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宗崇寧元年(公元1102年)，蔡京當權，廢除通商法，又行榷茶法。在產茶州、縣置茶場，茶民赴場繳稅後，官給短引，限定斤數，可將茶運于旁近州、縣售賣。商人在京師榷貨務或邊塞入納金銀緡錢或糧草，則給長引，販茶于指定州、軍售賣，于售賣地納稅。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又規定長引為茶120斤，輸緡錢100，短引為茶25斤，輸緡錢20。

南宋對茶仍行禁榷制度，用長短引法。

明代也實行茶專賣，施用引法。官府將茶引數下達于各州縣，商人要販茶，須向官府納錢買引，憑引運銷，每引茶100斤，納引錢200文。不夠引者稱畸零，另給「由帖」運銷。後來引價逐漸增長，每引茶100斤，輸錢1000，每由茶60斤，輸錢600，后又規定每引、由一道，納鈔一貫。引價即是茶商向國家繳納的茶稅。無茶引、茶由販茶，按私茶論處。

二是入中法。國家令商人將糧草或金帛輸至邊防指定地區或京師，官府估定所輸實物價值，給以要券，稱為「交引」，商人持引到指定茶場領茶運銷九-九-藏-書，所以又稱「交引法」。入中法有利於國家財政，例如，讓商人入芻粟于沿邊州、軍，可省去國家為邊軍徵集與運送糧草之煩。商人也因有利可圖而樂於接受。如天禧中(公元1019年)，商人于京師入錢八萬(准許有6/10實物)，可以得到價值十萬的海州或荊南茶，海州、荊南茶質量好，易於銷售，所以商人趨之若鶩。

元代茶課也用引法。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規定長短引之法，按三分取一原則，長引茶120斤，收鈔五錢四分二厘八毫，短引茶90斤，收鈔四錢二分八毫。以後不斷增課。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廢除長引，專用短引，每引收鈔二兩四錢五分。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年)，茶引之外，又設「茶由」，開始每「由」茶九斤，收鈔一兩，后又改為自三斤至30斤，分10等課稅。同時嚴禁私茶。元代茶稅不斷加重，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征茶稅1200錠，元仁宗延祐七年(公元1320年)則增至28.9211萬錠，是至元十三年的240餘倍。

宋朝https://read.99csw.com還與吐蕃等少數民族開展茶馬貿易。吐蕃出良馬，而缺茶。宋朝與遼、金、西夏用兵，需戰馬。宋王朝就將在四川榷茶所得茶葉，運至甘肅、陝西一帶，與吐蕃商民進行茶馬互市。神宗熙寧年間(公元1068—1077年)又設茶馬司，經營川、秦茶馬之政。茶馬司建立以後，每年易馬約3萬匹左右。南宋乾道初(公元1165年)，易馬9000餘匹，淳熙(公元1174—1189年)以後，達1.9094萬匹。

從銷售方面徵收茶課的方式有三種：

茶稅始於唐德宗建中四年(公元783年)，由度支侍郎趙贊建議施行。貞元九年(公元793年)，鹽鐵使張滂制定稅茶法，于出茶州縣及茶山外之商人通行要路，委所在地稅吏，將茶葉分三等定價，按1/10徵稅；當時每年得茶稅收入達40萬貫。

茶在漢代已被作為飲料。到唐代，民間飲茶成風，茶已成為百姓日常消費品，產銷量日益增大；封建國家開始通過稅茶以籌集財政收入。於是，在鹽、鐵、酒稅之後，又產生了茶稅。

明代為https://read.99csw.com了邊防需要，也在川陝地區與邊疆少數民族進行茶馬貿易。茶馬貿易可以得馬衛邊，又可以減輕內地百姓養馬負擔，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穩定馬價，調節與邊疆少數民族的關係，所以茶馬交易自明初至明末一直推行不廢。茶馬交換比例，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陝西河州茶馬司規定，上馬給茶40斤，中馬30斤，下馬20斤。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四川岩州茶倉規定，上馬給茶120斤，中馬70斤，下馬50斤。

唐文宗時(公元827—840年)又實行專賣制，將百姓茶樹移植于官場，由官府焙制，賣給商人；后因百姓反對而取消專賣，恢復徵稅制。唐代自稅茶以後，茶稅額不斷增加，每年近百萬緡，成為僅次於鹽稅的一項重要財政收入。五代十國時的後漢、楚和后蜀也曾稅茶和榷茶。楚王馬殷(公元907—930年在位)鼓勵民間種茶；民茶由官府抑價收購后，或運至黃河以北交換戰馬，或招徠各地商人來楚購茶，官征茶稅；並在襄、唐、郢、復等州，直至開封，置邸務賣茶，利九-九-藏-書至十倍；每年茶利收入，以百萬計。

三是通商法。通商法實行於仁宗嘉祐年間(公元1056—1063年)，國家向園戶徵收茶租，向商人徵收茶稅，允許茶商與園戶自由交易。通商法可以精簡榷茶機構，減少國家開支。但由於茶租與茶稅過重，影響了園戶、茶商的積極性，所以，實踐結果並不理想。

明代還有商人納米中茶，以茶中鹽等做法。清代茶法分官茶、商茶、貢茶。官茶用來儲邊易馬，徵收稅率為50%，以實物茶繳納，官府用所得稅茶與西北游牧民族易馬。清初定陝西茶馬事例，上馬給茶120斤，中馬給茶90斤，下馬給茶70斤。康熙年間，易馬之需逐漸減少，茶課也隨之改變，甘、陝官茶由徵實改為八分徵實，二分征銀。商茶按引課銀，每引一道運茶100斤，附茶(做運費)14斤；引課稅率各地不一，如浙江每引征銀一錢，四川征銀一錢二分余。不行茶引的各省區，只于茶商過境課稅，或略收落地稅。貢茶為皇室及陵寢用茶，于浙江所收茶引買價內辦解，共110餘簍。

對產地茶民所征茶課，江南三十分取一，川、陝九_九_藏_書為十分取一。

清代前期茶課收入不多，「除江浙額引由各關徵收，無定額外，他省每歲多者千余兩，少只數百兩或數十兩。即陝、甘、四川，號為邊引，亦不滿十萬金。」(《清史稿·食貨五》)

一是禁榷法。國家在產茶地設立榷貨務和山場，除徵收園戶茶租外，同時還按國家規定價格收購園戶交租后所剩的全部余茶，並以壟斷價格向商人售賣(國家禁止園戶將茶葉直接賣給商人)，從而為國家取得收入。宋太宗至道末(公元997年)，國家賣茶收入約為285.29萬余貫，真宗天禧末(公元1021年)又增加了45萬余貫。

宋代也把茶課作為財政收入的一個重要來源；國家通過各種方式，從茶的生產和銷售兩個環節取得收入。

從生產方面，國家主要是向茶農(宋稱「園戶」)征茶租。茶租以實物茶繳納，園戶每年繳納的茶租，即歲課，淮南為865萬余斤，江南1027萬余斤，兩浙127.9萬余斤，荊湖247萬余斤，福建39.3萬余斤。園戶除輸正稅外，一些地區還要輸納以土產、茶課估價、經總制錢、頭子錢為名目的各種額外征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