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陽，地處山西南部，沃野千里，物產豐富，唐代時已成為大郡，北宋建置平陽府，那時這裏已興起刻書之風。金朝時，政府在平陽府設立經籍所(相當後來的官書局)，專門出版書籍。當地出產白麻紙，周圍盛產刻版用的梨木和棗木，北邊的太原府又有造墨場，木、紙、墨取材都比較方便，所以平陽府也是出版商彙集之地，一時書肆萃集，成為官民雕版印刷中心。有許多書坊刻印了不少書籍，著名的有平水(平陽府城的別稱)王文郁刻印的《經史證類本草》和《新刊韻略》，李子文刊印的王朋壽增修的類書《增廣分門類林雜說》，王敏仲校刊的《尚書註疏》，張存惠刻印的《通鑒節要》。還有平陽姬家刻印的大型單張《四美圖》版畫，上面繪刻著歷史上的四位美人：西漢成帝皇後趙飛燕居中，與西晉石崇愛妾綠珠同在前列，王昭君與班姬(即班昭)同在後面。畫中還配以欄杆、假山和牡丹。上刻橫標題「隨朝窈窕呈傾國之芳容」，下款落「平陽姬家雕印」。人物生動活潑，刻工細緻，是平陽坊刻本的代表作。這幅版畫是1909年由俄國探險隊在甘肅黑水城發現的，已被科茲洛夫盜走，現存前蘇聯列寧格勒東方博物館。因為平陽是當時公私出版業的中心，讀書人很多，所以許多人家「家置書樓，人蓄文庫」。平陽所刻書籍，以「平水版」見稱，書寫雕鏤之精都是第一流的。

這一帶書坊出版的書，藏書家稱為「棚本」或「書棚本」。他的兒子陳續芸也繼承了父業，父子相繼經營書鋪，一共出版了100多種書籍，特別是刻印了大量詩選，唐宋兩代著名詩人幾乎無一遺漏。至今傳世的有唐朝《杜審言詩集》、《周賀詩集》、《王建詩集》、《朱慶餘詩集》、《唐女郎魚玄機詩集》、孟郊的《孟東野文集》(圖7)等20多種；宋朝有岳珂的《棠湖詩稿》、鄭清之(號安晚)的詩集《安晚堂集》。這些書刻得秀麗精湛，是陳家刻本中的代表作。由於陳起是位讀書人，又有著作《芸居乙稿》，因此和一般書商不同，他「生來稽古心」，所以他刻的書，對於內容和形式都很講究，堪稱坊刻中的精品，頗為明清藏書家所珍愛。

福建的福州，在北宋時期刻書業盛極一時。這裏人力物力豐盛，教育事業發達，各鄉里都有「書社」(學校)，學生多者數百人，少者幾十人，有的已四五十歲了還去上學，當時的情景是「學校未嘗虛里巷，城裡人家半讀書」，這就促進了該地區刻書業的發展。這裏的百姓過去在閩國和吳越國的統治下特別崇信佛教，為了宣揚佛法，善男信女們就千方百計地募捐刻印佛經，從公元1080年到1103年，歷時23年，終於由福州東禪寺募款刻印成了《福州東禪寺大藏經》(簡稱《福藏》)，共6000多卷，580函。這部藏經是我國民間募刻的第一部大藏經，因刻成於宋徽宗崇寧二年(公元1103年)和「為了祝今上皇帝聖壽無窮，國泰民安」，故又名《崇寧萬壽大藏》(簡稱《崇寧藏》)，今天故宮、北京圖書館、上海圖書館都存有零散卷本。在《福藏》刻成之後不到10年，福州城內的開元寺又發起募捐，在信徒的資助下，於1112年也開始雕刻大藏經，到1151年才完成，歷時近40年。共6132卷，595函，世稱《毗盧大藏經》，或稱《毗盧藏》。

上述應縣木塔發現的《契丹藏》和大部分刻書、刻經與版印佛畫，都是在遼都燕京印刷的，這說明了當時的燕京，不僅是北方地區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而且在雕版印刷方面也佔有重要地位，其雕印業的繁榮完全可與北宋印刷業發達的城市相媲美。

宋徽宗時，又大力推行道教，多方搜訪道教遺書，下令道士劉元道校定大藏，于政和六至七年(公元1116—1117年)，在福州閩縣萬壽觀，由知州黃裳招工雕版印行，共5481卷，540函，因刻於政和年間的萬壽觀，故名《政和萬壽道藏》，這是我國第一部道教經典總集。後來元滅宋時，把道教經書完全焚毀，所以現已失傳了。

遼建國后，積極吸收漢族文化，創造了以漢文為基礎的契丹文字，代替木刻記事。後來從北宋輸入了大量印本書，逐漸掌握了雕版印刷技術，開始自己刻印書籍。遼代的出版中心在南京，或稱燕京(今北京)，燕京設有印經院，還有私人書坊，都刻印過一些書籍，最著名的要算11世紀刻印的漢文大藏經《契丹藏》(也稱《遼藏》)，這是根據宋代的《開寶藏》翻刻的漢文本，有大小兩種字體版本。大字本共5000多卷，是捲軸本，卷首還有精美的扉畫佛像。小字本，紙薄字密，刻鏤精巧，史稱「似借神巧而就」。《契丹藏》出版后，曾贈送給高麗王室幾部，國內各寺廟也有收藏，不過小字本迄今尚未發現，今天留存的只有大字本殘卷，這是1974年在山西應縣佛宮寺釋迦塔中發現的。

