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時為擴大造紙原料來源，降低生產成本，還採用故紙回槽，摻到新紙漿中造再生紙的工藝。這種紙古時叫「還魂紙」。明人宋應星《天工開物》說：「其廢紙洗去朱墨污穢，浸爛入槽再造，全省從前煮浸之力，……名曰還魂紙。」1964年我在鑒定中國歷史博物館藏北宋初乾德五年(公元967年)寫本《救諸眾生苦難經》時，發現紙面上有未搗碎的故紙殘片，乃定為早期還魂紙，原料為麻纖維。1977年我更在北京圖書館發現南宋嘉定年間(公元1208—1224年)江西刻本《春秋繁露》是楮皮紙，紙漿中亦含有故紙。元人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九載南宋湖廣(今湖南)等造紙幣「會子」時曾用還魂紙：「湖南漕司根刷舉人落卷，及已毀秣茶引故紙應副抄造會子。」就是說用落榜舉人的試捲紙重新回槽，再抄出紙印成會子。一般說故紙回槽要經草木灰水蒸煮，再洗凈搗爛，與新的紙漿混合重新抄成新紙。這就達到廢物利用和降低造紙成本的經濟目的。而將故紙實行蒸煮的目的是脫墨、除去油膩污穢。單純用故紙抄造，則所成之紙強度不佳，必須與適量新鮮紙漿混合才成。

宋元時出現品種繁多的加工紙及各種名紙。據文獻記載，宋代時四川麻紙有玉屑、屑骨等名號，江西撫州的清江藤紙堅滑而不留墨，新安的玉版箋色白且光滑，浙江的竹紙甲於他處，吳箋亦以竹為料與蜀紙相抗，宋仿澄心堂紙尤為文人喜愛，歙州的龍鬚紙光滑瑩白。又有黃白經箋可揭開用之，北方桑皮紙渾厚堅韌，更有碧雲箋、春樹箋、龍鳳箋、團花箋及金花箋等加工紙。宋代造紙另一巨大成就是能抄出長三—五丈(10—18米)的匹紙，可說是當時世界上最大幅的紙了，傳世品有遼寧省博物館藏宋徽宗的草書《千字文》。最後，有觀音簾紙、鵠白紙、彩色粉箋等。元代紹興有彩色粉箋、蠟箋、黃箋、花箋、羅紋箋，江西有白籙紙、觀音紙、清江紙，書畫家多用這些紙。此外有砑光箋、衍波箋等。從宋代「冰翼紙」這一名目中可知其密薄而潔白，造這類紙要有高超的技藝。主要產地仍集中於今江蘇、浙江、四川、安徽、江西及河北等省。在藝術加工紙中，從唐代創始的泥金彩箋到宋代得到進一步發展。《宋史·輿服志》提到宮廷官誥文書用泥金銀雲風羅綾紙。宋人袁褧〔jiong窘〕《楓窗小牘》也提到「皇朝玉牒多書于銷金花白羅紙上」。這類彩色金銀箋形制脫胎于絹製品，造價相當昂貴。民間富家辦婚喜事時也常用之，如梅紅紙加銷金繪富貴如意、滿地嬌、宜男百子等吉祥圖案。訂婚交換「庚帖」也用泥金銀繪龍鳳圖案紙。宋代朝廷一度禁止民間使用，但仍是禁而不止。至於彩色粉箋及蠟箋，則多用於寫字，裝成條幅懸挂室內。

宋元時期紙製品的廣泛使用也超過唐五代。舉凡紙帳、紙衣、紙傘、紙被、剪紙、紙花等，應有盡有。甚至遊戲用的紙牌也深入於民間，這也是中國的一項發明。紙牌是從竹片作的骰子演變的，古稱「葉子格」或鶴格。可能在唐代已有，至宋代則盛行。唐人蘇鶚《杜陽雜記》稱「韋氏諸宗，好為葉子戲」，也就是玩紙牌，今日也在全球各地風行。宋元時民間還興起紙影戲。吳自牧《夢粱錄》說：「更有弄影戲者，汴京(開封)初以素紙雕簇」，而代替皮影。老北京過去有「拉洋片」者，就是這類遊戲，因紙上畫出西洋人物及風景，故名「洋片」，其實此遊戲本為中國最先開始的，可以說是電影的原始祖先。紙在工農業生產中也廣為利用，宋代煙火、火器製造中火藥筒、火藥包及引線都以紙為之，而養蠶時雌蛾生卵在桑皮紙上，這些在當時書中均有明確記載。

