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轉入擴大精神自由的過渡時期，日本人或許可以藉助兩三種古老的傳統而保持平穩。其中之一就是「自我負責」精神，亦即他們所說的自己負責擦掉「身上的銹」。這一形象的語言把身體比做刀，正如佩刀者有責任保護刀的光潔，人也要對自己行為的後果負責。他必須承認並接受由於自己的弱點、不堅定和無效性而產生的一切自然後果。在日本，對自我負責的解釋遠比自由的美國更加嚴格。在這種意義上，刀不是進攻的象徵，而是理想和敢於自我負責者的比喻。在尊重個人自由的社會，這種德性將起著最有效的平衡輪的作用。而且，日本的兒童教養和行為哲學已使自我負責的德性深入人心，成為日本精神的一部分。現在日本人已經在西方意義上提出了「放下刀」（投降），但在日本意義上，他們仍將強力關注，保持心中放刀，謹防鏽蝕，保持光潔。用他們的道德術語來說，這種刀，乃是在更加自由、和平的世界也能保持其光潔的象徵。

從前所有西方人所描繪的日本人的矛盾性格，都可以從日本人的兒童教養中得到理解。這種育兒方式使日本人的人生觀中具有兩面性，每一面都不應忽視。他們在幼兒期過的是有特權和嬌縱的生活，此後在接受各種訓練過程中，他們始終保持著那種「不知恥」年代的歡樂生活的記憶。他們無須為未來描繪天堂，因為，他們過去曾有過天堂。他們描繪童年時代時所用的是他們的術語，說人性本善，眾神慈悲以及做一個日本人無上光榮。這使他們很容易把自己的道德建立在一種極端觀念上，即認為人人身上都有「佛種」（成佛的可能性），死後都能成神。這種觀念使他們固執，有相當自信，是願意干任何工作而不顧自己的能力是否相稱的思想基礎，是他們敢於堅持己見，甚至反對政府、以死力諫、以證明自己正確的思想基礎。有時，這種自信使他們陷入集體性的狂妄自大。

嬰兒出生后的頭三天不給餵奶，因為日本人要等著流出真正的奶汁。三天後，嬰兒隨時叼奶頭，或者是吃奶，或者是叼著玩。母親也以給孩子餵奶為樂事。日本人相信，餵奶是女人最大的生理快樂之一，嬰兒也最容易感受到母親的這種樂趣。乳|房不僅供給營養，而且供給喜悅和快樂。嬰兒出生后的頭一個月，不是放在小床上睡覺，就是由母親抱著。三十天後抱嬰兒去參拜當地神社。參拜后才認為嬰兒的生命紮根在體內，才能帶他自由外出。一個月過後，嬰兒就被背在母親的背上，用一根雙重帶子系住孩子的腋下和臀部，再掛過母親肩前，在腰前打一個結。天氣冷時，母親用外衣把孩子全部裹上。家裡年齡大一點的孩子——不管是男孩還是女孩——都背嬰兒，甚至玩壘球或踢石子時也背著嬰兒奔跑。尤其是農家和貧困家庭，多數是靠孩子看孩子。這樣，「由於日本的嬰兒生活在人群中，很快就顯得聰明有趣，似乎也同樣在玩著背著自己的大孩子正在玩的遊戲」。日本嬰兒四肢伸開被綁在背上，這種方式與太平洋諸島及其他地方流行用披肩裹嬰兒的方式很相似。他們都把孩子看成被動的。用這種方法育嬰，長大以後能夠隨時隨地、不拘姿勢地睡覺。日本人正是如此。但是，日本用帶子背嬰兒不至於像用披肩或包袱裹嬰兒那樣，完全培養被動性。嬰兒「在人背上會像小貓那樣自己摟著別人，……綁在背上的帶子是安全的，但嬰兒……會靠自己的努力求得最舒服的姿勢；很快，他就能掌握一種趴在背上的技巧，而不只是綁在別人肩上的包袱」。

以上就是日本人在極度擔心遭受排斥或非難時所面臨的特殊危險。如果不是感到過度壓力，他們在生活中會表現出既享受生活樂趣，也能保持幼年所培育的注意不刺傷他人的情感。這是相當了不起的成功。他們的幼年時代使他們具有了自信。罪感意識尚未形成沉重負擔。後來所受的各種束縛是為了與夥伴協調一致，義務也是相互的。儘管在某些事情上，個人願望會受到他人的干涉，但在一些規定的「自由領域」中，感情衝動仍可得到滿足。日本人一向以陶情于自然樂趣而聞名，諸如觀櫻、賞月、賞菊、遠眺新雪，在室內懸挂蟲籠子以聽蟲鳴，以及詠和歌、俳句，修飾庭院、插花、品茗等等。這些絕不像一個深懷煩惱和侵略心理的民族所應有的活動。他們在追逐享樂時也並非消沉頹廢。在日本還未從事那種不幸「使命」以前的幸福時代里，農村閑暇生活的活潑愉快，工作時的勤勞奮勉絕不遜於現代任何民族。

這塊可以隨意種植的園圃賦予我一種關於個人權利的全新感覺。……人的心中能有這種幸福感，這件事本身就使我驚異。……我這種人，從不違背傳統，從不玷污家名，從不惹父母、老師、鄰居生氣，從不損害世上任何事物，現在竟然也能自由行動了。

哥哥和姐姐都奉命要寵愛弟妹。日本幼兒在媽媽生下另一個孩子時，會充分地感到被「奪寵」的危險。失寵的孩子很容易聯想到自己時常親昵的母乳和母親的床榻就要讓給新生的嬰兒了。新寶寶誕生之前，母親會告訴孩子：這次，你會有一個活娃娃而不是「假」寶寶了，以後你就不是跟媽媽睡覺，而是跟爸爸睡了，而且把這說成似乎是一種特權。孩子對為新寶寶出生做的各種準備很感興趣。新嬰兒出生時，孩子通常都衷心感到激動和喜悅，但這種激動和喜悅很快會消失，一切都是早就預料到的，並不覺得特別難受。失寵的幼兒總想把嬰兒抱到別的地方去。他對母親說：「把這個寶寶送給別人吧。」於是母親回答說：「不，這是我們家的寶寶呀！讓我們大家都來喜歡他吧。小寶寶愛寶寶，你得幫媽媽照顧小寶寶，好嗎？」這種場面有時會反覆持續相當時間，母親對此似乎也不介意。在多子女家庭會自動出現一種調節辦法。孩子們會按間隔次序，結成夥伴，老大會照顧老三，老二則照顧老四。弟妹們也是與隔一個次序的兄姐親密。直到七八歲之前，男女差別對這種安排關係不大。

正如傑佛里·格拉所論述：「值得大書特書的是，從社會學角度看來，上述種種約束達到了極不尋常的程度。在有大家族或其他宗派集團活動的大多數社會中，當集團成員受到其他集團成員的非難和攻擊時，該集團一般均一致起而袒護。只要他繼續得到本集團的贊同，在必要時或者在遭到襲擊時，他堅信能得到本集團的充分支持，而敢於與本集團以外所有的人對抗。在日本情況則似乎剛好相反。也就是說，只有得到其他集團的承認，才能指望本集團的支持。如果外部人不贊成或加以非難，本集團也會反對他、懲罰他，除非他能使其他集團撤銷或直到撤銷這一非難。由於這種機制，『外部世界』贊同的重要地位也許是其他任何社會不能相比的。」

