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所依據的史料不少。舉要而言，《清實錄》、蔣良騏《東華錄》、王先謙《東華錄》、朱壽朋《光緒東華錄》以及《宣統政紀》等書是撰寫本紀的依據。《大清會典》、《大清會典事例》、《清文獻通考》以及劉錦藻的《清續文獻通考》等書是撰寫志的依據。《清史列傳》、《耆南類征》、《碑傳集》、《續碑傳集》以及各家論文集等書是撰寫列傳的依據。這些當年修史所依據的文獻資料，今天大多還完整保存著，可與《清史稿》互相參照閱讀。比較而言，《清史稿》畢竟經過整理提煉，最為簡括扼要。

該書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主要是其體例能不受舊史成規的限制，適應清朝社會的發展情況，增添了新的例目。如《交通志》、《邦交志》就是過去各史所沒有的。《交通志》還包括了清末出現的鐵路、輪船、電報、郵政等新的事物。《選舉志》中列「新選舉」一篇，也是適應時代特點新增的篇目。書中的各項大臣年表，《藩部世表》、《交聘年表》等也編得切于實用，方便查檢。《清史稿》就其各部分分析而言，志和表較有用，本紀簡略，列傳最差。

《清史稿》於1927年8月開始付印，1928年夏全部印成，共印1100部。史館中人發現印成之書與原稿多有不符，原來是付印前為金梁私下偷改。大致說來偷改的列傳時間上以光緒、宣統兩朝為多，內容上以《儒林》、《文苑》為多。尤其重要的是對張勳、康有為二人，史館原定暫不立傳，金梁卻將二人的傳記底稿合為一卷，編為列傳卷260，並將張彪之事附於張勳傳之後，而將原置於本卷的勞乃宣、沈曾植傳合併到前一卷中。又《藝文志序》被刪節割裂，頗失原意。史館發現問題以後，就其中較重要者進行了抽換，並改正了卷首的職名表，刪去金梁私撰的《校刻記》，使竊改問題稍得糾正。但是金梁已先將印成之書偷運400部至瀋陽，《清史稿》於是有關內本與關外本的區別。後來金梁在日本帝國主義者和偽滿國的卵翼下，依據關外本重印此書，增加了陳黌舉、朱筠、翁方綱三人的傳記，刪去《時憲志》中的八線對數表，減少七卷，這就是關外二次本。以上是《清史稿》舊有三個版本的由來。因為關外二次本列傳內容較多，中華書局校點此書時，就以關外二次本為底本，附註他本異文，出版了目前比較完善又便於閱讀的新版本。

《清史稿九-九-藏-書》，趙爾巽等撰。全書529卷(初印本為536卷)，包括本紀25卷，志135卷(初印本為142卷)，表53卷，傳316卷。該書以豐富的史料為基礎，全面而詳細地記敘了清代的人物、史事及典章制度等，是一部紀傳體的大型清史著作，也是一部未能正式定稿即倉促付印的史書。

由於集中整理了清代的重要史料，《清史稿》至今是研究或學習清史的基本參考書。但是，其錯誤和缺點也十分嚴重。本書雖然修撰於民國年間，但其修撰者大多是清朝遺老，復辟思想十分嚴重，頑固站在清朝統治者的立場上，對清朝皇帝的腐朽統治時加美化讚頌或粉飾回護，而對反清人物和史事則一概加以貶斥，如凡明代後裔及遺民舉兵抗清的，書中均稱為「賊寇」，甚至民族英雄鄭成功也被稱為「海寇」。尤其肆意詆毀辛亥革命和農民起義，把武昌起義誣衊為「革命黨謀亂」和「兵匪構變」，攻擊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運動，說「中國危亡，實兆於此」。清朝遺臣死於民國初年的，書中均只寫甲子，不用民國紀年，其立場觀點的錯誤十分嚴重突出。《清史稿》另一嚴重缺陷為昧於世界發展大勢，孤立片面地講史，它主要只是概括利用了反映官方立場的清代國史館的部分資料，由於時局動蕩，沒有充分利用十分豐富的其他資料。全書受編撰者頑固守舊的政治立場和狹隘眼光的限制，對於國際形勢的風雲變化、國內進步勢力的蓬勃興起一概視而不見，不作反映。對於清朝統治集團的先世事迹也盡量隱諱不書，損壞了史料的真實性和全面性。至於記事重複錯亂、前後失於照應等技術性問題，書中更是所在多有，難以逐一列舉。

辛亥革命之後，清政府被迫退位。1914年北京政府設立清史館，命趙爾巽為館長，繆荃孫為總纂。1919年繆氏去世，由柯劭忞繼任。其下設有纂修、協修及征訪等職，參与撰史的學者達八九十人。當時軍閥混戰，政局多變，經費不足，纂修工作進展遲滯，始終難於定稿成書。後來懾于革命形勢迅速發展，在北洋軍閥支持下，由袁金鎧主持刊印，金梁任校勘，於1927年將未定之稿匆忙付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