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早期國家的雅典，一開始也不是純粹的民主制，而是經歷了貴族寡頭專制、僭主獨裁統治的風風雨雨才發展為人類歷史上的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但在雅典的政治體制中，不論何種時期，歷史上從來就沒有出現過類似中國的最高行政長官，權力三分，相互制約，基本排除了個人專權、擅權的現象發生。雅典政體起源之初，就奠定了城邦民主的基石，其特點就是主權在民，充分保障每一個公民的權力，建立一整套相互制約的政治權力機構，輪番為政，絕無個人專斷、專權與專制。

也就是說，秦國統一六國，無論是誰，他無法超越腳下的這塊封閉而獨特的生存土壤，無法拒絕前輩留下的遺產，無法改變既成的社會結構模式，一句話，他建立起的大中華帝國，只能是一個帶有宗法性質的封建專制帝國。

如果是六國中的任何一個王國統一天下，如果是另一個具有常人之心的秦王統一天下，儘管施行的也是專制統治，那就極有可能是溫和的帶有仁政性質的專制。畢竟，中國的封建專制是建立在宗法制基礎之上的，宗法注重的就是血緣關係，講究的就是親情、仁義、禮治。可是，中國傳統的融宗法與集權於一體的社會政治結構卻被秦始皇撕成了兩半，他拋棄了溫情脈脈的宗法制度，將專制集權推到了一個無以復加的地步。

他所做的，就是將封建專制集權的功能推向頂峰，幾乎達到了「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程度，並凝成一套穩固的模式為後代統治者原封不動地效仿、運用。

三、專任刑法。統一六國后，秦始皇在原有成文法的基礎上不斷地加以修訂、充實，雲夢睡虎地《秦律》的出土，使我們大致知道了秦代成文法典的主要內容。中國封建社會的法律，與現代的民主法律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現代民法，是統治者與人民建立的一種契約關係，人民賦予統治者以權力用行政的手段施行，並有一套相應的監督、制約機制；而封建社會之法，是高高在上的統治者為維護自己的政權、壓迫民眾而制定的，它並沒有經過老百姓的同意，就採取暴力行動予以強制執行。《秦律》就是中國封建法律的一部代表作。為了加強權威，鞏固統治，秦始皇實施嚴刑峻法，「輕罪重罰」成為秦代法制的指導思想，動不動就是腰斬、梟首、棄市、戮刑、磔刑、坑刑、定殺、鑊烹，還有什麼臉上刺字、割鼻子、斬左右趾、男子割勢、女子幽閉、誅滅三族、禍連九族等，真是不勝枚舉，刑罰之烈、刑名之多，曠古未聞。秦朝上下，簡直就是一個巨大的監獄。這也為歷代統治者開了一個很壞的先例，他們民主的東西、好的事物學不到，可對付治下的百姓民眾，卻是一學就會，一點就通。

於是，他就取三皇的一半——「皇」字，又取五帝的一半——「九_九_藏_書帝」字，集三皇五帝之尊於一身，整體大於部分之和，組合成「皇帝」二字，既源於三皇五帝，又高出其上，這才稱心如意。

秦始皇所要做的，就是將人變成非人。他九五至尊、至高無上、俯視天下、主宰萬物，是一個具有「神性」的超人；而百姓臣民，是另一個極端的非人，不過一群會說話的動物而已。整個國家、社會、民族，經了嬴政的改變，都變得不是人了。這種非人的局面直到清朝的最後一位皇帝溥儀下台，才稍稍有所改變。

名號既立，國家體制似乎已不成問題，它承續著秦國先君特別是商鞅變法以來的傳統，並在征服六國的統一戰爭中不斷發展、改進、完善，已基本上形成了一種較為穩定的模式——封建集權。

雅典是由部落聯盟之間的合併而過渡到國家的，即希臘史上著名的「統一運動」。部落聯盟時期，就有了貴族會議、人民大會、最高軍事統帥的三權制政治形式。統一運動的發生，主要是居民成分及居住方式發生了變化，是社會內部因素改變的結果。也就是說，雅典國家機構的建立，是和平的、立法的，而不是暴力征服的產物。

嬴政對中國政治的認識可比他親生父親呂不韋強多了，他深深懂得「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的道理。這時的秦王，再也不是過去那拘於西北一隅的秦王，而是全中國民眾的秦王。這名號，不僅是對嬴政功業的肯定，不僅是對他至高無上地位的確定，也是一種權威的象徵，一個具有特殊社會意義的符號，一種或耳聞或目睹就會產生宗教效應的崇拜。因此，嬴政對其相當認真而慎重，併發出一條詔諭道：「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

