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早晨起床號一響，穿軍裝、打綁腿、著破鞋，然後趕到教室前的空地上集中，列隊跑步到大操場，新的緊張的一天學習生活就開始了。一天的功課排得滿滿的。碧湖沒有電燈，最初只能靠油燈和土蠟燭照明，後來教室里晚自修時用上了煤氣燈，宿舍里點的是清油燈，在火光幽幽之下溫習功課，「油燈舊燭同窗讀」。不是星期天一般不許出校門。幾乎每天都有敵機空襲，甚至一天幾次警報，課業時常被打斷。

碧湖距麗水約二十公里，位於松陽、龍泉、遂昌等縣之間，有一片群山包圍的小平原，農田廣闊，水利暢通，盛產稻穀雜糧，是個千年古鎮，自古就是鄰近各縣農副產品的集散地。每逢集市，周圍農民、商販都要來趕集，當地人稱集市日為「行日」，趕集叫「過行」，每逢農曆丑、辰日就是碧湖的行日，丑日為「大行日」，辰日為「小行日」。一到行日，龍子廟前的豬行、羊行、雞行、竹木行、五穀雜糧行，集市貿易廣場上的大行都熱鬧非凡。抗戰時期這個山區集鎮成為浙江重要的文化中心，當嘉興中學師生到達時，省政府已在這裏設立了一些戰時機構。

這位友人是那些有著火熱的情緒的人之一，他做起各種事情都像在拚命。而使他成為我最親密的友人的，正由於這種性格。因為狂氣固然會使保守者感到非常憤怒與厭惡，而冷靜同樣要使狂氣十足的人覺得萬分地不可忍耐。對於這個，我和安德雷·馬羅斯有著相同的見解：「其間發生的誤會與不幸，應當歸罪於人類的天才，勝於歸罪於個人的惡德。」所以我不願意使自己對這位訓育主任有什麼不敬的意見，因為我知道我和他幾乎相差三十歲的年紀。這種差異是不可超越的。我只以為放棄教育手段而勉強別人增加年齡是一件不值得讚美的事情，並且狂氣也不是同他所想象的那樣，是一種非常要不得的東西。

同學余兆文則提供了不同的說法。1944年6月長沙淪陷，8月衡陽失守，接著日軍進佔獨山，窺伺貴陽，重慶震動，國民黨一度打算遷都西康。10月，蔣介石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號召，發起史無前例的青年從軍運動，招募大、中學生組織「青年軍」。中央政治學校規定，所有學生，不管哪個年級，哪個系科，都要有投筆從戎的壯志和為國捐軀的決心，自己先報名，校方再審批。查良鏞不想參軍，拒絕報名。「你不參軍，他們並不勉強，只是另請高就，滾出學校。」

他說：「我的小說中，最好的女人是湖南人，最好的男人也是湖南人。……最好的男主角是很忠厚、老實、樸素，受了委屈也不怪人家，武功不是很好，對人很體貼的狄雲，湘西沅陵一帶人……我從小就聽桃花江的歌，我想象到湖南來可以見到很多漂亮的小姐。實際上當然還是見到了，不過見到了，也只是看看罷了，沒有下文。」

流亡師生吃山芋，睡泥地，風餐露宿，行程千里，經過近兩個月的跋涉，終於在1937年12月下旬到達麗水碧湖鎮，沒有一個人掉隊。路上曾有教師力主解散學校，讓學生自謀生路，以致人心浮動，大家不知所措。關鍵時刻，張印通召集全體師生講話：「只要有我張印通在，我就要對學生負責，堅持到底！」當年和查良鏞一起親聆過這番話的學生吳慧芳說：「雖事隔近半個世紀，當時情景，猶歷歷在目。這響噹噹的幾句話，至今猶銘刻在我的心中。」

查良鏞在全校性的各項活動中多次嶄露才華。1941年全校舉行「雙十節」文藝會演，他自己編導並主演的英語話劇《月亮升起》（RisingoftheMoon）在石樑廣場演出，觀眾雖聽不懂，卻感到別緻新穎。全校英語教師則一致稱讚演員們發音正確流利。每學期一次的全校性獨唱比賽，唯有他唱的是英文歌，聲調高亢而凄厲。

有一天課餘，聯高忽然人頭擠擠，有數十人圍著圖書館外走廊上的壁報，前排有人高聲朗誦，後面聽的無不拍手稱快。原來壁報上登了《阿麗絲漫遊記》一文，描述阿麗絲小姐千里迢迢來到聯高校園，興高采烈遨遊東方世界之際，忽見一條色彩斑斕的眼鏡蛇東遊西竄，吐毒舌，噴毒汁，還口出狂言威嚇教訓學生：「如果……你活得不耐煩了，就叫你永遠不得超生……如果……」眼鏡蛇時而到教室，時而到寢室，或到飯廳，或到操場，學生見之紛紛逃避。文章的作者就是查良鏞。

學校設有閱報欄，訂有金華出版的《東南日報》。《東南日報》在浙江、江西、福建乃至西南擁有十幾萬讀者，陳向平長期主編的副刊「筆壘」，與《大公報》桂林版的「大公園」副刊被秦牧譽為「東西雙星」，吸引著衢中師生。

湖面輕煙薄霧，幾艘小舟蕩漾其間，半湖水面都浮著碧油油的菱葉，他放眼觀賞，登覺心曠神怡。這嘉興是古越名城，所產李子甜香如美酒，因此春秋時這地方稱為醉李。當年越王勾踐曾在此處大破吳王闔閭，正是吳越之間交通的孔道。當地南湖中又有一項名產，是綠色的沒角菱，菱肉鮮甜嫩滑，清香爽脆，為天下之冠，是以湖中菱葉特多。其時正當春日，碧水翠葉，宛如一泓碧玻璃上鋪滿一片片翡翠。

查良鏞在碧湖讀冰心作品時，心裏想的是自己的母親，少年喪母是人生至痛，這是一道永遠無法彌平的傷痕。

嘉興中學另外在碧湖成立了一個辦事處。每逢星期天，同學們可以像回家一樣到辦事處去。這一天，他們往往能享受到一頓豐盛的午餐，老師和學生像家長和子女那樣團聚在一起，度過美好的一天。查良鏞後來回憶說，少年時候，同學之間毫無利害關係、毫無機心，可以推心置腹、毫無保留地吐露心事。他最要好的朋友，都是中學時代結交的，那時候大家一起吃飯，住同一個宿舍，一起上課學習，生活親密。

……

1941年9月，衢中學生自治會創辦了一個四開的旬刊《駝鈴》，在石樑鎮的一間印刷作坊石印，字跡清晰，編排設計很有特色，有小品，小評、小通訊、小報道、小記事、小打油詩，甚至有「廁所文學」等，可惜只出了四期。在這樣的環境中查良鏞無疑如魚得水。9月4日，他在《東南日報》「筆壘」副刊發表《一事能狂便少年》，用的是老師給他取的筆名「查理」，標題來自前輩同鄉王國維的詩句——

1940年，查良鏞在壁報發表了一篇文章，卻差一點被開除。

中央政治學校是國民黨「黨立的最高學府」，前身為中央黨務學校，1927年成立於南京，蔣介石親任校長。1929年，改名為中央政治學校（1946年，與「三青團」的中央幹部學校合併，改名為國立政治大學），實際主持學校工作的是權勢顯赫的陳果夫。這所學校的教育方法、課程配置都很特殊，強調軍事訓練、軍事管理制度，第一學期即以軍訓為主。在「文派學堂武派辦」的中央政校，學生見到教官要立正敬禮，敬禮時，腳要用力蹬一下，雙腳合攏，挺起胸膛，對此學生們無不牢騷滿腹。查出來不到課要受罰，如果不是為了點名，查良鏞寧可去圖書館鑽一整天，也不願去受冤枉的苦。

因為連續趕路，日晒雨淋，吃不好睡不好，除了查良鏞，另外七個人都病倒了。他們住進一戶人家，房東老大娘收留了他們，讓男生睡堂前，女生睡裏面房間。八個人商議接下來怎麼走，查良鏞說要去湖南找老同學，王浩然、朱卿雲提出去投靠親戚。他們一行分開了。

嘉興中學原來是嘉興府學，1902年廢科舉建學校，改為府中學堂，民國后改稱浙江省立第二中學、嘉興中學（現為嘉興一中），自1931年起擔任校長的張印通曾留學日本，以為人正直、辦學有方而譽滿鄉里，深受師生和社會各界的愛戴。老師中不少都有真才實學，查良鏞的班主任、國文老師王芝簃是北大畢業生，學識淵博，品格崇高，對他很愛護，是他常常想念的恩師。王的剛毅正直、勇敢仁厚，查良鏞在一生中時時暗中引為模範。

