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留下印象的事,有兩件。一件在夏天,另一件也在夏天。第一件:我在夏季的末尾考上了北京市最著名的男子中學。我跟在郵遞員的自行車後面飛跑,他手上舉著一隻白色的信封。我穿過鋸木廠的電鋸聲,一個公共廁所和一大叢美人蕉,在家門口的石影壁前追上了他。我一直感激他,不僅我相信正是他把運氣帶給了我,而且為了他把快樂帶給別人時的快樂。從走進教室的第一天算起,我只在這座學校正式呆了十個月。這個,是他和我都沒有想到的。

春天,挑著大籮賣小油雞的漢子走進衚衕,不用吆喝就圍了一群孩子,托起一隻在手上,指指才吐綠的柳枝說:嚯,賽柳絮。孩子們毛茸茸地托著,回家放在鞋盒子里,撒上小米,坐著看,夜深了都不忍睡去。賣小金魚的擔子上,一頭是木桶,一頭是玻璃缸,圓的,要哪條就撈哪條,注進凈水,還有一縷碧綠的水草。槐花落盡的時候,賣花的老漢用絲線把晚香玉一串地穿了,掛在好動的小姑娘頭上,一跑,小衚衕里就香氣瀰漫了。夜裡,甚至冬天,也能聽見賣小吃的吆喝聲,推開古舊的院門,看見一盞風燈和一個身影,熱氣虛虛地暈了燈火,身影悠悠地唱著,悠悠地遠了,夜就踏實下來。我躺在床上,閉著眼聽,覺出被子的暖和安全。

我一直不解,以奶奶的體面、自尊,竟將事情做到鍾愛的孩子們身上,必然的理由是:她餓。可那一點點食物果然能減輕她生理上的不適嗎?當然不能。惟一的解釋只能是:飢餓使她恐懼。恐懼比愛更有力量。

那時北京,彷彿護城河裡故宮角樓的倒影,夢一樣安詳著,小風吹過,晃動了,卻不破碎。它的古松和早梅,庭院和街道,都顯出古老和平,而且驕傲。

麻雀被宣布為敵人,它就不再是一隻鳥。它的存在即是罪惡,為了消滅罪惡就必須消滅它。而在我還弱小時已不能憐憫弱小,實在能對我日後的強壯指望些什麼呢?

這一年夏天,國營市場上蕃茄的市價是人民幣一分錢一斤。若是暴雨過後,價格就會變成一毛錢一堆。運走這一堆,要使四五個孩子很費些氣力。花八元錢,就可以在機關或學校的食堂一個月里吃得很好;每人月平均消費三十元的是富裕的家庭;手錶還不是人人都有;時髦的標誌是擁有一輛上海生產的「永久一13型」自行車;使我們這些醉心體育運動的男孩子更加醉心的是一雙同樣由上海生產的「回力牌」白色球鞋,索價十元。我是在這一年夏天才頭一次得到這樣一雙球鞋的,是母親祝賀我考上四中的禮物。等到它漸漸舊了,我就用白粉把它重新塗白,因為我知道,一斤麵粉市價一角八分的當時,不是每個孩子都可以得到這樣一雙鞋的。中國的農民們從國家手中收到蕃茄的一分錢和麵粉的一角八分錢時(當然不這麼簡單),成熟一隻蕃茄也意味著至少四個月的勞作。因此大概可以算出農民們的收入情況。但是,這不是最壞的情況。

我和妹妹常問:「奶奶,您小時候北京什麼樣?」「什麼樣?燒餅一個大子(銅錢)一個,豆漿比現在好喝,過皇上的時候衚衕口得圍上藍布,一到冬天街上凈是倒伏——餓死的、凍死的。」「還有呢?」「還有?沒有了。」這時,她的眼神便茫然起來,有時就這樣茫然很久,獃獃地坐著,嘴邊會突然露出一個笑,又急急地收住了。想什麼呢?她沒說。可雲影一樣的眼神,卻把她親歷過的繁華一下子照亮了,一下子又黯淡下去。

