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韜，字紫詮，別號天南遁叟、弢園老民、淞北逸民等，江蘇蘇州人。1828年出生於一個鄉村塾師之家。他自幼聰穎，懷有匡時濟世之志。17歲中了秀才，但由於家境貧寒，只得到上海以文筆謀生。1849年進入英國傳教士所辦墨海書館，參加編校工作，併為傳教士漢譯西書潤色。1862年，王韜因被控化名黃畹向太平天國上書而遭到清政府通緝，避難香港。在香港期間，他曾協助英國傳教士理雅各翻譯《詩經》、《左傳》等書，並應邀訪問英國，在牛津大學講演孔子學說，介紹中國文化，自己也受到西方政治文化的影響，產生了變法自強的思想。1871年，他編撰了《普法戰紀》14卷，詳述剛剛結束的歐洲普法戰爭，提供了認識世界的最新知識，使其名聲大震。《普法戰紀》很快傳入日本，被翻刻流傳，在日本也引起很大反響，日本學者仰慕王韜之名，紛紛與其通信，並邀請他訪日。日本《報知新聞》主筆栗本鋤雲說：「吾聞有弢園王先生者，今寓粵東，學博而材偉，足跡殆遍海外。曾讀其《普法戰紀》，行文雄奇，其人可想。若得飄然來游，願為東道主。」於是，他與佐田白茅、龜谷行等人共同發起邀請王韜訪問日本。

ｈｔｔpｓ://ｒeａｄ.99csｗ•ｃom王韜於1879年4月23日自上海出發，乘舟東渡，途經長崎、下關、神戶、大阪、橫濱，最後抵達東京。他在日本歷時四個月，計128天，所到之處，受到日本朋友的熱烈歡迎和盛情款待，留下了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動人篇章。日本學者中村正直稱頌自王韜來日後，「都下名士，爭與先生交。文酒談宴，殆無虛日，山游水嬉，追從如雲，極一時之盛」。

中村正直也吟詩道：

王韜還深入考察了中國文化在日本的影響及其變化。如敘述東京的孔廟已改成圖書館，「舊幕盛時，事孔聖禮極而隆盛」，而「維新以來，專尚西學，此事遂廢。后就廟中開書籍館，廣蓄書史，日本、中華、泰西三國之書畢具，許內外士子入而縱觀。」他在日本還發現了不少在中國已經佚失或罕見的珍本秘籍。如在重野安繹處見到清初文人孫豹人的《溉堂文集》，感慨「此集在中土甚少，不知何年流入日東也」。

王韜常與日本友人們暢論天下大勢，比較東西文化。針對當時九-九-藏-書中日兩國都有一部分人不顧國情主張全盤照搬西方文化的傾向。王韜認為學習西方，應該加以分析鑒別，取其精華，棄其糟粕。他說：「法苟擇其善者而去其所不可者，則今之道矣。」他還指出學習西方文化，要學其根本，而不可徒襲皮毛，「余謂仿效西法，至今日可謂極盛，然究其實，尚屬皮毛。並有不必學而學之者，亦有斷不可學而學之者。又其病在行之太驟，而摹之太似也」。(《扶桑遊記》)

1879年8月21日，在日本東京的中村樓上，中日文士近百人濟濟一堂。有人當場酒酣吟詩：

1879年8月21日，王韜歸國前夕，日本友人為其設宴餞行於東京中村樓。駐日公使何如璋、參贊黃遵憲等也前來赴宴，中日文人學者出席者不下百人。王韜當場吟詩留別日本友人，除本篇一開始所引用的豪言壯語外，還寫道：「瀛州縹渺神仙居，百日因緣亦足喜。」日本文人學者們也紛紛作詩ｈｔtps://ｒeaｄ•９9ｃｓｗ.cｏm送別。如狩野良知寫道：

