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識見
張競生說：「新男性應該具有碩大的鼻子，濃密的鬍鬚，寬闊的肩膀，強健的肌肉；新女性則應該具有高聳的鼻樑，紅潤的臉頰，豐|滿的乳|房，肥胖的臀部，粗壯的大腿以及發達的性器官——所有這些都是性|交過程中性趣衝動達到最高潮的產物。」
潘光旦主張女人40歲之前最好在家帶孩子，教育子女，等孩子成長起來，母親再參加社會工作。但這個觀點遭到清華女學生幾乎一致的激烈反對。
1936年4月，魯迅致信顏黎民：「我很贊成你們再在北平聚兩年；我也住過十七年，很喜歡北平，現在是走開十年了，也想去看看。」
朱自清祖籍浙江紹興，在揚州長大，他說：「許多人想到揚州是出女人的地方。但是我長到這麼大，從來不曾在街上見過一個出色的女人，也許那時女人還少出街吧！不過從前所謂『出女人』，實在指姨太太與妓|女而言，那個『出』字就和出羊毛、出蘋果的『出』字一樣。《陶庵夢記》中有『揚州瘦馬』一節就記的這類事，但我已毫無所知了。另有許多人想，揚州是吃得好的地方。這個保你沒錯兒。北京人尋常提到江蘇菜，總想著是甜甜的膩膩的。現在有了淮揚菜，才知道江蘇也有不甜的；但還以為油重和清淡的山東菜不同。其實真正油重的是鎮江菜；揚州菜若是讓鹽商家的廚子做起來，雖不到山東菜的清淡，卻也滋潤、利落，絕不膩嘴膩舌。不但味道鮮美，顏色也清麗悅目。」
黃裳年輕時好酒，他是記者，常喝得晃晃悠悠地去上夜班，照寫評論不誤。他說：「喝酒的回憶都是很愉快的。正是因為『少年不識愁滋味』，我一直不能理解為什麼酒是可以解憂的。」
錢穆理想的生活環境是什麼呢？他說：「人類斷不能沒有文化，沒有都市，沒有大群集合的種種活動。但人類更不能沒有的，卻不是這些，而是自然、鄉村、孤獨與安定。人類最理想的生命，是從大自然中創造文化，從鄉村裡建設都市，從孤獨中集成大群，從安定中尋出活動。若在已成熟的文化，已繁華的都市，已熱鬧的大群，已定形的活動中討生活，那只是掙扎。覓享用，那只是墮退。問前途，也恐只有毀滅。想補救，只有重返自然，再回到鄉村，在孤獨的安定中另求生機，重謀出路。」
1935年10月29日，魯迅致信曹聚仁：「今天卻看先生之作，以大家之注意于胡蝶之結婚為不然，其實這是不可省的，倘無蝴蝶之類在表面飛舞，小報也辦不下去。」
林徽因說：「頤和園的山太俗氣了，頤和園的精華在後山。」
徐志摩說：「男女之間的情和愛是有區別的，丈夫絕對不能干涉妻子交朋友，何況鴉片煙榻，看似接近，只能談情，不能愛，所以男女之間最規矩最清白的是煙榻，最曖昧最嘈雜的是打牌。」
張愛玲著裝分不出前衛還是落伍。一次她去印刷所看書稿的校樣，在與女工聊天時說：「要想讓人家在那麼多人里只注意你一個，就得去找你祖母的衣服來穿。」女工問：「穿祖母的衣服，不是和穿壽衣一樣了嗎？」張說：「那有什麼關係，別緻就行。」
金岳霖說：「30年代相當早的時候，唐擎黃先生同我從晚八點開始討論『雅』這一概念，一直討論到午夜兩點鐘以後，我們得出的結論只是這東西不能求，雅是愈求愈求不到的東西。」
豐子愷說：「趣味，在我是生活上一種重要的養料，其重要幾近於麵包。別人都在為了獲得麵包而犧牲趣味，rｅａd•99cｓw.cｏm或者為了堆積法幣而抑制趣味。我現在有幸而沒有走上這兩種行徑，還可省下半隻麵包來換得一點趣味。」
1920年，吳宓與陳寅恪在紐約碰面，當時，兩人還是30歲上下的青年，難免談及愛情與婚姻。吳宓日記記下了陳寅恪的幾段論道，如：「陳君又論情之為物……而斷曰：（一）情之最上者，世無其人，懸空設想，而甘為之死，如《牡丹亭》之杜麗娘是也。（二）與其人交識有素，而未嘗共衾枕者次之，如寶黛等及中國未嫁之貞女是也。（三）又次之，則曾一度枕席，而永久紀念不忘，如司棋與潘又安，及中國之寡婦是也。（四）又次之，則為夫婦，終身而無外遇者也。（五）最下者，隨處接合，惟欲是圖，而無所謂情矣。」又如：「陳君寅恪雲：『學德不如人，此實吾之大恥，娶妻不如人，又何恥之有？』又雲：『娶妻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輕描淡寫，得便了之可也。』」
