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關於日本人的態度中，最引人注目的問題是對天皇陛下的態度。天皇對其臣民到底擁有多大的控制力？有幾位美國權威人士指出，在日本整個封建時代的七百余年中，天皇一直是有名無實的元首。每個人所盡忠的對象是各自直接的主君——「大名」，以及大名之上的軍事大元帥——將軍。對天皇忠誠與否，幾乎根本沒人關心。天皇被幽禁在被隔絕的宮廷之中，其活動和儀式均受將軍所制定的規章制度的嚴格限制。甚至一個地位很高的封建諸侯如果對天皇表示敬意就被視為是背叛。對於日本一般老百姓來說，天皇幾乎不存在。一些美國學者堅持認為：日本只能從它的歷史來加以理解，那麼，一個在活著的老百姓的記憶中早已模模糊糊的天皇，怎麼能夠成為日本這樣保守的民族擁戴、集結的真正中心呢？他們說：那些反覆強調天皇對其臣民有永世不墜的統治權的日本評論家是太誇大了，他們的堅持只能證明其論據的脆弱。因而認為，美國的戰時政策沒有理由要圓通禮遇天皇，恰恰相反，對日本近來編造的這種邪惡的元首觀念，我們有一切理由施以猛烈的攻擊。天皇是日本現代國家神道的核心，如果我們向天皇的神聖性進行挑戰並予以摧毀，那麼，敵國日本的整個結構就會坍塌。

日軍俘虜的證詞印證了上述觀點。日軍俘虜與西方的軍人不一樣，他們沒有受過在被俘后可以說什麼、不能說什麼的教育，因此，他們對各種問題的回答，顯然缺乏規定性。這種不加訓練當然來自日本的不投降主義。這種狀況直到戰爭結束前幾個月也沒有改變，但那時只限於一部分軍團和地方部隊。俘虜的證詞之所以值得重視，是因為它們代表了日本軍隊意見的一個橫斷面。他們並不是一些因士氣低落而導致投降的士兵，也不是因投降而喪失了典型代表性的士兵。除了極少數以外，幾乎都是在受傷或失去知覺后，無力抵抗而被俘的。

美國人並沒有預料到戰俘們會做出如此180度的大轉變，這與我們的信條是格格不入的。但日本人的行為則好像是：擇定一條道路便全力以赴，如果失敗，就很自然地選擇另一條道路。他們這種行為方式，我們在戰後能否加以考慮利用？或者這隻是個別士兵當了俘虜后的特殊行為？恰如日本人在戰爭期間的其他行為的特殊性強迫我們思考一樣，日本人這種行為方式向我們提出了許多問題，這些問題關係到他們的整個生活方式（他們被這種生活方式所制約）、各種制度的作用方式，以及他們所學到的思維和行動的習慣等等。

當然，像許多備戰的國家一樣，他們實際也在擔憂。在整個三十年代中，國民總收入用於軍備的比例驚人上升。在偷襲珍珠港的那年，國民總收入將近一半被用在陸海軍的軍備上。有關民用的行政支出只佔政府總支出額的百分之十七。日本與西方各國的區別並不在於日本對物質軍備毫不關心。但是，軍艦和大炮，只不過是永世長存的「日本精神」的表面象徵，猶如武士的佩刀是他的道德品質的象徵。

像日本人一樣，美國人也走極端，只是走向另一極端。美國人全力以赴投入戰爭，是因為這場戰爭是別人強加給我們的，我們遭到了攻擊，所以要給對方一點厲害瞧瞧。凡是考慮如何才能使美國大眾情緒穩定的發言人，在談及珍珠港或巴丹半島潰敗，絕不會說：「這些都是我們在計劃中充分考慮到的。」反之，我們的官員會說：「這是敵人肆意強幹的，我們就要給他們一點顏色看看。」美國人把自己的全部生活調節到經常應付挑戰上，並且隨時準備應戰。日本人則把自己的信念建立在萬事預先俱有安排的生活方式上，在他們那裡，最大的威脅莫過於未曾料到。

