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個觀點：公共投資和地方債務過大。國內外對中國政府性債務議論很多，但實際上，中國中央政府2012年的國債餘額僅佔國內生產總值的14.9％。2013年底中央政府公布了全國政府性債務數字，表明政府負債率為39％。經濟學家林毅夫2013年12月在香港演說時說，他看到的地方債務的最高估值為17萬億，相當於2012年國內生產總值的32.7％，中央和地方政府債務相加佔國內生產總值的47.6％，總之明顯低於國際通行的60％底線。相比之下，日本政府的負債達國內生產總值的240％以上，大部分西方國家積累的政府負債均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100％。

張軍把這些因素考慮進去，重新作了推算，得出的結論是中國實際上總體消費佔比應該是在60％—65％之間。這就和日本、韓國等東亞經濟體高增長時期的消費佔比差不多，屬於完全正常。

2011年，他曾預測中國經濟在2013年將「硬著陸」，當然我們在2013年底見面時，中國經濟並沒有出現這樣的情況。我問他對中國經濟的前景是否比過去更樂觀一些，但他還是不改「末日博士」的本色，認為，「中國經濟的增長是依靠出口、巨大的固定資產投資、低消費、低效率維持的，這種模式不具有可持續性。中國未來的不良貸款和公共債務會導致經濟『硬著陸』」，可能意識到2011年對中國的預測有誤，這次他沒有說中國經濟將在哪一年「硬著陸」，只是泛泛地對我說：「這樣下去，中國經濟遲早會遇到大麻煩。」我個人對他還是尊敬的，因為他對中國經濟的質疑，相比其他經濟學家，意識形態色彩略少一些，他的疑慮更多是出於對中國經濟數據的解讀。我坦率地告訴他：「你使用的中國經濟數據恐怕不太準確。」

經濟學家史正富也認為，過去34年中，中國GDP中的消費佔比約59％，投資佔比約38％，相比常規市場經濟國家，中國的消費佔比確實低了，投資佔比確實高了。然而，中國消費規模和消費水平的增長是令人驚異的。同一時期中，中國社會消費總額從1979年的2 000多億元，上升到2011年約23萬億元。以1990年不變價計，則年均增長率高達9.0％；按人均消費計算，年均增長率約7.9％，這一水平在世界各國中應該是名列前茅的。九-九-藏-書

中國不僅是全球最大的製造業大國，而且擁有全球最為完整的產業鏈。在此基礎之上，中國還具備了其他國家所不具備的一種特殊競爭力、一種超越性的綜合競爭力。比方說，今天的中國是世界上唯一可以集資本、技術、管理、勞動力為一體的國家。也就是說，至少在理論上，中國已有能力把全世界的高鐵工程包下來，把全世界的高速公路工程包下來，把全世界的發電站工程包下來，把全世界的地鐵工程包下來，把全世界各種大型和超大型的工程承包下來，我們不僅能提供各種大型設備，而且能夠提供信貸、技術、管理和勞動力。這種競爭力與中國的政治體制的優勢（特別是戰略決策力和中長期規劃能力）相結合，可以構成其他國家所不具備的一種超越性的綜合競爭力。2014年，中國政府提出願意通過互利合作，幫助非洲實現「三大網路」（高速鐵路網、高速公路網、區域航空網），非洲為之歡呼，西方為之震驚，其背後就是中國的這種綜合競爭力。

美國《洛杉磯時報》2013年1月也發表了一篇文章，認為「看看各國餐廳的熱度就可以大致勾勒出當今的全球經濟版圖」：在中國，儘管經濟增速已有所放緩，但全球經濟增長的40％由它貢獻，一個例子就是儘管有食品安全問題的廣泛報道，2012年前三季度，中國民眾在餐廳消費總值卻同比增長了26.1％，百勝集團全球營收近一半都由中國提供。相比之下，在美國，同期餐廳消費增長為2.1％；在日本，儘管有關方面號召民眾踴躍消費，支持災后重建，但同期餐廳消費增長几乎為零；而在歐洲，債務危機和財政緊縮讓消費者不得不省吃儉用，法國、德國、義大利和西班牙同期都出現了餐廳消費負增長。經濟學家張軍就中國內需問題發表的一些文章大致印證了我的判斷。張軍舉了三個例子說明了中國官方關於消費的統計偏差很大，大大低估了中國國內的消費水平。第一個例子是中國的汽車消費，其中相當一部分事實上是打入了企業的資本開支，推而廣之，中國相當大一部分的私人消費是由公司付賬並打入公司營運成本的，而不是計入個人消費的。

新加坡學者馬凱碩曾針對西方老是唱衰中國的問題撰文說：在未來十年，我們可能非但不會看到中國經濟崩潰，反而會看到一個天才的改革者團隊為中國經濟注入新的動力和活力。這個團隊上台後擁有巨大優勢，僅舉數例如下：全球最多的外匯儲備、全球最大的工業基礎、全球最好的新建基礎設施、全球最大規模的新興中產階層、全球最多數量的理工科畢業生。九_九_藏_書