19世紀七八十年代，除了中國政府派遣的駐日外交官和訪日官員外，還有一些民間文人學者，東渡扶桑，漫遊瀛島，與日本各界人士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促進了中日文化的交流。王韜就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

王韜周遊日本各地的名勝古迹，用優美的文筆描述了在神戶游千鳥瀑，在大阪觀博覽會，在京都登華頂山，在東京上野觀櫻花，墨江看煙火，以及墨田川蕩舟、日光山觀瀑等等。他還到后樂園懷古，瞻仰朱舜水墨寶，謁拜德川氏家廟，憑弔源賴朝墓冢。

這位口氣豪邁，要在青史留名的「狂生」，不是別人，正是王韜。

王韜回國后仍不受重用，故曾表示願再次東遊，消息傳到日本，「彼都人士皆引領而望矣」。駐日公使何如璋也曾上書清政府要求聘王韜到駐日使館工作，均未成功。王韜是一位在中西文化交流和中日文化交流方面都有重大貢獻的學者，他的1879年日本之行，確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盛事。

王韜對日本的古典戲劇歌舞伎曾作過細緻的觀察和傳神的描述，稱讚「日本優伶，于描情繪景，作悲歡離合狀，頗擅厥長」。他還對東西方戲劇藝術特點加以比較，認為「東西洋戲劇，九_九_藏_書魚龍曼衍，光彩陸離，則以西國勝。廬舍山水，樹木舟車，無不逼真，兼以頃刻變幻，有如空中樓閣彈指即現，則以日本為長」。

王韜在日本曾給很多日本友人贈詩、題字、作序、改文，在他的訪日日記《扶桑遊記》中記錄了大量唱和詩篇，並記載他如何為本多正訥的《清史逸話》作序，為宮島誠一郎的《栗香詩鈔》改詩，「竭三日之力始畢」。王韜還把帶到日本的一批自己的著作如《普法戰紀》、《瀛壖雜誌》、《弢園尺牘》等書16部78本送給東京府書籍館(今東京圖書館的前身)。作為交換，該館也回贈王韜《大日本史》100本和大小地球儀兩個。其交換文書至今還保留在東京上野圖書館。

與王韜交往的日本各界人士，既有政府官員、社會名士，也有詩人墨客和普通百姓；既有學問精深的「東國耆儒」，也有「叩門求見」的少年童子；既有維新志士，也有遺老遺少。儘管他們的地位、身份、經歷、思想傾向不盡相同，但對中國文化的熱愛和對王韜的敬重友好之情，卻是共同的，體現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傳統友誼。王韜學問淵博，出口成章，使日本人十分欽佩，「皆願納交恐后」，視之為「人中之龍文中虎」，贊其「囊中詩刻三千首，海外名傳二十年」。九*九*藏*書甚至說他「嬉笑怒罵無不成詩」。王韜在其《扶桑遊記》中提到的日本友人不下百人，並對許多人加以介紹評論，描繪了明治十三年日本文壇群英的形象。如他稱岡千仞「性豪爽高亢」，贊吉田易簡「為人磊落奇偉」，頌中村正直「文章倜儻稱一時」。

充分表達了對王韜依依不捨的真摯感情。王韜於8月23日離開東京，重野安繹、岡千仞等七位日本友人一直送到橫濱，「情意殷摯可感也」。8月29日，王韜由長崎乘船回國，臨別又向日本友人贈詩：

日本友人仰慕王韜的文章學問，要求他寫下日記並在日本發表。王韜應允，故每日必記，信筆所至，皆成文章，宛如行雲流水，情景交融，親切自然，並錄下許多唱和贈答詩文，構成一部文筆優美的日記體詩文集，即《扶桑遊記》，全書近四萬言，分上中下三卷，由日本報知新聞社出版，當年冬就刊出上卷，次年夏出齊。此書問世后，中日兩國知識分子競相爭讀。日本文人皆以名列其中為榮，中國文人也從中了解日本社會和文壇的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