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人也無法寫，他們不是影響或推動我的人，而就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比如說，媽媽在變老，可是有她在，我就永遠是一個孩子，如同有哥哥在，我就永遠是一個弟弟；還有妻子，媒體上有很多對我們戀愛與婚姻不真實的編寫，其實現實中的婚姻要比文字更多一些浪漫和平實，而那些編造的「浪漫」情節，也往往缺了一些想象力；還有兒子，不用說了，他是生命中的主角，我與他的母親不負責編寫他的劇本，只想做一個稱職的觀眾和欣賞者。他們是我心中最重也是最長的文章，但這該屬於我們的晚飯或旅途或周末時光，也因此，人生不再是苦旅。

所以，正死掉的只是詩，但詩人還在，只不過，人們已不一定用寫詩的方式來創作，這，就更需要讀者的細心。

音樂家中，還有巴赫，還有馬勒，指揮家中還有克倫貝勒、馬里納呢。

那一瞬間感覺周圍的聲音全部消失，世界無比安靜，這種感受，以前只有過一次，就是1994年傳來馬拉多納在世界盃上被禁賽的消息。其實，這兩個消息也有相似的地方，有一種美好，從此只能回憶。

我笑了，這符合老人家的性格，雖然一年之後，另一位樂評人陳立，給了我克萊伯最後一次演出的實況錄音后告訴我：「老人家是真的走了，墓地都有。」可我依然願意天真地相信另一種結局。這世界上有太多可能，為什麼不留一點想象當中的不可能？更何況，他本就活著，在我每次把他的CD放進CD機的時候。

我一直也在問自己，為什麼被卡洛斯·克萊伯這樣深深地打動？它並不來自於一種理性，而是直覺或冥冥中的一種東西，如同生活中的很多事，喜歡與厭倦，道理無法說清。

還好，喜歡的是一個音樂家，他留下的旋律會繼續陪伴著我，但一個奇妙的結尾是：有一天，和著名的樂評人劉雪楓聊天，他突然告訴我，在歐洲也有人認為，克萊伯沒死，因為沒人看過他的遺體沒人參加過他的葬禮，他不過是用這種方式來繼續開這個世界的玩笑，並讓自己生活得更安靜。

有聚會就離不開音樂，一次，我們將過去校園裡最流行的歌曲與舞曲，編輯成兩張CD，長達兩個半小時，聚會中的舞會，正是在這過去的旋律中行進的，而在這熟悉的旋律中，大家似乎得以安慰，不覺年華老去。

也因同學在那裡，聚會在那裡，平日里一些日子才不那麼難熬，起碼都知道，不必擔心歲月匆匆。過去的一切都會模糊，沒關係，想不起來的，同學替我們記住。當然，更重要的是，哪怕未來不再讓人期待，至少我們還共同擁有一個溫暖的過去。

作為政協常委，開會時，見很多人好話說盡，老爺子一笑：「各位，咱們到這兒來，是來獻計獻策，而不是來獻媚的！」一句話擲地，滿屋子的尷尬和沉默，之後是掌聲。

比如我的高中班級，十年一大聚，五年一中聚，有同學從外地回了老家就是一小聚。在北京的中學同學，由於資源寶貴，並不按班級來劃分，而是整個年級的同學像親人一般，我們在日常聚會之外，還開創了每年9月1日必聚的傳統，因為「開學了」。

還好，生命保住了，夫婦倆住進同一家醫院搶救。我的這位大師哥艱難地爬起來，顫顫巍巍地挪步去相鄰的病房看夫人，看到幾乎呈現出植物人狀態的夫人時，他含著淚水說出四個字：「我要回家……」

到了大學，本以為不會再有像中學時那樣日積月累的師生情誼，然而八十年代末特有的氛圍，還是讓我們難得地有了親如一家的師生關係，尤其是臨畢業時的特殊風波，更是把老師變成保護神，如父母一樣為我們牽腸掛肚。按理說，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這一撥走了該照顧下一撥，但我們那一屆的學生，在特殊的背景下，即使已在天南海北落下腳來，此後的成長、變化與境遇，還是讓老師們遲遲放不下關注，長久地牽挂著。以至於我們的曹璐老師過七十歲生日的時候，同學們依然從全國各地趕回來，幾十口子人，真像家一樣，陪著老師熱鬧了近兩天。而現如今，日子風平浪靜，不知道，大學校園裡，是不是依然製造著這樣的「師情畫意」？

其實，好多人恐怕都和他一樣。

這位迎來藝術生涯六十年的大家，最近逢人便講的一句話是：「我的藝術快開始了！」

接下來，要換個名字。

喜歡他是從喜歡他的音樂開始的。

聚會時，同學們的慣常語是「沒變沒變」，大家互相陪著慢慢變老，自然覺得彼此沒變。但隔一會兒走進校園，看著校園裡年輕的師弟師妹們，正和自己當初上學時年齡一樣，大家才啞然失笑，「沒變沒變」，純屬自欺欺人。

