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同西村的比賽我執白輸了，一方面對西村「粗野」的下法不適應，另一方面我的狀態非常糟糕。輸棋后我痛苦極了，這可不是一般的痛苦，這是我第一次嘗到失敗的苦果。

派出所的所長認識王加良，也認識老頭，一進門所長就說：「加良啊，你怎麼跑這兒來了？」王加良指著老頭說：「他說我偷他的盤子。」所長又對老頭說道：「王加良怎麼會偷你的盤子呢？！」老頭聽清這人是王加良后，說：「喲，你怎麼不早說你是王加良呀？以後這個飯館你什麼時候來，什麼時候吃飯不要錢！」原來老頭是個象棋迷，是王加良的崇拜者，剛才還是仇敵，動手打架，一聽「王加良」三個字，馬上就擺平了。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個人的名字的影響力，我感慨很深，人有名和沒名是不一樣。當時我還沒名，自覺上了一課。

本來，激烈拼殺是我的拿手好戲，對局時，一碰到棋子接觸的「肉搏戰」，我的力量便會迸發出來。可這一局，在角部的第一個戰鬥中，我就潰不成軍，好像是決鬥中的劍客，我的劍還沒來得及出鞘，對方的利劍就已經刺穿了我的胸膛，竟然連還手的餘地都沒有。在認輸的一剎那，我真恨不得一頭鑽進地里去。

散夥前大家到一家飯館聚了一下。當時哈爾濱流行偷盤子，我們去的那家飯館就不知丟了多少，現在說起來都是笑話。我們之中大部分都是哈爾濱本地人，都有很多熟人，那天都自己用盤子帶了菜來，王加良就帶了很多好的菜。

到了船上，我就拉著吳廣熹下，一開始平下，輸一盤長一先，一先二先三先，讓一馬，讓二馬，再讓一車，讓二車，最後我讓他一后。這時我就跟他說，國際象棋不是不能讓后嗎？弄得他無話可說。在船上七天下來，我都可以贏省隊一些水平比較差的隊員了。後來我的國際象棋水平有了驚人的進步，我贏過當年的全國女子冠軍劉適蘭，贏過謝軍（也是在她取得全國冠軍的時候），還贏過世界少年冠軍諸辰等，以後就不下了。

本來我們可以從北京轉車直達成都，可大家想藉此機會過一下長江三峽，於是先坐火車到上海，再改乘船去重慶，然後再到成都。

本來等著看一場精彩好局的棋迷們，對我如此不堪一擊，無不感到驚訝和失望，紛紛掃興而去。

我想我在農場沒有干過什麼了不起的壞事情，就打過那麼一次架，那也是他不讓我喝水呀！不能這麼整我，斷送我的前程。我當時對農場的做法簡直無法理解，憋了一肚子怨氣，可還不能表現出來，到了農場還得老老實實地幹活。

我只有強忍住內心的痛苦，默默地幹活兒。

在火車上有個小插曲。那時我們都沒資格坐卧鋪，在車上很無聊，也沒地方睡覺，為了消磨時間，我就跟李中建學下國際象棋。他九九藏書是國際象棋的專業棋手，教我時讓我一個后。我一下覺得很有意思，就迷上了。這時曾在國家隊當過教練的吳廣熹湊過來對我說，你這國際象棋讓個后那還怎麼下？意思是我的棋太差了。我被他這麼一挖苦，心裏特受刺|激，我就憋了口氣，一定要下好，首先贏他。

最令我感動的是那些知青「哥們兒」，他們又偷來一隻鵝，躲在燒水的小屋裡請我吃鵝肉。他們說我這人很執著，很有毅力，能在這種逆境中衝出去，將來一定能大有作為，到時候不要忘記「哥們兒」，忘記在這個小屋裡吃鵝肉的情景。當時我們就是把鵝肉放在開水裡煮熟，然後蘸點醬油就吃，沒有其他任何作料，可是感覺香極了！現在吃鵝，不管在哪兒吃，我一點胃口也沒有，那時卻覺得鵝是世界上最好的美食了。吃完之後，藉著酒興，有人彈起吉他，有人敲著水桶打拍子，大家就胡亂唱了起來。唱著唱著就有人哭了起來，氣氛頓時變得有點奇怪。這也是，多少年來他們都不能回家，今後怎麼樣還很難說，而我那時已經知道我肯定能回家了，相比之下他們能不傷感嗎？我非常理解和同情他們，可那又能怎麼樣呢？！這些人我還真的記得很清楚，當時的情景也歷歷在目，任何時候都不可能忘記。

