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學校看作提倡學術，或興起教化之具，其設立，是不能限於京師的。漢武帝時，雖興起太學，尚未能注意地方。其時只有賢長官如文翁等，在其所治之地，自行提倡（見《漢書·循吏傳》）。到元帝令郡國皆設五經百石卒史，才可算中央政府，以命令設立地方學校的權輿。但漢朝人眼光中，所謂庠序，還不是用以提倡學術，而是用以興起教化的。所以元帝所為，在當時的人看起來，只能算是提倡經學，並不能算是設立地方學校。這個，只要看《漢書·禮樂志》的議論，便可知道。隋唐時，各州縣都有學（隋文帝曾盡裁太學、四門學及州、縣學，僅留國子生七十人。煬帝時恢復），然只法令如此。在唐時，大概只有一筆釋奠之費，以祭孔子。事見《唐書·劉禹錫傳》。按明清之世，亦正是如此。所謂府、州、縣學，尋常人是不知其為學校，只知其為孔子廟的。所以有人疑惑：「為什麼佛寺、道觀，都大開了門，任人進去，獨有孔子廟卻門禁森嚴？」當變法維新之初，有人想把孔子抬出來，算做中國的教主，以和基督教相抗，還有主張把文廟開放，和教堂一樣的。殊不知中國本無所謂孔子廟。孔子乃是學校里所祭的先聖或先師（《禮記·文王世子》：「凡入學，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先聖是發明家。先師是把發明家的學問，流傳下來的人。此項風氣，在中國流行頗廣。凡百事業，都有其所崇奉的人，如葯業崇奉神農，木匠崇奉魯班，都是把他認作先聖，儒家是傳孔子之道的，所以把孔子認作先聖，傳經的人，認作先師。古文學說既行，認為孔子所傳的，只是古聖王之道，尤其直接模範的是周公。周朝集古代治法的大成，而其治法的制定，皆由於周公。所以周公可以看作發明家的代表。於是以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然孔子為中國所最尊的人，僅僅乎把他看做傳述者，不足以饜足宗教心理。於是仍改奉孔子為先聖。自宋學興起以後，所謂孔子之道者又一變。認為漢唐傳經儒生，都不足以代表孔子之學。宋代諸儒，崛起於千載之後，乃能遙接其道統。於是將宋以後的理學家，認為先師。此即所謂從祀。漢至唐傳經諸儒，除品行惡劣者外，亦不廢黜。是為歷代所謂先聖先師者的變遷）。寺廟可以公開，學校是辦不到的。現在的學校，從前的書院、義塾，又何嘗能大開其門，任人出入呢？然令流俗之人，有此誤會，亦可見學校的有名無實了。

魏晉以後，學校僅為粉飾昇平之具。所謂粉飾昇平，並不是學校能積極的替政治上裝飾出什麼東西來，而是消極的，因為倘使連學校都沒有，未免說不過去。所以苟非喪亂之時，總必有所謂學校。至其制度，則歷代又略有不同。晉武帝咸寧二年，始立國子學。按今文經說，只有太學。大司樂合國之子弟，是出於《周官》的，是古文經說。兩漢的政治制度，大抵是根據今文學說的。東漢之世，古學漸興，魏晉以後，今文傳授的統緒遂絕，所以此時的政治制度，亦漸採用古文學說了。自此以後，元魏國子、太學並置。周只有太學。齊只有國子學。隋時，始令國子學不隸太常，獨立為一監。唐有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律學、書學、算學，都屬國子監。后律學改隸詳刑，書學改隸蘭台，算學改隸秘閣。律學、書學、算學專研一種學問藝術，系專門學校性質。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則系普通性質。國子學、太學，都只收官吏子弟，只有四門學收一部分庶人，成為階級性質了。這都是古文學說的流毒（四門學在歷史上，有兩種性質：有時以為小學。此時則模仿《禮記·王制》之說：王太子、王子、群后的太子、卿大夫元士的適子，都可以直接入學，庶人則須節級而升，因令其先入四門小學。然古代所謂學校，本非研究學問之地。鄉論秀士，升諸司徒，司徒升之於學，大樂正再升諸司馬，不過是選舉的一途。貴族世襲之世，得此已算開明。後世則用人本無等級，學校為研究學問之地，庶人的學問，未必劣於貴族，而令其節級而升，未免不合於理。將庶人及皇親、國戚、官吏子弟所入的學校分離，那更是造出等級來了）。又有弘文館屬門下省，是專收皇親的。崇文館屬東宮，是收皇太后、皇后親屬兼及官吏子孫的。總之，學校只是政治上的一個機關，學生只是選舉上的一條出路，和學術無甚關係（學校中未必真研究學術，要研究學術，亦不一定要入學）。