日本這種關於兵員消耗理論的最極端的表現就是他們的不投降主義。西方任何軍隊在盡了最大的努力而面臨寡不敵眾、毫無希望時便向敵軍投降。他們仍然認為自己是光榮的軍人，而且根據國際協議，將通知本國，使其家屬知道他們活著。無論是作為一個軍人或平民，或在他自己的家庭中，他們都不會因此而受辱。然而，日本人對此則不同。榮譽就是戰鬥到死。在絕望的情況下，日本士兵應當用最後一顆手榴彈進行自殺，或者赤手空拳沖入敵陣、進行集體自殺式的進攻，但絕不應投降。萬一受傷后喪失知覺而當了俘虜，他就https://read.99csw.com會感到「回國后再也抬不起頭來了」。他喪失了名譽，對於從前的生活來說，他已經是個「死人」了。

當然，並不是所有戰俘都是這樣。有少數人頑梗不化。而且，無論如何，必須先提示一些有利條件，才可能有上述行為。有些美軍指揮官很警惕，不敢接受日本人表面上的協助，以至有些戰俘營根本未打算利用日軍戰俘可能提供的服務。但在接受日軍戰俘合作的戰俘營中，原先的懷疑則必須消除而日益代之以對日軍戰俘的信賴。

對司令官約翰·愛斯·麥肯因受勛的官方理由並不是他擊退了日軍。我們不了解他們為什麼不這樣說，因為尼米茲的公報已宣稱他擊退了日軍。（中略）麥肯因受勛的理由是，他成功地救了兩艘損壞的美國軍艦並把它們安全地護送到基地。這件小報道的重要性在於它是實實在在的事，而不是虛構的。（中略）我們並不懷疑麥肯因將軍確實救了兩艘軍艦。我們希望你們了解的只是這一奇特事實：在美國，救了兩艘軍艦就能受勛。

美國人對一切救援行動，對陷入困境者的一切幫助都深為感動。勇敢的行為，如果使受難者獲救，就更加是英雄行為。日本人的勇敢則排斥這類救援。甚至我們在B29轟炸機和戰鬥機上配備救生器具，日本人也斥之為「膽怯」。他們的報紙、廣播反覆談論這個話題，只有視死如歸的冒險才是最高尚的，而小心謹慎則是無價值的。這一態度在對待傷病員和瘧疾患者的時候，也反映得很明顯。這些士兵在他們看來是廢物。醫療服務非常不足，甚至不足以維持正常的戰鬥力。時間一長，補給上的困難使本來就匱乏的醫療設施更加難以維持。但這還不是事情的全部。日本人對物質主義的蔑視在這裏起了重大作用。日軍士兵被教導說，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勝利。而我們這樣對病患者的照顧，好比轟炸機上的安全設備一樣。反而成了對英雄主義的干擾。首先，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也不像美國人那樣慣於光顧內外科醫生。在美國，對傷病患者的憐憫要遠遠地勝過對其他福利設施的關心，這一點幾乎連和平時期來美國旅遊的歐洲人也經常談論。這些在日本確實是陌生的。總而言之，在戰爭中，日本軍隊中沒有一個受過訓練、能夠在戰火中搬運傷員進行搶救的救護班，也沒有系統的醫療設施，如前線救護所、後方野戰醫院，以及遠離前線的康復醫院。對醫療品補給的關注就更加令人慨嘆了。在某些緊急情況下，傷病員乾脆被殺掉。尤其是在新幾內亞和菲律賓，日本人常常不得不從有醫院的地點撤退，他們卻根本沒有在有條件時就預先轉移傷病員的習慣。只是在部隊真正執行所謂「有計劃的撤退」時，或是敵人已經出現在眼前時，他們才想到採取一些措施。那時，負責的軍醫往往在臨走時，先將傷病員全部槍殺，或是傷病員自己用手榴彈自殺。