嘉泰《會稽志》又寫到：「然今獨竹紙名天下，他方效之，莫能彷彿，遂淹藤紙矣。」又介紹竹紙中有姚黃https://read.99csw.com箋、學士箋及邵公箋等名目，指宋人用以寫詩文的小幅竹紙，如蘇軾、王安石等所用者。米芾《越州竹紙詩》稱：「越筠(竹)萬杵如金版，安用杭油與池繭。」前句講浙江竹紙呈黃色，后句說可與有名的杭州由拳紙及池州楮皮紙相抗。米芾每日用數十張竹紙學書作詩。根據浙江地方志記載，會稽(今紹興)竹紙所用原料有茅竹、苦竹、淡竹等。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米芾的《珊瑚帖》(26.5厘米×47厘米)以及王羲之《雨後帖》、王獻之《中秋帖》的宋代摹本都是竹紙，米芾所用之紙很可能就是宋代的會稽竹紙。《珊瑚帖》呈淺黃色，表面平滑，經砑光，像他所形容的那樣如金版，他還在紙上畫了個珊瑚。但這類紙上纖維束往往比皮紙為多。宋元時不只以竹紙寫字，還大量用於印書。宋元刻本以浙江杭州、福建建陽、四川成都、江西吉州等地為中心，分官刻、私刻及坊刻，而以國子監本最為精良。福建本流傳甚廣，幾乎多印以竹紙。我曾檢驗過北京圖書館藏南宋乾道七年(公元1171年)《史記集解索隱》、紹興十八年(公元1148年)《毗〔pi皮〕廬大藏》；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建陽刻本《事林廣記》、天歷三年(公元1330年)《王氏脈經》、至順三年(公元1332年)《唐律疏議》等書，都是竹紙本。而北宋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兵部尚書胡則出資印施的《大悲心陀羅尼經》則是傳世較早的精良竹紙印本，咸淳二年(公元1266年)磧砂藏本《波羅蜜經》也印以較好竹紙。

關於砑花紙的製造，北宋人蘇易簡《文房四譜·紙譜》談到唐五代蜀人造十色箋方法后寫道：如果將雕有紋理及圖案的木版逐張地壓在紙上，「則隱起花木、麟鸞，千狀萬態」。實際上這是一種變換的印刷技術，或者是無墨雕版印刷，此乃中國紙工之一大發明。陶榖(公元903—970年)在《清異錄》中更提到姚(豈頁)〔yi乙〕子侄善造五色箋紙，光緊精華，用沉香木刻成山水、林木、折技花、獅鳳、蟲魚、壽星、八仙、鐘鼎文複雜圖案，再壓在色紙上，「幅幅不同，紋秀奇細，號砑光小本」。這都是具有優美圖案、造型複雜紋理的砑花紙。這種技術一直流傳到明清以至近代。前面已提到五代名紙澄心堂紙從北宋開始仿製，最早的仿製者是歙州人潘谷，他本是制墨能手，元祐(公元1086—1094年)時人，從梅堯臣處得紙樣后即仿製。梅堯臣得到300張宋仿澄心堂紙后在詩中說「七十年來人不知，而今製作已輕薄」。看來仿製品沒有五代時那樣厚，這是為方便使用。宋仿雖薄，但仍為士人珍視。宋太宗曾搜訪古人墨跡，于淳化三年(公元992年)命王著摹勒作10卷《閣帖》，題曰：「淳化三年壬辰歲十一月六日奉旨摹勒上石，用澄心堂紙、李庭珪墨拓」。又宋代各名公寫字及李公麟作畫也用澄心堂紙。此處均指宋仿而言。