中有武林陳學士，吟詩消遣一生愁。

遼代還刻印了漢文《五經傳疏》、《史記》、《漢書》、遼僧行均著的字書《龍龕手鏡》和晉朝葛洪著的醫書《肘後方》等。當時遼朝翻刻漢文書籍非常積極。由於蘇東坡才名重當代，他的《眉山集》問世不久，遼朝就有了翻刻本，在范陽(今河北涿縣)書肆還印賣他的詩集《大蘇小集》，所以蘇軾有「誰將家集過燕都，每被行人問大蘇」的詩句。遼朝的使臣劉霄與蘇軾晏飲時，能背誦蘇軾的詩句：「痛飲從今有幾日，西軒月色夜來新」，使蘇軾深為驚訝，後來蘇軾寫道：「虜亦喜吾詩，可怪也！」當時北宋大量民間印本也流入遼朝，所以蘇軾之弟蘇轍就說：「本朝民間開版印行文字，臣等竊料北朝(遼朝)無所不有。」有的宋朝商人甚至出賣軍事外交機密文書與遼，因為「販入虜中，其利十倍」。此外遼還把一些漢文書籍譯成契丹文印刷出版，如白居易的《諷諫集》，唐史學家吳兢著的《貞觀政要》，還有《五代史》、《通曆》等書，而這些譯本也都早已失傳了，加上當時「契丹書禁甚嚴，傳入中國者法皆死」，所以遼代刻書流傳下來的極少。但上述情況，卻反映了遼代刻書業的興盛和對漢文書籍的喜愛。

金朝統治者很重視學習漢族文化。金熙宗(公元1135—1148年在位)本人非常崇尚儒學，他不僅建立孔子廟，還親自祭祀孔子廟。他讀《尚書》、《論語》及《五代史》、《遼史》等，常常夜以繼日，因此他能「賦詩染翰，雅歌儒服……盡失女真故態矣。視開國舊臣，則曰無知夷狄。及舊臣視之，則曰宛然一漢戶少年子也」。所以從此女真貴族學習漢族文化之風，日盛一日。到了被稱作「小堯舜」的金世宗(公元1161—1189年在位)，尤其注重文化教育，他創建了國子學和地方各級學校，勒令女真貴族學習文化，否則不能承襲其官職。他的後繼者金章宗(公元1190—1208年在位)也喜歡漢文化，本人能作詩填詞，善寫漢字，模仿宋徽宗的「瘦金書」，幾乎達到了神形兼備的程度。這樣，隨著文化教育的發展，刻書業也迅速發展起來。ｈｔtps://rｅaｄ•９9ｃsｗ.cｏm

這三幅佛教故事畫，都是印在白麻紙上，在雕版印刷后再著顏色，它反映了遼代民間畫工之功力和木刻版畫之精緻。

南宋有位目錄版本學家葉夢得(公元1077—1148年)在他著的《石林燕語》一書中，對杭州、蜀、閩三地的刻書評價是：「天下印書以杭州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其話不無道理。

這部佛經是我國僅存的一部珍貴的孤本佛經，它的原刻版式除千字文編次略有更動外，基本上是《開寶藏》的復刻本，也是捲軸式裝幀。它保留了《開寶藏》蜀本的許多特點，在《開寶藏》和它的另一復刻本《高麗藏》初刻印本都失散的情況下，保存了數千卷《開寶藏》蜀本的面貌，無論在版本和校勘方面都具有較高的價值。

現藏於北京圖書館善本庫中的《忘憂清樂集》就是杭州刻本，這是南宋御書院棋待詔李逸民編輯的圍棋書，因宋徽宗御制詩句「忘憂清樂在枰棋」而得名。該書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圍棋專著，他把有關圍棋的前人撰述以及歷代流傳下來的著名棋局、弈譜一一收集起來，加以編次，形成了一部有實戰對局、有理論指導的系統著作。該書字體雋美，刀法嫻熟，墨色清純，行格疏朗，古樸大方，充分展現出宋代杭州刻本的風貌。

在這次發現的遼代刻印的佛經中，有漢文《契丹藏》12卷，但大多是殘卷。需要指出的是，我國雕版大藏經，自北宋以來歷代各朝或多或少都有傳世之本，唯獨《契丹藏》未見流傳，多年以來，國內外學者深以為憾。這次《契丹藏》的發現，填補了我國印刷史上的空白。

金代刻書有書名可考的約有100多種，其中最有名、工程最大的則是佛教經典《金藏》和道教經典《道藏》。

此外，地方書院和各類學校也都有刻本，如1265年建寧府建安書院刻印了朱熹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可惜今已納入日本靜嘉堂文庫了；再如1175年嚴州(治所在今浙江建德)府學刻印了南宋史學家袁樞著的我國第一部紀事本末體史書《通鑒紀事本末》；還有泉州州學刻印了宋代程大昌著的地理書《禹貢論》，該書被今人評為「紙墨精瑩，如初拓《黃庭》，光彩照人，為宋刻書中傑作」。書院和學校一般都有學田，有資金，有人力，校勘精審，刻印精良，它是宋代刻書事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總之，宋代從中央到地方，大小官府機關及文化機構刻書頗多。

此外，還有臨安尹家，建陽麻沙鎮劉家，原居開封后遷臨安的榮六郎家以及山西、江淮、湖廣、四川等地的許多書坊，都刻了門類眾多的書籍。坊刻本追求名目新穎，內容適合社會需要，刻印及時，因而行銷廣泛，對活躍宋代文化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

上述兩部佛經，一部道經，雕版共約30萬塊，多成於北宋福州，可見福州刻書業的興盛。只是到了南宋已大大衰落，代之而起的是福建的建陽和建安。

附帶說一下，據說宋代曾採用過蠟版刻印法。其方法是將蜂蠟混合松香，加熱化開，塗在木版上，待冷卻堅硬后，便可在蠟上操刀刻字，敷墨印刷。用蠟版印刷又快又簡便，但是印刷的清晰度比不上木版印刷。北宋紹聖元年(公元1094年)，京城開封有人用蠟版印刷傳報新科狀元的名單，那一科狀元名叫畢漸，第二名榜眼名叫趙諗〔shen審〕。由於蠟版帶有油性，畢漸的漸字三點水未著墨沒印出來，結果印成了「斬」字。傳報人急於報喜，又將狀元、榜眼名字連讀，大聲呼喊成「狀元畢斬第二名趙諗」！後來這位趙諗因謀反被殺，人們就說傳報時就已有預兆了。這個故事雖然近於荒唐，但它說明了北宋時已使用了印刷質量不高的蠟版刻印法。