1973年的春天，發生了一個決定我一生命運的大事。由周總理提議，鄧小平副總理批准，中國國家圍棋隊重新組建了。我榮幸地被選入由三十多名全國各地的高手組成的集訓隊，從此掀開了我圍棋生涯的新篇章。

我就坐在棋盤前發愣，也沒打譜，就像入了魔似的。一直坐到三四點鐘才回去，躺在床上還是睡不著。

1973年是值得懷念的一年。國家圍棋集訓隊的組建，標志著中國圍棋事業的重新起步。作為集訓隊的一員，我也重新認識到了自己的社會價值，恢復了做人的尊嚴。整整一年時間，我為有充分的對弈時間及高水平的對手而陶醉，除了下棋，似乎世上其他一切都不復存在了。可就在這時，我又遭到一次意想不到的打擊。

果然不出所料，農場非但不給我做出國鑒定，還愣說我是「走後門」，嚴令我必須回去「抓革命，促生產」。他們也不想想，當兵可以「走後門」，上大學也可以「走後門」，圍棋是一種競賽項目，是要真水平的，這可怎麼「走後門」？真是沒文化！可我一點辦法也沒有，我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的手裡，現在想起來都覺得可悲。

戰幕拉開后，我弈得頗為順手，連贏了五盤。第六盤我遇上了陳祖德，當時他是四勝一負，積分比我少，我們之間的勝負直接關係到爭奪冠軍。

最初，諸位國手並未將我放在眼裡，幾度交手后才感到，不施展出點「畢生絕招」就難以取勝，不由得緊張起來。對read.99csw.com於以陳祖德為首的這些早已蜚聲棋壇的國手來說，他們之間的爭鬥，勝雖欣喜，敗亦不丟面子，可和我這個無名之輩對弈，情況就完全不同了，萬一輸了，傳將出去那還了得，因此每逢與我下棋總是全力以赴，妙著紛呈，常常把我殺得汗流浹背。回憶起來，當時下棋的激烈、緊張的程度，絲毫不亞於現在的全國正式比賽。

吃完飯出門時，王加良被守在門口的一個老頭拽住，我們立即圍了過去，問出了什麼事。原來老頭說王加良偷了他的盤子，王加良說盤子是自己帶來的，老頭非說是偷的，就吵了起來。王加良當時也喝多了，說起話來唾沫星子亂飛，噴了老頭一臉。老頭急了，動手就打。我們十幾個全是小夥子，見狀就不讓他打，沒想到老頭很粗野，最後鬧到派出所。

在這場比賽的前夜，為了養精蓄銳，全力拚搏，我一反常例，早早就上了床，可越想趕快入睡越睡不著，各種念頭像撲燈的飛蛾，趕都趕不開。就這樣，我思前想後，像「烙餅」似的在床上翻騰了一夜。

接著，賽場轉移到鄭州，這一次讓我和加藤下，這也是我的圍棋生涯中第一次和加藤交鋒。加藤當時是七段，比我的實力強，但我拼得很厲害，發揮得也還可以，儘管輸了，心裏是平衡的。

從棋風上來說，1973年的下法和我現在的下法頗有不同，那時我的棋純屬「力戰型」，愛好赤|裸裸的拚鬥，總是開局就到處尋釁，一有機會便廝殺起來。打個比方，就像是拳擊比賽，對手一拳猛擊過來，我不閃不避，也向對方身上猛擊一拳，如此打法，自然是誰的拳頭有力，誰就佔便宜。而現在，我再碰到這種情況，就會首先考慮如何躲閃，保證自己不挨打，然後看準對方弱點再出拳，從棋風上看，就是變穩健了。不管說我現在的棋是「靈活型」也好，是「感覺型」也好，總之，過去那種猛打猛衝的下法，我已極少採用了，這也許是因為和日本高段棋手對局多了，受他們影響的緣故吧。

近來，我偶爾翻看了一下自己在1973年的對局記錄，感到很有意思。

我在1973年下的棋，不僅僅是「鬥力」，而且下出的著法都有一股「橫行霸道」的味道，別人雖覺得我的下法有些無理，但也無可奈何。唯獨碰上陳祖德我就傻了，因為他的力量比我大，也更加「霸道」。我這「小霸」碰上「大霸」，只有甘拜下風。

比賽在成都舉行，這是自「文革」以來第一次正式比賽，距上一次鄭州舉行的全國比賽，間隔已八年之久。我是作為黑龍江省隊的棋手參賽的。

往往使許多集訓隊員招架不住，不得不中途休戰。

那時我白天拚命下棋，晚上再把白天所下的棋擺出來反覆研究，直至深夜。有時思路一鑽進棋里，我就會忘記一rｅａd•９９ｃｓw.coｍ切。比如下完棋騎車回家，常常因為腦子裡還在苦苦思考棋里的變化，不是闖了紅燈就是騎錯了路。漸漸地，我驚喜地發現，除了陳祖德，我對其他幾位國手已經略佔優勢了。