趙匡胤於960年建立宋王朝，定都於汴京(今河南開封)，史稱北宋(公元960—1127年)。但此後北方又先後出現少數民族貴族與漢族地主階級建立的政權遼、金及西夏。北宋迫於金朝的進攻，又遷都於臨安(今浙江杭州)建立偏安朝廷，史稱南宋(公元1127—1279年)。北方的金朝衰落後，蒙古貴族建立的元朝(公元1271—1368年)滅南宋，統治全國百余年。宋遼金元時期共持續409年，這是中國造紙術的成熟階段。這個歷史時期雖然社會屢經戰亂，但以火藥、造紙、指南針及印刷術這四大發明為帶動的中國科學技術在宋代則獲得高度發展，在一系列技術領域內完成了革新，而在自然科學方面也成就卓著。此時造紙原料較之隋唐五代又有新的開ｈttｐｓ://ｒead.9９cｓw•cｏm拓，竹紙和稻麥桿紙的發展標志著造紙史中的新紀元。造紙區域、紙的品種及加工技術越來越向廣的方向發展。紙的用途在社會上再一度普及到各個方面。以大宗用紙的行業而言，如果說唐代紙大部分用於抄寫，則宋元紙大部分用於印刷，而且耗量之巨非唐代可比。與竹紙崛起的同時，大幅優質皮紙的湧現也是此時期不同於前代的特點。中國造紙術獲得全方位的發展，新技術不斷出現，紙的加工花樣翻新，為後世所稱道。由於造紙術的發達，這時還出現了有關紙的專門著作，也是前代所無。我們研究宋元造紙技術由於掌握傳世及出土大量紙本文物及豐富的文獻記錄，條件更為便當。

宋元刻本書也多用皮紙。如北京圖書館藏北宋開寶藏經《佛說阿維越致遮經》(公元973年刻，公元1108年刊)用的就是高級桑皮紙，雙面塗蠟、染黃，即黃蠟箋。南宋中期世采堂刻《昌黎先生集》用細薄白色桑皮紙。南宋景定元年(公元1260年)江西吉州刻《文苑英華》，咸淳《臨安志》(約公元1270年)及元代茶陵刻本《夢溪筆談》則用楮皮紙。此外，杭州刻宋版《文選五臣注》，南宋杭州刻《漢官儀》、四川眉山刻本《國朝二百名賢文粹》，蒙古定宗三年(公元1248年)刻本《證類本草》，都是皮紙。有名的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鑒》手稿，北宋元豐元年(公元1078年)內府寫本《景祐乾象新書》，南宋淳熙十三年(公元1186年)內府寫本《洪範政鑒》等亦用皮紙。1966—1967年浙江瑞安慧光塔出土北宋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雕版《大悲心陀羅尼經》用桑皮紙印刷。宋元時還製造混合原料紙，這又是一大成就。如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北宋米芾的《公議帖》、《新恩帖》是竹、麻混料紙，米芾的《寒光帖》是竹與楮皮混料紙，而其《高氏三圖詩》是麻、楮混料紙。混料紙的製造具有重大技術經濟意義，可兼收不同原料之優點，是中國造紙術的一個獨特的技術路線。

蘇易簡《文房四譜·紙譜》還提到「浙人以麥莖、稻桿為之者脆薄焉。以麥藁、油藤為之者尤佳」。可見10世紀時北宋已用麥莖、稻桿造紙。先前有人認為1521年最早記錄了中國造紙用稻草，其實在這500多年前稻草紙已見於記載。世界上以草本植物纖維造紙仍起源於中國，而歐洲只是1857—1860年才第一次用西班牙茅草造紙。此草野生於西班牙及北非，後來沒有推廣。而中國從10世紀起一直到今天仍以草本纖維造紙。但早期的草紙較脆薄，因為屬於短纖維原料，後來迷信用的「火紙」及衛生用紙、包裝紙多用這類紙。由於原料供應不足，晉唐時一度盛行的藤紙，至宋元逐漸退出歷史舞台，麻紙只在有限地區內生產，產量不再占統治地位，而讓位給竹紙及皮紙。這是宋元時造紙原料的一大演變。竹紙及皮紙成為占統治地位的紙種，這種趨勢一直持續到19世紀末的清代晚期。宋元書畫、刻本及公私文書中多用皮紙，其產量之大、質量之高均遠在隋唐五代之上。儘管畫家創作寫意或工筆設色時對畫面材料要求很高，但宋元皮紙完全滿足了一切要求。因而在美術史中出現的新趨勢，是畫家更多地喜歡並習慣用皮紙作畫，正如書法家用皮紙揮毫那樣。用皮紙作畫還有時產生出與用絹作畫不同的藝術效果，尤其潑墨山水及水墨寫生用皮紙最適於發揮畫家的表現手法。書畫史中著名的米芾《苕溪詩》、《淡墨秋山詩》以及蘇軾的《人來得書帖》都用砑光的楮皮紙，而《苕溪詩》用紙還塗布有白色礦物粉。蘇軾的《三馬圖贊》、黃公望(公元1269—1354年)的《溪山雨意圖》(29.5厘米×105.5厘米)用的都是桑皮紙。此外如李建中(公元945—101read.99csw.com8年)《貴宅帖》、蘇軾《新歲未獲帖》、宋徽宗趙佶的《夏日詩》、法常(公元1176—1239年)的《水墨寫生圖》、宋人《百花圖》、郭詡《雪漁圖》以及元人李衎〔wu污〕《墨竹圖》、趙孟頫《從騎圖》、朱德潤《秀野軒圖》、張遜《雙鉤竹》等，都用皮紙，表面平滑、潔白，纖維交織勻細，都是上等紙。

