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達的解釋是對的，但是不足的。「過猶不及」是兩條戰線鬥爭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學，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兩條戰線鬥爭，去肯定事物與概念的相對安定的質。「一定的質含有一定的量」是對的，不如說「一定的質被包含於一定的量之中」，但重要的是從事物的量上去找出並確定那一定的質，為之設立界限，使之區別於其他異質，作兩條戰線鬥爭的目的在此。文中最好引《中庸》上面「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5]，及「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6]，更加明確地解釋了中庸的意義。朱熹[7]在「舜其大知」一節注道:「兩端謂眾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大小厚薄之類。于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度量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8]。這個註解大體是對的，但「兩端」不應單訓為「眾論不同之極致」，而應說明即是指的「過」與「不及」。「過」的即是「左」的東西，「不及」的即是右的東西。依照現在我們的觀點說來，過與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時間與空間中運動，當其發展到一定狀態時，應從量的關係上找出與確定其一定的質，這就是「中」或「中庸」，或「時中」。說這個事物已經不是這種狀態而進到別種狀態了，這就是別一種質，就是「過」或「左」傾了。說這個事物還停止在九-九-藏-書原來狀態並無發展，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滯，是守舊頑固，是右傾，是「不及」。孔子的中庸觀念沒有這種發展的思想，乃是排斥異端樹立己說的意思為多，然而是從量上去找出與確定質而反對「左」右傾則是無疑的。這個思想的確如伯達所說是孔子的一大發現，一大功績，是哲學的重要範疇，值得很好地解釋一番。

(一)說孔子教育普及化的功績時引了郭沫若的話，說孔子的功績僅在教育普及一點，他則毫無，這不合事實，也與本文衝突，我覺可以不引。

(七)此外，文沒有一個總的概念，使初學看了覺得缺乏系統性，如能在文前或文尾對於孔子哲學加以概括的說明，指出其根本性質則更好。我看過的伯達的幾篇文章，似乎都有此缺點。

毛澤東

(五)關於孔子的道德論，應給以唯物論的觀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與國民黨的道德觀(國民黨在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則的區別。例如「知仁勇」，孔子的知(理論)既是不根于客觀事實的，是獨斷的，觀念論的，則其見之仁勇(實踐)，也必是仁于統治者一階級而不仁于大眾的；勇於壓迫人民，勇於守衛封建制度，而不勇於為人民服務的。知仁勇被稱為「三達德」，是歷來的糊塗觀念，知是理論，是思想，是計劃，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論、政策等見之實踐時候應取的一二種態度，仁像現在說的「親愛團結」，勇像現在說的「克服困難」了(現在我們說的親愛團結，克服困難，都是唯物論的，而九-九-藏-書孔子的知仁勇則一概是主觀的)，但還有別的更重要的態度如像「忠實」，如果做事不忠實，那「知」只是言而不信，仁只是假仁，勇只是白勇。還有仁義對舉，「義者事之宜」[9]，可說是「知」的範疇內事，而「仁」不過是實踐時的態度之一，卻放在「義」之上，成為觀念論的昏亂思想。「仁」這個東西在孔子以後幾千年來，為觀念論的昏亂思想家所利用，鬧得一塌糊塗，真是害人不淺。我覺孔子的這類道德範疇，應給以歷史的唯物論的批判，將其放在恰當的位置。伯達同志有了一些批判，但還覺得不大嚴肅。

(二)「家庭中父與子的關係，反映了社會中君與臣的關係」，不如倒過來說:「社會中(說國家中似較妥當)君與臣的關係，反映了家庭中父與子的關係」。事實上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的國家發生以前，家庭是先發生的，原始共產社會末期氏族社會中的家長制，是後來國家形成的先驅，所以是「移孝作忠」而不是移忠作孝。一切國家(政治)都是經濟之集中的表現，而在封建國家裡家庭則正是當時小生產經濟之基本單元，如伯達所說的「基本細胞」，封建國家為了適應它們的集中(封建主義的集中)而出現。