對傷病員的這種態度既然是日本人對待本國同胞的基本原則，那麼，這一點對處理美軍戰俘上也起了同樣重要的作用。按我們的標準來看，日本人不僅對戰俘，而且對他們自己的同胞，也都是犯了虐待罪的。前菲律賓上校軍醫哈羅魯得·格拉特里（Harald W. Glattly）說，他作為戰俘在台灣被監禁三年期間，「美軍戰俘所受到的醫療護理超過了日軍士兵。俘虜營中的盟軍軍醫可以照顧盟軍俘虜，而日本人卻一個軍醫都沒有。有一段時間，日軍給他們自己人治病的唯一的醫務人員是一個下士，後來升了中士。」這位上校一年只能看到一兩次日本軍醫。

空戰結束后，日本的飛機以三四架的小編隊飛回機場。一個大尉在最先返回的一批之中。他從自己的飛機上下來后，站在地上，用雙筒望遠鏡注視著天空。當他的部下返回時，他一架一架地數著，臉色有些蒼白，但卻十分鎮定。看到最後一架飛機返回，他寫了報告，向司令部走去。到了司令部，向司令官作了彙報。然而，剛彙報完，他就倒在地下。在場的軍官們急忙跑上前去幫助，他已經斷氣了。經過檢查，發現軀體已經冰涼，胸口上有彈傷，是致命的彈傷。一個剛斷氣的人，身體不可能是冰冷的。而大尉的身體卻涼的像冰塊一樣。大尉肯定是早就死了，是他的精神支持他作了這次彙報。可以肯定，是已逝的大尉所懷抱的強烈責任感創造了這樣的奇迹。

對於勝利的希望，日本所寄託的基礎也不同於美國的通行見解。它叫嚷日本必勝，精神必將戰勝物質。他們說：美國是個大國，軍備力量確實優越，但這算得了什麼？！這些都是早就知道的，根本沒有放在眼裡。日本人從他們的一家大報紙——《每日新聞》上，讀到了以下一段話：「我們如果害怕數字就不會開戰。敵人的豐富資源並不是這次戰爭創造的。」

日本人在戰爭期間對各種事情的說法（不僅是關於等級制以及精神力量高於一切的說法），都為比較文化研究者提供了素材。他們侈談安全、士氣等等只不過是預先作精神準備。不論遇到什麼災難，城市空襲也罷，塞班島潰敗也罷，菲律賓失守也罷，政府對日本老百姓所作的解釋都是：這些早在預料之中，沒有什麼值得擔心。收音機照樣進行著誇張的宣傳，顯然指望日本人繼續相信，他們仍然處在一個「一切均在預料」的世界之中。他們認為這樣就能使老百姓鎮靜。「美軍佔領基什加島（Kiska）使日本本土處於美軍轟炸圈之內，但是我們對此早有估計，並作了必要的準備。」「敵人肯定會以陸、海、空三軍的立體戰術向我們發動攻擊。對這些，我們在作計劃時，早就加以考慮了。」日本戰俘，就連那些希望日本早日停止這場沒有希望的戰爭的俘虜也認為，轟炸不可能摧毀本土上的日本人的士氣，「因為他們對此早就有了思想準備」。在美軍開始對日本城市進行轟炸時，飛機製造業協會副會長在電台的廣播中說：「敵機終於飛到我們頭頂上空來了。然而，我們飛機製造業者一直預料著此類事態將會來臨，並對此已做好萬無一失的準備，所以沒有絲毫可值得憂慮的。」一切都在預料之中，全都籌劃好了，並且萬無一失。只有從這一信念出發，日本人才能繼續堅持自己那種必不可少的主張——萬事都是我們主動期求的，絕不是被動的，不是別人強加的。「我們不應認為自己是消極地受到了攻擊，而應該認為是主動地把敵人吸引到我們身邊來的。」「敵人，你要來就來吧。」他們絕不說：「要發生的事終於發生了」，而是說：「我們所等待的終於來臨了。我們歡迎它的到來。」海軍大臣在國會演說中引用了1870年代的偉大武士西鄉隆盛的遺言說：「有兩種機運，一種是偶然碰上的，另一種是自己創造的。面臨無比艱難之時，必須自己去創造機運。」另外，據電台報道，美軍突入馬尼拉市中心時，山下（奉文）將軍「微微一笑，得意地說，敵人現已落入我懷中矣……」「敵軍在仁牙因灣（Lingayen Bay）登陸后不久，馬尼拉市即迅速陷落，此乃山下將軍的神機妙算，事態的發展正符合將軍的部署。山下將軍的作戰計劃正在繼續實施中。」換句話來講，就是說，敗得越慘，事態就發展得越順利。httｐｓ://ｒｅad.９９csw•cｏm

