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祈求上帝
10月，對她又有新的禁令，期限5年：不但被限制不能離開奧蘭多，而且每夜和整個周末以及公共假日都受軟禁，任何時候不許會客。一次她生病，她的姊妹當中的一人來看她，溫妮立即被捕，理由是獨犯了后一項禁令。折磨似乎沒有盡頭。
丹尼斯·布魯特斯是個學校校長、詩人和體育抵制行動的組織者，因違反禁令，也在服短期徒刑。他還記得一種遊戲：每天有一個犯人提出問題，在小組裡互傳，這常常是一人在牢房時苦思冥想的結果。曼德拉問過「費邊」的來源是什麼，「費邊」就是G·B·肖伯納和H·G·韋爾斯均為其成員的英國社會主義團體的名字。布魯特斯回答說：來源於羅馬大將費邊·馬克西姆斯，他的戰術逐漸讓漢尼拔的軍隊精疲力竭；因此象徵性地用這個名字指逐漸引進和傳播社會主義。
幾個星期後得到第一次勝利，儘管很有限：讓他們出去坐到院子里，用鎚子把岩石砸成小塊。如果談話時被抓住，就罰3頓不許吃飯；第二次觸犯就意味著6頓吃不上飯。但是在叮叮口當口當的敲擊聲中，他們無法傳遞信息，甚至玩文字遊戲。
溫妮的朋友們——其中有尚蒂·奈杜，一位青年婦女，她的父親被為甘地所收養過——以超人的勇氣拒絕為政府作證，受到更長時間的監禁。20名證人的證詞軟弱無力，以致政府自己要求對全部被告宣判無罪。
不允准我出去，我就在牢房門前運動，起立、蹲下，起立、蹲下，做10到15分鐘。我感到極難適應這種孤獨。由於不和任何人交往，精神是如此受折磨，以至於我發現自己在和孩子們說話，好象她們在牢房裡和我在一起。如果牢房裡有一個螞蟻，或有一隻蒼蠅，我也會認為自己這一天有伴了。
在南非和海外，對溫妮·曼德拉及其同事所遭到待遇的抗議越來越高漲。6月份，在一名被告從該案撤訴而面對另外的控告之後，溫妮和其他19人再次受審。這次指控是根據「恐怖主義法」。1970年9月14日，法庭再次宣布他們全體無罪釋放。他們在單獨監禁中度過了491天。
1970年2月16日，法官告訴他們：「我判定你們無罪，你們被釋放了。」溫妮和她的同伴們還沒有來得及與家屬和朋友相聚慶賀，公眾就被命令離開法庭，這22人重新被拘留。這次還是根據「恐怖主義法」，他們又被帶回監獄單獨關押，準備接受下一步的「審訊」。
所有這一切都為那不可避免而可怕的審訊做準備。它意味著要改變你的個性，要把你變成一個馴服的、不會作任何反抗的人，要對你採取恐怖手段。
丈夫和妻子終於又聚在一起，每人有二三名看守陪著，彼此只能透過小窗模糊地互相注視；通過看守控制的電話聽對方講話。以這種不自然的方式，他們盡情分享著彼此的生活。那時澤妮6歲，津姬4歲半，他們談論女兒的發展和需要。津姬剛剛去幼兒園，但她不願待在那裡，她要象姐姐一樣去上「正式」學校，曼德拉同意了溫妮的意見，說她可以這樣做。看守喊了一聲「時間到了！」半小時的會見便突然結束了。
海倫·蘇茲曼到羅本島和他們商談那個請願書，並指出：「不同之處是你們的鬥爭還在繼續。的確1915年的反叛者被釋放了，但他們的鬥爭已被挫敗，你們準備說你們將放棄武裝鬥爭嗎？」
最初溫妮被關在一間小牢房裡。她後來敘述說：