(三)伯達此文及老墨哲學諸文[10]引了章，梁，胡，馮[11]諸人許多話，我不反對引他們的話，但應在適當地方有一批判的申明，說明他們在中九*九*藏*書國學術上有其功績，但他們的思想和我們是有基本上區別的，梁基本上是觀念論與形而上學，胡是庸俗唯物論與相對主義，也是形而上學，章，馮……(章，馮二家我無研究)，等等。若無這一簡單的申明，則有使讀者根本相信他們的危險。老子等兩篇已發表，可在孔子篇的末尾來一申明(此申明低二格寫)，說明此篇，前二篇，及爾後發表諸文，凡引他們的話，都是引他們在這些問題上說得對的，或大體上說得對的東西，對於他們整個思想系統上的錯誤的批判則屬另一問題，須在另一時間去做。

伯達[3]同志的《孔子哲學》我曾經看過一次(沒有細看)，覺得是好的，今因你的囑咐再看一遍，仍覺大體上是好的，惟有幾點可商榷之處開在下面，請加斟酌，並與伯達同志商量一番。我對孔子的東西毫無研究，下列意見是從伯達文章望文生義地說出來的，不敢自信為正確的意見。

是否有當，請兄及陳同志斟酌。

(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日、二十二日)

以上幾點並未深想，只是隨說一頓而已。

註釋

(六)沒有明白指出孔子在認識論上與社會論上的基本的形而上學之外，有它的辯證法的許多因素，例如孔子對名與事，文與質，言與行等等關係的說明。

二月二十二日夜

[4]見《論語·子路》。

[6]參見《中庸》。原文為：「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二月二十日夜

[7]朱熹（一一三○——一二○○），徽州婺源（今屬江九-九-藏-書西省）人。南宋哲學家，編注有《四書集注》等書。

伯達同志的文章再看了，改處都好。但尚有下列意見，請轉達伯達同志考慮。

(四)說孔子「患得患失」時不必引孔子做魯國宰相「有喜色」一例，因為不能指出當做了官的時候除了「有喜色」之外應取什麼更正當的態度，問題在於那個官應不應做，不在有無喜色。

根據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澤東書信選集》刊印。

(二)在最末一段前我加了一句，似更醒目。

[5]參見《中庸》。原文為：「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3]伯達，即陳伯達，當時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

(三)中庸問題

一

二

[11]章，指章炳麟（一八六九——一九三六），浙江餘杭人。梁，指梁啟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廣東新會人。胡，指胡適。馮，指馮友蘭（一八九五——一九九○），河南唐河人。他們是近現代中國思想史上有重大影響的學者。

[10]指陳伯達寫的《老子的哲學思想》和《墨子哲學思想》。《老子的哲學思想》一九三九年發表在延安《解放》第六十三、第六十四期合刊。《墨子哲學思想》一九三九年、一九四○年陸續發表在延安《解放》第八十二、第一○二和第一○四期。

[1]《孔子的哲學思想》一文，毛澤東在信中將它稱為《孔子哲學》，是陳伯達寫的，一九三九年發表在延安《解放》第六十九期。

[8]見《四書集注·中庸》朱九-九-藏-書熹注。

[2]張聞天，當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宣傳部部長。毛澤東寫給張聞天的這兩封信的手稿，抬頭現已缺損。

敬禮!

毛澤東

(一)「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4]，作為哲學的整個綱領來說是觀念論，伯達的指出是對的；但如果作為哲學的部分，即作為實踐論來說則是對的，這和「沒有正確理論就沒有正確實踐」的意思差不多。如果孔子在「名不正」上面加了一句:「實不明則名不正」，而孔子又是真正承認實為根本的話，那孔子就不是觀念論了，然而事實上不是如此，所以孔子的體系是觀念論；但作為片面真理則是對的，一切觀念論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樣。此點似宜在文中指出，以免讀者誤認「名不正言不順」而「事」也可「成」。「正名」的工作，不但孔子，我們也在做，孔子是正封建秩序之名，我們是正革命秩序之名，孔子是名為主，我們則是實為主，分別就在這裏。又觀念論哲學有一個長處，就是強調主觀能動性，孔子正是這樣，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與擁護。機械唯物論不能克服觀念論，重要原因之一就在於它忽視主觀能動性。我們對孔子的這方面的長處應該說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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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參見朱熹《四書集注·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原文為：「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