美國一貫追逐強大，日本則一貫重視非物質資源。日本也像美國一樣開展增產運動，但日本增產運動的基礎卻在於其獨特的前提。他們說，精神就是一切，是永存的。物質當然也是不可缺少的，但那卻是次要的、瞬間的。日本的廣播電台會喊道：「物質資源是有限的，沒有千年不滅的物質，這是明顯的道理。」這種對精神的信賴被原原本本地應用於戰爭的日常行動。在他們的戰術手冊中有一句口號：「以吾等之訓練對抗敵軍數量上之優勢，以吾等之血肉對抗敵軍之鋼鐵。」這是他們的傳統口號，並不是為這次戰爭而特意制定的，他們的軍隊手冊第一頁上就用粗體字印著「必讀必勝」四個字。他們的飛行員駕駛小型飛機以自殺方式進攻撞擊我們的軍艦，就是精神戰勝物質的無數教材。他們把這些飛行員命名為「神風特攻隊」。所謂「神風」，是指公元十三世紀成吉思汗東征時，其船隊遇颶風而遭覆滅，這次「神風」拯救了日本。

西方士兵和日本士兵之間一種最戲劇性的差別，莫過於日軍被俘后竟與盟軍合作。他們頭腦中根本沒有適應這種新環境的準則。他們喪失了名譽，也就喪失了作為日本人的生命。直到戰爭快要結束的前幾個月，才有極少數人要求回國，不論戰爭結局如何。有些人要求處決自己，說：「如果你們的習慣不允許這麼做，那麼我就做一個模範戰俘。」他們比模範戰俘還要好。有些老兵和多年的極端國家主義者給我們指出彈藥庫的位置，仔細說明日軍兵力的配置，為我軍寫宣傳品，與我軍飛行員同乘轟炸機指點軍事目標。好像他們在生命中翻開了新的一頁，其內容與舊的一頁完全相反，但他們卻表現出同樣的忠誠。

這樣，即使在戰時，日本人對政府、對大本營，以及對他們的直接上司都進行了批判。他們並沒有無條件地承認等級制的優越。然而，唯獨天皇不受批判。天皇的至高無上性在近代才得以確立，為什麼會如此受到尊重？日本人的性格中有什麼怪癖會使天皇獲得這種神聖不可侵犯性？只要天皇一聲令下，日本人就會「揮舞竹槍」，戰鬥至死。同樣，只要敕令一下，日本人也會老老實實承認戰敗，接受佔領。日本戰俘的這些話是真的嗎？會不會是故意欺騙我們的無稽之談？或者確實是真的？

就是在日本打勝仗的時候，日本的政治家、大本營，以及軍人們都反覆強調說：「這次戰爭並不是軍備的較量，而是日本人信賴精神與美國人信賴物質的戰爭。」在我們打勝仗的時候，他們還是反覆地說：「在這場較量中，物質力量註定必將失敗。」這一信條在塞班島、硫黃島潰敗時，毫無疑問成了很方便的遁詞，但這並不是專門為失敗而準備的遁詞。在日軍誇耀勝利的幾個月中，它一直起到了進軍號角的作用，並且早在偷襲珍珠港以前，它就是一個深入人心的口號。在三十年代，前陸軍大臣、狂熱的軍國主義分子荒木大將在名叫《告日本國民書》的宣傳小冊子中寫道：日本的「真正使命」在於「弘揚皇道於四海，力量懸殊不足憂，吾等何懼於物質！」九九藏書

投降是可恥的，這已深深地烙在日本人的思想深處。這與我們的戰爭慣例根本不同，而他們則視為理所當然。我們的行為在他們眼裡也同樣不可理解。有些美國戰俘要求把自己的姓名通知本國政府以便家屬知道自己還活著，他們大吃一驚，並非常蔑視。巴丹半島的美軍會向他們投降，至少日本一般士兵是想不到的，他們以為美軍會像日軍一樣奮戰到底。他們實在無法理解，美國人為什麼會絲毫不以被俘為恥。

