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程序合法性放到了至高無上的地步，很像學生上課報個到就是好學生，學習成績好壞反而是無所謂的。但中國政績合法性的理念要求這個學生報到上課，他還必須不斷通過考試，而且必須是高分通過，否則就得退學。從長遠來看，一個只了解「民意」的政治制度將競爭不過一個既了解「民意」又懂得「民心」的政治制度；一個只知道「選舉」的國家也將競爭不過一個能夠把「選拔」和「選舉」結合起來的國家。這也正是中國「民心」理念和「選賢任能」理念的國際意義所在。

我曾於2009年10月1日為美國《紐約時報》《國際先驅論壇報》撰寫了一篇題為「中國成功背後的八個理念」的評論。文章發表時，《紐約時報》的編輯特地加了一個題注：「西方最好還是研究一下中國戲劇般崛起背後的理念。」（「The West would do well to study the ideas behind China』s dramatic rise.」）西方雖然對中國仍懷有難以擺脫的偏見，但一些有識之士已開始關注中國理念了。中國學人對中國理念的研究更應該有一種緊迫感和使命感。沒有理念上的崛起，一個民族是無法真正崛起的。

世界上仍然有約30億人飽受戰亂、赤貧、飢餓、基本生活品匱乏的煎熬。採用西方政治制度的發展中國家大都無法解決好民生這一基本問題。在這個背景之下，我們也許更能理解中國模式來之不易。隨著時間推移，我認為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會從中國模式中取經。坦率地說，不是中國模式非常好，它有自己的代價，而是西方模式在發展中國家的表現實在太差，使大多數老百姓根本看不到脫貧的希望。

有些人認為採用西方政治制度才能保證國家的長治久安，這不符合歷史事實。中國歷史上兩百年到三百年的中央政權延續是常見的現象，而西方文明在過去兩三百年中經歷了多少跌宕起伏？從無數次殖民戰爭到大規模的奴隸貿易到滅絕印第安人，從法國大革命到「憲章運動」到美國南北戰爭，到幾乎使西方文明毀於一旦的兩次世界大戰，都說明了這一點。此外，我們還有「民可載舟，亦可覆舟」這種警示統治者的傳統，統治者惟有勤政敬德才能保持自己統治的合法性，這種警示統治者的政治傳統也是中華文明中的寶貴政治資源。

「和諧中道」、「和而不同」的理念無疑具有國際意義。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全球治理的難題日益增多，從反恐到全球變暖，從環境治理到消除貧困，從防止流行性疾病到國際金融體制改革等，惟有世界各國以和為貴，通力合作，取長補短，才能應對這些挑戰。柏林牆雖然倒了，但世界窮國富國之間的牆、強國弱國之間的牆、不同宗教之間的牆、不同文明之間的牆卻越來越高了。這很大程度上是由於西方民主與市場原教旨主義話語造成的，但是隨著伊拉克戰爭困境和美國經濟危機的深化，人們也日益了解了這種原教旨主義的不智。中國人今天要做的就是通過「和諧中道」、「和而不同」等理念去影響這個世界，揭示「唯我獨尊」思維可能會給人類帶來的災難，點破意識形態偏執狂的愚昧，給西方話語霸權畫上一個句號，從而為世界贏得更多的公正、繁榮與和平。

更為寶貴的是在學習別人的過程中我們沒有失去自我，而是用自己的眼光來判斷，博採眾長、兼收並蓄、推陳出新。比方說，在金融改革這個領域，我們學習了很多西方的經驗，但我們保持了國家對主要銀行的控股，我們在開放資本市場問題上採取了謹慎的態度，結果是我們成功地進行了國有銀行體制的改革，同時避免了國際金融浩劫。我們擁抱了信息技術革命並成為這場革命的佼佼者。我們把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進程變成了一個大規模的學習、適應和創新的過程，使中國的經濟和貿易規模很快上了一個新的台階。