隨著農業文明的定型與成熟，各部落便擁有了相對固定的耕作地盤與生活圈子。為了發展與擴張，部落間的矛盾與衝突日趨激烈，最後不得不用戰爭的方式才能得到解決。而酋邦，就是部落間相互吞併的結果，這種建立在武力征服下的社會結構自然就具有了剝削與壓迫的性質。進入酋邦后，酋長擁有真正的實權，形成了一個金字塔式的權力結構，酋長位居頂端，下面是唯命是從的各級大小官員，後來又凝固為永久世襲的特權制度。這就是傳說中的黃帝、炎帝相爭及炎黃聯合大戰蚩尤時代，此後的堯舜禹時期，也屬酋邦性質。

「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是的，嬴政就是一條變態、兇殘到了極點的猛虎，而廣大的民眾，不過是虎口下供他食用的一道道美味佳肴。

一、廢分封，立集權。大一統帝國誕生，百廢俱興，秦始皇所要求的就是要在政治體制、結構形式上保證他的高高在上與獨斷專權。為此，他在中央建立了一個以三公九卿為中心的集權官僚機構，它的全部政務九_九_藏_書活動就是以秦始皇的個人意志為依歸、為轉移；在創建地方政權組織方面，他廢除了自商代以來的分封制，「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過去的國中之國局面徹底消失，實行垂直管理，郡守、縣令直屬中央，由皇帝直接任免。這套宏大而嚴密的政治機構，後來基本上都為歷代的統治者所繼承。

要想弄清嬴政對此所起的個人作用多大，對中國歷史的影響與改變多深，在此，我們有必要追溯、回顧一下中國政體的發展與演化。

其時已升為廷尉的李斯特地招來全國最有學問的七十多位博士，聚在一起反反覆復地一議再議，這才跪拜進獻于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泰皇』。」

當然，極端的專制集權在給國家人民帶來災難的同時，總會留下一點可資紀念、可供炫耀的文明遺產。然而，就是這些閃爍著古代人民智慧之光的文明遺產，也是一份尷尬而痛苦的堆積，我們絕不能因此而對嬴政似的專制殘暴添上任何光明的註腳。

也就是說，中國的自然環境與生存、生活方式決定了它的政體只能是建立在宗法制度之上的封建專制統治。這是華夏大地幾千年乃至上萬年發展的自然結果，並非某一個人能於一朝一夕可以「扭轉乾坤」加以改變的。就連風雲激蕩、巨濤狂卷的春秋戰國時代，在政治上也無法攪動傳統的宗法觀念，無法觸動封建集權的政治根基。王權與專制，似乎從來就沒有被任何一個先民產生過半點懷疑，哪怕中國古代最為賢哲的聖人，也不得不既誠惶誠恐、又心悅誠服地跪拜在它的腳下。在流傳至今的所有先秦時期的文字典籍中，無論怎樣搜尋，也找不到有關呼籲民主的片言隻語。

沒想到嬴政並不滿足於所謂最貴的「泰皇」，對此，史馬遷在《史記》中寫道：「始皇自以為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侔。」一個「羞」，活脫脫地勾現了嬴政的躊躇心態。他認為他的功業是絕對地空前，要超過被先民們神化了的三皇五帝中的任何一位。

與前秦處於同一時期並可相互比肩相互媲美的古希臘文明，其發展之源——自然地理環境與中華截然不同。希臘是全歐洲山陵最多、地面分割最為破碎的國家，山多地少，土地貧瘠，降雨主要集中在秋冬分佈不均，這些自然條件註定了不能以糧食作物構成希臘的經濟之源，大都依靠海外採購。然而，希臘在整個地中海地區處於中心位置，海岸線曲折綿長，港口眾多，擁有無與倫比的海上優勢，他們是商人、旅客、海盜、掮客、冒險家，創造的是一種有別於黃色文明的藍色文明——殖民、綜合而開放。

這一表面看來難有多大發揮餘地、似乎無法改變的國家體制，其實在確定與建立九-九-藏-書的過程中，卻深深地打上了嬴政的個人烙印，他的性格、愛好、氣質等因素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禹之子啟繼位，王權世代相襲成為夏朝的一種特權制度，這便標志著中國早期國家的形成。當酋邦向國家轉化后，就在政體上繼承了個人統治的遺產，從中發展出某個人對其他人實施無限而絕對的權力統治的政治結構，這，也是人類最早的專制主義模式。