對他們來講，天皇和日本是分不開的。「日本沒有天皇就不是日本」，「日本的天皇是日本國民的象徵，是國民宗教生活的中心，是超宗教的信仰對象。」即使日本戰敗，天皇也不能因戰敗而受譴責。「老百姓是不會認為天皇應對戰爭負責的。」「如果戰敗，也應由內閣和軍部領導來負責，天皇是沒有責任的。」「縱然日本戰敗，所有的日本人仍會繼續尊崇天皇。」

有關日本人作戰行動的這些重要問題，從反物質主義的偏見到對天皇的態度，不僅關係到前線，也關係到日本國內。還有一些其他的態度，則更與日本軍隊有著關係。其中之一是對日軍戰鬥力消耗的態度。當美國把海軍勳章授給台灣海峽機動部隊指揮官喬治·愛斯·麥肯因將軍時，日本的廣播電台對此表現極大的驚訝，其態度與美國人截然相反。廣播內容如下：

對天皇無條件的無限忠誠，對天皇以外的一切人和集體則加以批判，這兩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日本的報刊雜誌或戰俘的供詞中，有不少對政府和軍部領導人的批判。對他們前線的指揮官，尤其是那些不能與部下一起共命運的人，戰俘們破口大罵；對那些坐飛機逃跑，而撇下士兵讓他們頑抗到底的指揮官更是倍加痛恨。他們常常對一些軍官加以讚揚，對另一些軍官嚴厲譴責，對日本事物毫無缺乏辨別善惡的痕迹。甚至日本國內的報紙、雜誌也在指責「政府」，他們要求更加強有力的領導和更大的協同努力，並指責政府不能令人滿意。他們甚至抨擊政府限制言論自由。1944年7月，東京一家報紙刊登的一篇有新聞記者、前國會議員、日本極權主義政黨——大政翼贊會領導人物參加的座談記錄，便是最好的一例。其中有位發言者說：「我以為振奮日本民心的方法很多，但其中最主要的一條就是言論自由。近幾年來，日本國民不敢直言不諱地說出自己心裏想說的話。他們害怕講了些什麼後會受到責怪。他們滿腹狐疑，只是表面應付，變得膽小如鼠。這樣，絕不可能談什麼發揮全體國民的力量。」另一位發言者對此更加以發揮道：「我幾乎每天晚上都和自己選區的選民座談到深夜，就各種事情徵求他們的意見。但他們卻唯唯諾諾不肯開口。言論自由完全被否定了。這確實不是一種激發人們鬥志的好辦法。在所謂戰時特別刑法和治安維持法下，國民深受限制，變得膽小如鼠，簡直像封建時代的老百姓一樣。因而能夠發揮的戰力，現在卻仍然沒有發揮出來。」

這些頑強抵抗到底的日軍俘虜，把他們的極端軍國主義歸根于天皇，認為自己是在「遵奉聖意」，是為了讓「陛下放心」，「為天皇而獻身」，「天皇指引國民參加戰爭，服從是我的天職。」然而，反對這次戰爭及日本未來侵略計劃的人，也同樣把他們的和平主義歸之於天皇。對所有人來說，天皇就是一切。厭戰者稱天皇為「愛好和平的陛下」，他們強調天皇「始終是一位自由主義者，是反對戰爭的」，「是被東條欺騙了」。「在滿洲事變時，陛下表示反對軍部」。「戰爭是在天皇不知道或沒有許可的情況下發動的。天皇不喜歡戰爭，也不允許讓國民捲入戰爭。天皇並不知道他的士兵受到怎樣的虐待。」這些證詞和德國戰俘完全不同。德國戰俘不管他們如何對希特勒手下的將軍或最高司令部背叛希特勒的行為表示不滿，他們仍然認為，戰爭和備戰的責任必須由最高的戰爭嗾使者——希特勒來承擔。但是，日本戰俘則明確表示，對皇室的忠誠與對軍國主義及侵略戰爭https://read.99csw.com的政策是兩回事。