林語堂曾用第三人稱自述生活方式：「他主張優遊歲月，卻認為全中國除了蔣先生和蔣夫人，就數他最勞碌，他硬是靜不下來，火車老不進站，他一定在站里站外逛來逛去，到商店巡察各種糖果和雜誌。寧可走三層樓梯，不願意等電梯。洗碟子速度很快，卻老是打破一兩個。他說愛迪生可以24小時不睡覺，不足為奇，端賴你工作專心與否。『一位美國議員演講五分鐘，愛迪生就會睡覺，我也和他差不多。』」
胡適在課堂上曾給「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這句格言加了一條：「時髦不能跟。」
朱湘從不看電影，認為那不是藝術。
金岳霖說：「沈從文先生從前喜歡用『打發日子』四個字來形容生活。」
魯迅說：「人到無聊，便比什麼都可怕，因為這是從自己發生的，不大有葯可救。」
1924年，周作人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我們于日用必須的東西以外，必須還有一點無用的遊戲與享樂，生活才覺得有意思。我們看夕陽，看秋河，看花，聽雨，聞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飽的點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雖然是無用的裝點，而且是愈精鍊愈好。」
1924年5月31日，周作人在津浦鐵路的火車上致信孫伏園說：「我並不是不要吃大菜的，但雖然要吃，若在強迫的非吃不可的時候，也會令人不高興起來。」
辜鴻銘主張納妾，他的理由是《字說》中雲，「妾」為「立女」，供男子疲倦時靠一靠。有外國女士與之爭辯，說未嘗不可以反過來，女子累了，用男的做手靠，因而也可以一妻多夫。辜鴻銘反駁的理由是：一個茶壺可以配四個茶杯，沒見過一個茶杯配四個茶壺的。
林語堂在評價明代李笠翁所提出居室的「自在」和「獨立性」這兩大要素時，認為「自在」比「獨立性」重要。他說：「因為一個人不論他有怎樣寬大華麗的房屋，裡邊總有一間他所最喜愛，實在常處的房間，而且必是一間小而樸素，不甚整齊，和暖的房間。」他尤其欣賞李笠翁的這樣一段見解：「凡人止好富麗者，非好富麗；因其不能創異標新，舍富麗無所見長，只得以此塞責。」
魯迅曾在廈門大學執教，他對廈門有如此印象：「此地初見雖然像有趣，而其實卻很單調，永是這樣的山，這樣的海。便是天氣，也永是這樣暖和，樹和花草，也永是這樣開著，綠著。」魯迅還說過：「我不愛江南。秀氣是秀氣的，但小氣。聽九*九*藏*書到蘇州話，就令人肉麻。此種語言，將來必須下令禁止。」
1924年12月7日，周作人致信學者江紹源：「我的意思，衣服之用是蔽體即以彰身的，所以美與實用一樣的要注意。有些地方露了，有些地方藏了，都是以彰身體之美，若是或藏或露，反而損美的，便無足取了。裙下無論露出一隻腳兩隻腳，總是沒有什麼好看，自然應在糾正之列。」
錢鍾書說：「『永遠快樂』這句話，不但渺茫得不能實現，並且荒謬得不能成立。快過的快不會永久；我們說永遠快樂，正好像說四方的圓形，靜止的動作同樣地自相矛盾。」「快樂在人生里，好比引誘小孩吃藥的方糖，更像跑狗場里引誘狗賽跑的電兔子。幾分鐘或者幾天的快樂賺我們活了一世，忍受著許多痛苦。我們希望它來，希望它留，希望它再來——這三句話概括了整個人類努力的歷史。」
林語堂說：「欲探測一個中國人的脾氣，其最容易的方法，莫過於問他喜歡林黛玉還是薛寶釵。假如他喜歡黛玉，那他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假如他贊成寶釵，那他是一個現實主義者。有的喜歡晴雯，那他也許是未來的大作家；有的喜歡史湘雲，他應該同樣愛好李白的詩。」