其實不止朱鎔基，溫家寶也似乎如此，只不過風格不同罷了。朱鎔基有李白的氣質，溫家寶讓人想到杜甫；朱鎔基如武當，溫家寶像少林，骨子裡的詩人情懷都是有的。這不僅體現在溫家寶在記者招待會上必吟詩，還體現在他希望有「仰望星空」的人。其實把「尊嚴」寫進政府工作報告，本就是一個有詩意的舉動，同柴米油鹽相比較，尊嚴不能當飯吃卻比吃飯更重要。如同詩，不一定有用，卻有它看似沒用實則珍貴的價值。在我看來，「尊嚴」的提出，是中國三十多年改革之後，提出的第一個真正有詩意的目標。

2006年的夏天，借德國世界盃採訪報道的機會，我專門去了一趟莫扎特的故鄉，奧地利的薩爾茨堡，一邊做節目，一邊朝聖。在薩爾茨堡這個安靜而又喧鬧的小鎮，莫扎特無處不在，從巧克力到明信片再到遊人的尋找，中間都是莫扎特。小鎮的至美，是在遊人走了之後，那份安靜讓你知道莫扎特音樂的靈魂所在。或許，是一個有苦有樂的年輕人，與流水、森林、藍天和整個大自然的對話，於是，在莫扎特的旋律中，你聽得到斗轉星移，聽得到雨後的草原，聽得到一天之中的日升日落，當然，也聽得到人在自然面前必有的憂傷與嘆息。這憂傷與嘆息並不是主旋律，因為大自然永遠充滿生機，周而復始，枯木可以逢春，這其中，便是希望便是美好所在。

這一番對話，讓我永遠難忘，記得在那一年的年終回顧節目時，我特意講了這個故事，一個年過八旬的老人，依然為了興趣沒有任何功利心地學習，年輕的我們該如何感想？這，可能正是老人的力量與意義。

有一陣子，我這個學俄語的人來了興趣，報了華爾read.99csw.com街英語班，在一次學校迎接老布希的聚會上，我身邊坐著一位老人，看著像六十多歲，其實已過八十，一聊，得知，他是北京友誼醫院的前院長。我很納悶兒，「您也在這兒學英語？」老人回答：「是啊。」我更納悶兒了，「您是醫生，又是院長，英語一定不錯啊！」老人回答：「還行，可我的英語都是學術英語，太老，我想學學這美式英語怎麼回事。」

寫到這裏，我該停筆，因為想到老爺子的一幅畫，畫面上是一隻大鳥，這不奇，旁邊一行字把我看樂了：鳥是好鳥，就是話多！

大學同學不在草原，不用拼喝酒，但也不少喝。我的一位天津同學如馬三立般留下一個經典感慨：每次咱們班聚會，我都只記得前半截，後半截都是下次聚會時同學們講給我聽的。因為每次後半截，我都喝多不記事了。

還有一次聚會，晚餐也結束了，舞會也結束了，酒醉的人也醒了，大家意猶未盡，就席地坐在外面的水泥地上，將所有現在能想起來的上學時的歌唱了一遍，直到腦海中一片空白。

還有朋友，他們是重要的推動者，也常常是我生活的意義。這其中，有很多沒有血緣關係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相互照應，相互陪著慢慢變老。我不願意時常用言語去表達情義。朋友，該是得意時，離得可以遠些，不順時，必到身邊的一群人。這其中的情誼，我又怎能用幾百字或幾千字去寫呢？寫好朋友，只能用心，用時間用生命。

就這一首曲目，幾十分鐘，徹底打亂了我過去心中所有對指揮的排序，讓他牢牢地佔據了第一位，於是，開始搜索和追尋克萊伯的身影。

再說一位年輕的。今年七十四歲的韓美林，兩年前做了一次大手術，出來后自我感覺「比以前聰明多了」！其實，他以前就聰明，要不然，不會讓奧運會的吉祥物福娃從他手上誕生。但對待這個作品，他習慣輕描淡寫，因為過程中，「不懂藝術的人話太多。」你看，老爺子的話不比畫差吧！而這樣的話多著呢。

然而，身陷其中，怎樣的幫助都是一時的放鬆，有的時候，需要在這鋼筋水泥的叢林中適當逃離，每天總該有一些時候或抬頭仰望星空或低頭看看花草，逃離才是一種更好的解脫，否則，污濁的空氣會壓得你喘不過氣來。

我成長於一個教師家庭，父親、母親、姑姑、舅舅、舅媽、嫂子……都是老師，於是，在這樣的氛圍中，我習慣產生一種幻覺，經歷過的老師都像是家人，事實也如此。

一轉眼，詩人們離去都已超過二十年，海子被大張旗鼓地表演性紀念著，故事講得很多，沒人細讀他的詩。我真怕，海子從此就與「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緊密相聯，海子得不到的卻成了他的標誌。不過也沒辦法，詩人一貫被誤讀。二十年之後，北島來到香港，中文不必再當行李，北京也可以常回一回，都老了，當初的劍拔弩張像個笑話，嘲笑著我們自己和時代，激|情都舊了，只有城市是那麼讓人陌生地新著，有些恩怨情仇也會在歲月的調和下走向和解嗎？