現在所謂教育，其意義，頗近乎從前九_九_藏_書所謂習。習是人處在環境中，于不知不覺之間，受其影響，不得不與之俱化的。所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居鮑魚之肆，久而不知其臭。所以古人教學者，必須慎其所習。孟母教子，要三次遷居，古訓多重親師取友，均系此意。因此，現代所謂教育，要替學者另行布置出一個環境來。此自非古人所及。古人所謂教，只是效法的意思。教人以當循之道謂之；受教於人而效法之，則謂之學，略與現在狹義的教育相當。人的應付環境，不是靠生來的本能，而是靠相傳的文化。所以必須將前人之所知所能，傳給後人。其機關，一為人類所附屬的團體，即社團或家庭，一為社會中專司保存智識的部分，即教會。

宋朝國勢雖弱，然在文化上，不能說是沒有進步的。文化既進步，自然覺得有多設學校的必要。元朝的立法，就受這風氣的影響。元朝的國子監，本是蒙古、色目和漢人，都可以進的（蒙古人試法從寬，授官六品；色目人試法稍密，授官七品；漢人試法最密，授官從七品，則系階級制度）。然在京師，又有蒙古國子學。諸路有蒙古字學。仁宗延祐元年，又立回回國子學，以肄習其文字。諸路、府、州、縣皆有學。世祖至元二十八年，又令江南諸路學及各縣學內設小學，選老成之士教之。或自願招師，或自受家學于父兄者，亦從其便。其他先儒過化之地，名賢經行之所，與好事之家，出錢米贍學者，並立為書院。各省設提舉二員，以提舉學校之事。官家竭力提倡，而仍承認私家教育的重要，不可謂非較進步的立法。此項法令，能否真正實行，固未可知，然在立法上，總是明朝的前驅。

魏晉以後，看重學校的有兩個人：一個是王安石，一個是明太祖。王安石的意思，是人才要由國家養成的。科舉只是取人才，不是養人才，不能以此為已足。照安石的意思，改革科舉，只是暫時的事，論根本，是要歸結到學校養士的。所以于太學立三舍之法。即外舍、內舍、上舍，學生依次而升。到升入上舍，則得免發解及禮部試，而特賜之以進士第。哲宗元符二年，令諸州行三舍法。歲貢其上捨生，附於外舍。徽宗遂特建外學，以受諸州貢士。並令太學內的外捨生，亦出居外學。遂令取士悉由學校升貢，其州郡發解及禮部試並停。后雖旋復，然在這一時期中的立法，亦可謂很重視學校了。按（一）凡事都由國家主持，只有國小而社會情形簡單的時代，可以辦到。國大而社會複雜，根本是不可能的，因為（甲）國家不但不能勝此繁重的職務，（乙）並不能盡知社會的需要。因（甲）則其所辦之事，往往有名無實，甚或至於有弊。因（乙）則其所辦之事，多不能與社會趨勢相應，甚或頑固守舊，阻礙進步。所以積極的事情，根本是不宜於國家辦的。現在政治學上，雖亦有此項主張，然其理論漏洞甚多，至多隻可用以應急，施諸特殊的事務，斷非可以遍行常行的道理。這話太長了，現在不能詳論。然可用以批評宋時的學校，總是無疑的。所以當時的學校，根本不會辦得好。（二）而況自亡清以前（學堂獎勵章程廢止以前），國家把學校、科舉，都看作登庸官吏之法，入學者和應科舉者一樣，都是為利祿而來，又何以善其後呢？（其中固有少數才智之士。然亦如昔人論科舉的話，「乃人才得科舉，非科舉得人才。」此等人在學校中，並不能視為學校所養成。）安石變科舉法后，感慨道：「本欲變學究為秀才，不料變秀才為學究。」秀才是科舉中最高的一科，學究則是最低的。熙寧貢舉法所試，較諸舊法，不能不說是有用些。成績之所以不良，則由學問的好壞，甚而至於可以說是有無，都判之於其真假，真就是有，假就是無。真假不是判之於其所研究的門類、材料，而是判之於其研究的態度、方法的。態度和方法，判之於其有無誠意。所以以利用為目的，以學習為手段，學到的，至多是技術，決不是學問。此其原理，在學校與科舉中，並無二致。以得獎勵為目的的學校，其結果，只能與科舉一樣。