中國繪畫在漢晉唐多用絹，唐代起漸用紙，至宋元則多用皮紙。紙的幅面越往後越大，紙上簾紋也隨之變細。唐代繪畫紙650平方厘米，宋代平均2412平方厘米，元代為2937平方厘米。宋徽宗草書《千字文》，紙長達3丈余，中無接縫，要很多人同時盪簾抄造，反映了高度技巧。宋代考古學中的金石學發達，這要求對古代鐘鼎、石刻文字進行墨拓，所用紙必須薄而堅，同時又柔韌受墨，製造相當難。宋代善本書不但文字美，經仔細校勘，而且墨色及紙張均為上乘。紙在宋元時另一重要用途是印成貨幣，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發行紙幣的國家。這樣可以節省大量金屬，又便於攜帶，是經濟流通領域的一次革命。紙幣可溯至唐憲宗(公元806—820年)時的飛錢。北宋初四川民間用「交子」，亦起紙幣作用。開寶三年(公元970年)在京師(今開封)設便錢務，紙幣受官府承認。咸平元年(公元998年)紙幣發行額達170萬緡(每緡折1000文)。金代時發行「交鈔」，元代有寶鈔。元時旅行中國的義大利人馬可·波羅(Maro Polo，公元1254—1325年)曾將紙幣介紹到歐洲。中國發明的紙幣至今已為全世界所有國家所仿行。

宋元時舂搗紙料有時用水力驅動的水碓以代替人力，把紙工從笨重的體力勞動中解脫出來，又提高了工效。水碓在漢代已有，但未運用於造紙，唐宋以後才逐漸由農業穀物加工進而舂紙料。元人王禎《農書》介紹的連機碓，由一個輪軸可帶動四個碓操作。宋代有巨型紙槽，像船那樣長，自然抄紙的竹簾長度也以丈計，這也是前代所未有。抄紙時為提高纖維的懸浮性能，向紙漿中加植物黏液作為漂浮劑，也是一項技術創新。1901年奧地利科學家威斯納化驗中國唐代文書紙時，發現紙漿中有地衣，其水浸液呈黏滑性，說明此技術創新由來已久。至南宋周密的《癸辛雜識》書成，更記錄植物黏液的不同種類：「凡撩紙必用黃蜀葵梗葉，新搗方可撩。無則不黏，不可以揭(紙)。如無黃葵，則用楊桃藤、槿葉、野葡萄皆可，但取其不黏(紙)也。」周密這裏主要談植物黏液放入紙漿后抄成的濕紙堆積到一起時容易揭開，否則濕紙黏在一起不可揭開。「撩紙」即揭紙，因黏液使紙頁呈滑性。這當然有其道理。但實際上植物黏液的作用還不止於此，還有助於使纖維在紙漿中懸浮，而不致絮聚于槽底。這是周密沒有提及的。

從造紙學原理看，由麻紙發展到皮紙是個技術進步，而由只用木本植物韌皮纖維造紙發展到用整個植物莖桿造紙又是個技術進步。竹紙就是用竹的整個莖幹經一系列複雜工序后造出的紙。竹紙在唐末開花，而在宋代大結碩果，它的製造開18—19世紀在歐洲興起的木漿造紙之先河，因為木漿造紙所用原料也是莖桿纖維。由竹紙發展到木漿造紙則是產業革命以後的又一技術進步，不過這一進步這次輪到在西方國家首開其端了。竹紙的真正發展是北宋以後的事，迄今我們所見最早的竹紙標本也是北宋后制出的。然在歐洲最早以竹造紙則始於1875年，據西方文獻記載，當時英國人勞特利奇(Thomas Routledge)寫了一本論造竹紙的小冊子，共40頁，均以竹紙印成。然與中國相比，又晚了近千年。中國長江流域及江南各省，甚至黃河流域的南部，都盛產各種竹材。據不完全統計，適於九*九*藏*書造紙的竹類多達50種，產量大、分佈廣，以竹料造紙確是造紙史中一大發明。整個竹材纖維細胞含量占細胞總面積比的60%—70%，這就為造紙提供了豐富的纖維來源。而竹又野生於各地，廉價易得，在與其餘原料競爭中基本上處於一路領先的地位。然而也必須指出，每年在造出大量竹紙的同時，也意味著自然界竹林的銳減，而竹則是中國人非常喜愛的植物，在裝點祖國江山之美方面有頗大作用，北宋文豪蘇軾就說過：「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造紙業一方面為文明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書寫、印刷材料，另一方面又毀壞了自然資源，破壞了環境的生態平衡，最後也對文明本身構成威脅。最好的辦法是邊砍伐、邊植樹造林，接受唐代毀滅剡溪一帶大片藤林的歷史教訓。