黃苗子、郁風是一對歷經苦難的神仙伴侶，老年時，可愛加劇。有一次，郁風一本正經地問我：「西班牙邀請我去，你說，我去還是不去？」問話時，老人家還擺出西班牙弗拉門戈舞的造型，神態如少女，而此時，她已年近九旬。年輕時，她們一群同學嚮往過西班牙，但後來時代動蕩變遷，西班牙終成夢，年近九十，機會來了，老人的心動了。

我喜歡柴可夫斯基、勃拉姆斯，這些年還格外喜歡馬勒，在這些大師的曲目中，隨時都可以聽到洋溢的情感，無法排遣的困惑、痛苦與掙扎甚至是絕望，它符合人世間的七情六慾，於是，總有擊中你的時刻，也會因此讓你瞬間被拯救。

老爺子似乎對好多事情都如對汽車一般感興趣。大家一提到他，就會想起畫家這稱謂，可在我眼裡，他是文字第一，木刻第二，畫畫第三。這可不是故弄玄虛，不信，您翻翻他的書看一看，從頭到尾，你都能找到開懷大笑的機會。然而文章寫的可不都是喜劇，甚至更多是悲劇，但文字中，總能釋懷並化解。當然，湖南人筆下，怎會沒有嬉笑怒罵的辣，可各種情緒總是被他調適得很好，讓你笑中有淚地完成一段文字旅程。甚至我認為，當下中國文壇，各路寫散文的高手，超出老爺子的少之又少，更何況，面對黃永玉這個名字，想佔有他一幅畫幾乎沒可能，但花百八十塊錢，佔有他寫的幾本書並因此分享他的智慧、思考與幽默本事，這便宜佔大了。

記得高中同學前幾年在家鄉聚會，臨別時，大家一起出門送班主任劉老師，擁抱、叮嚀之後，老師走了，這個時候，我們看著老師慢慢前行的背影，突然發現老師真的老了，滿頭的白髮，行走已不敏捷，在孩子的攙扶下一步一挪。怎麼就老了呢？在大家的心目中，老師還是那個從早上七點到晚上九點都盯著我們，大事要講小事要管，刀子嘴豆腐心的利落形象。可一想，怎能不老？連我們都人到中年，老師也年過七十。只不過，回憶，把形象定格罷了。

曹璐老師的一個學生，八十年代中期火透中國文壇和新聞界，他的一篇又一篇關注現實的報告文學橫跨文學和新聞兩界，其實也扮演著輿論監督最初的角色。對於我們學新聞的大學生來說，這個大師哥的名字自然如雷貫耳。然而沒過多久，他真的進入學校，成了我們的老師，講授報告文學。說句實話，他的報告文學寫得很好，但講課的魅力似乎不如他的文筆，可有機會讓「如雷貫耳」的人物來做老師，那一個學期的報告文學課很特別。

我自然回答：「去啊！」

老爺子還寫詩，寫成一本詩集，然後一本正經地到書店裡找一幫老友慢慢地讀，退了的李瑞環都來幫忙，沒什麼起立握手，大家都玩得開心。而在北京的東郊外，老爺子大手筆建了一個園子叫萬荷堂，時常高朋滿座，有重要聚會就由老爺子寄出親筆書寫的請柬，把遊戲也正規對待。我接到過請柬，但還從未去過，一來機緣不巧，二來也怕攪了老爺子的清靜。然而，一想到他，還會很開心。這個時候，你不太怕歲月的侵蝕，原來老去，不過意味著生命的另一種可能，甚至你會好奇，歲月中那麼多的苦難，都去哪兒了呢？

如果讓我自己認定：只推薦卡洛斯·克萊伯的一張專輯，我會放棄如痴如醉的貝多芬第七九九藏書交響曲，而毫不猶豫地選擇他的《勃拉姆斯第四交響曲》，我已經無法形容這種演繹。總之，我也聽過這首交響曲其他指揮的十幾個版本，但總的感受是：卡洛斯·克萊伯指揮的是這個曲目，而其他的指揮是另一個曲目。

一個班級，是否可以常常聚會，一來要看上學時期班級的氣氛和友情的密切程度；二來要有幾個熱心張羅的人，用他們的辛苦與熱情點燃那些半推半就欲走還留的同學；第三，還需要組織者擁有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智慧，總能創造出一個又一個聚會的理由。

所以，有人就有趣，有人也才有真的欣喜與悲傷。人的一生，只有一個工作無法更改，那就是做人，永無止境。幾十年後，我可能成為我心目中的那個可愛老頭兒嗎？而今日，當我記述著別人在我心中印記的同時，我又將在別人心中，留下怎樣的印記呢？

於是，我更加明白了他音樂中的魅力所在，不全是歐洲嚴謹厚重的基礎，還有阿根廷特有的激|情與浪漫，也因此才有了他獨特的吸引力。近年來，中國人已都知道維也納的新年音樂會，但1989、1992年這兩屆由卡洛斯·克萊伯指揮的音樂會恐怕很難再被超越，這兩年的新年音樂會，最好不要聽CD，而是看DVD，這樣，才能更直接地感受到克萊伯的魅力，因為他那舞蹈般的指揮動作與高貴放鬆的表情，在我看來，空前絕後。