但是,人民卻甚少怨言。原因中分量很小的是他們不了解內情,更多的是他們對這個制度還有信心。因為飢荒是農業國家的常規事件,僅在中國近代史上,災變已經不知發生過多少次了。不但如此,他們還欣賞毛澤東同蘇聯人的鬥爭。維護西方馬克思主義純潔性的重擔,由數千年維護「華夏正統」的民族來擔當,表面上不通,實際上合乎邏輯,都基於同樣的道德偏執。古遠的帝國舊夢和尚未古遠的百年外患所造成的悲哀和仇恨作用,一時間確實產生了毛澤東所說的「精神變物質」的強大力量。他們相信在閉關鎖國的條件下,可以依靠精神的力量,「在一張白紙上畫下最新最美的圖畫」。受到傷害的民族自卑感,以自尊的方式被激勵起來了。

我出生前不久,北京召開「亞洲、太平洋地區和平大會」,會標就是畢加索的鴿子。於是父母就給我起了名字叫做「皚鴿」,「皚」就是潔白。父親名字中也有這個字。他們期待的本來是個女兒,並且準備好了「皚燕」的名字——各從他們的名中取出一字。父親的名字是「襟懷潔白」的意思,母親是燕,而且飛馳。當然,這都不是他們父母給的,原名在參加革命時為躲過通緝,改了。「皚燕」這個名字後來給了我的妹妹。我成人以後,卻突然聽到父親喚了母親原來的名字,母親應了,卻兩個都無話。那時他們都有些老了。我十三歲時,已經長到一點八米,覺得自己同一隻白色的鴿子之間已甚少共同之處,就ｈｔtps://reａｄ.９９cｓw•ｃom改掉了這個名字,用了現在的名字在中學註冊。我改名,父母沒說什麼。母親去世以後,我在美國接到朋友來信,提到,在她彌留之際,喃喃自語:鴿子飛走了,鴿子飛走了我這才明白,世上總有些什麼,是不變的。這一年,也是龍年(一九八八年),我不在她身邊。

用毛澤東本人的話來說:「中國人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精神振奮,意氣風發,鬥志昂揚。」一九六五年,一首早就代替了五十年代流行的「好一朵茉莉花」的革命歌曲,直接引用了毛澤東的原話:「我們走在大路上,意氣風發鬥志昂揚,毛主席領導革命的隊伍,披荊斬棘奔向前方。」

出門向南穿過小巷,離我家不遠的地方就是護國寺。說是寺,有寺之名,無寺之實。所以我很久都以為護國寺不過是過去流傳下來的地名。後來走得多了才突然明白,這個今天居住著上千人口,五方雜處的大院落其實就是原來的寺。

一九六五年,我十三歲了。我開始在人前饒舌,又在饒舌者面前假裝沉默。人到十三歲,自以為對這個世界已相當重要,而世界才剛剛準備原諒你的幼稚——原諒在過去,不是這個理由。因為你確實已經十三歲了。十三歲時發生的事情永遠也忘不了。

一九六五年,廟會已經被禁止,接著,民間的喪葬嫁娶儀式也被禁止。接著,北京南城享有百年盛名,在中國人歡慶新年時幾乎無人不去的文化集市——廠甸街,宣告關閉。接著,就輪到了北京城牆。

一九五二年夏天,我出生在一個電影工作者家庭。我的父母一個是電影導演;一個先在國家電影局工作,以後改做了電影劇本的編輯。抗日戰爭以後,他們都曾是南京國立戲劇專科學校的學生,父親又做了教師。他們曾參加反對國民黨政府的學生運動,名字列在報紙的通緝令上,於是不得不離開,就到華北參加了革命,中間有一些艱難。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布建國時,他們是廣場上幾十萬人中間的兩個。我的母親出身於一個原來富裕的家庭,家裡在日軍進攻時破產,但她仍有機會在一所美國教會學校念書。一九五O年她回到南京的家中,她的父母卻已遷到台灣,連同她的六個兄弟姐妹。她是這個家庭留在大陸的惟一一人。其後的三十九年直到去世,她再也沒有機會見到她的父母。在同父母告別時,她二十一歲,天然地嚮往一個新社會。母親這樣的故事,在中國千千萬萬,我就是這樣的母親生下的千千萬萬孩子中的一個。

