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說：「我覺得你做的這些，從頭到尾都像個夢，都很虛無啊。」

那時男孩在複習功課，迎接升學考試。男孩看見這個最頭疼，不但要比成績，還要體檢。他去體檢的時候，正好二十二中的畢業生也在那兒，一夥女孩對著他狂笑。但他沒有在人群中找到那個叫羅佳的。

「我什麼都不知道。」男孩厭煩地說。

他站在酒店門口。當時很多人為了開開眼界，都去波頓大酒店門口轉一圈，都看見了他，對著他咧開嘴巴大笑。人們都覺得滑稽，那些走進賓館的人又不缺胳膊少腿，憑什麼要拉門先生給他們開門，給他們提箱子？這在勞動人民看來簡直完全資產階級。拉門先生就對他們笑笑，說：「進來呀，裏面有冷氣。」這些人衝著他搖頭，裏面太豪華了，進去喝杯水都得十塊錢。拉門先生說：「Shit，鄉巴佬。」

她變得老實了，說話不那麼囂張，行事低調，偶爾只在家裡發發脾氣。她最煩有人提起那兩個坐牢的男人，簡直不能說，像她這麼一個人，自認為接近完美，結果她的愛情在號子里蹲著呢，一個判了八年，另一個連影子都找不到了，根本不知道關在哪兒。在她脫下這身郵遞員制服之前是休想見到他們之中的任何一個。

所以他開著這車子逃走，並不是因為想逃得快點，而是因為這輛車子是他唯一的家當，吃飯的本錢。他家裡沒一樣值錢的東西。

後來過了一些年，男孩才明白，自己那天在牛蒡的身上看到了什麼。他始終坐在鋼絲床上，背靠著牆壁，這副樣子太像是坐牢了，他的臉上凝集著一個人青年時代所有的憤怒、沮喪、悲傷和迷惘，還有因此而蒙受的羞辱，它們像多種建築材料塗抹在一起，最後成為一塊呆板的灰色水泥牆面。男孩看著那張臉，有時候你在水泥牆上也能看出人臉的輪廓，近似抽象畫，越看越真，轉瞬之間又恢復了水泥本色的那種幻覺。

姐姐說：「腫的定義不是這樣的，他都快被打成鎮關西了。」

那時她找到的工作是在郵電局上班，第一年相當於下車間，必須做個郵遞員。她負責投遞的那個片區離薔薇街很遠，沒有熟人，少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煩。人們看見她穿著綠色的制服，騎著綠色的自行車，在清晨與傍晚出現在街道上。那種自行車都是二十八英寸的女式車，正常女孩子根本不敢騎的，她不怕。車後面挎著兩個郵件袋，裝著各種信件和報刊，有時男孩覺得這是一種報應，十年前她從汪仙居家的奶箱里偷出牛奶，現在必須挨門挨戶送信，彷彿是把曾經偷到手的那些東西再償還給一個空虛的中心。

氣氛在熱鬧中有點悲壯，電視台的導演編了一個很戲劇化的情節，讓牛蒡躺在床上，警察進來抓他。鋼絲床已經還給方屠戶了，老方自告奮勇地把床搬了過來，鋪上席子，牛蒡按照導演的要求躺下，警察們很敷衍地撲向他，按住了，銬上，押出去。一點也不好玩，逃犯牛蒡看上去就像是配合著做了個搶新娘的遊戲。實際上他踢傷了貓臉，爬上了房頂，他是個悍匪，但在電視節目中，他顯得懶惰而無知，疏於防備又不堪一擊，確實是法制教育的反面典型。

在男孩的記憶中，夏季就是一道陰影，必須穿著汗衫露出他的歪脖子，曾經有那麼多無所事事的孩子把他當作怪物來玩弄。夏季就像詩人和流浪一樣都是危險的詞，這年他十六歲，他決定為攝影師做點什麼。

姐姐聽了有點感動，趕緊說：「別講了，有點噁心了。」於是拉門先生就閉嘴了。

「跳個舞吧。」他說。

最後一條新聞播完，天氣預報宣布第四號颱風即將登陸。姐姐忽然惡狠狠地罵了一句：「去死吧。」

攝影師用他三十多歲時一貫平靜的語調，頭也不回地說：「老子去結婚。」

貓臉說：「你到底是幹什麼的？別去居委會了，先跟我走一趟派出所。」他伸手來拽牛蒡，牛蒡飛起一腳踢在貓臉的肚子上，後者被踢悶了，倒在地上沒喊出聲來。鮑主任回過神來的時候牛蒡已經跑出去五十多米。

男孩說：「你真的不害怕嗎？」

「有時候寫詩。」牛蒡說。

她回到上海以後徹底玩瘋了，跟著同學長途旅行，然後打電話到老鬼子的雜貨店，讓去喊攝影師來接聽，再匯點兒錢給她。不久她到達偉大首都，在那兒拍了一張亂糟糟的照片寄回了薔薇街。她的臉仍然腫著，咧嘴大笑，張牙舞爪，整個人都像是被搶劫過了。攝影師忽然想起，當年她的小姨李紅霞也有過一張照片，北京大北照相館的傑作。不過，相比之下紅霞小姨本人與背景的比例十分恰當，其人也赳赳英姿，不可一世，而顧小妍容貌晦暗，稍嫌模糊，那種傻瓜照相機很容易就把焦點對準到背景的一堆垃圾上去。

姐姐打趣說：「他要是真想起來了倒也不錯，跑到薔薇街來，和老顧敘敘舊。」

現在這個傢伙有三個名字，牛蒡，凌雲，瓦西里。姐姐解釋說，他的真名叫凌雲，筆名牛蒡，花名瓦西里。男孩扳指頭算了算，問她：「你的真名和花名我都知道，有沒有筆名和他配對呢？蒼耳還是豬籠草？」姐姐用北方話罵道：「滾你丫的蛋。」

男孩說：「我們這兒的事情你不用多操心。」

睡下去沒多久，他起來吐了一次，還算清醒，從牆根拉過來一個鉛桶，都盛在裏面了。屋子裡全是酸臭味，他接著睡。攝影師踢了男孩一腳，說：「給他去倒掉。」男孩說：「憑什麼我去啊？」姐姐在裡屋說：「讓你去就去！」男孩說：「他媽的！」

拉門先生眼瞅著她站起來走掉，覺得自己失敗透了。他在房間里待了十分鐘，外面毫無動靜，她不會回來了。她是肯定不會回來的。於是他脫了衣服，給自己洗了個澡，出來以後就直奔大街，去找那幾個人。他不知道她在回薔薇街的路上心裏一動，差不多明白了這是要出事，後悔不迭地往酒店趕，回到房間敲了很久的門，他已經走了。

她並不愛聽他說這種亂七八糟的格言，問：「多少錢的轉讓金？」

男孩說：「老顧也跟傻子差不多了，他要是看見強盜或許會清醒過來呢。」

拉門先生說：「我訂了這間房，你在這裏睡一夜都可以，裏面的洗澡間很不錯的，龍頭帶紅色的是熱水，帶藍色的是冷水。開了冷氣，你可以睡一覺。」他又指指柜子里的飲料，說：「這些都可以喝，另算錢的，我付得起。」

強盜說：「一次一次地借錢，很煩。」他的聲音雄渾低沉，每說一個字，周圍的空氣都會感覺到振動。沉默了片刻，他又說：「所以一筆錢買斷吧。」攝影師不說話。強盜點了根煙，眼睛都沒抬，抽了一口，說：「一萬。」

攝影師去了一趟上海，姐姐被拎了回來。男孩發現她把長發剪掉了，變成一個游泳頭。這是當時很流行的髮型，也便宜了理髮師，基本就是個男式頭。男孩已經到了懂得欣賞女性美的年齡，他看了半天說：「頭髮真難看。」姐姐拿出一盒磁帶，指著上面一個女歌星說：「看，這個女人叫西尼德·奧康納，她剃了個光頭，而且，她一直是光頭。」男孩問她為什麼要剃光頭，姐姐說：「因為那種叛逆的勇氣。」男孩心想，成績不好的孩子才叛逆，這個詞跟你渾身沒有關係嘛。

姐姐狂怒：「我知道，不就是被人狂揍一頓嗎？你要是再被人揍一頓，你還能上藝術雜誌。」

「那一定挨了不少打吧。」拉門先生嘆了口氣，「過兩天我去看看他，打成什麼樣子了？」

那天她有點狼狽，渾身是汗，臉上沾著灰塵，像一隻從髒水里撈出來的玩具。她從包里掏出兩千元，交給拉門先生，說：「另外把錢還給你。」

那筆錢本來給牛蒡的，放在他包里，後來警察抓走他的時候作為證物把包一起帶走了，錢沒回來，是攝影師給了姐姐兩千元，讓她還給拉門先生，免得他過於傷心。

拉門先生脫下衣服捂住臉上的傷處，很鎮定地說：「其實就算不打你，你也談不出個什麼名堂，現在知道厲害了吧？我白陪你挨打了。」兩個人一起往回走。男孩忽然覺得心裏透明透明的，挨打顯然是意料中的事，他上門就是來找打，而不是什麼談判。的確如拉門先生所說，談得出什麼名堂？他僅僅是想體驗一下挨打的滋味，攝影師當時所遭受到的羞辱。如果身體條件允許，他也會一拳掄回去，體驗一下什麼叫鬥毆，但他活到十六歲並沒有獲得這種機會，哪怕一次。

他一個人在城裡遊盪，後來發現自己錯怪了戴城，這裡有廣場，在城北的火車站。他很少涉足此地以至於竟忽略了它的存在，當然，它似是而非，基本上只能稱為一個大集市，這樣的廣場並不愜意，甚至可以說是卑微。在這塊佔地十畝的水泥地上，用細麻繩攔起的行走通道，破碎的地面，形形色|色的人們拎著旅行袋匆忙趕路。盲流們聚集在走廊下面，鋪開他們的編織袋，坐著，躺著，散發著酸腐的氣味。有四根高達十米的路燈豎在廣場中央，頂部做成飛碟的形狀，三十二個高能射燈在夜裡照得地面一片慘白，底下的人都像是鬼片里出來的。這裏還有花壇和雕塑，花壇仍舊是冬青樹，圍著階梯狀隆起的盆栽植物，一串紅，菊花，貓臉花，視季節而定，國慶節它們還會拼成五角星或者是紅旗的圖案；雕塑則是一座布滿灰塵終年不變的不鏽鋼赤|裸人體，在一個禁止進入的花壇深處，足有三米高的健碩男性，夾緊雙腿抬起雙臂，陰|部擋著一片不鏽鋼樹葉，不知道是盤古呢還是亞當。

強盜抽了最後一口煙，他把這根只抽了三口的香煙扔在地上，用腳踩滅了，說：「一個星期之後來拿錢。現在你寫欠條。」

男孩仍住在戴城，幾十年來，這座城市始終沒有廣場，直到九十年代末，嶄新的市政府大樓落成，那是一片空曠的花崗岩地帶，四周攔起圍牆，正面是一個把守森嚴的滾輪柵欄門，遙遠的大樓在空曠地帶的盡頭，一座方正無誤的建築，看不清什麼細節，只有分佈均勻的窗口，黑洞洞的，遠看像碉堡的射擊孔。那片禁止入內的空曠地帶永遠冷清清，既不長草，也沒有半隻鴿子。

後面幾天姐姐回到了戴城，躺在裡屋一言不發。她上大學的日子，男孩睡裡屋，她回來了男孩和攝影師都得睡到吃飯間。家裡就這麼大地方。如此睡了三天，她出來的時候人胖了一圈，其實是腫的。

「因為老鬼子被公安局逮捕了。」攝影師整了整衣服說。

「湊一桌打麻將嗎？」她看著天說。男孩就不再問下去了。

姐姐說，所有城市的火車站廣場都是這個樣子，有些更糟糕，連不鏽鋼男人都沒有，你必須穿過骯髒的廣場，坐上骯髒的火車，才能去另一個城市，迎接你的仍然是同樣的場景，同樣的老太婆，幾乎沒什麼差別。那根本不是什麼廣場。真正的廣場，儘管人滿為患，仍讓她感到愜意，陽光直直地照在硬地上，沒有任何陰影，你可以往四面八方走，甚至走出很遠很遠時，發現自己仍在廣場之內。

男孩看著那兩張哭喪著的臉，心想，哪有這樣結婚的？簡直就是做喪事。這一切彷彿是有人在搗蛋，夏天果然是很瘋狂的，哪怕你待在家裡不出門呢。

後來姐姐帶牛蒡下館子，把男孩和攝影師留在了照相館里。男孩對攝影師說：「你別得罪那個人，他就是瓦西里。」攝影師記得，那年為了瓦西里的信，姐姐差點掀了桌子。攝影師說：「她的筆友都是這麼邋遢嗎？」男孩說：「也有不邋遢的，但這個真的特別邋遢，比金斯堡還可怕。」他們都有點擔心，平時有點潔癖的姐姐，跟這個渾身酸臭的傢伙在一起吃飯，吃著吃著會不會打起來。

朱常勇在一陣五雷轟頂之後問大聰：「什麼時候的事？」

朱常勇並非像街上人胡說的那樣在日本刷盤子背死人，他是作為勞務輸出東渡去做起重機械安裝的，三年期滿，他攢了一堆日幣回到薔薇街。他成為街上第一個出國的、第一個回國的、最有錢的，目前唯一戴著綠帽子而不自知的，諸多名頭冠之於頂。當他坐著一輛小汽車出現在家門口，從車上卸下來好多日本電器，兩邊全是街坊鄰居，眾人不但向他行注目禮，還幸災樂禍地看著他那神色慌張的老婆蒯紅英。朱常勇意氣風發，他伸手招呼大家：「同志們好。」大家都明白，整條街上只有他一個人認為自己是衣錦還鄉。

他們跳了幾支舞，忽然衝進來一群人，手裡拿著棍子，把音樂按掉了，對舞客們說：「沒事的都滾出去。」然後乒乒乓乓砸東西。攝影師帶著關文梨走到外面，說：這真是一個巨大的麻煩，怎麼才能甩掉那些沾在鞋底上的垃圾呢？總不能把鞋子一起扔了吧？關文梨聽懂了他的話，說：「你把我比成鞋子？不知道我最討厭這個比喻嗎，但是我原諒你，我要是早點和你結婚就好了。」攝影師說：「我沒有把你比成鞋子，我才是那隻鞋子。」

「你怎麼知道的呢？」

她家離薔薇街不遠，男孩的學校很遠，每天騎車上下學都會經過她家門口，那是一個大雜院，裏面住著烏七八糟的人，到了晴天所有的被褥和內衣內褲都掛在半空中。從街道上望過去可以看到她的窗口，位於大雜院的二樓，掛著碎花窗帘，始終靜悄悄的。他注意到窗台上有一盆植物在漸漸枯萎，到秋天時它已經死成了幾根禿枝。男孩心想，這下我爸爸大概是失戀了。

「我爸爸被強盜打了。」

於是他和姐姐頂著毒日，騎著自行車，沿護城河邊的公路一直往北。一路上她都在犯嘀咕，護城河邊你說還能有什麼像樣的地段，居然開舞廳。她雖然念大學，但家裡是最早做個體戶的一批人，知道做生意頂頂要緊的就是地段，地段好的店面什麼都能賣掉，否則就只能等喝西北風。到城北一帶，前面出現了一個巨大的屋頂，爛糟糟地趴在一堆低矮的屋頂之上。走近了一看發現是一座古建築，灰沉沉的透著陰氣，前面還有一塊空地，豎著一個牌坊，牌坊旁邊有個招牌：百樂宮。

姐姐說：「外國女人到中國來找男人？」

男孩說：「那我怎麼辦？爸爸怎麼辦？」

「我才不管你們咧，你們喜歡這兒。」

拉門先生挨打的事情，男孩偷偷告訴了姐姐，姐姐想了想說：「以後別去招惹那個戇卵。」男孩說：「不去了。」姐姐說：「我說的是陳勉，不是強盜。強盜你愛找多少次就找多少次。」男孩說：「你對勉子也太殘酷了。」姐姐說：「你懂個屁，要是不這樣，他哪能死心？」男孩想到了羅佳，說：「你們女的對自己不喜歡的男人都很殘酷，可是這些男人呢，往往都很仗義。你那兩千塊錢還是他借給你的呢。」姐姐說：「我會還給他的。」

姐姐沒回答，一抬手把汽水瓶子拋向了遠處，男孩期待著它發出爆裂聲，但是沒有，它直接飛進了草叢。兩個人獃獃地看了一會兒，覺得很無趣，難道那汽水瓶子還會從草叢裡跑出來要求他們再扔一次嗎？