上述三種刻本，比較起來，官刻本在雕刻用料方面，不惜工本，印得美觀大方。家刻本在校勘方面仔細認真。坊刻本為了多賺錢，力求節約工料，版排得行緊字密。宋代三種刻本流傳到現在的已經很少了，所以藏書家都十分珍視。

金的刻書中心有燕京(今北京)、汴京(今河南開封)、山西平陽府(治所在今臨汾市)、河北寧晉等地。

首先，宋代的各級政府都致力於刻書，像中央的國子監，主管國家圖書事業的機構三館(昭文館、集賢院、史館)、秘閣、崇文院和秘書省(國家圖書館)等，這些文化機構都出版了大批書籍，特別是國子監刻書最多。當時就有人說：「國子監之印群書，雖漢唐之盛無以加此。」北宋、南宋的監本書都多達110種。其中有儒家經典「十三經」，正史「十七史」，司馬光主編的被稱為史家絕作、大部編年體史書《資治通鑒》，大部類書《太平御覽》、《冊府元龜》，老子《道德經》等書。除了這些正統文獻外，還刻有醫學著作《開寶本草》(因刻於宋太祖開寶年間，故名)，並「廣頒天下，傳而行焉」。尤其是乾德三年(公元965年)的監本《經典釋文》，是中國古籍中的稀世之寶，今藏北京圖書館。

再者，就是坊刻。宋代坊刻在刻書業中佔有重要地位，所刻之書稱為「坊刻本」。坊刻就是指一般書商開設的書坊，專門從事刻印書籍，是以營利為目的。有些普通百姓還要靠刻書謀生，所謂「細民亦皆轉相模鋟 〔qin寢〕，以取衣食」。許多城市中書坊林立，書坊擁用自己的寫工、刻工和印工。宋代最有名的書坊要數福建建安余家的「萬卷堂」和「勤有堂」。余家從北宋末年起，世代刻書達600多年之久，刻印了大量書reaｄ•９９ｃｓｗ.ｃｏｍ籍，一直到明代余家的刻本依然名聞遐邇。甚至到了清代中期，余家還有人在經營書坊，以致引起了乾隆皇帝的注意，下詔軍機處：選派誠妥之員，善為訪問，尋據復奏。余家書坊對於文化的傳播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傳世的萬卷堂宋本中，有刻於1191年的東漢經學家何休著的《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勤有堂刻有西漢劉向著的記述古代100多位婦女事迹的傳記文學《列女傳》(圖6)。萬卷堂刻的東漢鄭玄注、唐陸德明音義《周禮》，被清代人評為「點畫完好，紙墨極佳」。

過去記載的北京地區傳世的最古刻本，是唐代李賀撰的《歌詩編》，該書是元憲宗六年(公元1256年)的刻本，但是它比應縣木塔發現的遼統和八年(公元990年)「燕京仰山寺前楊家印造」的《上生經疏科文》已晚了266年，也就是說北京的雕版印刷史可上溯到990年的遼代了。

總之，宋朝刻書業最盛行，最普遍，不愧為我國雕版印刷史上的黃金時代。所刻之書，數量既多，質量又高，字體優美，紙墨精良，裝訂考究，校勘嚴謹不苟，版式疏朗悅目，在書寫藝術、裝幀形式和刻印技巧上都創造了時代風格，達到了前所未有、後世楷模的成熟境地。因此宋版書成為一種很珍貴的版本，為歷代收藏家所珍愛。宋版書在當時可能有幾萬部，而今天收藏在國內外圖書館的已為數不多了，而且多是殘本和複本。雖然如此，一部分古代作品還是靠宋代印本流傳了下來，所以宋代印刷業對於保存我國古代文化是有很大功績的。

此外，金朝統治者為了使女真人「知仁義道德」，還把許多漢文經史典籍，譯成女真文字刻印出版，其中著名的有《尚書》、《易經》、《春秋》、《論語》、《老子》、《孟子》、《史記》、《新唐書》、《貞觀政要》以及白居易的《白氏策林》等書。這些書的印數想來相當可觀，像宣揚「以孝治天下」的《孝經》刊印后，金世宗一次就分賜給護衛親軍上千部，可見為數不少。不過，這些譯本今天也無一本流傳下來。

河北寧晉荊家出版的書籍，精美價廉，銷路很廣，可惜寧晉本今已罕見。今北京圖書館藏有崇慶元年(公元1212年)韓道昭撰的韻書《崇慶新雕改並五音集韻》，即是荊家刻印的。

宋代刻書地點很多，除上述幾個中心地區外，江西、江蘇、安徽、湖北、廣東等地也有質量很高的刻本書。連偏僻邊遠的海南島也刻有醫書。據記載北宋刻書地點僅30多處，而南宋已達200多處，刻書業幾乎遍及南宋全境。