在這個決不完美的世界上,宗教是個去處。它使做了好事的人有地方去欣喜,做了壞事的人有地方去懺悔;失望的得了希望,絕望的至少得了安慰。信仰是文明的開始。相信,需要天真和勇氣——重要的是相信本身,倒不是相信的一定要是什麼。只要人尚能相信,這世界就還有救。殺死了天真和勇氣,剩下的就是一群暴民了。信仰實在是人性的圍牆。而在「文革」開始的最初日子里,幾乎所有的暴力無不首先發生於信仰的領地:孔廟、佛寺、天主教或基督教堂。

差不多三十年以後,我偶然路過這所幼兒園,門上的紅漆已經剝落,也許早就剝落過多少次了,兔和鴨自然也不在了。而且,幼兒園就要拆掉了。「一定要拆嗎?」我問。回答是一定。這裏要建一座很高的樓,容納更多的孩子。我高興至少這裏還是一座幼兒園,又為今天的孩子們惋惜,他們再也看不到夜裡的紅眼睛。即使還能,他們願不願看,我沒有把握。

這是盛世景象。

自一九五九年起,由一名在戰爭中被日軍打斷了一條胳膊的將軍指揮,從中國各地彙集來的人群,在東北烈風勁吹的雪原上,建設起一座巨大的油田。他們住在土坯壘成的泥屋中,吃著有限的粗糙食物,依靠軍事共產主義的組織方式,人海式的勞動投入,理想與紀律,在刻意不宣的歲月中默默奮鬥。一位名叫王進喜的工人,曾在嚴冬季節跳進深可及胸的泥漿池中用身體攪拌開鑽所必須的泥漿,並使他的鑽井隊保持年鑽井世界紀錄多年,而被稱為「鐵人」。他在北國寒風中高唱:「石油工人一聲吼,地球也要抖三抖!」滿載原油的列車終於從原來無名現名大慶的地方開出,結束了中國進口原油的歷史,消息傳出,民心大振。與此同時,地處中國華北與西北交界的群山腹地之中,一名叫做陳永貴的農民,依靠同樣的組織方式和精神因素,在周圍的山地上用鐵器時代沿用至今的鋤頭,建造起比他們臉上的皺紋整齊得多的梯田,其規模使人聯想起長城的修建,並在水土保持極其困難的半高原上當年獲得穀物豐收。炊煙升起,宣布一個名為大寨的村社的興起,併為中國北方多山諸省的農業施了洗禮。陳永貴這個名字,對於常年處於半溫飽狀態的中國農民來說,無疑號召力強大。一九六二年,因「麥克馬洪線」而紛爭不休的中、印邊界爆發戰事,來自四川省的軍隊越過西藏高原https://read.99csw.com,一舉擊潰了印度陸軍。同年,解放軍又在東南沿海殲滅了蔣介石派遣的武裝分隊,併發出誓言:「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一九六四年,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先生下台的同時,中國在西北地區引爆了第一個核裝置。大體與人民共和國一同生長的少年們第一次看到了沿街散發的號外和勝過節日的狂熱人群。所有這些成功,都是通過人海式的群眾運動實現的;「放手發動群眾,大搞群眾運動」這類口號更多地出現在宣傳中。在林彪元帥推動下,群眾運動的勝利被歸功於偉大領袖。毛澤東開始被稱為「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的思想不但是「頂峰」,而且五百年才出現一次。如同中國的古語:「五百年必有王者興。」中國的經濟也確實開始穩定,人們至今對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年之間物品的豐富和低廉的物價記憶猶新。一九六五年紀錄國慶實況的影片中,在毛澤東出現之前,有一個由廣場搖到天安門城牆的長鏡頭,在容納了一百萬人的空間中,竟可以清晰地聽到城樓上八面紅旗飄舞的聲音。接著,《東方紅》就在禮炮聲中響徹了廣場。入夜,手擎紅旗的人群在靜默中踏出大軍行進般的步伐,通過原西方國家使館所在地——西交民巷,湧向天安門廣場,不久,天空中升起了焰火禮花。

其實,無論在哪兒,這樣的景象都不足為怪,現在也是。我當時很吃驚。可我沒有想到我應該而且可能為那老人做點什麼,是使我日後更吃驚的事。我只是一鬨而散的孩子中間的一個。我只是一名看客。類似的事情我以後看過不少,許多淡忘了。不忘的是那雙眼睛,晶亮地長在我的背上,晶亮地看著世界。