漢朝的設立學校，事在武帝建元五年。此時並未立學校之名，僅為五經博士置弟子。在內由太常擇補。在外由縣、道、邑的長官，上所屬二千石，二千石察其可者，令與所遣上計之吏，同詣京師。這就是公孫弘所說的「因舊官而興焉」（不另設新機關），但因博士弟子，都有出身，所以傳業者浸盛（以上見《史記》、《漢書·九九藏書儒林傳》）。至後漢，則光武帝下車即營建太學。明、章二代，屢次駕幸。順帝又增修校舍。至其末年，遊學諸生，遂至三萬餘人，為至今未曾再有的盛況。按趙翼《陔余叢考》有一條，說兩漢受學者都詣京師，其實亦不盡然。後漢所立，不過十四博士，而《漢書·儒林傳》說：「大師眾至千餘人。」《漢書·儒林傳》，不能證明其有後人增竄之跡，則此語至少當在東漢初年。可見民間傳業，亦並非不盛。然漢代國家所設立的太學，較後世為盛；事實上比較的是學問的重心；則是不誣的。此因（一）當時社會，學問不如後世的廣布，求學的自有走集學問中心地的必要。（二）則利祿使然，參看第四十三章自明。前漢時，博士弟子，雖有出路，究系平流而進。後漢則黨人劫持選舉，而太學為私黨聚集，聲氣標榜之地。又此時學術在社會上漸占重要地位。功臣、外戚及官吏等，亦多遣子弟入學。於是紈袴子弟，攙雜其中，不能認真研究，而易與政治接近。就成《後漢書·儒林傳》所說的：「章句漸疏，多以浮華相尚」了。漢末喪亂，既不能研究學問，而以朋黨劫持選舉的作用亦漸失。魏文帝所立的太學，遂成學生專為避役而來，博士並無學問可以教授的現狀。詳見《三國·魏志·王肅傳》《注》引《魏略》。

凡國家辦的事，往往只能以社會上已通行的，即大眾所公認的理論為根據。而這種理論，往往是已經過時的，至少是比較陳舊的。因為不如此，不會為大眾所承認。其較新鮮的，方興的，則其事必在逐漸萌芽，理論必未甚完全，事實亦不會有什麼轟轟烈烈的，提給大眾看，國家當然無從依據之以辦事，所以政治所辦理的事情，往往較社會上自然發生的事情為落後。教育事業，亦是如此。學問是不宜於孤獨研究的。因為（一）在物質方面，供給不易完全；（二）在精神方面，亦不免孤陋寡聞之誚。所以研究學問的人，自然會結成一種團體。這個團體，就是學校。學校的起源，本是純潔的，專為研究學問的；惜乎後來變為國家養成人才之所。國家養成人才，原是很好的事；但因（一）事實上，國家所代表的，總是業經通行、已佔勢力的理論。所以公家所立的學校，其內容，總要比較陳舊些。社會上新興的，即在前途有真正需要，而並非在過去佔有勢力的學科，往往不能儘力提倡。（二）而且其本身，總不免因利祿關係而腐化。於是民間有一種研究學問的組織興起來，這便是所謂書院。書院是起於唐、五代之間的。宋初，有所謂四大書院者，朝廷咸賜之額（曰白鹿，在廬山白鹿洞，為南唐升元中所建。曰石鼓，唐元和中衡州守李寬所建。曰應天，宋真宗時，府民曹誠所建。曰嶽麓，宋開寶中，潭州守朱洞所建。此系據《通考》。《玉海》有嵩陽而無石鼓。嵩陽，在登封縣大室山下，五代時所建）。此外賜額、賜田、賜書的還很多。但書院並不靠朝廷的獎勵和補助。書院之設，大概由（一）有道德學問者所提倡，（二）或為好學者的集合，（三）或則有力者所興辦。他是無所為而為之的，所以能夠真正研究學問，而且真能跟著風氣走。在理學盛行時代，則為講學的中心；在考據之學盛行的時代，亦有許多從事於此的書院，即其確證。新舊兩勢力，最好是能互相調和。以官辦的學校，代表較舊的、傳統的學術；以私立的學校，代表較新的、方興的學術，實在是最好的辦法。