當然，我們說中國的增長不僅是量的增長，而且是質的增長，並不是說我們一切都做得很好，恰恰相反，在世界產業鏈上，我們總體上還處在中、低端。為此，我請教過一位對這個問題有相當研究的德國學者，我們應該如何看待中國與德國在製造業上的差距。他說：「總體上，德國仍然處在高端，中國處在低端和中端，但中國這些年進步非常快，低端已開始進入中端，中端也在進入高端，過去德國曾希望在技術上能保持領先中國10年，但現在在越來越多的領域內，這個差距縮到了5年，甚至更短，有的只差1年。」至於經濟已經「空心化」的西方國家，如美國和英國則倍感失落。英國《獨立報》網站2013年10月報道了英國財政大臣喬治·奧斯本訪華后的感嘆：「二流的英國必須重新找回『積極進取』的態度。」他摒棄了中國是「血汗工廠」的看法：「我好像覺得，天啊，我們作為一個國家真得加把勁兒，整個西方都要認識到亞洲正在發生什麼。」

第五個觀點：中國經濟是粗放式增長，只有量的擴張，沒有質的提升。我的觀點還是要通過國際比較來看清楚這個問題：中國經濟確實有粗放式增長的問題，但比較其他國家，中國經濟中，質的提高應該是世界上最快的。從量的方面來看，中國在許多領域內的經濟規模都達到了世界第一，韓國貿易協會國際貿易研究院2014年1月22日公布說，2012年「全球出口市場佔有率第一產品數量」前十名依次為中國（1 485個）、德國（703個）、美國（603個）、日本（231個）、義大利（228個）、印度（144個）、荷蘭（138個）、法國（104個）、比利時（94個）和英國（81個），韓國是第14位。也就是說，中國「全球第一產品」的數目幾乎是美國、德國、日本三國的數目之和，是印度的10倍多，這種量的「超越」來之不易，本身就值得充分肯定。九_九_藏_書

今天世界上最好的火電廠（超臨界機組）、水電站（最大單機容量）、核電站（第三代與第四代核電站）、電網（特高壓電網）以及最好的煉化廠之一（鎮海煉化）等都在中國。世界上最好的煤制油工廠、最好的石油開採技術、最大的模鍛壓機、最好的大件鑄造技術、最大規格和最大承重的數控機床、首台智能化數控機床等等也在中國。中國的陸工機械、海工機械、造船業的水平，也都已處在世界先進行列。中國的4G通信技術標準已被國際接受，全球五大通信設備製造商，中國佔有兩席。中國的生物醫藥業也在快速發展。據報道，中國高端通用晶元、基礎軟體、核心電子器件、大型集成電路裝備的從研發未來將取得重大突破。2012年「兩會」期間，科技部部長萬鋼甚至坦言中國越來越不在乎西方的高科技封鎖了，因為現在幾乎「沒有我們造不出來的東西」。

多年在世界各地的考察使我非常看重基於常識的觀察和思考，這種觀察和思考往往與理論思考同等重要。換言之，理論應該「接地氣」，這樣才能較好地把握事實真相。從書本到書本，從理論到理論，是很難把握事實真相的。我自己對西方話語的一系列質疑都是從觀察事實開始的。當一種敘述和理論明顯有悖于自己看到的實際情況時，我自然生疑，進而質疑這種敘述和理論的可靠性，甚至質疑其背後的整個理論體系的可靠性。

更重要的是西方國家的政府負債大都用於支持消費，換言之，這是真正的債務；而中國各級政府的負債大都是用於投資的，是有資產作抵押的。中國還有3.95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此外，中國民間的儲蓄率也相當高，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50％。從這個角度看，林毅夫認為中國利用財政做反周期性刺|激的空間是西方國家所難以比擬的。

這些年我們國內許多學者和媒體使用了許多不夠準確的數據，某種程度上，這些數據已經影響了我們對中國崛起的很多政策和判斷。我們有必要梳理一下這方面的問題。搞經濟的人都相信數據，但是數據的可靠性取決於數據ｒｅａd•99ｃsｗ•ｃｏm採集的標準和方法，如果採集的標準和方法出現偏差，得出的結論就會出現偏差，甚至失之毫釐、差之千里。中國已經發展到了今天，我們對自己的一切，特別是自己的經濟狀況應該有一個實事求是的評估。我在《中國震撼》一書中主張的「板塊解讀法」、「購買力平價」、「家庭凈資產」等方法實際上也是為了這個目的。