成都在唐末已有書鋪出賣各種印本書，五代時后蜀又大力提倡刻書，因此刻書業經久不衰。到了宋太祖開寶四年(公元971年)，政府派人到成都雕刻《大藏經》版，到太平興國八年(公元983年)才全部告成。共刻版13萬塊，收載佛經1076部。同年，經版被送至開封，宋太宗在開封成立了專門的印經機構——「印經院」，從日本人收藏的《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一的卷尾上，蓋有「太平興國八年奉敕印」的墨記來看，這一年就出版了這部藏經，這大概是北宋官方第一次大規模正式印經活動。這部大藏經以捲軸裝形式出版，共5048卷，分裝成480帙。這次究竟印了多少部，目前尚無史料可知。不過，它是在宋王朝最高統治者親自關注下，經過了12年的雕造，又做了充分的印經準備工作，其印刷數量當不會很少。在這次印經之後，宋政府可能為了節省國庫財政開支，于宋神宗熙寧四年(公元1071年)把《大藏經》雕版，交給了寺院經管印行，國內各處廟宇都可以自備紙墨，向它借用經版自行印刷，從此印經無需再奏請皇上批准，而成為民間的一種化緣印經活動了。這部大藏經從983年雕成以後，到宋徽宗大觀二年(公元1108年)，其間經過多次修補增訂，前後歷時120多年，至少印刷發行不下於七次。在公元1071年以前的近90年間，是由宋政府直接控制內部印刷發行的，而在此後的近40年，則是由寺廟經管公開印刷發行。在長達125年期間，這部佛經作為皇朝盛典，其印數一定相當可觀。因為這部佛經開始雕刻於開寶年，所以稱《開寶藏》；還因為是在開封印刷的，故又稱《開封藏》或《豫藏》；又因為是在成都刻的，故又稱《蜀藏》。雕刻這樣一部規模宏偉的佛教大叢書——《大藏經》，在我國還是第一次，恐怕也是世界歷史上刻印最早的佛教總集，因而它成為國內外各種佛藏的祖版。這部書印成后，曾分送給朝鮮、日本、越南和國內少數民族及各大名寺，對這些國家和少數民族地區的印刷事業，毫無疑問是產生了積極影響的。這部佛經今天已無全本傳世了，現在存於國內外的《開寶藏》經卷，只剩下10多卷殘卷，其中《妙法蓮華經》卷第七刻於開寶四年(公元971年)，是迄今存世的《開寶藏》雕刻時間最早的經卷，其他都是在公元972—976年刻成的，如今分別收藏在山西省博物館，山西高平縣博物館，北京圖書館、上海圖書館。日本也收藏了兩卷。

汴京，在金遷都燕京后，改稱南京。南京重印了《貞觀政要》和薛居正監修的《舊五代史》。那時，相國寺仍承襲北宋民俗，每月定期舉行廟會，廟會上也出賣書籍。金世宗的孫子完顏璹〔shu贖〕晚年刻印了自己的詩作《如庵小藁》〔gao搞〕，汴京各書鋪多有出售。

此外，木塔秘藏的遼代木刻版畫共有六幅，都是以佛教內容為題材的，其中三幅是印在絹上的《南無釋迦牟尼像》大型彩色絹畫，畫面上刻畫了釋迦牟尼扶膝端坐在蓮台向弟子說法的情景。釋迦牟尼身披紅色衣，頭部繞以紅藍光圈，頂部華蓋帛幔下垂，華蓋兩旁飾以天草；佛前有四眾肅立，另有供養人、化生童子。畫面結構繁雜，布局緊湊。兩旁印有「南無釋迦牟尼佛」七字。據1982年《文物》第6期侯愷、馮鵬生《應縣木塔秘藏遼代美術作品的探討》一文中說，其印製方法可能屬於絲漏印刷，似是用兩套版印刷，先漏印紅色，后漏印藍色，字底上的黃色則是用筆刷染上的，這和我國民間鏤孔印染花布的方法基本相同。三幅佛畫都是先用同一套版印刷人形、物狀的輪廓，而後用筆墨勾畫人物的面部五官及手足。因為只制了半幅畫的漏版，印時將絹對摺，使顏色浸過兩層絹素，再打開成整幅，這樣，畫面上的人物、圖案、字跡左右對稱，而「南無釋迦牟尼佛」七字，就出現了左為反文，右為正文的情況，對摺處也留下一條污痕。這三幅遼代彩色佛畫，在我國還是首次發現，雖然不是印在紙上，而是絹本，但在我國彩印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金代的刻書事業也相當發達。

宋代還出現了非法出版的私人辦的小報，奏官、使臣、政府機關的中下級官員及書坊主人。小報發表的多是政府尚未公開的「朝廷機事」及其他小道新聞，所以小報也稱「新聞」，從此「新聞」一詞開始和報紙聯繫了起來。其材料來源於宮廷內部和朝廷機構內部通報新聞的「內探」和「衙探」。因為小報上多是搶先發表的「新聞」，所以很受社會的歡迎。辦小報者每天出版一張，在社會上出賣，可以「坐獲不貲之利」，很是賺錢。但是小報常常觸犯朝廷的禁令，以至被政府以「撰造浮言」、「亂有傳播」的罪名，嚴厲查禁，儘管如此還是屢禁不絕。小報大部分是手寫的，也有少量為雕版印刷。不過也有學者認為小報既是為了賺錢，僱人抄寫豈不得不償失，當為印刷品。可惜無論邸報或小報，今天都已蕩然無存了。