總之，在推動個人價值的實現上，中國採用從整體出發，推及個人的方法，似乎比西方通過個人主義的理念和方法更為有效。我甚至可以說，兩種方法在效果上的差別大概就是鄧小平的方法和特雷莎（特雷莎修女在印度做了許多扶貧善事，並因此而獲得了諾貝爾獎）的方法之間的差別，鄧小平的方法是從整體入手，逐漸惠及個人，特雷莎的方法是從個體入手，逐漸感動整體；鄧小平的方法使近4億個人脫離了赤貧，獲得了更多的尊嚴、自由和幸福，而特雷莎的方法拯救了很多個人，也感動了無數的人，但是整個印度扶貧事業迄今卻沒有多少起色。發展中國家特別需要較強的整體思維能力，因為它們的資源緊張，不可能同時實現所有發展目標，如果沒有一種整體出發的、分輕重緩急的發展戰略，它們的現代化事業很難成功。

不久前，歐盟環境專員斯塔夫羅斯·迪馬斯（Stavros Dimas）在談到如何應對氣候變化問題時承認：考慮到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巨大要求，解決氣候變化問題就等於是打一場戰爭，政府鬚髮揮更大的作用。回顧中國改革開放read.99csw.com三十年，中國政府的作用和作為，很像指揮一個接一個的戰役，我們打了農業改革的戰役，打了建立特區的戰役，打了沿海城市開放的戰役，打了浦東開發的戰役，打了加入世貿組織及其相關的體制改革與創新的戰役，打了奧運會和世博會的戰役，現在正在打經濟轉型的戰役，正是這一連串戰役的勝利奠定了中國今天崛起的基礎。

換言之，中國人從自己「實事求是」的理念出發，強調從「內容」和「結果」來判斷一種政治制度的質量，這對於只強調「形式」和「程序正確」的西方「民主與專制」話語是一種顛覆，一種範式變化（paradym shift），這也更符合我們這個世界的現實。中國人認為無論是什麼制度，最終都必須體現在是否能夠實現良政上，體現在自己人民的滿意和認同之上，並認為這才是民主的實質。西方的主流觀點往往認為形式正義就會自動產生實質正義，這不符合我們所觀察到的事實。中國認為實現民主的最佳途徑是由實質正義衍生出適合每個國家具體情況的程序正義。在當今這個世界上，只要能夠放棄冷戰思維，我們就不難發現，絕大多數的情況下，國家治理早已不是一個民主與專制的簡單問題，而更多的是一個自由與集中的辯證關係。自由和集中孰多孰少，都是國家治理的手段，關鍵是如何使得人民得到更多的實惠。

「實事求是」對於世界的意義在於：它提醒世人務必保持清醒的頭腦，不要人云亦云，不要相信教條，而是要理性地、客觀地、準確地看待並探索一切問題。比方說，西方這麼多年在世界各地推動了所謂「民主化」，表面上看「民主化」怎麼會有問題，但仔細看一看事實，人們就不得不質疑：為什麼南斯拉夫一推行西方的「民主化」就崩潰了？為什麼蘇聯這樣做就解體了？為什麼戈爾巴喬夫在西方那麼受寵，但卻被本國大多數民眾所鄙視？為什麼台灣地區現代化起飛了之後轉學西方模式，結果經濟滑坡了，貪腐更嚴重了，社會也分裂了？為什麼韓國「民主化」之後的情況也和台灣地區類似，還不幸地先後成為1997年和2008年兩次金融危機的重災區？為什麼東歐「民主化」已二十年了，但其民主品質，按照歐洲權威機構的評估，屬於最差的地區之一，其經濟命脈也大都落入外國手中。為什麼整個第三世界都找不到一個通過西方民主化而變成現代化強國的例子？總之，信奉「實事求是」的人，頭腦是清醒的，他們知道西方制度的長處和短處，也知道自己制度的長處和短處，也知道一旦有人把西方民主模式推到了極端，就會變成民主原教旨主義，其結果只會是失敗，甚至災難。