除了上述對付調皮孩子的各種辦法以外，還有很多習慣，培養孩子具有必要的身體技能。他們十分強調|教師要手把手地教孩子如何動作，孩子則必須老老實實地模仿。兩歲之前，父親就讓孩子盤腿端坐，兩腿盤起來，腳背貼著地板。剛開始時孩子很難做到不仰面朝天。尤其是，端坐的要領之一是強調身子要穩定，不能亂動，不能改變姿勢。日本人說，掌握端坐的訣竅就是全身放鬆，處於被動狀態。這種被動性要靠父親親手按著擺正孩子的腿。不僅坐的姿勢要學，睡覺的姿勢也要學。日本婦女重視睡姿優美，其嚴肅性猶如美國婦女不能被人看到裸體一樣。日本政府為了爭取外國人承認，曾把裸浴列為陋習，在此以前，日本人並不以公開裸浴為羞，但卻特別重視婦女的睡姿。男孩怎麼睡都沒關係，女孩則必須雙腳並緊，直身而睡。這是訓練男女有別的早期規則之一。如同其他幾乎所有的規則一樣，這種要求也是對上層階級比對下層階級更嚴格。杉本夫人（鉞子）談及她自身的武士家庭教養時說：「自我記事時起，我晚上總是小心靜靜地躺在小小的木枕上。……武士的女兒不論在什麼場合，即使睡覺時也要做到身心不亂。男孩子睡覺可以四肢叉開，呈『大』字形，手足亂放。女孩子睡覺則必須小心謹慎，曲身莊重地呈現『き』字形。這表現了一種『自製』的精神。」日本婦女告訴我，晚上睡覺時，母親或奶媽要幫她們把手腳放規矩。九*九*藏*書

男孩子在懂得「自重」和「對社會的義理」之時，還不能說已懂得日本男子應負的全部義務。日本人說：「男童從十歲起開始學習『對名分的義理』。」這句話的意思當然是「義在憎惡受辱」。他還必須學習這類規矩：在何種情況下可以直接攻擊對方，在何種情況下採用間接手段洗刷污名。我並不認為他們的意思是要孩子學會在遭受侮辱時進行反擊。男孩子小時候就已經學會對母親粗暴，與年齡相仿的孩子們爭相誹謗、抗辯，沒有必要在十歲以後再學習怎樣攻擊對手。然而，「對名分的義理」的規範要求十幾歲的少年也要服從其規定，從而把他們的攻擊方式納入公認的模式，並提供特定的處理方法。如前所述，日本人往往把攻擊指向自己而不是對別人行使暴力。學童也不例外。

日本的孩子都有玩具。父母及親友都給孩子們送布娃娃及其他玩具，有的自己做，有的是買的。窮人們則幾乎都是不花錢，自己做。幼兒用布娃娃及其他玩具做遊戲，如擺家家、當新娘、過節日等等。遊戲之前先辯論：大人是怎麼做的？有時爭論不止，就請母親裁決。孩子吵架母親就說：「貴人度量大」，勸大孩子忍讓。常用的話是：「吃虧者佔便宜」，意思是，你先把玩具讓給小孩子，過一會兒，他玩膩了，又想玩別的，這玩具還是你的。母親這個意思，三歲的孩子都能很快領悟。或者，在玩主僕遊戲時，母親會讓大孩子當僕人，說大家都高興，你也有樂趣。在日本人生活中，這種「吃虧者佔便宜」的原則，即使在成年以後，也受到廣泛尊重。

在日本家庭里，孩子學會走路后，就會做各種惡作劇。例如用手指捅破窗紙，掉在地板中間的火爐里等等。大人對這些不滿意，就誇大室內的危險，說踩門檻是「危險」的，堅決禁止。日本的房子當然沒有地下室，是靠樑柱架在地面上的。小孩踩了門檻，家裡人就會嚴肅地認為會使整個房屋坍塌變形。不僅如此，孩子們不能在兩張鋪席（榻榻米）連接處踩踏坐卧。鋪席的尺寸是固定的，房間按其多少被稱作「三鋪席房間」或「十二鋪席房間」。孩子們經常聽到這種故事：古代的武士會從鋪底下用劍把坐卧在鋪席連接處的人刺死。只有厚厚的、柔軟的鋪席最安全，鋪席的接縫處則很危險。母親常常用「危險」和「不行」來規勸幼兒，其中就包含這類感情。第三個常用規勸詞是「臟」。日本家庭的整潔是有名的，兒童自幼即受教育重視整潔。

其他女學生都種花，而她卻打算種馬鈴薯。

在下一個孩子出生以前，多數嬰兒都不斷奶。近來政府在《母親雜誌》上提倡嬰兒最好在八個月上斷奶。中等階級的母親常有人照此實行，但還遠未成為日本人的普遍習慣。餵奶極符合日本人的感情。他們認為那是母親的最大快樂。逐漸採用新習慣的人們把縮短哺乳期看成是母親為孩子幸福而忍受的犧牲。他們同意新規定，認為「長期餵奶對孩子身體不好」，並批評不讓孩子斷奶的母親是自我放縱，沒有自制力。他們說：「她說沒辦法讓孩子斷奶，沒那回事」，「那是她下不了決心」，「她就是想讓孩子一直吃她的奶」，「是為了她自己快樂」。由於這種態度，八個月斷奶的習慣當然不可能普及。另外還有一個斷奶晚的實際原因。日本人沒有給剛斷奶幼兒吃特別食品的習慣。斷奶的孩子應喂以稀粥，但大部分是從吃母奶一下子就轉到吃成人普通食品。日本人的飲食中不包括牛奶。另外他們也不為嬰兒準備特殊蔬菜。在這種情況下，自然有理由懷疑政府倡導的「長時間哺乳對孩子身體不好」是否正確。

這種年齡的孩子們常常互相議論對方的家庭和財產，他們特別炫耀自己的父親。如說：「我爸爸比你爸爸本事大」，「我爸爸比你爸爸聰明」，等等。這都是他們經常的話題。甚至為誇耀各自的父親而打架。這類行動，在美國人看來都是不值得介意的事情。而在日本，孩子們自己這類說法與他們耳聞的完全兩樣。大人都謙稱自己家是「敝宅」，尊稱鄰居的家為「府上」；稱自己的家庭為「寒舍」，稱鄰居家庭為「貴府」。日本人都承認，幼兒期的數年間，從形成遊伴到小學三年級，亦即大約直到九歲左右，是強烈主張個人本位主義的。他們有時說「我當主君，你當家臣」，「不行，我不當家臣，我要當主君」，有時炫耀自己，貶低別人。總之，孩子想說什麼就可以說什麼。隨著年齡的增長，他們知道這些話不能說，於是，他們就靜靜地等著，不問就不張口，再也不炫耀了。

女孩子必須遵守各種各樣的約束，這種義務要她們自己直接承擔，無須父母強制。父母親對女孩子的家長權不是通過體罰，而是通過平靜而堅定的期待，希望女兒按照要求來生活。下述事例是這種教養方法的一個極端例子，值得加以引用，它說明了女孩子所受的那種不甚嚴厲、似有特權的教養的特點，即一種無權威的壓力。稻垣鉞子從六歲起就由一位博學的儒者教授漢文經典：

孩子對父親，他只能表現尊敬。對孩子而言，父親是等級制上高層次的代表。用日本人的常用術語來說，就是「為了訓練」，孩子必須學習對父親表示應有的尊敬。日本的父親幾乎比西方任何國家的父親都較少承擔教育子女的任務。教育孩子的事完全交給婦女。父親對孩子有什麼要求，一般只是用眼神示意或者只是講幾句訓誡的話。而且，由於這種情況很不常見，孩子們都立刻聽從。在工余時間他會給孩子做點玩具。在孩子早已學會走路后，父親才有時也抱抱孩子，背著他來回走動（母親當然也抱）。對這段年齡的幼兒，日本的父親有時也做些育兒的工作，而美國的父親一般都委託給孩子母親。

教授傳統的書法時也是老師把著小孩的手教。這是為了讓孩子「體會感受」。在孩子還不會寫字甚至還不認字之前，就讓他們體會那種慢條斯理、有板有眼的運筆方法。在近代大班教學中，這種教授法不像以前那麼常見了，但仍時有所聞。行禮、用箸、射箭以及背枕頭以代替背嬰兒，都是手把手地教孩子運指並把身體擺正。