查良鏞從小喜歡沈從文的作品，很可能讀過《阿麗思中國遊記》，也可能讀過趙元任翻譯的英國兒童文學作品《阿麗思漫遊奇境記》。聯高學生一眼就能看出「眼鏡蛇」影射的是訓育主任沈乃昌，此人戴一副眼鏡，「令人討厭，不近情理」，平時講話總是帶著「如果」二字，學生背地裡叫他「如果」。「有些男同學和女同學經常來往，也不是戀愛，不過是親密一點，就給開除。還有同學在休息時間下下圍棋，訓育主任也不許，還把圍棋沒收。大家都敢怒不敢言。」學生們平時像躲瘟神一樣躲著他。壁報前的人越聚越多，《阿麗絲漫遊記》立馬傳遍了整個聯高校園，也傳到了訓育主任那裡，這下他闖禍了！

繼沈咸震之後，教育廳任命34歲的沈乃昌為聯高的訓育主任，同時負責教公民課。沈是江蘇鹽城人，畢業於東吳大學法科，到聯高之前曾為江蘇省立揚州中學訓育主任、國立廣東法科學院和中山大學講師。他以「如果」的口吻教訓人，做學生的思想檢查官，到處監視學生的一舉一動，學生視他如蛇蝎，難怪查良鏞以「眼鏡蛇」喻之，一時大快人心。訓育制、訓育主任為學生所討厭，不僅是在聯高。查良鏞一時興起，借阿麗絲之口說出廣大學生心裏想說而不敢說的話，完全是童言無忌，少年人的一股衝動，沒有考慮到後果的嚴重。

當時，一本以時事譯作為主的《時與潮》半月刊在重慶風行一時，這是幾個東北青年1938年5月在武漢創辦的，以齊世英為發行人，后遷到重慶。因為及時把國際上關於政治、經濟、外交、軍事等方面的文章翻譯過來，受到許多讀者歡迎，每期銷到兩萬多份，又增出了副刊、文藝雙月刊，合在一起總銷量有三萬五到四萬份。

查家在庵東鎮一住好幾年。錢塘江南岸的庵東以產鹽著稱，號稱「鹽都」，那是母親的埋骨之地，《倚天屠龍記》寫到這個地方——

處於長江與嘉陵江匯合處的重慶，「是一個風雲際會之點，是一個具有誇張的地理意義的臨時宿營地，像慕尼黑和凡爾賽一樣。重慶是一個成千上萬人分享過的插曲……」九-九-藏-書

訓育制是國民黨一黨專制下的特殊產物，推行黨化教育的一個重要手段，早在1929年，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就制定了《中小學訓育主任辦法》，開始實施訓育制。日寇大舉入侵后，大片國土淪喪，大量學校或關閉，或流亡，訓育制受到了削弱。1939年1月，國民黨再次制定《訓育綱要》，決定在全國各地學校普遍推行訓育制，每個學校的訓育主任（大學叫訓導長）必須是國民黨內「忠實的同志」，任大學教授或專科學校教員二年以上並「卓有成績，學望品行足資表率」者，經審查合格方可上任。杭、嘉、湖等地淪陷，省教育廳搬到了麗水山區，廳長許紹棣只能抓住幾所中學，派訓育主任就是主要手段。1939年四五月間，聯中高中部就發生過驅逐訓育主任沈咸震的事件，教育廳強令開除欽本立等七名學生，經校長張印通等申請，才改為退學。

圖書館儘可能地為師生提供參考書籍，每逢星期六下午或星期日上午，學生常常到石樑校本部圖書館借書和還書。校圖書館藏書頗豐，有商務印書館的《萬有文庫》，查良鏞最愛借其中的世界名著——

對於這些病態的心理，我們要求制止。

那時，國民黨政府中不乏有向日本求和之想的人，經常宣傳「岳飛不懂政治，秦檜能顧大局」的思想。有一次陶希聖到學校演講，語氣間就有這樣的一些意思，學生聽得很氣憤，等到他第二次演講前，一些同學就先在黑板上寫了「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鐵無辜鑄佞臣」這副對聯。陶希聖見了這副對聯，心裡有數，就不再提這個話題了。

……

衢州中學創辦於1902年，時為浙江省立第八中學。抗戰爆發，衢州遭到日機轟炸，衢中先從城內府山下臨時搬到東鄉，1938年再搬到西鄉石樑鎮落下腳來。石樑人口不足一千，在衢州城西北約二十里，中間一片平坦，四面的群山懷抱著石樑的煙樹人家。

聯高學子的課餘生活很活躍，愛好戲劇的組成劇社，愛好音樂的結成音樂社，還有愛好美術、攝影的，還有製造肥皂、甘油的。查良鏞的愛好是讀書、圍棋還有寫作，當時校內各班級學生可自由編寫壁報，為他提供了用武之地。

嘉興、湖州、杭州等地相繼淪陷，1938年1月，浙江省政府在碧湖開辦浙江省戰時青年訓練團，分高中學生組、簡師班等，收容從戰區逃出來的學生，張印通擔任青訓團簡師班主任。初到碧湖，學生們都參加這個訓練團受訓，一邊讀書，一邊軍訓，他們穿上了軍裝，男生是灰軍服，女生是草綠色軍服。他們在這個戰時青年訓練團共有半年，地上鋪些稻草就算是床鋪。

那時的物質生活非常艱苦，床板由幾條竹片編成，課桌、課凳是用長木條搭成的。吃的是糙米飯及缺油少鹽的甜菜、蘿蔔，很少吃到豆腐，一周改善一次生活，每人也只是幾小片薄薄的豬肉。晚自修沒有電燈，每個教室只有一盞汽油燈，煤油緊張時，連汽油燈也點不上，兩人乃至四人合用一盞清油燈。

查良鏞與江文煥、王浩然三人成了「三駕馬車」，經常出沒在靜岩的道路上。他們三人天天同出同進，宿舍的床位連號，教室的座位基本上排在一起，吃飯也在同一張桌子。有時夜自修下課後，他們到小店加餐，三人同吃一大盤炒年糕或炒麵，吃得津津有味。查良鏞比江文煥小好幾歲，稱他為「煥哥」。只要天氣允許，晚飯後他們常常一起散步，沿著溪旁通往衢州城的大路徐徐前進，欣賞落日餘暉下田間和山野的風光，笑聲朗朗，消除一天來學習的疲勞。

少停酒菜送上，湖南人吃飯，筷極長，碗極大，無菜不辣，每味皆濃，頗有豪邁之風……

不知那三大冊、上千首鉛筆記下的民歌而今安在？

一個能有「千人中之一人」愛他的人真是值得最高的艷羡！你無論走到哪裡，他的友誼永遠不離開你。你成功了，他會比你自己更快樂。你失敗了，他會比你自己更難過。「所以你永遠是不會失敗的！」他始終了解你，信任你，鼓勵你，扶助你，為你做他所不願為自己做的事情（如傷害了自尊心而為你去請求別人之類）。你不會再畏懼命運的憤怒，物質的凌虐，人類的惡意。在他面前你會覺得這正是你所祈求著的永遠不變的狀態。你求得了生命與生命律令之間的和諧，得到了真、善、美至高理想的實現。這樣的友誼中包含了人所企求的一切——光榮、愛和精神上的快樂。你窮，其實是富的；你弱，其實是強的：因為「千人中之一人」的友誼是一宗最大的財富，最大的權力。

查良鏞課餘也讀共產黨在重慶公開發行的《新華日報》，喜歡喬冠華以「於懷」的筆名所寫的那些國際述評。1944年，他在重慶寫過一篇短篇小說，題材是泰國華僑的生活，採用新文學的形式，題為《白象之戀》，參加重慶市政府的徵文比賽，獲得二等獎，署的是真名。

當地漢人苗人沒一個不會唱歌，幾乎沒一個不是出口成歌的歌手，對於他們，唱歌就是言語的一部分。冬天的晚上，我和他們一齊圍著從地下挖起來的大樹根烤火，一面從火堆里撿起烤熱了的紅薯吃，一面聽他們你歌我和地唱著，我就用鉛筆一首首地記錄下來，一共記了厚厚的三大冊，總數有一千余首。這些歌中談情的數量固然最多，但也頗有相當數量的歌曲是詛咒當時政治的，然而在一般印行的民歌集子中，卻很難看到這些東西，那當然是因為怕犯當政者之所忌的關係。

1936年，查良鏞在龍山小學堂畢業，考入嘉興中學，第一次離開故鄉袁花。二十年後，嘉興一再出現在他的小說中，《射鵰英雄傳》描述：「那是浙西大城，絲米集散之地，自來就十分繁盛」，「城中居民人物溫雅，雖然販夫走卒，亦多俊秀不俗之人」。南湖、煙雨樓更是他揮之不去的一個夢——