男孩說：「你從一開始就知道牛蒡是逃犯吧？」

往前走了一段，看見瘸子老炳的殘疾人三輪車停在朱常勇家門口，門歪著，裏面黑漆漆的。男孩說：「老炳來了。」

姐姐被警察告知，絕對不允許和牛蒡說話，到裡屋去。男孩趁不注意溜到了外面，混雜在人群中看著牛蒡。他的頭髮被剃乾淨了，臉上也很乾凈，換了一件不知道是誰的襯衫，看著有點小。他顯得很鎮定，按照電視台編導要求的，往哪兒走，站在哪兒，悉數從命。有時他也回頭看一看，可能是在找她，不過他很快就被警察按住了脖子。

拉門先生這才把錢都揣進了口袋，想了想，又掏出一張十元，塞進男孩的褲兜。他坐在凳子上，稍稍仰視著男孩。男孩很瘦弱，雖然也十六歲了，個頭比同齡人矮了半截，他身上的殘疾更不用再多說。拉門先生拍了拍男孩的胳膊說：「你去會吃虧的，我去也是。這種事情不是你該管的。」

「肚子上挨了好幾拳。」

關文梨說：「我想去掙點錢。」

男孩坐著，他像是廣場的神經，努力為它感知著變化中的一切。世界像一鍋水，煮啊煮啊，看不出有什麼變化，忽然之間就沸騰了。所有的事情都像是突發事件，那四個飛碟上的燈，有一天忽然掉了一個下來。十米高空墜下一個臉盆大的燈正砸在乞丐的爛腿上，他一點也不疼，但簡直害怕死了，警察把他抬上擔架的時候，他一直在大喊：「這是我吃飯的腿！」

姐姐說：「要是攢夠了路費，我為什麼不去呢？」

「什麼百樂宮啊，明明是城隍廟嘛。」姐姐說。

「每回說我要去什麼地方，你都會說，誰誰誰怎麼辦。你說你有沒有出息？」姐姐說，「你居然想做廚子。」

牛蒡說：「我到處流浪，我是個詩人。」

姐姐說：「是啊，這戇卵還把店裡的啤酒瓶全都發給人家，你說這不是找死嗎？」

到了九月里，姐姐去上海繼續讀她的大學，男孩去了化工技校，一所著名的流氓學校。剩下攝影師一個人守在照相館里，臉上的傷還沒完全好，但至少是恢複原形了，他很頹廢地坐在玻璃櫥窗後面，那兒貼了他的作品，各種各樣的肖像，穿過這些肖像的縫隙可以看到他的臉。偶爾會有人路過，對他喊一聲：「老顧，還在想關文梨呢？」

警察說：「你爸爸說他自己摔的。」

「明天我們都在家，你們來。」姐姐在一邊說。

她很努力，工作優秀，上過電視。當然不是標兵，她才幹了這麼幾天配不上標兵的稱號，而是給標兵做陪襯，發表一下自己的感想。實際上她比標兵也不差，絕無遲到曠工，不怕苦不怕累，想方設法為那些無主的信件找到歸屬，有時候連人帶車栽倒在雨雪紛飛的街道上。男孩在電視上看到她穿著郵遞員的制服，非常正派，有一張美麗姣好的臉，簡直可以做人民郵政的廣告代言人了。男孩心想，嘿，那兩個關在牢里的，是不是會有可能在新聞里看到她的模樣呢？

有時候他們能看見一輛黑色的桑塔納，裏面坐著康家三兄弟，他們已經成了戴城很有名望的生意人，他們開影視公司，有兩家歌舞廳，後來還做起了房地產生意，不過這一切都與攝影師無關了。

關文梨說：「我們老闆說，歌舞廳這種娛樂場所現在很掙錢的，不過都是黑門，不是流氓開不成。」

屠戶說：「怕什麼，讓他們來，我卸了他們賣五塊錢一斤。」

一個沒有廣場的城市是可悲的，人都像是在管道里流來流去，稍不注意，就違反了交通規則。男孩活到十六歲時覺得凄惶焦灼，彷彿搖搖欲墜，彷彿走在薄冰上聽到吱吱嘎嘎的碎裂聲。羅佳已經離他而去，方小兵沉默而哀傷，攝影師日日擔心著關文梨的前夫跑過來一拳打瞎他的眼睛，只有顧小妍振翅高飛，但她這次並不打算帶上歪頭弟弟。初三的畢業會考近在眼前，男孩的選擇，要麼考一所馬馬虎虎的高中，要麼乾脆念個中專技校，總不能讓自己十六歲就去上班啊。無論是不是歪頭，十六歲都像個門檻，他得跨進去，萬一不幸絆倒了，爬也得爬進去。事情就是這樣。

於是又往回走，走到朱常勇家門口聽見裏面傳來蒯紅英快樂的呻|吟。門關不上，那聲音時而婉轉時而低回，斷斷續續又高亢一下。男孩抬頭望天，只見一輪圓月掛在夜空中。他走到門口說：「朱常勇回來啦。」裏面驚叫一聲，就此安靜下來。這個夜晚結結實實地沉入了一片精神病的月光之中。

按說應該再買張報紙，把刀捲起來，他懶得這麼幹了，就反手拿著，藏在身後，回到舞廳。那伙人都還在，拉門先生亮出刀，聚在一起的幾個人轟地散開了，全都退到後面去抄傢伙。拉門先生心想這下完蛋，除了自己以外誰都別想砍得到了，這時看見強盜從旁邊的廁所里走出來，毫無防備。拉門先生覺得這個目標也不錯，甚至更合適，掄刀劈過去。強盜伸手一擋，西瓜刀並沒有把手臂劈斷，只是嵌進去一半，拉門先生把刀子勒出來，又照著強盜迅速矮下去的頭顱上胡亂砍了三刀。在其餘人抄傢伙湧上來之前，他扔下西瓜刀，發足狂奔向著派出所投案自首去了。

拉門先生走到街上，對面有個西瓜攤。他穿過街道，走到攤主面前，問西瓜多少錢一斤。攤主說一毛二。拉門先生又九*九*藏*書問：「西瓜刀呢？」攤主不知道該怎麼回答。拉門先生問：「西瓜刀多少錢一把？」攤主說十塊。拉門先生就花十塊錢買了刀，又花五毛錢買了個西瓜，放在花壇上，一刀劈開瓜，說：「不錯，不用磨刀了。」

她說：「跟我去看。」

「能有機會出去當然好，想有什麼好想的？」

這算是運氣，要是攝影師的手指再往裡挪兩公分，那就會變成一個九指。姐姐一邊罵牛蒡是個笨蛋，一邊給攝影師包紮。牛蒡手足無措地站一邊看著，有點像內疚，也有點像看熱鬧的。男孩說：「食指要是切下來，就沒法做攝影師了。」牛蒡訕訕地說：「用中指應該也能按快門吧？」攝影師聽到這裏忍無可忍，說：「中指？去你丫的中指。」

「不是說設備都給你的嗎？」

攝影師喘了口氣，穿好衣服，抓了點錢塞進口袋。那時天色還不太晚，走得緊的話，可以趕上去小鎮的最後一班中巴車。他把蘇華照相館的捲簾門拉下來，鎖好，往巷口走去。

「那麼詩人呢？」

男孩胸有成竹地說：「你要是去了雲南，拉門先生怎麼辦？」

他曾經答應過姐姐，要開一家舞廳，這個諾言對記性糟糕的姐姐來說如同罡風吹散了白雲，早就忘得一乾二淨，但他仍牢牢地記著。他一生的理想就是能做個老闆，然後把那個大洋馬顧小妍娶回家。有一度他聽說她談戀愛了，覺得很沮喪，但她的愛情竟比他的低潮期還短暫，於是他又恢復了以往的信念。

但他忽然愛上了這個地方，在最無聊的夜裡，他騎車來到火車站廣場，四個飛碟正騰空而起，逆光望去，星辰失色。他為什麼會在十六歲那年迷戀於此？大概是因為它的寬闊無度，與城裡景色截然不同的風貌。但那種亂糟糟的場面，混跡在旅客、小販、司機和旅館拉客女之間，並不是很愉快的事情。他很快又會厭倦，看著四個飛碟，吹一會兒風，回家去睡覺。

牛蒡聽見有人敲門，打開門一看是鮑翠芬主任，帶著一個小夥子，牛蒡不認識他，他叫季國華，綽號貓臉，聯防隊的。鮑主任說：「跟我走一趟。」牛蒡伸出頭去一看，一群警察正匆匆趕來，他慌了一下。貓臉很敏銳地覺察到了，貓臉在做聯防隊員的時候練就了一身功夫，任何微小的彷徨、焦慮、恐懼、躲閃，都可以在他的眼睛里放大。其實那天鮑主任只是想帶牛蒡去居委會登記身份，路上遇到貓臉，順便喊了過來。那群警察是來抓捕朱常勇的。

那頂該死的罐頭帽子，夏天焐得他腦袋發暈，他索性把頭髮都剃光了。光頭拉門先生也是很帥的，每到吃飯的時候，他躲在休息室里，摘下帽子，從裏面掏出各種各樣的零錢，一邊笑，一邊把錢轉移到自己的更衣箱里。有時他會覺得很疲倦，坐在凳子上，把光頭靠在更衣箱上，抱著他的帽子，想一會兒那個叫顧小妍的女孩。每一張零錢都是他走向她的一步，更近了，又彷彿更遠了。如果他此時不慎睡著，她就會飄到空中，讓他跑到一個前面空無一人的位置上。

牛蒡說：「隨便什麼時候都可以。」

男孩走過去看了看，攝影師除了耳朵縫了幾針之外，其他地方未作任何包紮。看上去像一隻白天打瞌睡的貓頭鷹。男孩心想，他能帶著這麼個大腦袋回到薔薇街已經不容易了，不知道怎麼撐下來的，他比姐姐還愛面子，好看了一世終於被人打成這樣，在他回家的路上想必是不知道自己的模樣，進家門照了鏡子是徹底明白了。一瞬間，男孩心裏既同情又怨恨他，跑到廚房拿了菜刀往外走。攝影師獃獃地看著他，已經喪失了思考和行動的能力。是關文梨跑過來攔住男孩。

拉門先生說：「我一點沒自豪，我可記仇了。但是假如我很清高，不結交他們，又怎麼可能去接這個舞廳？這種生意都是在熟人之間過手的。我略施小計騙取他們的信任。你以為我甘心一輩子端咖啡拉門嗎？我知道你在背後都喊我『拉門先生』的，這是一個很侮辱人的綽號。」她不說話，拉門先生又說：「我以前答應過你，要開個舞廳給你跳舞，雖然你現在可以在大學的體育館里跳，但那地方夠擠的，根本不能跳狐步嘛。我就想著這件事，這是我給你的承諾，也是給我自己的。」

詩很危險，流浪也很危險。男孩彷彿從一開始就知道。這座城市很小，街道像管道一樣閉塞，這裏的人們從來不談什麼流浪詩人，如果說到詩人肯定認為是文聯辦公室里某個喝茶看報的——即便是這樣的貨色，他們覺得怪透了。只有男孩，因為看過那本《朦朧詩選》，覺得和詩人的距離很近，但並不親，彷彿他們是一些槍手，已經走到眼前，隨時都可能打爆他的頭。

這時拉門先生把香煙擱在煙缸上，站了起來，他盯住一個走進大堂的人，此人懷裡抱著一個袋子。拉門先生友好而敏捷地試圖搶過袋子，此人操著一口粵式普通話氣急敗壞地說：「別搶啦，這是我剛買來的古董，瓷器啦——」拉門先生說：「林先生，我幫你拎上去。」林先生說：「求求你不要幫我拎啦，你都已經下班了啦，我給你小費啦。」就這樣，拉門先生又得到了一張零錢，這次他真的走向了她，得意忘形地伸手摘帽子，發現腦袋上是空的，他就把錢塞進了褲兜。

拉門先生坐在休息室的凳子上，哼著他的歌：「我的好媽媽，下班回到家，勞動了一天多麼辛苦了，媽媽媽媽快坐下，讓我親親你呀，讓我親親你呀……」他從更衣箱里掏出錢，數了一遍，對其中的大額鈔票凌空一吻。男孩心想這個人真是墮落得不像話，以前還會唱唱「莫妮卡」。男孩說：「強盜打我爸爸了。」

他挪出屋子，沿著走廊緩慢地向前，眼睛瞄向每一扇窗戶，試圖從中找到牛蒡。然而沒有，只看見之前那個老警察無聊地靠在椅子上，敲打著他的圓珠筆。正一下，反一下，很像廟裡敲木魚的和尚。下午的太陽正在變身為夕陽，男孩走到派出所門口終於明白，牛蒡是被押到公安局去了。相比之下，歪頭顧小山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腳色，年方十六，委瑣困頓，世界末日之後遺留下的生物品種。

攝影師招呼牛蒡一起掰開摺疊床，牛蒡使勁擴胸，他成功了，攝影師的手指還在接縫處，結果那張床像一把巨型的剪刀在攝影師的右手食指上切開一道傷口，又粗又深，血流如注。他慘叫一聲，把手指抱在胸口，哀怨地看著牛蒡。牛蒡說：「對不起啊叔叔。」

姐姐念大學以後交過一些筆友，她有寫信的癖好，又染上了那個年代呼朋喝友的壞習慣。寒暑假時，他們來到戴城，她帶著他們去城裡的名勝古迹遊覽一番，還會下館子。男孩在旁邊蹭吃，順便長長見識。這些人大部分都是學生，併兼有其他的身份，比如青年作家、青年畫家、青年歌手之類，他們通常講普通話（這在八十年代的戴城非常罕見），迷人的風塵僕僕，令人過目難忘。偶爾也有不像話的，曾經有個相貌古怪的詩人，二十五歲已經開始掉頭髮了，非常狂妄地說自己要成為中國的金斯堡，然後就開始調戲姐姐。金斯堡調戲女人嗎？那頓飯吃完了他就去了另一個城市。

這個詞她好幾年不罵了，念大學以後她文明了很多，現在忽然又罵出來，拉門先生還覺得挺受用的，以為她只是罵他傻，不知道在她的心裏從少女時代就積鬱的怒火正在熊熊燃燒。在回去的路上，她聽他嘮叨著自己的計劃：這家舞廳以前叫百樂宮，太庸俗了，他們還真以為自己是百樂門，我要把它重新裝潢，改頭換面，它的名字叫「妍妍舞廳」你覺得怎麼樣？姐姐聽了快要氣得暈厥過去，顧小妍陡然變成了一個舞|女的名字。她說：「我一點也不喜歡那個道觀，你白費心機了。」然而拉門先生陷於他的虛妄之中，他覺得她帶了一種偏見，當然，她也是為他好，但生意上的事情她並不是很明白——如果他不把這家舞廳盤下來，明年轉讓費一漲，他的存款速度跟不上行情。再說，就算做虧本了，他把這家舞廳再轉讓出去，按照漲價的趨勢還是能小賺一筆。有很多人都在做這種轉進轉出的生意，比做小買賣更發財。

拉門先生拖長了聲音說：「不急的。」

屠戶特地問朱常勇，接下來打算幹什麼。朱常勇說他馬上就要辭職，他認識一個人倒賣舊服裝的，從外國用集裝箱運進來，再販給中國人。這門生意很發財，他再也不想和機械打交道了。他在日本很苦，每年讓蒯紅英給他寄兩條牡丹牌香煙，他一天抽一根煙，也撿煙屁股給國家抹黑，這麼熬了下來，現在回國了要好好享受一下，每天連抽帶發消耗兩包萬寶路！後來他又告訴屠戶，現在有錢了，打算和蒯紅英生個小孩，再不生就真的晚了。屠戶心想，你要是再晚點回來，說不定已經有小孩了。

過了幾天拉門先生把事情都辦妥了，跑到薔薇街把姐姐叫走，男孩也要去湊熱鬧，但他們不讓。又來到這道觀前面，拉門先生掏出鑰匙打開鎖，大門發出吱呀呀的呻|吟，午後的陽光落在門檻上，裏面有一股深沉的涼意。拉門先生說：「這裏現在是我的了。」姐姐走進去，裏面還是老樣子，但因為它真的屬於了他，不免也會有一種心理上的親近感。拉門先生顯得有點興奮，說：「它也是你的。」然後跑到後面，推上電閘，打開燈。樑上的藝術燈都卸走了，只剩幾個白熾燈泡，黯淡無光，僅僅照亮了它們自身。他在後面搗鼓了一通，一台四喇叭錄音機里傳來了音樂。

這下所有人都感到羞愧了，薔薇街民風淳樸，從來沒見過這麼罵人的，薔薇街罵人都是拐彎抹角的，從來沒有像牛蒡這樣，把熱氣騰騰新鮮出籠的大傻逼端到眾人面前。眾人訕訕地繼續回去洗澡，順便嘀咕牛蒡這傢伙到底什麼路數，居然這麼囂張。