以上是古代社會，把其傳統的所謂做人的道理，傳給後輩的途徑（貴族有貴族立身的方法，平民有平民立身的方法，其方法雖不同，其為立身之道則一）。至於實際的智識技能，則得之必由於實習。實習即在辦理其事的機關里，古稱為宦。《禮記·曲禮》說「宦學事師」，《疏》引熊氏雲：「宦謂學仕官之事。」官就是機關，仕官，就是在機關里辦事。學仕官之事，就是學習在機關里所辦的事。這種學習，是即在該機關中行之的，和現在各機關里的實習生一般。《史記·秦始皇本紀》：昌平君發卒攻嫪毐，戰咸陽，斬首數百，皆拜爵。及宦者皆在戰中，亦拜爵一級。《呂不韋列傳》：請客求宦為嫪毐舍人千餘人。《漢書·惠帝紀》：即位后，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當盜械者，皆頌繫。此所謂宦，即系學仕于其家。因為古代卿大夫及皇太子之家，都系一個機關。嫪毐之家，食客求宦者至千餘人，自然未必有正經的事九九藏書情可辦，亦未必有正經的事情可以學習。正式的機關則不然。九流之學，必出於王官者以此（參看第五十三章）。子路說：「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論語·先進篇》）。就是主張人只要在機關里實習，不必再到教會所設的學校里，或者私家教授，而其宗旨與教會教育相同的地方去學習（《史記·孔子世家》說，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可見孔子的教育，與古代學校中傳統的教育相近）。並不是說不要學習，就可以辦事。

明朝的學校，立法是很完密的。在昔時把學校看做培植人才（政治上的人才），登庸官吏的機關，而不視為提高文化，普及教育的工具，其立法不過如此而止，其擴充亦只能到這地步了。然而其法並不能實行，這可見法律的拗不過事實。明朝的太學，名為國子監。太祖看國子監，是極重的。所用的監官，都是名儒。規則極嚴，待諸生甚厚。又創歷事之法，使在各機關中實習，曾於一日之間，擢用國子生六十餘人為布、按兩司官。其時國子諸生，揚歷中外者甚眾，可謂極看重學校的了。然一再傳后，科舉積重，學校積輕，舉貢的選用，遂遠不能與進士比。而自納粟入監之例開后，且被視為異途。國子生本是從府、州、縣學里來的。府、州、縣學學生升入國子監的，謂之貢生。有歲貢（按年依定額升入）、選貢（選拔特優的）、恩貢（國家有慶典時，特許學生升入國學，即以當充歲貢者充之，而以其次一名充歲貢）、納貢（府、州、縣學生納粟出學）之別。舉人亦可入監。后又取副榜若干，令其入監讀書。府、州、縣學，府有教授，州有學正，縣有教諭，其副概稱訓導。學生各有定額。初設的都由學校供給飲食，後來增廣學額，則不能然。於是稱初設的為廩膳生員，增廣的為增廣生員。后又推廣其額，謂之附學生員。於是新取入學的，概稱附學生員。依考試的成績，遞升為增廣、廩膳。廩膳生資格深的，即充歲貢。入學和判定成績的考試，並非由教諭訓導舉行，而是另行派員主持的。入學之試，初由巡按御史或布按兩司及府、州、縣官，后特置提督學政，巡歷舉行（僻遠之地，為巡歷所不能至者，或仍由巡按御史及分巡道）。學政任期三年。三年之中，考試所屬府、州、縣學生兩次：一次稱歲考，是用以判定成績優劣的。一次稱科考，在舉行科場之年，擇其優者，許應鄉試。國子監生，畢業后可以入官的，府、州、縣學生，則無所謂畢業。其出路：只有（一）應科舉中式，（二）貢入國子監。如其不然，則始終只是一個學生。要到五十歲之後，方許其不應歲試。未滿五十而不應歲試（試時亦可請假，但下屆須補。清制，缺至三次者，即須斥革），其學籍，是要取消掉的。非府、州、縣學生不能應科舉，府、州、縣學生除貢入太學外，亦非應科舉不能得出路，這是實行宋以來學校科舉相輔而行的理想的。在當時，確是較進步的立法。然而法律拗不過事實。事實上，國家所設的學校，一定要人來讀書，除非（一）學校中真有學問，為在校外所學不到的。（二）法令嚴切，不真在校學習，即不能得到出路。但當時的學校，即使認真教授，其程度，亦不會超過民間的教育，而況並不教授？既然並不教授，自無從強迫學生在學。於是除國子監在京師首善之地，且沿明初認真辦理之餘，不能竟不到監，乃斤斤和監官計較「坐監」的日數外，府、州、縣學，皆闃無其人，人家仍只目它為文廟。學校的有名無實，一方面，固表現政治的無力，一方面，也表示社會的進步。因為社會進步了，到處都有指導研究的人，供給研究的器，人家自然無庸到官立的學校里來了。我們現在，如其要讀中國的舊書，並不一定要進學校。如其要研究新學問，有時非進學校不可，甚至有非到外國去不可的。就因為此種學術，在社會上還未廣布。清朝的學制，是和明朝大同的。所不同的，則明朝國子監中的蔭生，分為官生、恩生。官生是限以官品的（學生父兄的官品）。恩生則出自特恩，不拘品級。清制分為難蔭及恩蔭。恩蔭即明代的官生。難蔭謂父兄殉難的，其條件較恩蔭為優。又清制，除恩副歲貢生外，又有優、拔兩貢。優貢三歲一行。每一督學使者，歲科兩試俱訖后，就教官所舉優行生，加以考試，再擇優送禮部考試，許其入國子監讀書。拔貢十二年舉行一次。合歲科兩試優等生，欽命大臣，會同督撫複九九藏書試。送吏部，再應廷試，一、二等錄用，三等入監。但入監都是有名無實的。