這種「像真絲一樣柔軟卻很堅韌」的「希望」之所以能夠收到如此好的效果，原因之一就是每一種工藝和技術的訓練都非常明確。女孩子學到的是習慣，而不僅僅是規則。幼兒期的正確用箸，進入房間時的姿態，以及成年後學習茶道和按摩，無一不是由長輩手把手教，反覆不斷地練習，直至嫻熟形成習慣。長輩們從不認為孩子們到時候就「會自然而然地學到」正確習慣。杉本夫人描寫她十四歲訂婚後如何學習伺候未來的丈夫用餐。在此之前，她一次也沒見過未來的丈夫。丈夫在美國，她在（日本的）越后。可是，在母親和祖母的親自監廚之下，她一而再、再而三地「親自下廚做幾樣據我哥哥說是松雄（未來的丈夫）特別愛吃的食品。我假想他就坐在我身旁，我為他夾菜，並且總是勸他先吃。這樣，我學習關心未來的丈夫，使他感到愉悅。祖母、母親也總是裝作松雄就在眼前似的問這問那。我也很注意自己的服飾和動作，好像丈夫真的在房間里。如此這般，使我學會尊重丈夫，尊重我作為他妻子的地位」。

這種學齡前的兒童集團相互之間毫無拘束。在西方人看來，他們有許多遊戲是毫不害臊地干一些猥褻事情。孩子們有性的知識，是因為大人隨便談論，也由於日本家庭居室狹窄。而且，母親逗孩子、給孩子洗澡時，也常常指戳生殖器，尤其是男孩的陰|莖。只要注意場合和對象，日本人一般不責備孩子的性遊戲。手|淫也不認為是危險的事情。夥伴之間隨便相互揭醜（若是大人，這種揭醜會是侮辱），相互炫耀（若是大人這種自炫會引起恥辱感）。而對孩子，日本人卻平靜地笑著說：「孩子是不知什麼叫羞恥的」，並補充說：「因而他們才如此幸福。」這就是幼兒與成人之間的鴻溝。因為，如果說哪位成年人「不知羞恥」，就等於罵那個人死不要臉。

但是，日本人的做法並不是這樣。日本的人生曲線與美國的人生曲線正好相反。它是一根很大的淺底U字形曲線，允許嬰兒和老人有最大的自由和任性。隨著幼兒期的過去，約束逐漸增加，結婚前後個人自由降至最低線。這個最低線貫穿整個壯年期，持續幾十年，此後再次逐漸上升。過了六十歲，人又幾乎可以像幼兒那樣不為羞恥和名譽所煩惱。在美國，我們這種曲線是倒過來的，幼兒教養非常嚴格，隨著孩子日益成長而逐漸放鬆，待至他找到能夠自立的工作、有了自己的家庭，就幾乎可以不受別人的任何掣肘。在我們這裏，壯年期是自由和主動性的鼎盛時期。隨著年齡的增長，精力日益衰退，以至成為他人的累贅，就又要受到約束。按照日本那種模式來安排人生，美國人連想都想不到，似乎那是與現實背道而馳的。

杉本夫人有幸摘掉了菊花上的這些細線圈，這時，她的激動心情是歡悅而純真的。盆栽的菊花，其花瓣一直受人擺弄，一旦回復自然，就顯出滿心歡悅。但是，今天，在日本人中，不考慮他人的期望，對「恥」的壓力提出懷疑，這種自由可能破壞他們生活方式的微妙平衡。在新的局面下，他們必須學習新的制約方式。變化是要花費代價的。建立新觀點和新道德是不容易的。西方人不能設想日本人會立即採用新道德，並真正變成他們自己的東西，但也不應以為日本最終不會建立一套比較自由、比較寬容的倫理規範。生活在美國的「二世」日本人已經沒有日本道德的知識和實踐，他們的血液中也絲毫不存在要墨守其父母出身國日本習慣的東西。同九-九-藏-書樣，生活在日本國的日本人，也有可能在新時代里建立起一種不要求過去那樣自製義務的生活方式。菊花完全可以摘除金屬線圈，不經人工擺布而照樣秀麗多姿。

這是一個嶄新的世界。

我家花園中有一塊土地特意讓它荒蕪以保持天然野趣，但又總有人修剪松枝，整飾樹籬。每天早晨老大爺還要清掃石階，把松樹下那塊地方掃乾淨，然後把從林中采來的嫩綠松針細心撒在上面。

日本人性格的二元性造成種種緊張。對這種種緊張，日本人的反應並不一樣。雖然每個人都要對同一個基本問題作出自己的決定，即如何協調兒時那種縱情無慮、處處受人寬容的經驗與後來生活中那種動輒關係到自身安危的種種束縛，許多人都感到難以解決這個問題。一些人像道學家那樣，一絲不苟地約束自己的生活，唯恐縱情無慮會與實際生活發生衝突。正因這種縱情無慮並不是幻想，而是確曾有的經歷，這種恐懼也就更加嚴重。他們態度超然，墨守自己所制定的規則，並由此認為自己就是能發號施令的權威。有些人則更加意識分裂。他們害怕自己心中鬱積的反抗情緒，而以表面的溫順來加以掩飾。他們把思慮耽溺於日常瑣事，以防止意識到自己的真實感情。他們每天只機械地演習那些基本上毫無意義的生活常規。另有些人，由於對兒時生活感情更深，長大成人後面臨社會對他們的一切要求，感到嚴重焦慮。他們試圖更加依賴別人，但年齡已不允許。他們感到任何失敗都是對權威的背叛，從而動輒陷入緊張激動，凡不能以常規處理的意外情況都使他們感到恐懼。

六年制小學畢業後繼續升學的少年（其人數約佔人口的15％，男童比例較高）立刻就進入激烈的中學入學考試競爭。競爭涉及每個考生和每門學科，這些少年也就馬上要承擔「對名分的義理」的責任。對於這種競爭，他們並無逐漸積累的經驗，因為在小學和家庭里都是盡量把競爭降低到最低程度的。這種突然而來的新經驗，使競爭更加激烈和令人擔憂。競爭名次、懷疑別人有私情等等。但是，日本人在緬懷往事時談得多的卻不是這種激烈的競爭，而是中學高年級學生欺侮低年級學生的習慣。高年級學生對低年級學生頤指氣使，想盡辦法欺侮。他們讓低年級學生表演各種受捉弄的屈辱噱頭。低年級學生一般對此都十分憎恨。因為，日本的男孩子是不會把這些事當做開玩笑的。一個男孩子被迫在高年級學生面前奴顏婢膝、四腳爬行，事後，他會咬牙切齒，策謀報復。而且，由於不能立即報復，就更加懷恨在心，耿耿於懷。他認為這事關係到「對名分的義理」，是道德問題。也許，幾年之後，他會利用家庭勢力把對方從職位上拉下來；或者磨礪劍術或柔道，畢業之後在通衢大道上當眾報復，使對方出醜。總之，如果不能有朝一日報此仇，就覺得「心事未了」。這正是日本人競尚復讎的一個主要原因。

婦女需要兒子也不僅是為了感情上的滿足，而且是因為婦女只有當了母親才有地位。無子女的妻子在家庭的地位最不穩定，即使不離婚，也不能指望有一天能當婆婆，對兒子的婚姻和兒媳行使權力。為了延續家系，她的丈夫可能收養子，但按照日本人的觀念，不生孩子的妻子仍然是個失敗者。日本的婦女希望多生子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前半期，平均出生率是31.7‰，甚至比東歐多子女的國家還高。美國1940年度的出生率是17.6‰。日本人母親生孩子的年齡很早，多數是在十九歲就生孩子。