林語堂說：「我想一個人的房間，應有幾分凌亂，七分莊嚴中帶三分隨便，住起來才舒服，切不可像一間和尚的齋堂，或如府第中之客室。天羅板下，最好掛一盞佛廟的長明燈，入其室，稍有油煙氣味。此外又有煙味、書味及各種不甚了了的氣味……」「我要幾套不是名士派但亦不甚時髦的長褂，及兩雙稱腳的舊鞋子。居家時，我要能隨便閑散的自由……在熱度95以上的熱天，卻應許我在傭人面前露了臂膀，穿一短背心了事。我要我的傭人隨意自然，如我隨意自然一樣。我冬天要一個暖爐，夏天要一個熱水浴房。」「我要幾位知心朋友，不必拘守成法，肯向我盡情吐露他們的苦衷。談話起來，無拘無礙，柏拉圖與《品花寶鑒》念得一樣爛熟。幾位可與深談的友人，有癖好，有主張的人，同時能尊重我的癖好與我的主張，雖然這也許相反。」
曹聚仁一生，集學者、作家、報人等於一身，交遊極廣，可以說文章和朋友都遍天下。他曾在文章中說：「說到朋友之間的相處，我該提一提柏斯格（法國17世紀思想家，即帕斯卡）的話：『沒有一個人，在我們面前說我們的話，和在我們背後說的會相同的；人與人間的相愛，只建築在相互欺騙上面；假使每個人知道了朋友在他背後所說的話，便不會有多少友誼能夠保持不破裂的了。』朋友相處，也和冬天的刺蝟一般，離開得遠了，彼此感不到溫暖；相處太迫近了，彼此的針又會刺痛了彼此的肉了，只能相互保持若干距離，以彼此能感到溫暖而又不至相互刺痛為度。」
潘光旦說：「我近年來有一個主張，就是覺得大小家庭都不好，最合理的是不大不小的家庭，剔除了大小家庭的缺點。這種不大不小的家庭，是由老壯少三輩組織成的，老人有豐富的經驗，壯的有力氣做事，少的有理想同朝氣，使著家庭的福利能夠進步。這樣的家庭，可以利用各人的特點，向外發展，對於國家同社會，以及他們的家庭，都是有益處的。」
上世紀40年代，學者金性堯的一個朋友想把杭州一所三上三下的舊式住宅賣掉，在西湖邊另建別墅。金不贊成長居湖濱，這涉及他的一套對生活的理解：「我們對於一九_九_藏_書切美的欣賞，應該保持一點心理距離；如果一天到晚的對著湖光山色，則湖山就未必能引起我們深切的依戀，深切的低徊，反而會感到厭倦。最好，與住所相距有十里之遙，偶然的於一個月中，來此盤桓徜徉，方能于精神上、於心理上，有一番愉快輕鬆的調劑，然後又依依的跟它叩別，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正如天天讀李杜的詩篇，也會逐漸生厭，所謂忙裡偷閒，方是真正的領略悠閑之趣。否則，便流於無聊和扯淡，變成『幾乎無事的悲劇』了。少時讀宋人詩云：『因過竹院逢僧話，偷得浮生半日閑』，至今猶覺綠葉森森中有此悠然一境，這樣的半日之閑，才抵得上十載勞頓。」
徐悲鴻和蔣碧微去法國前逗留北京期間，徐每天四處交際，蔣則枯守家門，她說：「往後幾十年裡，雖然經常聽朋友在說北平住家怎麼理想，可是我就從來不曾想過要到北平去住。因為在我的記憶里，我那北平一年的生活，只有苦悶和貧窮。」
上世紀20年代，丁西林對梁實秋說，他理想的家庭具備五個條件：一是糊塗的老爺，二是能幹的太太，三是乾淨的孩子，四是和氣的傭人，五是二十四小時的熱水供應。
黃裳說：「一個人除了吃飯、睡覺、工作之外，總得有點好玩的事做做才會覺得生活有滋味。」
學者錢穆認為，快節奏、功利化的生活，不是一種高級活法。上世紀40年代，他曾說：「從鴉片戰爭五口通商直到今天，全國農村逐步破產，閑散生活再也維持不下來了，再不能不向功利上認真，中國人正在開始正式學忙迫，學緊張，學崇拜功利，然而忙迫緊張又哪裡是生活的正軌呢。功利也並非人生之終極理想，到底值不得崇拜，而且中國人在以往長時期的閑散生活中，實在亦有許多寶貴而可愛的經驗，還常使我們回憶與流連。這正是中國人，尤其是懂得生活趣味的中國人今天的大苦處。」