中華民族是一個熱愛學習的民族，因為我們有「三人行必有我師」的千年古訓，我們有程門立雪、懸樑刺股、囊螢夜讀等無數傳說典故。但在我們歷史的某些階段，由於某些特殊的原因，我們閉關自守和閉門鎖國，結果導致了國家的落後和衰敗。但從1978年開始，我們又重新打開國門，走上了全方位開放之路，中國人很快就向全世界展現了巨大的學習能力和適應挑戰的能力。

中國過去三十多年的相對成功表明，一種歷史形成的傳統，不管是東方的還是西方的，總是有利有弊，關鍵是要學會趨利避害。中國這種把國家與個人看作一個整體的理念只要運用得當，可以比西方模式更有效地促進個人價值的實現。西方人做什麼事都喜歡從個體入手，因為它有個人主義的傳統。如果我們也用這種方法，可能只能永遠在西方後面爬行。我們發揮了自己的長處，從整體入手來促進個人利益更好地實現。我們創造的奧運模式不僅使我們取得了輝煌的奧運戰績，而且也推動了無數中國人熱心地參与到體育、健身和公益事業中。我們舉辦殘奧的模式也推動了無數中國殘疾人個人權利的改善。我們主辦世博會的模式也是如此。我們通過以整體為出發點的努力，既帶動了城市建設理念的跨越式進步，又使無數個人更好地了解了什麼是低碳環保的城市生活。

學者潘維有一個很好的論述：中國歷史上，一個開明的皇帝代表一個朝代，具體做事的是一個儒家執政集團，好的朝代延續數百年之久，遠遠超過美國的整個歷史，一個朝代及其儒家執政集團代表的是「天命」，如果退化腐朽，喪失民心，老百姓揭竿而起，朝代更替，然後是一個新朝代與新的儒家執政集團，天命的時間跨度一般都是上百年。中國今天的執政黨也是以復興中華為己任的「天命」執政集團。中國共產黨不是美國的共和黨或者民主黨，也不是英國的保守黨或者工黨，中國執政黨繼承的還是中國古代代表人民整體利益的儒家政治傳統，而不是代表某一部分民眾利益的西方意義上的政黨。中國政治文化中普遍反感結黨營私，而是認為「君子不黨」，君子不拉幫結派。

了大量的智慧，所以才有中國今日之崛起，才會有明天更多的輝煌。但同時我也認為今天任何一個全球問題的解決，光靠西方理念已經不夠了，坦率地說，造成今天諸多全球問題的主要原因往往就是西方的ｒeaｄ.9９csｗ•coｍ一些理念和實踐，從全球變暖到文明衝突，再到金融危機，都是這樣。這是西方需要認真反省的，否則西方自己的前途、整個世界的前途都不容樂觀。13億中國人通過三十多年實踐證明的理念是站得住的，對於解決當今世界的許多棘手問題也是有幫助的，對於西方自己認定要進行的那些改革也有參考意義。中國理念豐富了世界的智慧，構成中國政治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中國政治軟實力的崛起，對中國和世界實在是件非常好的事情。

在一個遊戲規則完全由發達國家制定的世界上，不通過強勢政府來推動經濟，參与國際競爭，一個發展中國家根本就發展不起來，恐怕最多也只能跟在發達國家後面爬行。一些學者書生氣十足，整天在那裡談論要實現教科書中那種沒有政府干預的完全競爭的市場經濟。他們似乎不了解今天這個世界上存在著無數個虎視眈眈的西方投機大鱷，從石油到糧食，到一切可以想像得到的領域，他們都在那裡興風作浪，究竟在多少領域有「完全競爭的市場」？稍有不慎，整個國家的經濟都可能就被他們吞噬。強勢政府使中國的社會和市場有了一個比較有效的保護層。