在羅本島，曼德拉草擬過一份請願書，由他和其他21人簽名，要求釋放一切政治犯。請願書指出，親德的阿非里卡人民黨員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曾背叛國家——造成數以千計的傷亡——在反對希特勒的戰爭時再度如此，可他們服刑幾年就被釋放。曼德拉和其他簽名者要求也享受同樣待遇，並且指出他們一直得到不同待遇，就因為他們是黑人造反者。
他喜歡說他在滕布蘭度過的青年時期和談論他的非洲之行，有時隨著幽默感所至也對逸聞舊事加以發揮。他談起自己經歷過的一件事，描述他在迦納乘坐一架由非洲人駕駛的飛機時所感到的驚慌失措，他們怎麼能駕駛大型噴氣式飛機呢？他的不信任完全情不自禁，這無疑是在南非所受教育的結果。在飛行中，當駕駛員出hｔｔｐｓ://reaｄ.９９ｃｓｗ•ｃｏｍ來和乘客聊天時，他想，這些非洲人是多麼不負責任啊！他不知道這架飛機是自動駕駛的。
後來她知道遭到拘留的還有其他21人：4名婦女中有一個詩人和一個工會會員；17個男人中，有一人年已73歲。他們大部分都曾和溫妮一起組織過對政治犯家屬的幫助；警察派一個告密者打入這一群人裏面。溫妮和其他人被單獨監禁，不準和外界接觸。根據新法律，他們可以無限期被拘留。被拘留者當中，一人當夜死亡，另一人19天後死去。
被捕兩星期後，在蠻橫的斯旺波爾少校指揮下，開始了審訊。整整5天5夜不讓溫妮·曼德拉睡覺，一組一組的保安警察連續不斷向她提問題。第3天，她伸出自己發紫的腫起來的手腳向他們提出抗議。她感到頭暈，她的心臟在顫動。斯旺波爾奚落地說：「天哪，你要馬上完蛋，也給我們留下一些遺產，千萬不能把所有那些東西都帶走。」
政治犯絕不允許看外界的報紙和聽外界的新聞。曼德拉有一次受到指控和處罰，因為發現他牢房裡藏著剪報。可是犯人們還是想辦法搜集信息，利用每一點信息，分析它的意義。
與此同時，曼德拉和其他允許探望的人也得到同樣的警告，還命令他們不許談監獄的情況。
當第一次探監日期到來時，她和阿伯蒂娜·西蘇魯和盧圖利的女兒阿伯蒂娜·恩加卡納(她的丈夫正在短期服刑)一起出發。她們行程近千英里來到開普敦。到達碼頭時，她們要在犯人探監登記簿上簽名，同意遵守以下規定：不許帶相機、不許帶貓、不許帶狗、不許帶16歲以下兒童。坐渡船過海需要45分鐘，最後她們到了羅本島。獄吏把她們從碼頭押送到探視室，一路上別無所見，一邊是高牆把監獄遮掩起來，另一邊是海。溫妮第一次聽到在未來歲月中她每次探監時都聽到的警告。一個高級軍官告訴她，她不能講科薩語，除自己的孩子和「直系親屬」以外，也不準說任何人的任何事。如果她違反這個規定，就要停止探監。
60年代初，體罰讓位於破壞犯人士氣的做法。埃迪·丹尼爾斯(一個自由黨黨員和「非洲人抵抗運動」的破壞活動人員)說：「我們到了監獄，政府有兩個目的：摧殘我們的士氣和讓世界忘記我們。他們卻灰溜溜地失敗了。由於有曼德拉和西蘇魯在一起，我們沒有被削弱；他們幫助你，使你堅強起來。」他還說，「曼德拉教我如何頑強生存。當我生病時，他讓所有的人照料我。他還親自來看我。他甚至給我倒大小便。」
在院里勞動的最初幾個月里，一名報社攝影記者得到允許為在砸石頭的人拍照，並在休息時拍了一張曼德拉和西蘇魯在一起的照片：這是整個漫長的監獄生活中他們拍攝的僅有照片。