原來，在二戰時，季老正在德國留學，因戰事，他十年無法歸國，這期間，染上失眠癥狀，開始吃安眠藥，從此再也扔不了，一吃就是七十年。

在我大學畢業那一年，北島也走了，用他的話說，帶著中文這唯一的行李，流浪世界。很多很多年之後，首先是在書店裡又看到了淺綠色封面的《北島詩選》，一瞬間激動萬分，就像以為丟了就再也找不到的寶物失而復得，我買了好多本送同學，天真並興奮地以為又買回了過去的歲月。這以後，文字上的相遇就容易多了，不過，這些年裡，北島寫得更多的是散文。可讀著讀著就知道，骨子裡依然有詩，只不過，歲月把詩拉長了，變成了散文，也在讀者心中投射下更多的波紋。其實流浪也很好，這二十年，如果北島一直在北京，不知會不會有《青燈》、《午夜之門》這一系列的文集，即使有，估計也是字數相當，價值該是不一樣的。距離不一定產生美，卻可能產生一種安靜以及不為時代快速更迭所擾動的思考。

看到這裏，我淚水長流，只好合上雜誌，再沒看剩下的半本。沒辦法，感同身受。

2005年7月15日，我突然聽到一個消息，卡洛斯·克萊伯兩天前去世，也就是7月13日，一個中國人因申奧成功而必然難忘的日子。

先說官大的，比如總理。見到過兩次朱鎔基動情，一次接見駐南聯盟大使館被誤炸死難者的家屬，握手之後，總理忘情痛哭；還有一次，接見悉尼奧運會體育代表團，當女足姑娘講到，中國女足輸了，小組賽后回家，早上要上汽車回國，卻發現，她們的對手美國女足的一些隊員來為她們送別……講到這裏，我注意到，總理的眼圈又紅了。顯然，這是一個外表威嚴內心卻有情的人。難怪，在記者招待會上，一句「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都將義無反顧，勇往直前」，在我看來，就是政壇語言中少有的詩，也難怪，人們會對此印象深刻。

當然，今天的薩爾茨堡大多數時間不那麼安靜，來自世界各地的觀光客把小鎮攪得人聲鼎沸。當初，莫扎特曾在這裏遭到驅逐，而現如今，莫扎特故居上掛著大幅的奧地利國旗，莫扎特已是他們的國寶。沒辦法，人類總是如此勢利，沒人再來和你講述這個小鎮和莫扎特之間曾有的不快，所有的黑灰色都被過濾掉，只剩下溫情與美好。不過，也好，這像莫扎特的音樂，不管其中蘊藏著怎樣的不快與憂傷，莫扎特都在憐憫眾生中歡快起來。

人是寫不完的，僅僅是那些推動我成長的人，都寫不過來。以上這些文字，甚至只是我想寫的文字當中，一個短短的開頭。

於是，我從不悲觀，當有人感慨詩人已死的時候，我習慣在身邊去尋找詩人。我總是悄悄地在他們的身上尋找詩人的氣息，有了的，總是可以多多交往，甚至成為朋友；一點兒都沒有的，表面有禮貌但卻離得遠遠的。這本是一個無趣的時代，沒有詩意的生命就更無趣，人，總該在柴米油鹽之外有點兒其他東西吧。

有人說，交響樂中如果有一首必聽，一定是貝多芬的第五交響曲，而在此曲多如牛毛的版本中，幾乎從英國到日本到美國，都把卡洛斯·克萊伯的版本放在了第一位，於是，心生好奇，何方神聖？找來聽聽吧。

對於中國人，不管念過多少書，可能或多或少都受到過詩人們的影響。李白、杜甫就在血脈里，已不必多寫；對我這一代人來說，北島與他的戰友們是繞不過去的名字，就從他寫起吧。

我身後便是位於薩爾茨堡的莫扎特故居。莫扎特是奧地利的國寶，每天吸引著世界各地的遊客前來朝聖。來過這裏以後，再聽莫扎特的CD，會聽出一些與過去不一樣的東西……

在聚會前，我們收集了每個同學提供的校內舊照，稍加編輯，製作成一個大大的專輯。在聚會的開場，我們幾十個中年男女，重新會聚在校園內原來的教室里，老師們也都請了回來。一開始，就是老照片播放，二十年的歲月，不要說有時認不出別人，估計連自己都難以辨認，在一片「這是誰」「這是我嗎」的七嘴八舌中，慢慢地，開始「老淚長流」，師生都如此。這時，看著有人帶來的孩子依然快樂地在課桌間遊戲，突然產生了一種巨大的錯覺，這是過去，還是現在？二十年時光真的消失了嗎？

也許是我幸運，上學時成績雖然起伏巨大，好時名列前茅，差時名落孫山，一路上也挨過老師很多批評，但只要有成績，總得到鼓勵。自信，從來未被真正摧毀，反而在老師一路細心的照看下，有勇氣向前。

如果這就意味著老了的話，那自己恐怕早已老去，因為每一次同學聚會，局面都大致如此。上學的事情，每一個細節都被挖掘出來，知道的不知道的都知道了，然而聚會前後那幾天怎麼過的，好像都忘了，因為注意力都在聚會當中。

