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社會發生變革之際，商人中除一部分人與舊貴族關係密切，安於現狀，不希望打破舊秩序外，另一部分新興的自由商人從本身利益出發，同情勞動者階級地位的改善(由於勞動熱情提高，可提供更多的商品和更大的市場)，贊助大一統局面的形成(關梁無阻，商稅減輕)，支持土地私人佔有制的建立，因之和新興地主階級站在一起，擁護新制度，反對舊勢力，在政治上是當時的進步階層。在商業本身，自由商人調劑物資餘缺、平衡市場供求，發揮了商業的客觀的經濟功能；其亦工(礦)亦農(牧)者，更在開發資源、增加社會財富方面起到了積極作用。

子貢(端木賜，公元前520年—？)孔子弟子，士人經商的典型。孔子說他「不受命而貨殖焉」，即當一個不受命于官府的私商之意。他的老師又稱他「臆則屢中」，就是善於猜中行情。司馬遷也說他「好廢舉，與時轉貨貲」，就是賤則買進(舉)，貴則賣出(廢)，掌握時機，從中轉易取贏。他從事當時熱門的珠寶生意：「有美玉於斯，韞諸櫝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論語·子罕》。韞〔yun運〕，收藏；沽，賣)三句話不離本行。他意識到商品價格的升降和商品供給數量的多少密切相關，說「君子之所以貴玉而賤珉〔min民〕(美石)者何也？為夫玉之少而珉之多耶？」(《荀子·法行》)「物以稀為貴」的觀點由當過商人的子貢提出，自然順理成章。read.99csw.com

范蠡以後善於經商的當推魏文侯時(公元前466—前397年)的白圭。他的作法是「歲熟，取谷，予以絲漆」，在糧食收穫季節及時買進糧食，供應絲漆；「繭出，取帛絮，與之食」，在蠶繭上市時收購絲綿和絲織物，及時出售糧食。白圭把自己的經營之道歸納成八個字：「人棄我取，人取我與。」把某些尚未形成社會迫切需要的一時供過於求(人棄，如收成時或豐收年的糧食)從而價格較便宜的商品，預先大量購存(我取)，等待時機，在社會急切需要並求過於供(人取)而價格上漲時再行出售(我與，如青黃不接或歉收年的糧食)。這也是待乏原則的運用。利潤來自豐歉差價、季節差價或供求差價，但可以起到平衡供需的作用。故白圭自詡為是「仁術」。白圭善於「趨時」，「樂觀時變」，能迅速而準確地掌握經營時機，「若猛獸鷙鳥之發」。他還有一個經營原則，就是薄利多銷。「欲長錢，取下谷」；下谷之類為必需品，利雖不高，但成交量大，能以多取勝，不高抬價格也可獲大利。為了增加糧食資源，他主張「長石斗，取上種」，即選擇優良品種作為種子供應，以提高穀物產量。白圭是經營農產品貿易——主要是糧食的商人，民以食為天，這比之經營珠寶生意，同人民的關係要大多了。這個以經商自負，把「智」、「勇」、「仁」、「強」作為商人必備條件的白圭，曾說：「吾治生hｔｔｐs://ｒeaｄ•99csw.ｃom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史記·貨殖列傳》)後世商人把白圭奉為自己行業的祖師爺。

春秋戰國時自由商人因經營思想的不同，而分成兩種類型：一種是「良商」、「誠賈」，一種是「佞商(奸商)」、「貪賈」。前者不搞投機倒把、囤積居奇，「富好行其德」(范蠡)，以經商為行「仁」術，知「取予」之道(白圭先予后取，在與人方便、好處的前提下，取得合理的利潤)，薄利多銷，貨真價實，買賣公平，信譽卓著，受到人們的歡迎。後者抬價壓價，故意擴大供求矛盾，製造價格波動，為牟取暴利而不惜破壞農業生產，影響人民生活；其欺詐掠奪該受人民的憎惡。子貢、范蠡、白圭能較好地處理經商謀利與商業道德的關係，處理取與予(賺錢與服務)的關係，堪稱為誠賈的代表。他們的經商理論，諸如：「察時測變、儲饒待乏」，「論其多寡、貴賤可測」，「周轉從速、薄利厚得」，「完物上種、貨求精擇」，「知所取予、仁心為質」等內容，實已達到當時最高的水準，對後世也起了深遠的良好的影響。

春秋後期至戰國，自由商人經營規模更大，財力更巨，已非春秋前期的鄭國商人所能望其項背。其著名代表，春秋末有子貢和范蠡，戰國有白圭，都是《史記·貨殖列傳》中所凸顯的人物。

