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秋，戴笠陪同梅樂斯去東南視察，故意繞道去他的家鄉江山縣。他們到達一處農家門前停車，下來后，一位老農連忙招呼兒孫們為他們搬出桌椅，叫人沖茶。戴很得意地向梅介紹他家鄉人如何好客，如何對遠方人有禮貌。為表示親近，戴笠用家鄉話和老農交談起來，滿以為會受到更大的歡迎。誰知他的家鄉話一出口，老農便問他貴姓，等他說出之後，老農馬上大聲對他家人說：「我道是什麼人？原來是戴春風，不要衝茶了。桌椅給我搬進去！」他的孫兒們立刻「撤座」，弄得戴笠無法應付，也不知如何叫翻譯向梅樂斯解釋。隨從們責問老農，老農很乾脆地說：「別的人我們還願意招待一下，戴春風他自己清楚，他在我們家鄉干過什麼？他的母親還住在家裡，他敢把我怎樣，他還要不要娘？」原來戴笠年青時為江山縣有名的惡棍，家鄉人恨之入骨。他雖然發跡了，但有骨氣的人始終看不起他。

1957年，文化部副部長劉鬃要新鳳霞跟她的右派丈夫吳祖光離婚，說：「吳祖光是一個政治上的壞人」。新鳳霞說：「你們認為他是壞人，我認為他是好人，他對我沒壞啊。」

馬寅初的倔強是出了名的。馬寅初常對人說：「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所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所不敢言，就更難。我就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敢言。」

1960年，毛澤東在北京收到了鄧寶珊（時任甘肅省長）呈送的一樣特殊物品：一種用油渣和榆樹皮粉糅合而成的食物，這種食物是當時甘肅人賴以生存的東西。他的這一舉動，受到了當時省委領導人的埋怨、擔憂和攻擊，而他卻處之泰然，他說：「我個人的進退榮辱並不是什麼大事，群眾的吃飯問題要緊。」

史量才辦《申報》，力排眾議延黎烈文為副刊《自由談》革新時期的主編。黎邀進步作家為《自由談》執筆，魯迅、茅盾、巴金等都經常有作品發表，形成文化界一座新堡壘。國民黨在上海的頭目吳醒亞等曾聯名致函史氏，要求撤換黎烈文，並推薦張某九_九_藏_書代之。史置之不理。吳醒亞等只得親自造訪，當面提出撤換黎要求。史直截了當答覆說：「感謝諸公為《自由談》惠臨賜教。我想諸公也未必願將《自由談》變作《不自由談》吧。」吳等聞之色變而去。

蔣介石曾想拉攏王造時，以為己用，通過王的江西同鄉、國民黨元老李烈鈞及中央政治大學教授、青年黨領袖左舜生出面邀請，王造時深知「無非是以高官厚祿為餌，要我為他所用。」因此婉言謝絕，既不上廬山，也不去南京。蔣不甘心，又派劉健群到上海，軟硬兼施企圖逼王造時就範。於是就有了這番對話，劉威脅說：「蚊子嗡嗡叫有什麼用呢？只要舉手一拍就完蛋了。」王回敬他：「對國家大事發表意見是每個公民的權利。」

1940年，因拒絕參加國民黨，俞頌華離開重慶到香港。他說：「我們所珍重的是名節……名利身命，糞土而已！」香港淪陷后，他在友人的店中當管賬員。在日機的轟炸下，他坦然地對朋友說：「吾人所重者，志節。身命土苴耳。今其試驗時矣。」

史量才辦《申報》，為政府不喜。據說蔣介石曾找史談話，蔣說：「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100萬兵！」史冷冷地回答：「我手下也有100萬讀者！」1934年11月13日下午，史量才果遭國民黨軍統特務暗殺，終年54歲。

1951年7月，中共三十年建黨大慶，大家都在報上發表一些回憶慶祝的文章。因為張東蓀自中共建國后從來沒有發表過一篇文章，葉篤義勸他在這個機會寫一篇。張拒絕了，他說，他要保持他「沉默的自由」。

虛雲上人在昆明辦滇藏佛教分會時，雲南民政長官羅容軒秘訪上人，因皈依上人的弟子數十萬，多對上人供養，羅從上人處證實上人積蓄過百萬，便向上人要錢。虛雲帶羅容軒出房走進大殿，手指菩薩說：「他若開口說給你多少錢，無論多少我都給你！」

