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了這個釘子，我開始涉獵一點有關古代兵器的知識了。不涉獵還好，一涉獵，更有幾乎難以下筆之感。

不過，在我的童年時代，看的武俠小說卻沒有比別的孩子更多，甚至可能更少。因為父親從小就要我念《古文觀止》、唐詩宋詞；雖然沒有明令禁止，但卻是不喜歡家裡的孩子讀「無益」的「雜書」，尤其是他認為「荒唐」的武俠小說。「繡像小說」如《薛仁貴徵東》《薛丁山征西》《萬花樓》之類是看過的，這些小說，雖然寫的是武藝高強的英雄，但只是一般的通俗小說，不是武俠小說。屬於武俠小說的，似乎只偷看過兩部，《七劍十三俠》和《荒江女俠》，內容如何，現在都記不清楚了。還有就是兼有武俠小說性質的公案小說，如《施公案》《彭公案》《七俠五義》等等。對《七俠五義》印象比較深刻，尤其是錦毛鼠白玉堂這個人物。這個人物雖然缺點很多（或許正是由於這個緣故，他的形象就特別生動），卻不失為悲劇英雄（他的收場，是陷入銅網陣，被亂箭射成刺蝟一般）。還有，《水滸傳》是當然看過的，《水滸傳》雖然是「官逼民反」的農民起義小說，把它作為武俠小說那是不適當的，但其中一個個的英雄豪俠故事，如「林沖雪夜殲仇」、「武松打虎」、「李逵與眾好漢劫法場」、「魯智深三拳打死鎮關西」等等，都具有武俠小說的色彩。

第三個「甘」則是更加「自我」，說出來只怕給人罵我只知「獨善其身」了。除了還會寫點東西之外，別無謀生本領，「所幸」的是，武俠小說的「市場價值」的確要比「嚴肅文學」高一些，所以還可養家活口，不至於像古代文人那樣潦倒終生。

熱情的讀者不一定可以成為持久的朋友，我當然還有因武俠小說之「緣」而成為老朋友的。新加坡的一位副刊編者與我相交二十多年，當真可說得是肝膽相照。去年他過香港，我與他談古論今，一時之間，頗有納蘭容若贈顧梁汾詞中所說的「有酒惟澆趙州土，誰會成生此意？不通道、遂成知己。青眼高歌俱未老，向尊前、拭盡英雄淚」之感。

從《七劍下天山》開始，我也嘗試運用一些西方小說的技巧，如用小說人物的眼睛替代作者的眼睛，變「全知觀點」為「敘事觀點」。其實在《紅樓夢》中亦早已有這種寫法了，如劉姥姥入大觀園是姥姥眼中所見的大觀園，賈寶玉的房間被她當成小姐的香閨，林黛玉的房間反而被她當成公子的書房，而不是由曹雪芹去替她介紹。不過，在舊武俠小說中還是習慣於作者去定忠奸、辨真偽的。故事的進行用時空交錯手法；心理學的運用，如《七劍下天山》中傅青主為桂仲明解夢，《雲海玉弓緣》中金世遺最後才發現自己愛的是歷勝男，就都是根據弗洛伊德的潛意識理論。西方小說技巧的運用，我是不及後來者的，但在當時來說，似還有點「新意」。

因武俠小說之緣而結識的新朋友，也往往是一見如故，這次在台北，我和許多新朋友談得都是十分投機。其中有武俠小說的知識非常廣博的學人，談起武俠小說，只有我向他請教的份兒；也有對我的小說比我還更為熟悉的作家，對我的小說評論之中肯，令我為之心折。

唐代的武俠小說都是短篇，如《虯髯客傳》、《紅線》，都不到三千字，在這麼短的篇幅中，寫故事、寫景物、寫性格，每一方面都寫得很精彩，這確是極不容易的事。《虯髯客傳》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詳，不必贅述。這裏只舉其中寫李靖、紅拂在旅舍初會虯髯客一段為例，讓我們看看作者的藝術手法：

「苦」的說過了，也說說「甘」的吧。

倘若要得到更多一些有關劍的知識的話，那還要博覽歷代的「論劍」之書，那些書除了論劍質之外，還旁及劍上的銘文、裝飾、花紋等等。例如戰國名劍刃上的「糙體天然花紋」，就是極有藝術價值的，即《越絕書》所謂「淬如芙蓉始出，爛如列星之行，渾渾如水之溢於塘，岩岩如瑣石，煥煥如冰釋」是也。