特別是在開戰初期，日軍士兵確信敵軍將虐待並殺掉一切戰俘，因而更加以投降為恥。有一個謠言在日本各地廣為流傳，說美軍用坦克碾死了瓜島上的俘虜。有些日軍士兵打算投降，但我軍很懷疑，因審慎而將其殺害，而這種懷疑常常並不是沒有道理。一個除了死亡以外別無其他選擇餘地的日軍士兵，常常以與敵人同歸於盡作為自己的驕傲，甚至在被俘后也常常這麼干。就像一個日軍戰俘所說：「既然已下定決心要把自己獻給勝利的祭壇，如果不是壯烈犧牲那才是奇恥大辱。」這種可能性使我軍倍加警惕，這也減少了日軍投降的人數。

當然，這在美國人看來，肯定是一段編造的荒誕奇談。然而，受過教育的日本人對這種廣播卻並不發笑。他們相信，日本的聽眾肯定不會認為這是荒誕無稽的故事。他們首先指出一點，即這個廣播如實地說明，這位大尉的英雄事迹是「一個奇迹般的事實」。為什麼不能有奇迹？靈魂是可以訓練的。這位大尉顯然是一位自我修鍊到家的高手。既然日本人都懂得：「鎮定的精神可以千年不滅」，那怎麼就不能在一位以「責任」為其全部生命中心信念的大尉身上停留幾個小時呢？日本人深信，通過特殊的修鍊，可以使一個人的精神達到最高境界。大尉學會了，並且收到了效果。

因此，日本軍部將領利用全體日本人的這種一致崇敬，他們把「天皇恩賜」的香煙分賞給部下；在天長節時，率領部下遙向東方三拜，高呼「萬歲」。在「部隊日夜受到轟炸時」，和部下一起早晚共誦天皇親自在「軍人敕諭」中向軍隊頒賜的「聖旨」，「奉誦聲在森林中回蕩」。軍國主義分子極力利用人們對天皇的忠誠。他們號召所屬官兵要「奉詔必謹」，「免除聖慮」，要「以崇敬之心報陛下的仁慈」要「為天皇而獻身！」但是，這種對天皇意志的遵從卻又是一把雙刃劍。正如許多日本戰俘所說，日本人「只要天皇有令，縱然只有一桿竹槍，也會毫不猶豫地投入戰鬥。同樣，只要是天皇下令，也會立即停止戰鬥。」「如果天皇下詔，日本在第二天就會放下武器。」「連最強硬好戰的滿洲關東軍也會放下武器。」「只有天皇的聖旨，才能使日本國民承認戰敗，並情願為重建家園而生存下去。」

當然，日本軍隊有上述內容的命令，但在前線卻顯然用不著對此進行特殊的正式教育。日軍忠實實踐這條軍紀，以至在北緬會戰中，被俘與戰死者的比例為142比17, 166，也就是1比120。而且，這142名被俘者中，除少數以外，在被俘時都已負傷或已昏迷。一個人單獨或兩三個人一起來「投降」的就更少了。在西方國家的軍隊中，陣亡者如果達到全軍兵力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時，該部隊罕有不停止抵抗的。投降者和陣亡者的比率大約是4比1。而在霍蘭迪亞（Hollandia），日軍第一次大規模投降，其比率為1比5，這與北緬的1比120已經是巨大的進步了。

然而，許多熟悉日本的有才幹的美國人，讀過來自前線的或日本方面的報道或文獻的，則持相反的意見。在日本生活過的人都非常清楚：沒有什麼比用言辭侮辱天皇或者攻擊天皇，更會刺痛日本人，並激起他們的士氣了。他們絕不相信，日本人會把我們攻擊天皇看作是攻擊軍國主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他們親眼看到，「德謨克拉西」的口號非常響亮，軍國主義名聲很臭，以至軍人外出到東京市區時都要謹慎地換上便裝，但即使在那些年代，對天皇的崇敬照樣是狂熱的。這些曾居住在日本的人士聲稱：日本人對天皇的崇敬，與「希特勒萬歲」是不能相比的，後者只不過是納粹黨興衰的晴雨表，是與法西斯的一切罪惡緊緊聯繫在一起的。

