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束語 「金庸神話」
金庸是香港的產兒，更是20世紀中國大變動時代的產物。如果離開了這個劇烈顛簸、大起大落、至今還在轉型當中的時代環境，我們無法接近他的內心，理解他每一步的選擇。金庸是個典型的中國人，他之所以受到那麼多華人的喜歡，不是無緣無故的。他活得很真實，他的複雜也是其內心真實的呈現。他多次表示自己一生經歷極複雜，不願與人分享內心，「寫自己的事情，壞的事情自己不大會寫的，一本書全部講我自己好的，那這本書就是假的」。
這裏面也包含了金庸早年的亂世經歷，他的人生體驗和思考。他說自己的作品「反映了世間的人生真實」。他有人道的關懷、俠義的倡導，通過郭靖等人物體現了中國傳統的儒家精神。某種意義上，他洞悉人性的幽微變化曲折，寫出了人性的複雜與豐富，他一貫認為表面上的善可能恰好是惡，表面上壞的卻透出人性中美好的一面。金庸的思想、價值主要是儒家式的，儘管對道家、佛教的觀點也有不少肯定。他的《鹿鼎記》最後回歸了「忠君愛國」的立場，著意刻畫康熙這個聖君明主的形象。在這個意義上，韋小寶僅僅是個插科打諢的陪襯而已。這是儒家歷千年不衰的理想，從郭靖與襄陽城的共存亡，到金庸在康熙身上寄託自己的政治和人生理想，那隻能是儒家的、人世的，而不是道家或佛教的、出世的。
金庸登上香港富豪榜，1987年創刊的《資本》雜誌將他排名第二十七位，是百人名單中唯一的作家（報人中，胡仙及《成報》《東方日報》的老闆都在他的前面）。1991年，他再次名列《資本》雜誌180多人富豪排行榜的第六十四位。
「如果沒有香港，世上還有沒有金庸？」回答是否定的，金庸乃是香港特定時代的產兒——
《笑傲江湖》在內地「文革」時期寫成，金庸對政治鬥爭感到痛恨煩厭，可以想見，顯然他並不認為令狐沖是最理想或最後的答案。在《鹿鼎記》中，他從另一個角度探討這個問題，提供了兩條相反的路。韋小寶這個「反英雄」得到激烈反應及廣泛討論，可見多麼成功。但我認為《鹿鼎記》真正的主角、喬峰大俠典型的真正對手，是康熙這個雄才偉略的英明君主典型。
金庸極力在京、港、台之間保持平衡，他多次對《明報》記者李廣榮等人說：「《明報》的立場，要以香港市民、內地人、台灣人和華僑的利益為依歸。」他身上的大中國情結，是沒有經歷過那個時代血與火的洗禮，又在1949年後定居海外的人很難體會的，他們對國家統一的嚮往，對國家強大所寄予的期望，都是深入骨髓的。如果對他們早年人生的動蕩和飄零海外的處境缺乏深入的理解，我們很難準確把握他們的這一心思。
俗與雅，通俗文化與精英文化，金庸（查良鏞）與穆旦（查良錚），兩個海寧查家的同輩人最具可比性，也最富有象徵意味。有人評論，「金庸展示了文人的情趣，穆旦卻坦呈了文人的靈魂」。穆旦與金庸都是抗戰時期接受大學教育，穆旦比他年長，在西南聯大受到沈從文、朱自清、聞一多等人的熏陶，又在抵抗外敵的烽火中獲得了詩的生命，金庸雖考上了西南聯大，卻選擇了中央政治學校，失去深造的機會。更大的區別是，一個留在內地，一個去了香港，在時代的大變動中，兩人的命運也由此滑向不同的方向：一個慘遭迫害，英年早逝，雖然其詩歌註定要長留在文學史上，卻是陽春白雪，曲高和寡；一個風光無限，所到之處冠蓋雲集，享盡人間的富貴榮華，以武俠小說擁有上億讀者，風靡整個華人社會。這是兩個富有才華的個體生命，他們志趣迥異，命運不同，一個是未完成的生命，一個是充分展開的生命。他們的作品也分屬不同的世界，有著不同的意義。正如金庸不可能取代穆旦，穆旦也無法取代金庸。
而按他的解釋，又或可用另一個形象的角度以譬喻：讀他的報章如在一日之間仰觀天日，可見日頭于晨在東，于午居中，于暮而又西墜，而未知轉動的是觀日者足下的大地，而非太陽本身。理想與宗旨，應是畢生追求的精神太陽，永為光與熱之所寄的恆星。望月與觀日的兩派理論，各有所據，最後的公論，大概要交給歷史去仲裁。