因為不識字,逢到偶然有人來信,她總是讓我念給她聽。我念一句,她就應一聲,好像在和來信的人對話。念過了,她就把信仔細地疊了,放進衣襟里。她敬愛文字,凡是寫了字的紙,不問過決不扔掉。每次我寫作文,她必定守在門口,不願有人打擾我。

像許多人一樣,留給我童年最深印象的,是我們的保姆,我們叫她奶奶的。奶奶姓沈,滿族人。臉和人中都有些長,很像御像上的皇帝——他們的祖先。她有過一次婚姻,不好,就離開男人單過,天足,不識字。因為不曾生育過,又終日勞作,她有一個光亮的前額和一副愛吃鐵蠶豆的牙齒,七十歲的時候仍然行走如風。只要天不是最冷,她必定脫了老式的內衣,早晚用冷水洗她年輕時也不會太好看的奶|子。奶奶曾是貴族,她出生之前,家裡曾管過御制宮花的買賣。想想清末宮廷中有多少戴花的女人,就知道這是一件大事業。可奶奶卻不懂什麼是「滿漢全席」,衣服都是布衫,當然更沒有花插在頭上。宣統皇帝退位的時候(一九一一年),她才十一歲,在這個世紀的其餘時間里,她都靠自己的一雙手活著。能看出她是滿人,只有在她梳頭的時候。早上她先在走廊上用冷水把頭髮抿了,又用一把牙刷沾了有桂花味的頭油,亮亮地刷在頭髮上,又用篦子細細篦過,在腦後挽成一個髻。之後就滿意地沏一杯茶,喝的時候聲音很大。

我的童年分給了兩個幼兒園。那時的孩子大多住在幼兒園裡,因為父母忙。第一個是一座四合院,有高大的門樓和小小的石獅子。園長是個嚴厲的婦女,可只要看見孩子,又笑成一尊佛。記得我們住在北房,一有太陽,陽光就好。後面高高伸出一個平台,有欄杆圍著,就在上面遊戲玩耍。春日最愛的是養蠶,有時一上午地趴在平台上,看著它們「沙沙」地吃掉一張張漂亮的桑葉,又換上新的。時候一到,蠶籮里一夜之間就寂寞了。早上,我們舉著亮晶晶的蠶繭大聲問阿姨:蠶寶寶哪兒去了?然後就一二十個地一齊放聲大哭。阿姨張開手,眼睛濕濕地笑,不知說什麼好。分瓜果的時候,大家就坐成一圈,你一個我一個,白梨、石榴和櫻桃,多出來的就分給最小的。夏日,午睡是在院子里的涼棚底下,太陽透過棚頂,在地下灑出許多光斑,風一吹就跑來跑去,睡不著的時候就伸出手,想在空中抓住它們,做個朋友。有一次,我們在游泳池呆得太久,回來的路上遇上了大雨,我們一邊叫一邊跑,阿姨暫時地做了牧鴨人。然後,在天漸漸黑下來的時候,我們坐在小小的餐室里,一邊吃豆沙餡的包子,一邊聽雷,雷不響的時候就把包子放在嘴邊,激動地等待。北京四合院的雨夜,雨點和瓦在房脊上熱烈地歡敘,之後又靜下來,水珠的滴落聲像是在試一張古琴。這時醒來,就能看見值夜阿姨瘦小的背影,淺淺的燈光底下攤開了一本書。我當然不知道,在我做著童年夢的時候,已經有五十五萬「右派」分子被逼進了風雨之中,在未來二十二年中蒼老或死去。他們的孩子可能就躺在我的身邊,不知不覺地受了傷。我不在他們之中, 出於偶然。

我常走的是廟后的西門。要抬起頭來才會看到伸出的門檐上,有幾乎被風塵湮滅的綠色九九藏書琉璃瓦,夕照時在隔年的衰草後面閃閃地亮。後門與殿堂相連,實際是個過廳;裏面比外邊明顯的低,可見當年香客踩踏之繁。門內有低低的石階,甚寬。細細一想,應該是泥塑金妝的天王站立的地方,如今卻空著。盛夏,鬚髮皆白的老者在石階上對坐下棋,老太太們路過歇腳。黃昏時突然走入,會看到台階上留在夕陽里的糕餅點心,嘴饞的孩子也決不敢碰的。有人說,這是老人們留給廟裡的「靈物」黃鼠狼的,因為廟已殘破,香火不再,恐怕它無處覓食。也有人說,是「黃大仙」本身因循舊例,偷來食物救濟孤苦的。兩者都是美麗的故事,而廟確實殘破了。