……友誼中只有喜樂而沒有如戀愛中所感受到的痛苦；友誼不至如戀愛那樣在感情中完全拋棄靈智的調和；友誼不像戀愛那樣達到了最高峰之後就要改變其素質。友人中間在思想上，生活方式上是一個絕對的和諧，而兩性間在這方面是天然衝突的。最主要的，友誼的產生是完全由於純潔的自然流露，其中沒有一點利益的希冀；而戀愛的發生卻是由於為滿足人性的要求。友誼是心理上的，而戀愛是生理上的。友誼的價值在情感的本身，而戀愛中若不存在「佔有對方」的心理，則戀愛也不成其為戀愛了。巴爾扎克以為聯合健康、聰明、類似的家世、趣味、環境、年青，愛情自然會誕生的，但友誼卻需要更嚴格的條件：因為愛情是人類的選擇，友誼是自然的選擇。

「三忠高鎮名聖湖」是指岳飛、于謙、張蒼水埋骨的杭州西湖，嘉興南湖與西南湖合稱「鴛鴦湖」，碧浪湖指的是陳其美埋骨的湖州碧浪湖，聯初就是杭、嘉、湖三地的中學組成的。

在碧湖，一篇《阿麗絲漫遊記》幾乎使查良鏞失學；在石樑，他又因反對訓育主任的學潮上了「黑名單」。這些教訓他沒有忘記，到了重慶，他只想埋頭讀書，儘管中央政治學校的派系鬥爭很激烈，他從不介入，「我是很個人主義化的，我對校政雖有不滿，但卻沒有興趣加入對抗校方的政治活動。我只抱著現時西方學生的那種心態，希望多點個人發揮的自由。讀書歸讀書，不要有太多的管束」。

11月20日，日寇侵入海寧硤石，23日，海寧縣城（現鹽官鎮）淪陷。12月，日寇第七中隊步兵中隊長野口中什率兵150人，配備小炮一門、重機槍三挺，侵佔了查良鏞的故鄉袁花鎮。

在圖書館管圖書不是長久之計。第一次辦刊的失敗對查良鏞打擊不小，正當他失落、彷徨的時候，湘西那個同學的哥哥有事到了重慶，懇切邀請他再度去湘西，幫助經營農場，並承諾只要等農場開墾出來種上油桐樹，就送他出國讀書。留學何嘗不是他的夢，如此誘人的條件足以令他動心。想到湘西地處偏僻，時間長了，未免寂寞，他向農場主提出一個條件，要帶同學余兆文一起去，待遇必須和他一樣。農場主爽快地答應了。雙方當時交談的情景，余兆文親眼所見：

人是不會懂得幸福的，如果沒有與一個對你心中不存絲毫利害觀念，卻永遠準備為你儘力的人在一起度過一段時候。因為你不會懂得世界上有一種東西可以構成一個人的精神狀態，保衛了這種精神狀態的人，即使是最平凡的事，也會變成神奇，在最不幸的環境中，也會感到快樂，這就是所謂「秋天裡的春天」！

查良鏞也是一名體育運動愛好者，體育畢業成績是82分，軍訓成績75.2分。他平時最喜歡打排球。在幾屆校運動會上，最後的一項「高中男生武裝負重賽跑」，他總是第一個衝刺到終點。

查良鏞是《時與潮》的熱心讀者，看到這個刊物受歡迎，也想模仿《時與潮》辦一份刊物。他找了幾個老同學，合計辦一份《太平洋雜誌》，刊登從國外翻譯過來的作品。他充分利用圖書館豐富的藏書、資料，每天上班時，一有空就著手編他的雜誌。下了班，他就帶著英漢字典，匆匆忙忙趕到離中央圖書館不遠的美軍俱樂部，搶譯新到的外國報紙雜誌，這些報刊由美軍飛機直接帶來，都是最近出版的。幾個窮學生四處借錢，也沒有籌到印刷費，好不容易找到重慶大東書局，勉強賒賬給他們印了一期，創刊號印了三千冊，很快就銷完了。但由於紙價飛漲，當他找大東書局印第二期時，他們說什麼也不答應賒欠，《太平洋雜誌》只出一期就停刊了，創刊號成了終刊號。

這是查良鏞一生出版的第一本暢銷書，賺到很多錢。那時家裡經濟來源斷絕，窮得沒辦法，就是靠了這本書的收益，他們三人都順利從高中畢業，再到重慶去上大學，還幫助了其他的同學。對一個15歲的少年來說，這是一次商業上的成功。他能抓住消費者的需要，用簡捷的方式來滿足他們。他自認為這是一種洞悉讀者心理的直覺能力。

1943年，查良鏞也匯入了這支「插曲」之中。王浩然、江文煥也先後到了重慶，三人都考取了西南聯大外文系，這是查良鏞的第一志願。這所由北大、清華和南開組成的戰時臨時大學，成為千萬學子嚮往的神聖學府。他雖然有幸被錄取了，卻因為沒有錢，西南聯大遠在昆明，路途遙遠，最後放棄了。他同時考取中央大學、四川大學的外文系，也覺得經濟上負擔不起，他和王浩然選擇了不收費的中央政治學校，江文煥獨自到西南聯大入學，還替他倆辦理了保留一年學籍的手續。九九藏書

從淪陷區來的學生大都失去了經濟來源，寒暑假也無家可歸，完全靠「戰區學生救濟金」維持生活。聯中成立時按規定將救濟費分甲、乙、丙三等，來自淪陷區的都是甲等救濟，一切應繳的費用全免，所有外穿的制服、書籍、伙食全部靠國家供應，每月發幾元零用錢，可以買紙張、文具。查良鏞的家鄉海寧早已淪陷，在校享受甲種救濟待遇，他穿的衣服是在青訓團時發的軍服，內衣褲、鞋襪等衣物沒有著落，到了天寒地凍時也是穿兩件單衣，沒有鞋襪，赤腳穿草鞋。

在半軍事化管理的環境下，查良鏞讀完了一年級。放假前，教育長程天放在全校師生參加的「總理紀念周」上宣布，這一學年查良鏞的成績名列第一，予以嘉獎。暑假里，同學們大都回家去了，他和一些無家可歸的同學住在學校。天氣炎熱，大太陽下除了游泳不能做其他運動，他就在教室里埋頭讀書，讀了大部頭的《資治通鑒》和威爾斯的《世界史綱》。《資治通鑒》是中華書局出的線裝本，字體很大，薄薄的書本拿在手裡頗有古典之樂。《世界史綱》是大開本的插圖本，既厚且重，必須攤在桌上，他邊欣賞書中的圖畫，邊享受威爾斯以漂亮的文筆敘述世界史事。讀得倦了，他便大汗淋漓地蜷曲在窄窄的長凳上睡覺，醒來再讀。長凳只有半尺來寬，就是《阿Q正傳》里所說的那種條凳，他睡了一個暑假，居然從來沒有在夢中掉下來過。多年後回想，他說，《神鵰俠侶》中寫小龍女在一條懸空的繩子上睡覺，靈感或許由此而來。那個暑假，他以中西兩部精彩的歷史書為伴，過得充實而快樂。

查良鏞一直很喜愛唐人的一篇傳奇《虯髯客傳》，認為虎虎有生氣，可以看作是我國武俠小說的鼻祖。他就在圖書館查參考書，寫了一篇《虯髯客傳的考證和欣賞》，主要考證該傳的作者是杜光庭還是張說，因為典籍所傳，有此兩說，結論是杜光庭說證據較多。此文在壁報上登出，教高三的國文老師錢南揚是研究元曲的名家，對此文頗加讚揚。小孩子學寫文章得到老師的贊好，他深以為喜。

這是查良鏞一生遭遇的最大危機之一，一旦被學校開除，將不但失去繼續求學的機會，連吃飯、住宿都會發生問題，「那是生死繫於一線的大難」。張印通校長極力為他爭取較輕的處分，但權力凌駕在校長之上的訓育主任一定要趕他走，校長也無可奈何，只能勉力將「開除」改為「退學」，並努力幫他轉學，同學余兆文也幫他一起辦理轉學手續。

我們要求許許多多的，像法國大革命時代一般志士追求自由的狂，馬志尼、加富爾的復興民族的狂，以及無數的科學家、藝術家、探險家等對於真理、對於藝術、對於事業的熱狂。

不久，衢州淪陷。8月，衢中搬到遂安縣夏洲村，一個偏僻的深山裡。

11月5日拂曉，二十萬日軍在大霧掩護下從杭州灣金山衛、全公亭一帶登陸，嘉興危在旦夕，查良鏞的家鄉海寧首當其衝。有「家」可歸的學生自行回家或由家長接走了，還有數百名家鄉已處於危險境地的學生留在學校，一時人心惶惶，陷入混亂。

