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二進香港
第六節
歷史，對於不相干的人來說只是故事，然而切膚相親者，卻是永遠不能過去的傷痕。
不過，即便是這樣，夏衍邀請張愛玲去農村參加「土改」工作，體驗生活，柯靈不可能不知道，甚至很有可能也在其列，而他說「張愛玲平生足跡未履農村」，這根本就是撒大謊！——好，姑且就當他不知道張愛玲去過農村吧，甚至姑且就當張愛玲真的「平生足跡未履農村」，那又如何？柯靈枉為作家，難道不知道親身經歷並非是寫作的惟一源泉？果然如此，這世上就沒有浪漫主義文學作品這一派系，寫歷史演義或者武俠神怪小說的人就更要死絕了。
批評這兩部小說的話連篇累牘，我不想引用，免得替那起閑人揚名，這裏只摘錄一下自詡為張愛玲知己的柯靈的評價吧：「對她的《秧歌》和《赤地之戀》，我坦率地認為是壞作品，不像出於《金鎖記》和《傾城之戀》的作者的手筆。」「致命傷在於虛假，描寫的人、事、情、境，全都似是而非，文字也失去作者原有的美。」「張愛玲1953年就飄然遠引，平生足跡未履農村，筆桿不是魔杖，怎麼九九藏書能憑空變出東西來！這裏不存在什麼秘訣，什麼奇迹。」
如果胡適的評價仍不足以讓我們正視《秧歌》的價值，那麼不妨看看小說英文本出版時的其他評論——
在張愛玲筆下的農村，並沒有誇張貧窮與飢餓，甚至可以算得上溫飽。因為至少還有稀粥可喝，那可是米飯呀，陝西農民在那些年月里，可是終年都見不到幾粒米的，有些地方連苞米芯、榆樹皮都吃不上。
而一九九五年張愛玲去逝之際，九月十六日《洛杉磯時報》再次特別提及：「張愛玲享年七十四歲，是廣受歡迎的中國小說家。作品風靡台港讀者，最近才在中國大陸解禁……她最受歡迎的長篇為《秧歌》以及《赤地之戀》。作品如《傾城之戀》、《怨女》、《紅玫瑰與白玫瑰》，曾拍成電影。文評家特別讚賞她早期短篇故事。南加大東亞語文系張錯教授說，張女士非比尋常，如果不是生逢國共政治分裂之際，必然已經贏得諾貝爾獎。」
之前我曾揣測是因為柯靈當年替張愛玲的《〈傳奇〉增訂本》在報上匿名登廣告時曾被「左派」批九-九-藏-書評，「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二則如他所寫，「（夏衍）要邀請張愛玲當編劇，但眼前還有人反對，只好稍待一時。」柯靈明哲保身，當然不肯淌這渾水——他大概怕「井繩」怕到已經與張愛玲劃清界線、不復聯繫了，要不這麼親密的朋友，怎麼會連張愛玲何時離開上海都不知道呢？
這篇文章里前後矛盾，不打自招之處甚多。首先張愛玲出國的時間不是1953年而是1952年，這當然可以解釋成事隔三十年，記不準了。然而柯靈在前文說他為夏衍的劇本創作所任副所長，夏衍想請張愛玲做編劇，他還來不及轉告，張愛玲便遠行了。這話大謬不然！
不過後來看《小團圓》，其中一個叫荀樺的明顯可以看出是脫胎于柯靈的原型。張愛玲在裏面寫他有兩個老婆，還同另一個女人同居著，生了一大堆孩子。解放后又都離掉了，另娶了一個年輕的，可見在女色這件事上頗有興趣。他被盛九莉和邵之雍（小說中張愛玲自己和胡蘭成的原型）搭救出獄后，會錯了意，以為九莉對自己有情，三https://read.99csw.com番四次地登門拜訪；後來邵之雍事敗，他與九莉在電車上相遇，居然大胆調戲她，因為「漢奸妻，人人可戲」。——倘若真是這樣，那就難怪後來張愛玲一直遠著柯靈了。