一九六五年對中國來說,是重要的一年。她剛剛邁出一道門坎,同時準備邁進另一道門坎,抬著腳。這中間,一片陽光。光亮有時不過是黑暗安裝的一道門,推開門就又走了進去。

一件發生在飢荒年代的事卻是我沒想到的。一九六一年的一個冬日,奶奶把按定量做成的麵條端給我和妹妹之後,母親把我們叫到卧室,關上了門。她在廚房裡低低地說了幾句什麼,就聽見奶奶的聲音:「我錯了!我錯了!您原諒我!」未久母親走回來,一臉的怒氣。我和妹妹被著實地嚇住了。以後才知道,奶奶把我們定量中的一部分放進了自己碗中。母親的心情是容易理解的:愛子,又是米貴如金的年代,她是寧願自己不吃,也要讓我們吃飽的,自然不能容忍奶奶的行為。奶奶是一看到母親的臉就跪下了,之後就是「我錯了」的呼聲。刺痛我的,並不是奶奶吃了我的食物,卻是她有些凄厲的喊聲。我寧願永遠不知道這件事。過後,沒有人再提到這件事,奶奶依舊在我家,仍然梳頭,仍然喝茶,仍然有時茫然著。

不僅因為年齡,也因為其他,我不是一九六O——一九六二年大飢荒的合格回憶者。在飢餓突然露面時(其實它一直跟在背後),城市居民中的重體力勞動者的月糧食定量降低到十四公斤;而孩子們,只有六到九公斤。我記得我曾在市場附近尋找菜根和菜葉,切碎了用紅薯麵包成菜糰子,雙手捧著吃,以防它散開。在學校大群的孩子中間,有些渴望在課間休息時,得到五粒黃豆,很香地炒熟了,握在掌心,握出汗來,才鹹鹹地一粒粒吃掉,腿上卻依然浮腫著。我們對童話像對鞭炮一樣又愛又怕,因為童話中總是提到糖果。偶然可以吃到麵條時,哪怕在同一家庭中也須用小秤將麵粉一份份事先秤過,再為每個人單獨製作。在大型食品店裡被輕易捉住的賊是一具腹部滾圓的屍體。北京各機關派出卡車和槍手,追趕內蒙古草原上的黃羊,把被飢餓打死的黃羊肉血淋淋地分給許多家庭。根據我的經驗,這種肉食並不好吃,但在當時,很好吃,非常好吃。我們到底生活在首都,到底偶爾還能吃到黃羊肉。我的一位在美國居住了十二年的朋友回憶當年的情景:她當時躺在河南省的一個村莊里,兩眼望著懸在房樑上的一隻籃子,裏面的幾個干饃是一家最後的食物。她後來偶然活了,在父母把她接到北京之後。此後許久,只要聽到炊具的碰撞聲,她就開始感動地啼哭。就在這個河南省,農民們先是吃凈了樹皮、草根,甚至一種泥土,然後就在道路、田野和村莊中成群地死去。官方文件中對這件事很少提及,提及時使用的詞彙是「非正常死亡」。在不多的幾年裡,死於此種非正常的人數在兩千萬到三千萬之間。一個相當於澳洲人口總和的人群消失了,但我們卻什麼也不知道。