烽火連天，一個少年，一個中年，忘年之交，促膝長談，查良鏞大談自己的友誼觀，陳向平建議他把這些見解寫下來。

這一群少年男女都生在山溫水軟、環境富裕的江南，不知天高地厚，平靜而幸福的生活突然被血與火的抗戰打斷，碧湖求學的時光令他們珍惜。查良鏞在這裏讀了不少新文學作品，喜歡上了巴金。當時，男女學生中最流行的就是巴金和俄國作家屠格涅夫的作品。巴金的筆底充滿溫情，直接觸到他們的心靈。他小學時就在袁花家中讀過《家》，讀到鳴鳳自殺、瑞珏難產而死等情節，還為此流過淚。《春天裡的秋天》《秋天裡的春天》（巴金譯著）那時給他印象最深，「因為抒寫的是少年人的心懷和輕淡的戀情，少年人覺得是自己的事，對於真誠之愛受到挫折的不幸，感觸是極深的」。

陳向平帶著裝了「筆壘」來稿、來信的包袱，一路顛沛流離，抵達福建南平。8月21日恢復出版《東南日報》南平版。從9月3日開始，署名「查理」的長文《「千人中之一人」》分五天在副刊「筆壘」連載，共六千多字——

在湘西種油桐樹的時光是寂寞的，也是值得回味的，那是沈從文小說《邊城》中翠翠的故鄉，那裡的山山水水，熱乎乎的烤紅薯，悠揚的民歌，淳樸的民風都留在了他記憶的深處。

人類的精神狀態總是處在人性與獸|性的衝突下，高貴偉大等是人性勝利的結果。孟子性善的學說支配了中國幾千年。但現代心理學家的意見，人類的本能卻大部分是醜惡得使人不能正視的。求得別人同情與自我憐惜也是這種本能之一種。

1937年8月13日，緊接著盧溝橋的烽火，上海「八一三」事變的炮聲響了，嘉興、海寧地近前線，再也放不下平靜的書桌。8月15日，日機轟炸海寧長安鎮。8月16日，十多架日機空襲嘉興、平湖。之後每天上午八時許，除了陰雨天，必有日機的空襲警報。因為轟炸不斷，嘉興人心惶惶，時局日趨緊張。嘉興中學9月1日照常開學上課，學校里雖挖了防空洞、防空壕，布置了燈火管制，窗戶上掛了黑布窗帘，還是不安全，大多數人都撤退到二十裡外的新塍鎮，學校租屋作教室開班上課。新塍是嘉興北部一個大鎮，也是撤到後方的必經之路。《射鵰英雄傳》第三十五回《鐵槍廟中》黃蓉提到過這個地名。

圖書館的工作，薪水不高，僅足以糊口，卻給了他大量讀書的機會。查良鏞在圖書館里一邊管理圖書，一邊讀書。一年時間里，集中讀了大量西方文學作品，有一部分讀的還是英文原版。他比較喜歡大仲馬、司各特、斯蒂文森、雨果的小說。雨果的長篇小說《巴黎聖母院》，他讀的中譯本名為《鐘樓駝俠》。在他看來，這些18、19世紀的作家，他們的作品有共同點是「故事性」，但也不限於此：

……永遠絕對信任他，即使他對你已犯了一萬次過失，在第一萬零一次上仍舊不要有半點懷疑的心，因為「千人中之一人」是不會犧牲他朋友的。並且在真正的友誼中，不適用一般道德尺度的衡量；世人誠實，否則別人就要不信任他。但是你信任朋友難道也要以他對你誠實為先決條件嗎？至於你，當對他永不失信，因為你的目的是處處地方使他喜樂。信的意義有二，信任朋友（不懷疑他的品德與見解，不懷疑他對你的感情）與信守自己對他的約言（人們借口種種困難而不守約言，其實是沒有不可克服的困難的，假如你存著信約高於一切的心）……

魯迅的書查良鏞覺得太深刻而鋒銳了，沒有引起多少內心的共鳴。他讀了雨果的《悲慘世界》，是蘇曼殊不完整的譯本，雖只是片段，但給了他強勁無比的震撼，覺得其文學價值遠遠在他喜歡的另外兩個法國小說家大仲馬、梅里美之上。

時已初冬，天氣一天比一天冷，經費不足，師生常處在凍餓威脅之中，前無定所，后無接濟。隊伍過建德、蘭溪，走到金華時，長期駐紮嘉興的蘇浙邊區綏靖公署主任、淞滬前線總指揮張發奎被張印通帶領師生艱難南遷的事迹所感動，派高級參謀驅車趕來，贈送大洋一千元，言明不需要正式收據。

李清照以「人比黃花瘦」為得意，而抗戰的巨潮並不曾完全奪去這種思想。為了有些近乎肆意謾罵我不願引用，否則，韓愈的一句批評似乎是頗適宜的：「搖尾乞憐」。

毛良楷患鼠疫死亡，全校放假七天，查良鏞心有餘悸，可怕的鼠疫活生生地奪去了同學的生命，這是他第一次真實地感受到死亡的切近和恐懼。他目睹同學被抬上死亡之船，小船孤零零地停在江上，上船就是被隔絕，就是等死。衢江邊的生離，就是死別！船離他而去，生死成一線，衢江邊和同學垂淚永別的那一幕、那個夜晚永存在他的生命深處。無情的戰爭奪去了母親的生命，弟弟的生命，還有同學的生命。衢江悠悠，歲月流逝，日本細菌部隊（731部隊）的罪行並不會因此而被遺忘。

「狂氣」，我以為是一種達于極點的衝動，有時甚至於是「故意的盲目」，情情願願的撇開一切理智考慮底結果。固然，這可以大闖亂子，但未始不是某種偉大事業的因素。像我們不能希望用六十度的水來發動蒸汽機一樣，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業要以微溫的情感、淡漠的意志來成就，那是一件太美好了的夢想。我要這樣武斷地說一句：要成就一件偉大的事業，帶幾分狂氣是必需的。

眼見日將當午，沅江兩旁群山愈來愈是險峻……只見上行的船隻都由人拉縴，大船的縴夫多至數十人，最小的小船也有三四人。每名縴夫躬身彎腰，一步步地往上挨著，額頭幾和地面相觸，在急流衝激之下，船隻竟似釘住不動一般。眾縴夫都是頭纏白布，上身赤膊，古銅色的皮膚上滿是汗珠，在烈日下閃閃發光，口中大聲吆喝，數里長的河谷問呼聲此伏彼起，綿綿不絕。

學生每天都要寫一篇自擬題目的短文，日記簿由學校統一印發的「土報紙」製作，級任老師要批改。抗戰時期衢中有一個陣容強大的國文教師群，王西彥、袁微子、陳康白、陳友琴、曹百川、張厚植、方光燾、屠伯和、何植三等先後在這裏任教。查良鏞的語文成績比碧湖時要好，幾個學期的考試成績為85分、83分、88分、86分，畢業成績為83.9分。每當作文課，他都是當堂第一個交卷，獲得最佳評分，作文發下來，大家爭相傳閱。

查良鏞自嘲在中央政治學校讀書的唯一好處就是方便，免受家庭的約束。學校是國民黨訓練幹部的地方，衣食住行樣樣供應，以至於他跟家庭幾乎斷絕聯繫了。當然，他完全依靠公費生活，手頭還是拮据的，他常常想去成都玩玩，也因沒有旅費而始終沒有去成。

去年，我的一位好友被訓育主任叫到房裡去，大大地教訓了一頓。訓到末了，訓育主任對他說：「你真是狂得可以！」

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加緊對金華、衢州等地的攻勢，1942年4月，二十萬日軍沿浙贛線西進，衢州城的房屋幾乎全被炸毀，人心惶惶。城裡人一早就提著裝了食品的警報袋出城避難。石樑近在咫尺，也不得安寧，早飯後任課老師就分頭帶領各班學生疏散到山邊樹林上課。一個星期天，不少學生在教室里做作業，警報一響，大家紛紛疏散出去，跑到田hｔｔｐs://rｅａd.９９ｃsw.ｃom邊窪溝里躲避。十幾分鐘后，一架敵機在教室上空咆哮，然後低空盤旋，打了幾個圈才飛走。

聯高本部在龍子廟，廟后新蓋了兩處草舍，有十幾個教室。生物、化學、物理的教室、實驗室設在廣福寺。一年級男生的宿舍在胡公廟。查良鏞的英語成績很好，高一兩個學期分別為87分、92分，國文73分、80分，算學兩次都是70分，比較普通，歷史、地理成績很好，都是95分。