如前所述，中國人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古訓，也就是說人民是國家的基石，只有鞏固國家的基石，國家才能安寧，而民生問題解決得好壞，將決定一個國家的前途命運。中國人還說，悠悠萬事，民生為大。中國過去三十多年改革開放的一條重要經驗就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一定要全力消除貧困，努力改善民生，這是一個政府重中之重的工作。正因如此，中國在消除貧困、改善民生方面，創造了人類歷史上的奇迹。

這個理念使中國擺脫了東、西方教條主義的束縛，開啟了改革開放的偉大進程。這個理念與歐洲啟蒙運動提倡的「理性至上」有共通之處，雙方都因此而擺脫了僵化意識形態的束縛，突出了人的理性精神，並都推動了各自劃時代的工業革命。但兩者也有差異：「實事求是」是中國古老文明與現代文明互動的產物，避免了過去西方理性主義所包含的種族主義和唯我獨尊等歷史局限，強調了一切理性活動都需要通過社會實踐來檢驗，而檢驗的標準是這些活動是否有利於人民的整體利益。正因如此，在「實事求是」指導下的中國崛起是和平的崛起，沒有像歐洲崛起那樣給世界帶來戰爭，而是帶來了和平與發展的大量機遇。這個理念使中國成了世界上意識形態偏見最少的國家之一，使中國能大胆地借鑒別國在現代化建設過程中的一切經驗，從而大大推動了中國方方面面的進步。

中國「文明型國家」的政權合法性的論述也是獨特的：中國政權的合法性來源於「民心」，即「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而「民心」並不等同於「民意」。中國人講「民意如流水」，但講「民心大於天」、「民心向背」就是這個意思。「民心」指的不是一時一刻的「民意」，而是指實現人民的整體和長遠利益。這種跨長度的歷史眼光和整體思維能力是中華文明的獨特產物。正因為有這麼一種不同於西方的合法性論述，絕大多數中國人很難接受每四五年換一次中央政權這種從西方發源的所謂多黨民主政治。中國人把國家長治久安、國運昌盛放在一個更為顯著突出的地位，而這種政治文化傳統的一個主要源泉就是中國歷史上長期實行的通過考試來選拔官員的科舉制度和「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從政傳統。

西方哲學強調個體，中國哲學強調整體，兩者本來完全可以互補，就像看到樹木也要看到森林，看到森林也要看到樹木，這樣可以深化我們對世界事物的認識。中國已從西方強調個人的理念中獲益匪淺，西方其實也可以從中國強調整體的理念中學到很多東西，因為西方民主制度面臨的一個巨大挑戰就是政客短視的問題。西方政客往往只關心部分選民的短期利益，而忽視民眾和世界的整體利益；往往只關心自己的選票和任期之內的事，而忽視更加長遠的問題。如果這種短視繼續有增無減，那麼處理包括金融危機在內的全球性問題就會非常困難。在當今世界上，全球治理的問題越來越多，我們需要更多一些的整體思維，才能解決好這些問題。中國人做事講究通盤考慮，講究一個度，講究動態平衡，講究解決問題的最佳火候和時機。這些智慧對於解決西方面臨的許多棘手問題，對於解決全球治理面臨的許多難題都有積極的意義。

「和諧中道」與「和而不同」也是重要的中國理念。中國古書《周易》中最早提出了「中道」概念，而「和諧」由「中道」觀念衍生而來。「和諧中道」不是消極的妥協，而是有原則地「求大同、存小異」，達到「和而不同」的境界。這種理念使中國避免了歐洲上千年的連綿不斷的宗教戰爭，這些戰爭曾幾乎把西方文明毀於一旦。中國過去三十年發展道路的最大特徵就是不偏激，不走極端，而是走一條告別折騰的穩健改革之路，中國也因此而迅速崛起，崛起當然也產生了新的矛盾和問題，這些矛盾和問題再多，大多數中國人認為還是用「和諧中道」、「和而不同」的理念來解決ｈtｔpｓ://ｒｅａd•99ｃｓw•ｃｏm更好。這也是歷史上中國人治理龐大而錯綜複雜的社會時所信奉的理念。