佛教希望人的慾望能盡量減低，最高境界是什麼也拋棄掉，連生命也覺得沒什麼所謂。我離開這境界實在太遠了。要我財產完全不要，我做不到；要妻子兒女都不要，做不到；名利不要，也做不到……
1959年以來數十年間，金庸在《明報》執筆寫社評，特別是他早期的社評貫穿著對權力的批判。他甚至得出了「政治上大多數時候是壞人當權」的結論。1972年8月15日，他在《人民、政權與領袖》社評中說得很清楚：
我不是政治家，也不參政。我跟你解釋，我參加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工作……不是作為政治家參加政治活動，是要在政界爭取一個地位繼續為人民服務。我這個行為比較簡單的，就是起草基本法，保證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的順利實現。……所以我不是什麼政治家……
……香港對我們重要，對中國之將來也同樣重要。讓我們珍惜這種自由，珍惜這種機會。
一、俗與雅
香港專欄作家陶傑比較金庸與張愛玲、高陽，同樣是士大夫家族出身，只有金庸跳出了舊中國的窠臼，得益於香港的獨特條件，右手寫小說，左手辦報紙，把中國古典文化與西方電影娛樂結會，創造出舉世無雙的想象世界，且把一家華文傳媒辦成了現代企業。其實金庸同樣受到這個家庭背景的限制。他身居英國治下的香港，精通外語，讀過大量外文書，並翻譯過羅素等人的著作，有機會接觸先進文明，但他終究是一個典型的中國人，身上有類似古代士大夫那樣根深蒂固的「忠君情懷」。「查良鏞常被人推崇為學貫中西，但實際上他是非常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一個有優異外語能力的報人卻潛心於古代題材的武俠小說創作近二十年……他對《明報》的治理並無多少西方企業精神可言……」已故文學評論家胡河清一語洞見：九_九_藏_書
如果沒有香港，世上就沒有金庸。如果沒有香港，金庸就只有在上海度過四十年代的末日而進入五十年代的日子，當他寫他的處|女作、第一部新派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時，正好是內地大鳴大放，他這部書還未寫完，就進入大反右了，他有可能完成這樣的作品嗎？甚至他有可能寫作這樣的作品嗎？
金庸小說自80年代初進入內地以來，一直風行不衰。通俗文化的大行其道是有其深刻原因的。1949年以後，先是武俠小說在內地被禁，從反右到，「文革」，尤其「文革」期間，泱泱大國數千年的古老文化遭遇了自秦始皇焚書坑儒以來最嚴峻的危機。經過幾十年的歲月蹉跎之後，傳統文化幾乎已在內地消失。實際上從20世紀40年代末以來，內地已沒有什麼獨立的文學可言，即使是供普通老百姓消遣的通俗小說也沒有。驀然回首，我們卻發現，中國傳統文化的一脈星火被金庸在遙遠的香港以武俠小說的形式小心翼翼地保存並延續下來了。
三、入世與出世
在通俗文化與精英文化之間，金庸早年找到了最好的平衡。20世紀60年代以後，《明報》成為知識分子報紙，他的嚴肅政論儘管有人批評說帶有某些商業社會的痕迹，但基本上是「文人論政」，是精英文化的典型。他白天天馬行空寫武俠，深夜寫社評針砭現實，在通俗小說家和政論家兩個角色之間遊刃有餘。他的社評和小說構成了一種「互補關係」，「一主幹預社會，一主娛樂人生」。同一張報紙上，他的社評與副刊小說各有各的功能，各安其位，互不相擾。指向廟堂的文人論政和指向江湖的文人俠客夢，在他身上渾然一體。
金庸出身在一個破落的舊貴族家庭。他們都具有深遠的家世感，從而從遺傳密碼和貴族生活方式中攝取了大量關於中國士大夫文化的隱蔽信息。同時「破落」又使他們降入中國老百姓的生活之中，領略到了民間情感生活的深廣天地。
金庸小說的背景，大都是易代之際（如宋遼之際、元明之際、明清之際）。此種關注國家興亡的思路，既有政論家的人生感慨，也有「亂世天教重俠游」（柳亞子詩）的現實考慮，還包含章太炎、周作人所說的綱常鬆弛時思考的自由度。