遠在麗水碧湖的查良鏞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得知母親病故的消息，後來弟弟良棟也病逝了。在家鄉淪陷、母親撒手而去的歲月里，也許沒有什麼比冰心的作品更能打動一個少年學子的心了。很多年後冰心離世時，他寫下這樣的詩句：

學生運米搬柴，甚至自己管理膳食，每個同學輪流到廚房工作，食費很少，勉強維持粗茶淡飯，三餐紅米飯，南瓜葉做蔬菜，「清水煮黃豆」「鹽水燒芥菜」是當年碧湖生活的寫照，每星期加兩次餐，吃幾塊肉，靠的是用淘米泔水和揀剩的菜葉邊皮自己養的豬。

離開校園，年輕的查良鏞前路茫茫，他想到了表兄蔣復璁，當時正好在國立中央圖書館任館長。他進了中央圖書館，具體工作是登記借書和還書，每天的工作時間從下午兩點到晚上十點。

這是查良鏞五十五年後寫下的詩句。危難之際，張印通校長不顧經費不足和前途莫測，帶領師生南遷。經過一天一夜極度緊張的準備，11月11日，他們匆忙離開新塍，踏上流亡之路。由於時間緊，原來約定與章克標等老師在德清聚齊再一同後撤，也沒來得及。六天後（11月17日）三架日機轟炸新塍鎮，當晚數十名日軍潛入新塍，殘酷地殺害了十三人。又過了兩天（11月19日），嘉興淪陷。1938年6月10日，他們學習、生活過一個多月的新塍鎮東半邊被日寇一把火燒光。

以「偉大文學」而論，大仲馬與雨果的作品正是實至名歸。大仲馬能在世界文學史中佔一席地，自然並非由於他的小說中情節的離奇，而是由於書中人物的生動。能創造一個活生生的人物，是小說家極高的文學才能。

全校男同學一律剃平頭，女同學髮長不得過耳。穿的是齊一的校服，初中和簡師學生著黑色制服和黑學生帽，高中學生著黃卡其制服和黃學生帽，他們唱著有力的校歌：

八個人在貴溪站台上商量，決定還是繼續去大後方，火車不開，靠兩條腿走。為避免遭遇日軍，他們選擇走山路。他們背著行李，男生背重的，女生背輕的，靠著隨身帶的指北針把握方向往西走。山路曲曲彎彎，好幾次他們順著一條小路走到頭，下面是懸崖峭壁，只好回頭重新找路。有時鑽過盤根錯節的雜樹林、毛竹灌木叢，不小心踩到蛇、爬蟲，嚇出一身冷汗，路卻找到了。山上渺無人煙，渴了，喝山泉水；餓了，吃炒米。炒米吃完了，幸虧還帶了生米，怎麼吃呢？他們隨身帶著課本、鉛筆盒，把米放在鐵皮鉛筆盒裡，添點水，撿干樹枝點火做飯吃。既怕撞到日軍又怕碰到野獸，他們如驚弓之鳥，聽到一點可疑的聲音就鑽進樹叢草叢躲起來。走到南豐，才知日軍剛剛佔了南城縣。他們與日軍幾乎同時走在兩條平行線上，日軍行進的大路與他們相距不過十公里！

火車開出浙江，天就下雨了，越下越大，暴雨引起山洪，沖塌了前面好幾段鐵路路基，車到江西貴溪，浙贛鐵路中斷，火車停開。查良鏞年紀最小，話很少，一路都聽江文煥拿主意。程正迦印象中查良鏞的個子沒有她戀人江文煥高，是個忠厚老實的小弟弟。

1939年6月，查良鏞從浙江省立聯初畢業，下半年進入聯高，從沈家祠堂搬到了龍子廟，同在碧湖鎮上。聯高校長是他所熟悉、敬愛的張印通。聯高名師雲集，國文老師錢南揚是元曲專家；地理老師陳鐸民從不帶課本，把一門本來枯燥無味的功課講得十分生動；歷史老師孫正容是國學大師孫詒讓的後人，上課也不帶課本，講得條理分明，邏輯清楚；數學老師崔東伯、沈儒余、黃人達、敖弘德等邏輯嚴密的講解和精當的解題引人入勝；化學老師斯芳、物理老師徐兆華等通過精練的語言、直觀的手段引導他們探索科學的奧秘；英語老師楊彥勉、陳楚淮，圖畫老師孫多慈、音樂老師呂震坤等都是一時之選。聯高學生全部實行軍訓制，身穿軍服，腰束草綠色銅扣（聯高標誌）的腰帶，打綁腿，校長也和他們裝束一樣。

1945年，他向圖書館辦完離職手續，就和余兆文匆匆離開重慶，告別了一年中有半年被霧和雨籠罩的霧都。

查良鏞與江文煥、王浩然、黃文俊、吳汝榕，還有三個女生程正迦、程正返、朱卿雲結伴踏上西去求學之路，繼續亂世中的求學夢。從浙江到重慶，數千里的漫漫長途，一路顛簸跋涉，形同流浪。他們一行八人先在衢州航埠鄉王浩然家裡集中，帶著隨身衣物和路上吃的炒米，擠上去江西的火車，憑著流亡學生證明可以免票。車上擠滿了逃難的男女老少。

碧湖並沒有湖，松陰溪和大溪（甌江上游）在此交匯，水面寬闊，溪水澄碧，「樹凝碧，溪如湖，遠眺群山環繞，近觀是一片寬寬展展的田野」。為紀念張印通校長帶領全校逃出淪陷區的勞苦功績，嘉興中學的師生將一枚張發奎所贈的銀元加工製成紀念章，上面鐫刻了「甘苦同嘗」四個字，還舉行了一個簡單而意義深重的儀式。張印通在答謝時說：「在我的一生中，有兩件事情是最值得我紀念的，一件是學生時代曾獲得計先生的一枚獎章，另一件就是今天了。」

離開碧湖，翻山越嶺，穿過松陽、遂昌、龍游，查良鏞來到衢州石樑鎮，這是1940年7月。他肩上掛著一個大書袋和簡單的行李，手中捧著兩盒圍棋。同學江文煥、王浩然把他接進宿舍，幾天相處下來，意氣相投，他們同情他的困難處境，很快就把他當作新的知己了。

聯初的教員主要來自杭初、杭女中、嘉中、湖中等校，也有碧湖當地聘的。飽經流離之苦的學生深知這一切來之不易。他們衣衫破舊，面帶飢色，然而求學心切，精神飽滿，學校里瀰漫著濃厚的學習空氣，天蒙蒙亮，田野上就到處都是他們朗讀語文、英語的聲音。各科的內容與課時大致照常，增設了救護、防空、宣傳、歌詠等內容，體育、童子軍的課程和活動加多，南山下、廣場上，彩旗飄揚，每年的春、秋運動會，師生大顯身手，經常突破省紀錄。清澈見底的江水倒映過他們未脫稚氣的面孔，碧湖原野上回蕩過他們的歌聲。

其中包含了查良鏞自身的人生經歷和體驗，他對這個小鎮的特殊感情。他在碧湖讀書時到過這裏。

母校如慈母，育我厚撫養。

這種東西就是與你「千人中之一人」之間的友誼。

這時，查良鏞帶的盤纏已用得所剩無幾，有一個同學家在這裏，可以暫時借住。離考期尚遠，他決定在同學哥哥開辦的私人農場一邊幹活，一邊複習功課。美麗、貧困而神秘的湘西成為他臨時的棲息地。直到1943年初夏，聯考的考期將臨，他才負笈前往重慶。

在庵東鎮，徐祿不幸得了急性菌痢，因無醫無葯，幾日里腹疼瀝血，食不下咽，幾至虛脫。查樞卿親自採摘草藥，和著雞湯讓妻子服用，但妻子最終病亡。查樞卿悲痛欲絕，日夜守靈不肯離開。這年，查良浩只有4歲，2歲的良鈺尚嗷嗷待哺。

在這個民歌蕩漾的世界，查良鏞先後兩次共生活了約兩年時光。難怪他會一次次地想起湘西，《射鵰英雄傳》中一燈大師、瑛姑隱居的地方都在湘西，「鐵掌山」在洞庭湖向西，「經常德、辰州，溯沅江而上，瀘溪與辰溪之間有座形如五指向天的高山」。這些地名不是來自書本、地圖，而是他足跡到過的地方，是他生命中所熟悉的。《連城訣》中忠厚純樸的狄雲就出自這片土地——「那是湘西沅陵南郊的麻溪鄉下」。小說中有個細節，狄雲在獄中五年終於出來時，「剝了蘿蔔皮，大大咬了一口。生蘿蔔甜美而辛辣的汁液流入咽喉。五年多沒嘗到了，想到了湖南的鄉下，不知有多少次，曾和戚師妹一起拔了生蘿蔔，在田野間漫步剝食……」