從工藝上看，宋代的金粟箋顯然是唐代硬黃紙的延續。關於這種紙的原料，先前有人說是蠶繭，更有人說是樹皮布，恐均出於誤解。我曾對此紙親作顯微分析化驗，證明是桑皮紙。紙較厚，每張由兩層薄紙所成，故可揭成兩張。正如明人文震亨《長物志》所說：「宋有黃、白藏經紙，可揭開用。」由於紙上塗蠟，又經砑光，故紙上簾紋不顯。清代18世紀時的乾隆皇帝從南方得到不少宋金粟箋，將其分層揭下后曾印過他手書的《波羅蜜心經》，頒賜臣僚。我見過這類實物，紙上確有小紅印「金粟山藏經紙」。清代人張燕昌著有《金粟山箋說》一書，對此紙來歷言之甚詳。宋元詩箋及信箋中還有特殊形式的紙，即唐代時傳下的花簾紙(水紋紙)及砑花紙。其製造原理前已述及。1973年我在北京故宮博物院看到李建中的《同年帖》，可能是迄今較早的花簾紙。李建中生於五代，北宋太平興國(公元976—984年)時登進士第，《同年帖》是他給同年及第的友人寫的一封信，由大小兩紙書成，其中小幅紙(8.3厘米×33厘米)是楮皮紙，紙上有水紋紋理。故宮還藏有北宋書畫家米芾的《韓馬帖》(33.2厘米×33.2厘米)，紙面上隱現雲中樓閣圖案，這是傳世的早期砑花紙。最有趣的是，宋元之際畫家李衎的《墨竹圖》(29厘米×87厘米)用紙幅面較大，紙上迎光看能顯示「雁飛魚沉」(篆體)及「溪月」(隸體)等文字，更有雲中飛雁及魚翔水底的圖案。紙料為皮料，又經塗蠟、砑光。顯然，這種有複雜暗紋及圖案的蠟箋可供書信用，因為「鴻雁捎書」、「魚傳尺素」向來指書信而言。

元代明仁殿紙及端本堂紙，為內府御用藝術加工紙。元人陶宗儀《輟耕錄》載「明仁殿紙與端本堂紙略同，上有泥金隸書『明仁殿』三字印」。明仁殿是元大內一殿名，明初時尚存。這種紙今少見，但清乾隆年仿明仁殿紙則可見，幅面為53厘米×121.4厘米，為描金如意雲黃色粉蠟箋，紙較厚，可揭成三一四層，原料為桑皮，這種昂貴的紙只能供統治者使用。明清時羅紋紙、連史紙也從宋元基礎上發展起來。元人費著《蜀箋譜》雲：「凡紙皆有連二、連三、連四箋」。「連四」后稱「連史」，為柔軟潔白竹紙。羅紋紙上有縱橫交叉的細密紋理。元代還有姑蘇紙，是彩色粉箋，有時印金銀花于上。