如果我不來（香港），情況可能就完全不同了，我會繼續留在上海，在上海《大公報》幹下去，但可能在反右的時候就給斗掉了，（笑）最有可能就是在反右時給斗掉了，到後來在「文革」時可能又糟糕了。
在普遍追求物質的消費型社會，人們的精神需求也是快餐式的，或者說，更需要一種「遊戲、趣味和娛樂」。金庸多次說自己的小說不過是「娛樂性讀物」：
為什麼武俠幻想在中國格外流行？除了合乎我們的夢想之外，社會氣候和土壤似乎也格外適宜。對武俠的幻想，其實就是對擁有強大的傷害能力的幻想。……在武林高手眼裡，平民不過是伺候人的店小二，或是用來出氣的店小二，或是供他搭救的芸芸眾生，這正是皇帝眼中的百姓的功能。
1981年，李敖發表《我是「善霸」我怕誰》一文，對金庸提出質疑：
我覺得人生永遠美滿似乎都不太可能，就算最後圓滿，茫然的感覺也在所難免，一切目的都達到了，還是很空虛的。
在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些年頭，金庸一手寫武俠，一手寫社評。陳平原如此論述：
以「潛規則」解讀中國歷史的吳思寫過《金庸給我們編了什麼夢》，或許有助於破解「金庸神話」。在一個缺乏財產安全與秩序的社會裡，對獲利能力的幻想，不如對傷害能力的幻想具有根本性。金庸筆下的大俠所具有的傷害能力，只有皇帝能與之相比，但大俠比皇帝要幸福自由得多。武俠夢，實質上就是中國男人改良了的皇帝夢。
無論他的武俠小說，還是《明報》和財富，都是香港殖民時代的產物，是香港造就了「金庸神話」。如果他不是因為偶然的機會到了香港，而是留在內地，以他的家庭出身，在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的學歷，在國民黨背景的《東南日報》和「小罵大幫忙」的《大公報》工作過的經歷，就算逃過1957年，也無所逃于「文革」。和千千萬萬
read.99csw.com同時代的知識分子一樣，他將一事無成，生命中最美好的年華註定將在流放、苦役和批鬥中度過。金庸全部的成功都是因為香港，他的成就與其說是「金庸神話」，不如說是「香港神話」。對此他很清醒：2005年1月，有記者在杭州採訪金庸時說：「你晚年經常出席各種地方政府舉辦的活動，有評論說是『翩然一隻雲間鶴，飛去飛來宰相衙』。」對此他並不在意。「呵呵，說我和高層的人還是有很多交往，是吧？這句詩吟得很好。還有句話是說，隱士你隱在哪裡？終南山。為什麼隱在終南山？因為終南山離長安近，說明你心不忘朝，還是想跟大官交往。」
造成「金庸神話」的另一原因是，他一介文人竟登上了香港億萬富豪排行榜。在一個以拜金主義為導向的社會，人們對財富的追求與崇拜心理毋庸諱言。他作為一個文化符號，同時成為商業社會中的財富符號，他身上實在包含了太多的奇迹。羅孚直言，如果沒有香港，就沒有金庸：
金庸在《卅三劍客圖》中說：「研究中國歷史上這些大人物的心理和個性，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千百年來物質生活雖然改變極大，但人的心理、對權力之爭奪和保持的種種方法，還是極少有什麼改變。」他的武俠小說一開始就對權力進行了無情的否定，一曲《書劍恩仇錄》，飄蕩在江山與江湖、權力與血統之間，乾隆的陰險、毒辣和狡詐首先來自他對至高無上的權力的追求，為此，他不惜背叛六和塔上的盟約，踐踏海寧潮前兄弟擊掌、互不傷害的誓言。美麗絕倫的香香公主最後留下血寫的遺言「不要相信皇帝」，撕破了乾隆道貌岸然的面具。《碧血劍》對李自成們打進京城以後迅速腐化、墮落的敘述，只不過再次印證了「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腐敗」這一質樸的真理。《倚天屠龍記》里的張無忌不具備做「政治領袖」的條件，身上卻有許多人性中美好的品質，是個可以信賴的人，這恰恰是那些成了「領袖」的人所不具備的。在人性的尺度之下，小說中的朱元璋與張無忌相比反而暗淡無光，美麗的周芷若也一點都不可愛。