後半夜牛蒡又起來喝水，他拉開電燈，攝影師和男孩又給弄醒了。他滿屋子找水，後來去了廚房裡，找到大水缸，用勺子撈起來喝了大概有兩公升，胸口濕淋淋地又回來睡了。攝影師說：「這樣會拉肚子的。」牛蒡不理會，繼續躺下睡，第二天也沒事，看來已經鍛鍊出了一個跑單幫的腸胃。

然後他就像喝醉了一樣晃回了家，看到很多人在逮捕朱常勇以及牛蒡，很多很多人，他想退回去但是沒有了力氣，於是他這張臉就此定格。

十二個小時的綠皮火車，加上一頓帶酒的晚飯以及三十多度的高溫，沒洗澡的詩人聞起來已經不太像是個人類，家裡洋溢著動物園的氣味。姐姐很噁心地說：「這傢伙以前吹牛說自己能喝半斤白酒的，結果四瓶啤酒就這樣了。」牛蒡進屋子以後，一屁股坐在地上，抱著肚子，腦袋低垂著夾在膝蓋之間，嘟嘟噥噥，天南海北地罵，不知道罵誰，都是些沒聽說過的名字，後來罵的都是聽說過的，攝影師嚇得趕緊關門。

第二天早上攝影師去了照相館，把自己鎖在裏面。第一是不想讓牛蒡看到自己的慘狀，第二是不想捎帶著上了電視新聞。上午浩浩蕩蕩來了一群人，先是電視台的，再是警察，四面八方的群眾都趕過來看熱鬧。男孩和姐姐忐忑不安地坐在家裡，看著這些人搗鼓電線，布置場面。過了很久，警察從一輛麵包車裡押出了面容憔悴的牛蒡。

拉門先生後來帶著她離開了舞廳，拉門先生說：「地方不錯吧？」

街道的兩頭都堵著警察，鮑主任大喊，警察看到了牛蒡。牛蒡又跑了回來，跳上一塊水泥洗衣台，接著他就躥上了屋頂，沿著屋脊像踩平衡木一樣碎步快跑。他打錯了算盤，上了屋頂太醒目，而且沒那麼容易下來。警察聽說聯防隊員被踢倒了，也很生氣，指著屋頂上的牛蒡說：「別費事了，你往那邊跑，到頭裡轉個彎就是派出所，跑個屁啊。自己乖乖的下來把事情說清楚。」

姐姐比較機靈些，問攝影師：「你看清那張欠條上寫了多少錢？」

男孩說一個人怎麼可能摔得連耳朵都撕裂了，摔到絞肉機里去了？警察說：「當事人不報警，我們沒有辦法。還是說說凌雲的事情吧。他是你姐姐的朋友？」

攝影師也去過了派出所，交待了牛蒡的問題，挨打的那天他完全說不清事情，就算能說清他也假裝自己不會說話，警察看見他這副樣子也很害怕，請他回去休養。過了幾天他清醒了就主動去派出所，這回想通了，告訴警察：牛蒡的事情我什麼都不知道，但是強盜敲詐我，還打我，請你們去抓他，另外關文梨失蹤了，我也要報警。警察很客氣地回敬他：對不起，你挨打的地界不在這一帶，要報警去別的派出所，我們管不了，我們就管你們家窩藏逃犯的事情。於是攝影師又糊塗了，說自己腦袋被打成了失憶症，很多事情都想不起來了。攝影師是這一帶的名流，警察都認識他，看著他那張陌生的臉，警察嘆息說：「老顧，你要向蒯紅英學習，有事立即找警察，記得防患於未然。」攝影師這時又清醒了，說，不對，關文梨住在這片的，還歸你們管，你們得幫我找到她。然後又說，蒯紅英出賣了朱常勇，對此我並不是很讚賞，他娘的，換了我也得拿菜刀剁了她。警察很生氣，說這傢伙被打得變了性，怎麼跟方屠戶一個德性了？

攝影師坐在一邊憂心忡忡，偶爾扔過來一聲嘆息。姐姐不愛聽這聲音，問他：「你呢？什麼時候和關文梨結婚？」攝影師覺得那根涼了的鐵棍伸到自己眼前，還有點焦糊味，雖不足以燙人但也可以把人攪得一臉髒兮兮。攝影師只能說：「我暫時不會結婚。」姐姐說：「結吧，你都快五十了。我就算不出國也不想回戴城了，大學畢業我要去深圳。」

「搞宣傳嘛，怎麼能說弄虛作假呢？」記者不高興了。

姐姐說：「你好像被那幫人揍過哎，自己忘了嗎？」

於是，第二天下午街道主任鮑翠芬來到照相館，告誡攝影師：「未婚同居是非法的。」攝影師想半天不記得自己和關文梨同居過，臉漲得通紅說：「我哪有？」鮑主任說：「你誤會了，我指的是你們家那個長頭髮的，小妍的男朋友吧？」攝影師說：「誰說的？」鮑主任索性把屠戶供了出來。

眾人憂心忡忡，一起搖頭嘆氣。頭一晚上她在，後來沒來過。男孩去找過她，家裡沒人，文具店櫃檯上換了個老太太，告訴他關文梨辭職不做了，去哪兒不知道。後來屠戶偷偷地說：「你們都不知道，碧波飯店的女老闆可勇猛呢，衝到櫃檯上給了關文梨兩個大嘴巴，關文梨捂著臉什麼都沒說，這件事你們千萬別告訴老顧。碧波飯店的女老闆吶，那他媽的是真的愛你們的爸爸，她要懸賞砍下強盜一隻手呢。」

某一天黃昏，幾個戴城大學的學生來到了廣場上，他們看上去很熱，坐在飛碟路燈下面說話。男孩提醒他們，不久前這裏剛出過事，最好去安全一點的地方待著。一個女大學生很有禮貌地對他表示了謝意，但另外幾個則毫不理會，他們對著他的歪頭髮笑。男孩冷眼看著他們，是的，同一個地方兩次掉下燈，把人砸中的幾率很小，讓他們發笑吧。一個大學生從口袋裡掏出一支粉筆，在粗壯的燈桿上寫了一首詩，然後他們鑽進了檢票口，女大學生還回過頭來對男孩說了聲再見。她很像姐姐。男孩覺得那列火車是再也不會回來了，這感覺像是一個做串了的夢，真是太奇怪了。

這兩個人現在都窮困潦倒，前面說過，每隔兩三個月他們就來找攝影師，攝影師沒奈何，送點錢過去。起初只有強盜敲詐他，後來又多出來一個獨眼。獨眼對此的解釋是：同是天涯淪落人，現在你在關文梨那兒最吃香，又是個很有錢的個體戶，不敲你敲誰啊？

攝影師狂怒：「你一個郵遞員竟然嘲笑我？」

「夠亂的，這都什麼事啊。你讓他報警，敲詐勒索罪。」

這是他第一次踏進派出所，心裏不由奇怪，住在這條街上很多年，竟然從沒來過這兒。普通人若經常出入于派出所，絕非吉祥之兆，第一次踏進派出所既做了被告也做了原告，這彷彿更滑稽。他近似拒絕地扭過頭，從窗口望出去的視界很狹小，一堵牆，細長的藍天，大片的青苔。坐牢能看到的不會比這個更多了，你必須長久地看著它，把每一天變成每一分鐘，把每一隻螞蟻看成是每一個人。男孩那時還年少，對監獄的理解還停留在白公館、渣滓洞的境界，不知道那裡的生活也是豐富多彩的。

她說：「急不急都得給你，我明天就回學校了。」

姐姐說：「你還有個獨眼呢。」

有一次他去郵局找她，看見她疲憊地坐在門口台階上，幾個同樣疲憊的郵遞員一溜排開，他們的自行車也筋疲力盡地歪著車頭。那些郵遞員在抽煙，她不抽，只是低著頭，在下午的陽光中等待著這一天的晚報和餘下的信件，像個罪人在等待他的判決書。

拉門先生說：「我沒有那個意思，其實我最幸福的是那天在道觀里，但是我很倒霉，最不幸福的也是那天。我希望你忘記我的倒霉相，以後能記得，我請你很風光地住過酒店。」

攝影師挨揍的事情本來會成為薔薇街的頭號新聞，然而那一天人們的注意力都不在他身上，甚至連牛蒡都被眾人忽略。因為，遠在日本的朱常勇回來了。

那個人，被拉門先生砍成了半傻，手上的筋也斷了，如果不是醫生妙手回春的話，他就得死掉，拉門先生也得死。他剃著光頭，戴著一頂賣報人常見的遮陽帽，如果摘下帽子你會看到清晰的三條刀痕。他的報攤很寒酸，用幾把凳子拼起來，上面擱著很少的幾份報紙，報紙上壓著幾枚硬幣。他自己就坐在一把摺疊帆布小馬紮上，看著眼前的硬幣發獃。

攝影師簽字，強盜把攝影師的手指按在他自己臉上，然後搬到欠條上按了個血手印。強盜把欠條收了起來，這時獨眼忽然對強盜說：哈，你完蛋了，我最多拘留幾天，你就等著判刑吧。說完拔腿就跑。強盜愣了一會兒，對攝影師說：操，我要去宰了那個獨眼。說完也走了。

牛蒡直睡到中午，起來發現家裡沒人。那會兒男孩和他姐姐發現照相館鎖了門，回家拿鑰匙開門進去一看，攝影師不在，就去找關文梨，關文梨帶著他們四處打聽，誰都不知道攝影師去了哪裡。他們回到照相館商量事情，後來警察佔領了整條街。

雨還在下，屋子裡涼爽了，男孩正眼打量牛蒡，他換了個姿勢，有點像打坐。男孩很突兀地問他：「你寫詩嗎？」

姐姐說：「我們走吧，我覺得這裏不合適。」

牛蒡彎腰，做了一個正面大甩髮的動作，只有京劇里才看得到的那種。一頭濕發啪的抽在自己後背，露出他的青面獠牙，大罵道：「操你媽逼，看什麼看？」眾人齊聲呵斥：「這鄉下小子，太沒規矩了。」牛蒡罵道：「我他媽的是省會城市來的，你們這群三級城市的大傻逼！一群神經病！」

男孩得到的唯一的好消息是：強盜不見了。出事的當天他就跑了，當然他並沒有把那張帶血的欠條還給攝影師。假如攝影師不肯去報警，這張欠條也許某一天就出現了，誰知道呢？攝影師就是不去。後來屠戶帶著一幫人，提著殺豬刀去找獨眼，發現獨眼也跑了。

男孩看著牛蒡，心想這下好了，原配來了。這個比喻會讓姐姐殺了他。

於是蒯紅英終於可以和老炳生活在一起了。

這種懲罰在男孩看來根本不算什麼，從出生那天起，他就頂著歪頭的名聲，比木牌更可怕的東西。然而姐姐和他不一樣，這是她少女時代最痛心的一次示眾，她活得很成功，不能忍受這種羞辱。到十六歲時，男孩發現姐姐成了一個憤世嫉俗的女人，那年她二十一歲。

「你可以點蚊香。」姐姐說。

那年頭人們出來玩，都是住在親友家裡，只有公費出差的才睡旅館。但是像牛蒡這樣，搭住在異性家裡的，並且超過了兩個晚上的，仍屬罕見。攝影師懷著不滿和猜疑，去雜貨店借了一張鋼絲床，搭在照相館里。這時牛蒡終於表現了一點點教養，他說：「要不我睡到照相館去吧。」攝影師嚇死了，趕緊表示照相館蚊子太多，不宜招待客人。那地方是他掙錢的唯一陣地，絕不能給牛蒡佔領了九九藏書。牛蒡又說他不想睡地鋪了，能不能和男孩一起睡，男孩強烈地表示拒絕，因為他身上的味道太難聞。攝影師不得不去了方屠戶家，又借了一張摺疊鋼絲床，專門給牛蒡睡。

姐姐說：「你還有什麼辦法？溜之大吉？你跑不掉，你的店在這條街上。你搞不清楚，他們找你借錢，並不是為了從你這兒搞到錢，根本就是為了羞辱你。你居然也接受了，太可笑了。現在你又出名了。」她喘了口氣，看看攝影師，又看看關文梨，說：「我來作主，你們結婚吧。」

到了六月末，中考已經結束了，男孩哪兒都去不了，姐姐也是，兩個人只能守在照相館里，幫攝影師打雜。照例七月里都會有洪澇，這一年卻很乾燥，太陽一直照著，街道新鋪了一層柏油，原先凹凸不平的鋪路石全都撬掉，兩邊的梔子花也都拔了，街道顯得寬而平整，自行車經過不再發出哐當哐當的聲音，這下安靜了很多。

快到黃昏的時候，有一個女警察走了進來，對他說：顧小山，在這份筆錄上籤個字，你可以先回家了。

無聊而平淡的六月過去了，這條街更安靜，狂風與驚濤離這兒非常遙遠，沒有人聽到遙遠的地方火車的汽笛聲，沒有人企圖離開，沒有人多說一句話。

男孩驚恐地往後退去，忽然覺得肩膀被人按住。他回頭一看，攝影師站在那兒，不，那已經不再是攝影師，那只是穿著攝影師的衣服，並且連衣服也是血跡斑斑的一個人，他原先那張英俊的臉現在變得像豬頭一樣，兩眼腫成了一條線，半個耳朵撕裂了，額前的頭髮少了一片。男孩吃驚地看著他，他無力地張開嘴，吐出了一坨血塊。

這條街上軋姘頭的還有好幾個，有時候攝影師也能算進去（雖然喪偶但不肯結婚，還跟歷史破鞋勾勾搭搭），見怪不怪，但兔子專啃窩邊草的，就只有老炳和蒯紅英這一對。那時男孩已經在青春期，男女之事也知道了個大概，他在地攤上買到過專門介紹性知識的雜誌，不是單純的解剖知識，而是連性心理和做|愛步驟都解釋得非常清楚的，足以茶餘飯後消遣。他知道沒有性生活的夫妻是很痛苦的，知道女性也有高潮，知道老年人也得一個月有一次什麼的。這類雜誌告訴他，身懷慾望並不可恥，只要你不去害人家，自己摸摸自己也是可以的。在看完雜誌以後，男孩比較同情那些沒有性生活的人，老炳除外，他活該。他當時唯一沒想到的就是：自己爸爸也是個男人，也有這方面的需求。

男孩說：誰是凌雲？哦，你說的是牛蒡。他是一個詩人，筆名叫牛蒡，不過我沒見他寫過詩。你說他是逃犯，我也不知道他犯了什麼罪，我全不知道。我現在跟你說的是我爸爸，他是被強盜打成這樣的，你們為什麼還不去把強盜抓起來？強盜，他不是強盜，綽號叫強盜，他是關文梨的前夫，我可以帶你們去他家。我要把他碎屍萬段。

那年春天男孩知道自己的姐姐失戀了。得與失都發生在她學校里，看她那樣子，愛情必然轟轟烈烈，然後像一根燒紅的鐵棍戳進涼水，發出呲的一聲慘叫，事情就結束了。那個誰也沒見過的傢伙據說出國去了，他飛機後面的尾氣大概就是鐵棍最後冒出的一縷青煙。

男孩再也沒見到過這個傢伙，也不曾收到過他的一張紙片。

男孩活到十六歲時覺得自己已經不是男孩了，可那時社會上開始把男孩女孩的標準往上提，二十五歲以下的都算，於是他又留在了男孩的行列里，等待二十五歲的來臨，到那個時候不知道行情會不會又變。

於是人們看到朱常勇衝到白柳巷，一腳踢開瘸子老炳家的門，裏面空空如也。於是他又沖回家，一腳踢飛了自己家的門，先給了蒯紅英兩個大嘴巴，然後抄起了菜刀。蒯紅英撒腿就跑，朱常勇穿著拖鞋在後面追。那會兒正好是晚上八點，很多人在乘涼，還有沖澡的，眼睜睜看著他們穿過薔薇街，跑上了解放路。眾人嘆息，這下要出人命了，但願蒯紅英知道往派出所跑。不料她在解放路繞了個圈子又跑回了薔薇街，拿刀的在後面追，一邊追一邊罵：「我在日本賣血，你在中國偷男人。」蒯紅英狂叫不休，當他們跑過屠戶家的時候，方大聰興災樂禍地對朱常勇說：「老炳操她的時候，她也是這麼叫的，我都聽見的。」屠戶轉身給了大聰一個耳光。

攝影師問：「他為什麼會有牛蒡這樣的筆名？」姐姐說：「這有什麼好奇怪的？更古怪的都有呢。」攝影師問：「那麼他發表過什麼作品呢？」姐姐說：「他們自己印點詩刊隨便發發，發表作品這種事情多俗氣啊。」

攝影師十分反感，家裡太小，容不下第四個人。假如能容得下，他也許早就結婚了。攝影師對姐姐提出抗議，她建議他睡到照相館去。攝影師不答應，問：「到底什麼時候讓他走？照相館到了晚上全是蚊子。」