福建北部的建陽縣與建寧府的建安縣(今建甌)，周圍多山，出產大量竹木，刻版原料豐富；加上造紙工業發達，紙張供應充足；還有自唐末五代以來，這裏遠離戰區，環境比較安定；南宋定都臨安后，福建又成了小後方，經濟得到了一定發展，因此刻書業盛行。民間開設的書坊特別多，見於記載的有37家，稱得上全國之冠。福建出版的書，稱作「建本」或「閩本」，而這裡是建本出版的中心。據記載：建寧府出版的書籍行銷四方，建陽出版的書籍「無遠不至」。建陽的麻沙、崇化，書坊林立，號稱「圖書之府」。離麻沙鎮20里左右，還有一個「書林」，又名書坊街，也是刻書https://read.99csw.com的集中地。不過麻沙鎮出版的書，大多粗製濫造，任意刪節，校對馬虎，錯字較多；而且紙張脆薄，顏色黃黑，內容和形式都不好，因此麻沙本被時人視為劣本。北宋元符(公元1098—1100年)初年，有位名叫姚祐的老師，出錯了考試題目，學生質問說：先生是否看了麻沙本，若是監本則沒有錯。後來這位老師一查，發現果然錯了，於是十分慚愧地「升堂自罰」，這件事反映出麻沙本在人們心目中是何等的低劣。正因為如此，南宋咸淳二年(公元1266年)，福建轉運司就發出禁止麻沙書坊濫行翻刻的榜文。但是麻沙本字體生動，出書多而快，成本低廉，價格便宜，很適合廣大群眾的需要，而且其中也不乏刻印俱佳的印本。1975年蘇州市圖書館發現的《王狀元集百家注編年杜陵詩史》就是一部刻印精美的麻沙坊刻本，該書大約出版于南宋孝宗(公元1163—1189年)以後，迄今已曆數百年，尚保存完好，是研究杜詩的一種較早版本。清朝就有人說過「大字麻沙本最善」的話，可見麻沙本也有善本，不能一概而論。由此可見，建陽、建寧的刻書業是非常發達的。這裏除了刻印經史百家和唐宋名家詩文外，書坊主人還和當地文人合作，編輯刻印了一些適應科舉考試需要的參考書，這類考試用書是「日輯月刊，時異而歲不同」；還編印了民間需要的醫書、小說、酬世大全之類的書。總之，建本書，種類多，印量大，流傳廣，幾乎遍及全國，有的還遠銷高麗和日本。但是在質量上趕不上杭州和成都的版本。

其次，宋代的士大夫私人刻書的也很多。有刻印自己著作的；有刻印祖先遺著的；有刻印其師友著作的；也有刻印家藏善本的；另外還有刻印名家著述的。這些私家刻書在南宋蔚然成風，許多著名版本就是私家刻印的。如福建建溪三峰蔡夢弼，他刻了不少書，流傳到今天的有刻於1171年的《史記集解索隱》。該書的雕印、紙墨，均屬上乘。建安黃善夫在紹熙年間(公元1 190—1194年)刻的《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是現存最早的三家合注本，後世許多重刊本，都是以黃善夫刊《史記》為底本。他還刻了《漢書》、《東坡先生詩》等，這些書的字體剛勁似柳(唐書法家柳公權)，刀法嚴肅穩重，墨色黑而凝重，看上去莊嚴鄭重，把雕版印刷技術推向了新的水平。他刻的《史記》、《漢書》和這一時期建安劉元起刻的《後漢書》，無論版式、字體、刀法、墨色都極相似，可能同屬一家刻寫工人承辦，由黃劉兩家分別出資。這三本書日本都有藏本，並且非常珍視，被定為日本的「國寶」。福建邵武廖瑩中的「世彩堂」(書樓名)在南宋末年刻印的「『九經』本最佳，凡以數十本比較，百餘人校正而成」。另有《春秋經傳集解》、《論語集解》刻工都很精妙。特別是他刻的唐代著名散文家韓愈的《昌黎先生集》(圖5)和柳宗元的《河東先生集》，其字秀雅似歐(唐代書法家歐陽詢)，刀法、紙墨均極精良，被認為是韓柳文集中的標準印本，藏書家把它視為宋版書的上品。陸遊的兒子陸子遹〔yu域〕於1220年刻印了他父親的《渭南文集》，刻印極精，今北京圖書館有藏本。岳飛的孫子岳珂刻印的「九經」、「三傳」，都由「本經名士，反覆參訂，始命良工入梓」。他刻印的校勘專著《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更是對於書本、字畫、注文、音釋、句讀、考異，詳審精確。今北京圖書館還藏有他刻的記述先秦政治制度的書《周禮》一卷。這些私家所刻的書，一般都校勘嚴謹，刻印精美。

燕京在公元1153年成為金朝的國都后，改名中都，它是金朝政治商業文化中心，曾設立了秘書監掌管經籍圖書。國子監利用從北宋汴京掠奪來的舊印版，印了「六經」、「十七史」、《老子》、《孟子》、《荀子》等29種漢文經史典籍，分發給各級學校，許多女真文的譯本也都在中都出版。公元1214年，金宣宗在蒙古軍的進攻下，倉皇撤離中都，遷往汴京，臨行時還沒有忘記把圖書帶走，當時僅載運內府的書籍，就用了三萬輛車子，可見金朝燕京書籍、文物之多。

與此同時，各級地方政府機構也仿照中央辦法紛紛刻書。其中有州(府、軍)、縣官署刻印的，如公元1058—1059年江寧府(治所在今南京市)刻印的《建康實錄》；公元1139年紹興府刻印的研究《詩經》的專著《毛詩正義》等。除此之外，當時有些地方官用公款刻書，而後又私運回家鄉出賣，以撈取外快，如台州(治所在今浙江臨海縣)知州(州一級地方行政長官)唐仲友就是這樣一個假公濟私的人。也有各路使司機構刻印的，如公元1069年兩浙東路(今浙江東部，治所在今紹興)茶鹽司刻印了我國重要醫書《外台秘要方》，今天北京圖書館僅存兩卷；1147年福建路(治所在今福州市)轉運司重印了最受人歡迎的《太平聖惠方》等。還有公使庫刻印的。原來宋代地方政府各機關，都設有公使庫，猶如今日的招待所。公使庫有所謂公使錢，除用作免費招待過往官員外，還准許用公使庫錢刻書。有的公使庫下設印書局，專門刻印書籍，所出版的書稱作公使庫本。其中較為有名的，如1133年兩浙東路茶鹽司公使庫刻印了《資治通鑒》；1183年福建泉州公使庫刻印了司馬光的《司馬溫公集》。這些官刻本往往有知名學者校勘，其質量比一般地方刻本要好一些。

《契丹藏》的雕印年代，說法不一，大約始於遼聖宗統和年間(公元983—1011年)，而完成於遼興宗重熙年間(公元1032—1054年)，是僅晚于《開寶藏》而早於國內其他木刻大藏經。它與北京西南房山縣雲居寺保存的石刻本《契丹藏》比較，在經名、譯者和千字文編號方面都一一吻合，這進一步證明了木刻《契丹藏》的真實性。

