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和1918年之交的冬天充滿了快樂和恐懼：事態急轉直下，變幻莫測。船上人家，槍擊，搜查，巡夜，家庭夜總會。再往後是：沒有有軌電車的街道，帶著口袋的人們排長隊，每日趕路幾十俄里，女老闆①①。咸鯡魚，用咖啡豆粉碎機磨碎的燕麥①①。與燕麥比鄰而存的是層出不窮的大而全的創意：出版各個時代各個民族的經典作品，把一切藝術門類的一切藝術家聯合起來，在戲劇舞台上演繹全世界的全部歷史。這時我已經無暇顧及設計圖樣，應用技術已經枯萎，就像枯黃的樹葉離我而去（在技術方面，只剩下了在工學院講課）。與此同時，我在赫爾岑師範學院講授俄國現代文學，在藝術館學習班講授藝術散文技巧，在《世界文學》編委會、全俄作家協會理事會、文學家之家委員會、藝術之家理事會以及一些出版社兼職，主編《藝術之家》、《當代西方》、《俄國當代人》等雜誌。這幾年寫得較少，篇幅較長的作品有《我們》。這部長篇小說於1925年用英文出版，後來譯成其他文字，俄文版至今尚未出版。

這一段經歷到此結束了。我現在還不知道，我的生活里還會出現哪些曲折。

1913年（羅曼諾夫王朝三百年），我獲得在彼得堡的居住權。如今又被醫生趕出彼得堡。我搬到古拉耶夫市居住，在那裡建造了幾條挖泥船，寫了幾個短篇和中篇小說《遠在天邊》。這部中篇小說在《箴言》雜誌登出后，該刊這一期被書刊檢查機關沒收，編輯部和作者都被送上了法庭。二月革命爆發前不久開庭審理，被宣布無罪釋放。

同樣也是在這間餐廳里。一個人抱著我站在窗前，窗外透過樹木可以看到紅氣球似的太陽正在漸漸暗下來，我覺得就像末日到了一樣，更可怕的是母親不知去了什麼地方還沒有回來。後來我才知道，那個人就是我的外祖母，在那一秒鐘的時間里我急得差點死了。那年我剛一歲半。

夏天。到處散發著藥味。突然，我的母親和幾個姨媽慌忙地關上了窗戶，鎖上了陽台門，於是我把鼻子貼在陽台的玻璃窗上往外看。一輛馬車！車夫穿著白大褂，車上矇著一塊白罩單，罩單下面躺著人。他們身體蜷曲著，手和腳微微擺動著。這是一些霍亂病人。霍亂隔離棚就在我們這條街上，離我們家很近。我的心怦怦直跳，我知道了死亡是怎麼回事。這時我已經五六歲了。

悲觀的第歐根尼燈——是在我十二歲那年的事。這盞燈是一個身體很壯實的二年級學生點的，藍紫紅三色的燈在我左眼下面足足點了兩個星期。我默默地祈求著奇迹，祈求著讓這盞燈熄滅。奇迹沒有出現。我陷入了沉思。

在單獨關押期間，我愛上了速記法和英語，我一邊學習速記和英語，一邊還寫詩（這是必然的）。1906年春天我獲釋，被流放到故鄉。

一個國家有議會，高等院校就是國中之小國，它們也有自己的議會，叫作班長委員會。這裏也有黨派鬥爭和競選鼓動，也出海報，印小冊子，發表演講，設立選票箱。我當上了班長委員會委員，還兼任委員會主席。

後來，在我兩三歲的時候，我第一次看見人，許許多多的人，成群的人。那還是在扎頓斯克，父親和母親駕著兩輪馬車，帶上我，來到這個城市。教堂、藍藍的煙霧、唱詩、燈火，像狗一樣號叫的瘋女人，嚇得我心提到了嗓子眼。終於完事了，我就像一片小木片，和人群一起被擠出門外，這時我已經是孤零零的一個人在人群當中：父親和母親不見了，我再也見不到他們了，我將永遠是孤零零的一個人了。我坐在一個墳頭上，頂read.99csw.com著太陽，放聲痛哭。我一個人在這個世界上度過了整整一個小時。

1905年的夏天，是在藍色的大海中、眼花繚亂的事物中、排得滿滿的日程中度過的，這個夏天填滿了人和事。我以實習生的身份，搭乘「俄羅斯號」輪船，從敖德薩航行到埃及的亞歷山大港。君士坦丁堡、清真寺、伊斯蘭教的苦行僧、市場、士麥那的白色大理石海濱大街、貝魯特的貝都英人、雅法的白色拍岸浪、墨綠色的阿菲永、鼠疫流行的塞得港、黃白兩色的非洲、充斥著英國警察和鱷魚標本商販的亞歷山大，聞名的塔爾圖斯。其中與眾不同、別具一格者當數美輪美奐的耶路撒冷，我在那裡的一位阿拉伯熟人家裡住了大約一個星期。