當初拉門先生還真跟著她去過大學，未經邀請，在裏面晃了幾圈，很快就有一種挫敗感。大學一年級的時候，拉門先生甚至還跟著她在教室里上課，他穿得比大學生時髦多了，眼神輕佻，有點犯賤，一看就是來混事的。他在食堂跟著她排隊打飯，後面的女生嘲笑他：「哪兒來的社會青年啊。」人家可能是開玩笑，卻觸到了他的痛腳。後來他自感羞愧，再也不來了，時不時寫個信給她，也是言辭乏味，夾雜著一些錯別字，信紙信封都是賓館里的。她拒絕回信，於是他只能在寒暑假的時候出現在照相館里，即便如此，她還是躲著他。

姐姐說：「不至於吧，太可笑了。這條街都瘋了。」

「打算寫欠條？」

關文梨說：「去過了，沒有內傷，就回來了。」

那次有幾個外地的攝影家經過解放路，順便拐進蘇華照相館，他們是來買膠捲和電池的。攝影師正在吃午飯，他的五十張派司照就擱在櫃檯上，有一個攝影家看見了，嚇了一跳，抬頭端詳攝影師，又招了那幾個人一起來看，大夥嘖嘖讚歎，問他：「這是您自|拍的吧？」攝影師點頭。外地攝影家說：「這很厲害啊，非常有力量，可惜尺寸小了點。」攝影師咽下了米飯，跑到裏面拿出四個檔案袋，裏面是五十張擴成十寸的大片。

姐姐說：「你們拍什麼啊？」

男孩問：「為什麼不報警？」

她也有點好奇，跟著他進電梯，出電梯，打開了某個房間的門，裏面也談不上豪華，只是比較乾淨整潔。地毯柔軟，床單雪白。窗帘有兩層，拉開厚的那層，裏面還有一層薄的，像紗一樣，隱隱看到城市在眼皮底下。這是全城最高的建築。拉門先生開了冷氣，坐在沙發上說：「這裏面可以洗澡的。」

可他們就是不結婚。

七月的最後一天，那個叫牛蒡的詩人出現在街口，陽光炙烤著柏油路面，那兒嗞嗞冒油，散發出瀝青的焦糊味。牛蒡佝僂著身體，右手反扣旅行袋的拎把，將其甩在肩膀後面，衣服被汗水浸透了，烏七八糟的長發被汗水裹著猶如一團泥漿，他的臉上還有兩塊明顯的淤傷。街道主任鮑翠芬迎面撞上了他，她警覺地用普通話問：「找誰的？」牛蒡十分疲憊，低著頭用普通話回答：「蘇華照相館。」鮑主任說：「往裡走就是。」牛蒡指著牆上的美術字：蘇華照相館，向內20米，沖印彩擴藝術照。字好久沒刷過，有點褪色了。他點頭說：「我已經看見了。」

有一天不知道哪個缺德的帶了幾本錄像過來，《寡婦村》、《偷情寶貝》、《查泰萊夫人的情人》，悲喜劇皆有，一夥男人把女人和小孩都趕了出去，看半天沒有什麼黃色鏡頭，於是就討論起了軋姘頭的事情。朱常勇說，像日本這種國家，女人都不上班的，白天獨自歇在家裡，有的是軋姘頭的時間。於是大家就很同情地看著朱常勇本人，恰好蒯紅英在廚房裡打翻了一個熱水瓶，發出一聲慘叫，大家只能告辭散場，出來以後約定好了，誰要是把這件事告訴朱常勇，誰就一輩子做烏龜戴綠帽子。然後又說，他媽的，這種事情怎麼可能瞞得住呢？

兩個男人是下午一點鐘來到薔薇街的，這是夏季最安靜的時候，該上班的都上班去了，不該上班的都在睡午覺。沒有人知道他們來。兩個男人，一個鼻子是歪的，剃著小平頭，長得孔武有力，另一個比較瘦，左眼睛大，右眼睛小，如果你仔細觀察會發現他的右眼珠是假的。

姐姐悲傷地說：「我沒有不老實交待，可是也交待不出什麼東西。」

他很快走進來，對櫃檯上的攝影師說：「找顧小妍。」攝影師問：「你是誰？」牛蒡拽過一支圓珠筆，在紙上寫下了自己的名字。攝影師沒看明白，這種野生植物他倒是知道的，但很難和某一個人聯繫起來。牛蒡面露詭異的微笑，說：「我的筆名叫牛蒡。顧小妍答應來火車站接我的，可是她沒來。」攝影師明白牛蒡是筆名之後，感到很生氣，他心想，好端端的幹嗎要取這種名字，愛文學也不能這樣天馬行空，他為什麼不叫牛糞！另外，這個戇卵臉上有一種隱蔽的傲慢，他的微笑並非禮貌，僅僅是在告訴他自己：眼前這個中年人，他什麼都搞不明白。攝影師閱人無數，他不一定理解人們的古怪念頭，卻看得懂最細微的表情。他問：「你是哪個單位的？」

男孩找到拉門先生是說另一件事。

強盜又抽了一口煙，說：「這店值一萬，拿不出一萬就把店給我。」

那天攝影師的肋骨上挨了五拳，全是強盜打的，獨眼負責數數字。第一拳下去，攝影師就癱了，第二拳之後他忍不住發出慘叫。過路的方大聰看見了，迅速跑到男孩家門口，大喊了一聲：「你爸挨揍了。」姐姐和牛蒡率先跑了過去，強盜還在裏面，獨眼堵著門不讓他們進去。牛蒡掄了一拳，打在獨眼的臉上，他的假眼珠子飛了出去。接著強盜回過身來，從門裡打出一拳，牛蒡閃開了，打回去一拳，兩個人在店門口打了五六個回合，後來牛蒡急了，從壽衣店裡抄了一根尖利的銅燭台要拚命，強盜和獨眼就走了。

拉門先生說：「怎麼能說是城隍廟呢，鬼才在城隍廟裡跳舞。這裏以前是個道觀，後來變成毛巾廠的車間，就剩個空殼子大殿，毛巾廠搬了，就成了舞廳。」

定期地，她會收到拉門先生的信，特別簡單的一張明信片，從城東那所監獄里寄出來的，上面寫著他需要的東西。她很快樂，給他送東西是她最高興的事情。不過她更惦記的是那個從來也沒寫過一首詩的詩人，如果這兩個男人都站在她眼前，她到底會嫁給誰，只有天知道了。

終年綁著紅臂章的老太婆逡巡在廣場的每個角落，她們面容近似，衣著近似，每一張罰款單上都印著「五元」，無論吐痰還是扔垃圾都這個價格，罵人打架不歸她們管。她們意志堅定，絕不放走一個違章分子，同時也坦然面對一切辱罵。這微小的執法權簡直是她們的要塞，攻不破，也休想讓她們投降。男孩曾經看見老太婆追著一個中年婦女，糾纏了半個小時，要到了五塊錢的罰款，然後被這個中年婦女追著罵了半個小時的「老逼」，她毅然決然充耳不聞地走向了下一個吐痰的人。

拍完這組鏡頭，電視台收拾東西，警察押了牛蒡往麵包車走去。男孩看見姐姐從裏面走出來，站在門邊喊著那個詩人，既非凌雲也非牛蒡。

男孩覺得世界是傾斜的，一頭喧囂，一頭沉默。當他坐在派出所，有個態度比較和氣的老警察向他徵詢情況，他糊裡糊塗地說：「是強盜乾的。」警察說：「什麼強盜？那個凌雲是強盜？」

攝影師躺在地上，用虛弱的聲音對姐姐說：「沒什麼事，就是沒什麼事，什麼都跟你沒關係。」

整個八月快要過完了，天氣依舊很熱，拉門先生覺得自己精神渙散，不再像過去那樣敏感了，什麼人提著包進出他都會慢一拍，少了很多踢不死。這令他很煩惱，預感到這份工作快要干不下去了。那段日子他再也沒去過薔薇街。

有一天派出所的副所長帶著幾個穿便裝的人來了，副所長說：「是這樣的，那個叫凌雲的人，電視台要拍一條罪犯落網的新聞。你們配合一下，把屋子裡收拾收拾。」攝影師說：「你們找到關文梨了嗎？」副所長搖搖頭，覺得他不可理喻。幾個穿便裝的人走進屋子，自我介紹說：「我們是電視台新聞欄目的記者，你好。請問你的臉怎麼回事？是被犯罪分子打的嗎？」攝影師說：「你管不著。」

瓦西里大聲說：「娜佳，我會給你寫信的。寫情書。」腦袋上挨了一拳，塞進汽車，一路狂按著喇叭推開圍觀的人群，彷彿根本就是一輛推土機。它還沒消失在巷口，就已經被人群合攏、淹沒。

十六歲那年，男孩在薔薇街上看見過日暈，五月略顯單調的天幕上有一個黃色的太陽，太陽之外有一圈紫色的光環。他看得頭暈眼花。攝影師說，這是一種自然現象，風景照裏面常有的，照片拍得好的話可以刊登在攝影雜誌上。方屠戶嘆息說：「這東西不吉利，大概豬肉又要漲價了。」

牛蒡搖搖頭，不是否定男孩，而是像眼睛里迷了砂子，快速地搖一下，又搖一下。男孩始終搞不清這個人，這個人到底在動什麼念頭，他從哪兒來，到哪兒去，這些問題都很費解。牛蒡說：「我差不多是該走了，你們這兒太熱，我很不習慣。不過我要去的地方，比這兒更熱。」他說完這些就不再說話了，轉頭看看外面的雨景，街上的積水正在一毫米一毫米地爬上台階。

姐姐說：「是啊，是給他的。我找不到人借錢，只能來找你。不過他不是我男朋友。」

下午姐姐出去了，下起一陣大雨，她可能耽誤在什麼地方。男孩睡了個午覺，起來看見牛蒡坐在鋼絲床上，仍保持著那個姿勢。床就像一塊舢板，他是舢板上的漂流者，而大海又在何處？男孩心中有點惡毒地想，這丫最好是坐著鋼絲床直接漂出去，拉倒。

姐姐沒說話，閉了一會兒眼睛，再睜開，她看到那些人都是赤膊，脖子上掛著金項鏈，個別人似乎還文身了。開舞廳的都是這種人。她沒在意，也沒刻意去聽拉門先生說什麼，他那種虛偽的客套話太熟悉了，根本不需要辨別就能聽出來。她在大殿里走了一圈，青磚地面，勉強可以跳跳慢四，廉價的燈管，一排破舊的摺疊椅，還有一些音響設備。都不值錢，唯一可取的是這兒顯得十分開闊，屋頂極高，樑柱錯綜，電線縱橫，兩扇大門之間的穿堂風吹得人有點涼意。然後她又想，夏天還不錯，到了冬天豈不是要把人凍死？這時有個人從她身邊走過去，她太敏感了，立刻注意到他有一個帶著胎記的下巴，她像貓一樣弓起了背。

姐姐曾經去找過他，她坐在酒店大堂的沙發里，穿著他送給她的藍色連衣裙，無聊地晃動著膝蓋。拉門先生說他進去換件衣服，過了一會兒他跑出來，露出一個青茬光頭。姐姐心想這也太過分了，比誰頭髮更短嗎？不過總比戴著罐頭帽子好看些，她根本不知道那頂帽子的功用。

男孩說：「欠條在，總之不是件好事，萬一哪天他又想起來了呢？」

攝影師活到這一年曾經有過不想活的念頭，他走了一生中最大的霉運，挨揍不說，莫名其妙牽連了拉門先生坐牢去了。事情就像一串鞭炮接二連三地炸響，攝影師是個脆弱的人，他不能接受自己成為滿街男女老少嘲笑的對象，也不能接受一個二十三歲的優秀青年因為他的緣故從此身陷囹圄。他喪失了生活的勇氣。

「去吧，我的舞廳。」

他問警察：「牛蒡到底犯了什麼罪？」警察沒回答他，收拾起東西走了，於是他一個人坐著，面對一張空空的辦公桌，出奇的安靜，好像核武器爆炸以後的末日，只有頭上的吊扇還在緩慢地運轉。

男孩白天還去照相館，把姐姐留在家裡陪詩人，兩處離得不遠，不必擔心他們孤男寡女出什麼事。即便如此，攝影師還是會讓男孩時不時地回一趟家。自從有了鋼絲床，牛蒡就一直坐在床上，把雙腳擱在床沿，背靠著牆壁。姐姐總是坐在飯桌前面和他說話。他們低聲嘀咕，好像有很多不可告人的秘密。

這條街稱之為花街，原先只是因為它名為「薔薇街」，街上又有很多梔子花，至此它就真的成為花街了，附近的白柳巷順便也叫柳巷。人們都很快樂地說自己住在花街柳巷。

「你弟弟都告訴我了。」

瘸子老炳就住在白柳巷。屠戶那時經常拿他開玩笑，他對攝影師說：「蒯紅英怎麼說也應該喜歡你嘛，你是單身漢，老炳也是，為什麼你竟然輸給了一個瘸子？」攝影師讓他不要胡說八道，所謂青菜蘿蔔各有所愛，人家瘸子也沒有來勾引你屠戶的老婆嘛。

拉門先生後來說，轉讓費是要不回來的。姐姐表示同意，她不想再看見他被按在酒桌上挨打的場面。她說：「你只能再攢錢了。」拉門先生說：「是啊，還好我沒把工作辭掉。」於是他又站在波頓酒店的大門口，覺得自己的運氣真是糟糕。

於是這麼打了三輪，從早晨打到上午，攝影師的臉已經沒處再下手了。後來強盜真的打累了，天氣很熱，攝影師跪在地上，腦袋像一個剝了皮的番茄。攝影師神志不清，完全靠意志力支撐著，好像一個打到了十二回合的職業拳擊手，就等著鈴聲響起，然後按點數判輸贏。如果能堅持到最後，他還真未必輸掉。獨眼走過來摸了摸，說，有水平，打得真夠好看的。強盜說，世界上有兩種打法，一種是看不出外傷就把人打死了，還有一種是打成了豬頭但其實一點事都沒有，今天他選擇第二種打法。獨眼說還是你高明。強盜給自己點了根煙，說，我打不動了，你打。這時攝影師崩潰了，大概沒人能受得了拳擊比賽還有加時賽的，他說，別打了，我寫欠條。

他們回到家，看到關文梨和衣側卧在鋼絲床上，守著攝影師，兩個人都睡著了。男孩說：「我睡到照相館去。」

關文梨說：「我現在想到這兩個人就覺得噁心，想到從前也噁心，我二十多歲的日子現在想起來就是一場噩夢，當時還不知道的噩夢。一看見這兩個人，我連談的力氣都沒有了，趕緊逃走了。」

「他們拆走了，不講信用。算了，我要重新裝潢的，原來那些設備太差。」拉門先生說，「顧小姐，賞臉跳個舞吧。」

姐姐大喝道：「去哪兒？」

這引起了街上一些姑娘的注意，比如在軸承廠上班的丁梅，她一直聲稱要嫁給一個有文憑的，但是軸承廠有文憑的青年都不愛搭理她，她本人除了軸承廠又不知道該去哪兒物色一個有文憑的，看完了錄像片，她就決定愛上牛蒡。過了兩天丁梅的姨媽來打探情況，先去了照相館，找攝影師問訊，後者心情惡劣，不想回答這種無聊的問題。丁梅的姨媽更好奇了，直接闖到他家裡，看到牛蒡獃獃地坐在鋼絲床上，上身是一件紅色的汗衫，有星星點點的破洞，下身是一條田徑短褲，露出毛茸茸的腿。他靜靜地抽著煙，把煙灰彈在床底下，順手撓了撓大腿內側。丁梅的姨媽走進來，先問牛蒡：

於是他們等待著強盜和獨眼再次出現。

「臉腫了。」男孩說，「沒有內傷。」

他的意思是，只要出國的，就會有感情問題產生。不過姐姐沒聽懂。「那不是一回事。」她說，「朱常勇是去日本做苦力，那個人是去美國留學。」

攝影師說：「你也去談判嗎？」

這算是歪打正著，丁梅的姨媽想起攝影師是二毛子，又問：「家裡戶口是城裡還是農村啊？哪個大學念書啊？以後去哪兒工作想好了嗎？」

姐姐說：「真以為自己是藝術家了？」

瓦西里。

筆名牛蒡的傢伙，坐了十二個小時的火車，從遙遠的北方來找姐姐。她從裏面出來，看到他。牛蒡說：「你好，娜佳。」她說：「壞了，我竟然忘記你要來。」然後她伸出手去，和他握了握手：「你好，瓦西里。」