並不是所有的動物都可以享受住在動物園的禮遇。一九五八年,我站在幼兒園的滑梯上,手中揮舞一根系了紅布條的竹竿。北京的天空中有無數這樣的竹竿揮舞,配合著從銅鑼直到破臉盆的敲擊聲。成群受驚的麻雀降落是死,不降落也是死,於是紛紛跌落塵埃,還活著就被因得勝而快樂的人群縛住翅膀,慢慢死去。終於出現了載重四噸的卡車裝滿了死麻雀,在街上遊行的「盛況」。這一年,老鼠、麻雀、蚊子和臭蟲被政府宣布為「四害」。可是能飛的並不只是麻雀,所以我弄不清在幼兒園葡萄架下看到的是一隻什麼鳥。它在我和一個小姑娘的注視下抽|動著翅膀。「麻雀。」我說。「它還活著呢。」她說。「麻雀。害蟲。」——我還弄不清蟲和鳥的區別。小姑娘點點頭,她知道我對,但還是在那隻鳥死了之後把它淺淺地埋葬了,上面還蓋了一張葡萄葉,為了第二天還能找到它。第二天,葡萄葉落了滿地;又過了一天,葡萄葉都被風吹走了從那以後,我們仍然唱著那首已經沒有了意義的兒歌:「小鳥在前面帶路,風兒吹著我們,我們像春天一樣,來到花園裡,來到草地上……」北京的天空寂寞著。有的只是養在籠子里的黃鸝,為了使人快樂而歌唱。在「大躍進」過去以後許久,我的朋友們仍然不斷用氣槍射擊所有的鳥,我的朋友們用濕的泥巴糊住死的麻雀,扔進火堆,慢慢等待烤熟的身體。到了一九六六年,被扔進火堆read.99csw.com的就不僅是死去的麻雀。

奶奶是那種一生僅得溫飽,卻體面而自尊的北京人。她精明不失善良,愛面子也給人面子,因為不再是貴族反而靠了雙手成了得了貴族氣派的勞動者。她衣服永遠乾淨,頭髮一絲不亂;耳聾,卻能聽到別人的痛苦;從不惹事也不怕事。每次我犯了錯,她總是說:凱歌,我告訴你媽去!——可她其實從不這樣做。如果別的孩子欺負了妹妹,她一定拉了妹妹的手找上門去。而別人道了歉之後,她又哈哈地笑著,把兩個孩子的手合在一起說:來,拉拉手,拉拉手!她常說:人不興欺負人。也不興叫人欺負。讓人欺負慣了,你日後就成了壞人了。——中國的傳統,受壓迫者,以為有正義在手,便只知有報復,不知有寬宥,「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結果壓迫本身代代不絕,只是對象換了。奶奶目不識丁,仍能以這樣透徹的道理示於後代,可見她目光之銳,見識之高。可當時的風尚是「對敵人要像嚴冬一樣冷酷無情」,我聽不懂奶奶的話是自然的事。

寺的東西圍牆仍然完好,只是斑駁了,很高,約有半華里長。廟的兩座後門面北,之間的距離約二十米。單是這兩個長度已經可以看出當年廟宇的規模。不知從什麼時候起,這兩座後門打開,廟內成了行走之地,僧舍內也住了人,時間久了,寺廟就變了樣。南面的護國寺街上,山門已不存,代替的是幾座店鋪,其中一個是花店,冬日也有半街余香。

宗教的脆弱,是中國的一大問題。四十年來對宗教,害處聽得多,好處聽得少,是宣傳的一大特色。一來因其與「無神論」的主義相悖,有礙「思想統一」,二來恐其「與黨爭民」,所以不能容忍。其實,氣度恢宏的統治者,深謀遠慮,總會意識到宗教維繫精神、穩定社會的好處,而加以保護。但在一九四九年以後,曾經遍布禪林的北京,僧眾流散,寺廟荒涼,對於我們這些革命后出生的少年來說,宗教幾乎等於舊世界的代名詞了。

自斯大林死後就開始了的中、蘇意識形態之戰,惡化了國家關係。一九五九年,蘇聯開始撤退專家,停止了一切援建項目。中國則開始以農產品償還朝鮮戰爭借款。據說,這就是造成飢荒的主要原因。事實是,飢荒的部分根源是人為的結果。而同蘇聯的衝突,彷彿一個舉著雨傘在陽光中行走的雪人一樣,偶然遇到一場暴雨,不僅可以避開晴日帶傘的猜疑,而且可以為自身的融化找到根據。這是一場及時雨。一九五八年全國性的「大躍進」才是六十年代初期大飢荒的起因。