學生大多數都是十四五歲，年齡最小的只有十二三歲，還有女同學，雖說輕裝前進，每人只帶一條棉被、幾件簡單的換洗衣服，但徒步跋涉，背上的行李只會越來越重，每天一般只能走三十到六十里。走得最遠的兩天，日行九十里，不少同學腳上都起了水泡，水泡磨破了出血不止，靠木棒或竹竿支撐，一步一移。走不動了，他們就唱支歌。

……我不是對「同情心」有什麼否定的意見。相反地，對於真正不幸者的同情我以為是最高貴的一種感情。但故意的做作卻完全是另外一件事。人類的弱點應該得到同情，但這同情不應該由這弱點的保有者故意地去求得。……

由於對弱者的蔑視超過憐憫，由於習慣了用嚴峻的眼光觀察一切事物的內在，我對李清照那傳誦一時的名句「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可以說是反常地保持著一種十分不愉快的感覺。它總使我想到一幅很凄楚的圖畫：一個瘦小的女人弱不禁風地站在一叢菊花前，因而引起了許多近乎是無可奈何的聯想。它使我強烈地意識到李清照在這句子中是故意顯示自己底柔弱，而目的在引起別人的同情。她是深深地浸沉在自我憐惜中。

1942年冬天，查良鏞輾轉到達湘西。偏僻的湘西，戰時成了進入四川的重要通道，西南公路由此通過，貫穿四川、貴州、雲南、廣西的交通。

查良鏞對南宋詞人李清照的名句大胆提出自己的看法，在當時抗戰的大背景下，他批評「一切吟風弄月，缺乏戰鬥精神的思想」，以及「自我憐惜的心理」，雖然他對弱者的蔑視不無少年人的偏激。

三衢要衝，九峰巍立，萬壑爭流水滔滔，聚千百英豪修學勵行習體操，適應抗戰中需要。獅子般力量，駱駝般精神，勇猛、沉著，鋼鐵般意志，陶冶、訓練、不屈不撓，哪怕世界狂濤，哪怕頑敵凶暴。同學們，增進智能，負起責任，期把我國家重新建造。

查良鏞心目中的友誼何等神聖。一個高中剛畢業的少年，在戰火紛飛、前途茫茫的時刻，一氣呵成，寫下他對友誼的認識，寫下對人類最純潔友誼的嚮往與追求。他在高中時通讀過《聖經》，此文以引用所羅門的話開始，以《馬太福音》結束，中間還引用了《箴言》《撒母耳記》等，可以看出他對《聖經》的熟悉。《東南日報》當年不因人取文，一個少年學子的習作才得以倖存下來。

他在重慶中央政治學校只讀了一年兩個月，1944年11月又一次失學。

在他面前你覺得更迫近永恆，你意識到了人的存在與世界的美好。在他面前你的生活會幾乎是純潔得近乎聖的，一種神明的精神充沛了你的思想。在他面前你因感謝他、讚美他而卑視最偉大的王國。為了尊敬他——相互的尊敬是完美的友誼底必要條件——所以即使在最親密的戲謔中也保留著一九*九*藏*書些宗教性的嚴肅，一些希臘風的寧靜。為了一種能與他相配的意念使你苛于責備自己的缺點，而無時不在想改善自己。在他面前你會發揮出自己所有的能力，沒有一點才能在他面前會不被解放的，所以即使在日常的交際中，你也會驚異自己的靈智突然發展，各種動作中這樣地流露著天才的痕迹。對「千人中之一人」的愛無異是一種信心的表現。有些事情，你與成功之間的鴻溝幾乎是不能超越的，但藉了這種信心，你是超越了。

這當中就有查良鏞自身的體驗。《射鵰英雄傳》中描述的沅江的縴夫，正是他熟悉的——

人生中假使沒有友誼，我真不知道生活將變成如何地醜惡的一個東西。你想哪，一個沒有花兒的春天，一朵沒有色香的花兒。生活中失去了主要的精神享受，我們靠著什麼的支撐來面對這苦難的人生呢？西塞羅以為這簡直是如從宇宙中摘去了太陽。

1940年10月4日，日機在衢州城內空投黃豆、麥粒、麥麩、棉花、傳單和跳蚤等，感染了鼠疫桿菌的跳蚤不久即造成鼠疫流行，蔓延六年，波及衢縣的51條街巷、19個村莊，死亡1160多人，1941年5月中旬是發病高峰。鼠疫在城中蔓延，病者絕對治不好，情況十分恐怖。哪一家有人染上了，軍人就將病人搬到衢江中的一條船上，任其自死，七天後放火燒船，叫這家人換上新衣，什麼東西也不能帶，立即出門（官方補還其鈔票），將整座房子燒了。

當時查良鏞讀高中二年級，在石樑鄉下上課，他的同班同學、體育健將毛良楷染上了鼠疫，全校學生、校工立刻逃得乾乾淨淨。毛君躺在床上只是哭泣，班主任姜子璜老師拿出錢來，重金雇了兩名農民抬毛君進城，送上衢江中的一艘小船。姜子璜是史地老師，學識淵博，品德高尚，上地理課不帶教材，憑一張地圖就可以把山川形勢講得清清楚楚。查良鏞是班長，心中雖害怕，但義不容辭，在黑夜中跟在擔架後面步行，直至江邊和毛君垂淚永別。回到學校，他和姜老師互相向全身潑熱水，以防身上留有傳染鼠疫的跳虱。整個抗戰期間，他自覺有點勇敢的事就只這麼一件。

查良鏞在中央政治學校讀的是外交系，他自稱從小愛看外國名著，對英文很有興趣。他想做外交官，主要是想週遊世界。那時許多中國人都很想到外面去看看，而做普通工作很少有機會出國，外交人員卻不同，即使普通職員也有機會出國。雖然這所學校的外交系很難考，他卻偏喜歡向困難挑戰，所幸中英文都考得不錯，考上了。那時，很多有出國夢的學子都有相似的想法，與他同齡的紹興中學學生陳橋驛看到大學招生簡章，對中央政治學校外交系最有興趣，後來輾轉到江西投考，就是衝著這個系去的。

金庸也不是一個計較一時報酬的人，只求有個陪伴，要帶我同去，待遇也和他一樣，這也是有待農場有了出息以後的事，算不上苛求……所以雙方毋須討價還價，也不必立據定約，只是君子協定，開誠布公幾句話就談妥了。我們又沒有什麼細軟或大包大件要打點的。兩人只帶了一捲鋪蓋一隻箱，說走就走。

「不過戰爭也給了我一些有益的磨鍊。我此後一生從來不害怕吃苦。戰時吃不飽飯，又生重病，幾乎要死，這樣的困苦都經歷過了，以後還有什麼更可怕的事呢？」

「這樣的人，我們去尋訪罷，即是二十年也算不得苦！」因為《馬太福音》中寫著：「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

初三這一年面臨升學考試，對他們來說，雖說是從聯初考到聯高，但考試是嚴格的，複習功課十分緊張，連休息時間也很少，吃飯都是匆匆忙忙的。有一天查良鏞突發奇想：考學這麼辛苦，何不編一本針對小學升初中的參考書，可以減少應考者的複習時間？他把這個想法和張鳳來等兩個要好的同學一說，他們都表示贊成，說干就干，三個人合編了《獻給投考初中者》。他們搜集了當時許多中學的招考試題，加以分析解答，用一種易於翻查的方式來編排，由麗水的一家出版社公開出版發行。這本書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一直行銷到福建、江西、安徽等地。

1937年9月30日，海寧至杭州的汽車停開，電信中斷。11月5日中午，日軍登陸，炮轟海鹽縣城，海寧受到嚴重威脅，城鎮居民開始逃離。I1月17日，海寧縣政府部分人員開始撤離。第二天（也就是查良鏞踏上流亡路七天後），縣城和各集鎮居民紛紛去往浙西山區或偏僻農村避難。他的父母也帶著全家逃難，渡過錢塘江，在對岸的餘姚庵東鎮（現歸慈溪市）落腳。

張印通校長和二十多位老師、全體學生同行、同吃、同住，每到宿營地，都是稻草在地上一鋪，就地而卧。他們吃得同樣非常簡單，每次發一元錢要用好幾天，常常買三個銅板的山芋充饑，吃上一隻粽子就是一頓奢侈的美餐了。在疲憊的流亡途中，老師仍要抓緊時間給學生上課。沒有教室，沒有課本，沒有學慣用品，學生就坐在樹蔭、屋檐下，老師憑著一塊很小的黑板上課。

