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玉的使用最重要的兩個方面是「君子比德于玉」和「嘩囂之美」。前者是將玉賦予道德的內容，後者是將「石之美」的特色盡量發揮出來。前者是將玉的靈性演化為品性，後者是將玉又回復到物性上來。從玉的雕琢上看，賦有道德內涵的玉並沒有什麼新的創造，無外乎將過去那些玉重新從道德的角度給予認定。當然這種認定也是從玉的「石之美」這些特色入手，但認定的結果是上升到理性化，如「溫潤而澤，仁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qu屈〕然，樂也」，「縝密以栗，知也」等等。有了這些理解，自然「君子無故玉不去身」。真正展示春秋戰國玉器雕琢之美的，主要是屬於「嘩囂」一類佩玉。「嘩囂」一語出自《國語·楚語下》，記楚大夫王孫圉〔yu 宇〕答晉大夫趙簡子問，將行禮時碰擊鳴聲之玉比之為「嘩囂之美」，認為這種玉不能祭天地鬼神，是「先王之玩，何寶之焉」。春秋戰國的佩玉，表現為一種成熟的、有很強的裝飾性的「組」這種形式。組即組合，是根據身體不同部位，將不同形狀、不同色彩的玉進行配搭，既能收到「悅目」的視覺效果，又能碰撞出各種悅耳的聲音。今天一些現代活動雕塑通過一些手段，使雕塑有悅目的色彩和發出悅耳的聲音，除了時代不同外，藝術追求同古代是一樣的。「組」的實物，有河南輝縣琉璃閣戰國墓出土佩玉六組和湖北隨縣戰國早期曾侯乙墓的組玉佩等，這些佩玉都有非常精美的花紋。從春秋戰國佩玉的全貌來看，佩玉除珩〔heng橫〕、璜、琚〔ju居〕、璧這類幾何形狀的外，還有許多仿動物和龍鳳一類靈異之物的作品，這些玉器形狀是各種曲線的結合，流暢如雲如水，而那些透雕佩玉，更顯得精美和生動。

《逸周書·世俘解》中記載，商代紂王兵敗自焚而死時，用4000件玉器在自己周圍擺成一個圓圈。又說周武王克商后，從商王朝那裡獲取玉「億有四萬」。這些數字可能誇大了，但殷商王室大量用玉的事實是存在的。1976年河南安陽殷墟發現的商王武丁配偶婦好墓，出土玉器700件左右。這批玉器不僅數量大、品種多，而且有相當一部分玉器是裝飾品。婦好墓因是王妃墓，其玉器代表商代的最高成就。婦好墓的玉器，有的可能是專為墓葬而制，有的可能是生前用器隨葬，包括了商周社會用玉的全部品種(禮玉、祭玉、佩玉、葬玉等)。一般地講，婦好墓玉器線條不太流暢，動物也好，人物也好，外輪廓多方形的轉折。但這批玉器中，又有如回首長尾的玉鳳一類作品，則充滿了一種曲線的流暢美。另外兩個玉人頭像，也破除了方折的表現法，整個頭像九*九*藏*書因普遍是曲面過渡而顯得渾圓飽滿。這些又說明商代有能力製作出線條流暢的玉器來。但為什麼婦好墓有那麼多方形轉折的玉器，只好作為一個問題留下來。婦好墓中的一件裸體玉人，呈扁平狀，兩面雕琢，一面為男，一面為女。這種兩性合體的雕塑，已在新石器時代陶塑中出現過，可能都是表現男女交媾、化生萬物這一生殖主題。同樣在殷墟，1975年小屯村北發現的玉鱉，是件非常重要的作品。它的背甲呈黑色，頭、頸和腹部為灰白色，這是巧妙地利用了玉料的天然紋理和色澤而制出的藝術品。這種方法今天稱為「俏色」，依然是考驗工藝美術家的創作才能的試題。