應運而生的自由商人，中間出了一些頗有名氣的歷史人物，在《左傳》九九藏書中不止一次記述了鄭國商人的故事。西周末鄭桓公率善經商的商遺民，辟草萊，開荒地，到「洛之東土，河濟之南」來建立鄭國，破例地解除其奴隸身份，並給予一定的經營自主權，雙方還訂有一個相互支持的盟誓，所以鄭國的私商在春秋前中期就很活躍。公元前627年，鄭國商人弦高販運商品到洛陽去，途中發覺秦軍正悄悄經過周、滑，去偷襲鄭國。弦高即拿出12頭牛和四張熟皮革，偽裝奉鄭君之命前來犒師；暗中派人回去火速報信。秦軍認為鄭國已有準備，放棄偷襲計劃，滅滑而還。鄭君用存國之賞賜與弦高，弦高不受而去。公元前597年，晉國大將荀(上艹下窯)〔ying英〕為楚軍俘獲，九年後有個來楚經商的鄭國商人籌劃把囚禁中的荀(上艹下窯)夾藏在貨袋裡偷運出楚境，計劃正待執行，恰好楚國放了荀(上艹下窯)。日後這位商人到晉經商，荀(上艹下窯)仍像對救命恩人一樣款待他。商人說我沒有功勞，不敢領受這種待遇，就轉到齊國經商去了。這兩件事說明鄭國的經營活動能力很強，在社會上已能發生相當的影響。

最古商業和手工業都由官府佔有，叫做「工商食官」。西周時生利的商業由大貴族以官府的名義壟斷，實際從事商品交換的專業商人主要是「賈正」率領下的商業奴隸；平民經商很少。西周後期，「如賈三倍，君子是識」(《詩經·大雅·瞻印》)，小貴族也熱衷於做起買賣來。開發工商之利的新九-九-藏-書興的工商業者更成為「多藏」的富豪。他們是歷史上最早的私商，構成了「工商食官」制度的外在威脅。進入春秋前期，工商食官作為奴隸制的殘餘一時還保持下來，但是在建國(鄭)、復國(衛)、興國(晉)的過程中，統治者為了爭取商人的支持，改變其低賤的身份，從而造就了一些受保護、蒙優待的私營商人。春秋後期，隨著封建制的形成和發展，原奴隸身份、「食于官」的賈人和百工，也在各種情況下，經過鬥爭(逃亡、武裝暴動)或立有軍功，而獲得解放；官賈官工之長亦乘衰國或亡國之機，叛逃、離散，成為民間的百工商賈的重要來源。他們與西周末春秋初的富而不貴的私商的後裔合在一起，都是不受命于官府的私營工商業者或個體小工商。隨後，士人、去職官僚經商者、平民經商者、棄農經商者，人數亦日多。具有自由身份、獨立經營權力的私商——「自由商人」隊伍不斷擴大，到戰國時私營商業在流通領域居主要地位，工商食官制度崩潰，官營商業只在某些場合下存在。

范蠡(約公元前496—前473年)以越大夫去官而經商，三致千金，歷史上有名的陶朱公就是他。他經商致富，是運用了「計然」之策，通過自己的實踐，形成了一套「積著之理」(著，貯)。這套經營理論的內容，首先是要求按照天時和農業生產規律來決定自己的經營對策。「知斗則修備，時用則知物」，要知時而備，預知不同時間需用之物，事先作好準九*九*藏*書備。這個「時」主要指天時，即年歲的豐歉和水旱等變化。天時變化有規律，可以掌握：「六歲穰(豐收)，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飢。」(《史記·貨殖列傳》)由未來的豐歉水旱的變化中摸索規律，即可預測商品供求變化的長期趨勢。「旱則資舟，水則資車」(《國語·越語》)：在大旱年應預作舟船的生意，因這時船沒人要，價賤，可先進貨，以後大水年船即將成為市場特別搶手的商品而漲價；反之，在大水年則應預作車子的生意。這可稱為經營上的「待乏」原則，貿易的物資以迎合將來的迫切需要最為有利可圖。范蠡還要求根據市場供求關係來判斷價格的漲跌，即所謂「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價格漲跌有一極限，「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史記·貨殖列傳》，以下引文出處同此)。一貴一賤，極而復反。要在商品貴到適當程度及時拋出——「貴出如糞土」；而在相當賤的時候及時收進——「賤取如珠玉」。不能因價貴而保守惜售，因價賤而觀望不前。在具體商品的經營上要注意商品質量，貯藏貨物要完好。這叫做「務完物」，「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范蠡更特別要求注意加速商品和資金的周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不能把貨幣滯壓在手中，這叫做「無息幣」。也不能囤積居奇，貪求過分的高價，要從加快周轉中來增加利潤，這叫做「無敢居貴」。范蠡與子貢並稱。後世所說的「陶朱事業，端木生涯」，即指此二位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