查良鏞說：「我家庭本來是相當富裕的，但住宅給日軍燒光。母親和我最親愛的弟弟都在戰爭中死亡。我中學時代的正規學習一再因戰爭而中斷，所以對中國古典文學及英文的學習基礎沒有打得穩固，到了大學時代及大學畢業后才憑自學補上去。

告別石樑不久，查良鏞與《東南日報》副刊編輯陳向平再次相遇。《東南日報》在1937年11月19日杭州淪陷前西遷金華，1942年5月20日金華告急，《東南日報》分兩路分別向江山、麗水撤離。陳向平隨報社先往江山撤離，他們的重逢就在這時。

龍子廟最吸引查良鏞的是圖書館和閱覽室，聯高的圖書、設施主要來源於杭州高級中學，杭州淪陷前夕，杭高几乎把所有圖書、儀器都及時轉運出來了。圖書館設在緊靠龍子廟北牆的平房內，有《萬有文庫》《大英百科全書》《國學基本叢書》《漢譯世界名著》等，魯迅、茅盾、冰心、巴金等人的著作都有，鄒韜奮的《萍蹤寄語》、范長江的《中國的西北角》，甚至斯諾的《西行漫記》也可以借到。不大的閱覽室靠牆四周陳放著各種辭典、字典、百科全書、中外地圖冊等工具書，報刊架上有《大公報》《東南日報》《譯報》等，有《中學生》《科學畫報》《國文月刊》《全民抗戰》等，《大公報》是查良鏞喜歡讀的報紙。

同年12月7日，又一篇署名「查理」的《人比黃花瘦——讀李清照詞偶感》刊登在「筆壘」版首——

當時錢塘江以南守御這一條線的是湖南部隊，即國民黨王東原的部隊，士兵打仗很英勇，防守得很好，查良鏞覺得他們很了不起。在浙江南部念書的人對那支部隊很親厚，常常去慰勞他們，覺得這些湖南老鄉幫他們守衛家園，不容易。192師師長王東原是湖南寧鄉人，兩個兒子都在碧湖讀書，跟查良鏞是同學，還帶他去部隊看過。

他們大約在贛州分手。蔣經國時任贛南行署專員，查良鏞讀中學時就對蔣經國的「蔣青天」大名聽之已久，經贛州時，他還到專員公署去看了一看，並不覺得有什麼特異之處，唯一印象深刻的，是贛南人的發音，讀專員公署四字時，聽起來就是「轉運公司」。很多年後，他還記起此事。

1938年1月15日，日軍增兵袁花，旋即離去。3月，國民黨62師318團謝明強部從紹興渡江進駐袁花鎮。4月10日，日軍調集大批兵力，從海寧縣城等處據點出發，侵襲袁花，遭到中國軍隊迎頭痛擊。日軍轟炸袁花，謝部士兵在袁花醬園弄等處與日軍巷戰，雙方均有傷亡。日軍在袁花西側的高木橋放火，一直燒到瑞梓堂藥店火牆，燒毀大量民房，坊官橋河南鼎新、裕和兩醬園也被焚毀。5月6日，六架日本飛機轟炸袁花等地。1938年8月1日，日寇再度進犯袁花，中國軍隊浴血奮戰三天，袁花附近包家山曾作為重要的戰場，日寇傷亡不小，當他們乘夜色撤離時，還造成兩路日軍互相開槍，開炮，傷亡二三百人。為了泄憤，日寇在盤踞龍山小學堂八天之後，放火將袁花鎮東市的房屋全部燒光，大火持續了數天，三公里的長街鬧市滿目焦土，昔日繁華的江南小鎮被付之一炬，倖存的只有寥寥可數的破舊房子，天仙府塘河上漂浮著無人收拾的屍體。據不完全統計，被燒毀的房屋有三千多間，被殺者無法計數。在浙江淪陷各縣中，海寧損失最嚴重，海寧最慘的是袁花鎮，十室十空，民窮財盡。查家的大量房產也在這場戰火中化為灰燼，一個歷六百年綿延不絕的書香門第就此中落。

是王國維先生說過罷：「一事能狂便少年。」狂氣與少年似乎是不可分離的。他不能勉強自己趕快增加年齡，於是，暑假后不得不換了一個學校。

1941年11月中旬，衢中發生反對訓育主任楊筠青的學潮，在衢州和浙江教育界引起軒然大|波，查良鏞也被列入「過激學生」的黑名單。校長陳博文原是省教育廳督學室主任，比較愛護學生，盡量減輕對學生的處罰，使學校恢復上課，他因此免於被開除、失學的命運。

湖南的風俗習慣在查良鏞的生命中也留下了烙印。《飛狐外傳》寫到胡斐過五嶺入湖南，在衡陽的飯館吃飯——

兒童希望得到慰藉，則顯示自己底創痛，或甚至傷害自己以得到充分的悲憐，即使是成人，也未必減少一些這類的衝動，不過因了教育與經驗，而有各種不同的表現方式罷了。李清照這詩句是這種形式的技巧上的完成，而把自己底痛苦誇張到荒謬絕倫的程度是這類性質的絕頂。比如乞丐們故意毀壞身體以作為生存的手段，他們巧妙地利用了人類底弱點。

……「千人中之一人」的友誼真是人類所能得到的最大幸福，你假如能得到，你真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一個人！因為在你想起他的時候，不感到痛苦，如果有難受的重壓，也不畏懼，如果有恐怖的威脅，你可以忘記一切，但永遠不會忘記他，永遠不願捨棄他，因為九百九十九人是世界的，但「千人中之一人」卻是你的。你們互相愛，大家不愛自己，由一種精神一種意志牽制著你們兩顆心。你能恬然地享受幸福，安然地忍受不幸，因為一切都要過去的，只有你和他的感情長存，在永恆前你難得顧慮到暫時。當你想到無論何時總有一個人在全心地贊同你，支持你，你真是有福了。

因為在這裏我不是來非難李清照，企圖用什麼她不應當承受的言詞來侮蔑這位我們要給予同情的作家。在從前，女子處在被保護者的地位，求得別人底同情常常是一種有效的達到她目的的手段。我是對現代一切吟風弄月，缺乏戰鬥精神的思想提出抗議九九藏書，我控訴那種自我憐惜的心理。

此書長銷不衰，到1942年《東南日報》上還有廣告。

流亡師生從新塍出發，經烏鎮、練市、餘杭、臨安到達於潛，先是坐船，接著水路不通了，只能步行，他們曉行夜宿，到於潛小駐，本來打算上課，傳來11月24日杭州淪陷的消息，只好起程南行。過分水，到了桐廬，半夜裡，學生在睡夢中被叫醒，匆忙集合出發，隊伍剛剛走過浮橋，身後火光熊熊，浮橋燒斷了。走出二三十里，等天色微明，才歇下來吃早飯。老師告訴他們，昨夜宿營處，日寇逼近，相距不過一二十里，真是驚險萬狀。

5月24日，日軍攻陷金華、蘭溪等地，衢州危在旦夕，學校決定停課疏散，畢業班提前草草畢業，學校給學生髮了流亡學生證明，一張小獎狀大小的紙，上面印著證明文字，蓋上衢州中學的公章。查良鏞的高中生涯就此結束。他的畢業成績平均82.9分，在全班名列前茅，同學中70多分的居多，也有一些60多分，王浩然69.5分。查良鏞的英文、國文、歷史、地理成績都很突出，算學、物理、化學、生物也好，只有圖畫、音樂弱一點。

靠右近海一面，常見一片片光滑如鏡的平地，往往七八丈見方，便是水磨的桌面也無此平整滑溜。俞岱岩走遍大江南北，見聞實不在少，但從未見過如此奇異的情狀，一問土人，不由得啞然失笑，原來那便是鹽田。當地鹽民引海水灌入鹽田，晒乾以後，刮下含鹽泥土，化成滷水，再逐步晒成鹽粒。俞岱岩心道：「我吃了三十年鹽，卻不知一鹽之成，如此辛苦。」

這麼多學校來到碧湖，校舍問題不好解決，只能因陋就簡，「進廟宇、借祠堂、租民房、蓋草堂」，臨時建的校舍都是「木柱、草頂、泥築壁」。高中部在龍子廟（現是糧站），師範部在三峰禹王廟。初中部設在碧湖上街的沈家祠堂和葉家祠，學校辦事機構、教室、男生和部分男教師的宿舍設在沈家祠堂。正中的房屋作為禮堂，全校師生經常在這裏集會，兩側是男教師宿舍。由正屋側面經由小巷前行，前後房屋都是男生宿舍，兩邊靠牆設有上下兩層的竹架床，中間是走道，查良鏞在這裏住了一年。後面是一片空地，東側有一棵大樟樹，新建了一字形三排十八間較為寬大的房屋，泥牆草頂，十二間作為教室，其餘的作為辦公室、圖書室、遊藝室。教室兩面開窗，光線充足，空氣新鮮，雖然裏面只有白坯的板凳條桌，但在抗戰時期這已是一個良好的學習場所。旁邊的洞主殿是學生餐廳，有桌無凳，師生都是站著就餐。西北是大操場，背面是校醫院。操場兩側有許多石碓，每當空襲警報響起，日機來侵擾時，師生就在這裏隱蔽，每當這時，不少學生仍在看書，甚至大聲朗誦，以示對敵機的蔑視。