夏天去了各地工廠實習。「俄羅斯號」輪船，談笑風生的三等火車車廂，塞瓦斯托波爾，卡馬河沿岸的工廠，敖德薩，港口，流浪漢。

最後一件事：在八月一個天朗氣清的早晨，遠處修道院傳來嘹亮的鐘聲。我走過我家房前籬笆圍著的小花園，不用抬眼看就知道：窗戶開著，母親、外祖母、姐姐都在看我。因為我第一次穿上長褲（「上街穿的」）、學生制服上衣，身上背著個書包——這是我第一次去學校。送水工人伊茲瑪什卡趕著馬車一顛一簸迎面走過來，他坐在大木桶上，回頭看了我好幾眼。我很自豪。我長大了——八歲多了。

第二天，我去了維堡區的「指揮部」，正當桌子上攤開著地圖、巴拉貝倫槍、毛瑟槍的時候，警察闖了進來。我們三十來個人成了瓮中之鱉。可是我那間屋子裡左邊窗台上還放著那個裝麵包用的紙袋，床下面是傳單。

1902年，我脫掉了中學生的灰呢制服。我把金質獎章送到彼得堡的一家當鋪，當了二十五個盧布。這枚獎章就留在那裡了。

就像在一塊拉緊了的黑色窗帘上開了一些小洞一樣，這裏展示了我幼年生活的點點滴滴。

我記得，那是中學的最後一天，在學監的辦公室。學監（按照中學里的「官階表」，他屬於「母馬」那一級）把眼鏡推到額頭上，一邊提褲子（他的褲子總是往下滑），一邊遞過一本小冊子給我。我讀了作者在那上面的題詞：「獻給我的almae matri——關於它，我所能回憶到的只有壞的一面，而無其他。帕·葉·曉戈列夫。」於是學監用訓誡的口氣，指著我的鼻子，把「О」字讀得很重地說：「這好嗎?他在我校畢業時也得了獎章，可他都寫了些什麼！這不進了大牢。請聽我的忠告吧：不要去寫書，不要走這條路。」訓誡沒能奏效。https://read.99csw.com

我常常感到孤獨，書讀了很多，很早就讀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我至今還記得，讀《涅陀契卡·涅茲凡諾娃》的時候，我激動得全身發抖，臉頰緋紅。陀思妥耶夫斯基長期一直是一位長者，甚至是令我敬畏的長者；果戈理（以及很久以後的阿納托爾·法朗士）則是朋友。

這一時期，在和圖紙、數字打交道的同時，還寫了幾篇短篇小說。這幾篇小說沒有送出發表，因為我覺得其中每一篇里都還有一些「不像樣的東西」。「像樣的東西」到1911年才寫出來。這一年白夜白得出奇，有許多非常白亮的東西，也有許多非常陰暗的東西。這一年，這一年我被流放，害了一場重病，神經過度疲勞，以至於完全崩潰。起先，我住在謝斯特羅列茨克一間空閑的別墅，後來，到了冬天，又移居拉赫特。就在這個地方，在冰天雪地的季節里，在孤獨和寂寥中寫下了《小鎮風情》。完成《小鎮風情》之後，我與《箴言》雜誌集團、列米佐夫、普里什文、伊萬諾夫——拉祖姆尼克建立了密切的關係。

冬天的一個星期日，涅瓦大街上擠滿了黑壓壓的人群，他們慢悠悠地走來走去，好像在等待著什麼。整個涅瓦大街都由杜馬大廈的消防瞭望塔指揮著，人們都目不轉睛地望著塔上的大鍾。號令發出了——大鍾敲響了一下，正午一點，大街上黑壓壓的人群擁向四面八方，馬賽曲、紅旗、哥薩克騎兵、清道夫、警察……這是第一次（對我而言）遊行示威，時間在1903年。越是逼近1905年，風潮的勢頭便越加兇猛，群眾集會越加熱烈。

在沃羅涅日。一條河，河裡有個我覺得好奇怪的洗澡用的木箱。好大的一個粉紅色、胖乎乎、圓滾滾的女人身體在木箱里拍水（後來我在水池裡看見白熊時還想起這件事）——那是我母親的姨媽。我當時覺得很新奇，又有些害怕：我第一次懂得這是女人。

葉甫蓋尼·扎米亞京

這一切都是我在坦波夫平原上的列別江經歷過的事。托爾斯泰和屠格涅夫曾描寫過的這個列別江向來以賭棍、吉卜賽江湖藝人、馬匹交易市場和俄語粗話聞名於世。年代是1884年至1893年。