第三個例子是中國的高收入家庭（其實中低收入家庭的情況也類似）一般都不太配合家庭收入的調查，他們不願意公布收入，中國人大量的隱形收入根本沒有進入統計範圍。

第三個觀點：中國的投資效益不高。中國投資效益高還是不高，通過國際比較才能看得清楚些。史正富的研究證明，中國的資本產出比，即每單位GDP增長所需的投資量，從早期的3.38增加到近期的4.10，相比之下，美國自1965年至2010年的資本產出比是5.29，其中2005年到2009年受金融危機影響，更是達到22.64。日本從1980年到2010年的資本產出比為14.69，其中2000年到2010年更是高達37.16。我們的資本產出比高於美國和日本。過去34年中，中國的投資效益總體上好於美國和日本。中國高投資帶來的是全社會勞動生產率的大幅提高，從1978年到2011年，中國全社會勞動生產率從0.16萬元提高到1.94萬元，增長了約11倍。

從質的方面來看，中國經濟已經從勞動力密集型為主，轉向了勞動力密集型與技術密集型或資本密集型齊頭並進的局面。中國在技術領域內「追趕」和「超越」西方的勢頭正方興未艾。「中國製造」等同於勞動密集型產品的概念已經過時。2012年上半年，中國出口的機電產品已經佔中國出口總量的3/5，而紡織品、服裝、箱包、鞋類、玩具、傢具、塑料製品等七大類產品合在一起，佔中國出口總值的比重約1/5。

一些學者運用各種數據說明美國企業的效率比中國高，史正富的解釋是，從個體看，美國許多企業的效益可能比中國高，但美國和西方的體制有一個大問題，那就是周期性危機帶來的破壞，「想想美國過去十來年裡互聯網泡沫破滅與房地產崩潰兩次災難中，有多少企業從「追趕」到「超越」毀於一旦，多少企業投資項目報廢損毀，實在是駭人聽聞！這也是為什麼美國單個企業投資有效，而社會總的資本產出比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史正富認為，中國的投資率平均高達38％，不但顯著高於西方發達國家，也超出東亞儲蓄率較高的經濟體。但是，高投資帶來的是高增長，而不是九-九-藏-書高浪費。衡量投資回報效率最簡單的綜合指標是資本產出比，按此指標來看，中國的表現不差。

我們經常聽到的第二個觀點是：中國的外貿依存度過高。無疑，中國外向型經濟加大了中國的外貿依存度，這是一個十分值得關注的問題，但同時我也認為以中國今天經濟的體量和規模，所謂外貿佔中國GDP的比重達60％以上的判斷估計有相當大的偏差。問題可能出在官方匯率定價上，也就是說，在外貿依存度的統計中，對外貿易額是根據官方匯率為基礎的美元計算出來的，其餘部分的GDP是根據人民幣計算的，這樣一來，外貿佔GDP的比重可能就被放大了。這些年，隨著中國經濟轉型和內需的進一步擴大，2013年官方統計中，中國外貿依存度已降到了49％。如果我們採用購買力平價來重新進行計算的話，估計中國的外貿依存度還要低一些。

第二個例子是中國房屋自有率非常之高，85％的家庭住在自己的房子里，農村人更不租房子，他們是自己蓋房子。中國租房子的人其實只佔總人口的15％左右。在西方國家，所有統計都有房客的房租支出或者業主的租金收入，如果沒有交易還有一個虛擬租金，即你這個房子如果出租的話可以收多少租金。中國統計中完全沒有這一項，也不計算虛擬租金，這就少了一大塊。

在2013年底北京舉行的一次會議上，我遇見了被稱為「末日博士」的魯比尼教授（Nouriel Roubini），並和他交換了一些看法。魯比尼教授出生在土耳其，長期在義大利生活，後來又獲得了哈佛大學的經濟學博士學位，1998—1999年，他曾擔任美國總統的經濟顧問委員會的資深經濟學家。據說他在2006年預測了美國將爆發次貸危機，2008年上半年他又預測了美國主要的投資銀行可能要覆滅，因為這些悲觀的預測，他得到了《紐約時報》授予他的「末日博士」綽號。

我們經常聽到這樣一些觀點：第一，中國內需和消費不足。這個觀點認為全球消費佔GDP比重的平均水平大約是70％，發達國家的比例一般都超過75％，而中國為59％，遠遠低於這個比例，甚至低於印度，國內外很多人都由此而推論中國的經濟要出大問題。我去過印度三次，我的常識判斷告訴我印度的消費水平大大低於中國。西方的情況也不容樂觀。由於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西方餐館里就餐的客人大為減少，但中國的多數餐館看上去一片繁榮，中國的汽車和房產的銷售量也是世界第一，而且中國人買車大都是買新車，一次性付清，在西方二手車、使用汽車信貸的要佔半壁江山，中國街道上跑的車、普通人手中用的手機、家庭里用的電器總體上都比西方多數國家民眾的更新、更好，甚至更貴。中國的內需怎麼會很低？我估計恐怕是統計方法出了一些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