第二個幼兒園也是四合院,只是沒有門樓和石獅子。門與牆一般高,漆成紅色。最讓我驚喜的是這裏居然有個小小的動物園,裏面卻只有兩樣動物:白兔和鴨子,也是白的。我們喜歡在臨睡前探看它們,尤其是停電的夜晚(那時常常停電,也許是已經「大躍進」了的緣故)。手電筒的光亮里是幾對寶石一樣的眼睛,自然是紅的,於是大家「呀」地一聲讚歎,都不說話了。鴨子不然,一見光亮就聒噪起來,這抗議直到我們匆匆逃走才停下。找不到手電筒的時候,就由阿姨領著,一人點起一根蠟燭,穿過不矮的松牆,踽踽地去又踽踽地回來,有誰不小心遇見了鬼突然大叫一聲,大家就也叫了,興奮地奔逃。把鴨和兔放在一起,是誰的主意?長了羽毛只會聒噪不會飛的;長了一雙看什麼都是紅色的眼睛卻無法開口的,我以後明白了,不僅是兔和鴨。

當年香客如雲的焚香散花之路已經崎嶇不平,遇雨便滿地泥濘。廊下僧房中住滿了笑鬧喧騰的俗眾,門窗依舊,沒有了往日的肅穆。小作坊的機器聲代替了晨鐘暮鼓;而應是「大雄寶殿」的所在,變成了一座電影院。門外兩座石龜,馱著巨大的石碑,翹首問天,碑上盛記功德的碑文已經蒼黑,湮然不可復識了。惟一留下的真跡,是西北角的「地藏殿」,殿宇宛然,偶像俱在。殿前有一榆樹,因接近道路,有人經過便摸一把,摸得久了,樹腰竟成了一片光滑的白色。樹后遍種蓖麻,葉子肥大深綠,蒼翠時陽光也照不透。出於好奇,我們常常抓住門上的銅鎖,站在露出的門坎上窺探。殿內昏暗潮濕,霉味撲鼻,地藏王菩薩滿身灰塵,慧目低垂。神案上除了牌位、香爐之外,還有一大堆凝了的紅色燭淚,觸目驚心。「文革」開始之後,這裏首當其衝地成了紅衛兵採取革命行動的「戰場」之一。殿門打開,陽光湧入,地藏王菩薩被推下蓮花寶座,在塵埃中摔得粉碎。

至此,精神和物質的舊牆均已歸於消滅。從不設防的國度中醒來的人們,看到空曠的地平線上一輪巨大的紅太陽,在短暫的幕間休息之後,天國的鐘聲又響了。

我家住在離幼兒園不遠的一條衚衕里。院子很大,除了門樓、影壁,還有拴馬環。前清的時候,這是一座王府,後來殘破了。我家住在西跨院,有圍牆、走廊、兩棵大槐樹和一道垂花門。因為住在東廂房,夏天黃昏就很熱。我和妹妹就在走廊前的空地上九九藏書種些瓜豆和淡紫的牽牛花,夕照時滿屋都是花影。我的童年,更親近的是母親。父親總是忙,難得見到。我覺得他很嚴厲,也記不得他年輕時的樣子。他去外地拍電影我總是很高興,臨走他拍拍我的頭頂,說一句「好好念書」,我就點點頭。他有時寫信來,我就回一封,說一切都好。對父親的了解是在「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從小學起,母親就陸陸續續教我念些詩,她穿著一身淡果綠的綢睡衣,靠在院里的一張藤椅上,手裡握著一卷《千家詩》。太陽出來,就念:「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暮春了,則是:「雙雙瓦雀行書案,點點楊花入硯池。」逢到夜間,就會是:「有約不來過夜半,閑敲棋子落燈花。」這樣的功課一直持續到我可以幾百行地背誦排律。母親只要我體會,很少作意義之類的講解,所以至今不忘。這些圖畫了的詩歌不能不對我日後的電影有了影響。