大家全都哈哈大笑，誰都忘了這是一對接近九十的夫婦。

八十年代中read.99csw.com期，我從邊疆小城到北京上大學，那個時候不像現在，沒有互聯網，資源信息無法平等共享，可能我的北京同學自打中學起就知道北島、舒婷，可我的確是到北京之後才知道的。我自認為，從少年到青年，從學生到知識分子，從人云亦云到獨立思考，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就是從讀到北島們的詩開始的。

不知什麼因素，一種時尚正在快速地擴張，那就是同學聚會。兒子與同伴們十來歲巳常有聚會，母親，七十多了，一回老家，最盼的也是老同學聚會。而我，也經歷過，昨天晚上剛剛和高中同學喝完大酒，今天上午十點，小學同學已經在家門口守候，中午喝之前，還要趁清醒提醒自己：晚上還有初中同學的聚會，萬萬不可被酒沖昏了頭腦，可酒杯一端，誓言煙消雲散。

兒子大了，看樣也喜歡音樂，把周杰倫、傑克遜的海報，貼得滿牆都是。我沒有去干涉，甚至從中看到自己，不要說青春時節，即便歲數不小，依然干過類似的事情，甚至更加瘋狂。

當然，還有作家、身邊的同事，逝去的陳虻、羅京以及您不知道名字的我的年輕同事。都該寫，可又往往落筆處百感交集，不知從何寫起。

高中同學與大學同學不一樣，後者因學的是同一個專業，即便畢業後天南海北，可行業的關係，還是讓大學同學更方便時常見面。而高中的同學，由於上的大學與專業千差萬別，聚會的難度就加大了，只能回家。這就是高中同學畢業二十年的合影，地點是我們已不認識的母校海拉爾二中新樓，老師們和我們都很開心。

我同意，大藝術家的境界必回到童年！

在同學的聚會中，常常會有笑話。比如一位男同學對一位女同學敬酒，真誠地藉著酒勁說道：「上學時，我一直暗戀你，你叫什麼名字來著？」滿座哄堂大笑，男同學只好乾杯為敬。

咬牙買了正版，上面既有「貝五」又有「貝七」，自然先從「貝五」聽起，從命運的敲門一鼓作氣，好，是自然，但這首命運交響曲由於概念先行，每次聽都少了聯想的空間，因此雖聽出克萊伯的好，卻還並未稱奇。延著慣性，繼續聽同一張專輯的「貝七」，沒想到，這讓我進入到一次奇妙的賞樂之旅，酣暢淋漓，欲罷不能。那種深陷其中的感覺，或許和當初聽著名的迷幻搖滾樂隊平克·弗洛伊德相似，眼前，只有音樂里的世界，現實的那一個，消失了！

老太太樂了，這時，旁邊的黃苗子插話：「你幫她聯繫神舟飛船吧，她還想上太空呢！」

老人讓我帶話：都說吃安眠藥不好，我是活例子，都吃了七十多年了，不也沒事嗎。告訴害怕的，沒事兒！

聚會固然好，然而副作用就是，聚會之後重新回到現實中難。並且歲數越大越是如此，甚至讓你產生幻想：人世間，為什麼不能一直上學到永遠？正是在這樣的失落中，一天一天，艱難地從純真校園歲月再回現實的混亂世界里；而同樣難的，是從乾乾淨淨的同學友情中，再回到人心隔肚皮的競爭或擁有距離的環境中。不過，也沒什麼好抱怨的，正因此，才有了同學聚會的價值，也才使同學聚會日益時尚並大踏步向產業方向發展吧！

我相信，過去、現在、將來，真正推動我們前進的，依然只是人——別人，與你自己。人的故事，是這個世界永遠的主題。對於我自己來說，回望過去，最該感謝的，當然是人，是他們，推動我前行。

曹璐老師資格老，於是，也有她前面的學生後來當了我們的老師，師生關係就在幾代人中傳承，像我們的班主任丁俊傑，就是當初曹老師的學生。在校園裡，這樣的幾世同堂，更是溫馨的畫面，不過，有時，也會留下特別的故事。

看到這兒，可能您眼前出現了一個尖銳、苛刻、滿身是刺不好合作的老頭兒形象，其實恰恰相反，那得看對誰。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他總是慈眉善目，笑容滿面。雖然一輩子受了太多苦，可他的作品幾乎全是樂觀的，「因為人民需要。」

人到中年，常聽到旁邊的同齡人自嘲：老了。因為過去的事情一清二楚，而今天上午做了什麼，怎麼也想不起來了。

話要說回來，一個社會，如果可愛的老頭兒老太多了，這社會必可愛，而對於我自己，一直在想著，幾十年後我這個老頭兒會怎樣？我希望是古典音樂搖滾樂依然都聽；老夫聊發少年狂，半夜拉著夫人去吃一回冰激凌的事還得干；在年輕人面前永遠是笑容是寬容甚至是縱容，多欣賞多為他們搭台，不固執並繼續學習，不對過去抱怨，而只對未來露出笑臉，絕對不擺出這個瞧不慣那個瞧不起的老夫子樣；更重要的是，不能成為時代前行的阻攔者，而依然是社會進步的推動者，有些話，年輕人顧忌，不好說，就讓老頭兒來說，夕陽正紅，沒什麼可畏懼的；然後讓家中永遠為年輕的人和年輕的事物開放……