宋代是玉器市俗化極盛之時，為市民服務成為這個時期玉器製作的主要目的。城市裡不僅有製作玉器的作坊，還有販賣玉器的店鋪。這種為市民服務的玉器製作即玉器的市民化，第一個特點是除了使用玉材加工成各種用品外，人們生活中的擺設品和賞玩品也常用玉材來製作，甚至一些神祗如觀音等也失去神性而進入這些品類中。話本《碾玉觀音》：「且說朝廷官里，一日到偏殿看玩玉器，拿起這玉觀音來看。」《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宋孝宗喜球馬，偶傷一目；金人遣使來慶壽，以千手千眼白玉觀音為壽，蓋寓相謔之意。」以上兩則記載都是指宋代朝廷內宮收藏有玉觀音且作為看玩之用。宋代玉器市民化的第二個特點是帶有佛教蓮花生子內容的「摩喝羅」形象(即手擎荷葉的兒童形象)在玉製品中大量出現。這種現象實際上仍是原始社會生殖崇拜觀念的延續。宋代玉器市民化的第三個特點是花鳥題材的廣泛使用。以花鳥題材進行創作的宋代玉器，清新雅緻、比例協調，極富繪畫意趣。在形制和紋飾上，這類玉器講求對稱均衡和圖案化。因此這類玉器稱得上是生活與藝術的融合。宋代花鳥題材玉器的代表作品是1974年北京房山縣長溝峪石槨墓中發現的一批玉飾件。如「雙鶴銜草飾」、「折枝花飾」、「鏤雕竹枝飾」、「透雕折枝花鎖」等。這批玉器均以高超的鏤空雕技法製作，作品玲瓏剔透、新奇精巧，令人賞心悅目。其中折枝花、竹枝等形象，都是玉器中最早出現的。與市民化的風氣相反，宋代玉器又流行仿古玉之風。且不論仿古玉本身的價值，僅就仿古、作舊的選料、加工等經驗和技法而言，已是別開生面了。

在秦漢藝術為人的生活服務這個大文化氛圍內，玉也大量應用於人的生活中。那時不僅大量使用佩玉，許多生活用品也用玉製造。這些生活用玉器不僅品類多，而且製作更複雜、更精巧或更大型。如劉邦在秦咸陽宮中見到的高7.5尺的青九*九*藏*書玉五枝燈，西漢武帝茂陵的青玉鋪首，等等。(圖26)1983年在廣州發現的西漢南越王第二代王趙眯〔mei妹〕墓中，出土的玉器精美異常，稱得上是漢代玉器的精粹。如華美的組玉佩飾，透雕龍鳳紋玉璧，金鉤玉龍，龍虎合體玉帶鉤，玉舞人，玉角杯，玉承露盤等。其中一件透雕鳳紋玉牌飾，以一長方形為中心，長方形上方為雲頭紋飾，下方為卷尾鳳，長方形一邊是鳳踏一玉璧，一邊為懸挂的瓔珞。這件作品構思精巧，一破玉器中常用的方法，圖案繁複而不對稱。將這一件作品的每一部分分離出來，都是一件完整的作品，但結合在一起，又顯得天衣無縫，非常協調。南越王趙佗，真定郡(今河北正定縣)人，原為趙國王室的族人，後為秦將，秦末時帶兵駐守今兩廣一帶。公元前204年，趙佗趁楚漢相爭、天下大亂之機建立南越國，自立為王。漢王朝建立之後南越對中央政府稱臣，但實際仍以帝王身份行事。南越共傳王五代，至公元前111年國滅。南越國存在近一個世紀，受中原地區影響很大。南越國藝術，在一些銅器及陶器的器形和圖飾上，有不少地方特點，但玉器從製作到題材，是典型的中原文化。因此，南越王墓這批精美的玉器，是使我們領會西漢玉器藝術的難得珍品。

玉是非常特殊的雕塑品種，雖然有大玉不雕之說，但玉總是要琢磨成器。琢磨的過程，就是雕塑的過程。今天研究玉，器形固然重要，但玉所代表的文化性更值得去探討。這是因為玉的象徵性很強，寓意性也很強，所以玉雕作品不能單從表面形式去欣賞，而應從內涵去把握。

兩周是講「禮」的時代，祭、葬、社交等活動，都貫穿禮的內容，這時期玉的各種用途，都帶上了禮的印記。祭玉用於禮神、賂神、迎神、謝神、娛神，是基於玉本身的可通神的靈性，這是原始社會以來人們認識的延續。祭玉的形狀以象徵性的各種幾何體為主(如前舉璧、琮、璜等)。玉的靈性也被廣泛應用於葬玉，古人認為玉能和百神，使屍體不朽。原始人在墓葬中放玉器，目的至今還不太清楚，但商周人用玉保護屍體，就有許多理論為根據。保護屍體的玉器，裹身的為一些方形小片連綴成衣(玉衣)；塞九竅(雙眼、雙耳、雙鼻孔、口、肛|門、尿道)的玉，除了塞男子尿道的製成男性生殖器形狀外，其餘的多雕琢成各種小巧的動物形象或幾何形狀，晶瑩圓滑，非常可愛。

