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聰明的媳婦就對自己的老公說過，咱們永遠不能借錢給公婆，選擇只有兩種，有錢孝敬，無錢不給，千萬別提借字。

因為不是每天都有人需要青苗貸款，完不成任務的基層官吏們，可能幾乎是潛意識地使用一項東西——權力。

應該說，對於整個帝國來說，實施青苗法所獲得的利益是小，而對帝國社會鏈條和道德鏈條的破壞是大。

司馬光就是那個聰明的「小媳婦」，看到了青苗法裏面「借」這個字的太多不和諧因素。他更為心疼的是青苗法對原有抑制兼并機制的破壞，青苗法用的本錢是原來常平倉和惠民倉里的糧食。之前，政府設置常平倉和惠民倉，在豐收糧賤時平價向農民收購糧食，在糧荒時則同樣以平價向農民出售糧食，在抑制糧價操控糧價、防止地主屯糧居奇和商人投機倒把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被司馬光認為是「三代聖王之遺法」。

這正是司馬光蘇軾之類的舊黨最擔心的事情，在他們看來，擁有權力的政府放高利貸猶如開著坦克向各家商戶要保護費的超級怪物，遠比民間拿著水果刀的小混混危險得多，雖然他們要的錢可能比較少。

可官府就面臨兩難：要還是不要？

老王長時間不願進京做鳳尾，而寧願呆在地方充雞頭，就是因為在地方上，他可以對他的改革良方進行臨床實驗。老王在鄞縣當縣長時，就在他的地盤上試行過青苗法，效果好得一塌糊塗，農民渡過難關了，政府增加收入了，高利貸富戶乾瞪眼了，死賬呆賬也很少，這堅定了他後來在全國範圍內實行青苗法的決心。

但在青苗法實施后，一旦該縣長的夢想成九_九_藏_書真，即這個縣的農民都有飯吃，就無人向政府貸款，那麼年終，該縣長青苗貸款業績則可能為零，可能會被戴上「阻撓新法」的罪名，以致烏紗帽不保。

其實老王的青苗法同樣也不是首家獨創，李唐王朝在中後期囊中羞澀時就小範圍實行過政府放高利貸增收的辦法，只是像王安石變法這樣推行範圍之廣，制度之完善，當然是史無前例的。

一個帝國就是一個和諧的封建大家庭，君使臣（民）以信，臣（民）報君以忠，一團和氣。

就像所有的棺材鋪老闆都喜歡死人，所有的花店老闆都喜歡情人節，而所有的雨傘店老闆都喜歡下雨一樣，作為青苗貸款執行人的官吏們肯定希望每年有很多人需要他們的貸款。

因為一提借字，還不上時，不僅傷面子，更傷感情。

凡是借過錢的人都知道一個道理，向外借錢的人，借錢時是大爺，要錢時是孫子。

雖然你的利息低，可五十步和一百步有本質的區別嗎？

作為借貸者，最需要考慮的一個問題是風險規避，帝國搞青苗法，同樣不能免除。事實上，法條剛出台，就有舊黨尖銳地指出，既然你王安石說搞青苗法的初衷是為了「抑制兼并」，那為什麼要對貸款用戶分信用等級，最需要錢最窮困的農戶是第五等，一次只能貸一貫錢；而最有錢最不需要借錢的富戶則列為一等，一次卻能貸十五貫。

王安石的青苗法，農民來借錢（糧），是在青黃不接揭不開鍋時，平日里高利息都忍了，官府這點利息確實不算什麼。到秋收時，遇到好年頭，還掉本息還剩三五斗，今年也算過了，可是萬一read.99csw.com天公不作美，來個什麼洪水旱災之類或是家中出了一個阮小五一樣的敗家子的話，完了，血本無歸，除了破房薄地老牛，什麼都沒有。

從根本上說，這和他們作為一方父母官的基本職守是相悖逆的。

最後，他們還是不得不轉頭向高利貸伸出求援之手。但這時，他們看到，高利貸的利息已經從原來的七分漲到了現在的十分。

二是各級行政部門為了完成行政目標考核，部門領導為了突出政績，強迫富戶農民在不需要借貸時貸款，變相加重了農戶的負擔。

為什麼？因為富戶們當然得把官府強貸給他們的那三分息給累加上。

而君民之間提到借字，同樣也就不那麼和諧了，因為還不上的時候，既傷面子，也傷感情。

而現在，有償的青苗法代替了無償的常平倉、惠民倉，帝國的百姓們抬頭看他們的君王，臉上寫的再也不是那個信字，而是一個利字。

既然中央都考慮到了這個風險規避問題，那些關心自己前程和烏紗帽的官吏們更會注意這個問題。借錢給一個一等富戶完成的工作任務相當於給十五個五等貧戶，一樣的過程不同的結果，那麼你願意做十五次還是願意做一次——當然是後者。何況，一等富戶良田萬畝，是永遠不可能還不起錢的；而那些等著米下鍋的窮人們，看起來隨時都可能破產。

王安石瀟洒地拿著魔術棒，祭出了青苗法這一招。

上司很熱情，司馬君實最終拗不過，喝了兩杯，王介甫則再次顯示出了他的固執，始終不肯抬酒杯，讓當時就很讓人人敬仰的包大人下不來台，也成為了王安石同學不通人情世故的經典例reaｄ•９９csｗ.com證。