「你們這不是弄虛作假嗎？」攝影師說，「人早就被帶走了。」

談不下去了，男孩心裏想，他很傲慢，根本不屑於和我說話。在拉門先生身上是絕無此種氣質的，即使是他最看不起的鄉巴佬，也會湊上去和他們聊幾句，向電影里的首長學習。俗氣歸俗氣，到底還是親切的。過了一會兒牛蒡問他：「你去找過那個叫強盜的人了？」男孩點頭。牛蒡說：「你應該帶我去。」男孩學著他的傲https://read.99csw.com慢，說：「你去也打不過。」於是牛蒡也覺得談不下去了，低頭用手摩挲著腳背。

下午時，姐姐告訴他們：牛蒡要住在家裡。

「拍犯罪分子被捕，押出去的鏡頭。」記者說，「有這樣的鏡頭，對群眾更有教育意義。」

「豈有此理。」

拉門先生看著她的藍色連衣裙，心裏又歡喜又凄涼。衣服有點舊了，這兩年他沒機會給她買新衣服。他當然不會想到，姐姐這麼打扮純粹是為了順利借到兩千塊。他說：「明天我把錢給你送過去。」

攝影師恢複原形以後迅速變成了一個老人，不只是白頭髮和皺紋，他的臉上居然出現了老人斑一樣的瘢痕，額前被揪脫的頭髮再也沒有長出來，而且有點耳聾，聽到什麼話反應都會慢半拍，一旦聽明白了又會變得很容易激動。姐姐說這也不純粹是挨打造成的，可能他的更年期提前到來了，過幾年就好了。他有時候還去靳家花園，坐一個小時，喝杯茶，然後離開。他在舞廳通常都穿布鞋，別人一看這打扮就不會再來騷擾他。那時候的舞廳也變得更為大眾化，跳華爾茲的人都少了，通常都是些很簡單的四步，並且，永遠也不會再有探戈舞曲了。他成了一個在舞廳里默默沉思的人，看起來，他一生中餘下的時光都該是這樣了。

很多人都以為他頹了，其實不然，他很滋潤，每隔兩個星期去一趟小鎮上，找關文梨敘敘。她在鎮上先是開了個雜貨店，後來又開了個飯館，裏面還有攝影師的股份。那鎮子過去很冷清，沒想到一夜之間就成了旅遊旺地，到一九九二年的時候，飯館可謂顧客盈門、生意興隆。她還賣一種很肥很餱的蹄髈，據說是當地特產。每次攝影師去鎮上，第二天都會帶一個回來，放家裡吃一個禮拜。他在鎮上過夜。

姐姐說：「我為什麼要洗澡？」

在蘇華照相館的最後一段時光中，他顯得滿足而自負，作品還在外面展覽著，他享受了一個戴城的小老闆不可能得到的榮譽。有一天他昏了頭，竟然答應給碧波飯店的女老闆拍一套裸|照，那也不是全|裸，而是半裸，但足夠讓他再挨一頓打了。

揣著這張錄取通知書，他的心情壞到了極點，回家一看電視里正在放新聞。攝影師和姐姐兩個，一個坐在躺椅里，一個坐在飯桌上，直勾勾地看著電視機，熒屏上高低閃動的光映在他們臉上。男孩問：「有牛蒡嗎？」姐姐搖搖頭。男孩說：「這麼多天都沒有，估計不會有他了。」姐姐說：「可惜啊，拍了好幾次呢。」

男孩說：「你讓開。」關文梨說：「你也冷靜點。」男孩大吼道：「你他媽的快給我滾開你這個臭婊子——」關文梨不理，只一下就奪過他手裡的菜刀。他很軟弱，幾乎是自動繳械，眼淚不爭氣地涌了出來，他心想自己終於成了一個兇狠的怪物，街上孩子最害怕也最樂於嘲笑的那種。

拉門先生說：「這我才剛轉讓到手，他們沒跟我說過消防的事情。」

然後他聽見牛蒡喊道：「我是一個逃犯，跟他們家沒關係，他們誰都不知道！」

夜裡，他們在家裡，聽到外面一陣車鈴。開門一看，姐姐坐著三輪車回來了，車上還有一個醉醺醺的牛蒡，像一塊融化了的酒心巧克力。姐姐對男孩說：「出來，幫我把他扛進去。」男孩不樂意了，說：「居然把他帶回來了，難道讓他睡在家裡？」姐姐板著臉說：「正是。」

男孩後來回想起來，自己這一生中很少有衝出去找碴的激|情，體內有一股屬於十六歲的怒火，雖然他殘疾而瘦弱，火仍然存在。不過他確實找錯了對象，他應該找個十二歲的小孩子，而不是強盜。

他太沉了，喝過酒以後更沉，他們抬不起他。家裡本來就很小，沒有更多的鋪位給他睡，牛蒡的第一宿是躺在地坪上度過的，給他鋪了一張草席，姐姐睡在裡屋，三個男的擠在外間。又給了牛蒡一個枕頭，他不喜歡，伸手把旅行袋拽了過來，墊在腦袋下面。攝影師看著他做完一串緩慢而僵硬的動作，說，這種習慣確實是流浪詩人，或者應該叫跑單幫的。

拉門先生來了一次，看到攝影師的大腦袋倒吸了一口冷氣，慶幸自己跑得快，沒有被強盜打成南瓜。拉門先生安慰了幾句，轉身走了，不多久拿來了一管藥膏，說是香港人送給他的，塗在傷處最是消炎祛腫。姐姐用尖尖的手指挖了一點，細細地塗在攝影師臉上，冷颼颼的很舒服，把個大腦袋塗得亮晶晶的黏糊糊的，有點噁心。拉門先生對姐姐說：「帶你去個地方。」

拉門先生說：「其實我很想，但是現在不想。我快要干不下去了，就算我請客，請你住一次酒店吧，以後我也不知道會去哪兒。」

拉門先生放下姐姐，走過去說：「我是這兒的老闆，你們有什麼事？」

男孩說：「你不如老鬼子，他一個啤酒瓶砸爛了小汽車的擋風玻璃，旁邊有人在拍照他還起鬨。」

她點點頭。兩個人感到一陣輕鬆，沒錯，那張欠條是不會再出現了，它已經變成了強盜身上的刀疤，陰差陽錯地，把這個最難搞的傢伙、他們全家的陰影，就此定格在了八十年代。某一瞬間男孩甚至覺得，強盜是無辜的。

坐在一邊的男孩想了起來，他就是多年前和姐姐互通信件的筆友，那個北方人凌雲，很可能還是她初戀的對象，相隔四個寒暑，他們第一次見面了。

等到精神稍微好點了，她說：「他去了紐約。」

正如姐姐所倡議的，他們應該結婚，這件事並不難，然而兩個曾經在舞廳里如此風光的人，全城唯一在公開場所跳探戈的老帥哥和老美女，無法接受以這種方式落幕。結婚倒像是給自己找了個台階下，這種羞辱太折磨人。關文梨說，只要她閉上眼睛就會想起攝影師的大腦袋，打得七零八落。這一切緣於她，她看見顧大宏害怕，看見顧小山和顧小妍也害怕，看見強盜和獨眼以及這條街上的每個人都會感到害怕。

「你是個戇卵。」

無數個盲流越過男孩的身子，走向他們要去的地方。那年春天他站在火車站的宣傳欄前面，看到很多照片，全都是關於火災的，有人把汽油帶上了火車，有人帶油漆，有人居然帶雷管。它們燃燒或爆炸成為了宣傳欄上的照片，燒得焦黑的人體，半焦黑的，或者火功恰到好處的。總之都是燒烤人體。這個宣傳欄告訴他，沒事別坐火車，盲流太多，出了事情想跑掉沒那麼容易，到處都堵著呢。

男孩和他姐姐本來是在照相館里，聽說抓朱常勇，很好奇地圍觀了一下，忽然聽見自己家那邊傳來動靜，有人告知：快去看看吧，你們家那長頭髮的被警察攆上房了，今天真熱鬧。姐姐跑了過去，男孩跑得慢了點，到那兒兩個人都被警察攔住了。遠遠的，男孩看見牛蒡坐在高處，有幾個警察從他的正面爬上屋頂，牛蒡沒吭聲，也沒動，警察踩著瓦片歪歪斜斜地走到他眼前，掄起手銬在他腦袋上敲了一下，反手銬住了，像沙袋一樣運了下來。當他落入一堆橄欖綠之中時，貓臉發出尖叫：「把顧小妍也抓起來，把顧大宏他們全家都抓起來！」

牛蒡站在屋頂上才發現周圍有那麼多警察，全是橄欖綠，圓形大蓋帽，遠處還有警車。往哪兒跑都過不去，最多跳到誰家院子里，不小心的話可能直接落到井裡去。他站在屋頂上不肯下來，警察更生氣了，搭了竹梯想爬上去，被牛蒡踹翻了梯子。這就算拒捕了。警察說：「好，有種，這小子以前肯定是犯了事的。」

攝影師說：「你還有個拉門先生呢。」

男孩說：「你要是不去，我自己去。」

姐姐說：「就這樣掙錢？」

男孩發現關文梨也老了，她四十歲了，過早地長出了一綹白髮，就在她左側太陽穴後面。如果你從那個角度看過去，她真的就像個半衰的婦人。人怎麼會一下子變老呢，甚至是攝影師的探戈也沒能拯救她。

然後他們開始打他。攝影師一開始比較清醒，記得強盜是用鞋底在抽他的臉，強盜一邊打一邊悠然地說，我不會弄死你的，那樣我還得去坐牢，我要把你打得永世難忘，你不是好看嗎，關文梨就喜歡你的臉，那我讓她喜歡喜歡。然而獨眼一直在攛掇，打死他。打過一輪之後，強盜說，寫不寫欠條？

有一天他們又去跳舞了，這很危險，強盜和獨眼有可能在路上等著。但攝影師覺得這種擔驚受怕的日子過夠了，他必須出去放鬆放鬆。

強盜一直沒說話，他搬了一把凳子過來，坐下了。他說：「裏面真熱。」說完把汗衫脫了，露出一身肌肉和身上的刺青，左胳膊上有一隻蝙蝠，右胳膊上比較滑稽，一隻大鴨梨。只有知情人才明白大鴨梨是指他的前妻關文梨，可他為什麼不刺一朵梨花呢？攝影師心想，真沒文化。

拉門先生說：「過去的事情了，我現在和這幾個人混得還不錯。當然，只是為了生意，世界上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

拉門先生說：「他們有更好的生意，開酒吧去了。以後我也要開個酒吧。」

那個女老闆也是深愛著他的，她很漂亮，就是長得有點肥，不太會跳舞。過去她認為自己有錢，勝過關文梨十倍，現在關文梨也他娘是飯館女老闆了，生意不比她差，她估計這輩子也追不上攝影師了，只有一個要求，在青春逝去之前請他給自己拍一套比較暴露的照片。當然這事得關起門來干，攝影師沒二話就答應了。

翌日男孩接到了一封通知書，他被錄取了，收留他的學校既不是什麼高中也不是烹飪職校，而是非常古怪的化工技校。男孩都傻了，心想自己這副樣子難道可以去做工人？當初填志願的時候，不小心選了個「服從分配」。他覺得自己和牛蒡也差不多，無形之中被某種力量押送到一個地方。有明白人告訴他，化工技校，你慘了，那兒是一群無所事事的小流氓，你到了那地方要麼被人欺負，要麼去欺負別人，絕對沒有第三種選擇。男孩的專業是化工工藝，聽上去挺文靜的，說白了就是當操作工。別人告訴他，這就是適合你的專業，搞維修搞化驗都不能讓歪頭參与進去，操作工沒問題，那些化工廠的閥門和吊車並不在乎你的脖子是什麼樣的。

一群男人架住朱常勇，他脫力了，對屠戶哭訴：「為什麼她要搞一個瘸子？為什麼？」屠戶心想，原來你只是因為他瘸才覺得傷自尊啊，如果非要解釋，那是因為瘸子有車，跑得快，換了我還真跑不過你。為了表示同情，他回過身又給了方大聰一個耳光。

姐姐說：「要是寫的是十萬塊，你就完蛋了。」

男孩說：「我可不是來找你去安慰他的，我要去和強盜談判，你陪不陪我去？」

照相館里的東西是不給隨便碰的，獨眼說：「碰碰又不要緊，不會發霉的。你還碰了關文梨呢。」攝影師和這兩個人沒什麼道理可說，更不想耍嘴皮，攝影師說：「你們以後別再來了，我不會再給你們錢了。」獨眼說：「又不經常來，隔好幾個月才找你一次，你還有什麼不滿意的？」攝影師說：「你們這根本就是敲詐勒索。」獨眼說：「因為你有把柄落在我們手裡，如果沒把柄，我們憑什麼敲詐你呢？」攝影師說：「我不跟你廢話了。」

姐姐說：「看這樣子是不會來要錢了，都兩年過去了。」

男孩初中畢業時填的志願，一是高中，二是烹飪職校。男孩覺得做廚子也不錯，那會兒發榜了，七門功課加起來四百多分，看樣子不是去普通高中混一張沒前途的文憑，就是去烹飪職校學習掄菜刀和勺子。相比之下還是菜刀和勺子比較實際些，然而姐姐不喜歡身邊都是些第三產業的傻瓜，她覺得詩人比較不錯。

「朱常勇，老鬼子，他們全都被抓走了。為什麼不拍他們？我家裡特別好玩嗎？」攝影師斜著眼睛問副所長。

男孩想，我們都解脫了，包括姐姐，不過也未必。有那麼一天，她去送信，遇到幾個十七八歲的小流氓調戲她，對她說：「女郵遞員，打炮嗎？」

拉門先生在波頓大酒店門口，那個夏天戴城的旅遊生意很差，他穿著紅色的制服，戴著水果罐頭一樣的帽子，還有一副白手套，像個儀仗隊的士兵，或者是馬戲團的小丑。賓館里有冷氣，但他不得不站在門口，接受著外面的熱輻射，汗流浹背，面帶微笑。對此他無怨無悔，因為想攢更多的錢。

「那算個屁啊。」拉門先生指了指自己的鼻子，說，「那一年，我被康樂他們一伙人把鼻樑骨都差點打斷了。不過考慮到咱師傅快五十了，我還是應該去看看他。」

拉門先生搖頭說：「那個外國人也是男人。」

挨揍以後，關文梨每天下班都會來一趟，文具用品商店五點半打烊，關文梨從那兒走過來花二十分鐘，五點五十分左右她出現在蘇華照相館門口。看見他好好的，她就很放心，每天她都會花十五分鐘勸攝影師到鄉下去避避，攝影師一言不發。關文梨說，強盜一定會再來的。

九十年代，陸續又有人搬離薔薇街，其中就有方屠戶。屠戶那時也不再賣肉了，因為沒有國營肉店了，他不想做個體戶繼續掄刀子，根據林雪鳳的推測，中國很快就會流行各種冰貨——冷凍的雞鴨魚肉，冷凍的丸子餃子，甚至冷凍的麵條。這在過去是無法想象的，屠戶一直記得，人們為了買一塊沒有冰凍過的「熱氣肉」，拼殺在菜市場，給他這個剁肉的遞香煙拋媚眼，沒有人愛吃「冷氣肉」。然而冷氣時代確實來臨了。林雪鳳是個商業奇才，她總能準確地預測到行情的變化，屠戶在西邊的新村裡擺起了一個冰貨櫃檯，很快步入正軌。他順便租了一套三居室，全家遷往新村，薔薇街的日子就算是永久性地結束了。

第二天早上攝影師接到了一個電話，打到解放路口的一家雜貨店，雜貨店的老闆本來不想來喊攝影師，但對方一報自己的名頭，雜貨店老闆就認倒霉了。他走到照相館門口，對攝影師說：「強盜找你。」攝影師想了想，換了身乾淨的襯衫，把照相館的門鎖了，不緊不慢地跟著老闆走過去，接了電話。

於是他們跳舞。她心想，這傢伙閉嘴不說話的時候還是很英俊的，她念高中那會兒差一點就被他打動了，他是個不錯的人，只是有點蠢，但這種蠢並非發自內心，僅僅是他舞步拙劣。她又想到牛蒡，牛蒡難道不拙劣嗎？也很拙劣。這一瞬間她忽然原諒了所有的拙劣，包括攝影師那張被打爛的臉。

那時人們又想起他了，原來曾經的攝影師顧大宏已經成了知名藝術家，生意又來了。他穿著高幫皮鞋和攝影馬甲，坐在一把罕見的導演椅中，蹺著二郎腿抽煙。有一天人們驚訝地發現他的頭髮很長很長了，並且他也不打算把它們剃掉，花白的頭髮像當年的詩人牛蒡一樣，逐漸齊耳，逐漸披肩。現在已經沒有人可以和他談柴米油鹽了。