這種經驗對培養日本成年人明顯害怕嘲笑和輕蔑是一種肥沃的土壤。我們無法肯定幼兒到幾歲時才懂得哪種嘲弄是拿他開玩笑，但他早晚會懂得的。懂得了以後，這種受人嘲弄的意識就與害怕失去一切安全與親密的恐懼感結合在一起。長大成人後受到別人嘲笑時，幼兒期的這種恐懼仍然留有陰影。

經年累月，漆坯上的漆層塗得越厚，做出來的漆器就越貴重。一個民族也同樣如此。……人們講到俄羅斯人時說：「剝開俄羅斯人的外表，出現的是韃靼人」；對於日本人，人們也可以說，「剝掉日本人的外皮，除掉它的漆層，露出來的是海盜」。但請不要忘記：日本的漆是珍品，是製作工藝品的材料。它不是掩蓋瑕疵的塗料，沒有絲毫雜質，至少與坯質同樣精美。

這種地位的變化把幼兒期的嘲弄以新的嚴肅認真的態度傳導給正在成長的少年男孩。到了八九歲，孩子有時就要受到家裡人真正的排斥、打擊。如果老師向家裡報告說他不聽話或有不遜的舉動，或者操行分不及格，家裡的人便不理睬他。假如店主人指責他做了某種淘氣的事，那就意味著「侮辱了家庭名聲」，全家人都會批評指責他。我認識的兩位日本人在十歲以前曾經兩次遭到父親逐出家門，又因為羞恥，也不敢到親戚家去。他們在學校受到老師的處罰。當時，這兩個人都只好待在外邊的窩棚里，後來被母親發現，經母親調解才得以回家。小學的高年級孩子有時被迫關在家裡「謹慎」，即「悔過」，專心致志地寫日本人十分重視的日記。總之，家裡人都把這個男孩看做他們在社會上的代表。小孩遭到了社會的非難，全家人就反對他。他違背了「對社會的義理」，就別指望家庭的支持，也不能指望同齡人的支持。他犯了錯誤，同學就疏遠他，他必須賠不是併發誓不再犯，否則夥伴們就不理他。

在戰後重建日本的事業中，關懷日本前途的領導者們，對戰前日本成年學校和軍隊中這種侮辱青少年、戲弄青少年的習俗應當給予特別注意。應當充分強調「愛校精神」，以及「老同學關係」，以消除大欺小、高壓低的習俗。在軍隊中必須切實禁止虐待新兵。雖然老兵對新兵應當進行嚴格訓練，正如日本各級軍官一樣，堅持嚴格要求在日本不算侮辱，但嘲弄、虐待則是侮辱。在學校和軍隊中，凡是上級生或老兵讓下級生或新兵搖尾裝狗、學蟬鳴，或者在別人吃飯時間讓他們「立大頂」，都必須受到懲罰。如果能有這種變化，那對日本的再教育將比否定天皇的神格以及從教科書中刪除國家主義內容更加有效。

嘲弄還有別的形式。母親走到父親的身旁對孩子說：「我不愛你，我愛你爸爸，因為你爸爸是好人。」孩子就萬分嫉妒，要把父親和母親分開。母親就說：「爸爸不像你，不在家裡亂喊亂叫，也不亂跑。」於是，孩子頓著腳說：「你撒謊，騙人！我並沒那樣做，我是好孩子。你不喜歡我嗎？」玩笑開夠了，父母相視而笑，他們不僅用這種辦法嘲弄男孩，也同樣嘲弄女孩。

儘管幼兒期的特權生活對日本人有各種影響，但他們並不認為童年後期以恥感為道德基礎的各種約束純粹是剝奪特權。如前所述，自我犧牲是基督教的概念之一，日本人則常常攻擊這種看法，否認他們犧牲自己的觀念。即使是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他們也說是「自覺自愿」為「盡忠」、「盡孝」或為「義理」而死，並不認為屬於自我犧牲的範疇。他們說，這樣自願死去正是達到他所要達到的目標；否則就是「犬死」，意思是無價值的死。在英語中，「dog's death」是指窮愁潦倒而死，日本人不是這個意思。至於那些不甚極端的行為，在英語中也稱作self-sacrificing（自我犧牲），日語中則屬於「自重」範疇。「自重」常常意味著克制，克制與自重具有同等價值。大事業只有克制才能做到。美國人強調，自由是實現目標的必要條件，生活體驗不同的日本人則認為僅此是不夠的。他們認為克制才能使自我更有價值，這種觀念是他們道德律的一個主要信條，否則，他們怎能控制那種充滿衝動的危險的自我？這些衝動是有可能衝出來搞亂正常生活的！正如一位日本人所說：

少女不學習「對名分的義理」的準則，沒有男童那種在中等學校及軍隊訓練中的體驗，也沒有類似的體驗。她們的生活遠比男子平穩。自從她們懂事的時候起，她們就受到一種教育：無論什麼事情都是男孩當先，禮品、關懷，女孩都是沒有份的。她們必須尊重的處世規則是，不容許有公然表白自我主張的特權。儘管如此，她們在嬰幼時期也和男童一樣享受了日本幼兒的特權生活。特別是當她們還是幼|女時，可以穿鮮紅的衣物。長大成人後，那種顏色的衣物就不能再穿了，直到第二個特權時期開始，即六十歲后才能再穿。在家庭里，她們也像其兄弟一樣，可以受到彼此不睦的母親和祖母雙方的寵愛。另外，弟弟或妹妹總是要姐姐，也要家裡的其他人跟他「最親」。孩子們要求與她同睡，以表示最親。而且她常常把祖母給予的恩惠分給兩歲的幼兒。日本人不喜歡單獨睡覺。夜裡，幼孩可以把被子緊挨著他喜歡的年長者。「你對我最親」的證據就是兩個人的睡床緊挨在一起。九歲或十歲以後，女孩子被男童的遊戲夥伴排除在外了，但還可以在其他方面得到補償。她們可以炫耀新的髮型。十四歲至十八歲姑娘的髮型，在日本是最講究的。她們可以穿上絲綢衣服，而以前只能穿棉布衣服。這時，家裡人也千方百計打扮她們，讓她們更加漂亮。這樣，女孩子也得到了某種程度的滿足。

對超自然神靈的態度，孩子們是在家裡學的。神官和僧侶並不「教」孩子。一般說來，孩子有組織地接觸宗教只是在民族節日或祭日，同其他參拜者一起接受神官灑的祓災水。有些孩子被帶去參加佛教儀式，也大都是在特別祭祀日。經常的也是最深刻的宗教經驗常常得自以家庭佛壇https://read.99csw.com和神龕為中心而舉行的家庭祭祀。特別突出的是祭祀家族祖先牌位的佛壇，那裡供著鮮花、香火及某種樹枝。每天還要供奉食品。家庭中的年長者要向祖先報告家裡發生的一切大事，每天跪拜。傍晚要點上小小的油燈。人們常說，不願意在外面宿夜，因為離開家裡這一套祭告，心裏不踏實。神龕是一個簡單的棚架，供奉從伊勢神宮取來的神符之類，也可以放各種各樣的供品。廚房裡還有被煙熏黑的灶神，窗戶和牆壁上貼著許多護符。這些護符都是保證全家安全的。村裡的鎮守神殿同樣是安全的地方，因為有大慈大悲的眾神鎮守。母親們喜歡讓孩子到安全的神殿內玩耍，孩子們的經驗中沒有害怕神的說法，也沒有必要使自己的行為符合神意之類。眾神受人禮拜，又轉而賜福人間。他們不是當權者。