從《天龍八部》到《笑傲江湖》，金庸小說中常常出現「千秋萬載，一統江湖」的口號，這不過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另一種說法。從廟堂到江湖，沒有什麼兩樣。東方不敗因掌握大權而腐化，任我行也一樣難以倖免，那是人性中的普遍現象。岳不群、左冷禪掌了權一樣如此。他們野心勃勃，將獲得無限的權力視為人生的最高目標，這是數千年來被專制政治毒化的畸形現象。吳靄儀說：「未把握到權力的人暗裡籌謀，既得權力的人處心積慮防人奪權，未得到權力的人洞悉當權者喜聽奉承的弱點，但一旦得到權力，自己卻不知不覺地重蹈覆轍。」
我的小說也不能說寫得好，也不敢說文學家，總之我努力把小說寫好。現在我在中國及海外華人中比較受歡迎，我給他們提供一個比較好的娛樂，也不說非常有益，至少沒有太大的害處的一個娛樂品，有些讀者看了覺得很開心很高興，我就盡了我的責任。
金庸說：「香港人的特徵之一，跟世界其他地區比較，對追求『物質』的慾望尤為強烈。香港地小人多，競爭激烈，因而『想過好生活』的心愿特別大，『過好的生活』『發財』『有社會地位』往往會成為人生的目的。對於文化、藝術也輕易以商業性觀點來作判斷，以『那值多少錢呢』來看待一切，這是我所擔心的。」
數十年來，讀他的報章，或有一種舉頭望月的感覺，其陰晴圓缺，視節令而定，初一十五，並不一樣。
金庸的作品還被譯成各種文字。據首爾信永出版社統計，韓國有十二家出版社盜譯了金庸作品，其中不少是一流的出版社。東南亞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出版了金庸小說的越南文、泰文、印尼文、柬埔寨文、馬來文等版本，以後又有新加坡、馬來西亞的中文簡體字本。日本最具規模的出版社之一德間書店，準備出齊日文《金庸全集》。自1993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英譯本《雪山飛狐》以來，《鹿鼎記》《連城訣》《俠客行》《射鵰英雄傳》等英譯本已陸續問世。
1985年，金庸應邀擔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1995年他成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委會委員。不過那都是業餘政治。2001年5月他在廣州說：「我覺得幸虧沒有從政，完全不遺憾，運氣很好。……從政當然也很好，但是我的個性不大適宜從政，因為個性很不願意接受上司的吩咐指導，不願意受約束。從政當然有它的好處，可以服務大眾嘛，但是我確實不適合。」一度有人說他想做香港行政長官，他對此堅決否認。多年後，他在湖南說：
其實，金庸自己就曾坦言：
其實，他對內地的看法是有思想脈絡可尋的。1972年3月1日，他的《明報》社評一直沒有引起注意：
金庸說：「我的立場就像一雙筆直的筷子，從來沒有改變。改變的，只是桌子上擺放食物的圓盤。」
金庸說：「商業性跟好壞沒有關係，雅跟俗與好不好是兩個標準，是不同的。好像一匹馬跑得快不快跟馬的顏色是兩回事。雅俗與好壞也是兩個標準，不能相提並論。我個人的看法是，雅的東西會欣賞的人比較少，雅的不一定好，俗的不一定壞。」
武俠小說只是金庸生命的一部分，《明報》在他生命中佔有更重要的地位。在20世紀香港乃至中華文化圈，他獨具特色的武俠小說和明報王國樹立了兩座高峰。他成為政要和大眾眼中共同的明星，文學史上恐怕還沒有一個作家擁有的讀者read.99csw.com數量能與他比肩。文學就是文學，現在給他的作品下結論，也許還為時過早，是否傳世的經典，百年之後才能見分曉。