梁實秋說：「我雖然足跡不廣，但北自遼東，南至百粵，也走過了十幾個省，竊以為真正令人流連不忍去的地方應推青島。」
林語堂說：「人生在世，幼時認為什麼都不懂，大學時以為什麼都懂，畢業后才知道什麼都不懂，中年又以為什麼都懂，到晚年才覺悟一切都不懂。」
林語堂說：「中國就有這麼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最底階層，利益每天都在被損害，卻具有統治階級的意識，在動物世界里找這麼弱智的東西都幾乎不可能。」
吳佩孚一生，在生活上奉行「三不」主義，即不出洋，不住租界，不娶妾。
吳昌碩說：「吃東西用筷子，何等文雅，西菜動用刀叉，尚具原始習性，是野蠻習慣，不足取法的。」
1925年，李金髮由鄭振鐸介紹加入文學研究會，成為該會的第149個成員。這個文學青年一旦進了文學的圈子，接觸到一幫所謂聲名赫赫的人物后，才發覺他們「其實都是亭子間絞腦汁的可憐寒士，若能在中學做一國文教員，或與書局有關係，做一位編輯，便沾沾自喜，終身有托。文人無出路就是如此情形。」李金髮最終放棄了他曾經夢想的文學之路。
梁漱溟曾談及擇偶標準：「在年齡上，在容貌上，在家世上，在學識上，我全不計較，但願得一寬和仁厚的人。不過，單是寬仁而缺乏超俗的意趣，似乎亦難與我為偶；有超俗的意趣，而魄力不足以副，這種人是不免要自苦的；所以寬仁超俗而有魄力者，是我所求。這自然不容易得，如果有天資大略近乎這樣的read.99csw.com，就是不識字亦沒關係。」
魯迅說：「自己一面點電燈，坐火車，吃西餐，一面卻罵科學，講國粹，確是所謂『士大夫』的壞處。印度的甘地，是反英的，他不但不用英國貨，連生起病來，也不用英國葯，這才是『言行一致』。但中國的讀書人，卻往往只講空話，以自示其不凡了。」
吳宓說：「除了學術與愛情，其他問題一概免談。」
湯定之不喜歡葷素搭配的炒菜，說：「葷的就是葷的，素的就是素的，何必弄得不葷不素呢！」
1925年春，孫中山病重入協和醫院，西醫已無辦法。這時張靜江、胡適等人向孫中山推薦中醫。孫說：「一隻沒有裝羅盤的船也可能到達目的地，而一隻裝了羅盤的船有時反而不能到達。但是我寧願利用科學儀器來航行。」
徐志摩與張幼儀離婚後，張幼儀的哥哥張君勱反對妹妹再嫁，說：「女人只能出嫁一次，否則中國的風俗都沒有意義了。」
梁實秋說：「齊（如山）先生心胸開朗，了無執著，所以他能享受生活，把生活當作藝術來享受，所以他風神瀟洒，望之如閑雲野鶴。他並不是窮奢極侈地去享受耳目生色之娛，他是隨遇而安的欣賞社會人生之形形色|色。他有閒情逸緻去研討『三百六十行』，他不吝與販夫走卒為伍，他肯嘗試各樣各種的地方小吃。有一次他請我們幾個人吃『豆腐腦』，在北平崇文門外有一家專賣豆腐腦的店鋪，我這北平土著都不知道有這等的一個地方。」
邵洵美認為：賭博富於詩意。
魯迅說：「誠然，用經濟學的眼光看起來，在現制度下，『閑暇』恐怕也確是一種富。」
聞一多任青島大學教授時，曾在一封信里說：「我們這青島，凡屬於自然的都好，屬於人事的種種趣味，缺憾太多。」
錢鍾書說：「心直口快的勸告，假使出諸美麗的異性朋友，如聞裂帛，如看快刀切菜，當然樂於聽受。不過，照我所知，美麗的女郎，中外一例，說話無不打著圈兒拐了彎的；只有身段缺乏曲線的娘兒們兒，說話也筆直到底。」「無友一身輕，威斯婁的得意語，只算替我說的。」
趙景深說：「錢歌川是有生活情趣的，他不把生活過得公式化。」
蔣介石說：「夫妻諧和為人生唯一之樂事也。」
錢鍾書說：「吃飯有時很像結婚，名義上最主要的東西，其實往往是附屬品。吃講究的飯事實上只是吃菜，正如討闊佬的小姐，宗旨倒並不在女人。這種主權旁移，包含著一個轉了彎的、不甚樸素的人生觀。」
畫家程瑤笙不缺錢，而自奉甚儉。他不抽煙，不喝酒，食無魚，出無車，寓中的傢具多為從舊貨店廉價買來的，一個長几還缺條腿，用煤油箱墊著。但他以濟人為樂，曾說：「我得天獨厚，福當和人共享。」