杉本夫人在另外一個地方描寫她的祖母，言簡意賅地說明了日本父母態度的一個最顯著特點：

三四個月以前嬰兒要繫上尿布，布質很粗厚，日本人常抱怨他們的羅圈腿是尿布造成的。過了三四個月，母親就教他便溺：估量好時間，把嬰兒帶到戶外，用手托著嬰兒的身子，用單調的低音吹著口哨，等著孩子便溺。孩子也能聽懂這一聽覺刺|激的目的。人們公認，日本的嬰兒像中國嬰兒一樣，很早就學會了便溺。嬰兒尿床時，有些母親擰小孩的屁股，但一般都只是訓斥一番，並把記性差的嬰兒更頻繁地帶到戶外教他便溺。拉不出大便時就給嬰兒洗腸，或給他服瀉藥。母親們說這樣是為了讓嬰兒舒服些。學會大小便習慣后就可以不帶那種不舒服的尿布了。日本的嬰兒肯定覺得尿布不舒服，這不僅因為它粗厚，而且因為每當尿濕以後沒有立刻換尿布的習慣。不過，嬰兒還太小，不懂得學會便溺與摘除不舒服的尿布之間的聯繫。他們只體驗到每天必須如此，不能逃避。而且母親把孩子便溺時要盡量讓嬰兒的身體離遠點，抱緊點。這種無情的訓練為嬰兒長大成人後服從日本文化中最煩瑣的強制性做好了準備。

在日本，分娩與性|交一樣隱秘。產婦在陣痛時不能大聲呻|吟以避免讓人知道。母親要提前給嬰兒準備新被褥和小床，因為，新生嬰兒不睡新床不吉利。貧苦家庭買不起新床，也要把被料和棉花洗凈，做成「新」被。小被褥也不像大人的那樣板硬，而且很輕。據說娃娃在自己的床上睡得更香。但在心靈深處他們讓嬰兒分床睡覺，其根據仍然是一種「感應巫術」，即新人必須睡「新」床。嬰兒的睡床雖然靠近母親的睡床，但直到嬰兒長大，懂得要求與母親同睡時才和母親睡在一起。他們說，也許要滿一周歲，嬰兒才會伸出雙手，提出這種要求。那時，嬰兒才由母親摟著睡。

六七歲以後，「謹言慎行」、「知恥」，這類責任逐漸加在他們身上，而且背後有強大的壓力，如果有過錯，家庭就會反對他。這種壓力雖非普魯士式的紀律，卻無法逃避。在具有特權的幼兒時代，有兩件事情為這種必須履行義務奠定了基礎：一件是父母固執地訓練其便溺習慣和糾正各種姿勢；另一件是父母常常嘲弄孩子，嚇唬說要遺棄他。這些幼年時代的經驗使孩子們有所準備，能夠接受嚴格的約束，以免被「世人」恥笑、遺棄。他要抑制幼兒時期無拘無束、公開表達的那些衝動。那些衝動並不是不好，只是因為已不合時宜了。他現在正進入嚴肅的生活。隨著童年特權的逐漸遭受否定，他被允許享受成人的更大享樂，但幼年時代的那些經驗絕不會真正消失。他們的人生哲學隨時從童年吸取經驗。他承認「人情」，這也是回復到幼時的經驗。整個成年期間，在其生活的「自由領域」內，他又重新體驗幼年時代。

但是，日本人的自我要求卻非常之多。為了避免遭受世人疏遠和毀謗等重大威脅，他們必須放棄剛剛嘗到甜頭的個人樂趣。在人生重大事情上他們必須抑制這些衝動。極少數違背這些規矩的人甚至將有喪失自尊的危險。自尊（自重）的人，其生活準繩不是明辨「善」、「惡」，而是迎合世人的「期望」，避免讓世人「失望」，把自己的個人要求埋葬在群體的「期望」之中。這樣的人才是「知恥」

日本的幼兒並不是像愛思考的西方人所設想的那樣撫養成長的。美國父母訓練幼兒準備適應的生活，遠不是日本那樣謹慎克制的生活。然而，我們（美國父母）從一開始就教育嬰兒，要他們懂得，在這個世界上，他們那些小小的願望並不是至高無上、都必須滿足。我們規定一定的授乳時間和睡眠時間，時間未到之前，不管嬰兒怎樣哭鬧也要讓他等待。稍大一點，每當嬰兒含手吮指或觸摸身體其他部位，母親就會敲他的手指加以禁止。母親常常不在孩子身邊。而且，母親外出時，嬰兒必須留在家裡。當嬰兒戀奶仍然超過其他食物時也要讓他斷奶。如果是用奶瓶餵養，則不給他奶瓶。有些食物對身體無益，孩子卻必須吃。不按規定，就要受罰。美國人會很自然地設想，日本幼兒一定會受到加倍嚴格的訓練，因為日本幼兒長大以後必須克制自己的慾望，十分小心謹慎地嚴格遵守道德準則。

男人們也是既有時恣情放縱，也有時節制謹慎，視不同場合而定。男人的最大樂趣是與男友一起喝酒，如有藝妓陪坐則更愜意。日本人樂於醉酒，沒有必須節制飲酒的規矩。兩三杯酒下肚以後，就會解除平常嚴肅拘謹的姿態，喜歡相互倚躺，親密無間。醉酒者除極少數「難以相處的人」會發生吵鬧以外，一般很少看見粗暴行為或打架。除了在喝酒這種「自由領域」之外，日本人說，男人絕不能幹別人討厭的事。如果一個人在其生活的重要方面被人指責為討厭，那就是僅次於日本人常用的罵人話「馬鹿」（混蛋）。

這種嘲弄之所以會在二至五歲的孩子心靈中引起更大的恐慌，是因為家庭確實是安全與自在的天堂。父親與母親之間，無論在體力上還是在感情上都有明確的分工，在孩子面前，他們很少以競爭者的姿態出現。母親或祖母承擔家務，教育孩子。她們都鞠躬如儀地侍候父親、崇拜父親。家庭等級制中的座次十分明確。孩子們知道，年長者有特權，男人有女人沒有的特權，兄長有弟弟沒有的特權。但是，一個孩子在他一生中的幼兒期間則受到家庭內所有人的嬌寵，男孩子尤其如此。無論是對男孩還是女孩，媽媽永遠是一個什麼願望都答應滿足的人。一個三歲男孩可以向母親發泄無名怒火。他對父親絕不表示任何反抗，卻可以對母親和祖母暴跳如雷，發泄受父母嘲弄以及要被「送給別人」的鬱憤。當然，所有的男孩不一定都脾氣暴躁。但是，無論是在農村還是在上流家庭，脾氣暴躁是三歲到六歲孩子的通病。幼兒一個勁地用拳頭打母親，又哭又鬧，極盡粗暴之能事，最後，把母親珍惜的髮髻弄亂。母親是女人。而他，即使只有三歲也毫無疑問是個男子。他甚至以粗暴發泄、無端攻擊為樂。

日本人訓育孩子，除訓誡與嘲弄之外，另一個重要的手段是轉移孩子的注意力，甚至隨時給孩子吃糖果也被認為是轉移注意力的辦法之一。隨著孩子接近學齡，就會採用各種「治療」方法。如果孩子脾氣暴躁、極不聽話、喜歡吵鬧，無法管束，母親就把他們帶到神社或寺院去。母親的態度是「讓我們求神佛給治療吧」。多數場合相當於一次愉快的郊遊。施行治療的神官或僧侶與孩子嚴肅談話，問孩子的生日和他的壞毛病。然後退至后屋祈禱，再回來宣布病已治好。有時則說，孩子淘氣是因為肚子里有蟲子。於是，他給孩子做祓，清除蟲子，然後讓他回家。日本人說這種方法「短時有效」。也被認為是「良藥」。把一種盛滿干艾粉的小型圓錐形容器放在小孩的皮膚上，點火燃燒，叫做「灸」。其斑痕留在身上一輩子。艾灸是東亞一帶古老的流行療法。日本也有這種傳統，用它來治療各種疾患。艾灸還可以治脾氣暴躁和固執己見。六七歲的小孩就是如此接受母親或祖母的「治療」。難治之症甚至要治二次。但很少需要用三次來「治」孩子淘氣的。艾灸並不是懲罰，不是美國人說的「你這麼干，我可要揍你！」那是懲罰。但艾灸的苦痛遠甚於挨打，孩子們於是懂得，不能淘氣，否則要受懲罰。