西夏刻漢文本很少，刻印最多的是西夏文著作和漢文典籍的西夏文譯本，共約30多種，其中不少刻本還流傳至今。西夏文本中有軍事法典《貞觀玉鏡統》、格言集《聖立義海》、西夏諺語集《新集錦合辭》和《西夏詩集》以及佛教勸善的詩文等。漢籍西夏文譯本有《貞觀政要》的節譯本，有包括《列子》(道家重要著作)、《左傳》、《孔子家語》(有關孔子的遺文軼事)在內的《漢文典籍擇譯》，有史書《十二國》和兵書《孫子兵法》、《三略》、《六韜》等軍事經典著作。為了「和蕃漢之眾，增二國之誼」，還在公元1190年出版了骨勒茂才編的西夏文和漢文對照字典《蕃ｈttｐs://rｅａd•９９ｃｓｗ.ｃom漢合時掌中珠》，以便西夏人、漢人互相學習對方語言。此外，西夏與遼、金一樣崇尚佛教，多次用馬匹向宋朝換取佛經，並翻譯成西夏文《大藏》，共3579卷。這部《大藏》後來在元朝時又對它作了校勘和增補，並於公元1293—1302年在杭州萬壽寺重新雕印出版，全藏已增加到3620卷，共印了140多部，贈送給以前西夏境內各寺院100多部，現僅存數十種。還有，國王王後為祈求所謂福利，常大量印施佛經，一次印數多至五萬卷或十萬卷。可惜許多流傳下來的西夏文印本，在清朝末年民國初年被俄、英帝國主義分子盜走了。據記載：公元1908—1909年沙俄的柯茲洛夫曾兩次率領探險隊到我國西夏的黑水城(今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遺址，發掘掠走大批西夏文文獻，共達8000號(登錄號)之多，其中有西夏文印本和寫本80種，漢文印本10多種，現藏前蘇聯列寧格勒東方博物館。稍後，盜竊我國珍貴文物的老手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也緊步科茲洛夫後塵，於1914年夏也來到了黑水城，又盜走了西夏文書和漢文古書280多件，其中有西夏文印本20多件，還有佛像版畫殘片幾十件。這二人的強盜行徑實在令人髮指。

開封，是北宋的政治、商業和文化中心。城內除國子監和其他院、部大量刻書外，還有很多書鋪，印賣書籍。相國寺東門大街一帶，就是書坊的集中地，有的門前高掛「兌(悅)客書坊」的紅邊白布市招，有的還寫上「發兌古今書籍」字樣。逢到相國寺廟會，顧客熙熙攘攘，各種商販喧嚷叫賣，車馬行人來往不絕，熱鬧非凡。書商們也想盡辦法推銷書籍，有的用變相賭博兜售書籍；有的許諾只要「讀得成句，便以一部相贈」，以此招攬顧客。在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中，沿河許多店鋪間就有一家書鋪，店主正在和顧客交談。南宋著名女詞人李清照在公元1132年著的《金石錄後序》中記載，他的丈夫趙明誠(金石考據學家)早年在太學讀書時，每逢假日就到相國寺買書，可見相國寺一帶一直是印賣書籍的集中地。這些都反映了開封印刷業的興旺。但是1127年開封被金兵攻陷后，有不少書籍印版被當作戰利品運往金的中都(今北京)；有些書鋪相繼南遷臨安，書版也被運走，刻書業逐漸衰落。

其他官府機構刻印的，如公元963年掌管刑獄的大理寺刻印的由竇儀主編的《宋刑統》，這是我國刑事法典的最早印本，也是宋代官方刻書的開始；有天聖(公元1023—1031年)年間崇文院刻印的農書名著《齊民要術》，史稱此書在當時「非朝廷要人不可得」；還有1084年秘書省校刻的包括《周髀〔bi畢〕算經》(圖4)、《九章算術》、《孫子算經》在內的《算經十書》；還有許多有關歷史、哲學、天文曆法、科學技術、詩歌文章、娛樂遊戲以及佛教道教經典等書籍。官刻書籍除頒發各地作為官用外，還允許出售作為政府的一項財政收入。

1935年北京三時學會(研究佛教的學術團體)把《金藏》中獨具的經論46種，249卷，編為上、中、下三集，縮印成32開線裝本120冊，分裝成12函發行，名為《宋藏遺珍》。

宋朝政府比較重視教育。中央有國子學、武學、律學、算學、醫學、畫學等各類學校；地方上有郡學、府學、縣學和書院、家塾、舍館等。公元1093年，北宋的太學生人數就達3100多人；1203年，南宋報考太學的考生就多達37000人，可見宋朝教育是相當發達的。由於教育的發展，需要的書籍量也大為增加，這就推動了印刷業的發展；同時，宋代紙墨的產量與質量都超過了前代，又為印刷業的發展準備了物質基礎；再加上宋朝廷本身又大力獎勵刻書，像毋昭裔的後代毋克勤，就是因為捐獻了《文選》和《初學記》的書版而做了官，毋家也因為刻印書籍發了財，據說家累千金。再如南宋學者呂祖謙因進獻了自己編選的北宋時期的詩文總集《宋文鑒》150卷，得到了朝廷賞賜的大量銀兩和絹帛。正是由於這些原因，宋代的雕版印刷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

金代金章宗明昌(公元1190—1195年)初年，在中都刻印的《大金玄都寶藏》，是大師孫明道花了好幾年時間，先是派人到處搜訪道經，而後又對北宋刻印的已經殘缺的《政和萬壽道藏》進行了增補才完成的，共6455卷，是最完備的道藏經，其內容之豐富，工程之浩大，可與《金藏》媲美。可惜這部搜羅廣泛的道藏經版，因存放地天長觀(舊址在北京白雲觀西)，公元1202年一場大火，經版被付之一炬。