回到哈爾濱，大家就準備各回各的單位，我沒地方去，只能回農場。

也就是從這時開始，「嘔心瀝血，趕超日本」的宏遠目標，在我心中形成了。

1972年至1973年是我學習圍棋最狂熱的時期。那時我下起棋來幾乎從來不感覺到累。集訓隊的訓練安排是很緊張的，一周至少要下三四局（訓練比賽），對有的棋手來說，三四局正規比賽已經相當累了，但遠遠滿足不了我的需要。除了訓練比賽，我把全部的業餘時間都用來下棋，星期六都不回家，只要有人奉陪，我能從早上一直下到深夜。這種「車輪大戰」

比賽的慘敗，人們的議論，使我陷入了難以自拔的沮喪之中，以後又接連敗給了王汝南、羅建文等人，結果只獲得第三名。

當時集訓都住在工人體育場，我和陳祖德等六人住一個屋，我怕影響他們，於是深夜一個人跑到訓練室。訓練室還有一個人，是福建的黃梁玉，他第二天沒有比賽，不知為什麼也睡不著。我們打了個招呼，沒有說話。

直到六月份，農場總局才把我調上來，讓我準備參加七月份的全國圍棋比賽，這樣我到了哈爾濱。這段經歷對我來說真是刻骨銘心！

在集訓隊我的成績不錯，可在與日本棋手的對局中，由於沒有比賽經驗，我發揮得很糟。

藤澤秀行曾強調過，成為優秀棋手的一個重要條件是：棋手在十五歲至二十五歲期間，要有一個激烈競爭的環境。木谷門下為什麼湧現出眾多的一流棋手，關鍵就在於創造了這個環境。我認為秀行先生的見解完全正確，正因為我在二十歲時就和陳祖德等著名棋手終日廝殺，所以才有可能進入一流棋手的行列。

代表團陣容強大，團長坂田榮男正在鼎盛時期，團員中有加藤正夫等人，都是活躍于日本棋壇的一線棋手。

睡眠不足加思想包袱，使我第二天坐在比賽的棋桌旁，覺得頭昏腦漲，眼皮發沉。而陳祖德卻精神抖擻，從容不迫，充滿了自信。這一來我越發慌亂了，比賽開始后，我突然覺得腦子裡一片空白，往日的靈感全都不知飛到哪兒去了。陳祖德下一著，我就機械地跟在後面應一著，可他的作戰意圖是什麼，我卻根本定不下心來仔細想一想，最終演出了我對局史上最丟人的一幕——八十一手就認輸了。

當時全國正在搞「批林批孔」運動，特別是1974年初，報紙上發表了一個叫鍾志民的反對他爸爸「走後門」讓他當兵的事迹后，全國掀起了反對「走後門」的高潮。國家體委副主任李夢華原想保我，可在這風頭上他自身都難保，也就顧不九*九*藏*書上我了。結果就在中國圍棋代表團乘上去日本的飛機的同時，我坐上了返回農場的火車。

1974年4月，我的名字被列入訪日的中國圍棋代表團的名單。訪日比賽，這是多少棋手夢寐以求的事啊！可是就在我喜悅激動之時，突然傳來山河農場拒絕為我做政審的消息，我當時真的就像掉進冰窟窿一樣，涼透了心。

不過這次回來，農場對我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我畢竟獲得了全國第三名，這在農場可是破天荒的事。我剛到總場，總場的領導就請我吃飯喝酒，當面告訴我回農場后可以不幹活，自己研究棋譜。到了分場，幹部對我的態度大變，徹底平反，對我的一切限制都沒有了。

在日本成名的高段棋手中，屬於「力戰型」的較少，大都是講究先布好陣勢，佔據有利地形，然後再尋找戰機。表面看上去溫文爾雅，暗中卻在積蓄力量，就像馬拉松運動員，並不在途中某一段路上疾奔猛跑，而是均衡地分配著力量，為最後衝刺做準備。這種不露鋒芒的含蓄下法，日本稱之為「軟打」。我現在的下法似乎就屬於「軟打」一類，比起「力戰」來，我認為「軟打」更能顯示出一個棋手的技藝。

在火車上我眼淚汪汪的，痛苦得不得了，甚至感到人生都太沒意思了。

王加良是象棋冠軍，用現在的話可以說是棋界的「大哥大」，哈爾濱沒有不知道他的。那天我心裏很痛苦，因為第二天就要回農場了，不知什麼時候才能出來，我就借酒澆愁，喝得特多，到後來都快醉了。