自1955年《書劍恩仇錄》問世，金庸的武俠小說先在香港、東南亞等地，然後在海峽兩岸乃至整個華人社會長盛不衰，創造了一個奇迹。香港紅學家林以亮說：「凡有中國人、有唐人街的地方就有金庸。」據不完全統計，金庸的讀者超過一億人。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金庸的作品在香港及海外一直高居暢銷榜榜首。1996年，台灣遠流出版公司的調查報告顯示，單是台灣從1985年到1995年，金庸作品就發行了四百七十萬冊以上。如果加上早年的盜印本及以後的遠景版，發行量有上千萬冊。金庸早前自稱，他每年從港、台得到的版稅（包括電影、電視）為1000萬元左右，但一直沒有收到內地的版稅，只有一次例外，1985年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應李瑞環的要求出版了《書劍恩仇錄》，他收到過一筆約10萬元人民幣的版稅。這是正式簽約給北京三聯書店前他收到的唯一一筆版稅。
說金庸，我們要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社會說起。「年年難過年年過，處處無家處處家。」當時是一個無可奈何的社會，今天不論明天事，過得一天算一天。市場的取向，是在不知去向的日子中找點刺|激。黃色刊物大行其道。……還珠樓主亂放飛劍，牙擦蘇與黃飛鴻斗個不休，而寫到外國，我們有《陳查禮大戰黑手黨》。老外當時的文化也差不多。從美國運到香港的電影，要不是《原子飛天俠》，就是《銅錘俠大戰鐵甲人》。
「金庸是一個現象。他的小說平均每本超過一千版（最多是二千一百二十四版），總銷量（連收不到錢的）達一億！然而，金庸現象的重點，不單是一億這個數字，而是他的作品歷半個世紀而不衰。有好事之徒做過統計，在『文革』期間，《毛主席語錄》的銷量，竟然比《聖經》歷來的總銷量還要大。於今看來，老毛的世界紀錄將來可能被老查破了。」
1980年10月12日，倪匡的《我看金庸小說》出版，台灣遠景出版公司發行人沈登恩在《明報》刊出《等待大師》廣告，徵集「金學」研究稿件，隨後一套23冊的「金學研究叢書」陸續問世，以武俠小說而成為「金學」，這在中國尚無先例。三十多年過去了，「金學」儼然已成顯學，在香港有倪匡，在台灣有林保淳，在內地有陳墨等「金學家」，出版了大量「金學」著作。各地的「金學」研究會、「金庸學術研究會」、「金庸書友會」等成立也有多年。北大、美國科羅拉多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高等學府都舉辦過金庸作品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在一些人心中，金庸早已成了一個神話。
在上述的文化環境中，好些到香港來的外江佬要寫稿為生。其中兩個比較特別：一個是梁羽生，另一個是金庸。他們談歷史，說藝術，論詩詞。為了生計他們發明了「新派」武俠小說。
1981年7月，金庸應邀訪問內地，享受國賓式的「最好待遇」，細讀他返港后發表的談話，會感到他對鄧小平和內地政權有一種絕非客套而是由衷的認同與歸屬感，他坦承對鄧「一直很仰慕」「一直很欽佩鄧小平的風骨」，這都是真心話。有人說：
娛樂品當然是一種通俗文化，具有商業化的特徵。台灣作家柏楊說：「幾乎所有武俠小說作者都只為錢而寫，只金庸先生別有懷抱，他運用熟練的歷史背景對暴政下被迫害的農民和暴政蹂躪下的人權和生命，充滿了愛心和不平，對那些貪官酷吏賣國賊，則痛恨入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金庸先生筆下的民族大義澎湃如潮。」這隻是柏楊的解讀，並非金庸的初衷。他一直在追求和平、安寧、幸福的生活倒是真的，儘管他細緻入微地描述大量的暴力打鬥場面，想象了無數驚心動魄的殺人武功，但他在本質上是個反暴力主義者。他不止一次地說：「我祖父、父親、母親的逝世，令我深深感覺不遭侵略、能和平生活的可貴，不論是國際間還是國家內部，最重要的是避免戰爭，讓人民在和平的環境中爭取進步，改善生活。暴力常是許許多多不幸的根源。」創作之時，他並沒有著意于「暴政蹂躪下的人權和生命」，或許那只是不經意的流露。而有了這些，他的「娛樂品」就不是簡單的娛樂了。不同的人從中可以讀出不同的內涵。