而謹慎的善人，才能為自己的門庭、家鄉和國家增光。如此產生的緊張感非常強烈，表現為一種巨大力量，使日本成為東方領袖和世界一大強國。但對於個人，這種緊張感則成了沉重負擔。人們高度緊張，唯恐失敗，唯恐自己付出巨大犧牲從事的工作仍不免遭人輕視。有時他們會爆發積憤，表現為極端的攻擊性行動。他們被激起進行攻擊之時，並不是像美國人那樣出自自己的主張或自由受到威脅，而是因為察覺到自己受到侮辱或誹謗。這時，他們那危險的自我，如果可能，就會向誹謗者發泄；如不可能，就向自己發泄。

孩子可以對祖父母縱情撒嬌，雖然祖父母同時又是受尊敬的對象，祖父母並不承擔教育孩子的角色。雖然也有的祖父母因對幼兒教育鬆弛不滿，自己來承擔教養角色，但這畢竟會產生一大堆矛盾。祖母通常一天到晚守在孩子旁邊。而且，在日本家庭里，婆婆與媳婦爭奪孩子的事極為普遍。從孩子的角度看，他可以獲得雙方的寵愛。從祖母的角度看，她常常利用孫子來抑制兒媳。年輕的母親要討取婆婆的歡心，這是她一生中最大的義務。因此，不管祖父母怎樣嬌縱孫子，媳婦也不能提出異議。常常是，媽媽說不能再給糖果吃了，祖母卻馬上又給，還要含沙射影地說：「奶奶給的點心沒有毒。」在許多家庭里，祖母給孩子的東西都是母親弄不到的，她也比母親有更多的閑暇陪孩子玩耍。

母親工作時把嬰兒放在睡床上，上街時背在背上帶著走。母親對嬰兒說話，哼小曲給他聽，讓他做各種各樣的禮貌動作。母親給別人還禮時也晃動嬰兒的頭和肩讓他鞠躬致九九藏書意。總之，嬰兒像大人一樣。每天下午，母親給嬰兒洗浴，然後讓他坐在膝上逗著玩。

日本人使用的某些象徵，有助於了解因兒童教養的不連續性而造成的兩面性格。幼年期建立的一面是「不知恥的自我」。這使他們成年後不免常對鏡自照，以窺測自己還保存多少兒時的天真。他們說，鏡子「反映永恆的純潔」，既不會培養虛榮心，也不會反映「妨我」，而是反映靈魂的深處。人會從中看到自己「不知恥的自我」。在鏡子中，他把自己的眼睛看做是靈魂之「窗」，這有助於使他作為一個「不知恥的自我」而生活。他在鏡子中看到理想的父母形象。據說頗有人為此而鏡子不離身。甚至有人在佛壇上放一面特別的鏡子，以靜觀自身，反省自己的靈魂。他「自己祭自己」，「自己拜自己」。這雖然不尋常，但並不費事。因為所有家庭的神龕上都放有鏡子作為神器。戰爭期間，日本的廣播電台曾特意播送過一首歌，讚揚幾位女學生自己掏錢買一面鏡子放在教室里。人們毫不認為這是虛榮心的表現。而說這是她們心靈深處重新煥發的、為沉毅的目標而獻身的精神。對鏡自照是一種測試精神高尚的外觀活動。

對孩子嬌縱的國民都非常希望有孩子。日本人正是這樣。像美國的父母一樣，他們要孩子首先是因為喜愛小孩是一種快樂。但日本人要孩子卻不僅是為了獲得感情上的滿足，而且是因為，如果斷絕了家族血統，他們就會成為人生的失敗者。這在美國卻不是那麼重視。每個日本男子都一定要有兒子，他們要兒子是為了自己死後有人在佛壇靈前跪拜，是為了綿延家系，傳宗接代，保持家門榮譽和財產。由於傳統的社會原因，父親需要兒子，就跟幼兒需要父親一樣。兒子將來總要取代父親，但這並不是撇下父親，而是為了讓父親安心。在若干年內，父親仍然管理「家務」，以後再由兒子接班。如果父親不能把家務讓給兒子，那他自己那種角色就沒有意義。這種根深蒂固的連續性意識使成年的兒子對依靠父親不像西方民族那樣感到可恥和不體面，即使這種狀況延續的時間要比美國長得多。

在這段年齡以前，女孩子的教育與男孩子的教育沒有本質的區別，只在細微末節上有點差異。女孩子在家裡比兄弟受的約束要多些，事情也要多做些，雖然小男孩有時也得看護嬰兒。在接受贈禮和關懷時，女孩子總得屈居末位。她們也不能像男孩子那樣脾氣暴躁。但是，從亞洲少女來說，她們有驚人的自由。她們可以穿鮮紅的衣服，與男孩子一起在外面玩耍吵鬧，而且常常毫不服輸。她在幼兒期也「不知恥」。從六歲起到九歲，她們逐漸懂得對社會的責任，其情況和體驗與男孩大致相同。九歲以後，學校就男女分班，男孩子們逐漸重視新建立的男性團結。他們排斥女孩子，害怕被人看見和女孩子說話。母親也告誡女孩子不要與男孩子交往。據說這種年齡的少女動輒憂鬱寡歡，不喜外出，難於教育。日本的婦女說這是「童歡」的終結。女孩的幼年期因被男童排擠而結束。此後，多少年，她們的人生道路只能是「自重再自重」。這一教導將永遠持續，無論是訂婚之時，還是結婚以後。

妻子則沒有同樣的特權。她的義務是對丈夫保持忠貞。即使被勾引，也只能偷偷進行，日本婦女很少能隱秘私戀而不被發現。神經過敏或心緒不寧的婦女被說成患有「歇斯底里」。「婦女最常受到的困難不是社會生活，而是性生活，很多精神不正常的婦女以及大多數的歇斯底里（神經過敏、心緒不寧）患者，顯然是由於缺乏性協調。婦女只能靠丈夫隨意來滿足性|欲。」須惠村的農民們說，大多數婦女病「始於子宮」，而後蔓延至頭部。丈夫如果只迷戀其他女人，妻子就會求助於日本人通認的手|淫習慣。自農村以至高貴家庭，婦女都秘藏有用於這種事的傳統器具。在農村，婦女如果生過孩子，就可以相當隨便地談論性言行。在當母親以前，關於性的玩笑她一句也不說，當了母親以後，隨著年齡的增長，這種玩笑就充斥于男女混雜宴會之時。她們還會配合猥褻小曲的節拍，扭腰擺臀，毫無顧忌地跳色情舞蹈，以饗座客。「這種餘興必定引起鬨堂大笑」。在須惠村，士兵服役期滿回鄉時，村裡人都到村外迎接。這時，婦女們女扮男裝，互開下流玩笑，佯裝要強|奸年輕姑娘。

嬰兒一般在能夠聽懂別人說話以後斷奶。在這以前，吃飯時母親抱著嬰兒坐在全家飯桌旁喂一點食物。斷奶后他們吃的食物量增多。這時，有些孩子還是要吃母奶，餵養就成了問題。對於有了下一個孩子而不得不斷奶的孩子來說，就更容易理解。母親不時地給他們吃點心，讓他們不要戀奶。母親有時在奶頭上塗上胡椒面。但所有的母親都嘲弄幼兒說，如果要吃奶，那就還只是個小娃娃。她們說：「看你表弟，他才是個大人哩！他的年紀和你一樣小，卻不要吃奶。」「瞧！那小孩在笑話你嘿。你已經當哥哥了還要吃奶。」兩歲、三歲，甚至四歲還玩媽媽奶頭的孩子一發現年紀大一點的孩子走進來，就會突然放開奶頭，裝出沒那回事的樣子。