當時的人大多都還活著，是個中國人都知道，我們的民眾曾經經歷過怎樣漫長的一段飢餓的時期。那非但不「特別」，簡直太「一般化」而且「典型」了。而且當代的許多文學作品中，同類題材的描寫也屢見不鮮，正如劉登翰先生在《香港文學史》中所說：「實際上，站在今天的立場上看，《秧歌》和《赤地之戀》對建國初期那些政治失誤，以及平民和知識分子受傷害的描寫，和後來大陸作家的『傷痕文學』相比較，顯然還是要溫和得多。只是在當時，在新中國成立之時，這兩部小說就未免顯得過分地刺眼了。」
華人作品的優秀，竟要異國讀者來告訴我們，而我們卻還扭扭捏捏地不願意承認，這是怎樣的可悲！
柯靈曾在《文品與人品》中寫道：「創作必須忠於現實，但觀察要深些，表現手段要豐富些，不能太老實——當然絕對不要扭捏作態。人應當有品，文也應當有品。文字形成個性的過程是艱苦的，但更艱苦的是個性的突破，從統一中追求多樣，從純凈中追求多采。」這番話說得挺明白，可為什麼這一觀點到了張愛玲hｔtｐｓ://read•９９ｃｓｗ.com這裏就不靈了呢？為什麼張愛玲「觀察深些，表現手段豐富些」就成了「虛假」的「壞作品」，張愛玲追求「個性的突破」就成了「文字也失去原有的美」了呢？
至於「搶糧」的故事，問問身邊的長者吧，幾乎沒人不知道的。比如張一弓《犯人李銅鐘的故事》，就是根據河南信陽發生的一起「搶糧事件」的真實故事改寫而成的，當時也是「爭鳴作品」，現在給予了什麼樣的評價，我沒找到資料。然而它告訴我們，《秧歌》並不是孤立的，並不是獨家學說，張一弓可以寫信陽農民，張愛玲當然也可以寫南方的農民。
五月一日紐約《圖書館雜誌》評論：「張小姐是成功的中文劇作家與短篇小說家，這本動人而謙實的小書是她首部英語作品，文筆精練，或會令我們許多英文母語讀者大為欽羡。更重要的是，本書展示了她作為小說家的誠摯與技巧。」
高全之曾總結：「美國紐約威爾遜公司自一九零五年開始，每年出版年度性的大部頭書評文摘，近百年來，歷久不衰。該公司一九五六年出版的《一九五五年書評文摘》，列了八篇有關《秧歌》英文版的書評。」
一九五五年四月三日《紐約時報》讚譽：「極佳的精短的長篇小說……張愛玲既是共產中國隱秘世界的透察的評論者，也為令人興奮的新起的藝術家，我們殷切希望九_九_藏_書再度讀到她的作品。」
最可恨的，是其後的多部關於張愛玲的傳記也持同一觀點，說些不著邊際如出一轍的套話，諸如張愛玲沒在農村生活過、又遠在香港、不了解真相、所以偏聽偏信之類，不知是替張愛玲解釋還是在替自己留後路——那麼你這個為張愛玲著書立傳的寫書人也沒有生活在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沒見過張愛玲本人，你寫這部書又是在做什麼？
——在張子靜《我的姐姐張愛玲》中，這件事亦有提及。看來夏衍對張愛玲的確很賞識，跟許多人讚譽過她。龔之方就兩次受夏衍之託向張愛玲傳話，並且話已帶到，只是被張愛玲「搖頭，再搖頭，三搖頭」地拒絕了；而柯靈是創作所副所長，當然是第一時間得到消息，甚至他自己都應當有權力邀請張愛玲，卻怎麼會「來不及把消息透露給張愛玲，就聽說她去了香港」呢？前面所引羅孚的文章里也提到，夏衍在一九五三年曾令唐大郎寫信給已在香港的張愛玲，再次勸她別去美國，回上海參加劇本創作所，但被張愛玲的朋友誑過，說她已經離開香港——這些，柯靈竟然都不知道，夏衍明知柯靈是張愛玲的好朋友，為何不讓他勸說愛玲，卻一再轉託他人呢？
宋淇在《私語張愛玲》中說：「《秧歌》出版后許多大報雜誌都有佳評……大可以借用『好評如潮』之類的濫調，來形容各方的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