西夏統治者也比較重視文化教育和印刷事業。元昊本人通曉漢語，喜歡漢文書籍，他建立學校，創製西夏文字，命人翻譯《孝經》和解釋詞義的詞典《爾雅》，供給學校作為課本。他的後繼者仿照宋朝建立太學和各級學校，實行科舉考試，又向宋朝求得許多監本書，向金朝購買儒家書籍和佛經。由於教育的發展，印刷業也隨之發展起來。西夏政府在都城興慶(今寧夏銀川)設有官營紙工院和刻印司，專門造紙和刻印書籍。1990年寧夏回族自治區文物管理部門，在清理賀蘭縣宏佛塔過程中，除清理出一批珍貴的佛教文物外，還發現了西夏文木雕殘版2000多塊，雖然已大部碳化變黑，但版面文字清晰，字體方正秀麗，刻工細膩嫻熟。此外還有其他西夏文書殘頁。宏佛塔位於賀蘭縣以東九公里，西面距寧夏首府銀川市20多公里。從發現的這些文物看，這裏可能是西夏王朝刊印西夏文書籍的一個重要場所，同時也反映了西夏印刷業的發達。

公元960年，趙匡胤取代後周政權建立宋朝，定都東京(今河南開封)，史稱北宋。1127年金滅北宋，趙構重建宋朝，後來定都臨安(今浙江杭州)，史稱南宋，直到1276年，元軍攻佔臨安，南宋滅亡。這一時期在北方，與宋朝並立的少數民族政權有遼、西夏和金。

1959年，文化部又在西藏薩迦寺北寺圖書館，發現了31種559卷捲軸裝木刻印本佛經，其編排和《金藏》完全一致，從版式、字體、刻工等方面判斷，基本上可以肯定是《金藏》版送到燕京后的補雕印本，這就進一步豐富了《金藏》的內容，十分可貴。

南宋時，臨安陳起的書籍鋪也是很有名的。陳起，字宗之，因室名芸居樓，故號芸居，浙江錢塘人。他不僅是個出版商，而且多才多藝，能詩善畫。他為人豪放豁達，結交了不少懷才不遇的江湖詩人，並對他們表示同情。為此，他編印了《江湖集》、《南宋六十家名賢小集》，使當時許多無名詩人的作品得以流傳。他出版的書，不僅價格低，而且買書的可以賒欠，又「賒書不問金」；買不起的可以借看，所謂「成卷好詩人借看，盈壺名酒母先嘗」，正反映了他待人厚道、事母至孝的品德，所以他贏得了「文士獨知音」的美名和「江湖名姓香」的聲譽。他的書籍鋪開設在臨安棚北街，「門對官河水，簷依柳樹蔭」，是一個舞文弄墨的好地方。所以有人寫詩云：

官河深水綠悠悠，門外梧桐數葉秋。

宋代的刻書中心，主要有都城開封和臨安，福建的福州、建寧、建陽，四川的成都、眉山。

宋代的雕版印刷也推廣到當時的遼、金和西夏。

佛宮寺釋迦塔建於遼清寧二年(公元1056年)，因為該塔是木結構，所以它以「應縣木塔」聞名於世。木塔高20丈，雄偉宏麗，是我國古建築中的瑰寶。但是900多年來，由於地震、風雨剝蝕及人為災害的影響，塔身已經變形，十年動亂之初，塔內塑像又遭破壞。因此，從1974年起，國家文物局對木塔進行了搶險維修，在施工過程中，發現了一批極為珍貴的遼代文物。其中單是刻印的佛經就有40多種，其他刻書、雜刻和版刻印刷佛像10多件，還有佛經抄寫本等，內容十分豐富。這批文物因為年代久遠，屢經鼠患，部分經卷畫幅已經殘斷折裂，有的撕成碎片，有的糜爛成團，后經文物部門的校核拼對，裝裱修復，終於使這批殘破不堪的經卷古籍，整舊如初，始得再現於世。

從上面可以看到，宋代刻書業是相當發達的。

四川的成都和眉山也是刻書業的集中地。

《金藏》就是在ｒｅaｄ.99csw•coｍ山西解州(今運城縣)刻的《大藏經》，這部書原藏於山西趙城縣廣勝寺內，所以又叫《趙城藏》。大約公元1148年開始雕版，至1173年刻成，1178年出版，前後歷時30年。據說首先發起刻這部藏經的是一個名叫崔法珍的女子。她苦心學佛，把胳臂斷下來募集刻經的款項，感動了許多包括漢人、女真人、蒙古人在內的善男信女，他們紛紛捐獻錢財、物品、牲口，有的甚至不惜破產而應募捐資。勸募地區遍及山西南部和陝西西部各州縣，而後由解州天寧寺開雕大藏經版會主持開雕，所以這部藏經是由民間發起依靠廣大信徒集資刻印而成的。《金藏》印成后，崔法珍將印本送到燕京，受到金世宗的重視。公元1181年，又將經版送到燕京，繼續印刷流通，為此，崔法珍受封為宏教大師。這部藏經彙集了金代以前在中國流行的各種佛教的經論和著述。原書可能有7000多卷， 至1934年發現時，只剩下4900多卷了。1942年日本帝國主義企圖劫走這部佛經，中國共產黨趙城縣委得知這一消息后，立即採取保護措施。當時還不知佛經藏在何處，經派人查訪，才得知藏在廣勝寺飛虹塔的二層上。在力空和尚的配合下，由廣勝寺附近村莊的抗日村幹部，動員了一些身強力壯的抗日群眾，以「運公糧」為名，在游擊隊和八路軍戰士的掩護下，用籮筐擔挑連夜搶運到太岳軍區。為了保全這部《金藏》，有幾位戰士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這部佛經已移交給北京圖書館收藏。