不過，並不是說「軟打」就一定比「力戰」更高明。就拿當代日本棋界「力戰型」的代表加藤正夫為例，他的「力戰」就讓日本的高段棋手叫苦連天，而且他多次獲得「本因坊」、「名人」的頭銜。我國棋手劉小光等也屬「力戰型」，同樣取得了相當不錯的成績。可見，「力戰型」棋手也有其獨到之處。

凡是喜歡上圍棋的人，此生便再難與圍棋分手，更不用說那些曾經從事過這項運動的專業棋手了。所以在第三機械廠，陳祖德他們雖然已是工人，但每天的「手談」是絕對不可少的。在他們中間，除了陳祖德被公認為「霸主」外，其餘「各路諸侯」都是「雄踞一方」，互不相讓。「文革」後期，我從東北農場回到北京，為了下棋，也加入到他們這個小群體中。等我這個生力軍加入后，這場「爭霸戰」更加激烈不說，還平添了幾分「驚險」。

第二天我就灰溜溜地回到農場。

儘管如此，我在1973年確實下出了不少好棋，以我現在的水平來衡量，質量也都不壞。雖說那時的棋還不成熟，但從中表現出的強烈的進取心則是極為可貴的，遺憾的是，這種進取心，現在在我身上多少有些淡薄了。

當時我是沒有資格和坂田下的，我太年輕了，日本人也ｈｔtps://ｒead•９9cｓｗ•cｏｍ不知道我，可按實際水平，怎麼也應該安排我和專業棋手下，實際上卻給我安排了個業餘七段西村修。即使這樣，頭天晚上我還是緊張得一夜沒合眼。這是在我的職業圍棋生涯中第一次碰到日本棋手，過去從來沒有經歷過這樣的比賽，所以不知道怎麼辦好，也不知怎樣才能放鬆下來。

1973年夏天，以坂田榮男為團長的日本圍棋代表團來華訪問，這是自從文化大革命中兩國圍棋界中斷往來后，日本圍棋的第一個訪華代表團。

這次中日比賽我們大敗，不過那也真實地反映了我們的整體水平。

到了成都，我真是感慨萬千，九年前我就是在這裏獲得了「全國十單位圍棋邀請賽」兒童組冠軍。九年來我歷盡坎坷，終於以一名正式棋手的名義參加全國比賽。我太想得冠軍了，除了一般棋手的勝負觀外，由於我的戶口仍在農場，所以對我來說此次比賽更是事關重大，直接影響我的前途。

當初我進國家圍棋集訓隊是經過一切合法手續，並經農場總局同意了的，山河農場即使有抵觸情緒也無可奈何。我也有個錯覺，以為以後就是下棋了，不會再回農場了，也沒跟農場繼續彙報。其實我的一切關係、檔案還都在農場，我要出國必須經原單位進行政審，這正是我最感頭疼的事情。

第三盤給我安排的是位二段的女棋手，雖然贏了，心裏反而不平衡，似乎我只能贏女的。從我在隊里的地位，給我安排這三個對手不太合理，顯然是對我不重視，實際上那時我在隊里的成績已經和陳祖德不相上下。

這一次農場可給了我點顏色看，讓我去起豬圈。四五月份剛化凍，這活兒又臟又累，別人都是干幾天就有人替換，可偏偏沒人來接替我，我只能忍氣吞聲。人家對我還挺羡慕，問我不是在國家集訓隊嗎？不是還拿了個全國十省市的冠軍嗎？怎麼又回來了？我都沒法回答，也不敢多說什麼，我怕萬一傳到農場領導的耳朵里，再對我進行更嚴厲的報復怎麼辦？

十月，金色的季節，國家集訓隊又開始集訓，我這才離開農場，回到北京，開始了新的篇章。

那時資料很少，有些棋譜很晚才能來，如能得到一個日本的最新棋譜，那簡直如獲至寶，往往能擺上一個通宵。這種拚命式的努力當然也得到了報償，在集訓隊的內部比賽中，不是陳祖德第一、我第二，就是我第一、陳祖德第二，我們兩人的棋明顯比別人高出一塊。

當時，集訓隊里的高手們最怕被我纏住下棋，因為一下起來，他們贏了，我自然不肯放他們走；輸了，他們自己又不甘心，所以經常是下個沒完沒了。以至於一到周末，諸位國手便對我「敬而遠之」，晚飯後立即逃之夭夭，唯恐被我纏住而不得脫身。我敢肯定地說，那一時期我下棋的局數之多，超過任何三名集訓隊員加起來的對局總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