從看守們的行為常常能夠覺察到外面可能發生了什麼事情。這時，曼德拉和島上的犯人們就會受到更粗暴的對待。例如1966年納米比亞爆發的武裝鬥爭，就是這樣。政治犯只得知事情的梗概，詳細情況是西南非洲人民組織領導人安丁巴·賈·托伊沃被押到監獄后才清楚的。托伊沃關在「隔離區」，服20年徒刑。非洲解放鬥爭不斷出現新局面：安哥拉、莫三比克以及納米比亞的鬥爭都在擴展。
我得到的全部東西有一個能裝大約5玻璃杯水的塑料瓶，1個便桶，3條毯子和1個西沙爾麻的墊席。約一周后，我被轉移到「死刑囚犯」牢房：這個牢房一般關著將被處決的犯人。
當滕比到約翰內斯堡時，他幫助照顧孩子們。她們非常喜歡他，後來開始認識到他是多麼酷似她們的父親。澤妮常常回憶那些年母親唱著科薩搖籃曲的情形。
儘管吃了種種苦頭，曼德拉堅持每天鍛煉身體。儘管監獄生活非常單調，他發現——所有犯人都這樣認為——甚至在獄中，日子也每天不一樣。新的一天對於他們而言，是友誼不斷發展和充滿共同體驗的一天，是重溫往事和重申對未來的信心的一天。
在南非，政府通過了「恐怖主義法」，並在1969年5月12日凌晨2時開始第一次大逮捕。在曼德拉家裡，澤妮和津姬正在度假；她們和母親正睡著覺，警察砰砰地敲門，手電筒從窗戶往裡ｈｔtpｓ://read•９９ｃsｗ•ｃｏm亂照。他們命令溫妮穿好衣服。由於孩子們緊緊抓著她的裙子，懇求警察放開她，溫妮還要求把她們送到她姐姐尼基韋·克薩巴那裡，她就住在附近。她的要求被粗暴拒絕，她只好將孩子留在家裡。僅僅兩天前，她到一個專家那裡就診，診斷溫妮有心臟病——保安警察也知道這個情況。第二天早晨孩子們去找她們的姨媽時，她們沒有一點關於溫妮的去向以及她健康狀況的消息。在羅本島，曼德拉不久就知曉她已被捕。
每天從早到晚都能聽到看守們高聲喊叫的聲音，命令他們待在自己的牢房裡，命令他們不要出聲，他們處於隔離「狀態」。
我在那裡從沒有象一個母親那樣拉著幼小的女兒的手，把她們送進學校，將她們介紹給她們的教師，這本來是每一個母親在孩子開始上學時的權利。每一個母親都非常希望有那麼一天。我從沒有進入過我的孩子上過學的任何一個學校，我也從未見到過我的孩子的任何教師。因為我不能那樣做，那將意味著違犯對我的禁令。
J·B·沃斯特接替維沃爾德博士擔任了總理，後者於1966年9月在白人議院中被一個精神錯亂的白人信差所刺殺。
年復一年，曼德拉和他的同志們一直在做苦役。不挖石灰石或不砸石頭時，他們就得修路。一次他身體不舒服舉不動沉重的大石頭扔卡車上。總監獄長正和獄長一起視察，看到了曼德拉沒執行命令。他被控訴為偷懶和不服從合法的指揮，受到羅本島司法官的審訊，被判罰6天的單獨監禁，吃節約餐。單獨監禁的牢房冰冷，而節約餐就是煮過米的湯水。
孩子們很小時我就將她們放在寄宿學校，起初在史瓦濟蘭一個羅馬天主教會學校。有諷刺意義的是，學校名字叫「憂傷聖母」。所以實際上她們只好自己照顧自己。
在幾個月里，納爾遜·曼德拉無法得到關於妻子的準確消息。在拘留中她不準寫信給他。她被捕兩個月後，獄長把曼德拉叫到辦公室。通知他，他們的兒子滕比在一次車禍中喪生。曼德拉回到自己牢房，一直待在那裡。最後沃爾特·西蘇魯問出了什麼事；曼德拉對他說了，兩人默不作聲地坐在那裡。
《紐約時報》1970年2月25日發表評論說，起訴的戰略看來很清楚，它根據「恐怖主義法」將被告關押，直到以其他方法能得到或捏造更多的「證據」，這種野蠻方式已成為南非「司法公正」的一個特點。