有時也看到牛蒡洗衣服，洗好了，晾在小天井裡，那裡到了夏天有點背陰，但他似乎並不打算把衣褲掛到大街上去。

「反正能出國都是好的。」男孩說，「你想出國嗎？」

攝影師還是守著他的照相館，店面破舊，生意越來越差，曾經有人來和他談轉讓的事情，他不幹，覺得它既然以亡妻的名字命名，那就不能隨便倒了，更不能把這名字交給別人。九二年解放路改建，沿街一溜平房全部拆除，造起了樓，貼著馬賽克瓷磚，玻璃窗全都是茶色的，照相館恰好就在一幢大樓後面。那地方叫做康城歌舞廳，是康家三兄弟的買賣，裏面全是三陪小姐，到了晚上熱鬧極了，唱歌跳舞，喝酒划拳，轟轟的音樂聲從裏面傳來，卡拉OK的嚎叫回蕩在夜空中。等到這些聲音都消失，筋疲力盡濃妝艷抹的三陪小姐就跑出來吃夜宵。

外地攝影家們看了半天，除了這套以外，還有他當年給姐姐拍的「早晨」，給男孩和關文梨拍的「雨季」，以及其他亂七八糟的荷花梅花櫻花玉蘭花。外地攝影家很有眼光，說：「花就別看了，您的人像拍得不錯。而這套照片是世界級的，效果太好了。」攝影師說：「是啊，前年不小心摔的。」外地攝影家說：「您也別不好意思了，這分明是給人揍的，傻子都能看出來。」攝影師無所謂地說：「哦，那就揍的唄。」

有一天他在廣場上看到個乞丐，腿爛了，斜倚在飛碟路燈下，傷口流膿，紫脹發黑。照男孩的理解，這條腿是肯定要鋸掉了，但他安然地躺著，面前一個搪瓷碗里放著幾張鈔票。以前的乞丐都不是這樣的，他們只是衣衫襤褸、蓬頭垢面，但絕無一條可怕的爛腿。男孩心想，這到底是爛腿還是道具呢？抱著這樣的懷疑，沒有人敢走過去摸一下。

男孩說薔薇街上的朱常勇，他去了日本，在什麼地方刷盤子，他的老婆蒯紅英正在和瘸子老炳軋姘頭。

這件事發生的前一晚，也就是攝影師約關文梨跳舞的時候，朱常勇終於知道了蒯紅英和瘸子老炳的奸|情。

攝影師沒說什麼就放她走了。

男孩對牛蒡沒什麼興趣，詩人他見識過，在姐姐的筆友之中。初中時的體育老師也熱愛詩歌，她是女的，有兩條雪白的大長腿，用來打排球是再合適不過了，可她偏偏還寫點詩，比語文老師更文藝。已故母親廠里有個詩人，他的筆名叫楊馬，在城裡赫赫有名，日報副刊上經常可以看到他的名字，然而他本人是一個宣傳科的幹事。總而言之，詩人可以是各種各樣的，牛蒡這樣的實屬正常。男孩自己也有一本《朦朧詩選》，姐姐送給他的，那上邊有他畫的各種線條和杠杠，宛如當年姐姐的手抄歌詞本。

拉門先生又高興了，他說：「我只有一千，給你，不用你還了。」

姐姐回到家裡發現他的功課很差，尤其數學，只要涉及解析幾何他一概不會做。為了讓歪頭能有個好前途，她不得不待在家裡幫他補課。這耽誤了她的時間，日日嘲笑他是個笨蛋：平時都幹嗎去了，也像爸爸一樣不務正業吧？男孩說：「平時叛逆去了。」姐姐說這個詞你倒學得挺快的，但你沒什麼資本叛逆，好好搞懂你的解析幾何吧。男孩就說：「像你們這種正常人，非要把自己的頭髮剃了，把好好的東西弄殘了，才能像個叛逆。我什麼都不做，站大街上就是人類叛逆。」姐姐聽了有點傷感，說：「聽說有個女同學陪你和方小兵玩？」男孩沮喪地說：「她二十二中的，已經不跟我玩了。」姐姐說：「看來還挺善變的嘛。」男孩說那個叫羅佳的女孩曾經見過姐姐，她來照相館拍過照，那會兒羅佳還是個小學生，然而記性糟糕的姐姐已經完全忘記這件事了。

攝影師獃獃地坐著，忽然問：「找到關文梨了嗎？」

男孩說：「我記得他比你高一屆，應該還在念大學嘛。」

「我沒問你怎麼對付蚊子，我問你他什麼時候走。」

那一帶是城市新區，道路寬闊明亮，環衛工人一絲不苟地將其掃得像外國。路旁的樹是新栽的，城市最初的一批高樓在這裏逐漸豎起，裏面全是外貿公司。拉門先生給自己定了一個目標，兩年之內攢夠錢，開一家氣派的舞廳，如果錢不夠他可以去借，然後一邊拉門一邊經營他的舞廳。他想著這件事就像夏天昏了頭的午後，被高溫脅迫著發夢。也有人勸他實際點，他說這種事情本來就很實際，時代不同了，人人都想發財，但發財的機會越來越少，市區里的店面租金都漲到令人咋舌，市場正在淘汰你們這些不敢下海的人，聽說很快就會有股票，你們知道股票嗎？那些外國人都買股票發財。

姐姐說：「方叔，你連自己都保護不了，還記得上回的事情嗎？」

這時強盜走進了攝影室，攝影師急了，那裡面有器材。他從櫃檯里走出來，打算制止他，不料強盜從門帘後面伸出一條粗壯的胳膊，抓住他的領子，把他拽了進去。攝影師夏天只穿了一件襯衫，為了不讓襯衫撕壞，他只能跟著衣服一起進去了。

姐姐是一九九一年回到戴城的，她學的專業是通訊工程，這一批畢業生有些運氣很不好，找到的工作簡直比勞教還不如，也有一些運氣好的，後來平步青雲，她屬於後者，不過時來運轉得再等上十年。

男孩說：「爸爸的欠條還在他手裡呢。」

攝影師說我不打算寫欠條，我這輩子沒找任何人借過錢（開照相館那會兒不算，故此可以看作是嘴硬九九藏書）。強盜說，我和你正好相反，我這輩子沒還過錢。獨眼說，好漢不吃眼前虧，你看我就是眼睛沒了。攝影師說，我不知道你什麼毛病，一個男人要有點氣節，被人打瞎了眼睛還給人跑腿，吃點殘羹剩飯，這值得嗎？獨眼笑了，說你嘴硬啊，反正打瞎你一隻眼睛你還能繼續拍照是不是，看來得把你舌頭一起割了才行。攝影師說，我隨便了，我就沒打算活著回去。

那兩個人說：「我們管不著，我們只管貼封條。」

大聰說：「他們天天操。」

蒯紅英最後還是去了解放路派出所，在那裡她交待了自己過去不檢點的行為，然後她告訴警察，這個朱常勇是變態流氓危險分子，他從日本帶回黃色錄像片，晚上關起門來他偷偷看錄像，有一次瞄見他抽屜里藏著一把手槍，都不知道怎麼過海關的。做筆錄的警察立刻把這件事上報上去，領導覺得問題很嚴重，當晚把蒯紅英留在了派出所。第二天中午調集了四十多個警察，一腳踢開了朱家的大門，那門已經讓朱常勇踢壞了，但警察不管，踢門表示他是個相當危險的犯罪分子，踢開了，衝進去按住朱常勇，隨即繳獲了黃色錄像帶和一把地攤上的玩具槍，世界又恢復了和平。

「不想出門。」

男孩伸手拽了拽姐姐，姐姐回過頭，從牛蒡轉向攝影師，一瞬間她的眼睛從絕望變成死灰。她想殺人。

有一天他在休息室里坐著，帽子里一分錢也沒有，覺得有人戳他后脖子，回頭一看是姐姐。她說：「我來看看你。」

「那個強盜不是強盜，他綽號叫強盜。」男孩說，「他是關文梨的前夫。」

姐姐推著自行車往前走，走了一段，她覺得孤獨了，她從來沒有感覺到孤獨但那次孤獨找到了她。她撂下車子，站在街上大哭起來。

「我不寫朦朧詩。」牛蒡說。

「東北人。」

攝影師也跟著愣了一會兒，問她：「那你打算怎麼辦呢？」

男孩說：「他在哪兒？」

牛蒡洗好了，很舒服地坐在門檻上，一邊抽煙一邊晾乾他的頭髮。男孩很費勁地搬出浴盆，聽到裡屋的姐姐在笑，黃花大閨女不好意思出來看男人洗澡，聽是都聽見了。姐姐對男孩說：「你也出去洗吧，你連強盜都不怕，還怕這個嗎？」男孩咬牙橫心，也拎了一桶水出去，再回家脫剩一條短褲，衝到街上，鬼頭鬼腦看了一圈，然後蹲下來用毛巾蘸著水把自己弄濕。屠戶大笑：「這他娘的才是女人洗澡呢。」男孩嗷的喊了一嗓子，站起來拎了水桶把自己從頭澆到腳，這時聽見身後的牛蒡在鼓掌。

拉門先生說：「這麼多年了，我看著光鮮，其實和癟三也差不多，我攢錢攢得都想自殺了。我媽是環衛站掃垃圾的，我爸生病連份工作都沒有，現在我終於可以出人頭地。這種理想你明白嗎？」姐姐只好歪著臉說：「我明白。」拉門先生說：「我知道你有喜歡的男人，我肯定不是你喜歡的那種，我追了你好幾年，你越跑越遠了，我估計我也追不上你了。我就在這廟裡守著等你回來。」姐姐心想，這倒不錯，我要是不回來了你乾脆在這裏出家算了，嘴上敷衍道：「天涯何處無芳草呢。」拉門先生說：「這個舞廳，不管到什麼時候，都向你敞開大門。」姐姐說：「我無所謂，我就拜託你一件事，別叫什麼『妍妍舞廳』。你愛叫什麼叫什麼，別把我的名字刻上去。」拉門先生說：「其實這代表了我的一種思念，你的名字刻在我心裏了。」姐姐說：「你能不能別說話，認真跳舞？就這麼一會兒的工夫你已經踩了我兩腳了。」

他對強盜說：「約個地方，我現在就過來……沒錯，我一個人過來。」

男孩說：「派出所的警察對我說，你要是不老實交待，就把你送去勞教。你會去勞教嗎？」

強盜正在參觀照相館，他像個好奇的孩子，東摸一下西摸一下。獨眼趴在櫃檯上看照片，因為獨了差不多十年的眼，他現在看東西和正常人沒什麼區別，真要給他一個新的眼珠，他反而不習慣了。

攝影師柔聲說：「我拿不出這麼多錢。」

男孩心想，如果你跑了，那不是流浪，有一個現成的詞等著你：私奔。他吃不準姐姐是不是已經愛上牛蒡，她看起來很需要愛情。

「還有那個去了美國的，好像是你的初戀男友。」

關文梨並沒有出現。

「你寫什麼詩呢？朦朧詩嗎？」男孩繼續問。

雨一直沒下，街上僅剩的幾棵泡桐樹，每到黃昏都曬蔫了，低垂著葉子彷彿那是一些紙片。夏季的街道即使煩悶也不至於死氣沉沉，太陽橫掃一切，總有意外的事情發生。有一天來了幾個警察，把雜貨店的老闆老鬼子給逮捕了，因為他喝醉了用啤酒瓶砸了一輛無辜的汽車，他當時跑了，可是被旁觀者記下了臉。押走的時候老鬼子的腦袋也像泡桐樹葉一樣低垂著，他老婆嚇死了，把店也關了。薔薇街唯一的公用電話就在櫃檯上，以前有電話打過來，找街上的誰誰，老鬼子都會衝過去喊人出來接電話，自此之後，人們總是隔著鐵門聽到裏面有電話鈴聲，誰也沒法接電話。老鬼子要是知道自己無意中把攝影師給坑了，他或許就不會扔出那個啤酒瓶。那以後發生的事情全都像是見了鬼。

他被強盜揍過以後，幹了一件非常無聊的事，每天到照相館里給自己拍一張派司照，一共拍了五十張，全都衝出來。在這些照片上，可以清晰地看到他那張臉的變化過程，從一個猙獰恐怖的大腦袋，逐漸縮小，逐漸恢複原形，後半部分可以看出他很帥，臉上的傷讓他更酷。他表情平靜，或者說像個無所謂的勞改犯，到了倒數第三張，他似乎是瘋了，跑到理髮店給自己剃了個板寸，扮出一副惡狠狠的表情，倒數第二張是哈哈大笑，最後一張是伸舌頭扮了個鬼臉。他把這些照片貼在一張黑色的卡紙上，全是兩寸頭像，密密麻麻地排列上面，觀者無不動容。這套照片他要是心情好了就會拿出來，放在櫃檯上嚇嚇人，也展露一下自己的攝影功底。他還挺得意，說那次關文梨來找他，本來是可以把她挽留下來的，後來他搬出這套照片，她就嚇得跑回鎮上去了。

朱常勇回來的那幾天，老炳消失了，開著他的殘疾人三輪車避風頭去了。那輛車子是天藍色的，後面能坐兩個人，車子的漆水很差，好多地方都生鏽了。天氣好的日子，他會把它開到長途汽車站，天氣不好的日子，長途汽車站沒什麼人，他就在車上插一個雨篷，開到火車站去。他用這車子接人送人，偶爾也宰客。這是他作為瘸子的權利，如果不是瘸子，開著這種車子上街會立刻被警察攔下來。

關文梨看看攝影師，攝影師含混不清地說：「不用了。」

「也是啊，社會上這種不要命的、破罐破摔的人最討厭。」拉門先生說，「我以前也遇到過這種事。那麼欠條到底寫了沒有？」

姐姐看著他，想起從前，他還在外賓招待所端咖啡的日子，那時他還年輕，當然現在的他依然年輕，但他不會再給她端咖啡了，也不會再吹著口哨穿著花色的夾克衫跟在她身後。他那身制服實在是太像馬戲團，彷彿是心花怒放地甘願承受一種羞辱，再將其轉嫁到一切其他人的頭上。他不自知，他只是一個門童，你給他說什麼詩啊、流浪啊，他都不懂。他只懂錢。錢就是他的夢想。

男孩騎著她的自行車，帶著她，走了很遠的路，來到她的轄區。在一條很破舊的商業街上，她跳下車子，指著馬路邊的一個報攤說：「他在賣報紙。」

五年來攝影師一直靠著這個小店維持生計，他幹得不錯，至少混成了街區的名人。不過這一年來求他教跳舞的人越來越少，因為該學舞的都學會了，不想學舞的都在家裡叉麻將。攝影師的固定舞伴仍是關文梨，他們出雙入對，非常醒目。對於這個已經過時的歷史大破鞋，人們根本懶得猜測她何時與攝影師結婚。很少有人知道給攝影師開了瓢的正是她的前夫，那個人目前就住在薔薇街附近，每隔一段時間，他會打電話給攝影師，讓他送點錢過去。

小時候，姐姐帶男孩去人民公園玩，那地方陰森森的，有幾個草坪和一個四周堆滿假山的池塘，後面還帶一個簡陋的兒童樂園，沿著公園的圍牆種滿高大的喬木，積年的落葉全在腳底下，踩著覺得軟綿綿的像地毯。這是個奇怪的地方，有人爬樹，有人爬到涼亭頂上，都沒人管，只有在草坪中心豎一塊木牌：禁止入內。其實那也不是什麼草皮，根本就是些長得比較順眼的雜草，到了星期天有很多人跨過冬青樹，在草地上坐著，談戀愛，看書，寫生，什麼都有。公園管理者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所謂法不責眾。過了星期天，禁令起效了。男孩的姐姐曾經被抓到過，由於她口袋裡沒半毛錢，也不打算喊攝影師來解釋問題，於是接受了一種極為特殊的懲罰：他們讓她舉著那塊木牌在草地上站著，站了一個下午。

那天拉門先生走到康家三兄弟的舞廳里，下午沒有生意，該在的人都在。這是他第一次來講理，康家三兄弟都在笑，拍拍他肩膀，說他運氣不好，只能再接再厲、從零做起了。拉門先生很詫異地看見強盜也在其中，就問他：「你回來給他們看場子了？」強盜說：「滾。」

經過照相館時看見門鎖著，他獨自走回家，用鑰匙捅開門，發現攝影師在裏面坐著，關文梨的兩個眼睛腫得不比攝影師遜色多少。男孩說：「怎麼不去醫院？」

朱常勇完全蒙在鼓裡，沒人敢告訴他。這已經是八十年代末，人們稍微懂了點道理，知道什麼叫「隱私」——其實也不是隱私啦，只是不想那麼快地鬧出人命。那幾天朱常勇向街坊四鄰出示了他從日本帶回來的電器，其中有一台東芝錄像機深受群眾喜愛，於是又回到了差不多十年前的場面，街上的人都舉著凳子到他們家去看錄像，並有人自帶錄像片，錄像片隨時都能放，下午直到深夜他們家都擠滿了人。朱常勇很好客，派煙，安排座位，和眾人聊日本風情，順便說說在日本看到的中國新聞。配上他們家的索尼大彩電，每個人都津津有味。