有人認為政績合法性的困境在於萬一政績不好，比方說出現了經濟危機，合法性就會喪失。其實事情不那麼簡單。中國人的主流是公道的，你過去有政績，現在也在認真做事，人民理解你，即使犯了錯誤，也可以改正。其實，努力克服各種危機的過程本身就是政績合法性的一部分，甚至是鞏固政權合法性的最好時機。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人的這種合法性觀念對於自己的領導人的要求明顯高於西方人的理念，因為其特點是程序與政績都很重要，而且兩者相比之下，政績更為重要，這也反映了中華文明高度務實的文化特點。

中國「民生為大」的理念糾正了西方人權觀念長期存在的一個偏差，即只重視公民政治權，不重視民生權。追溯其歷史原因，我想大概是因為歐洲18世紀啟蒙思想家提出自由、平等、私有財產權等人權的時候，他們所代表的是當時新興的有產階級。在他們那個年代里，種族主義、殖民主義、奴隸貿易都是合法的，最悲慘的貧困發生在殖民地，不在歐洲。今天世界已經進入21世紀，但世界人口的一半還生活在極端貧困之中，繼續這種偏差是說不過去的。

中國鄧小平比蘇聯戈爾巴喬夫棋高一著的地方就是他認為沒有必要放棄強勢政府的優點，而是要對其進行改革並使之轉型，從過去為實現烏托邦理想而奮鬥的政府，轉化為一個為實現現代化而服務的政府。實踐證明這種方法比另起爐灶，重建一個新的政治制度要有效得多。一種新政治制度從建立到運作，談何容易，俄羅斯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直到普京上台，才開始理出一點頭緒。即使像波蘭這樣轉型比俄羅斯更為順利的國家，轉型二十年後的今天尚未能夠把總統和總理的許可權劃分清楚。中國的做法雖有不足，但總體上是一種利大於弊的選擇，中國在一個具有現代化導向的強勢政府領導下迅速崛起。在金融海嘯的衝擊下，連美國這樣一個一貫懷疑政府作用的國家，也開始實行大規模的政府干預，難怪有人戲稱：美國開始走美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了。

中國數千年形成的「選賢任能」的政治傳統和「民心向背」的治國理念是今天中國模式超越西方模式的核心競爭力。法國漢學家西里爾·雅瓦里（Cyrille J-D Javary）曾這樣說過：「中國兩千多年來，被單一政黨領導」，以前中國的領導層是通過選拔產生的「文人儒臣」，現在是通過選拔產生中共領導層。中國在政治改革的探索中已經把「選拔」和「選舉」結合起來，這是個好思路。在過去三十多年中，我們已經在整個體制內推行了以政績合法性為基礎的「選賢任能」制度，大致形成了能夠致力於民族長遠和整體利益的精英團隊和梯隊。雖然從全國範圍來看，在落實政績合法性上仍有諸多偏差和不足，需要不斷改進，但從總體上看，中國把扶貧、環保（現在開始變得日益重要）等指標列為官員晉陞的關鍵標準，這是中國取得巨大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

一個國家的政治話語非常重要，而政治話語的核心是理念。中國迅速崛起雖然引人注目，但中國崛起背後的理念似乎沒有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不少人甚至認為中國雖然在經濟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中國並沒有產生大的理念，更有人認為中國還處在過渡階段，最終還是要全盤接受西方理念，融入西方文明。而我認為，中國這種「文明型大國」的崛起過程就是一個不斷產生理念的過程。