人類，進步了嗎？人性進步了嗎？那些讓我們喜怒哀樂的事情，都一定與物質有關嗎？是技術推動世界，還是人心左右世界？

離開校園，不再有真正意義上的老師，但成長中，身邊太多的人依然不斷地推動我，其實，他們是接過「老師」這一棒的人。從我二十一歲工作到現在，這二十多年裡，扮演我老師角色的人太多，不過，感恩，於我，不僅僅是當面致謝，更重要的是，當自己有機會時，加倍地將過去得到的幫助返還給需要幫助的年輕人。每個人，不是只能回憶老師，其實，你也有機會做老師，這個時候，你是否會想：我比我的老師做得更好嗎？

不過，我們畢業那一年的風波，他似乎陷入其中，之後去了美國無法還家，又是多年之後，他的夫人終於在帶人情味的默許下，去國外和他團聚。沒想到沒過多久，喜劇變成了悲劇，夫婦倆開車，在超越前車時，迎面來了一輛大貨車，夫婦倆無法閃避，發生了車禍。

同樣的，離開官大的，說我們每一個人，或許競爭、忙碌中，也該讓生活有一點兒詩意，否則，連大自然的花，都不知為誰而開，人生也會慢慢乾涸。生活的理想，也該加一點兒詩意，倘若都是現實，都是物質，真是把人生變成苦役，現實也會把我們逼瘋的。

有一次在飛機上，看雜誌上一篇對導演康洪雷的訪問。他和我一樣，也是內蒙人，每年，他都會回草原，和同學們在一起，不用說《士兵突擊》，不用說《激|情燃燒的歲月》，大家就說過去，就是大口hｔｔpｓ://reaｄ•９９cｓｗ•cｏｍ大口地喝酒，而且行也行不行也行，只要酒下得順利，同學們和自己都會很釋然：這小子沒變，還是咱們的那個老同學。

必須承認，我喜歡很多老頭兒，也願意靠近他們，不僅得到智慧與啟迪，還可以就近靠近榜樣們。在我的人生目標中，最大的一個就是：將來成為一個好玩的老頭兒，就像我現在喜歡的好多老頭兒一樣。

2003年正月十五，元宵晚會上，我向即將卸任的他告別，我說：「您辛苦！」他笑，「你們才辛苦！」我說：「政聲人去后，人們都會記住您的。」他半玩笑半嚴肅地回答：「能記住我名字不罵我就不錯了！」

夠了，如果我能做到這些，我依然在今天渴望年老，而是否能夠做到這一切，卻並不僅僅取決於明天，今天的中年，決定著老年的諸種可能。

他的詩，在他活著的時候，讀過但不多，他走之後，幾乎都讀了，不只一遍。「面朝大海，春暖花開」已然進入盛世，在歡聲笑語中綻放，並成為一個又一個房地產項目的廣告語。可我猜想，海子不一定願意，因為他寫這首詩的心情與現今人們讀這首詩的心情應該很不一樣。讓我最喜歡的，還是那一首很大的《祖國》和一首很小的《日記》，前者的開篇有這樣的四句：「我要做遠方的忠誠的兒子/和物質的短暫情人/和所有以夢為馬的詩人一樣/我不得不和烈士和小丑走在同一道路上……」而後一首，寫于詩人坐火車路過西部戈壁上的德令哈，結尾處，這樣的兩句「姐姐，今夜/我不關心世界/我只想你」一直讓我感嘆。不管寫的是親情還是愛情，都是情詩，而好的情詩不多，這一句名列其中。

我最喜歡的指揮，卡洛斯·克萊伯，由於他不是周杰倫傑克遜，甚至也不是指揮皇帝卡拉揚，因此，想找他一張像樣的海報是不可能的，於是，我拿著他頭像的CD，托同事找到一位很棒的油畫家，請人家給我畫了一張鉛筆素描。對於這位畫家，我一直心有歉意並感激，因為一定是大材小用，而對於我，卻是大驚喜，如獲至寶，精心裝裱，掛在了家裡的牆上，得意洋洋。唯一麻煩的是，總有客人來問：這是誰？看長相，不像你們家親戚。於是，我總是簡單解釋一下便收嘴，因為此君不是三兩句話就說得清楚。

只是不知道，在當今這個五味雜陳的時代里，真正的莫扎特還是不是被真正地聆聽著，功利的人們功利地消費著莫扎特，其實，那離莫扎特很遠。如果有一天，你感覺內心沉靜，世事浮沉暫時抽離，而窗外又風和日麗，你試著再聽聽莫扎特，用你最簡單和純真的心，這時候我相信，真正的莫扎特會在上帝的指使下再度歸來。

大學入學二十年時的聚會合影，就在當初的教室里。最有趣的是前排這個孩子，誰的？他在想什麼？

我一直認為，莫扎特乾的事不叫創作，而是流淌，是上帝委託他送給人間。不生澀，不用太思考，高低之分沒那麼明顯，不能叫他天才，他本就是來自天堂的信使。於是，你會想，這個世界如果真像莫扎特的音樂那樣該多好！可惜，這樣的美好世界只在他的音樂里。