他的一個難友帕斯卡爾·恩加卡尼博士說：「不管環境多麼惡劣，你總會找到東西樂一樂。」「這是人性中的保護機制。有一次，監獄看守讓我們凡有駕駛執照的站到一邊來！我們中會開車的就都站到一邊，我們想，讓我們去開卡車，可交給我們的卻都是獨輪車！」
這幾名婦女在出口處徘徊，以便瞥一眼自己的親人被押回牢房。阿伯蒂娜·西蘇魯不禁驚叫「哎呀，我們親人變得越來越小啦！」又說，「但是他們的神情是多麼堅強。」隨後這幾名婦女被押走，回到渡口，回到大陸，然後再長途旅行回家。在那些少有的探視中，溫妮還能見到曼德拉的長子滕比，他住在開普敦，偶爾獲准探望父親。
1965年人們很振奮。因為他們聽說：布拉姆·費舍爾在領導非法的共產黨而將受審時，轉入地下，力圖恢復鬥爭。大約有一年，他躲避了當局的逮捕。政府通過一項新的法律：保安警察想要提審任何人，都可以拘留180天，單獨監禁。不出幾周，他們得到情報，費舍爾也被逮捕受審，被控與他在「利沃尼亞審判」中為之辯護的人同謀。他被判有罪並判處終身監禁，和其他白人政治犯一起關在比勒陀利亞中央監獄。
有一天，斯旺波爾這個傢伙來到牢房門前，把聖經往我臉上一扔，挖苦地說：「給你，禱告吧，上帝能把你弄出牢房！」
她可以聽到隔壁房間打人的聲音和審訊者的笑聲。一些被拘留者則被迫晝夜赤腳站在磚上，直到他們被折磨得倒下，再強迫他們站起來。有的人被捆住手腕吊起來打。審訊者隨心所欲進行各種各樣的殘暴毆打和侮辱。許多犯人死在酷刑下，其中有伊馬姆·哈龍，一位被拘留的開普敦宗教領袖。
隆冬，島上陰濕寒冷，在濃霧九九藏書瀰漫的天氣里，從燈塔傳出的霧角聲凄慘地回蕩著。看守們——其中一人手背上刺著字花紋——罵罵咧咧地指揮新到犯人的每一個動作。開始時他們和其他「政治犯」關押在舊監獄，洗澡時要脫|光衣服跑到大約有200碼遠的津克監獄的盥洗室。他們在牽著阿爾薩斯狗的人員監視下進行勞作，建設一個新的有88間牢房、有最大程度安全措施的「隔離」區。這些牢房他們會首先住進去，這從刻到水泥板上的他們的姓名可以證明。一堵30英尺高的牆將他們和其他牢房隔開。這些單獨囚禁著的政治犯佔著一個中央大院的一邊；另一邊是被判處無期徒刑的刑事犯。
這種生活日復一日地進行著，直到在發牢騷時間曼德拉提出抗議。腳鐐去掉了，但他們希望做有益的工作未得到同意，他們繼續在那個歷代犯人挖的大坑裡勞動。羅本島最早居住著海豹(荷蘭語叫做羅貝)以及企鵝和蛇，直到荷蘭東印度公司最早一批在好望角建立基地的歐洲人認識到它適合作監獄：大海不僅使犯人難以逃走，而且可以阻止不受歡迎的訪問者。羅本島成為黑人反抗帝國主義歷史的一部分。1658年，一個科伊族反抗者奧特舒馬約——荷蘭人稱他赫里——第一個被流放到這裏。他也是少數幾個逃走的人之一。荷蘭人還把爪哇和摩鹿加群島的造反的酋長、王公和君主流放到這裏。在19世紀英國佔領好望角，將曼德拉從孩童時代就一直崇敬的那些英雄中的某些人物放逐到羅本島。馬卡納在1819年，馬科馬在19世紀50年代都被關到該島，他們是被殖民者的優勢兵力所擊敗的阿馬科薩人偉大勇武的酋長們。馬卡納逃出去時被淹死了，一些犯人稱這個島為馬卡納島。英國也將各種族的慢性病人、精神病人和窮漢送到島上，其中有麻風病人。很多人死在那裡，他們的遺骨與那些被判無期徒刑的黑人囚犯和放逐者的骨頭混在一起。1959年，南非司法部長沃斯特宣布，羅本島是一個用於「非白人犯人」的有最大程度安全措施的監獄。由於不允許任何船隻駛進1英里以內，而且海面上沖盪著湍急的海流，據說該島固若金湯。
