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隨著曾希聖下台，「老楊」被平反了。他離開了校圖書館，去化工廳當廳長。聽人說那兩個「革命婦女」在化工廳附近的長江路上巧遇「老楊」，兩位很不好意思，「老楊」卻很客氣地請她們到自己辦公室坐坐，把這兩位高興得逢人就說。

我也問了一個敏感問題（我也屬於腦子不清楚一類）。我說1957年報紙上批判孫大雨，說他住18層樓公寓，國家貼他300多元、加上工資共600元，有這回事嗎？不料王先生激動了。（孫大雨先生和王先生是老同事）他告訴我們：1956年弄知識分子政策，上邊分下來幾套「18層樓」房子給復旦的教授，房租又貴，離復旦又遠，到學校上課要調幾部公交車，所以沒人肯去。後來橫動員、豎動員，還答應發房貼付房租（高中級幹部人人有房貼），沒有房貼啥人住得起！結果孫大雨去了，想不到這也成了孫大雨的一條罪名了。

還是阿鮑想起來：我們忘記告訴王先生我們的姓名了！他怎麼關照我們？於是我們互相埋怨了一番，無精打采地回到了宿舍。

大教室里，全體同學都自發地站起來，用熱烈的掌聲向王先生致謝。

阿鮑原來高我一屆，休學一年以後成了我們五九級的同學。王先生上課有兩位助教任輔導老師，其中一位是剛剛畢業留校任教的五八級同學，他和阿鮑同過學，從他那裡阿鮑知道了王先生的住址，所以我們跟著阿鮑徑直來到了王先生九*九*藏*書的家。

「我們吵嘴，你這個老右派高興什麼？」

最後一堂「數學物理方法」，臨下課，王先生在黑板上寫了一首打油詩作為臨別贈言：

幾天後公布了考試結果：我和阿鮑及格了，孟德沒有及格。

王先生最後給我們交底：如果考到50分以上，可以及格；考30—40分就不行了，要補考了。當我們告辭時，他還告訴我們合肥火車站附近有家食品店的蛋糕特別好：「比上海哈爾濱食品廠的還要好！」

方書記有一次給全校學生上政治課，講：我們學校有兩個大右派。一個是黨內的、當過省委宣傳部長的楊小椿；一個是黨外的、九三學社中央委員復旦大學二級教授王恆守。兩位大右派我全認識，王恆守先生是我的老師，教過我們「數學物理方法」；楊小椿則認識得更早，他在圖書館專門為大家干借、還書的事，同學們叫他「老楊」。王先生和「老楊」都戴眼鏡。

王先生在國內大學學的是數學，到美國哈佛研究生院攻讀理論物理，1932年回國后就當上了教授，算得上中國物理學界的前輩了。「數學物理方法」這門課程是他在國內第一個開設的，時至今日，這門課仍是各大學物理系https://rｅａｄ.９9ｃsｗ•cｏｍ的必修課。要不是王先生在1957年倒了霉，被「踢」到我們這所地方高校，我們無緣聽他的課。

「老楊」總是穿得整整齊齊，冬天還戴呢帽，套一件藏青色呢大衣，一副大幹部的樣子。看得出他很高興為我們學生服務，我們要借什麼書，他很快就拿來，有時還和我們聊天（此時「革命婦女」往往在專心結毛線）。我三天兩頭去圖書館換書。一天下午，「老楊」在我借書證上一邊核對書號，一邊和我聊：「你是學理科的，（借書證上寫明物理專業）借的都是外國小說。我介紹一本蘇聯現代小說你看看。」我說我蘇聯小說讀得太多了，什麼西蒙諾夫、法捷耶夫、波列伏依——都讀過。「老楊」還是堅持推薦：「這本書和他們的有點不一樣，你借去看看。」我拿去看了看，是卡維林的《船長與大尉》。

看來王先生已經判斷出我們3個人不是什麼「左派」學生，再說他已經「摘帽」，因此說話更加隨便。他還告訴我們一件事。復旦的黨委書記楊西光是安徽人，在北京開會碰到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曾希聖講安徽要辦一所大學，叫楊西光支援自己的家鄉，結果楊西光就把復旦各系一大批教師支援到了安徽大學，作為禮物送給了曾希聖。

