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就篇》又名《急就章》，或簡稱《急就》，西漢元帝時(公元前48—前33年)黃門令史游編寫。史游是一個「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後漢書·宦者傳序》)的「宦者」。書名來自該書的首句「急就奇觚〔gu孤〕與眾異」。唐顏師古曾為此書作注說：「觚者，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為之，蓋『簡』屬也。」「觚」，是一種學字的木板。「急就」是「速成」之意，所謂「急就篇」譯成現代話，就是「速成識字課本」。全書2016字，收錄的是當時常見常用的字。書中開頭五句講編書目的：「急就奇觚與眾異，羅列諸物名姓字，分別部屬不雜廁，用日約少誠快意，勉力務之必有喜。」接著一句是「請道其章」，表示正文開始，下列132個姓，每個姓下加兩個字(複姓加一個字)，成為三字句，如：「宋延九*九*藏*書年，鄭子方；衛益壽，史步昌；……」講敘完姓，又用兩句話過渡到下一層：「姓名訖，請言物。」下面敘述布帛、飲食、衣被、臣民、器用、蟲魚、音樂、形體、兵器、車馬、廬舍、植物、動物、疾病、醫藥、喪葬等類各種名詞，都是七字一句，使兒童知道許多事物的名稱。接著又是一句過渡話：「諸物盡訖五官出」，「五官」指古代的五種官職：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在這裏泛指百官。所以下面敘述一些與官職吏治有關的事。全文的最後為四字一句(末句為七字)，以歌頌漢朝「盛世」作為結尾。從《急就篇》的內容可見這隻是一篇沒有解說的啟蒙讀物。

中國古代的字書是從小學讀物脫胎而來，古代小學讀物的產生可以遠溯到周朝。中國史志記載最早的一部小學識字課本是《史籀篇》，周宣王時代(公元前827—前782年)，是太史教學童認字的課本，編者太史籀，書中字體是大篆，與漢武帝末年孔子住宅牆壁中發現的文字形體有差別。繼《史籀篇》之後出現的幼童讀物有：秦始皇時李斯作的《倉頡》七章，車府令趙高作的《爰歷》六章，太史令胡毋敬作的《博學》七章。這三部書經漢初「閭里書師」合併為一部，稱《倉頡篇》(因為是三部書合成的，所以又稱之為《三倉》)，共55章，每章60字，共3300字，用小篆書寫。漢哀帝時揚雄作《倉頡訓纂篇》，漢和帝時賈魴〔fang房〕作《滂喜篇》。晉人把55章的《倉頡篇》作為上卷，《倉頡訓纂篇》作為中卷，《滂喜篇》作為下卷，合稱《三倉》，共收7380字。此外還有：漢杜林的《倉頡訓纂》和《倉頡故》，漢武帝時司馬相如的《凡將篇》，漢元帝時史游的《急就篇》，漢成帝時李長的《元尚篇》。這些書，為便於兒童誦讀記憶，編寫成押韻的文字。有的是四字一句，兩句一韻；有的是三字、四字或七字一句。三字句、四字句，隔句押韻，七字句，每句押韻。除了《急就篇》由於歷代書法家，如張芝、皇象、索靖等曾加臨寫，作為書法而流傳下來，《倉頡篇》還有殘簡(見王國維編《流沙墜簡》)，其他的都已亡佚。清人孫星衍從古代傳說、類書、內典等書中輯錄出一些佚文，大多數收錄的是單字，也有少數複詞，分三卷，用《說文解字》的部首分類。九_九_藏_書九*九*藏*書read.99csw.com

在漢代，朝廷很重視識字教育，當時學文字，要求懂得字形、字音、字義，即所謂「試八體」、「諷籀書」、「正讀」；漢初法令規定年滿17歲，能「諷籀書」9000個字以上，經考試才有資格九-九-藏-書擔任官職，識得古代文字的八種字體的優秀者，可以做尚書史。漢宣帝時，讓古文經學家張敞向能「正讀」《倉頡篇》的人學習，再傳授給他人。漢平帝時，徵召全國通小學的100人，在朝廷上把認識的字記下來(均見《漢書·藝文志》)。所以《急就篇》一類的蒙童讀物，在漢朝受到重視，連揚雄也認為「經莫大於《易》，故則而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故作《法言》，史莫善於《倉頡》，故作《訓纂》。」(《華陽國志》卷十)但《急就篇》一類的識字課本不能與真正的字書等量齊觀，自從《說文解字》問世后，它們的參考價值已不大了。可是作為古代字書的萌芽，它們在歷史上發揮過作用。這類讀物便於兒童認識、記誦，內容易為兒童接受，不僅是識字課本，也是習字課本，對於普及和提高當時的文化和文字的規範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