我估計，這畫說的是主持人，所以，話就到此。

大學入學二十年，我們組織班級聚會，起名「至少還有你」，用意十分明顯，不管怎樣世事無常，不管路途順還是不順，不管眼淚多於笑容又或者相反，值得欣慰的是：至少還有你。

以上的這些內容，都是我的這位大師哥在寫給曹璐老師的信里講述的。曹老師告訴我，這越洋的信中，「我要回家」四個字周圍，依然清晰地看到淚水的印痕。而這麼多年過去，時代變遷，人心變化，有些話題敏感或危險，但這封信依然能夠寄給老師，因為在老師這裏，可以犯錯誤，可以說委屈，可以坦白交代，可以一如既往地等待點撥。所以，好的老師，不只代表過去的助推，還是漫長歲月里隨時可以找到的避風港。難怪有人會說：醫生與教師這兩個職業最為神聖，一個為肉體治病，一個讓精神健康。於是「醫」與「師」的後面，都有一個「德」字。

不過，有一個細節被我知曉之後，還是感受到一點小小的震驚。喜歡上他很久之後，找他的介紹，可在九十年代，缺乏互聯網支持，國內媒體對卡拉揚、伯恩斯坦的介紹覆蓋一切，克萊伯躲在後面。有一天，終於拿到手，意外發現，這位先生小時由於戰事，從歐洲移居阿根廷，在草原上的國家長大，這幾行字，我給自己找到了答案。我家裡掛了三個外國人的畫像，竟都是阿根廷人或都與阿根廷有關。一個巴蒂，一個格瓦拉，而另一個就是克萊伯。有趣的是，我是在喜歡他很久之後，才知道他與阿根廷的關係，而這個時候，我作為球迷，追尋阿根廷隊已經多年。

在北島走的那一年，離開的詩人不只他一個，還有一個幾乎是我們同齡人的詩人海子，只不過，他走得徹底，真的不再回來。

這個時候，你就會知道莫扎特因何而來。也許剛剛喜歡莫扎特的人都會有一種感覺，莫扎特的音樂奇妙地相似，不管是鋼琴協奏曲，還是長笛協奏曲或是四重奏或是其他什麼，都一樣的輕靈飛舞，一樣的即使有一些小雨和陰雲，也照樣陽光燦爛，藍天綠草。所以，不管你怎樣地失望著，莫扎特音樂中的世界總會讓你覺得更好一些，還可以再往前走走試試。

詩人們都走了，我更喜歡在人群中尋找詩人，換一個思路，就不那麼失望，因為詩人好像隨時都可以找到。

比如黃永玉。

還有羅大佑、齊秦、鳳飛飛……太多，每一個名字背後都是太多的故事。

以上寫到的老人們，我與他們的交往並不多，因而還是有點兒遠，但讀他們的故事，聽他們的話語，琢磨他們的人生滋味時，卻又覺得近。時常會心一笑，時常感慨萬千，於是，他們也像親人一樣，時常在我身邊。寫下來，是為了感謝。

對於我們，同學聚會已經像一個信仰，而且有趣的是，分開之後，反而似乎比在校園裡還親還互相牽挂。聚會多了，我們得出一個結論：在歲月的催化下，我們的友情已經變成親情，每一次聚會，都使得親情的成分進一步發酵。

退了之後，朱鎔基果真極少在公眾面前露面，有人說，他傾情于山水和自己的京劇愛好中，我想也好，讓心中詩意的那一面更多釋放。

都說朱總理不愛笑，但這張照片上的他，卻笑得像個孩子。其實不只他，所有的人都笑得很九*九*藏*書開心。不知為什麼，今天看來，總覺得這一片笑容中，有一種乾淨與純真。

他卸任后，也有人對他任總理時的強硬有說法，但一位西部不發達省的副省長對我說過這樣一句話：「你聽見過窮省的人罵他嗎？」

現在的父母，考慮孩子的教育問題時，是要「擇校」的，認為選上一個好學校，一切皆有可能。可依我自己的經驗和體會，「擇師」才是最重要的，只不過，校可以擇，師，往往不可以擇，這才一門心思去擇校。其實，一個孩子能否健康成長、不厭倦學習，是否養成好的習慣，是否自信，真正的關鍵，是你最初遇到了怎樣的一個老師。一路上，你所遇到的老師，從某種角度說，決定了你的一生。

八十年代初，顧城說「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來尋找光明」，北島則用詩給了我們難得的懷疑，開始學會用懷疑去尋找現實的答案。而且我之所以喜歡並被北島所影響，是因為他的詩在懷疑思考中，還擁有一種硬度，鈣分十足。

然而，尋他是一件又簡單又艱苦的事情，簡單在於，他的錄音專輯少之又少，原因是他不喜歡錄音只喜歡現場，而喜歡現場也非常克制。一般情況下，是躲在人群之外的鄉村居所里，直到家中的酒都喝完了，才給外界寄一張明信片，於是各大樂團趨之若鶩，這之後，老先生出來演個一兩場，又消失掉，讓人們在好奇與期待中，去等待他的下一場。這樣一來，他的專輯自然總量很少。不過，有一點才是他真正的偉大之處，雖然專輯少，但幾乎張張是精品，這其中，很多曲目與歌劇，竟都是無數版本中的首選，於是，他靠近了傳奇。可艱苦也就在於此，作為一個喜歡他的樂迷，有限的專輯早就反覆地聽過無數遍，想再拓展，難了。不過也好，有些東西，多了，味道亂了，失望也開始增多，而好的東西，哪怕就一張，夠了，永遠沒有變味兒的機會。