這次發現的《契丹藏》12卷，包括《大方廣佛華嚴經》、《妙法蓮華經》、《稱讚大乘功德經》、《大法炬陀羅尼經》等。每卷經文都需要雕刻幾塊甚至幾十塊版，每一卷都是由幾張或幾十張紙粘連而成。每卷都用《千字文》編號，卷首多有精緻的扉畫佛像，每卷均有譯者姓名，皆是大字楷書。字體工整有力，行格疏朗，排列整齊，版式統一，紙質優良，印刷精美。各卷都未見蟲蛀，足見當時防蠹技術水平之高。全部為捲軸裝，用的是圓木軸，竹制桿，絲織縹帶，捲成一卷后，貼上印好的書籤，再用縹帶捆起來收藏。印刷書籤是遼代的首創，《契丹藏》是最早使用的。

今天特別值得我們珍視的是，元朝時西夏的刻字工人到江南去刻書，如文學家楊桓著的韻書《書學正韻》，就是西夏刻字工人大約于公元1308年在江浙行省刻印的(今天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有該書的元刻明修本)。此書「條理周詳，字畫端正」。可知他們在600多年前就獻身於溝通文化事業，體現了漢夏人民之間的友好關係源遠流長。

其他地方從事刻書的也不少，金代19路中有刻書地名可考的達九路30處之多，幾乎遍及今天的華北地區。許多地方刻書蔚然成風：有的人家家境並不寬裕，像濟南李德元以教書為生，竟不惜出利借貸刻印書籍；有人購得南宋國史院編修館胡銓著的《劾秦檜疏稿》刻印出賣，獲利甚多；有人還在宋金兩國邊界貿易之地榷場刊印書籍出賣；小學教師王鼎自己無錢，特請朋友幫助，刊印了北宋名醫成無己著的《傷寒論註解》，這是「醫聖」張仲景著的《傷寒論》的最早注本，被稱為「萬全之書」；還有許多地方大量印賣看風水的《地理新書》，這是金代版本最多的書。但是，金代的官刻和家刻刻印最多的還是經、史、文集，坊刻最多的是民間所需要的醫書、類書、字書、韻書和說唱文學。

公元1138年，南宋建都臨安后，臨安成為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從北宋起，杭州就享有「地有山湖美，東南第一州」的聲譽。這裏商業繁榮，手工業發達，刻書業興盛。刻印工人不僅人數多，而且技術精湛，因此宋政府出版的許多書籍，都要送到杭州製版，很多監本書都是在杭州刻成的，甚至當時的高麗國也委託商人在杭州代刻佛經版。臨安城內有書鋪20多家，有的還開設分號。他們或刻印佛經、文選、史書，或刻印詩話、唱本、小說異聞，或刻印有關娛樂遊戲、占卜、賭博的書。當時還出版了一種類似今天交通遊覽圖的《朝京里程圖》，在入杭要道的白塔橋邊出賣，士大夫往臨安時，途經此處都買來查看，因為上面「長亭短驛甚分明」。此外下棋的棋盤，玩的紙牌，都有印刷品，總之，所刻內容十分廣泛，而且杭州版本刻印精良，當時居全國印刷業之首。

到了南宋時期，四川刻書業逐漸向眉山發展，這裏刻印有著稱於世的「眉山七史」和唐宋名家著作，如李白、李賀、孟郊、劉禹錫等人的詩集；蘇洵、蘇軾、蘇轍父子和秦觀等人的散文集及醫書、地理志等。其中《新刊經進詳註昌黎文》、《新刊增廣百家詳補註唐柳先生文》，二書紙墨精良，字畫遒勁，被稱為蜀本雙璧。四川刻本通稱「蜀本」，蜀本紙張潔白，校勘精細，可與杭州本媲美。

那時候，宋朝政府也發行了官報——「邸報」，或稱「朝報」，蘇東坡有詩句可見：「坐觀邸報談迂叟，閑說滁山憶醉翁。」邸報內容主要是皇帝的詔書、起居言行，政府的法令公報，各級臣僚的奏章，官員的升遷賞罰，中央各機關的工作報告以及邊防駐軍的戰況等。邸報經門下省(掌管國家政令審批的機構)審核后，由各路州郡派駐首都的進奏官，按照規定的日期(如每日、每五日、每10日或一月發報一次)傳發。當時常駐首都的進奏官約有120—150人，他們受上都(即首都)進奏院(地方駐京辦事機構)管轄。邸報上不得傳報有關「機密」的消息，否則「以違制論」。邸報除傳發給各級政府部門外，還允許出賣，當時京都就有賣朝報的人。邸報大部分是抄寫的，只有一小部稿件是「鏤版」印發的，但是也有學者認為宋代印刷業發達，邸報當是印刷品。

宋代的雕版印刷在官刻、家刻和坊刻方面均有很大發展。

木塔發現的其他刻經與雜刻印刷品，根據經卷卷尾題記，最早始於統和八年(公元990年)，最晚止於遼天祚帝天慶年間(公元1111—1120年)，前後綿延130年之久。在這批雕版印刷品中，有一本目前世所僅有的遼版書籍《蒙求》，這是該書現存的最早刻本。這本書是古代對兒童進行啟蒙教育的課本，編者是唐代李翰。該書廣集歷史人物言行故事，編成四言對偶韻語，內容豐富，易讀易記，因而成為千余年來流傳廣泛的兒童讀物。它與《千字文》前後輝映，對古代的識字教育起過很大作用，對以後的蒙書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後世許多以「蒙求」為名的課本，都以它為範本。

另外兩幅《藥師琉璃光佛說法圖》版畫，畫面刻畫了藥師佛向脅侍及十二葯叉神將說法的盛大場面。但木刻粗糙，設色簡單。還有一幅《熾盛光九曜圖》版畫，正面為熾盛光佛坐在須彌座蓮台之上，人形化的「九曜」星宿環佛而立，似在聆聽教義。刻工精細，線條流暢，遒勁圓潤，頓挫有方，是我國木刻中的優秀作品，也是迄今我國發現的最大立幅版印著色佛教畫幅。

宋朝是雕版印刷的黃金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