獨眼說：「你該給店裡裝門電話，這樣我們好直接找到你，你也可以掙點電話費。」

她說：「你以為我稀罕在這種地方和你在一起？」

男孩心想，用不了多久，人們就可以在電視里看到一個傻瓜，他不會冷笑，沒有長頭髮，也不是詩人，他干過什麼事估計人們也不會感興趣，只有這個低頭押走的形象，既沮喪又委瑣。他甚至不如朱常勇和老鬼子，那二位享受著好漢的待遇，他們是本地人，一旦上了電視就會引起恐慌，引起人們評頭論足，久久不能忘記。只有牛蒡是恰如其分的，完美的，類似寓言，絕不會活生生地硌在人們心裏，只是按照某種戰術即時地教育一下大家，然後就可以被遺忘了——介於信和不信之間的古怪狀態。天哪，你必須做出這副樣子，像標本一樣扁平而僵硬，曾經存在，已經消滅。

關文梨說：「強盜出獄以後找不到工作，去一家舞廳給人看場子，獨眼恰好在舞廳里賣門票，他除了收賬不會幹別的。兩個人遇到了，就合起伙來。強盜也想盤一個舞廳下來，轉讓金很高，他錢不夠，到處敲詐，據我所知不止你一個。以前是零敲碎打，這次大概要一筆整錢，就來找你要一萬塊。」

姐姐說：「你有沒有問問他們，為什麼不做了呢？是不是沒有生意？這很重要。」

他們去了一家新開的舞廳，在角落裡跳了一會兒。挨揍以後攝影師拒絕談論這件事，現在他身心放鬆，關文梨說：「我去找過強盜一次，獨眼也在。」

攝影師說：「再啰嗦我就一把火燒了這照相館。」

攝影師想了想說：「記不清了。」

攝影師說老子不寫，操你媽的逼，不是說你隨隨便便就敢殺人的嗎？

他掙錢的方式是別人學不會的，瞄準那些拎著箱包的外國人或是港澳人，紙袋子也在他的目標之列，在別人還沒反應過來的時候，箱包已經在他手裡了。酒店也有中國人，他不理，因為中國人你就是給他表演拿大頂，都不會有踢不死，中國人沒這習慣。拉門先生說，這不是因為他們窮，而是沒開化，他們剛剛離開一個打砸搶燒的世界，他們來酒店簡直像他娘的避難的。

攝影師仍然坐在他的照相館里，旁邊的煙雜店和壽衣店都變成了小飯館，一個賣炒麵，一個賣盒飯，到了吃飯的時間油煙瀰漫，泡沫塑料盒子四散飛揚。座位不夠，食客們就蹲在照相館門口吃，很煞風景。這且不說，關鍵是這種小吃店引老鼠，大的在地上跑，小的在樑上躥，首先把姐姐嚇了個半死，其次那些女的再也不肯來光顧他的生意了。

拉門先生不知道她的想法，以前他覺得他們是兩個世界的人了，後來又推翻了這個想法，覺得世界大同，不應該自卑。其實那會兒姐姐真的覺得，人與人的世界是不同的，大學生和門童是有差距的，這種差距隨著經驗與時間，會不斷地拉開。拉門先生身上有一種奇怪的自信心，覺得自己超前，大學生也好，有錢人也好，其實都不算什麼。如果姐姐說他的夢想只是錢，他一定會眨著眼睛說，我夢想的錢比你所估計的還要多，另外，並不是每個有錢人都會願意給你造一個舞廳的。可是她並不說，他只能認為她就是愛上別人了嘛，這件事很傷腦筋。他現在一文不名，等他做了舞廳老闆就不一樣了。

那幾個攝影家告訴他，南京正在做一個現代藝術展，問他有沒有興趣參加。雖然他籍籍無名，只是一個街邊照相館里衰老無用的小老闆，但這套作品從各個方面來講都不遜色于攝影大師。最關鍵的是，沒有哪個攝影大師能把自己揍成這樣再拍一組照片，那種傷痛、悲憤、狂亂，都是獨一無二的。攝影師想了想，民間藝術家對這麼高深的理論不是很明白，但他覺得去參加展覽也不錯，這是他一生中從未敢想的夢想。

她果然沒走遠，住在城外小鎮上的一個親戚家裡。攝影師問她：「去那麼久幹嗎呢？」她說本來是想去借錢的，那張欠條上的一萬塊，不過她真的借不到那麼多錢。攝影師說：「借不到就早點回來嘛。」關文梨愣了一會兒，對他說：「沒臉再回來了。」

這時有兩個幹部模樣的人走進大殿，對他們說：「怎麼還在跳舞？這兒封門了。」

她不太明白打炮的意思，不過看他們的表情就明白了。她跳下自行車，瞪著這幾個人，他們哈哈大笑。後來又跑過來一個年紀比較大的流氓，對那幾個人說：「你們找死，你們知道她是誰嗎？她就是顧小妍。」那幾個小流氓搖頭，沒聽說過。年紀大的那個就說：「她的男朋友，當年一個人提著西瓜刀衝到康家三兄弟的舞廳，三刀砍殘了一個叫強盜的老逼樣；警察來抓他，他一腳踢飛了一個聯防隊的，爬到屋頂上，幾十個警察堵著他，後來電視台都去拍新聞了。這人現在還關在牢里呢，等他放出來能把你們一個一個都剁了。」那幾個小流氓聽了感到非常佩服，臊眉搭眼咋舌而去。

男孩想，這真的像命運的安排，但命運只是在關鍵時刻伸出手來扭轉一下局面嗎？把一切變得更簡單或是更複雜？也不是這樣吧，每當她看到姐姐的樣子就會覺得所有人都在時間中，時間就是命運，除此別無他途。

「關文梨說如果報警，強盜會殺了我爸爸。」

拉門先生說：「看都沒看呢，他們老闆還在裏面等我，一起進去吧。」

攝影師說：「店不能給你。」

「別提了。」

拉門先生這才聽見他的話，說：「報警啊，搶走了多少錢？」

那是家裡最後一次爆發大戰，男孩親眼目睹。他覺得好玩極了，攝影師和姐姐都嘟著嘴，互相不服氣，互相覺得對方是傻瓜的樣子。姐姐說他這麼干很可能會被抓進去，如果他一直這麼干，肯定抓進去。攝影師說：「拍人體藝術的我見過，我去南京都見過了。」

拉門先生有點不好意思了，說：「我們這兒都這樣掙錢。還有更過分的呢，我有個同事被外國人直接帶走了，做人家男朋友去了。」

攝影師一個人走出地下室，晃到街上。中午街上沒人，舞廳還沒開張，他從褲兜里摸出香煙，給自己點了一根，坐在馬路牙子上。很奇怪，沒有人注意到他，他不知道自己什麼樣子，臉完全麻木，耳朵也塞住了，只知道襯衫上全是血和灰塵，混在一起成了暗紅色的。街上連一輛三輪都沒有，攝影師把煙從嘴唇上撕下來，帶著一塊血痂。他心想自己真是夠混賬的，既然寫了欠條，又何必送上門挨打呢。想來想去，只有方屠戶才是這種戇卵，但方屠戶也不曾被人揍成這樣。他又安慰自己，這個世界上大多數人都是這樣，先挨打再寫欠條——不挨打誰會寫欠條？挨了打誰會不寫欠條？這很像歷史使命。

男孩那時已經被化工技校開除，在外面幫人跑婚紗生意，十九歲就掙到了自己那份錢。姐姐比較倒霉，沒調進科室里，還在外面做郵遞員，不過看上去好日子也不遠了。他們都不再管攝影師的私生活，他孤守著照相館，有一天，他的好運氣來了。

攝影師說：「開舞廳有什麼好玩的，這麼多人都想開舞廳。」

姐姐說：「給一千我還得再找人去借，不高興費事了，兩千塊你拿得出來的，都給我。我會還你的。」

當時社會風氣雖然很開放，但對「女朋友」這種稱呼，僅限於青年人使用，而且得是有正當工作的未婚青年。顧大宏和關文梨的年齡，加起來九十歲，年輕的警察像是被誰咬了一口，抬頭看著攝影師。攝影師很是得意，覺得自己終於衝破了某種桎梏，說：「對的，關文梨是我的女朋友。」旁邊有個老警察樂了，忍不住說：「老顧，早點結婚多好呢。」

第二天白天，牛蒡保持了長久的獃頭獃腦。這時男孩看清了他的模樣，他的長發全部向後梳，露出一個凸起的額頭，作為一個男人來說，睫毛可能超長了，顯得有點多情，有點迷離。不過他的身形很壯，看胳膊上的肌肉很像是個體力勞動者，這又抵消了他眼中的迷離。男孩知道，姐姐的筆友都飽讀詩書，他們出來時手裡不是捧著小說就是捧著哲學（更拉風的背著吉他），好像是那個年代最基本的裝飾品。然而牛蒡什麼都沒有，他也不愛看書，只是坐在窗口發獃，呆夠了就看電視，對著電視機兩隻眼睛又直了。

那個空殼子的三清殿真的很寬敞，地上雖然積了一層灰，但並不妨礙什麼。拉門先生伸出手，姐姐心想這傢伙春風得意，掃了他的興畢竟不太仗義，後來發現他眼裡蒙了一層淚水，隨著兩個人在舞池裡轉動，感到風吹在身上，也吹乾了他的眼淚。她想這到底算怎麼回事呢？

至於這件事的另一個關鍵人物，他深愛的女人關文梨，一度消失得無影無蹤。他們認識十年了，這十年本來可以結婚的，但是陰差陽錯，她成了他的情人。考慮到他多年鰥夫，關文梨也離了婚，情人這個詞其實很不適用於他們。他們愛跳舞，另一種稱謂是「舞搭子」，也未免太寬泛了。終於有一天，在她消失了整整一個月後，他再次跑到派出所去詢問，有個年輕的警察很不耐煩地問他：「你是關文梨的什麼人啊？」攝影師猶豫了一會兒。情人？太書面化了，會引起警察的警惕。舞搭子？太口語了，警察又不會當回事。於是他鄭重地說：「她是我女朋友。」

「我不會寫欠條的。」攝影師說，「我不會再給他半毛錢。」

對攝影師而言就是另一回事了，攝影師活到快五十歲沒見過一個活的詩人，以為都應該是徐志摩這樣的，或者比較激進些，一九七六年清明節的那種。攝影師特地留在家裡，和獃頭獃腦的詩人聊了幾句，他覺得自己在日報副刊上發表過攝影作品，至少也該有點共同語言。他把自己的作品拿給牛蒡看，幾張放大了的彩照（風景，肖像，夏天的荷花冬天的雪景，一些搔首弄姿的女性，其中居然有關文梨），詩人獃滯的臉上又露出了詭異的笑容。攝影師很生氣，不再搭理他，收拾收拾回店裡幹活去了。

穿過牌坊，來到道觀門口，裏面黑漆漆的，拉門先生率先跨過高高的門檻走了進去，她覺得身邊有什麼東西動了一下，扭頭望去是一隻貓，趴在門口的美人蕉旁邊，很警惕地弓起背。她覺得有點怪，再走進去看read.99csw.com見拉門先生已經跑到一堆男人中間去了，那些人坐在大殿的一角，她的瞳孔沒適應裏面的黑，一時看不清，只聽見裏面的人在說：「陳勉，錢帶來了嗎？」拉門先生說：「我再看看，明天做決定。」裏面的人說：「隨便你，你不想要，有的是人要。」另一個人說：「我們也是看你熟人才給你這個機會的。」拉門先生虛與委蛇地說：「我並沒有說不要，我也得籌錢嘛。」

步入九十年代后，攝影師再也沒去跳過舞，他隱退了。如果戴城有個跳舞名人堂什麼的，他的照片應該會掛在那裡，供後人瞻仰。可惜沒有，只能草草落幕，成為人們茶餘飯後的一段傳奇故事——那個會跳探戈的顧大宏，真的很厲害，又儒雅又傲慢，後來被人打成了傻子，所以做人不要太清高啦。這就是故事的全部意義。

「我打了很多電話，沒有人接。」獨眼說。

姐姐說：「你那時候還小，不記得了，我可都經歷過來了——別忘了我們家是一下子死過三口人的。嗯，是的，我還是有點害怕的。」

姐姐從窗口回來，坐在他對面的床沿上，說：「你想什麼呢？」

「五千塊。」拉門先生說，「所有的設備都歸我，不過我還得拿錢出來裝潢，這地方現在太破了。」

在他的整個青少年時代，即使是這樣的廣場也不曾目睹過，成天在逼仄的街巷裡走來走去，人們太熱衷於植樹造林，假如有一大片空地，人們一定會按照某種幾何圖形，種上冬青，圍出一塊草地，留下筆直或弧形的小路供人們行走。於是，很大的一塊空地最終也變成了小巷，而草坪是不允許踐踏的。

於是那個晚上他們走到強盜家門口，男孩事先打聽好了，敲開門，裏面點著一盞燈泡，強盜和獨眼都在燈下，收音機里播放著評彈，咿咿呀呀地唱著。男孩只說了一句話，獨眼就跳了起來，照著男孩脖子上拍了一巴掌。拉門先生打算勸開獨眼，雙方抵在一起，力量不相上下。強盜走過來照著男孩的臉上打了不輕不重的一拳，他倒在地上。強盜又照著拉門先生的臉上打了很重的三拳，拉門先生被獨眼揪住了，躲不開，挨了三拳之後滿臉是血地逃到了街上。過了一會兒男孩也被扔了出來。裏面的評彈還沒唱完。

牛蒡又露出那種詭異的笑容，不過丁梅的姨媽沒看到，她繼續追問：「有女朋友了嗎？」牛蒡橫了她一眼，沒有作答，把右手指縫裡的香煙再次塞到嘴裏，吐出一個燈泡大的煙圈，注視著它向上擴散飄蕩。丁梅的姨媽也跟著一起看，好像兩個人在看焰火晚會，忽然牛蒡大力吹氣，把那煙圈吹散了。丁梅的姨媽猛地回過神來，覺得冷颼颼的。她很識趣地退了出來，到街上遇見屠戶，低聲抱怨說：「顧大宏家裡那個親戚，長頭髮的，簡直像根木頭，不對，像冰塊。我們家丁梅要是跟他談朋友，肯定沒有共同語言。北方人都那麼獃頭獃腦嗎？」

詩人牛蒡還留在家裡沒走。男孩聽到他對姐姐說：「你家裡現在這麼亂，我留下來或許還能幫幫你。」姐姐說：「你少添亂吧。」牛蒡說：「我已經夠亂了，如果你想殺什麼人就跟我說，我替你去殺。」她聽了這話，露出一臉慘笑，然後用手按了按詩人亂蓬蓬的腦袋。姐姐說：「我不殺什麼人。」

姐姐說：「你下次要是再拿牛蒡說事，我饒不了你，我天天跟你說強盜。」

後來臨近中考，他中止了火車站的徘徊，回到薔薇街。街上很熱鬧，電線杆子上貼了很多紅紅綠綠的紙，上面用毛筆字寫了詩，那字顏筋柳骨，斷不是常人所為。著名的天才畫家方小兵路過，一時興起，在空白處添了幾筆，有些是荷花，有些是楊柳，有些是葡萄。空白處很小，但小兵在彩蛋的方寸之地已經練出了真功夫，眾人一起品鑒，說他完全可以和唐伯虎媲美。後來街道主任鮑翠芬來查，帶著人撕畫，方小兵痛惜不已，跑出去揪著鮑主任，拚命指自己的胸口，意思是此乃方某人大作，撕不得。鮑主任給了他一個耳光，說：「你想死也找個好地方去。」

「你是哪兒的人啊？」

副所長說他也不知道，文藝戰線的事情。於是記者解釋道：「我們覺得拍一個流竄到本市來的逃犯更有教育意義。還有，我們是新聞戰線。」

掙錢是個好主意。她把所有的積蓄拿出來，在小鎮上開了一家雜貨店，生意很小，但這件事至少看起來比攝影師更重要，她雖然愛他可是並不打算和他結婚。一切複雜的恩怨情仇就此簡單了。

攝影師的腦袋已經不能擱在枕頭上了，他知道疼了。姐姐說這是個好現象，證明他在康復，知道疼就好，記住了以後就不會送上門去挨揍。攝影師借了一把躺椅，把南瓜一樣大的腦袋擱在靠背上，臉正對著大門，長時間坐著。門是關著的，為了防人看到他的慘狀。然而那幾天來的人真不少，手裡都提著慰問品，香蕉蘋果，西瓜葡萄，還有一種叫做太陽神口服液的東西，據說吃下去最補元氣。攝影師試了一勺，立馬餓得想啃桌子，但他的嘴巴腫著只能吃半流質，十分不方便。