2009年就更宏大，畢業二十年，於是組織了全年級的聚會，之前光策劃會就開了近十次，最後幾百人云集校園，踢球、跳舞、大聯歡會。組織者儘力，同學盡情，學校盡心，成為又一段難忘的記憶。以至於一年後，很多同學又組織「慶祝大聚會成功舉辦一周年」的聚會。

我知道，剛剛人到中年，就想寫莫扎特，這事要麼太早，要麼已經晚了，因為很多人會覺得，莫扎特要麼是一個永遠天真的孩子，要麼就是一個看透世事之後微笑的老人。但不管如何，莫扎特一定是上帝派來的，為了撫慰人間的痛苦，讓他在極其有限的生命里，瘋狂並不可思議地創作出超量的作品，然後，將他收回，而他的音樂從此像上帝的永恆之愛一樣在人間流傳。

改革三十多年，我們「廢除」了很多過去的常用稱謂，首先「遇難」的是「小姐」，接下來「陣亡」的是「同志」，再然後是「教授」，問題是，現在「老師」一詞也被泛濫，滿大街地使用著，不過，在這篇文章里，我要寫的是真正的老師們。

這種影響在當時，不過是每一次相逢時的衝動與激|情，而今回想起，才能更準確地知道：今天我的視線與思考，與詩中那一行又一行中國文字有著怎樣的聯繫。大學畢業時，一本並不厚，記得是黑色封面的《北島詩選》不知何故丟失了，今天都回憶得起來那一種沮喪心情。其實，二十年裡丟下的東西太多，可那一本小書卻好像遲遲割捨不下。

一想也是，從那個年代走過來的，沒點兒樂觀真不行。估計也有不少好老頭兒，被折騰給擋在老年之外，也就靠著樂觀與豁達，丁聰們走到人生的終點。2009年，老爺子走了。面對這一消息，我沒有傷感，既然老爺子用自己的一輩子，把笑容變成了一種力量，那我們幹嗎不用笑容來紀念他？

也因此，我常盼望著政治中偶爾要有點兒詩，好詩，它會讓政治不那麼冰冷和功利。

影響並推動我的，不僅只有人，還有家鄉那片永遠的草原。其實，不只我，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草原；在這個人們越來越沒有故居和故鄉的歲月里，呼倫貝爾草原幾乎成了一個時代的故鄉。而對於我，家鄉就是年少時天天想離開，現如今天天想回去的地方。

聽說他是全北京最早開私家車的幾個車主之一，而且是高層特批的。在這個故事里，真正讓我感慨的是，開車時，他已經過了六十。後來，各種好車都喜歡，有空就過把癮，只是到近幾年，年紀大了，才只看不開了。

丁聰是黃永玉的老朋友，我在十幾年前因為採訪而走進「小丁」的家，以後就多了一些思念與牽挂。前些年，一場大病，老爺子進了醫院，出來后，我看到他，慰問，沒想到老爺子依然笑容滿面，「我該走了，可問了一圈，人家不收。」於是，我們爺兒倆接著聊，老爺子又一句話把我逗樂了：「住院手術真有好處，你看，我一下子瘦下來幾十斤，這下省心了！」仔細一看，還真是，老爺子瘦了太多，但是樂觀沒變。其實，這一輩子，折騰他的可不只是病，比如黃金歲月去養豬，可回過頭，老爺子會驕傲地對我說：「我養那豬，特肥！」

這個世界，在這幾十年裡進步得太快，當然這種進步更多體現在技術上。在我出生的時候，收音機還是珍寶，我們通過它緩慢地了解並靠近世界，而現如今，是互聯網時代，我們不再需要「靠近」世界，我們就是世界的一部分，而誰如果能讓自己與世界保持距離的話，簡直就是一種時尚的生活。在我出生的時代，電話少之又少，人們去找人，純屬賭運氣，找到最好，找不到明天再來。不過，一般都可以找到，因為人們的生活半徑太小，哪怕要找的人不在家，等一會兒也就回來了，人們，都走不遠。而現如今，一個人有兩個手機司空見慣，聲音近在眼前，其實你並不知道他在哪裡，或遠或近，都有可能，但似乎，人群之中，心與心的距離卻越來越遠……

在北京通州，韓美林藝術館里，各種作品琳琅滿目，吸引著人們參觀欣賞。某日，他接到通知，第二天，有大人物要來參觀，放下電話，韓美林收拾行李，買了張機票，跑了，一個沉默的空城計。

那一瞬間，沒有政治，沒有主義，沒有恩怨情仇，只有一個孤獨的孩子，在剛剛擁有一個夥伴時，上帝又失手把她打碎了……

提起季羡林，大家都會想到他的嚴肅與嚴謹，其實，老人偶爾也會露出可愛幽默的一面。記得有一次去看他，在聊其他話題的中間，老爺子突然托我轉告失眠者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