在各種色紙中宋代仍重黃紙，尤其內府各館閣官方文書、寫本、刻本均規定用黃紙。宋人程俱《麟台故事》卷二雲：「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置館閣編定書籍官，其後又置編校官四人，以《崇文總目》收聚遺逸，刊正訛謬，而補寫之。又以黃紙寫別本以防蛀敗。至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三館秘閣上所寫黃本書六千四百九十六卷，補白本書二千九百五十四卷。」這是說皇帝下令將《崇文總目》中著錄的皇家文庫藏書遺逸者重行補寫，以黃紙寫成6496卷，參加抄書的在百人以上。宋代四川造的謝公箋歷史上與唐代的薛濤箋htｔｐｓ://ｒｅad.９９ｃsw.cｏｍ齊名。謝公指謝景初(公元1019—1084年)，曾出意造十色書信用箋。元人費著《蜀譜》說「謝公有十色：深紅、粉紅、杏紅、明黃、深青、淺青、深綠、淺綠、銅綠、淺雲，即十色也。」宋代名紙應首推金粟山藏經紙，簡稱金粟箋。金粟山在浙江海鹽西南，有金粟寺藏北宋刊刻的大藏經，紙上有朱印「金粟山藏經紙」。明人董榖《續澉水志》說大悲閣內貯大藏經萬余卷，其字卷卷相同，出於一人手筆，其紙每幅均有小紅印曰「金粟山藏經紙」。間有元豐年號(公元1078—1085年)，紙雙面皆蠟，無紋理，后被人盜去，而散落於各地。這些紙在清代仍可看到，紙上有比元豐更早的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熙寧元年(公元1068年)等年款。屬於同一系統的紙還有鈐印「法喜大藏」的黃色蠟箋。由於此紙名貴，書畫家用它裝潢珍貴書畫作為引首。如陸機《平復帖》、文徵明(公元1470—1559年)《漪蘭室圖》捲軸均以宋金粟箋為引首。

周密提到的植物黏液有黃蜀葵梗葉、楊桃藤、槿葉及野葡萄的水浸液。其他文獻也有類似說法，並稱此黏液為「滑水」、「紙葯」或「紙藥水」。宋元紙質量之提高不能不說與廣泛使用紙葯有關。為防止紙被蛀，宋代還用蜀椒果實的水浸液即椒水處理紙，叫椒紙。因其中所含的有效成分有殺蟲性能。宋代紙有時還以膠、礬處理，提高紙的抗濕性及不透水性。一般用植物膠(如松香膠)及動物膠，而以明礬為沉澱劑。也可以不用膠礬，而代之以澱粉劑，再經砑光，即所謂「漿捶」，這因藝術家習慣而定。歐洲於1337年才以動物膠處理紙，而用植物膠則始於19世紀。歐洲人從中國學到這一技術后特意創了一個新詞Faning，導源於漢字「礬」。最後，北宋蘇易簡《文房四譜·紙譜》是較早的有關紙的專著，成於雍熙三年(公元986年)。書中談到歷代用紙情況、紙的原料、名目、加工、用途等等，具有很大的史料價值。宋代陳槱《負暄野錄》、趙希鵠的《洞天清錄集》也有專篇論紙。北宋的米芾喜歡用紙作書畫，又對紙有很高鑒賞力，寫過《十紙說》，其《書史》也著錄不少晉唐以來紙本書畫。元代人費著的《蜀箋譜》是另一論紙的專著，書中談到蜀紙沿革、種類、名目及用途等，旁及姑蘇紙、廣州紙等。元代書法家鮮于樞(公元1256—1301年)也有《紙箋譜》，但內容不及其餘著作，作為書法家論紙，也沒有米芾著作翔實。

蘇軾在《東坡志林》卷九雲：「今人以竹為紙，亦古所無有也。」可見，竹紙在北宋人心目中還是新鮮事物。南宋人周密《癸辛雜識·前集》稱：「淳熙(公元1174—1189年)末，始用竹紙，高數寸，闊尺余者。」看來是小幅紙，但無論如何，兩宋時南方造的竹紙已引起一些文人的注意和喜愛。北宋學者蘇易簡《文房四譜·紙譜》說：「今江浙間有以嫩竹為紙，如作密書，無人敢拆發之，蓋隨手便裂，不復粘也。」此處所謂「江浙」不可像今天這樣理解為江蘇、浙江，而實指浙江一帶。這是說北宋初造的竹紙拉力不大，人一拆容易折裂，故作寫密信用。米芾曾說他年50歲時始以浙江竹紙寫字。後來浙江竹紙逐步名冠天下。南宋人陳槱〔you有〕《負暄野錄》卷下雲：「今越之竹紙甲於他處」，又說「今吳人取越竹〔紙〕以梅天水淋，晾令干，反覆捶之使浮茸去盡，筋骨瑩澈，是謂舂膏，其色如蠟。若以佳墨作字，其光可鑒(可以照人)，故吳箋近出，而遂與蜀產抗衡。」竹紙至南宋時質量提高。南宋人施宿在嘉泰《會稽志》卷一下認為竹紙有五大優點：表面平滑，受墨性好，容易運筆，墨色不變，抗蛀性大。最後一個優點可能略有誇張，實際上竹紙抗蛀性最差，但沒有提到其主要優點是廉價易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