金庸的小說並不因其通俗性、娛樂性就失去自身的價值。「金庸不是說教，不是以批評判斷為目標，他是勾畫了千千百百個不同的人物，以他們表現出許許多多不同的思想及人生觀，供讀者參考、感嘆、娛樂。」當浮華散盡，光環隱去，文學裸|露出它真實的面孔，他的作品將依然擁有它的讀者。也許這是捧殺和罵殺他的人所無法理解的，這是文學自身的秘密，一個永恆的秘密。
從《書劍恩仇錄》的「不要相信皇帝」到《鹿鼎記》的康熙，發展過程是有蹤跡可尋的，但到了康熙，「為國為民」已不是大俠一己可以擔當的事，而是必須靠一個開明的當權者指揮一個有組織的政府去推行。《鹿鼎記》最接近金庸其他小說的俠士的人物是陳近南——天地會的總舵主，然而陳近南與康熙比較、天地會與康熙的親信比較，誰更能辦事，那是十分清楚的。至此，金庸的武俠小說便寫不下去了……ｈttpｓ://ｒｅaｄ•9９ｃｓw.ｃoｍ
中國的政治，幾千年來都是口中說一套，實際上是另外一套，簡而言之曰：「雜用王霸之道。」號稱行王道，實際上行霸道。政治領袖向來第一抓住自己的權力和利益，第二照顧本集團的利益，國家人民的利益放在最後。君為貴，社稷次之，民為輕。
只讀過金庸的武俠小說，沒有讀過查良鏞的社評，看到的只是一個不完整的金庸。多年前，金庸說他正在編新聞評論集，準備在香港出版，今後如有可能再在內地出刪節本。「倘若有一天，《查良鏞政論集》出版，將其與《金庸作品集》參照閱讀，我們方能理解查先生的抱負與情懷。」
中、蘇交惡，金庸一直稱頌毛澤東和中國的立場。他在1969年3月5日的社評《這次要贊一贊中共》中說：「中共以強硬態度對付這北方之熊，那是好漢子的行徑。」1976年9月10日，他在《毛澤東去世》社評中說：「他對於中國國家人民的功過，則依各人的政治立場而會有截然相反的看法。但有一件大功勞，全國人民都必須承認，那是他領導中國，堅強不屈地抗禦蘇聯對中國的侵犯。自從開始對蘇聯鬥爭以來，他這堅決反蘇的立場始終沒有絲毫動搖。」
1967年8月，香港正在「五月風暴」當中，風雨飄搖，《明報月刊》「編者的話」大概出自胡菊人手筆，但也代表了金庸的看法：
金庸一直主張兩岸統一，反對台獨，反對「兩個中國」。1964年1月23日法國與北京建交，到2月11日的半個月中並沒有與台北斷交，他在1月29日、30日、31日接連發表《法國正式搞「兩個中國」》《法國「陽謀」，天下共見》《一個中國，兩個政府》等社評。
二、知識分子與權力
香港這個在英國統治下的小地方，對於中國人還有一層非常深重的意義。我們除了必須賴此海港來安身立命、成家立室、生兒育女之外，對於中國，特別是中國的文化，香港還可能有很大的貢獻。在現今中國的動亂局勢中，香港是一個有自由、有機會讓中國人能創造學術文化的少數地區之一。
這就可以理解他的大中國情結不僅是民族主義的選擇，同時也是他對社會主義的價值認同。他認為，「平等的社會主義、自由的民主主義、仁愛的人文主義，這種三結合，終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成就」。作為一個現代知識分子，金庸「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古老模式中不斷地尋求著內心的平衡。然而，他也未能克服一種常見的弱點，在憂患中能保持清晰的判斷和危機感，並有所承擔，在安樂中卻不能自持……」
這位在香港新聞界放過光芒的女性眼光的確不凡，幾乎只有她一針見血地看到金庸小說最終對權力的回歸：
放不下財產、名利，出世自然不可能。但有了這番自白，金庸仍不失坦誠。
茫然之感，恐怕更能貼切地傳達出人生百態的訊息。我常想著：什麼樣的感觸都會在時間中淡去，淡成了茫然。
即便小說家無意影射，政論家的思路也不可能嚴守邊界，不越雷池半步。……同時寫作政論與小說，使得金庸的武俠小說往往感慨遙深。撰寫政論時，自是充滿入世精神；即便寫作「娛樂性讀物」，金庸也並非一味「消閑」。理解查君的這一立場，不難明白其何以能夠「超越雅俗」。儒道之互補、出入之調和、自由與責任、個人與國家，在金庸這裏，既落實在大俠精神之闡發，也體現為小說與政論之間的巨大張力。