在這裏，起初和鋼鐵、機器、圖紙打交道，在格拉斯哥、紐卡斯爾、桑德蘭、南希爾茲等地建造破冰船（順便提一句，其中包括我國最大的破冰船之一——列寧號）。德國人駕著飛艇和飛機從天上往下扔炸彈。我在寫《島民》。九*九*藏*書

那年月要做一名布爾什維克，就等於走一條阻力最大的路線，而我當時就是一名布爾什維克。那是1905年的秋天，罷工迭起，海軍部大廈的探照燈劃破了涅瓦大街的黑暗，10月17日發布「宣言」，各高等院校紛紛舉行集會……

此前西方國家當中我只去過德國。柏林看上去很像濃縮了的、百分之八十的彼得堡；英國則不同，英國的一切都是那麼新奇，就像我當年在亞歷山大或耶路撒冷的感受一樣。

在返回敖德薩時，正巧遇上史詩般的「波將金號」暴動。我和「俄羅斯號」的司機夾在潮水般的人群中，如醉如痴地在港口上遊逛了一天一夜，冒著槍林彈雨，目睹了熊熊大火和燒殺搶掠。

當各種報紙赫然登出「Revolution in Russia」、「Abdication of Russian Tzar」磨碎的燕麥經炒制后，可代替咖啡飲用。——譯者注">蘇聯於1921年至30年代後半期實行新經濟政策，允許私人貿易和開辦小型企業。「女老闆」是當時流行的對個體商販的謔稱。——譯者注">挪威港口城市。——譯者注">英語，意為「俄國爆發革命」、「俄國沙皇退位」。——譯者注">①的大字標題時，我在英國待不下去了。1917年9月我搭乘一艘老掉牙的英國輪船（即使被德國人炸沉也不足惜）返回俄國。我們在海上走了很久，大約五十個小時才抵達卑爾根①①。一路上熄滅燈火，人人都掛著救生圈，備好了救生艇。

在餐廳里，一張鋪著漆布的桌子，桌上有一盤奇怪的、閃閃發亮的白色東西。真奇怪！這白色的東西眼看著就突然消失得無影無蹤。盤子里原來是一小塊陌生的外部宇宙——那是人們拿給我看的一盤雪。這盤奇妙的雪，至今仍記憶猶新。

1915年和1916年之交的冬天又是一個風雪嚴寒、動蕩不安的冬天——一月我挑起一場決鬥，三月動身去了英國。

我記得，上七年級那年的春天，我被一隻瘋狗咬了。我找來一本醫書，讀了以後知道，狂犬病癥狀最早出現的時間通常是在兩周之內。為了考驗一下命運和我的身體，我決定拖過這個時間，看我是否會發瘋。在這兩周之內我每天寫日記（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本日記）。兩周過去了，我沒有瘋。我找到校方領導，報告了這件事，便立即被人送往莫斯科去接種狂犬病疫苗。我這次試驗很成功。後來，大約過了十年左右，我在彼得堡的白夜裡為戀愛而發瘋的時候，我又對自己做了一次試驗。這次試驗更認真，但未必更高rｅaｄ•9９csw.ｃoｍ明。

我認為，如果我1917年不是從英國回來，如果我這些年不是和俄羅斯一起度過的，我肯定無法再從事寫作。在彼得堡、莫斯科，在坦波夫省的偏僻地區，在沃洛格達省和普斯科夫省的農村，我積累了許多見聞。

1928年

1908年，我從工學院造船系畢業后，留在本校造船學教研室（自1911年起講授造船學）。在我的桌上同時擺放著塔式甲板船設計圖樣和我的第一篇短篇小說稿。我把這篇小說寄給由奧斯特羅戈爾斯基主編的《教育》雜誌，該刊的純文學專欄由阿爾齊巴舍夫主持。1908年秋天，小說在《教育》雜誌上刊發。現在，每當我遇見曾經讀過這篇小說的人，我就像見到我的一位姨媽一樣，感到十分難堪，因為我兩歲的時候，有一次在她家裡當眾尿濕了褲子。

1925年我背叛了文學，轉向戲劇：寫了《跳蚤》和《榮譽饒舌家協會》兩個劇本。《跳蚤》於1925年2月在小劇院首次上演，《榮譽饒舌家協會》於1925年11月在米哈伊洛夫劇院首次上演。最新的一個劇本——悲劇《阿提拉》①①完成於1928年。在《阿提拉》這個劇本里，我達到了寫詩的地步。再往前無路可走了，便又回過頭來寫起長、短篇小說來。