明、清是中國玉器發展的又一繁榮期。這種繁榮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制玉隊伍精良和賞玩範圍寬泛。明、清兩代的北京、蘇州是玉器的製作中心，其中又以蘇州的專諸巷最負盛名。專諸巷不僅所制之玉器精美九-九-藏-書奇巧，也是良工巧匠輩出的地方。如明晚期琢玉名手陸子剛，名震朝野，所制之器儘管價格昂貴，仍受玩家青睞。至今國內外博物館及私人手中，多收藏有或真或假的陸子剛作品，由此可見其影響。今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合卺杯」即為陸子剛所作，造型雄渾而古樸，豪放而典雅；又因該杯還刻有明代著名詩人和書法家祝允明的詩句，使此杯集文學、藝術於一身，實為不可多得的傳世之寶。清代由蘇州工匠琢制的玉器精品甚多，若論藝術性高和構思之巧，非《桐蔭仕女圖》莫屬。此作品是清代乾隆時一位蘇州工匠用制碗后剩下的棄料，依玉材的原形原色和制碗取料時留下的圓洞，因材施藝，製成極富江南庭院景緻、充滿濃郁的生活氣息的玉雕佳作。此器製成，乾隆皇帝極為滿意，親自作詩予以讚賞。今天看來，《桐蔭仕女圖》由於匠心獨具，巧妙利用了這塊新疆白玉的白色和局部的桔黃色玉皮，不僅充滿了詩情畫意，還極富光色感覺，真可謂是一件既古典又現代的巧奪天工之作。所謂明、清玉的賞玩範圍寬泛，無外乎是說玩玉之風遍及宮廷和民間而以宮廷為代表。明、清兩代以玉為飾之風極甚，從墜飾、串飾到佩飾，種類繁多、組合複雜。以玉為把玩也是一種時尚，用玉製成的人物、鳥獸和如意等，成為文人士大夫談經論道、燕居獨養時的常伴之物。明代宮廷用玉製作大量的器皿，有日用類型的，有仿古類型的，但這些器件並非以實用為第一位，更多是具有陳設、賞玩的價值。清代宮廷將這一風氣推到極至，無論用料之精，雕琢之巧，造型之美，都是前朝不可比擬的。在明、清兩朝的宮廷制玉中，不能不提「玉山子」這一品類。所謂「山子」即圓雕山林景觀，有人物、動物、山林、樹石、流泉等。這種圓雕可遠追到漢代的博山爐，其爐或銅或陶，上部(爐蓋)都雕塑成群山萬壑之狀。明代的玉山子發展到清代，就是具有全景山水式的大型玉器的製作，如有名的《會昌九老圖》、《大禹治水圖》。這些大型玉山子輕則近千斤(《會昌九老圖》)，重則愈萬斤(《大禹治水圖》)，使用了鏤雕、浮雕、陰線刻紋等多種手法而琢成的四面通景式的全景山水人物圖景。清代大型玉山子的制琢，不僅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也需要大量的組織工作和設計工作。以高超的琢玉技藝為基礎的大型玉山子的制琢，不僅使身佩手玩之物成為大型的觀賞之物，而且也為中國古代玩玉、賞玉劃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由漢代所倡的玉的玩賞新風，度過三國兩晉南北朝的低谷后，在唐、宋遼金、元、明、清幾代掀起了一個又一個高潮。

中國玉器發展至漢代形成一個新的高峰。這一高峰一方面表現為雕琢技藝的更加高超和進步，另一方面表現為到了漢代才真正出現許多供把玩欣賞的玉器。地下出土的和傳世的兩漢玉器品類繁多，如各種各樣的玉佩、玉帶鉤、玉羊、玉馬、玉辟邪等，用青玉、黃玉、白玉等各種玉材製成。在求吉利驅邪惡的同時，這些玉器又都是居室內陳設或身觸手摩之物。這類玉器的代表是1975年出土于陝西興平縣漢武帝茂陵附近的玉鋪首，1966年出土于咸陽漢昭帝平陵遺址的玉仙人奔馬，1966年至1976年出土于咸陽漢元帝渭陵附近的玉鷹、玉熊、玉辟邪，1968年出土于河北滿城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墓的玉人等。這些主要出土于帝王陵的玉器，可視為漢代玉器的最佳之作。它們選料精到，作工講究，構思巧妙，就是在幾千年後的今天，也絲毫未減其魅力。