好，那就訴一訴三十年來的甘苦吧。

「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

平江不肖生（向愷然）的《江湖奇俠傳》是踏入中學之後才看的，這部小說，我覺得開頭兩本寫得較好，寫的大體是正常武功，戲劇性也較濃；後來就越寫越糟，神怪氣味也越來越重了（我並不排斥神怪，但寫神怪也是需要技巧的，不能胡鬧），寫到笑道人與哭道人鬥法之時，已幾近胡鬧，我就幾乎看不下去了。不過，我對書中寫的「張文樣刺馬」那段故事倒是甚為欣賞。這段故事，武功的描寫極少，但對於官場的黑暗和人性醜惡卻有相當深刻的描寫。

中學時代，我看的武俠小說也不算多，對近代的武俠小說更是看得少之又少。心理學家說，童年、少年時代欠缺的東西，往往在長大后要求取「補償」，我在讀大學四年期間，大量地閱讀近代武俠小說，或許就是基於這種慾望。另外一個因素，是受到一位老師的影響。這位老師是史學大師陳寅恪的關門弟子金應熙，當年嶺南大學最年輕的講師read.99csw.com，「四人幫」倒台後任中山大學的歷史系主任，現在則是廣東歷史學會的會長。

得見武俠小說的地位提高是第一個「甘」，第二個「甘」則不過是屬於作者的「所得」了。古人云「以文會友」是一種樂趣，我也曾寫過其他類型的「文」，發現還是武俠小說最能結交朋友。

武俠故事每多「奇緣」，偶然性的因素，往往影響人的一生，我的「故事」雖然說不上「奇」，但確實是以偶然因緣才寫上武俠小說的。一位與我相識多年的詩人朋友，曾這樣感慨的說：「假如當年沒有吳陳比武之事，假如不是當年某報主編忽發奇想，拉他『助陣』的話，這位現代書生如何會輕功了得，『登萍渡水』，『闖入武林』？但『下山』（《七劍下天山》）之後，如此良久地浪蕩江湖，即使連他本人也是始料所不及的吧？」

如果說香港是我武俠小說的老家，則新加坡可以算是「第二家鄉」，我的小說在新加坡報紙出現，僅落後于香港一年。羅孚在寫我的文章中，提到星馬報紙重金禮聘香港武俠小說作者的事，新加坡最早登我的小說的報紙《民報》，在當時卻還是未入「大報」之列，雖是「禮聘」，卻非「重金」，只是當地的「一級稿酬」。但這個雖非重金的稿費，卻最令我難忘。當時新加坡還未獨立，主編黃科梅曾因政治案件入獄數月，報館關門，出獄后又過了一段期間方重新開辦。當時香港的翻版小說是非常快的，在報上連載的小說，幾乎是每十天就出一個小冊子，早已充斥于新加坡市面了。我有一批稿件因失了報紙的「時效」未能刊出，但黃科梅出獄后仍堅持要「照付稿酬」，說是不能連累作者因報館的意外事件而受損失。稿酬事小，這個守信重義的精神卻是最為難得。

不過，雖以「女帝」作書名，故事的主線卻並非放在武則天身上。這部小說曾先後在香港、新加坡、台灣三地的報紙連載。台灣報紙連載時對它的內容曾作簡介，指出：「背景是唐代女帝武則天的詭奇浪漫事迹，但情節卻環繞在兩對江湖兒女永難消泯的恩怨情仇之上。……梁羽生為本書主角設下的難題，事實上也是那個時代諸多歷史恩怨的爆發。」我認為這個「簡介」是很恰當的。

新加坡的大報是在踏入六十年代之後才連載我的小說的，《星洲日報》和《南洋商報》都在刊登，所付的稿酬也的確是超乎當地「標準稿酬」的「重金」了。

這是大陸自一九四九年以來，第一個改編自武俠小說的京劇。小說以明代的「土木堡之變」作為背景，我寫了一個真實的歷史人物于謙。于謙在明英宗朱祁鎮被入侵的外敵俘虜之後，明知會有不測之禍，毅然不顧，另立新君，他非但挽救了國家的危亡，而且在擊敗外敵之後，力主迎接舊帝回來。後來朱祁鎮回朝，發動改變，奪回寶座，果然下旨把他殺掉了。這是歷史上著名的「忠臣悲劇」，堪與岳飛的「風波亭」冤獄相比。我是含著眼淚寫于謙之死的。

