷彿達夫之做『烏龜』，乃是命定了的呢！」

郁黎民發現，母親高興的時候總是與父親有關。解放初一個清明節前的傍晚，富陽第一任縣委書記來到家裡，看到桌子上放著一盤青蒿，這是富陽的風俗，用來做清明果的。書記就問：「這也能吃？」孫荃回答：「能吃。」隔了一天，政府就送來了80斤大米，原來這位北方幹部以為這一家人還在吃野菜ｈttps://reaｄ•９9csｗ•cｏm度日。受到政府這樣的禮遇，孫荃總覺得這是丈夫給她的榮耀。

雖然經歷了多次不快，但郁達夫依舊依戀王映霞。為謀生計，他到福建投奔陳儀。一個人在異鄉，郁達夫一直思念王映霞，他於1936年在日記中寫道：「晚上獨坐無聊，更作霞信，對她的思慕，如在初戀時期，真也不知什麼原因。」

有人認為是王映霞先寫了這張字據交郁達夫收執，郁達夫才肯在《大公報》刊登有「神經失常」字樣的《道歉啟事》的。但王映霞在《自傳》中堅決否認這張字據。

孫荃去世前，很少離開郁家老屋，堂屋裡始終掛著郁達夫的手書對聯：「絕交流俗因耽懶，出賣文章為買書。」1978年3年29日孫荃逝世，享年82歲。

原來此處「某君」即指時任浙江省教育廳廳長的許紹棣，許此時剛剛喪偶，也正攜三個女兒在麗水，與王映霞朝夕相處。郁達夫聞聽有關兩人的傳言，本就將信將疑。在福建時，郁達夫在廟裡抽得了一支怪簽雲：「寒風陣陣雨蕭蕭，千里行人去路遙。不是有家歸未得，鳩鳴已佔鳳凰巢」，使他對早先聽說的王氏與浙江省教育廳長許紹棣有染的緋聞，由懷疑漸近乎相信。後來，郁達夫返回杭州，又在自己家中發現了許紹棣的信件，終於忍不住大怒，夫妻爭吵。郁達夫將這些信批量影印贈送友朋，聲稱是打官司的「憑證」。王映霞則匆忙卷帶細軟躲到一個律師朋友家中。郁達夫請過郭沫若來查看現場，並在報上大登侮辱性的啟事，且致電致信浙江軍政府，籲請查找王映霞。

映霞因一時家庭生活痛苦，精神上無所寄託，致與許紹棣君有精神上的熱戀情事，現經友人調解及自己之反省，覺此等情事，實與夫妻生活有礙。今後當絕對與許君斷絕往來，夫婦共同努力于圓滿家庭生活之創造。

這場戀愛理所當然地遭到了許多人的反對，其中包括孫百剛、郁達夫的長兄郁曼陀，甚至於是當時創造社的潘漢年、葉靈鳳。郁達夫追求王映霞的成功最主要得力于王映霞的祖父王南的支持。王南，字二南，清末貢生，當時為杭州著名文化人。王南很愛惜郁達夫的才華，因此並不忌諱郁達夫已有妻室和3個孩子，並且沒有固定的經濟收入。

更讓孫荃感到榮耀的，是1952年郁達夫被中央人民政府追認為烈士，她領到了由毛澤東親筆簽名的烈屬證，這讓她感到無上的光榮，並且成為晚年的精神寄託。

孫荃以為能和丈夫團聚之時，卻不曾料到郁達夫此時遇見了王映霞，並於1928年2月與王映霞結婚。孫荃從此就吃長素，念佛誦經，沒有再嫁。

王映霞在自己的自傳中列舉的郁達夫劣跡：夫妻一吵架，就離家出走，絲毫不管妻兒的生活；日本侵略軍到來前，倉皇逃亡，丟下老母在大後方，活活餓死；在報紙上登廣告抹黑妻子（即王映霞），讓妻子臉面丟盡，無地自容……最重要的是，無端懷疑妻子和浙江教育廳廳長許紹棣有染，寫下凄慘哀婉的《毀家詩紀》組詩，把王映霞描述成紅杏出牆的盪|婦，而此時，夫妻二人還睡在同一張床上……

然而感情的裂痕卻自此愈來愈深，終至最後在南洋惡臉相向。郁達夫把上面提到的籤詩和他所寫的詞，連同年（民國）三十六到三十八年間作的十八首律詩與絕句集為一編，加以註解，名曰《毀家詩紀》，在香港《大風》雜誌上公開發表，詳細敘說王映霞與許紹棣的「熱戀情事」；並聲言不要稿費，轟動一時，成為當年的熱門話題。郁達夫在詩詞中將王映霞比作妾。情變后王氏出走，郁指其為「逃妾」，並在其丟下的一襲紗衫上題「下堂妾王氏衣物」。

此致

見面之後，郁達夫與孫荃之間書信往來密切，在信中二人詩詞唱和，互訴衷腸。郁達夫對孫荃的詩作頗為欣賞，曾把自己的詩和孫荃的詩混在一起，以自己的名字發表在《之江日報》上，竟使讀者真假難辯。郁達夫還把孫荃的詩作編成集子，命名為《夕陽樓詩稿》，誇示同人。為了將來生活和諧美滿，郁達夫也開始要求孫荃學習書法，並親手楷書影格，孫荃都照辦了。

郁達夫一直沒有與孫荃離婚。郁達夫表示過「知識我也不要，名譽我也不要」，就是一定要與王映霞結婚的決心。但是他卻受到了來自郁家的壓力，特別是兄長郁曼陀對他的壓力。郁曼陀憑藉的是法律，曾多次寫信告誡他「這是要犯重婚罪的」，在弟弟的婚姻問題上毫不讓步。郁達夫無奈之下，只能讓自己與孫荃的婚姻繼續存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