周作人說：「在中國我覺得還是北京最為愉快。」
周作人很反感用籠子養鳥，他說：「如要鑒賞，在它自由飛鳴的時候，可以盡量的看或聽，何必關在籠里，擎著走呢？我以為這同喜歡纏足一樣的是痛苦的賞玩，是一種變態的殘忍的心理。」
謝六逸寫信給友人：「聰明人不願結婚，甚至不必有個家。」謝本人不僅結了婚，而且有一群孩子，有一個令人羡慕的美滿的家。
豐子愷將人生比作一個三層樓。一是物質生活，二是藝術生活，三是靈魂生活。弘一法師的出家，即是不滿足於藝術生活，登上三樓，一探宇宙之真相，人類之究竟。
梁實秋說：「清茶最為風雅。」他就這個結論所舉的例子是：「抗戰前造九_九_藏_書訪知堂老人于苦茶庵，主客相對總是有清茶一盂，淡淡的、澀澀的、綠綠的。」
梁思成說：「我們有傳統習慣和趣味，家庭組織、生活程度、工作休息，以及烹飪、縫紉、室內的書畫陳設、室外的庭院花木，都不與西人相同。這一切表現的總表現曾是我們的建築。」
梁漱溟說：「我總是把我的心情放得平平淡淡，越平淡越好。我的生活就是如此。比如，我喝白水，不大喝茶。我覺得茶，它有點興奮性。我都不要喝茶；白開水好。我吃飲食，要吃清淡的，一切肉類，人家認為好吃的東西我都不要吃，並且我吃得還很少。」
豐子愷喜歡到一些沒名的、遊人多不會光顧的去處賞景。他說：「我把三潭印月、岳廟等大名鼎鼎的地方讓給別人游。人棄我取，人取我與。這是范蠡致富的秘訣，移用在欣賞上，也大得其宜。」
吳湖帆對陳巨來說：「凡遇不相識的人，要絕對讓人看不出你是個印人，我是個畫家。假使葉恭綽對任何人都大談其鐵路建設，梅蘭芳對任何人大談其西皮二黃，豈不自形淺薄？」
郁達夫說：「女人終究是下等動物，她們只曉得要金錢，要虛空的榮譽，我以後想和異性斷絕交際了。」
有人曾向魯迅提起，歐陽予倩、田漢等人想以改良京劇來宣傳救國思想，魯迅笑道：「以京劇來宣傳救國，那就是：『我們救國啊啊啊啊了，這行么？』」
田漢說：「婚姻是一條繩索套上脖子，好不自由，最好不結婚，用情人制。」田漢的伴侶安娥的愛情觀也與此吻合，她認為，在相愛的男女之間應該「爭愛情不爭軀殼」，「重內容不重形式」。安蛾說：「女人為什麼非看重結婚這個形式？假如男女的結合是基於愛情的話，同居也好，結婚也好，有什麼關係呢？企圖用結婚這一形式作為愛情的保障，那是不可能的。」
楊振聲說：「字畫只求其好，何必名家？」
錢穆還說：「一切物質生活全沒多大深度，因此影響于全部人生的，也並不深刻。乘飛機，凌空而去，只是快了些，並不見得坐飛機的人，在其內心深處，便會發出多大變化來……若使其人終身囿於物質生活中，沒有啟示透發其愛美的求知的內心深處。一種無底止的向前追求，則實是人生一最大缺陷而無可補償。人生只有在心靈中進展，絕不僅在物質上塗飾。」
1936年春天的一個傍晚，作家吳朗西去永安公司附近赴宴。下了電車后，他先去一家彩票店買航空公司獎券撞撞運氣。此時，有人過來拍他的肩膀，吳回頭一看，是魯迅，他一時緊張，說不出別的話來，便問魯迅：「先生，您買不買獎券？」魯迅笑答：「我從來不買發財票。」
南開校長張伯苓說：「人可以有霉運，但不可以有霉相。越是倒霉，越要面淨髮理，衣整鞋潔，讓人一看就有清新、明爽、舒服的感覺，霉運很快就可以好轉。」
詩人朱湘15歲考入清華，后因抵制學生早餐時的點名制度，記滿三個大過而被學校開除。他在寫給低兩級的同學羅念生的信中說：「你問我為何要離開清華，我可以簡單回答一句，清華的生活是非人的，人生是奮鬥，而清華只是鑽分數，人生是變換，而清華只有單調，人生是熱辣辣的，而清華是隔靴搔癢。我投身社會之後，怪現象雖然目擊耳聞了許多，但這些正是真的人生。至於清華中最高尚的生活，都逃不出一個假，矯柔。」後來他還當面告訴羅念生，他恨死了清華，他若是有仇人，一定勸他送兒子入清華，這樣才害得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