無錢購買「金盆」去「洗手」，余資倒還可以在澳洲雪梨的郊區買一層樓。雪梨雨量甚少，附近亦無空山，所以只好海上看雲。看雲的情調似乎也不差於聽雨，人到晚年，例應退休，想白雲也不會笑我「懶如此」了。

有一點比較特別的是，在我的少年時代，對我影響最深的武俠小說卻是唐人傳奇。我認為那是中國最早的武俠小說，它是作為傳記文學的一支，起源於唐代中葉安史之亂以後，藩鎮割據的時期。至於《史記刺客列傳》里的荊軻、聶政，《遊俠列傳》里的朱家、郭解，雖然都是「武俠」一流人物，但這些列傳屬於「傳記」體裁，並非小說寫法，所以還不能稱為「武俠小說」。我是從初中二年級就開始讀唐人傳奇的，這些傳奇送給同班同學他們都不要看，我卻讀九九藏書得津津有味。

回頭再說我對這個難題的解決方法吧。寫實既不可能，我只好「自創新招」，改為「寫意」。

陳氏論述此條雲：「朱子之語頗為簡略，其意未能詳知，然即此簡略之語句亦含有種族及文化二問題，而此二問題實李唐一代史實關鍵之所在，治唐史者不可忽視者也。」陳氏從種族及文化立論，看問題是要比只知簡單地寫武則天為「淫|婦」深入得多的。

同年七月下旬，我首次訪問台灣，參加了《中央日報》副刊主辦的「武俠小說算不算文學」座談會，參加者有「中央研究院」美國研究所所長孫同勛、台大外文系教授林耀福、武俠小說專家葉洪生、小說家黃凡、散文家陳曉林等多位學者，結論是「一致贊成應歸屬於文學領域」。

唐人傳奇對我的影響很深，我寫的《大唐遊俠傳》、《龍鳳寶釵緣》這一組以唐代為背景的武俠小說，就是取材於唐人傳奇，空空兒、精精兒、聶隱娘、虯髯客、紅線這些虛構的傳奇人物和真實的歷史結合，讓他們「重出江湖」的。

記得我一開始寫武俠小說，就碰上一個難題，鬧出笑話。武俠小說雖然應該以「俠」為主，「武」也是不可少的。我只學過三個月的太極拳，對古代兵器的知識更等於零，「武」這方面的知識，實在不夠應付。《龍虎鬥京華》有一處地方寫到判官筆，判官筆我根本就沒見過，怎麼寫？只好參考前輩名家的寫法，「稍作誇張」。哪知一刊出來，就給行家指出，「照你這樣說的來使判官筆，非但根本刺不著對方的穴道，反而會弄傷自己！」

武俠小說的讀者是最熱情的，他們對小說的投入，甚至超過作者。我寫《萍蹤俠影錄》時，接過幾位女讀者的來信，認為女主角雲蕾並非特別出色，「不服氣」張丹楓何以對她情有獨鍾。寫《女帝奇英傳》寫到李逸之死時，也有讀者來函認為不該悲劇收場，「貢獻」幾個可以令他「起死回生」的辦法。

說「真行」，是給我臉上貼金，其實我毫無把握，對技擊我固然一竅不通，寫小說也還是破題第一遭呢。所以初時我一直在推，被羅孚「說服」之後，也還要求多考慮幾天的，但第二天預告就見了報，我也就只好「只醞釀一天」，就如北方俗話說的「打鴨子上架」了。

歐洲在中世紀也曾流行過武俠小說，稱為「騎士文學」。中國讀者比較熟悉的《撒克遜劫后英雄傳》就是其中一部。西方的「騎士」和中國小說的俠客有相同處也有不相同處。相同之處是大家都勇武豪俠，抑強扶弱；不相同之處是：一、西方的騎士必定要認定一個「主人」，效忠主人；二、「騎士」的稱號必定要由國王或者至少什麼大公爵之類封與，而中國的「俠士」則是民間尊敬的稱號；三、西方的騎士總是效忠君王，維護為基督教而戰的「聖戰」，而中國傳統小說中的「俠客」，儘管不敢反對皇帝，但也還有許多獨往獨來、笑傲公卿的人物。我是認為中國傳統小說中的「俠客」要比西方的「騎士」可愛得多的。西方的武俠小說對我影響甚微，倒是那些屬於「正統文學」範疇的西方古典文學名著對我影響較大。不過總的來說，接受西方文化的影響無論如何都是比不上接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的。有人認為我的武俠小說「不脫其泥土氣息」，或許就是因為這個緣故。

