橫徵暴斂是中國古代賦稅和徭役的一個基本特徵。這個特徵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由於古代勞動生產率較低，一夫一婦，男耕女織，上有父母，下有子女，養活數口之家，剩餘產品極少。封建賦役不僅征走了百姓全部剩餘產品和剩餘勞動，而且經常侵奪百姓養家糊口所不可缺少的必要產品和必要勞動。農民一年勞動收穫的糧食布帛，納稅之後，往往難以維持一家人的溫飽生活。據說戰國時期李悝〔kui虧〕曾對農民的家庭收入算了一筆賬：一個勞動力，養五口之家，耕種土地100畝，畝產1.5石，共150石。向國家繳納1/10的田賦，共15石，剩135石。每人每月吃1.5石，五口之家，全年吃90石。剩45石，每石賣30錢，可得1350錢，社閭春秋祭祀用錢300，剩1050錢。穿衣每人用錢300，五人全年用錢1500，結果還短缺450錢，已經是入不敷出了。而這筆賬中還沒有包括農民家中意外疾病及生育嫁娶死喪之費和國家的額外征斂。在當時被視為輕稅的read.99csw.com什一而稅條件下，一個五口之家已經難於維持生計。第二，正常稅制經常被統治者自己肆意破壞，封建國家經常因各種臨時需要，任意向百姓加征錢、糧。如東漢田賦規定為三十稅一，漢桓帝時(公元147—167年)，由於揮霍無度，國庫空虛，因而下令加征田賦每畝10錢。如按李悝的計算，畝收1.5石，每石30錢，每畝合45錢，加征10錢，加徵稅率已超過2/10，三十而稅一至此已變成一紙空文。桓帝還賣官鬻爵，買官的人可以先交錢，也可以暫不交錢，到任后再加倍付款。為了撈回買官所花的錢，這些人一上任，就拚命對百姓進行搜刮和勒索。所以，漢代三十而稅一的制度，名義上雖然始終未改，但實際上早已名存實亡。這種正稅之外的額外加征，歷朝不斷。它如火上澆油，使正稅之下本來已難以維持生計的人民群眾變得無以為生，饑寒交迫，流離失所，直至起義造反，把鬥爭的矛頭直接指向封建國家的壓迫和剝削，從根本上危及地主九九藏書階級的統治。中國歷史上多次農民起義的導火線，都是由於封建國家賦役沉重引起的。因此，封建社會的思想家們普遍反對橫徵暴斂，主張輕徭薄賦。

中國歷史上的輕徭薄賦思想曾發揮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封建社會一些開明君主，特別是歷史上一些開國之君，由於他們親眼看到了橫徵暴斂如何導致人民起義和前代朝廷的滅亡，因此，能夠注意減輕對人民的剝削，實行一些輕徭薄賦政策。如漢初統治者掌握政權后，立即廢除了秦王朝的各項暴政。漢高祖規定田賦實行較什一而稅更低的十五稅一的輕稅政策，百姓生兒育女，可免兩年徭役。漢惠帝時，又免除努力務農百姓的終身徭役。文帝時把田賦減為三十稅一，免收天下田賦12年，徭役也從一年一征減為三年一征。由於漢初實行輕徭薄賦政策，所以五六十年間，百姓得到休養生息，經濟得到恢複發展，社會極為富庶，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封建盛世。

但是歷朝輕徭薄賦政策實行的時間都不長。一般政局稍見穩定，封建統治集團的貪慾就會放縱hｔtｐｓ://reaｄ.９９ｃsｗ.coｍ開來，橫徵暴斂現象就會重新出現，這是封建國家的剝削階級本質決定的。中國歷史上輕徭薄賦的呼聲之所以不斷，就是因為封建國家對人民的橫徵暴斂從來也沒能在較長時間內杜絕過。橫徵暴斂始終不斷，輕徭薄賦的各種具體主張從來也沒有完全實現過，這是輕徭薄賦思想在中國封建社會賦稅思想史上貫穿始終的客觀原因。

歷代思想家還提出了一些輕徭薄賦的具體主張，如「什一而稅」，即對田賦實行1/10的稅率。「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禮記·王制》)，即百姓每年為國家服勞役的時間不超過三天。「關市譏而不征」，通商關卡和市場，只檢查，不徵稅等等。

中國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古代偉大的思想家孔丘一次路過泰山，聽到一位婦女在墓前哭得非常悲痛，就派他的學生子路去問是什麼原因。婦人回答說，以前我公公被老虎吃了，後來我丈夫也被老虎吃了，現在我兒子又被老虎吃掉了。孔子說：為什麼你們不把家從這裏搬走呢？婦人回答說：因為這裏地處深山，可以免受官府九九藏書苛征厚斂之苦。孔子聽后十分感慨，對他的弟子說：你們要記住：「苛政猛於虎」(《禮記·檀弓下》)，官府暴政比老虎還兇狠啊！孔丘主張國家給百姓恩惠應該盡量厚一些，而賦斂民財則應該盡量薄一些。戰國儒家學派的代表人物孟軻也把「薄稅斂」看成是他主張的仁政的一項重要內容。他認為，國家有城郭宮室建築、百官有司俸祿和諸侯往來幣帛之需，賦稅不能取消，但國家取財於民必須控制在一定的界限之內。徵稅之後，必須使百姓「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孟子·梁惠王上》)，有能力養活一家老小。成書于戰國時期的法家著作《管子·權修》篇的作者指出，土地生產財富有季節的限制，百姓從事勞動有疲倦的時侯，而君主的貪慾卻沒有止境。如果對君主的貪慾不加以控制，取民之財，用民之力沒有個限度，必然會激化君民之間的利害衝突，導致臣殺君、子殺父的嚴重後果。因此，他認為，如果能做到薄賦輕徭，取民之財有度，用民之力有止，國家雖然弱小，也會穩定。相反，如果橫徵暴斂，取民之財不加九*九*藏*書以限制，用民之力無休無止，國家雖然強大，也難免滅亡。《管子》的論述，非常深刻地揭示了輕徭薄賦對鞏固封建統治的重大意義。漢初統治者提出並實行「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史記·平準書》)的量出制入的稅收原則，即賦稅以能夠支付官吏俸祿和政府費用為限，不再於「吏祿」與「官用」之外去為滿足君主和貴族的奢侈需要而增加百姓的納稅負擔，並在這一原則指導下，實行了一系列輕徭薄賦政策。

封建社會中後期，一些思想家還對封建國家旨在抑商的重征商稅政策進行批評。唐朝武則天當政時期，有人建議擴大關市之稅的徵收範圍；鳳閣舍人崔融認為，關市科稅，必致貨物不通，商人失利，造成商業衰落，民不聊生，影響社會穩定。明朝邱濬也反對征工商稅。他認為關市的設立，是為了互通有無，滿足社會需要，國家征關市之稅以充實財政，違背創立關市的本意。他認為工商稅極不合理。比如酒，是以糧食製造的，國家對糧食已經徵稅了，現在百姓用糧食造酒，又征酒稅，這是一物二稅，重複征課，是地道的暴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