20世紀80年代初，金庸的作品不僅被拍成電影、電視連續劇，還被改編成「武俠話劇」。盧景文執導的《喬峰》在香港大會堂劇院演出，劇終時，台上演員介紹，金庸先生也在這裏。「觀眾熱烈鼓掌，長達一分鐘之久，我開心得好像飄在雲霧一樣。」
即使在20個世紀六七十年代，金庸在《明報》社評中猛烈抨擊「跋扈」的林彪、「算老幾」的江青之時，也從來沒有放棄過對周恩來、鄧小平、彭德懷等人的肯定、讚美和同情，只是當年幼稚的香港「左派」把他當成了對立面。他並不反對社會主義，只是反對「文革」時期搞的那一套。「任何主義的本意都是為人民服務的，是有誠意的，只是在發展的過程當中，滲入了雜質而已。」
早在1960年初，中國將與緬甸就邊界問題展開談判，金庸在1月29日的社評《向中共提一個意見》中說：「劃定邊界乃千年大業，不要為了遷就一時的外交策略而對緬甸過分讓步。是否侵略，日久自明。屬於中國的疆土卻一寸也不能退讓。」中國與印度、越南發生戰爭，他都是站在中國一邊，肯定、欣賞北京的方略進退，並不斷發表預測性的評論。1962年10月，中國與印度在邊境發生武裝衝突，美國國務院發表聲明，譴責中國對印度領土進行「不顧原則的挑戰」，是「猛烈的侵略性行動」，10月23日，金庸在《明報》發表社評《美國聲明，是非顛倒》，予以駁斥。
1994年，金庸訪問台灣時說：「在中國皇帝中，我對康熙的評價很高，他不但思想開明，而且很好學，還去學了外國的學九*九*藏*書問。」從否定權力到回歸權力，這是金庸的悲哀，但不僅僅是他個人的悲哀，更是這個民族的集體悲哀。
我們並不期望中國成為資本主義國家。事實上，資本主義有重大缺點，中國改行資本主義，絕非廣大人民之福。而實行民主自由的社會主義制度，只有增加全體人民的幸福，而決不會減少。我們熱切盼望中國沿著這條道路……
從1962年的「逃亡潮」到「五月風暴」，《明報》崛起的過程中，幾乎每一次重大事件他都站在港府一邊，卻贏得了香港的民心。80年代以來，面臨香港回歸，在未來的政制安排上，金庸與北京的立場不謀而合，遭到香港輿論的攻擊，示威、焚燒《明報》，但他都不為所動。這裡有他少年時的創傷記憶，小學歷史課上的眼淚，也有他對既得利益的現實考慮，他坦言自己是「既得利益的建制派」。每個階段金庸都作出了自己的選擇。1967年的選擇曾給他帶來生命威脅，他成了「左派」的暗殺對象，這是他一生遭遇的最大危機。進入80年代，他的言論傾向發生變化，雖屢遭質疑，卻無須面對這樣的威脅。他有抱負，更有縱橫捭闔的手段與謀略，香港甚至有人說他是「馬基亞維里型的知識分子」。他的「政治現實主義」使他在京、港、台之間遊刃有餘。有一種看法，說他晚年日趨保守，功成名就之後，安享富貴，已失去六七十年代批判的鋒芒。事實上沒有這麼簡單。他畢竟是個複雜的人物，而不僅僅是個商人，「他是一位有信念的文化人卻是更重要的事實」。
金克木稱他的小說「邁過前人難有後繼，雖有敗筆，仍卓然自成一家」。許倬雲說他的小說「是劃時代了，可以不朽」。正如精英文化有它存在的價值，通俗文化也自有其存在的理由。在多元的背景下，這不是一個值得爭議的問題。倒是金庸登上大學講壇引發的爭議令人深思，作為出色的武俠小說家，他不大願意在大學縱論武俠。作為報人，他有長達半個世紀的報業生涯，成就有目共睹，但他也無意分享他的新聞經驗，做新聞專業的博導。他最希望作為一個歷史學家被學界接受。
身處商業社會，人對金錢的慾望幾乎壓倒一切，很少例外。即使農業文明時代的范蠡也是帶著西施棄政從商，變成了富甲天下的陶朱公。在功成名就之後退出江湖，飄然而去，道家式的歸隱向來只是一個可望而不可即的夢，更何況現代社會早已沒有可以耕種的桃花源，可以垂釣的富春江。對金庸而言，人生的切膚之痛早已遠去，佛經至多能成為茶餘飯後的靈魂慰藉。少年時代顛沛流離，飽經動蕩與憂患，使他「一直渴望恬淡安泰的生活」，這一切自在情理之中。他所有的選擇，幾乎都可以在這裏找到真正的根源。直到晚年金庸依然精明，他與北京三聯書店合作十年以後提出的三個續約條件，無非為了一個「錢」字。表面的佛、道、隱等出世的話語，掩蓋不住骨子裡對現實利益的在意。