這種偽裝的天然野趣對杉本夫人來說，就是她被教訓的那種偽裝的意志自由的象徵。這種偽裝在日本隨處可見。日本庭園中一半埋在地下的巨石都經過精心挑選，從別處運來，並以小石塊鋪底。巨石的布置要與流泉、屋宇、矮叢、樹木相襯。菊花也是盆栽，準備參加每年到處都要舉辦的菊展。每朵花瓣均經過栽培者的細心修整，並且常用看不見的金屬線圈維繫，以保持其形姿。

在孩子心目中培植「觀我」觀念以前，日本人就已發生對鏡子的感情。他們照鏡時並未看見「觀我」，但鏡中所反映的自我恰如他們自己的童年時代一樣，自然是善良的，無須用「恥」來開導。他們賦予鏡子的這種象徵性也成為自我修養以求「圓熟」的基礎。在這種自我修養中，他們堅持不懈地消除「觀我」，以求復歸兒時的直率天真。

不用說，近代日本的中學及軍隊中上述事態之所以具有這種性質，來自日本古老的嘲笑和侮辱習俗。日本人對這類習俗的反應也並非中等以上學校和軍隊創造的。不難看出，在日本由於有「對名分的義理」的傳統規範，嘲弄行為的折磨人就比在美國更難忍受。儘管受嘲弄的集團到時候會依次虐待另一個受難集團，但這並不能防止那個被侮辱的少年千方百計要對虐待者進行報復，這種行為方式和日本的古老模式也是一致的。在許多西方國家中，找替罪羊來發泄積憤是常見的民間習俗，日本則不是這樣。例如，在波蘭，一個新學徒或年輕的收割手被嘲弄以後，他不是向嘲弄者泄恨，而是對下一代徒弟或收割手發泄。日本的少年當然也有用這種方法消除怨恨的，但他們最關心的還是直接報復。被虐待者必須直接報復虐待者才「感到痛快」。

男孩入學二三年之後，才真正開始訓練，把他們納入成年人那種謹慎的生活模式。在這以前，孩子學習控制身體。如果太淘氣，就「治療」他的淘氣，分散他們的注意力。他受到的是和藹的規勸，有時受點嘲笑。但他可以任意行事，包括對母親粗暴。他的小自我中心得到助長，剛開始上學沒有什麼大變化。最初三年是男女同校。而且，男女老師對孩子都很喜愛，與孩子平等相待。不過，家庭和學校都一再囑告他們不要使自己陷入「難堪」。孩子年齡尚小，不知道「羞恥」，但卻必須教導他們不要使自己「難堪」。比如，有個故事里的男孩，本來沒有狼，竟瞎喊「狼來了！狼來了！」來愚弄別人。如果你們也這樣，人們就會不相信你。那確實是很難堪的事。許多日本人說，他們做錯事的時候，第一個嘲笑他們的是同學，而不是老師或家長。確實如此，在這段期間，家裡年長者的工作不是嘲笑自己的孩子，而是逐漸把受人嘲笑和必鬚根據「對社會的義理」而生活這種道德教育結合起來。孩子六歲左右時，以忠義獻身的故事形式（即前文所引六歲兒童讀本中義犬報答主恩的感人故事）而提倡的義務，才開始變成對他們的一系列約束。長輩對孩子說，「如此下去，世人會恥笑你」。規則很多，因時因事而異，大多數規則與我們所說的禮節有關。這些規則要求把個人意志服從於逐漸擴大的、對鄰居、家庭及國家的義務。他必須自我抑制，必須認識自己所承擔的「債務」，並逐漸處於欠恩負債的地位，如果打算還清恩債，就必須謹慎處世。

誰也不理解這種近乎荒謬的行為給我以莽撞自由的心情，自由之神在叩我的心扉。

使西方人感到詫異的日本男子行為的矛盾性，是日本兒童教養的不連貫性造成的。他們深深地記得有這樣一個時期，那時他們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就是神，可以縱情恣意，甚至可以恣意攻擊別人，似乎一切慾望都能得到滿足，這種記憶雖然幾經塗飾，仍然留存意識深處。這種根深蒂固的二元性，使他們長大成人後，既可以沉溺於羅曼蒂克的戀愛，也可以一變而絕對順從家庭安排的婚姻。既可以沉湎於享樂和安逸，也可以不計一切而承受極端的義務。謹慎的教育往往使他們行動怯懦，但他們卻又能勇敢得近於魯莽。在等級制下他們可以表現出極為馴服，但卻又很不輕易接受上級的駕馭。他們非常殷勤有禮，但卻又保留著傲慢不遜；在軍隊里，他們可以接受盲從的訓練，但卻又頑固不易馴服；他們是堅定的保守主義者，但卻又很容易被新的方式所吸引；他們曾經學習中國習俗，繼而又吸取西方學說，這就是證明。

除上層階級外，孩子在上學以前就與附近的孩子們一起自由玩樂。在農村，孩子們不滿三歲就開始有小小的遊戲集團。甚至在鄉鎮和城市裡，他們也在行人擁擠的街頭，車輛出入的地方自由玩樂。他們是有特權的人。他們可以在商店周圍亂轉，或者站在旁邊聽大人說話，或者玩踢石子和橡皮球。他們聚集在村社玩耍嬉戲，氏神保護他們的安全。上學之前以及上學后的頭二三年內，男孩與女孩一起結伴玩。但多數是同性之間最親近，特別是同年齡的孩子最易結為密友。這樣的同年集團，特別是在農村，可以持續終生，其持續性超過其他集團。在須惠村，上了年紀的人，「隨著性關係的逐漸減退，同齡人的集會便成為人生的真正樂趣。須惠村俗話說：『同齡比老婆還要近。』」九九藏書

日本人為他們的生活方式付出了很高的代價。他們自願放棄了各種最基本的自由。這些自由，美國人視為理所當然，猶如呼吸空氣。我們必須切記，戰敗以來，日本人正在追求民主。一旦他們能夠率直而無顧慮地恣意行動，他們將會何等狂喜！杉本夫人曾經出色地描述過她在東京一所教會學校學習英語時能夠隨意種花植樹的喜悅心情。老師分配給每個女學生一塊園圃並供給所需的種子。

日本兒童生活有一個顯著的連續性聯結其前期和後期，這就是取得夥伴的承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正是這一點，而不是絕對的道德標準，深深紮根于兒童心中。在兒童時代的前期，當他長大到會向母親撒嬌時，母親就把他放在自己的床上睡覺，他就會計較自己與兄弟姐妹們所得點心的多少，以判斷自己在母親心目中的地位。他能敏感地察覺遭到冷淡，甚至會問姐姐：「你是不是最疼愛我？」在童年的後期，他日益要放棄個人的滿足，其補償是得到「世人」的讚許和接納，其懲罰則是遭「世人」的譏笑。這當然是大多數文化對教育兒童所施加的壓力。但在日本，這種壓力則特別沉重。被「世人」拋棄，這在孩子心目中的形象就是母親嘲弄威脅要丟棄他。因此，在他整個一生中，被夥伴排斥比挨打還要可怕。他對嘲笑和排斥的威脅異常敏感，即使僅浮現在腦中也感到可怕。實際上，由於日本社會很少可能保持秘密，「世間」對一個人的所作所為幾乎巨細皆知，如果不同意，就可能把他排斥掉，這絕不是主觀想象。何況日本的房屋結構，薄薄的板壁既不隔音，白天又敞著。因此，沒有能力修築圍牆和庭院的人家，私生活就完全亮在外面。