「當年」是一九五四年（舒文誤記為一九五二年），「某報主編」是香港《新晚報》當時的總編輯羅孚。「吳陳比武事件」發生於香港，比武的地點則在澳門。這是兩派掌門人之爭，太極派的掌門人吳公儀和白鶴派的掌門人陳克夫先是在報紙上筆戰，筆戰難分勝負，於是索性簽下了「各安天命」的生死狀，相約到澳門比武。擂台設在澳門，這是由於香港禁止打擂台，而澳門不禁之故。五十年代初期的港澳社會還是比較「靜態」的，有這樣刺|激性的新聞發生，引起的轟動自是可想而知。以那天的《新晚報》的新聞為例，大標題是：「兩拳師四點鐘交鋒香港客五千人觀戰」；小標題是：「高慶坊快活樓茶店酒館生意好熱鬧景象如看會景年來甚少見」。「高慶訪」和「快活樓」是澳門的賭場之名，由於有擂台比武，間接使得澳門的賭場也大發橫財。觀戰的已有五千人，談論的就更多了。

多年前我曾在一篇題為《著書半為稻粱謀》的短文中，借龔自珍的一首詩答友人：

寫武俠小說是需要豐富的幻想力的，我認為過了五十歲，已是不適宜於寫武俠小說的年齡了。一九八一年，我已經五十六歲，只因朋友知我有「封刀」之意，集了龔詩兩句給我：「且莫空山聽雨去，江湖俠骨恐無多。」為酬雅意，拖遲兩年，恰好湊滿「三十」之數，雖然實際的時間是二十九年零八個月，但計年的習慣是取其約數，所以也可自稱是寫武俠小說三十年了。

當然，如果說我早期的武俠小說毫無特色，那也是「故作謙虛」的，《龍虎鬥京華》以義和團事件作為背景，觸及的是「真實的歷史」，我是試圖以「新」的觀點來解釋歷史的。這部小說引起的議論很多，不過引起議論，也就說明了還有人注意。現在看來，這部小說是有失偏頗的，雖然我也談到了義和團的缺點，但是受到當時大陸「史論」的影響，畢竟是正面的評價較多，後來我多讀了一些義和團的史料，就感到它的不足之處了。另一方面，是有關詩詞的運用，似乎也還受到讀者的喜愛。我想不管怎樣，既然這兩者，歷史和詩詞，是我的「偏嗜」，那就讓它保留下去吧。我就是這樣，逐漸走出「自己的路子」的。現在看來，這條路子似乎也是走得對的，歷史方面就有評論家認為：「梁羽生作品特具的浪漫風格，形成與正統歷史發展相平行的草野俠義系譜，從這個草野俠義系譜回者權力糾結的正統王朝，甚至構成了對中國歷史的一種詮釋和反諷。」詩詞方面，也有人指出：「梁羽生雖然以新派武俠小說而知名，其實在中國傳統文學上，尤其是詩詞創作上的素養，卻更值得注意。」九*九*藏*書

寥寥數十字，寫了薛嵩的焦急之情，又寫了紅線的「輕功」妙技，傳神之極。

《紅線》的主角紅線是潞州節度使薛嵩的婢女，另一個節度使田承嗣想吞併潞州，薛嵩懼，紅線便自告奮勇，替他去探虛實。一個更次，往返七百余里，將田承嗣床頭的金盒取回為信，令得田承嗣趕忙修好。一場戰禍，遂得避免。書中寫紅線往探魏城（田承嗣駐地）之後：

武俠小說在台灣是從未受過歧視的，但對我的小說「解禁」則是一九八七年底的事。雖然是來遲了的解禁，卻令我有最為意想不到的欣悅。一九八八年一月十八日，台北的文學、戲劇界開了一個「解禁之後的文學與戲劇」研討會，「以梁羽生作品集為例」說明問題。研討會的重要論點之一是「解禁可望彌補文化斷層」，與會者《聯合報》副刊主編瘂弦認為：「由梁羽生作品集的問世，可見已到了『武俠小說研究學術化』的時候，並且由專人研究撰寫武俠小說發展史。」