除此之外，青苗之害，帝國無葯可治。

從理論上來講，青苗法唯一損害的只是民間那些吃人不吐骨頭的高利貸們的利益，青苗法相當於把那群人的利益剝出來，讓農民與政府共同分享。

要，農戶破產成為流民，國家從此多了一個負擔和不穩定因素；不要，官府的賬面上多了一筆死賬不說，如果所有的人看到借錢可以不還並且不用承擔什麼責任，那即使在好年頭，也會有很多人賴賬不還，搞青苗法就變成了發救濟——政府有那麼多錢來發救濟嗎？

這些問題在王安石在鄞縣當縣長搞試驗田時都不會遇到：第一，老王為官清廉，不圖錢；第二，上頭沒有行政目標考核，農戶完全可以憑藉個人意願決定借不借錢；第三，王安石在鄞縣任期沒有發生過嚴重的自然災害，死賬率自然小。再說，兩袖清風的王介甫也不會逼迫還不上賬的農戶當流民。

兩千多年的中國封建帝國，統治者們一直在對他們的子民們宣揚一個理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王安石無法回擊這一指責，因為他無法掩飾青苗法的終極目的——生財。

「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民不加賦而國用饒」，當王安石拋出他的理論時，帝國很多人都不以為然。

司馬光的話還有另一個層面的意思：借錢，當然就涉及到還錢的問題。

這時候官府要錢就是一個問題，要就得撕破臉皮來要。民間借貸者不管，有房收房有牛牽牛有地要地有老婆搶老婆，高利貸們沒有後顧之憂，把債收回關係兩清，你要死要活都不關我事。

農民在青黃不接的時候向政府貸九九藏書款，秋收的時候歸還，利息不重，才二分（相對那時的民間高利貸），既可幫助農民渡過難關，又增加了政府的收入。

天下的財富是有限的，國庫里多了，老百姓手中就少了。你王安石又不是魔術師，能讓錢變成母雞，雞生蛋，蛋生雞。

在王安石變法中，在理論上最為完善併為後世所驚嘆的就是青苗法了。

作為一個縣長，如果沒有青苗法，那麼他或許會燒香許願希望全縣都風調雨順，農民都有飯吃，他業績聲名財富三豐收。

如果還的錢比借的多幾分，這個恨同時就會跟著多幾分。

——民間為富不仁的大戶之家放高利貸，都會被世人所唾罵，何況是政府呢？

三是如果遇到水災旱情，自然災害地區顆粒無收的農民無力償還貸款，政府強行索債，還不上錢的農民只有當流民逃難。

但理論上萬無一失的良策在全國實行下來卻是一地雞毛，怨聲載道，被舊黨認為是變法中最具危害性的毒瘤。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在推行過程中出現的幾個重大問題是王安石無法解決的：

當年在嘉祐時期還是好友的司馬、王二人任館職期間，他們的共同上司是包拯包龍圖。一次，老包請手下這兩名才華橫溢的年輕人吃飯，無酒不成席，老包開了好酒，結果兩個年輕人搖手說自己不會喝酒，老包說今天高興，就破破例，咱仨開懷暢飲一回。

一是基層官吏層層加息，成為了貪官斂財的重要手段。原來中央規定只收二分息，有的地方卻收到了六分七分，或縮短還款周期變相加息，帝國對此沒有有效的制約機制。

帝國本身作為借貸者，其風險是遠遠高於普通的民間借貸者的。這種九*九*藏*書風險基於他和借款人的雙重關係：他不僅僅是債權人，他還是他們的庇護者和監護人。

事實上，青苗法的致命弊病，那位老於世故的司馬君實看得非常透徹。他說的那句話或許漫不經心，卻一語中的：

千年後有人盛讚王介甫天才的設想，已經非常符合現代的經濟學理論，比起同時代的人，他站得更高看得更遠。

在欠錢人眼裡，當從借錢人手裡拿過鈔票時，他眼中看到的是恩；要他還錢時，他眼裡看到的是恨。

青苗法，從表面上看，是為了解決農民青黃不接的問題，由政府出手救濟，但是這個救濟手段是有前提的——有償的。說白了，前者是手段，後者才是目的，即政府放貸收取利息，這註定了青苗法的價值取向是赤|裸裸的經濟利益，即達到王安石所說「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的目的。

千年以後，有人替王安石嘆息，說當時青苗法的實施，帝國如果設立一個完全獨立的機構來代替政府進行青苗糧款的放貸，那麼或許這場改革就不會帶來那麼多的弊病和負面影響。

他們所說的那叫國家銀行，是王安石變法失敗千余年後才出現的產物。

於是就出現了很奇怪的現象——一方面是官吏衙門想著法逼迫不需要用錢的有錢大戶「貸款」，而另一方面是急需用錢救命的窮人們借不到錢，就算是借到了，那點錢也不夠他們渡過難關。

而喝下酒的司馬光知道，他喝下的其實不僅僅是酒，那還是包大人的一片熱情，更是包大人的面子。

誰叫趙家皇帝手頭緊呢？

「散青苗之害猶小，壞常平之害猶大。」

所以他寧傷身體，不傷感情，更不願傷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