所以，對日本人來講，那些成了戰俘的美國人，光是投降這件事就夠可恥的了。即使沒有受傷、瘧疾、赤痢等等，也已經是個「廢物」而被排除在「完好的人」的範疇之外。許多美國人都曾談到，在俘虜營里，美國人發笑該是多麼危險，又是如何刺|激了日軍看守。在日本人看來，當了戰俘就已經是奇恥大辱，美國人卻居然不懂得，這對他們來講，簡直無法忍受。在美國戰俘必須服從的命令中，有許多是日本軍官要求俘虜營的看守們也必須遵守的。急行軍或是乘坐擁擠得像沙丁魚罐頭般的運輸船轉移，對日本兵說來已成家常便飯。有些美國人還說，日本哨兵反覆地嚴格要求他們隱瞞自己的違章行為，而最大的犯罪則是公開違抗。在俘虜營，戰俘白天外出築路或上工廠做工時，禁止從外邊帶回食物，但這個規定常常是一紙空文。因為只要把水果、蔬菜包起來就行。但是，如果被發現，那就是猖狂的犯罪，就意味著美國人蔑視哨兵的權威。公然向權威挑戰，哪怕是一句「頂嘴的話」，也要受到嚴厲懲罰。即使是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也嚴禁頂嘴，在軍隊中，對頂嘴一定要嚴懲。俘虜營中確實存在許多暴行和虐待。我們把作為文化習慣結果的行為和暴虐行為加以區分，並不是對暴虐行為加以寬宥。

甚至在民間，日本當權者也推行精神優越於物質條件這一信條。例如，老百姓不是在工廠里幹了12小時，又被通宵達旦的轟炸搞得筋疲力盡了嗎？他們說：「身體越累，意志、精神就越昂揚」，「越是疲倦，就越能鍛煉人。」老百姓冬天在防空洞不是很冷嗎？大日本體育會就在廣播中命令大家做禦寒體操，說體操不僅能代替取暖設備和被褥，而且可以代替一般老百姓為維持正常體力所需而又很匱乏的糧食。他們說九九藏書：「當然，也許會有人說，在現在食品缺少的時候談不上做什麼體操。此話不對。食物越是不足，我們就越要用其他方法來增強我們的體力。」這就是說，必須用額外消耗體力的方法來增強體力。美國人對體力的觀點，總是看昨天是否有了八小時或五小時的睡眠；飲食是否正常；是不是寒冷，再計算可以消耗多少體力。日本人的計算方法則根本不考慮什麼體力貯存的問題，認為那是物質主義。

這些一致認為天皇超越一切批判的論調，在習慣於認為凡是人就不能免受懷疑和批判的美國人看來，簡直是欺人之談。但是，直到戰敗，這些卻毫無疑問地仍然是日本的輿論。審訊戰俘最有經驗的人，都認為沒有必要在每份審訊筆記上寫下「拒絕誹謗天皇」的字樣。因為沒有一個戰俘願意誹謗天皇，包括那些和盟軍合作、為我們向日軍作廣播的人在內。從各地彙集的許多審訊戰俘口供中，只有三份委婉地表示反對天皇，其中只有一份居然講到：「保留天皇在位將是一個錯誤。」另一份則說天皇「是一位意志薄弱者，只不過是個傀儡」。第三份則不過猜測說，天皇可能會讓位於皇太子；如果日本廢除君主制，青年婦女也許能指望獲得她們羡慕已久的、美國婦女那樣的自由吧。

每個文化傳統中都有其關於戰爭的信條，其中有些是西歐各國所共具，儘管各有些特點。諸如，號召全力進行戰爭的動員方式，局部失敗時如何堅定信心，戰死和投降者的某種穩定比率，對戰俘的某些行動規則等等。這些在西歐國家的戰爭中都是可以預料的，因為這些國家同屬一個大的文化傳統，包括戰爭在內。