在湘西農場，查良鏞還是保持著閱讀的習慣。離開重慶時，他帶了一箱書，有許多外文書，有空時，他便嘗試著翻譯。1942年，他就想動筆將《詩經》譯成英文，只譯了一部分就作罷了。初來湘西，他計劃編譯一本《牛津袖珍字典》，最終也沒有完成。

《神鵰俠侶》開篇就是：

當時衢中文風很盛，陳康白、袁微子等老師，羅威等同學都在「筆壘」發表過文章。查良鏞的文章文筆犀利，在衢中引起小小的轟動，閱報欄前吸引了不少同學。小小年紀，論述卻頗見功力。這是他親身的經歷，真實想法的流露。難怪陳向平要將它發在「筆壘」頭條，並乘出差衢州之便到石樑來看看這個查理。令他意外的是查理只是一個高二學生，「身高背寬，呈正方形的臉上架一副近視眼鏡」，雖然營養不良，瘦骨嶙峋，卻「頗有學者風度」。年齡的差距沒有妨礙他們一見如故，談得很是投機。陳向平還指點他來年去報考西南聯大。

數學老師章克標給查良鏞印象最深的是教他們圓周率，一直推算到小數點後上百位，整整寫滿一張紙。章雖是作家，留學日本學的卻是數學，編寫過《算學的故事》（上海開明書店，民國廿四年九月初版），其中說英國人欣克（Shanks）把圓周率推算到小數點后707位。章老師為人很是滑稽，同學們經常和他玩鬧而不大聽他講書。一次晚自習，有個調皮的學生故意問「English」怎樣讀，章老師隨口答：「洋格里稀。」當時，查良鏞讀過《算學的故事》，覺得文字優美，很有趣。他也讀過美國人寫的《哲學的趣味》中譯本，覺得很有趣味，雖然不是完全懂。

最終查良鏞還是闖了禍。「在這所訓練幹部的學校里，學生多對國民黨很忠心，有些守舊的同學甚至會把一些思想比較開明的同學拉到台上去打。我看了很氣憤，就去找訓導主任辯理，主任反把我罵一頓，說我多管閑事，還說這些打人的同學是見義勇為，打的是異己分子。我說就算不喜歡異己分子，要打人也要講證據，況且不能這樣侮辱同學。但是我人微言輕，終究說不通，就離開了（退學）。」當時，他激動地對訓導主任說：「好的領袖，好的三民主義是值得我們去擁護的，但是不能說不容他人懷疑、討論。」「離開」不是他自願的選擇，他是被勒令退學。

沈家祠堂、葉家祠都有閱報處，每學期要舉行時事測驗，並以時事為題材，舉行作文比賽、演講比賽、辯論會等。學校還成立了一個「飄零劇團」，有時上碧湖街頭演出抗日話劇。唐世芳校長作詞、音樂老師俞紱棠作曲的聯初校歌傳唱一時，蕩氣迴腸，縈繞在每個聯初學子尤其是杭、嘉、湖淪陷區流亡學子的心頭——

當年遭寇難，失哺意彷徨。

隨著杭州等地的淪陷，許多學校也相繼來到碧湖，小小的碧湖一時學生雲集，逃難的人流蜂擁而至，機關、團體、軍營、商店林立，寂寞的山鎮變得喧囂繁華。各校校長紛紛向教育廳建議設立臨時學校。1938年7月，教育廳決定由杭、嘉、湖七所省立中等學校（包括杭州高中、杭州初中、杭州女中、杭州師範學校、杭州民眾教育實驗學校、嘉興中學、湖州中學）組成浙江省立臨時聯合中學，分高中部、初中部和師範部，由原來七校校長擔任校務委員，實際上當時只有張印通、周育三（湖州中學校長）、唐世芳（杭州初中校長）三人在碧湖。不久教育廳決定由張印通任主任委員兼高中部主任，唐世芳任事務部主任兼初中部主任。凡從青訓團轉過來的七校學生按照各原校所發的成績單或證明書，分別編入三部的班級。各校遷校過程中先後離開的學生、淪陷區逃出來的原七校或其他學校的學生經查核屬實，也准其入學。麗水、碧湖等附近地區有同等學力志願入學的，經過考試，擇優錄取。因名額有限，報考者太多，錄取的不多。

衢州位居浙、贛、皖、閩四省交界，地勢險要，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抗戰前夕便修建了機場，是戰時東南數省最大的機場。日寇飛機頻頻轟炸衢州就是針對這個機場，群山之間的石樑也時遭敵機轟炸。有時正在上課，敵機來襲，師生就疏散到附近的田邊、溪邊，敵機一去，再回教室上課。有一段時間，因敵機空襲頻繁，他們到山丘地帶上課，學生坐在草地上聽課、記筆記。一次，炸彈在查良鏞身旁不遠處爆炸。他立刻伏倒，聽得機槍子彈在地上啪啪作響。聽得飛機遠去而站起身來后，見到身旁有兩具死屍，面色蠟黃，口鼻流血，雙眼卻沒有閉上。附近一個女同學嚇得大哭，他只好過去拍拍她肩頭安慰。

在衢州中學的兩年，是我最快樂、最難忘的時光。儘管當時讀書條件很艱苦，但衢州中學的老師對我很好，學習氛圍也很濃，我受益很多。我當時在校圖書館借閱了許多書籍，特別是《萬有文庫》中的古今中外名著。

衢中的教師和高年級同學經常說起查良鏞的國文和英文根底深厚。他的英文成績一直在同學中保持著優勢，在石樑的四個學期分別為85分、91分、91分、90分，畢業會考90分，以89.6分的平均成績畢業。

衢中有初中、高中、師範及附小，最多時四十多個班級，分散在石樑鎮和上、下靜岩村。高中部設在阡陌縱橫、翠崗縈抱的下靜岩村。一切因陋就簡，借用民房的廳堂、大院或祠堂、廟宇做校舍，臨時搭建了一排一字形的教室，以箬葉為頂、竹泥為牆，操場就修在溪灘邊。因教室和師生宿舍散落在石樑附近上、下靜岩等小村子里，上課、下課與起床、就寢都靠吹軍號，鎮上架起一個數丈高的軍號台，司號員在台上以不同的號譜向東、西、南、北各個方位發出信號。

那時，圍棋名家汪振雄在桂林主持圍棋研究社，查良鏞從千里之外寫信求教，前後通過幾次信。汪先生筆力遒勁，每次來信很少談圍棋，總是勉勵他用功讀書。課餘時間，他常與江文煥、王浩然等同學下圍棋。他教王浩然下圍棋，耐心地講金角、銀邊、草肚皮的道理。有時下棋不服輸，他們也會追追打打鬧著玩。

傍晚時分來到餘姚縣的庵東鎮。由此過錢塘江，便到臨安，再折向西北行，經江西、湖南省才到湖北武當。晚間無船渡江，只得在庵東鎮上找家小店宿了。

……一陣輕柔婉轉的歌聲，飄在煙水蒙蒙的湖面上。歌聲發自一艘小船之中，船里五個少女和歌嬉笑，蕩舟採蓮。……節近中秋，荷葉漸殘，蓮肉飽實。

衢中的體育課不限於田徑和球類練習，每星期還有一次爬山比賽，白雲山、東山尖都留下了他們的身影。在白雲山上俯視石樑鎮，田野、丘陵連綿，一片鬱鬱蔥蔥，石樑河緩緩流過，溪水如帶，環繞著茅舍瓦屋，炊煙裊裊，恍若戰火中的「世外桃源」。衢州城外的爛柯山也成為他們假日遊玩的好去處，群山盤亘，主峰如一座巨大的石樑，蔚為壯觀，繁花蘿藤，目不暇接。《射鵰英雄傳》中一燈大師在湘西的隱居處，依稀就是這裏的景色。

1938年9月初，聯中正式開學，編入初中部的人數最多，分為十二個班級，查良鏞終於恢復了中斷的學業。次年，聯中三部各自獨立，初中部改名為浙江省立臨時聯合初中，高中部改名為浙江省立臨時聯合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