在仲夏，曼德拉和隔離區的同志們出去到石灰礦勞動，他們每兩人一對，腳踝鎖在一起，每天蹣跚地走到島的中部。當另一隊作業小隊走近時，後者被命令停止前行，背過身子，等著這些人走過去。不許交談，不許交換眼色互相鼓勵。可是當局不能阻止他們觀賞島上開滿黃花的灌木和桉樹，偶然會有一隻小鹿或一隻鴕鳥。而在東南遠方，隔著波光閃爍的海面，是桌山上的一片朦朧景色，隱約閃現在開普敦的上空。
在他46歲生日前不久，曼德拉再次被送到羅本島。這個島位於開普敦西北約7英里處，是一塊小小的裸|露著岩層的土地，岩石嶙峋，疾風勁吹，周圍海面波濤洶湧。和曼德拉一起來的，還有西蘇魯和利沃尼亞審判案的其他難友。在羅本島，他的朋友照他的部落名字叫他馬迪巴。
於是鬥爭開始了，最初要求基本權利：到牢房外面去鍛煉身體，做有效的工作，允許相互交談，增發毯子，發給長褲，改善和增加伙食。每星期六早晨發牢騷時間顯然被獄方官員視為開玩笑，但曼德拉要求他們認真聽取意見。他堅定、冷靜而有禮貌，不是把他們看成敵人，而是把他們看作應該做好他們的工作和執行監獄規定的人來對待。
通過絕食、怠工和其他抗議，以及國際上越來越多的支持，政治犯待遇有了改進：彼此有了交談的權力，伙食得到改進，增發了毯子，發給了長褲。丹尼斯·布魯特斯述說過這種情景：晚上，看守們走後，某個犯人會開始打口哨吹一支曲子——雖然吹口哨被禁止——於是就會聽到來自另一牢房的應和聲，直到口哨聲四起，形成小型的口哨樂隊。
在採石場，腳鐐被打開，犯人們用尖鎬和鐵鍬先挖出石灰石，然後將石灰石板裝上卡車。在炎炎烈日之下，他們被趕進的大坑好象一個火爐，石灰反射著刺眼的陽光，他們從下到上都被炙烤著，而看守們卻逼迫他們加緊干，喊著，「幹活，嗨，幹活！」他們一小時一小時地挖掘、裝車，四肢和腰背酸痛，腳踝和手都磨起了泡，眼睛里是沙子，疼痛難忍。到下午httｐs://read.9９ｃsｗ•cｏm他們一瘸一拐地回去，渾身都是石灰末。他們直接去沖澡，然後筋疲力盡地倒在牢房的墊子上。每晚看守一下班，透過牢房的牆壁傳出犯人們一起祈禱，一起唱自由歌曲的聲音。
溫妮後來說：「正是那段經歷，使我認識到阿非里卡人害怕黑人的程度。也是那個時候我發現了自己以前從未有過的那種仇恨。」
但是1個月後，她得到離開奧蘭多的特別許可，終於可以去看望她丈夫半小時。他們彼此已2年沒見面。
溫妮·曼德拉被指控從她在羅本島囚禁的丈夫那兒接受「指示」。總之，罪狀在說他們在約翰內斯堡、東開普和納塔爾恢復了非洲人國民大會。總有80名證人，證人中大部分是在監禁之中。令溫妮感到特別痛苦的是她最小的妹妹諾尼亞尼索「公主」遭到監禁。在她們的母親去世后，她曾象母親一樣照顧這個小姑娘，背在背上，領著她走很遠的路。
她從一個靦腆的姑娘變成了一個漂亮的少婦，她有一種象她丈夫的意氣風發的活力。孤獨和各種負擔已經令人難以忍受，而孤獨又加重了她對人輕信的弱點。幾年後，兩個她認為值得信賴的朋友都是警察的告密者。當保安警察散布她本人是一個告密者的謠言時，她極為痛苦，受到一些政治上朋友的排斥。當局總會讓在羅本島的曼德拉聽到這種閑言碎語；可是他設法捎出口信，要求在這樣困難的時期幫助他的妻子。