然而，正是在這樣一種商業社會，他的武俠小說才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經濟學家張五常當年曾追讀金庸的武俠小說，對時代環境有親身的體驗：
有人說香港沒有什麼，「除了金庸，只有平庸」。平庸是庸，金庸不庸。金庸是「鏞」的一分為二，金庸有金，金庸不庸是盡人皆知的。
1979年我復出后……金庸為國民黨捧場，跑到台灣來。有一天晚上到我家，一談八小時。……他特別提到他兒子死後，他精研佛學，他已是很虔誠的佛教徒了。我說：「但大體上，無不以捨棄財產為要件。……你有這麼多的財產在身邊，你說你是虔誠的佛教徒，你怎麼解釋你的財產呢？」金庸聽了我的話，有點窘，他答覆不出來。他當然答覆不出來，為什麼？因為金庸所謂信佛，其實是一種「選擇法」，凡是對他有利的，他就信；對他不利的，他就佯裝不見。其性質，與善男信女並無不同，自私的成分大於一切，你絕不能認真，他是偽善的。這種偽善自成一家，就叫作「金庸式偽善」。
儒與道，俠與隱，佛家也好，塵世也好，茫茫人海，無可退隱之地，退出江湖只是一個夢，所以，他說「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在人世與出世之間，他努力尋求平衡，尋找最佳的位置，他的內心深處也許常常無所適從，這是人類普遍面臨的問題，不獨他一個人如此。
金庸年輕時做過外交官之夢，1950年夢斷京華，再也沒有這樣的機會。作為成功的報人，他有機會參与香港公共事務，20世紀七八十年代，擔任香港廉政專員公署市民諮詢委員召集人和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委員。從麥理浩到尤德、衛奕信，他是歷任港督的座上客，他們幾乎每天都要讀他的社評。對戴麟趾、麥理浩等人，他都有好評。他說：「英國人對我也很客氣。不過英國也不會找我去做些什麼。我與麥理浩、尤德、衛奕信交情都不錯，朋友式的。」
在釣魚島事件中，《明報》和《明報月刊》都是勁旅。金庸的中國立場極為清楚，《中國應即派兵上釣魚島》（1972年5月7日）等一系列社評傳遞出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結。1971年4月13日，他在社評《保衛主權，不可節外生枝》中說：「參加保衛釣魚島，不必附有任何條件，不必身家清白，政治思想純正，階級出身良好，不必一定品行端正，動機正確……任何條件的附加，都會引起爭執，削弱了力量。」對於這個立場，他一直很自豪。
他對佛教的信仰並沒有超越塵世的網羅，他無所逃于所處的這個特定時空，無所逃于這塊天地之間。這不是他個人的悲哀，對一個個體生命來說，他已攀上成功的巔峰，財富和名聲、鮮花和掌聲籠罩了他整個生命的黃昏。「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透過維多利亞港灣湛藍的海水，他看到的夕陽依然那樣耀眼，但那並不是真實的夕陽，那是與大千世界的悲苦、與億萬男女的歡樂與哀愁無關的夕陽。
雖然金庸自稱「從小就對范蠡、張良一類高人十分欽仰」，最羡慕他們功成身退，他筆下的主角從陳家洛、袁承志、楊過、張無忌到令狐沖幾乎都在大吵大鬧之後悄然歸隱，連韋小寶也是如此。但對他而言，出世是虛，入世為實，入世才是真的。與列夫·托爾斯泰這樣具有深沉博大、悲天憫人的宗教情懷的精神巨人不一樣，金庸缺少超越性的追求，他是世俗中人，屬於紅塵，而不屬於天國，他的神話只是在商業社會中取得成功的又一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