中國拒絕西方的對抗性政治，並大力強調不同利益之間的共同之處，極力化解社會迅速變革帶來的各種矛盾。西方模式強調社會不同利益的博弈，喜歡鬥爭哲學；而中國經歷了百年動蕩，現在更強調社會不同利益的共生，喜歡和諧哲學，最後就是看解決問題的實際效果如何。西方模式在第三世界成功率極低，而中國模式在中國的效果還不錯，所以中國會繼續堅持自己「和諧中道」、「和而不同」的理念，當然也會汲取其他國家的一切好經驗。

中國人的這種理念也從本質上否定了那種十分幼稚的「歷史終結論」。世界各國都在根據本國國情進行各種體制創新。第三世界體制創新的任務固然繁重，但發達國家這方面的任務也不輕：冰島和希臘都破產了，不政治改革行嗎？美國這麼龐大的金融體系弊病叢生，金

2006年，我參加了在布魯塞爾歐盟總部舉行的一個關於中國政治改革的研討會。一位歐洲學者當時直截了當地問我，中國政府的產生不是通過多黨競爭和普選，怎麼能有合法性？我則反問他：「如果你這種話語也能夠成立，那麼是不是美國的開國元勛都沒有合法性？因為他們根本沒有經過任何選舉就自稱代表了美國人民。泰國採用了西方民主制度，但選來選去，選出來的人的威望從未超過泰國國王,泰國國王的合法性從哪裡來？美國最不受公眾信任的政治人物是誰？是美國國會議員，可他們是選出來的。整個西方都是在現代化實現了之後才實行了普選，我們是否可以推論：實現現代化以前的西方各國九-九-藏-書政府都沒有合法性？美國黑人和婦女權利的獲得，不是通過民主制度，而是在強大的民權運動推動下，最後由司法判定而確定的。從歷史上看，如果靠一人一票，美國根本廢除不了奴隸制度，奴隸制度是通過戰爭廢除的。你們這個歐盟也不是選出來的，怎麼就有了合法性？」他無言以對。

當然，從國家治理的角度來看，中國各級政府自身的改革任務也不輕。在如何解決好廉潔自律的問題上，在如何進一步調整好政府與企業、政府與社會關係等問題上，在如何確保對政府工作的有效監督等問題上，我們還存有許多問題，仍需不斷地探索和創新。但「政府是必要的善」這個理念對中國和世界的意義，特別是對於發展中國家的意義，是毋庸置疑的。

「民生為大」還意味著在所有人權中，應該優先推動與民生有關的權利。美國從不認為消除貧困是人權問題。歐洲最多把消除貧困看作是消除享受人權的障礙。而對於中國，這不僅是一個人權問題，而且是一個核心人權問題，更重要的是，中國在實踐中已經這樣做了，而且還將繼續這樣做。中國模式在消除貧困方面的成績大大好於西方主導的發展模式，其主要原因就是雙方在認知上的這種巨大差別。

中國人的整體思維和辯證思維能力比較強，所以中國人做事情比較有戰略眼光，能分輕重緩急。中國人反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主張統籌思考，辨證認知，標本兼治。整體思維的出發點是整體包含了部分，但整體大於部分之和。由於這種整體思維觀，中國早在1980年代初，就制定了七十年分三步走的現代化戰略，並一步一步地實現著這個戰略。

中國人從對事實的檢驗中發現：在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方面，蘇聯集權模式沒有成功，西方民主模式也沒有成功，因而決定大胆地探索自己的路，改革束縛中國發展的各種制度和做法，借鑒人類文明創造的一切成果，並逐步摸索出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這條道路並非完美無缺，但在消除貧困和實現現代化方面，確實取得了比其他國家更大的成就。

中國人的整體觀也涉及如何才能更好地實現人的安全、幸福、自由、尊嚴這些價值。這些價值在西方几乎完全屬於個人價值範疇，但是在中國文化中，這些價值往往與國家安康的信念緊密相連。中國歷史上經歷了太多的戰亂，人民把確保「天下太平」和「國泰民安」看作是任何一個稱職的政府都不可推卸的天職。中國長達數千年的家庭倫理又衍生出了「舍己為家」和「保家衛國」這種「家國同構」的傳統，使得今天大多數的中國人都把自己國家的強盛和尊嚴看得很重，並認為這與個人安全、幸福、自由、尊嚴密不可分。