用這種譏笑的辦法敦促孩子早點成人，不只限於斷奶。從孩子能聽懂說話起，任何場合都用這些方法。例如當男孩哭鼻子時，母親就會說「你又不是個女孩子」，「要知道你是個男孩！」等等。或者說：「看那個小孩就不哭。」當客人帶小孩來串門時，母親就會當著自己孩子的面，親客人的孩子。並且說：「我要這個小寶寶，我就喜歡要這樣聰明伶俐的好寶寶，你都長大了，還盡淘氣。」這時，她自己的孩子就會飛跑到媽媽跟前，一邊用拳頭打母親，一邊哭著說：「我不樂意，我不樂意！我不喜歡這個寶寶，我聽媽媽的話。」當一二歲的孩子吵鬧或不認真聽話時，母親就會對男客人說：「請給我把這孩子帶走，我們家裡已經不要他了。」客人也會扮起這個角色，並開始把孩子從家裡帶走。於是孩子哭喊著向母親求救，就像瘋了一般。母親看到嘲笑已完全達到目的，就和顏悅色地把孩子拉到自己身邊，並要求仍在抽泣的孩子發誓，今後再也不調皮。這種小型滑稽劇有時也演給五六歲孩子看。

整個兩小時的授課，除了雙手和嘴唇外，老師紋絲不動。我坐在老師面前的榻榻米上，也得同樣端坐，紋絲不動。有一次正在上課，不知什麼地方不合適，我稍微挪動了一下身子，屈起的雙膝角度稍有偏移，老師臉上立刻微露不滿的驚愕神色。他輕輕地合上書、慢條斯理然而很嚴峻地說：「姑娘，你今天的心情顯然不適合學習，請回房間好好思考思考。」我小小的心靈羞得無地自容，但毫無辦法。我先向孔子像行禮，接著向老師行禮道歉。然後畢恭畢敬地退出書房。我小心翼翼地來到父親跟前，跟平常課畢時那樣向父親報告。爸爸很吃驚，因為時間還未到。他似乎不在意地說：「你的功課學得這麼快啊！」這句話簡直就像是喪鐘。直到今天，想起這件事仍似有隱痛之感。

但是，不論是美國還是日本的人生曲線，其安排在事實上都確保了一個人能夠在壯年時期儘力參与該國的文化。在美國，我們依靠增加壯年期的個人選擇自由來保證達到這一目標；在日本，則依靠最大限度地約束個人，儘管這個時期人的體力最強、謀生能力最高，卻仍然不能主宰自己的生活。他們堅信，約束是最好的精神訓練（修養），能夠產生靠自由所不能達到的效果。雖然日本人在最活躍、最有創造性的壯年時期受到最大的約束，卻不是終生受約束，幼年和老年時期則是「自由的領地」。

這樣，日本婦女在關於性問題上也有某種自由，出身越是低微，自由越大。她們一生在大部分期間必須遵從許多禁忌，但絕不忌諱知道生活真相（指男女間事）。在滿足男人性|欲時，她們是淫|盪的；同樣地，在滿足男人性要求時，她們又是克制性|欲的。女人到了成熟年齡，就拋開禁忌，如果出身低微，她的淫|盪毫不遜於男人。日本人對婦女行為端正的要求因年齡和場合而異，不要求一成不變的性格，不像西方人，把婦女簡單地分成「貞女」和「淫|婦」。

男孩子雖不像女孩子那麼嚴格，也要通過實例和模仿接受細緻的習慣訓練。「學了」習慣之後就不能有任何違反。青年期以後，在他生活中的一個重要領域主要是靠他自己的主動性。長輩從不教他求愛的習慣。家庭禁止一切公開表現性|愛的行動。而且，九歲或十歲時起，沒有親屬關係的男童與女孩之間就完全不同席。日本人的理想是雙親要在男孩確實對性感興趣之前，為他訂下婚約。因此，男孩接觸女孩的態度最好就是「害羞」。農村的人常常用這個話題取笑男孩子，使他們總是「害羞」。但男孩子仍然設法學。過去，甚至最近，在偏僻的農村，許多姑娘，有時是大多數，在出嫁之前就已懷孕。這種婚前的性經驗是不屬於人生大事的「自由領域」。父母議婚時也不在乎這些事。但是今天，就像須惠村一位日本人對恩布里博士講的那樣，甚至連女佣人都受到教育，知道必須保持貞潔。進入中學的男孩子也嚴禁與異性有任何交往。日本的教育和輿論都在竭力防止兩性在婚前的親密交往。日本的電影把那些對年輕婦女隨便表示親昵的青年看做是「壞」青年，而所謂「好」青年則指那些對可愛的少女，採取一種在美國人看來是冷酷甚至粗野態度的青年。對女人表示親昵，就意味著這位青年「放蕩」，或者是追逐藝妓、娼婦、咖啡女郎的人。到藝妓館是學習色情艷事的「最好」方法，因為「藝妓會教你，男人只需悠然旁觀」。他不用顧慮自己笨手笨腳，也不指望與藝妓發生性關係。但是，日本青年能到藝妓館去的人並不很多。多數青年是到咖啡館去看男人怎樣親昵女人。但是，這種觀察與他們在其他領域的訓練不是同一類型。男童有很長時間擔心自己笨拙。性行為是他們生活中無須由值得信任的年長者親手指導而學會的極少數領域之一。有地位的家庭在年輕夫婦結婚時會交給他們「枕草紙」和繪有各種姿態的畫卷。正如一位日本人說的：「看書就可以學會。好比庭園布置，父親並不教導如何布置日本式庭園，但你上了年紀就會學會這種嗜好。」他們把性行為和園藝都看做到時候看書就會，這很有趣，雖然日本大部分青年是通過別的辦法學習性行為。但不管怎麼說，他們不是靠成年人的細緻教導。這種訓練上的差異使青年深深相信，性屬於另一領域，與人生大事無關，從而無須由長輩親自指教、嚴格訓練以培養習慣。這是一個可以自行掌握以求滿足的領域，儘管他惴惴不安，常感迷惑。這兩個領域有不同的規則。男子結婚後完全可以毫無顧忌地在外面享受性的歡樂，這樣做毫不會侵犯妻子的權利，也不會威脅到家庭關係。

那些沒有升入中學的少年，在軍隊訓練中也有同樣的體驗。在平時，每四個青年便有一人被征當兵。而且，兩年兵對一年兵的侮辱，遠比中學里高年級生欺侮低年級生更為厲害。軍官對此毫不過問，甚至士官也只是在特殊例外才干預。日本軍隊規範的第一條就是，向軍官申訴是丟臉的。爭執都是在士兵之間自行解決。軍官認為這是「鍛煉」部隊的一種方法，但並不參与其事。兩年兵把上一年的積恨一股腦兒地向一年兵發泄，想方設法侮辱一年兵，以顯示他們受「鍛煉」的水平。據說徵集兵一旦接受了軍隊教育，往往變成另外一個人，變成「真正黷武的國家主義者」。但是，這種變化並不是因為他們接受了極權主義國家理論的教育，也不是由於被灌輸了忠於天皇的思想，經受各種屈辱刺痛的體驗是其更重要的原因。在日本家庭生活中，受日本式教養並對「自尊」極其敏感的青年，一旦陷入這種環境，極易變成野蠻。他們不能忍受屈辱。他們把這種折磨解釋為排斥，這就使他們自身變成精於折磨別人的人。

祖母態度安詳，她希望每個人都按照她的想法去做。既無叱責，也無爭辯，但祖母的希望像真絲一樣柔軟卻很堅韌，使她的小家族保持著她認為正確的前進方向。

日本的嬰兒通常是先會講話，後會走路。爬是從來不受鼓勵的。傳統的習慣是，嬰兒不滿周歲不能叫他站立或走路。從前，母親一律不準嬰兒那樣做。近十幾年來，政府在其發行的廉價的、普及的《母親雜誌》中宣傳應鼓勵嬰兒學會走路，這才逐漸普及。母親在嬰兒腋下系根帶子，或者用手扶著嬰兒身體。但是，嬰兒還是想早學說話。當嬰兒開始講單詞時，大人逗嬰兒說話作樂的話語就逐漸變成有目的的教導了。他們不是讓嬰兒從偶然的模仿中學習講話，而是教單詞、教語法、教敬語，嬰兒和大人都喜歡這樣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