由於對一天見報的小說還沒有想好具體的情節，有的只是模糊的故事架構，於是我先來段「楔子」，說些「閑話」，以一首詞作「開篇」，調寄《踏莎行》：

舉一可以例百，對中國古代兵器的研究，已經成為一種專門學問了，近代學者周緯著的《中國兵器史稿》就用了整整三十年功夫，和我寫武俠小說的時間一樣長久。試想如果要按照不同特點「如實」描寫，一招一式都很有根據的話，會得到什麼效果？只怕未得專家的稱讚，先給讀者討厭了，我這樣說並非不必講求專門知識，只是要用在適當的地方。小說的創作和學術著作畢竟是有點不同，毋須那麼「言必有具」的，否則就變成教科書了。當然，這也只是我個人的看法。

這一天是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七日，過了三天，我的第一篇武俠小說《龍虎鬥京華》就在《新晚報》開始連載了。羅孚後來回憶這一事件說：「這場比武雖然在澳門進行，卻轟動了香港，儘管只不過打了幾分鐘，就以太極派掌門人一拳打得白鶴派掌門人鼻子流血而告終，街談巷議卻延續了許多日子。這一打，也就打出了從五十年代開風氣，直到八十年代依然流風餘韻不絕的海外新派武俠小說的天下。《新晚報》在比武的第二天，就預告要刊登武俠小說以滿足『好鬥』的讀者；第三天，《龍虎鬥京華》就開始連載了。梁羽生真行，平時口沫橫飛而談武俠小說，這時就應報紙負責人靈機一動的要求起而行了，只醞釀一天就奮筆紙上行走。」

除了益友，還有良師。華羅庚教授雖然是老一輩學者，思想卻極「新銳」，他對武俠小說的觀感，對我具有啟發作用。有趣的是，談起武俠小說時，他似乎童心猶在，他的腿不大靈活，有一次談得興起時，曾伸拳比劃幾招。可惜一九八五年六月，在日本作學術演講時，不幸突發心臟病逝世，有如士兵之死在前線。已故老詞人劉伯端最講究格律，對我小說中的詞，往往可以整首念出來，在謬讚之餘，也直率地指出我某一首詞某一個字不協音律。清史專家汪孝博則在武俠之外，對我的「聯話」寫作幫助更大。

大陸報紙則是八十年代九*九*藏*書初才開始刊登的，雖然遲了二十多年，在大陸卻是「最早」。一九四九年後，武俠小說在大陸尚屬「禁區」，連提也沒人提的，好像武俠小說從未存在過一般。大陸也是先在「小報」刊登，然後才是大報。「小報」是作為《花城》和《廣州文藝》增刊的《南風》，一九八一年二月開始連載；銷數在大陸數一數二的足以稱為大報的《羊城晚報》，則是遲至一九八四年十月才開始連載我的《七劍下天山》，但在當時也還是最早刊登武俠小說的「官方大報」，在刊載過程中，曾受到很多人反對。同年十二月，北京邀請我參加全國第四屆作協代表大會，會上，在我所屬的那個小組中也有討論武俠小說，至少武俠小說的「禁區」雖然尚未明文開放，亦算得是官方默許的開放了。大陸也因而掀起一個武俠小說的高潮。有朋友對我說，「這回武俠小說總算是登上大雅之堂了」。不錯，這個「堂」雖然不是某個「大雅君子」的私人之堂，但卻是集中了全國著名作家的會堂，足夠分量稱為「大雅之堂」的。

短短一段，寫紅拂的慧眼識英雄，不拘小節，虯髯客的豪邁絕倫；而李靖則多少有點世俗之見，直到紅拂搖手示意之後，方知來者乃是英雄。三人的性格，都是恰如其分。對白精鍊，讀之如聞其聲，如見其人。

五十年代初，香港的大報或自命大報是不屑刊登武俠小說的，用羅孚的話來說，「它們就像流落江湖賣武的人，不大被人瞧得起。」時至今日，不但香港的大報在刊登，海峽兩岸的大報、海外著名的僑報也都在刊登了。