日本人與西方人在戰爭慣例上的一切差異，都是了解他們的人生觀以及對人的全部責任的看法的資料。我們的目的在於對日本的文化及行為進行系統的研究，至於那些不符合我們信條的東西在軍事上是否重要，我們不必管它。他們的每一個行為都可能很重要，因為他們提出了與日本人性格有關的許多問題需要我們解答。

在戰爭中，日本的廣播更為極端，甚至說在戰鬥中，精神可以戰勝死亡這種生理上的現實。有家廣播電台曾播送過一個英雄飛行員戰勝死亡的神話：

日本人在作戰行動中經常宣傳的另一個主題也顯示了日本生活方式。他們經常說：「全世界的眼睛如何注視著他們」，所以，他們必須充分發揚日本精神。美軍在瓜達爾卡納爾島登陸時，日軍向其部隊下達的命令是，他們現已處在「全世界」的注視之下，必須表現日本男兒本色。日本海軍官兵有一條誡令，在遭到魚雷攻擊，命令棄艦時，必須以最出色的姿態轉移到救生艇上，否則「會遭世人之恥笑，美國人會把你們的醜態拍成電影，拿到紐約去放映」。這關係到他們在全世界的觀感。對這種精神的重視，在日本文化中也是根深蒂固的。

日本為其戰爭的正義性進行辯護的那些前提與美國的恰恰相反。日本衡量國際形勢的觀點與我們也不同。美國把戰爭的起因歸之於軸心國的侵略。日本、義大利、德意志三國以征服的行動非法地破壞了國際和平。軸心國所佔領的地方，不論是滿洲國、衣索比亞還是波蘭，都證明他們推行的是壓迫弱小民族的罪惡方針。他們踐踏了「自己生存、也讓別人生存」、或者至少是侵犯了對自由企業「開放門戶」的國際準則。日本對戰爭原因則有另外的看法。他們認為，只要各國擁有絕對主權，世界上的無政府狀態就不會結束。日本必須為建立等級秩序而戰鬥。當然，這一秩序的領導只能是日本，因為只有日本是唯一的真心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等級制的國家，也最了解「各得其所」的必要性。日本在國內實現了統一和和平，平定了叛亂，建築了公路、電力、鋼鐵產業。據官方公布的數字，日本的青少年中有百分之九十九點五都受到公共學校的教育。因此，它應該幫助落後的兄弟之邦——中國。「大東亞」諸國是同一人種，日本應當首先將美國，其次是英國、俄國，從世界的這一區域內驅逐出去，使之「各得其所」。萬國均應在國際等級結構中確定其位置，才能形成統一的世界。在下一章中，我們將探討這種受到高度評價的等級制在日本文化中所具有的含義。這是日本民族創造出來的、最符合其口味的幻想。但對日本來講，最大的不幸就在於那些被日本佔領的國家，並沒用同樣的觀點來看待這一理想。儘管如此，即使是在戰敗后，日本也還不認為應該從道德上排斥「大東亞」這一理想。另外，在日本人戰俘中，連最不好戰的人，也很少指責日本對大陸和西南太平洋地區所懷抱的目的。今後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里，日本必將保持它某些固有的態度，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對等級制的信仰和信賴。這一點與我們熱愛平等的美國人，是水火不相容的。但是，我們卻必須了解等級制對日本意味著什麼，有什麼好處。

作為美國人，我們完全可以對日本人的這一系列極端行為不屑一顧，視之為貧窮民族的遁詞，或者是受騙者的幼稚妄想。但是我們如果真的這樣看待，我們就越難對付戰時或平時的日本人。他們的信條是用一定的禁忌、排斥和一定的紀律、訓練注入心中，培植得根深蒂固，絕不僅是孤立的怪癖。只有了解了這些，美國人才能懂得：日本人戰敗時承認「光有精神是不夠的」；「企圖用『竹槍』來守住陣地是幻想」這些話的真正含義。更重要的是，我們才有可能估量他們這番自白的含義：即在戰場上、在工廠中，經過與美國人的精神進行較量，日本人的精神力量是不夠的。正像他們在戰敗后所說，他們在戰爭中，「完全是憑主觀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