除了探視，學習的權利比任何其他待遇都更為重要。曼德拉繼續攻讀法律學位，可以工作到夜裡11點，姆貝基及其他大學程度的人也可以如此。但是，那些正在準備考大學的人則必須提前一小時結束學習。如果有人被發現在規定的時間之後讀書，那就要被罰禁食三頓。菲基利·班姆在判刑前是一個學法律的學生，他稱讚這樣的場面：曼德拉把題目告訴大家，接著主持政治討論，以此來考驗自己對所學知識的理解和記憶。犯人間也不斷進行交流，彼此學習。最糟糕的處罰是減少學習時間。
政府還不滿足於這種卑鄙的迫害形式，強化了對溫妮的禁令：1966年她又被禁止書寫或發表任何東西。1967年兩次被捕，被指控觸犯了這樣那樣的禁令。在警察局牢房裡拘留了4夜之後，她又被判處14個月的緩期徒刑。
就南非的黑人婦女來說，每個黑人的家就是一個政治場所。黑人婦女發現自己必須向孩子們解釋社會上發生的事。津妮大約6歲的時候，她問我一些每一個做母親的都會面臨的問題。她在外面玩著，突然跑進家裡說：「媽媽，你是說爸爸在監獄里是因為他為黑人而鬥爭嗎？」我說：「是的。」她又問：「可是小朋友們的爸爸在家裡吶。為什麼我的爸爸在牢里，而隔壁的爸爸不在？」在小小的年紀里就碰上這樣一些難以回答的問題：關於警察、國家，隔壁爸爸的立場。覺悟是發自內心的。黑人生活沒有一絲一毫不受到種族隔離法的影響，這些法律是如此蠻橫，以至涉及到小小的孩子；他們所知道的生活就是如此。在我們的病態社會裡，如果一個黑人沒有坐過牢，你就會對他打量兩遍。這意味著那個人有問題。一切價值觀全被扭曲了。
3個白人女看守管送食物。她們往往拿起便桶，翻過蓋子把那盤食物放在上面。所以我從來不吃。
在奧蘭多家裡，溫妮告訴孩子們關於她們父親的情況。澤妮所能記得最後見到父親的場合，是人群和司法大廈外面的小汽車。隨著日益嚴格的禁令限制，她們的母親不能陪她們上學。溫妮描述了禁止她進入學校和在奧蘭多之外禁止她訪問任何非洲人居住地區及對她生活的影響：
第二年一些民族之矛成員被送到島上服長期監禁，他們是被羅得西亞軍隊俘獲后交給南非警察的。他們和喬舒亞·恩科莫的辛巴威非洲人民聯合一起，組織了一支游擊部隊，打算在尚比亞與南非之間建立根據地。這個設想欠考慮的方案要穿過大片野生動物保護區和茫茫的灌木叢生地帶，而且缺乏設備和經驗，結果是一場災難。
多年後她這樣說那些折磨人的日子對家庭的影響：
曼德拉的答覆是：「不，在我們的人民贏得自由之前是不會放棄的。」
溫妮給倫敦一位朋友寫信說：「在整個考驗中，最令人寬慰的是知道
九九藏書在爭取人類尊嚴的鬥爭中我們並不是孤立的。這的確是對一個人理想堅定與否的一次殘酷考驗……如果我們希望自己的孩子免於我們所遭到的不公平待遇，我們就要下定決心不惜一切代價進行鬥爭。」
曼德拉的牢房很典型，約7英尺見方，一個40瓦的燈泡照明，地板上扔著一個墊子和兩條毯子。獄中的短褲和黃卡嘰布襯衣、薄薄的線衣和茄克很難抵禦夜晚的寒冷。太陽出來之前他們就被叫醒用涼水洗臉、刮臉、清理便桶。他和難友們——大約有30人——輪流分發早餐：每人都有粥，但是印度人和有色人還能有一匙糖和一份麵包，非洲人則只有給半匙糖，沒有麵包。玉米、無味的湯和清咖啡是另外兩餐的主要食物，有時給添小塊的肉或一些蔬菜。