但寫|真實的歷史人物，以真實的歷史事件作背景的小說，有時也會給作者招來莫名其妙的煩惱。我的《女帝奇英傳》寫了另一個真實的歷史人物——中國唯一的女皇帝武則天。我之寫她，是因為她的一生，極富傳奇色彩；我寫她建立特務制度的過錯、罪惡，但也不抹煞她善於用人等的政治才能。觀點和歷史背景的分析主要根據陳寅恪的兩部著作——《隋唐政治淵源略論》和《唐代政治史論稿》。《唐代政治史論稿》里一開首就引《朱子語類》一一六「歷代類」三雲：

寫武俠小說三十年，最大的快慰當然是看到武俠小說逐漸獲得「各方」的「認同」，它的社會地位也似乎是「今非昔比」了。

我寫武俠小說，純屬偶然的因緣，故曰「忽遇」也。

古代兵器，名目繁多，豈止「十八般武藝」。只拿武俠小說中俠士最常用的劍為例吧，劍有單劍、雙劍（俗稱鴛鴦劍）、長劍、短劍之分，使用方法，因其形式不同而有分別。而且在各個不同的歷史時期，所鑄的劍，也有其不同的特點。遠自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的鑄劍藝術，已是盛開的奇葩了。

我和金庸的小說在海外被稱為「新派武俠小說」，對我而言，這個「新」是在「舊」的基礎上逐步摸索出來的。我的第一部小說《龍虎鬥京華》雖然頗受讀者歡迎，但我自己卻很不滿意，那隻能算是「急就章」的、不成熟的作品。五十年代，大陸文藝的主流是寫實主義，我在「新晚報」工作，自是不能不受影響，於是決定走白羽的路子，但寫下去就漸漸發覺實在不適合我走。「寫實」來自生活的體驗，白羽有豐富的人生經歷，作過苦力、小販、校對、編輯，故其寫世態人情，特別透徹。我卻是出身於所謂讀書人家，一出校門，就入報館，寫一兩部或者還勉強可以「藏拙」（其實也藏不了），再寫下去，就難以為繼了。既然還受到讀者的歡迎，報館就非要我寫下去不可，「欲罷不能」，只好改弦易轍，由「寫實」而轉為「浪漫」，從「白羽的路子」轉為「還珠的路子」。不過，還珠樓主那種奇詭絕倫、天馬行空的幻想能力，也是要學也學不來的，因此我小說中如果有些「浪漫色彩」，主要倒不是來自還珠，而是來自西方的古典文學名著。

歷史方面，我採用「半真半假」的手法，主要人物和歷史事件必須真實的，次要人物和情節就可能是虛構的了。《萍蹤俠影錄》比較根據正史，《白髮魔女傳》則採用稗官野史較多。《萍蹤俠影錄》曾被編成京劇，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在北京演出。

我的第三部小說是一九五五年在《大公報》連載的《七劍下天山》，這部小說是受到英國女作家伏尼契的《牛虻》的影響的。牛虻是一個神父的私生子，後來成為革命黨人，父子在獄中相會一節，非常感人。我把牛虻「一分為二」，讓男主角凌未風是個反清志士，類似他的政治身分；女主角易蘭珠是王妃的私生女，類似他的身世。不過在中世紀的歐洲，教權是可以和王權分庭抗禮甚至高於王權的，清代的王妃必須服從於皇帝，「戲劇性的衝突」就不如原作了。《七劍》之後的一些作品則是在某些主角上取其精神面貌與西方小說人物的相似，而不是作故事的模擬。如《白髮魔女傳》主角玉羅剎，身上有安娜卡列尼娜不能忍受上流社https://read.99csw.com會的虛偽，敢於和它公開衝突的影子；《雲海玉弓緣》的男主角金世遺，身上有約翰克里斯朵夫寧可與社會鬧翻也要維持精神自由的影子，女主角厲勝男，身上有卡門不顧個人恩怨、要求個人自由的影子。

寫《龍虎鬥京華》時，我本以為這是「趁熱鬧」的「臨時任務」，最多寫上一年半載，就不會再寫了。沒想到欲罷不能，這一寫就是三十年，「卅年心事憑誰訴」倒似是「封刀」時的作者自詠了。