盛唐徐堅所著《初學記》為官修類書，專供唐玄宗諸皇子習文應對時用。玉在此書被列為「寶器」，在承襲魏晉南北朝重金銀之物的唐人觀念中，玉因此也有一席之地。唐代玉器除了仍部分有禮器的功用外，主要趨勢是製成生活中用品和以容器形式出現的陳設品。前者如玉佩飾(丹鳳步搖、雙鳳佩、飛天佩)、玉帶板等，後者如玉杯、玉觴等。唐代的玉器是從漢代自由、生動、奔放向工細、精美、雅緻方向轉化的關鍵時期。而這種轉化的主要動因是市俗化。市俗化一方面是寫實的花鳥紋等以自然之姿用浮雕、透雕的形式表現在玉器上，使這類玉器精美、清新而富於生氣；另一方面是人物造型的寫實，又使這類玉器樸實而平淡。唐代在玉器方面的這些變化直接影響著唐以後各朝各代的玉器製作特色。

元代繼承宋、遼、金玉器傳統，圖案紋飾多為花鳥、山水、螭虎、海獸等；雕琢技巧更成熟，尤其是浮雕技法運用得出神入化。不過元代玉器製作中有一種顧頭不顧尾的現象，即一些玉器的製作中，對錶面部分雕琢精微，一絲不苟；而對側面、內壁、底部則較馬虎，不甚求精。若論元代玉器在中國幾千年制玉、賞玉、玩玉的歷史中的獨特地位，不能不提「瀆山大玉海」。這件琢造于至元二年(公元1265年)的作品高70厘米，口徑135—182厘米，膛深55厘米，周長493厘米，重3500公斤，稱得上是中國玉器的第一件「重器」。這件玉海形體厚重，風格質樸，通身浮雕各種海獸出沒在波濤洶湧read.99csw.com的大海之中，于粗獷中見精微，豪放中見匠心。「瀆山大玉海」開創了我國大型陳設玉雕的新領域。它在玉器史上的劃時代的意義，被清代空前的幾件大型玉雕所證明，也被今天幾件定為國寶級的大型玉(翡翠)雕所證明。

與兩宋同時期的遼、金玉器，成就主要在花鳥題材類。這些花鳥題材玉器製作精美、清新爽目。遼、金玉器的代表是「秋山玉」和「春|水玉」。所謂「秋山」、「春|水」，是因《金史》中將有虎鹿山林圖案的服飾稱為「秋山之飾」，將有鶻〔hu 胡〕捕天鵝圖案的服飾稱為「春|水之飾」。故現在學術界一般將具有這兩種圖案的玉器分別稱為「秋山玉」、「春|水玉」。秋山玉的主要形象是虎、鹿，其次有鷹、鵲、山石、林木等；春|水玉的主要形象是鷹、天鵝、荷葉、蓮花、水草等。以這些基本內容進行製作的玉器，因表現內容的多種配搭與手法的變換，一件與一件之間千差萬別，毫無雷同和重複。與傳統玉器相比，秋山玉、春|水玉表現的鷹鷂天鵝虎鹿、荷蘆山石林木等內容是前所未有的。這些圖案中表現出來的那些矯捷勇猛、快速俯衝的鷹、鷂，驚慌失措、四下躲藏的天鵝，蹲坐嘯吟的猛虎，弋游賓士的鹿群等場景，天地廣闊，野趣橫生。從技法看，秋山玉、春|水玉或單面雕，或雙面雕，通體鏤空分層處理，細部又輔之以陰線刻劃，使作品繁雜而不零亂，結構緊湊而生動。遼、金以後，元、明、清幾代多有仿作的秋山玉和春|水玉，工藝雖佳而無其神韻，僅得形似而已。(圖27)

對商周時代的玉器，郭寶鈞在《中國青銅器時代》一書中概括得很好：「石器在石器時代，主要是樸素的實用物。到青銅器時代，石器漸衰，玉器代興，實用之意少，玩賞之意多，於是乎演為貨寶，為佩玉。由愛貨寶而對職位不同的人作一限制，於是為瑞玉。由愛貨寶而轉為賂鬼神，於是為祭玉。由愛美玉而願服食長生，願死而不朽，於是為葬玉。這些都是與民生實用無關的。然玉器在殷周人的意識狀態上，端人品質，堅人心意，暗示的教育之功為不少；而在捖〔wan完〕摩之工上，亦不少輝煌的製作，對整個文化的成就，玉器還是不可掩沒的。」

玉是「石之美者」，是原始人在大量用石的活動中，從石中分離出來的。今天的田野考古已證明了中國的原始人在祭祀中大量使用玉。而將玉從神壇上請下來成為生活中物，則起始於商周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