此後的三年間，搞造船，教授造船學，和對數尺、圖紙打交道，寫了一些專業性文章，發表在《內燃機船舶》《俄國造船業》《工學院通報》等刊物上。由於工作的關係，多次外出旅行：沿伏爾加河航行至察里津和阿斯特拉罕，去過卡瑪河、頓涅茨克區、裏海、阿爾漢格爾斯克、摩爾曼、高加索、克里木半島。

我們被搜身、毒打之後，分成幾個小組。我和另外四個人為一組，正巧靠近窗戶。我發現窗外路燈那邊有幾張我熟悉的面孔，便乘人不備從小窗口扔出一張字條，讓他們把我和那四個人屋子裡違禁的東西拿走。他們照辦了。這是我後來才了解到的，而在此之前，我在施巴列爾大街單獨關押了好幾個月，這期間我常常夢見左邊窗台上那個裝過麵包的紙袋。

有一天我收到了傳票，傳我到區段警察所。警察所里有一張綠色的偵查令，上面寫著：為了驅逐出彼得堡，特立案偵查「大學學生葉甫蓋尼·伊萬諾夫·扎米亞京」。我坦然自若地申述說，我從來沒有進過大學，偵查令顯然搞錯了。我記得警察所長的鷹鉤鼻子很像個問號，他說：「嗯……這要查證一下。」這期間我遷至另一個區居住，半年以後，又來了一張傳票，又是一份綠色的偵查令，又是「大學學生某某」，又是那個問號，又說要查證。就這樣過了五年，到了1911年才終於把綠色偵查令的錯誤改正過來，我終於被驅逐出彼得堡市。

一次，在公共浴室里，一位光著身子的同志介紹我認識了一位光著身子、大腹便便的矮個子。這個大腹便便的矮個子原來是大名鼎鼎的赤衛軍上尉柯克。又過了些日子，赤衛軍也進入了戰鬥狀態。地平線上已經依稀可見喀啷施塔得艦隊軍艦的黑影和十二英寸大炮的炮彈在水中爆炸時掀起的水柱，隱隱約約聽得見斯維亞堡傳來的沉悶的大炮聲。於是我喬裝打扮了一九九藏書番，戴上一副夾鼻眼鏡，返回了彼得堡。

接下去是像學生制服呢子一樣灰溜溜的中學生活。在一片灰色當中，偶爾可以看到美麗的紅旗。這面紅旗掛在消防瞭望塔上，它在那個時候絕不是象徵社會革命，而是表示零下二十度的嚴寒。不過，在那單調乏味、整齊劃一的中學生活中，這倒也算是只有一天的短暫革命了。

自1896年起，在沃羅涅日讀中學。我有一個盡人皆知的特長：俄語作文；我還有一個無人知曉的特長：為了「鍛煉」自己，在自己身體上做各種各樣的試驗。

12月的一天晚上，有個名叫尼古拉的、長著一對招風耳的工人朋友來到羅曼巷我那間屋子裡，帶來一個裝麵包用的紙袋，紙袋裡是火棉。「我把這個紙袋放在你這兒吧，特務一直在跟蹤我。」「那就放在這兒吧。」這個紙袋就放在左邊窗台上，緊挨著一包砂糖和一根香腸。

故鄉列別江的寧靜、鐘聲和籬笆牆沒能留住我多久。到了夏天，我就未經批准住進了彼得堡，后又遷居赫爾辛福斯。我住的那間屋子就在埃德霍爾姆斯哈滕大街，窗戶下面就是大海、山崖。每到晚上，當人的面孔還依稀可見的時候，在一塊灰色花崗岩上舉行集會。到了夜裡，就看不見人的面孔了，那塊黑乎乎的、暖烘烘的石頭，讓人覺得很柔軟——因為我那間屋子就在附近，而斯維亞堡那邊打過來的探照燈光也顯得輕柔宜人。

我在窗邊等待著，望著空蕩蕩的街道，那裡只有幾隻雞在塵土裡嬉戲。終於我們家那輛四輪馬車拉著父親從學校里回來了。他坐在高得出奇的座位上，膝蓋間夾著一根手杖。我心急火燎地盼著吃午飯的時間快點到來——午飯時我總是大模大樣地翻看著報紙，並且把《祖國之子報》幾個大字讀出聲來。我已經認識這種神秘的玩意兒——字母。我那時四歲。

20世紀初期的彼得堡是科米薩爾熱夫斯卡婭、列·安德列耶夫、維特、普列韋、披掛著藍網的走馬、帶頂座的有軌公共馬車、穿制服佩長劍的大學生和穿高領襯衫的大學生的彼得堡。我屬於穿高領襯衫的大學生一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