章太炎晚年，外患日亟。他在講學時著重宣講「行己有恥」，議論時政。蔣介石讓章的金蘭兄弟張繼出面，勸「大九_九_藏_書哥當安心講學，勿議時事」，章太炎十分生氣，他說：「吾老矣，豈復好摘發陰私以示天下不安？……吾輩往日之業，至今且全墮矣，誰實為之？吾輩安得默爾而息也？」「五年以來，當局惡貫已盈，道路側目。」

日本侵佔華北后，特務機關長喜多誠一對華北偽政權的建立，以為當時住在平津的官僚軍閥適合他的理想人物，他計劃以靳雲鵬、吳佩孚之一任總統，如兩人同時上台，則分任總統、副總統，而以曹汝霖為總理。經過分頭接洽之後，靳雲鵬用「禮佛有年，無心問世」的話辭謝，吳佩孚說：「我誠不能與國民黨合作，但也不能在日本保護下治國。如必須要我出山，則須日本退兵，由我來恢復法統。」曹汝霖與喜多誠一及另一特務土肥原都相識，對參加偽組織的問題，他既不敢公然拒絕，更不敢再給自己加一層罪戾，只用「願以在野之身，贊助新政權的成立」的話與喜多等周旋。正在舉棋不定時，蔣介石給他寫來一封親筆信，對他說了一些勉勵的話，並囑他不必離開北平，因此曹才決定不在偽政府擔任實際職務，而思「以晚節挽回前譽之失」。

1929年，訓政時期，黨國治下，胡適寫了《人權與約法》等文，鼓吹思想言論自由，於是上海市第三區黨部發難，接著好幾個省市的黨部亦呈請「嚴予懲辦」，最後在政府的訓令下，由教育部長蔣夢麟簽署了第1282號「訓令」，撤免胡適中國公學校長之職，理由是胡適近來言論不合「本黨黨義及總理學說」等。胡適讀了「部令」，便給蔣寫了一封回信，稱「這件事完全是我胡適個人的事，我做了三篇文字，用的是我自己的姓名，與中國公學何干？你為什麼會『令中國公學』，該令殊屬不合，故將原件退還。」

1929年，劉文典在安徽大學當校長，支持進步學生鬧學潮。蔣介石到安慶召見他，責令劉交出共產黨員名單。劉文典說：「我只知道教書，不知道誰是共產黨。」蔣說：「你這校長是怎麼當的？不把你這學閥撤掉，就對不起總理九九藏書在天之靈！」劉毫不相讓：「提起總理，我跟他在東京鬧革命時，還不曉得你的名字哩！」

1928年，在北伐軍的進攻下，張作霖的軍隊節節敗退。5月，日本大使威脅張簽訂《中日合資修築吉會鐵路合同》，要張答應，日軍幫其阻止北伐軍過黃河，張作霖把手中翡翠嘴旱煙袋摔斷，大叫：「我這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做這件叫我子子孫孫抬不起頭來的事情。」並趕走了大使芳澤。

1973年10月，掀起「批林批孔」活動，在全國政協學習會上，人們逼著梁漱溟對批林批孔表態。於是81歲高齡的梁漱溟就像當年在北京大學講壇上授課那樣侃侃而談。他從闡述中國文化入手，肯定孔子在中國文化史上的歷史地位和學術上的成就，並說：「林彪是不是要走孔子之路、行孔孟之道？我卻不敢相信。我不認為林彪是受害於孔子。」所以，「我的態度是：不批孔，但批林。」他的這番話，完全是跟中央「文革」唱反調的。消息傳開，轟動了北京城。於是，全國政協的「批林批孔」發展成了「批梁」。從1974年3月至9月，大小批判會開了100多次。他每會必到，認真傾聽。更難能可貴的是他處之泰然，會議的間隙他居然還打太極拳。到了9月底，政協開了一次總結性的批梁大會。主持人再三要求他談談對批判會的感想，他只說了一句話：「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讓主持人目瞪口呆。

1938年抗戰開始后，傅斯年對國民黨高層的腐敗非常憤慨，他直接上書給蔣，曆數當時任行政院長職務的孔祥熙的諸種貪贓劣跡。蔣不理睬，他便再次上書，態度更堅決。國民參政會也成了他抨擊孔的舞台，使得社會同憤，輿論嘩然。蔣不得已設宴請傅，問傅對他是否信任，傅回答信任。蔣說：「你既然信任我，那麼就應該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說：「委員長我是信任的，至於說因為信任你也就應該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麼，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這樣說。」

1967年元月，《紅旗》雜誌發表姚文元的長ｒｅaｄ•99cｓｗ.coｍ篇大論《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胡風在四川服刑，有人讓他揭露周揚，為胡拒絕。胡風對自己的論敵周揚如此被打倒很是感慨，他向梅志說：「真是一代不如一代，這哪裡是講文藝思想，簡直是胡說八道！想不到姚蓬子的兒子居然評起周揚來了！」