相比之下，西方故步自封了。西方不少人真以為自己的一切都代表了歷史的終點，結果驕傲使人落後，特別是美國，連續八年國運直線下降，並陷入了世界二次大戰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歐洲多數國家也面臨體制僵化、嚴重缺乏活力等難題。許多發展中國家也不具備學習和創新能力，只知道跟著西方話語走，結果導致各種政治經濟社會危機不斷，從菲律賓到泰國，從伊拉克到阿富汗，從烏克蘭到喬治亞都是這樣。在當今這個競爭空前激烈的世界上，一個民族惟有不斷地學習、兼收並蓄、推陳出新，才能立於不敗之地。這就是中國理念對當今這個世界的啟迪。

西方很多人總喜歡強調所謂「民主與專制」的對立。不少中國人也喜歡套用這個概念來分析政治問題，這個概念可以解釋一部分現象，但同時又明顯地缺少詮釋力，因為這個觀念顯然把千差萬異的世界政治形態過分簡約了：這個世界只剩下民主與專制的對立，不是民主就是專制，民主是好的，專制是壞的，而民主和專制的概念又是西方界定的。如果世界真可以這麼簡單分類，那麼民主制度選出了希特勒該怎麼解釋？西方認為不民主的那個新加坡，其國家治理水平遠遠超過所有第三世界「民主」國家，又該怎麼解釋？

如果不走這條道路，而是走西方喜歡的「價值觀外交」之路，能解決問題嗎？我看很難。這樣做的話，西方和伊斯蘭的文明衝突的問題就解決不了，世界貧困問題也解決不了，全球環境問題也解決不了。西方以基督教傳教士的精神來改造其他文明已被證明是一條只會引來更多文明對抗的道路。另外，在西方民主制度下，一個政客只對本國的部分選民負責，而不對其他國家的人民負責，為消除世界貧困而主張減少本國農業補貼的政客在自己國家裡得不到選票；為世界環保而推動給本國汽油加稅的政客也得不到選票，靠這種過分的以自我為中心的價值觀和制度安排，怎麼可能解決治理世界的這麼多難題呢？解決這些難題需要中國智慧。中國從全世界，包括從西方，汲取

西方歷史上由於強政府帶來過諸如宗教迫害、極權主義等問題，所以很多西方人都把政府看作是一種「必要的惡」(necessary evil)，中國情況則不同，中國歷史上最繁榮的時代往往都和強勢開明的政府聯繫在九-九-藏-書一起，中國傳統中人們往往把政府看作是不可缺少的「善」。歷史上，由於幅員遼闊，自然災害頻發，需要一個比較強勢的政府來協調和治理；幅員遼闊還意味著中國各種地方和部門利益比一般國家複雜百倍，這也需要一個比較中性的中央政府來協調。

如果一定要找到一個更為中性，更有詮釋力，同時又能把世界政治簡化為兩大類的概念，我認為只有良政（good governance）與劣政(bad governance)。我2008年在印度談中國模式時，一位印度學者曾問我：「您是不是想證明『專制』比『民主』更有效率？」我說：

中國「民心」的理念對於西方推動的所謂民主化模式是一個巨大的挑戰。西方國家把本應該是內容豐富、文化深厚、操作精緻的民主大大簡化，連經濟發展、教育水平、法治社會、公民文化、人才素質這些優質民主的基本要素都變成了可有可無的東西，惟有多黨制和一人一票的「程序民主」才代表真正的民主，才賦予一個政權合法性，選出什麼人反而不重要。這種做法直接導致了第三世界劣質政府層出不窮，他們的國家也因此頻頻陷於動蕩甚至戰亂之中，經濟凋敝，民不聊生。