由部落聯盟和平轉變為國家的雅典，國家機構繼承了部落聯盟時期的三權制，其貴族會議演變為元老院，人民大會以公民大會的形式保留下來，最高軍事統帥的職能被三位最高執政官所取代，他們下面還有六位次級執政官，共稱為九執政。

而他在政體方面登峰造極的改變則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僅就他個人——皇帝的有關規制，我們就列出了這麼一長串。而這些，大多都被後來的新的皇帝們繼承了，比如朕、詔書、上奏、玉璽等稱謂，比如皇帝的威嚴儀式、避諱制、生前大肆揮霍民脂民膏、死後建造高大陵墓等等等等，即使有所改變，也是小打小鬧的修修補補。

滅掉六國，統一中國實乃勢所必然。我們在前面就曾說過，如果不是嬴政，換上另一位秦王，他也會完成這一千秋大業。因此，秦王對歷史的貢獻與改變則是在他統一六國以後所採取的一系列執政綱領與施政措施。

公元前221年，秦國終於用武力完成了統一中國的大業。

對這取名，嬴政也可謂挖空心思絞盡腦汁了，但也不能不說他是一個深刻了解中國土壤的封建大帝。嬴政自稱始皇帝，他的直系血脈雖然沒有像他所期望的那樣「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但他廣義的子孫們卻將這一名號長期沿用。兩千多年以來，該有多少人對這一名號趨之若鶩並被扭曲變態啊！直到本世紀初，國人在西方民主思想的啟蒙下推翻了帝制，中華大地上還先後上演過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日本扶立東北「滿州國」等鬧劇與醜劇。

群隊和部落是先民們在原始漁獵時代的社會結構形式，是相互間自願結盟的產物，內部成員關係平等，沒有正規的政治組織領導人。傳說中的神農嘗百草、伏羲氏教民結網漁獵就屬這一時期。

這一年，嬴政三十九歲，正值人生壯年，精力充沛得令人吃驚，他還有好多大事要做，也將做出一些改變中國歷史的巨大事情。

大秦帝國成立后所面臨的頭等大事就是帝號的議立與國體的定位。

兩相比較，我們不得不扼腕浩嘆，中國古代難以誕生出現代民主觀念，這是一塊適合於專制的土壤與溫床。如果沒有交流融會、借鑒仿效，中華本土不可能原創性地建立起完備的民主政體模式。

水利是農業的命脈，是華夏先民的生存基礎。因此，他們不得不由單獨而微弱的個體聯httｐｓ://ｒeaｄ.９9ｃｓw.ｃｏm合成一個力量強大的集體共同治理水源。於是，大禹在治水的過程中獲得了一種至高無上的個人權威，完成了從神到人的偶像崇拜。

沒有聯合，也就只有等著一個個挨宰消滅的命運了。

華夏先民在早期的農業耕作方式下，必然固守於一塊不大不小的固定地盤，對外很少交往，血緣關係形成相互間聯繫的一條重要紐帶。慢慢地，就形成了一套凝固的宗法制度，周王朝的政體結構——分封制就是建立在宗法制家族組織之上的。宗法結構的核心內涵如王權的嫡長子世襲制、宗君合一、集政權與神權為一體、金字塔結構及政治組織系統的嚴密完整尊卑有序、帝王以孝治天下的家國同構模式等，在兩千多的封建社會裡一直發揮著它的強大作用，直到今天，仍在人們的生活觀念中起著潛在而深刻的影響。

二、推行「四大統一」。所謂四大統一，就是統一道路，統一貨幣，統一度量衡，統一文字。統一道路：秦始皇曾兩次下令修築以咸陽為中心的「馳道」，「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牆」，寬闊平坦，氣勢雄偉，構成一個四通八達的交通網路，將全國緊密地連成一個整體；統一貨幣：秦帝國選擇了一種易於規範鑄造，便於攜帶貯藏的圓形方孔的銅幣為標準貨幣在全國推廣，這種「孔方兄」不僅自秦至清在我國流行了兩千多年，還流傳到亞洲、東非等地，併為某些國家、地區所模仿；統一度量衡：戰國時期，各國獨立，有關計量單位如尺、斗、秤等標準不一，混亂程度達到了人們不能容忍的地步，為了統一，秦始皇鄭重地頒發詔書，並制定了專門法令，當今出土的有關秦代標準量器與衡器，即使用現代技術重校它們的精確度，也只有百分之二三的誤差；統一文字：由李斯有原有七國文字的基礎上，取長補短，創造出一種新型字體——小篆向全國推行，同時還將一種更新的字體——隸書作為非官方正式文字予以認可，流行使用。中國幅員遼闊，語系複雜眾多，相互交流十分困難，一種共同、共通的凝固語言——統一的書面文字是聯繫各民族、各地區的一條堅韌紐帶，也是中華民族兩千多年來飽受戰亂、歷經分裂而後總是能夠實現國家一統的重要內在因素之一。

