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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1644年風雲際會

序 1644年風雲際會

同樣在1644甲申年,在世界另一端的英國,克倫威爾率領著國會軍在馬斯頓荒原中與王軍決戰,並取得決定性勝利,成為英國內戰的轉折點。英國內戰是英國資產階級在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下同封建專制王權之間的一次大搏鬥。通過戰爭,專制王權被推翻,新貴族和資產階級確立了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統治地位。馬斯頓戰役由此成為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成功的重要標誌之一。
歷史是發展變化的,我們試圖從歷史生活現象中,去尋求歷史變化的原因。
本書中所敘述的內容基本上是一個大失敗的總記錄。因為敘及的主要人物,有弔死煤山的崇禎皇帝,有農民起義的領袖李自成、張獻忠,有投降滿清的明朝重臣吳三桂、洪承疇,有南明的弘光皇帝、左良玉、史可法,有復社的巨子陳子龍、侯方域等,有江左三大家錢謙益、龔鼎孳和吳偉業,他們或身敗,或名裂,沒有一個人功德圓滿。即使不是居廟堂之高的柳如是、李香君等秦淮名妓,也通通沒有好結果。
所以,明九-九-藏-書末社會大動蕩中,每個人不可避免地被捲入歷史洪流,所表演的角色各各不同。但所有的這些人,無不是以悲劇收場。
如果我們對於歷史人物用歷史的觀點來看待的話,就會發現這些歷史人物的選擇都是一種自己的追求,都是在當時的大環境下所作出的不得已的選擇,雖然是悲劇,卻沒有多少可以責怪和非議的。這些歷史人物的選擇或多或少地改寫了歷史。不能夠強求古人有今天的思維方式,但是對於他們的行為,需要表示理解。那個時代,根本是無法以對錯來衡量,他們都在為追求自己的理想而奮鬥,為了活命,為了過得好一點,為了生存下來,在不公道的命運作弄下苦苦掙扎。
中國二千年來,都是用道德代替法制,到明代則發揮到了極至,這就是一切問題的癥結。
在這部書里提到的每一個人都是常人。在1644年前後,有太多人在各種位置、為各種利益,發展成錯綜複雜卻穩定的規則。在這太多人彼此牽制的棋局中,於是每個https://read•99csw•com人遂都成了「被命運所決定,而又只有極微力量去改變的人」(法國史家布勞岱所語)。所以,這本書的重點不在人物的傳奇,而在於主角們所處的時代背景的大環境。其實在這本書中,背景才是主角。
最後需要說明的是,我本人不是歷史學家,也沒有受過史學訓練,我是學工科出身,充其量也只是個歷史和文學的愛好者。我在歷史上下功夫,是出於興趣和愛好,但真正開始寫作,卻是從歷史小說開始。我將自己的這本書定位於介於正史和歷史小說之間的小品文。歷史只注意記錄現實如何,歷史小說則多數有許多虛構的東西。《三國演義》就是最典型的歷史小說,雖然被評為「考諸國史、留心損益」,但其實在不少地方都改寫了史實。而我的小品文絕不會偏離正史的現實,但卻會在顧及現代讀者讀書習慣的基礎上,去做一些環境和心理的再現,以展現出歷史真實的豐富性;但這些再現一定是在符合歷史邏輯的情況下。
1644年明朝的read•99csw•com滅亡和清朝的勃興,是中國歷史上所有改朝換代事件中最富戲劇性的一幕。本書主要是講述1644年前後,不同政權下的人們跟1644年大事變的關聯。他們有的人直接導致了1644年的風雲突變,比如李自成、吳三桂;他們有的人並沒有等到這一天,而他們自身的命運卻與1644年緊緊相連,例如袁崇煥;而1644年的政權交替后,有更多並沒有改變歷史的漢人卻被無奈地捲入歷史的洪流中,他們跟那些改變歷史的人一樣,面臨著歷史的抉擇:要麼順應歷史潮流降清,要麼反抗命運從事反清復明,要麼向命運妥協歸隱於山林,從而導致了遠比1644年更為複雜的局面。
1649年1月30日,崇禎皇帝自縊后不到五年,英國斯圖亞特王朝的查理一世被處死刑,2月國會通過決議廢除上院和王權,5月成立共和國。英國資產階級革命乘借內戰勝利的東風發展到了頂點。
公元1644年,在中國干支紀年中為甲申年,是大明朝統治中國二百七十六年的read.99csw.com最後一年;清朝入主中原二百六十八年的第一年;李自成建立大順朝的一年,也是滅亡的一年;張獻忠建立大西朝的一年。
需要強調的是,本書雖然是分篇論述,以重大事件和核心人物為主線,但從整體來說,本書從時間上是連貫的,因為內容有著極強的關聯性,因而在一些地方會有交叉,也並非完全按照時間順序來論述。
我們需要的是真實地了解過去。1644年如此的具有代表性,其間反映出中國的特點和劣勢,將會一直影響到中國近代那段最慘烈的歷史,甚至影響到今天,或者還能夠影響到中國的以後。
距1644年三百年後,公元1944年,此時西方無論在政治文明、經濟制度和技術上,均已遠遠領先於中國。郭沫若在重慶《新華日報》上發表了著名的《甲申三百年祭》。此文發表后,立即引起了國共兩黨的高度關注。國民黨方面認為此文是「為共產黨反政府張目」而大加撻伐。而中國共產黨認為此文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解釋了明末農民起義的發生、勝利與失敗,極https://read.99csw.com為可貴的是總結了起義最終失敗的慘痛教訓。1944年已是革命勝利的前夜(「革命」的本意是變革天命,見《周易·第四十九卦·革》:「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所以《甲申三百年祭》這篇文章對中國共產黨奪取全國政權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毛澤東相當看重這篇文章,先後兩次號召全黨學習,並把它作為延安整風學習的重要文件,突出強調了戒驕與防腐。
十七世紀四十年代,東西方先後有兩位大國的君主走向死亡,可他們的死亡卻帶來了截然不同的結果:西方資產階級以嶄新的面貌登上世界歷史舞台。中國卻又一次以新的封建強權取代舊的封建強權。1644甲申年正是西方步入這個軌道的標誌性年份,中國落後于西方也自此開始。
這種情形,並非個人的原因所能解釋,而是當日的環境如此,上自天子,下至庶民,無不成為大環境大背景下的犧牲品。
甲申年對中國人有特殊的含義,除了驚心動魄的風雲變幻外,還有更多的扼腕嘆息。重溫甲申,心中猶有萬馬奔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