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經濟學家說過，一個壞的經濟學家和一個好的經濟學家，區別就在於前者只計算看得見的經濟成本，而後者還加上看不見的。那麼，可不可以說，一個壞的綁匪和一個好的綁匪，區別就在於前者只計算看得見的行為收益，而後者還加上看不見的行為收益呢？好吧，綁匪哪有好壞之分，根據定義他就不可能好到哪裡去，用康德的話來說，他的行為違反了「絕對律令」。

我不以為然。窮人很多，但不是所有的人都用殺人放火去解決貧困問題，所以不能用社會根源來為個人暴行辯護。階級當然是一個客觀存在，但如果階級可以為一個人的行為言論辯護，那麼我們為什麼還需要法院對案件一個一個地做個reaｄ•９９ｃsw•com案分析？只要是富人，就通通送進監獄，只要是窮人，就通通放走好了。

也是，有錢人隨時隨地可能被綁架，那誰還敢到你這個國家或者城市來投資？而投資萎縮傷害的僅僅是有錢人嗎？有錢人不去聖保羅投資還可以去北京去盂買，而失去就業機會的巴西人卻不可能隨隨便便移民到北京或者孟買。

Send You A Bullet是一個巴西紀錄片。影片分兩個線索：一個是講述一個巴西腐敗政客Jader的貪污、被起訴，被釋放、重新當選議員的故事；一個是講聖保羅市蔚然成風的「綁架富人」現象，在這條線索上，導演採訪了被割掉耳朵的一個女孩、撕過九九藏書票的蒙面綁匪、專門做再造耳朵手術的外科醫生、每天在膽戰心驚中研究防身術的商人。

但是綁匪不會或者不想明白這個道理。他說他搶來的錢有一部分分給貧民窟里的窮人看病，即使他說的是真的，他間接傷害的窮人可能比他直接幫助的窮人要多得多，這一點，他未必明白。

我想象，假設中國各大城市也開始綁匪成風，中國的經濟蕭條估計為時不遠了。哦，忘了，這事其實幾十年前早發生過了，只不過當時綁匪是穿著制服，而且是獨家經營。

也許，他也只有通過「不想」來逃避這件事情的沉重，因為一個人認識論的飛躍恰恰就發生在「想」的那一刻，因為人道主義的起點在於一個人面九九藏書對另一個受苦的人並且心裏「咯噔」一聲：如果我是他呢？

那個膽戰心驚的商人說他最吃驚的是，有一次他遭搶，搶劫犯在大街上搶了他的錢之後，竟然公然站在幾米之外慢悠悠地數錢。「搶劫犯一點也不害怕，被搶的人膽戰心驚，這就是巴西。巴西在向一個非常危險的方向前進，它可能會變得更糟。」

看完電影，同看電影的×有感於最後綁匪說自己給窮人醫藥費，說：「弄半天是個羅賓漢啊！」

影片結尾的時候，記者問綁匪：「你綁架那些人，割掉他們的耳朵，事後會想起這件事這個人嗎？」

「不想。」他說。

看不見的不僅僅是他，而是拉美大陸。拉美民粹主義成風，思想基礎往往在此：九_九_藏_書民眾往往願意為了暫時的、直接的利益分配而犧牲長遠的、間接的收益。這種短視也恰恰為腐敗官員提供了機會。起訴Jader的檢察官在Jader重新當選議員之後痛心地說：這樣一個假公濟私的人，竟然還能再當選議員，實在令人悲哀。仔細想想，為什麼呢？Jader玩的無非是民粹主義那一套：用短期的救濟發放等等小恩小惠來籠絡地方選民，小恩小惠是直接的、現實的、看得見摸得著並且有一個集中的受益群體的，而制度扭曲的代價卻是間接的、長遠的、看不見摸不著並且分散在全民甚至接下來幾代人當中的。民粹主義式的救國，是飲鴆止渴。改善貧困向來有兩種方式：一種是直接的利益再分配，九*九*藏*書一種是間接的投資激勵。前者往往可以成為政客發家的捷徑。直接的小恩小惠，加上政客充滿激|情的民粹主義口號，可以造就查韋斯、卡斯特羅這種「拉美英雄」。問題是，拉美人民熱血也沸騰過了，有錢人也給詛咒過了，能國有化的都國有化了，也庇隆過了，也格瓦拉過了，也卡斯特羅過了，他們所指望的繁榮富強以及均貧富等貴賤就是遲遲不肯來臨。當然，你永遠可以詛咒美國。

對於失敗的格瓦拉們來說，幸虧還有美國。

有點像我幾年前看的另一個綁匪電影：secuestro express。只不過那是一個故事片，場景在委內瑞拉。看來綁架流行很可能不僅僅是巴西現象或者委內瑞拉現象，而是一個拉美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