日本佔領北平后，企圖用威脅利誘的手段迫使吳佩孚出山，但遭到吳的拒絕。日本大本營特務部長土肥原十分惱火，採取強硬手段強迫吳佩孚召開一次記者招待會。吳佩孚在招待會上，首先親筆撰寫一副長聯：「得意時清白乃心，不怕死，不積金錢，飲酒賦詩，猶是書生本色；失敗后倔強到底，不出洋，不入租界，灌園抱瓮，真箇解甲歸田。」接著吳向在場的中外記者表示：「本人認為今天要講中日和平，唯有三個先決條件：一，日本無條件的全面撤兵；二，中華民國應保持領土和主權的完整；三，日本應以重慶的國民政府為全面議和唯一交涉對象。」吳的態度，令日方大為尷尬和惱羞。

50年代初，林徽因為了保護北京城牆，曾在人代會上據理力爭，還闖進過北京市長彭真的辦公室爭辯。據說，彭真說不過她，最後拿出毛澤東的批示來才將她壓下去：「城牆是封建象徵，是皇帝擋農民的。」

恭親王與慈禧爭辯，慈禧說：「汝事事抗我，汝為誰耶？」王曰：「臣是宣宗第六子。」慈禧曰：「我革了你！」王曰：「革了臣的王爵，革不了臣的皇子。」慈禧太后無以應。

陳布雷勸徐鑄成做官，加入國民黨。徐說：「參加一政治組織，等於女人決定選擇對象，此為終身大事。我對政治素不感興趣，願抱獨身主義。」

1903年，溫生才再次往南洋霹靂埠錫礦作工，多年的苦難煉出了他剛烈的性格。一次，當地技|師無理鞭打他，他憤怒地說：「你是人，我也是人，憑什麼打人？瞧不起弱國國民嗎？」一拳把那個技|師打得血流滿面而逃。

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進入高潮以後，「打倒陳（毅）、姬（鵬飛）、喬（冠華）」的大標語貼滿了外交部大院。在外交rｅaｄ.９９ｃsw•ｃoｍ部的「內部運動」中，喬冠華被造反派批鬥多次。有一個時期，他還被迫在北京飯店一側的王府井街頭叫賣小報，形銷骨立。喬冠華被揪走以後，有一天他偷偷打電話問龔澎：「造反派逼我寫東西怎麼辦？」龔澎堅定地說：「不要寫任何東西，你要是寫了，就不要進家門。」

1915年袁世凱稱帝前夕，曾派人到上海，準備收買王寵惠為袁鼓吹帝制，王拒絕說：「余之筆為共和民主而寫作，不能以擁護帝制受辱。」

1932年，國民政府主席林森來廈門，廈門國民黨領導多向林森告狀，說許春草抗拒黨的領導，以致廈門無法發展黨務，要求林森採取措施解決問題。林森原和許春草相識，派葉獨醒去請許春草到他的行館談談。許春草問葉獨醒：「子超（林森）叫我去做什麼？」葉老先生說：「大概是為了建築工會的問題，人們向他告狀，子超想和你談談這個問題，總是希望建築工會向黨部登記，接受黨的領導。」許回話說：「獨醒兄，你我無話不談，你回去轉告子超，不抵抗者把整個東北斷送給日本，你身居政府主席，沒聽到你說一聲正確的話，如今我許春草辦一個民眾團體，沒有向黨部登記，你林子超就和我過不去，我決不去見他。至於登記備案的問題，我的意見是：人民反對暴政，沒有必要向政府去登記。孫中山先生反對袁世凱，我就沒有聽說他去向袁世凱備過案。」在這裏他實踐他那句經常引用的格言：「不與魔鬼結盟，不與罪惡擊掌。」

羅文干出任王寵惠好人內閣中的司法部長，時被政敵陷害，發生有名的金法郎案，吃了一次莫須有的官司。當時北京東城警察署長去捕人，到羅的住宅，羅極為鎮定，只是問：「拘票在哪裡？」署長出示總統手諭，羅仍亢聲答辯：「手諭不是拘票，總統無權捕我！」結果仍為警察署長強挽以去。

1930年秋，國民黨某省政府改組，一個北大學生請蔡元培先生向蔣介石推薦他，並托老同學聯名致電蔡先生促成。鄭天挺記得，蔡先生很快給了回電，只有一句話：「我不長朕即國家者之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