我梳理出的八大中國理念是：實事求是、民生為大、整體思維、政府是必要的善、良政善治、得民心者得天下與選賢任能、兼收並蓄與推陳出新、和諧中道與和而不同。雖然中國理念還有很多，但我認為如果能夠把這些理念闡述清楚，我們就可以大致勾勒出中國迅速崛起背後的關鍵思想以及它們對世界可能產生的影響。

「不是『專制』比『民主』更有效率，而是『良政』比『劣政』更有效率。中國模式的相對成功表明：不管什麼政治制度，最後一定要落實到『良政』才行，落實到中國人講的『以人為本』、『勵精圖治』才行。『良政』可以是西方政治制度，如瑞士，也可以是非西方的政治制度，如新加坡，中國在這方面雖有不足，但遠比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做得好；『劣政』可以是西方政治制度，如海地、伊拉克、菲律賓、剛果、喬治亞，也可以是非西方政治制度，如緬甸。」

中國的口號是建立學習型社會、創新型國家。上至中央政治局的定期學習制度，下至無數職員忙著給自己「充電」，都展示了中國人好學不倦的學習精神。中國人兼收並蓄，從善如流，好的東西我都要學。中國在幾乎所有的領域都有選擇地借鑒別人的經驗：從經濟特區的建設到市場經濟的形成，從企業管理到政府運作，從股票市場到證券市場，從科技研發到文化產業，從高速公路到高速鐵路，可以說在我們所有的行業，所有的領域，所有的部門，都借鑒了其他國家的好經驗、好方法，並結合中國的實際進行了消化和創新，這一切推動了中國方方面面的進步。

融危機到了爆發前夕，美國政府幾乎毫無察覺，結果給美國和整個世界帶來了巨大災難，這種政府及其體制不改革行嗎？總之，我的觀點是「以人為本」、「勵精圖治」的「良政」，應是包括美國和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都要爭取達到的目標。

「實事求是」理念最早見於《漢書·河間獻王傳》，指一種做學問的誠實態度，後來的明清時代又形成了「實學」，強調通過對事物本身的探索來發現規則，英文則把這個概念翻譯成「從事實中尋找真理」。毛澤東把這個理念定為中國革命成功的思想精髓。1978年，鄧小平再次提出這個理念，並把「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確立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指導思想，強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關於「良政」或「良政善治」（英文叫good governance），國際社會還沒有形成普遍接受的定義。一些西方國家想壟斷這個概念的定義，但筆者認為回歸常識判斷就能理解這個概念。中國人講的「以人為本」、「勵精圖治」，其實就是中國人理解的「良政」，每一個中國老百姓都懂得這個概念，外國人理解也不困難，其基本含義就是要想盡一切辦法，作出一切努力，為了人民的利益把國家治理好。

中國從秦始皇時期開始就實行了郡縣制，各級官員由政府任命，而非世襲，科舉制度也有上千年的歷史，這些都比歐洲早了1 500、1 600年，無疑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政治制度。中國強勢政府有其內在的動力，有數千年歷史的傳承，也有數千年的實際操作經驗，是中國政治文化傳統的一部分。一個傳統一旦形成，就有其相對穩定性。強勢政府的優缺點都很明顯：優點是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弱點是容易導致專斷。

中國歷史上朝代更替經常是一個暴力的過程，而中央政權的每次更替往往給中國社會帶來巨大的生命和財產損失，所以一般老百姓都不希望看到頻繁的政權更替，人們普遍憎恨動亂，希望國家長治久安，國運長盛不衰。政權更替一般發生在中央政權徹底失去「民心」之際。否則的話，期待國家長治久安、漸進改良總是民意的主流，這與我們「文明型國家」幅員遼闊、人口眾多、人均資源相對緊張而形成的民族文化傳承有關，這也為我們今天全面超越西方模式奠定了良好的政治文化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