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自從秦漢以來，中原帝國一直堅持著「銅本位」制度，主要使用銅錢進行國內貿易，只在對外貿易上，才使用貴金屬如金、銀等——這和同時代的西方國家普遍使用貴金屬作為通貨是有所不同的。元朝自漠北入主中原后，信用來自西方的色目人，以其主管國家財政。這些色目人也就將貴金屬金融體系引入了中原。因此元朝不甚鑄錢，而以貴金屬為主要通貨，普遍地使用銀兩，使中國成為了西方人眼中的「白銀黑洞」。

元王朝這些舉措，讓失掉了國家、失掉了飯碗，天天在奴役中掙扎的老百姓，怨氣高漲。

紙幣的印刷和使用，早在北宋朝就有記錄了，在印製的技術層面上是相當成熟的。但那時候的人們九_九_藏_書對現代金融知識缺乏概念，沒能真正掌握紙幣流通的潛規則，在流通中總是出問題：私人發行吧，信用難以確保；國家發行吧，動輒又把鈔票印多了。所以紙幣一直不能完全替代金屬貨幣。

然而中國並不是個大量產銀的國家，當時大航海時代尚未開始，美洲的主要銀產地還沒有被納入文明世界體系，因此當龐大的中國市場驟然改用貴金屬銀為通貨，立即導致了世界性的銀荒。對於通貨緊縮的危機，元朝政府的應對措施是：拚命印發紙幣。

這次大災影響嚴重，到八月份，山東已經出現人吃人的慘景。而且禍不單行，旱災、蝗災、瘟疫也相繼發生，許多人死亡，僥倖活著的人也朝不保夕九*九*藏*書。

這就是所謂「變鈔」。

這就是所謂「開河」。

元末人陶宗儀的《南村輟耕錄》中，有一首《醉太平》小令，道是：「堂堂大元，奸佞專權。開河變鈔禍根源，惹紅巾萬千。官法濫，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鈔買鈔，何曾見。賊做官，官做賊，混愚賢，哀哉可憐。」作者姓名已不可考，但這首小令切中時弊，在當時廣為流傳，「京師以至江南，人人能道之。」

那是元帝國末年憂患的縮影，在作者看來，開河與變鈔，則是造成禍亂的根源。

至正十一年，也就是公元一三五一年，朝廷以賈魯為建設部部長兼治黃委員會主任（工部尚書、總治河防使），徵發汴梁、大名等十三路民工共十五萬人，以九九藏書廬州等十八翼兩萬多軍隊進行監督，調往黃河流域治河。一時間中原民眾擾攘不已。

大都的蒙古貴族們，固然不怎麼關心漢民的存亡，但大水災「壞兩淮司鹽場，妨國計甚重」，對他們的個人收入造成了影響，這個他們還是很清楚的。至正九年冬天，元末干臣脫脫重新出任丞相，力主治理黃河流域的水患，順帝遂召集廷臣商議，交通部水運司司長賈魯（其實是「都漕運使」）到底專業對口，提出了兩套具體的修治方案：或「修筑北堤以制橫潰」，或開鑿黃陵崗一帶的白茅新河，再堵塞缺口，使河水經徐州東會淮河入海。前者「用工省」，但只是權宜之計；後者雖然「功費甚大」，但能夠較長時間地解決黃河水患問題。https://read.99csw.com經元廷再三斟酌后，決定取后一案，以求一勞永逸。元王朝這個決定，雖然功澤於後世，卻為其本身的毀滅埋下了伏筆。

公元一三四四年，元至正四年五月，黃河中游連下暴雨二十多天，由於河堤年久失修，黃河暴溢決口，平地水深兩丈多，北決白茅堤。六月，又北決金堤，造成特大水災，沿河郡邑如濟寧路、單州、虞城、碭山、金鄉、魚台、豐縣、沛縣、定陶、楚丘、成武，乃至曹州、東明、巨野、鄆城、嘉祥、汶上、任城等處均遭到影響。溢出的河水湧入運河河道，又造成運河決口，使濟南路、河間路的一些州縣遭到水災。

到了元末，由於統治階層揮霍無度，用作貨幣的貴金屬金銀等入不敷出，財政也漸趨拮据。為九_九_藏_書了轉嫁這一危機，至正十年，順帝下詔：「以中統交鈔一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准至元寶鈔兩貫，仍鑄至正通寶錢與歷代銅錢並用，以實鈔法。至元寶鈔，通行如故，子母相權，新舊相濟，上副世祖立法之初意。」但鑄造銅錢顯然比印刷鈔票來得麻煩，所以元王朝趨簡避繁，偷工減料，銅錢沒鑄多少，鈔票倒印了一堆。《元史·食貨志五》稱為：「每日印造，不可數計……交料之散滿人間者，無處無之。」至於匯率兌換，朝廷規定交鈔對寶鈔為一比二，等於是硬生生地把老百姓手中的票子貶值了一半，與打劫無異。這還不算，由於交鈔印刷毫無節制，很快造成通貨膨脹，「行之未久，物價騰貴，價逾十倍」，在京城五百貫交鈔，還買不到一斗小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