姐姐瞪視著他，覺得不可思議。拉門先生居然提前完成了他的五年計劃，這改變了她對他的看法：一個浮夸無度、志大才疏的青年。然而她有點懶，並不想出去，拉門先生說：「只要你覺得好，我就把舞廳盤下來。」姐姐說：「說了半天原來還沒過手啊。」拉門先生說：「轉讓費我都備齊了，隨時過手。」姐姐心想，你還管我喜不喜歡，萬一到時候虧本了，你全怪我頭上，於是搖頭說：「不去。」拉門先生很傷心。攝影師說：「幫他去看看吧，他也找不到人給他出主意。別給人騙了。」拉門先生說：「是的是的，師傅，本來想請你去幫我看看的，你最在行，可是你這臉——」攝影師說：「閉嘴。」

攝影師坐著，沉默了一會兒說：「你們都別管了。」

男孩見識過這些，覺得它們與自己所處的世界完全不同，在一個固定的、封閉的地方，這些流動的人們，奇奇怪怪的，帶著他們各種各樣的想法，出現並消失，他們最後都去了哪裡？

她來找他借兩千塊錢。拉門先生給自己點了根煙，費勁地抽了一口，問：「是不是給你新男朋友啊？」

攝影師正躺在櫃檯後面睡覺，鋼絲床上鋪了一張破爛草席，他的雙手安詳地放在胸口，面朝天，很像一個死去的基督徒。不過當他被強盜拽起來的時候，頭髮蓬亂，雙眼發直，這副樣子已經和安詳沒有任何關係了。

他甩開拉門先生往外走，聽到後面跟上來的腳步聲，心頭暗喜。拉門先生說：「恭喜你，顧小山，你發育了。」

男孩說：「你什麼時候走？」

屠戶說：「我和你爸爸不一樣。我要是出了事，基本上就是孤軍奮戰，能不給人全殲了都算運氣。你爸爸出了事，全城會跳舞的女人都要為他報仇，可以反包圍。昨天碧波飯店的女老闆也知道了。」他拍拍攝影師的肩膀，說：「她說要來看你，我讓她晚幾天再來，要是看見你這張臉說不定她就不愛你了，太恐怖了，比一九六七年你嘴裏塞滿了回絲還可怕。那次是李蘇華救了你，後來你娶了她。可是老顧，這次你打算娶誰呢？」

姐姐說：「你要是被人打過，敲詐過，還覺得和他們做生意很自豪，那你就是個戇卵。」

押出去的時候，導演很不滿意，因為牛蒡在笑，還是那種詭異的類似嘲諷的樣子。導演說這個得重拍，於是押了第二次，牛蒡倒是屏住了，後面的警察笑了。cut！再來一次。導演說，這小子太趾高氣揚了，得把他腦袋押下去一點。警察用力按下牛蒡的腦袋，導演又說這也按得太低了，人物都不在畫面中心了，按了好幾次，按出了一個比較合適的角度，這下成功了。

「沒寫，我爸爸挺住了。」

有一天，關文梨回來了，她沒有驚動任何人，當她走進蘇華照相館時，用絲巾裹住頭，戴著一副口罩，連攝影師都沒認出她來。

姐姐瞄了他一樣，說：「你怎麼什麼事情都記得住？」

姐姐工作以後有很多男人追求她，這是必然的，可她最終都沒有答應別人。男孩問她是不是在等待著拉門先生出獄，那位還在高牆裡糊火柴盒呢，以他的刑期大概還有滿滿一倉庫的火柴盒等待著去完成。她說倒也不是為了他，後來又說：「戇卵為什麼非要砍人呢？搞得我一生負疚，真他媽的沒來由。」她做郵遞員以後在家說髒話已經毫無顧忌了。

「不用，我來拿錢。」姐姐終於有點露怯，生怕他冒冒失失來到薔薇街上，可能會引發一場惡戰。那地方現在已經是硝煙滾滾了。

攝影師失望極了，露出憂傷的表情。很可惜，這張臉上的東西太多了，憂傷已經擠不進去。現在他是鐘樓怪人卡西莫多。卡西莫多怎麼可能傷心呢？男孩想，唉，卡西莫多的傷心真的是你們不能了解的。

然後他掛了電話，在雜貨店買了一包煙，什麼都沒說就走了。

「啊，就是那個一拳打瞎姘夫眼睛的人。我早就跟你爸爸說過，別惹那個女人，他長得那麼帥，什麼有錢女人找不到啊？前年碧波飯店的女老闆還說要嫁給他呢，現在好了，人家自己養小白臉了。」

攝影師說：「這兩個人為什麼會搞在一起呢？太奇怪了。」

後來是姐姐告訴他，牛蒡不會待太久，他要去雲南，路費沒有了才搭住在這裏。男孩問姐姐：「你想去雲南嗎？」

姐姐是從關文梨那兒知道了事情的大概，非常驚訝。關文梨終於在他們面前流下了眼淚，她說她根本不知道強盜每隔幾個月就來敲詐攝影師，要不是挨了打，可能永遠不知道。姐姐問，為什麼不去報警？關文梨說：「強盜是個脾氣很古怪的人，報警他會殺了你爸爸。」於是一伙人坐在家裡發獃，中間還夾著個不吭聲的牛蒡。

攝影師說：「反正比你那牛蒡更藝術家，我很有名氣的，上過藝術雜誌了，你不知道嗎？」

那兩個人說：「我們沒什麼事，來貼封條。這地方消防一直通不過，屬於易著火的建築，以後都不給跳舞了。」

一群穿短褲的男人跑過來看熱鬧，後來發現不是女人，是牛蒡，他濕漉漉的長發貼在背上，他細長的身體和三角褲，難怪獵艷高手方屠戶看走了眼。眾人一起嘲笑老方，然後抱著胳膊欣賞牛蒡，忽然發現方大聰幼小的男根起了某種變化，有好事者從後面一把捋下了大聰的短褲。大聰剛剛進入發育期，尚不懂得保護自己，很無知地說：「為什麼我看見男人也會翹雞雞？」被羞愧的方屠戶一腳踢進了屋子。

姐姐回到戴城以後，偶爾會去找那個追求她的威特兒，那會兒人們不再喊他勉子，他從外賓招待所辭職出來，去了波頓大酒店做門童。他有一個新的綽號叫「拉門先生」，這份職業比端咖啡辛苦，也更有前途。波頓大酒店有二十多層高，戴城最新的涉外賓館，他在這裏掙很多外快，每天從人手裡搶過各色箱包，然後微笑著對這些人說，威爾康姆，阿里阿多，雷猴，踢不死。他去火車站接攝影師和姐姐，拎著行李回到家，放下行李不由自主朝他們伸出了手，結果被嘲笑了一個禮拜。

後來幾天姐姐很低落，找不到人玩，幸好颱風來了，颳倒了一些樹木，薔薇街像是中了魔法，瓦片在天空飛揚，自行車顫抖，用毛竹和油氈布搭起來的違章建築塌了很多。人們躲在屋子裡張口結舌，看大自然發威。這樣的天氣像是一種報復，然而颱風過去之後，八月的炎熱又死死地鉗住了一切，這時你也搞不清楚，到底哪一種才算是報復。秋天還很遠呢。

有一天姐姐對男孩說：「我看見強盜了。」

記者不和他一般見識，誰的臉被揍成這樣都不太會有好脾氣。他們轉了一圈，看了看周圍，說：「明天中午我們來拍，家裡留個人就可以了。」

姐姐的問題比較嚴重，她是從公安局回來的，走到巷口看見男孩。他打著赤膊，把汗衫搭在肩膀上，正在路燈下喝汽水。天已經黑了，她非常疲憊，伸手拿過男孩的汽水喝光，說：「爸爸怎麼樣了？」

攝影師並沒有結婚，攝影師很講究尊嚴，即使他想結婚也不願意在這種情況下被人趕著上架。話說回來，娶了關文梨，強盜就不來了嗎？攝影師心想，這真是他一生中遇到的最垃圾的貨色。

在他十六歲時至少有一個好消息——他的歪頭病沒法治，但似乎也不會惡化，它指向十一點整的方向，在所有的斜頸症之中，這算不上什麼。男孩有一次出門被一個同樣的歪頭打了一頓，那傢伙歪得太厲害（幾乎九點整），他以為男孩在學他。打完了以後才發現是同類，他不但不道歉，還有點妒忌，說男孩這種樣子應該可以偽裝成正常人嘛。

這件事花了他不少錢，主要是沖印和裝裱，還有運輸費。他獨自去了南京，反正也沒人管他。後來男孩才知道，他的作品掛了整整一個牆壁，刊登在兩份藝術雜誌上。這組照片被他命名為「疼痛」，疼痛1號，疼痛2號，一直到疼痛50號。夠嚇人的。等他回到戴城時，又上了一次晚報，文化宮給他開了一次攝影作品回顧展，把荷花梅花什麼的也拿出來現眼。這下他第二次出名了。

那個女人應該不會走遠，這座城市並不提倡背井離鄉，所有人從出生到老死都得在這裏，它富庶、溫婉，只有在很偶然的情況下才會給你點厲害嘗嘗。

事情是方大聰說出來的，大聰已經到了什麼都明白又什麼都不明白的年紀，他知道搞姘頭的意思，也知道事情鬧出來會出人命（他爸爸就差點被人卸了），唯獨不知道出人命意味著什麼。他就盼著出人命。大聰用十三歲少年特有的成熟口吻告訴朱常勇：「你老婆被瘸子老炳操了。」

他抹了一把眼淚，對他們說：「我去等我姐姐。」然後他走到街上，夕陽已經成形，落在遠處的屋頂上。下班時的自行車鈴聲很密集，很清晰，有個女人對自己家的男人在喊，告訴你，今天好多新聞啊。他撩起汗衫擦了擦眼淚，索性把汗衫脫了，赤膊往巷口走去。

攝影師艱難地轉過頭看看她，心裏明白，這意味著她又可以見到牛蒡，至少能看一眼吧。

牛蒡拿到了那兩千塊，這是一筆巨款，頂普通工人一年的工資，足夠他從戴城玩到雲南，再從雲南折返回去玩到黑龍江。流浪就是玩。男孩心想他這下可以走了，然而沒有。他拿到錢時對姐姐說：「這筆錢我恐怕很難還給你了。」姐姐說不要緊。詩人把錢揣進口袋的時候，連數都沒數，也沒有寫任何欠條。

屠戶也低聲說：「什麼他媽的親戚，那明明是小妍的男朋友嘛。你連這個都看不出來？不過呢，你剛才有一點說錯了，我要糾正你——你居然說一個大學生和你們家丁梅沒有共同語言，簡直是混淆是非，顛倒黑白。」

這件事並不算很大的挫折，他只損失了五千塊。

「還得多住幾天。」

朱常勇家還在放著錄像片，無聊之極的牛蒡也去看錄像，詩人氣質總是與眾不同的，長發飄灑，沉默不語，當他看錄像看到沉思的時候會顯出一種憂鬱的表情。別人問他：「你是誰啊？」他就用普通話回答：「顧大宏家的外地親戚。」別人說：「大熱天的來探親啊？」牛蒡說：「正好放暑假嘛。」於是人們知道這是個大學生。

後來男孩知道，那天早晨攝影師去了強盜所在的舞廳，獨眼把攝影師領到地下室。那裡只有一張凳子和一堆垃圾。強盜就坐在凳子上，對攝影師說，欠條要是沒帶，現在寫也來得及，獨眼已經替你寫好了，你簽個字就行。

姐姐有點害怕，嘟噥說：「嘴硬吧，你就是因為嘴硬才挨揍，揍完了可以去展覽。」攝影師抄起凳子，女郵遞員撒腿就跑，跑出去二十米，回過頭來對他說：「你到底想娶哪個女人？」

男孩家裡洗澡都是盆浴，用一個非常重的大木盆，放在裡屋。裡屋充當洗澡間，沒有下水道，洗好了必須用一個白鐵勺子把水舀進鉛桶，倒掉。薔薇街上的各家各戶都是如此，但別的男人夏天至少可以穿條短褲站街上沖涼，這家的男人，一個太丑，一個太美，都不想去招惹是非。洗澡猶如苦力，毫無享受可言。每逢夏天，家裡有個規矩，三個人輪流洗澡，每天有一個人專門負責倒水。因為倒水很辛苦，洗好了以後不免又搞得一身臭汗，所以由專人負責比較划算些，出汗也就出一個人（這個人當然是最後一個洗澡）。姐姐不想干這個，就給男孩兩塊錢，替她服徭役。自從牛蒡來了，徭役的事情責無旁貸地交給了他。他跟著一起洗盆浴，洗完之後還必須按照姐姐的要求，用消毒水把木盆裡外擦乾淨，饒是如此，還是覺得不太衛生。牛蒡自己也受不了，忍了幾天，他終於拒絕盆浴，黃昏時拎了一桶水到街上去洗淋浴。這家也出了一個敢於在街上洗澡的男人。薄暮之下，路燈照耀，各家的男人穿著三角褲稀里嘩啦，交情好的還互相搓背，撓個痒痒什麼的。忽然聽見方屠戶尖叫起來：「啊！有個女人也在洗澡！」

於是，那天下午，姐姐恰好提前下班回家，街道靜悄悄的，隔壁飯館里的人都在打瞌睡，她看到蘇華照相館的捲簾門關著，覺得奇怪，就掏鑰匙開門走進去看個究竟。她以為最慘的事情無過於攝影師又被揍了一頓，結果看見碧波飯店的女老闆衣衫凌亂地坐在裏面，攝影師脫剩一件汗衫，扎了個小辮，正在狂按快門。姐姐幾乎要暈過去，總算她也見過一點世面，沒聲張，退出去替他們把門，直到他們完工。碧波飯店的女老闆出門時還很親熱地拍了拍姐姐的肩膀。

「太貴裝不起。」攝影師眼珠轉了轉，看看門外，沒一個人，這下有點放心了。他說：「你怎麼找到店裡來了？說好了不到店裡來找麻煩的嘛。你把那東西放下——」

姐姐說：「我也去，我們說會話吧，我很累但是睡不著。」

壯的那個綽號叫強盜，他吃了很多年官司，去年剛出獄。他的前妻就是關文梨，由於她常常出沒在這條街上，附近的人都知道強盜的名聲，但沒見過他，現在終於可以見識見識了。那個獨眼的綽號就叫獨眼，他原先是一所工廠里的倉管員，十年前他和同廠的關文梨過了過，不料被人告發出來，雙雙開除，然後強盜一拳打爆了他的右眼。後來他去做生意，賠光了本錢。如果讓腦子正常的人猜，這兩個傢伙是怎麼組合在一起的，估計永遠也猜不出來，故曰世事難料，現在他們搭夥來找攝影師的麻煩了。

攝影師終於感到，有廢話總比沒廢話好些，至少可以拖延時間。這個簡潔有力的強盜，他根本不在聽攝影師說話，每一秒鐘他都若有所思，然後，隨時都能打過來一拳。

攝影師告訴鮑主任，那個傢伙是鄉下親戚，不是姐姐的男朋友。鮑主任不信，讓登記名字。攝影師說他叫牛蒡，鮑主任就信了，不是鄉下親戚不會叫這種名字。鮑主任又讓攝影師帶著，去看了看牛蒡，那位正好在睡覺，懵懵懂懂地豎起來，看見攝影師對他狂眨眼睛。鮑主任說：「你這個鄉下孩子，該去剃個頭，太邋遢了。」對於這種構陷，牛蒡非常憤怒，等到鮑主任走了以後他索性扎了個小辮子，在薔薇街上逛了一圈，那天姐姐不在，人們都覺得這傻瓜有點神經不正常，從清朝以來他們就沒見過男人扎辮子的。

「那個打瞎了眼睛的獨眼也來揍了我爸爸。」男孩說，「還讓他寫一萬塊的欠條。」

拉門先生沒說話，只是站起來，把自己屁股下面的凳子讓給她，然後給自己點了根煙，站在她面前抽完了，又點了一根。他一直沒說話，姐姐很奇怪地看著他，不說話的拉門先生顯得嚴肅而破碎，她看了很久，覺得快要失焦了。拉門先生說：「這個酒店很不錯的，四星級，你住過星級酒店嗎？」她搖搖頭。拉門先生說：「在上海也沒住過？」她說：「我沒事住酒店幹嗎？住不起。」拉門先生就走了出去，過了一會兒回來對她說：「帶你去參觀參觀。」

拉門先生看了看衣服上的血跡，說：「剛拿走兩千，又打破了相，我最起碼半個月不能上班，再加醫藥費，三千塊錢白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