一九八八年一月二日，台灣《中央日報》首先連載我的《還劍奇情錄》，由台靜農先生題字。台老是台大前中文系主任，著名書法家，魯迅的門生，今年已八十多歲了，也是我心儀已久的文學前輩，在報上得見他為我的小說題字，實有意外之喜。繼《中央日報》之後，台灣的民營大報《聯合報》刊載我的《塞外奇俠傳》；另一民營大報《中國時報》從八月開始，也在連載我的《武林天驕》。

我一向胸無大志，對政治亦無興趣，羅孚曾在一篇談金庸的文章中提及我的一件往事：「查良鏞這一份辦報的興趣也是梁羽生所沒有的。當《明報》辦得已是站得穩時，有人也勸過梁羽生，既是一時瑜亮，何妨也辦一報。梁羽生笑說沒有這個興趣。」我並不特別喜歡柳永的詞，但我卻欣賞他這一句：

這是就作品本身的評論。有些人卻不是這樣，他們對有歷史背景的小說，好像特別「敏感」，喜歡猜測小說中人物「影射」的是什麼人，甚或猜測作者寫作的目的。這部小說在大陸未經我同意盜印出版后，一位朋友和我說：「你這部小說引起的議論可還當真不小呢，什麼人物不好寫，你卻偏要寫武則天！」我問：「犯了什麼禁忌？」他說：「難道你不知道江青自比武則天，有人懷疑你寫此書是為了討好江青呢！」聽了此話，倒真令我啼笑皆非了。江青自江青，武則天自武則天，怎能因為江青自比武則天，就給她們劃上等號？武則天能文能詩，不論好壞也有政治才能，江青連慈禧太后也比不上，憑什麼比武則天？我告訴朋友，我的《女帝奇英傳》是一九六一年開始在香港《商報》連載的，有案可查，那時江青在政壇上還未出道呢。

武俠小說一向被排斥于「正統文藝」之外，難登「大雅之堂」。八十年代之前的大陸，更是將武俠小說列為「禁區」的。我寫武俠小說之後，甚至有朋友帶著惋惜的口吻和我說：「唉，你怎麼寫起武俠小說來呢？」在這裏且撇開「好」「壞」的問題不談，因為文學意義上的好壞，是另一回事。且談一談「難」「易」的問題吧。其實。寫武俠小說需要多方面的知識，如果認真去寫，恐怕要比寫「正統」的「文藝小說」更難。寫以現代人為主角的文藝小說，不一定需要懂得中國的歷史，寫武俠小說就不行。

不過，或許是受金師的影響吧，我讀的近代武俠小說，也是有點偏好的，白羽、還珠的作品我是必讀的，其他作家的就只是選讀了。白羽是寫實派，對人情世故，寫得尤其透徹；還珠樓主是浪漫派，其想象力之豐富，時至今日，恐怕還是無人能與比肩。他們走的路子不同，我對他們的作品則是同樣喜愛。

儘管我在大學喜歡看武俠小說，但我的志願還是在於學術研究的，做夢也想不到我這一生竟然會跟武俠小說結下不解之緣！

一九七九年，我與華羅庚教授在英國的伯明翰相識，當時他剛剛看完我寫的《雲海玉弓緣》，覺得很有趣，認為武俠小說是成年人的童話。成年人都喜歡看武俠小說，少年人自然是更加不用說了。因為限於經濟條件和知識水平，少年人的讀物自是遠遠不及成年人的多樣化，而且「童話」也畢竟是屬於他們的。

陳寅恪是不鄙薄俗文學的，他有《論再生緣》一書，將這部清代才女陳端生著的彈詞小說，拿來與希臘、梵文諸史詩比較，對它的傳奇性和藝術性都推崇備至。金應熙雖然沒有這方面的著述，卻也是標準的武俠小說迷。在嶺大教書的時候，還珠樓主和白羽的新書一出，他必定買來看，而且借給有同好的他的學生看。我不但向他借書，還經常和他談論武俠小說，談到廢寢忘餐。

由於我完全不懂技擊，所謂著重寫意的「自創新招」，只能從古人的詩詞中去找靈感，例如「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這兩句詩，我就把它當作「劍法」中的招數，前一句形容單手劍向上方直刺的劍勢，后一句形容劍圈運轉時的劍勢。又如杜甫《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中有這麼幾句：「霍如羿射九日落，矯如群帝驂龍翔，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清光。」雖然「劍器」非劍，但我也從其中找到靈感，引用為描寫「劍意」的形容辭，不辭通人之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