在流放中，奧利弗·坦博成為非洲人國民大會主席。在坦尚尼亞他還會見了非洲統一組織、坦尚尼亞、莫三比克解放陣線和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等組織的代表，他們保證會全力支持非洲人國民大會爭取自由的鬥爭。沃斯特、史密斯和葡萄牙卡埃塔諾的「邪惡同盟」遇到了各國解放運動所組成的同盟。
我被捕后，通常做的第一件事是在牆上的日曆上作記號，以便掌握日期。我想，關在死刑囚犯牢房裡的全部目的是要讓人產生一種上西天的感覺，覺得你的政治生命已經結束。監獄門旁有兩個鐵格子門，直到今天那一串牢房鑰匙卡嗒卡嗒的響聲還記憶猶新，那雜訊是故意弄出來的，使你在靜寂孤獨的監獄生活中，感到他們在敲打你靈魂深處。他們從不關燈，使我沒有時間觀念，不知道是早晨還是晚上。我只能從盤裡的食物辨別時間；那是難以下咽的食物。從咖啡和粥中我辯別出這是早晨。
因利沃尼亞一案人員被監禁以及後來的民族之矛和非洲人國民大會領導人和組織者遭到逮捕，流亡國外的非洲人國民大會承認「敵人沉重地打擊了運動的『核心』」；這是「一次非常嚴重的挫折」。通過90天肉體和心理的折磨以及雇傭告密者的工作，非洲人國民大會、泛非主義者大會以及其他激進組織的成員從大陸接連不斷地來到羅本島。白人政治犯關押在比勒陀利亞；黑人婦女通常關押在克龍斯塔德。而羅本島只關押黑人男子，其中有教師、農民、醫生、勞工、會計、工人和工會會員。他們年齡從15歲到70歲不等，在這個小島上空前地團結一致，雖然關押在特別區的領導人和其他區域隔絕。在這些區域里約有1000多名政治犯和大約300個刑事犯，每個牢房關60人。不久，納米比亞人來了——西南非洲人民組織的領導人——被關進津克監獄。羅伯特·索布克韋被監禁在白人看守住處附近的一座房子里，由衛兵看管。
政治犯屬於D類：准許每6個月寫一封500字的信，可以有一次探監，但只許談家庭瑣事。溫妮形容她「失去形象高大的人」，最初幾個月是「痛苦欲絕」。當她「摸索著前進，想法適應」時，反覆讀著他的第一封信。
1967年7月艾伯特·盧圖利酋長去世。他在散步經過一座鐵路橋時，被一列火車撞倒。許多人，包括他的家人，懷疑官方調查的結論，那是一次因他耳聾造成的事故。
經過5個月的單獨監禁，這些犯人被帶到比勒陀利亞古老的猶太教堂法庭受審。用輕機槍武裝起來的警察列隊集結在外面。他們根據「恐怖主義法」被拘留，現在他們卻發現在根據「鎮壓共產主義條例」被指控：給非洲人國民大會輸送人員，為破壞活動尋找目標，散發違禁文件和利用葬禮來推進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政治目的，以及和游擊隊有聯繫以及助長白人與非白人之間的敵對行動。
1964—1970年
時常抱怨的是醫療工作的疏忽大意和麻木不仁。監獄長的定期換任也使他們不安：每個新官都有他自己的餿主意，犯人們必須重新設法應付。有一個監獄長綽號叫做「鐵漢」，幸虧只待了6個月。後來有一任獄長稍微好一些，他確實聽取犯人的抱怨，可是他又被換走了。
禁令也停止了溫妮在兒童福利部的工作。警察對僱主們的威脅增加了她謀生的困難：從城裡一家傢具店到一家乾洗店，然後又去修鞋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