嬴政說他的權威受命于天帝，他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皇帝」，並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他把神降到人的地位，又把皇帝這一特殊的個體——人上升到神的位置，他是一個介於人與神之間的超人，他有意識地營造出一種迷信崇拜的氛圍，在帝王與常人間隔開一道難以逾越的鴻溝。他還規定，皇帝自稱「朕」，皇帝所下的「命」稱為制，所下的「令」稱為詔，皇帝的大印稱璽，上刻「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臣下向皇帝進言或上書要稱「奏」，開首第一句必須寫上「臣冒犯死罪九-九-藏-書啟奏」或「昧犯死罪而言」，並作為一種固定格式不可更改；為了尊君抑臣，他為皇帝的衣冠、起居、朝儀、巡遊、乘輿、駐驊制定出一套威嚴的儀式，為的是讓臣民感到皇帝的居所是「天庭」，皇帝的面目是「天顏」，而廣大民眾，不過是連螻蟻都不如的一粒塵埃而已；他要老百姓更名為「黔首」；他嚴格實行避諱制，比如他的名字叫政，政與正同音，那麼正月就得改為端月；他大興土木建造阿房宮，將天下奇珍異寶、稀世佳麗彙集宮中以供他一人揮霍享受；他「大興厚葬，營建冢壙于酈戎之山」，僅皇陵的附庸陪葬品兵馬俑的出土，就在當代引起強烈的轟動，被後人稱為「世界第八大奇迹」……

華夏文明的誕生之地有著與其他文明不同的地理環境，四周的浩瀚大海與高山大漠形成了一個相當封閉的圈子拘束了人們的生存活動範圍。黃河長江的滋潤、豐沛的雨水、溫暖的氣候、質地疏鬆有著天然肥力的土地，這一切，決定了華夏先民文明之始，就是「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耕生活方式。受這一文明的影響，華夏先民腳踏實地，安分守己，講究禮義等級秩序，具有很強的道德倫理觀念。這些，構成了中華黃色文明的特徵。

華夏社會結構的進化，經歷了由群隊而部落而酋邦，最後過渡到國家的歷程。

希臘人從未束縛於一塊狹小的地盤，他們要向海外運進糧食，進行海外貿易，向海外殖民，大海，就是他們無拘無束活動著的廣闊舞台。為了生存與利益，人們間的聯合，不時的重組，很快就打破了氏族血緣關係。個人的才智得到最大限度的發揮，他們年輕，充滿活力與激|情。相互間的聯合必然導致現代意義上的法律雛形——合同與契約的誕生。而建立在互惠互利、互相自願、平等自由等基礎之上的法律，就是民主制度的實質與象徵。

沒有聯合，只能說明六國確實衰弱腐敗到了極點，不亡也就不太正常了。想那六國先輩，在他們的王國與土地上該是揮灑過多少英氣與偉烈啊，而輪到這些末代子孫手中，竟連一點迴光返照都不曾有過，這不能不說是整個六國的悲哀。

秦國在大舉東進消滅六國的戰爭中，列國竟沒有過一次聯合反抗的行動，也許這樣的念頭都不曾有過。多次合縱抗秦，都被秦國的「連橫」之策破解，然後又一次次地重組，一次次地煙消雲散，恐怕六國早就對這些沒有效驗與結果的「遊戲」產生了厭倦。然而，儘管他們各自衰弱疲憊，只要放棄成見，真正聯合，抱成一團，凝成一股繩，構成堅固的同盟，中國的歷史恐怕也得重寫。

中國的自然環境先天性地決定了中華民族的生活方式、精神文化及其政體性質。

如果我們將目光稍稍移開，投向具有現代西方民主之源的古希臘做一短暫停留，許多一直纏繞著我們的困惑，也許能夠豁然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