我們出來以後，都很開心。孟德說別人講王恆守先生拒絕給六零級物理系同學上課，因為在1961年秋下「淠史杭」水利工程勞動時，那九-九-藏-書些六零級「左派」學生整王先生。逼年已花甲的王先生抬重物（當時王先生尚未摘帽，凡有勞動必須參加），累得王先生躺在地上站不起來。所以無論系裡如何勸說，王先生堅決不上。這幾天那幾個整王先生的人被他們同班同學罵死了。

巫寧坤在《一滴淚》這本書中對楊小椿表達了感激之情。巫先生「文革」中被扔在農村，工資一分錢沒有，作為一位學者又沒有體力靠種田掙工分養活自己。他只得到處申訴，素昧平生的時任省革會副主任楊小椿收到了申訴信，硬是冒著「右傾」的風險，把巫先生調到了自己老部下當頭頭的安徽師範大學任教。

有時候，王先生估計我這類差生「粽子」塞得太多，會消化不良，他就講一些科學史和科學家的趣聞軼事：天才伽羅瓦、神童高斯、愛因斯坦和玻爾的爭論等等，聽得我們都忘記了下課。

王恆守先生高個子，佝僂著背、戴老式金絲邊眼鏡，走起路來兩眼朝天，步子慢吞吞的；春秋天永遠套一件長風衣，冬天必定穿淺灰色呢大衣。他說的一口浙江嘉興官話，本地同學倒也聽得懂。

有的老師講課條理清楚，有的老師講課邏輯嚴密，這些都很必要，但最要緊的是要有激|情。有激|情的老師才會有感染力，才能牢牢地吸引學生、抓住學生。王先生就是一位充滿激|情的老師。他的眼睛在金絲邊眼鏡上邊發出光芒（眼鏡九_九_藏_書落到了鼻尖），重重地說道：「貝塞爾函數……拉格朗日函數……」我彷彿覺得一個個美味的嘉興粽子（裹著函數的外殼）飛過來，砸到我腦門上、落到我嘴裏……

當時圖書館的工作人員幾乎全是中青年婦女，絕大多數是幹部家屬，什麼科長夫人啦，處長的小姨子啦，比文盲多識幾個字。這些人雖然啥也不懂（對學生的查詢一問三不知），「階級覺悟」倒很高。對在圖書館監督改造的「老楊」態度很兇：「楊小椿，去搬書！」「楊小椿，你怎麼乾的！這裏沒搞乾淨。」有一回兩個婦女吵架，吵到最後都把氣撒到「老楊」身上：

王先生住在一幢奶黃色的三層樓房內。這幢樓被稱為「教授樓」，只有教授和處長才能住在此地，由於我校教授少，副教授也可住。「教授樓」只有兩幢。當年各高校教授都不多，不像現在教授成了「關內侯、濫羊頭」，連某大學的膳食科長也有教授的頭銜。據說王先生能入住「教授樓」還是靠著他夫人。因為一塊從復旦調來我校的王夫人秦素美是生物系的教授，否則右派分子能有資格和學校黨委各位部長大人、學校的各位處長大人同住一幢樓嗎？

說到國外生活，孟德來勁了。他請王先生給我們看看當年留學哈佛的照片，弄得王先生很尷尬，（當年宣揚美國生活方式形同犯罪）聰敏的阿鮑立刻對孟德「發條頭」：「你搞啥末事搞！叫人家王先生去翻箱子啊！好意思伐？」九-九-藏-書

我和阿鮑、孟德商量一道去拜訪王先生，因為「數學物理方法」考下來我們自我感覺都不太好，不知道能不能及格？仗著我們和王先生都是從上海過來的，去給王先生說說，也許會讓我們通過。

我們敲開了王先生家的門，王先生聽我們自我介紹之後（大教室全年級加上電子學系一個年級共百把人、王先生不可能全認識），請我們進入了他家的小客廳。客廳很小，一長一短兩隻沙發、一張長茶几差不多佔了客廳的大部分空間，茶几上放著一座很別緻的玉雕香爐。當我們說明來意后，王先生原來有點戒備的神情消失了，輕鬆地和我們聊起天來。1949年後，學校的各種運動如思想改造、肅反、反右、教育革命直至以後的「文革」，都是學生（左派學生）整教師，所以老教師見到學生都是敬而遠之。王先生說到自己在哈佛準備考試的經驗。原來哈佛歷年的考卷都可以在圖書館查閱的，所以查閱考卷也是備考的必需。哈佛的考試是很難的。王先生還回憶當年的生活：比如刮鬍子，刮一次刀片就扔了，不像現在，一把刀片要用交關多次——因為刀片買不大著。

「老楊」確實和「他們」有點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