第二件事,發生在小巷轉彎處的破屋門前。我走近的時候,一群孩子正擠在那兒,朝里望。裡頭很暗,要不就是外邊太明亮,我好一陣沒有看清那是個老人。雖然是夏天,他身上的棉衣也不該破碎得像一隻鵝絨枕頭,當然沒有那樣的潔白。一隻麻袋中露出一些骯髒的廢紙,攤在地上;一隻用鐵絲彎成的筢子,木柄雪亮,仰面躺著;一隻同樣雪亮的碗和一隻生了銹的鍋,鄭重地放在木床板上,像是兩件文物;「嗡嗡」響著的,是一隻蒼蠅。在我受到的教育中,一些我並不真正知道的什麼,彷彿近了一點;我彷彿知道的另外一些什麼,卻遠了一點。讓人在饒舌和沉默之間左右不是。老人抬起頭,眼睛晶亮晶亮,刀子似的一閃,孩子們就一鬨而散。許多年以後,我才從朋友的書中知道了,只有就要餓死的人,才有那樣晶亮的眼睛。我又經過那裡的時候,破屋已經拆掉了,我想,老人自然是死了。

據說,我生下來就慣用哭聲表達一切。徹夜啼哭常常使母親無法安睡,是她日後的病因之一。所以長成以後我痛恨一切啼哭不休的電影,算是一點自我反省和否定。那一年,是龍年。

一九四九年初,清末大儒梁啟超之子——建築師梁思成教授,住在其執教的清華大學。當時內戰大局已定,解放軍攻城刻在日內。一夜,有客來訪,自稱共產黨城市工作部幹部,特攜帶北京市區地圖,要梁先生指明何處不可用兵,何處不可開炮。共產黨于爭奪天下之際,尚能慮及古都文物的保護,據說,是梁思成日後感戴投報的原因。不久,北京未被戰火而和平易手,使八百年古迹得以保留,是中國的大幸運。所以可以想象梁先生聽到毀城設想時的心情。他曾力諫政府首腦放棄這一計劃;他的夫人甚至誓言:城破之日,自取其命。但是,以「城牆妨礙首都建設」為名,計劃終於變成現實。在現代化機械的頻頻擊打之下,木石俱下,煙塵大起,頓成廢墟。被分段拆除的城牆,磚石今已不知去向,少量的可以發現於民間的雞窩兔舍。傳說:在明初重修城牆時,工匠曾用熬熟的米湯和泥澆鑄,以求堅固,可見毀城工程的艱難浩大。多在夜間操作的轟轟機聲未能驚醒北京人,而城市從大夢中醒來時已成裸體。世代居住北京的人民中,竟無一人與古牆共存亡者,實在辜負了這城。有識之士,懾於一九五七年「反右」,一九五九年「反右傾」,一九六二年的「大抓階級鬥爭」而大多匍伏在地。與此同時,這座始建於元代,經明成祖朱棣重修,此後代代維護,長達數十華里的八百年古城牆轟然倒塌了。一箇舊夢隨風雨而逝,永遠不再。一九八六年,我站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內,注視西方人於一八九三年拍攝的舊京城牆照片,回想它延伸闊大的雄姿,不勝唏噓。

我小時候貪讀,讀我得到的一切書。最得意的是星期六下午,學校不上課,就鑽在房間里,翻看家中的書籍。如果是陰天就最好。看到精彩處就高興到無可奈何;之後,獃想。我雖讀過一些武俠小說,可是為了其他男孩子不可抗拒的目光而頭一次爬上房頂時,我就斷絕了做劍俠的念頭。

我愛北京,不光為了她是我的出生地。在我兒時,北京沒有那麼多人,沒有那麼多車輛。更容易看到的是四個輪的小車,竹子做的,裡頭坐著咿咿呀呀的娃娃,後頭推車的是一樣咿咿呀呀的老太太。臨街的學校書聲朗朗,忽而又安靜了。老人們坐在中藥鋪前的台階上曬太陽,手裡捏著兩個核桃,轉著,虛著眼望著天上飛遠了的鴿群,哨音像是雲的回聲,淡淡的。熱鬧的地方是廟會。我還記得怎樣欠著屁股坐在拉「洋片」的老式鏡箱前,盯看一張張畫面閃過,不敢眨眼,畫面有山水、人物、神話中的故事。拉「洋片」的人一邊搖著鏡箱上的手柄,一邊「嘭嘭」地敲著一面小鼓,被敲亂了心的孩子就交出最後一分錢——更不用說廟會中的玩意兒和吃食了。

為什麼?沒有說,誰該負責?也沒有說。只知道:我們遇到了自然災害。還有,蘇聯人的背信棄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