古代的平民教育，有其優點，亦有其劣點。優點是切於人的生活。劣點則但把傳統的見解，傳授給後生，而不授以較高的智識。如此，平民就只好照著傳統的道理做人，而無從再研究其是非了。太學中的宗教哲學，雖然高深，卻又去實際太遠。所以必須到東周之世，各機關中的才智之士，將其（一）經驗所得的智識，及（二）大學中相傳的宗教哲學，合而為一，而學術才能開一新紀元。此時的學術，既非傳統的見解所能限，亦非復學校及機關所能容，乃一變而為私家之學。求學問的，亦只得拜私人為師。於是教育之權，亦由官家移于私家，乃有先秦諸子聚徒講學之事。

讀史的人，多說歐洲的教育學術，和宗教的關係深，中國的教育學術和宗教的關係淺。這話誠然不錯。但只是後世如此。在古代，中國的教育學術和宗教的關係，也未嘗不密切。這是因為司高等教育的，必為社會上保存智識的一部分，此一部分智識，即所謂學術，而古代的學術，總是和宗教有密切關係的緣故。古代的太學，名為辟雍，與明堂即系同物（見第四十三、第五十兩章）。所以所謂太學，即系王宮的一部分。蔡邕《明堂論》引《易傳》說：「太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在中央曰太學，天子之所自學也。」（脫北學一句）又引《禮記·保傅篇》說：「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所指的，都是此種王宮中的太學。後來文化進步，一切機關，都從王宮中分析出來，於是明堂之外，別有所謂太學。此即《禮記·王制》所說的「太學在郊」。《王制》又說「小學在公宮南之左」。按小學亦是從王宮中分化出來的。古代門旁邊的屋子喚做塾。《禮記·學記》說：「古之教者家有塾。」可見貴族之家，子弟是居於門側的。《周官》教國子的有師氏、保氏。師氏居虎門之左，保氏守王闈。蔡邕說南門稱門，西門稱闈。漢武帝時，公玉帶上《明堂圖》，水環宮垣，上有樓，從西南入（見第五十章）。可見古代的明堂，只西南兩面有門，子弟即居於此（子弟居於門側，似由最初使壯者任守衛之故）。後來師氏、保氏之居門闈，小學之在公宮南之左，地位方向，還是從古相沿下來的。師氏所教的為三德（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按至德，大概是古代宗教哲學上的訓條，孝德是社會政治上的倫理訓條）、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保氏所教的為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這是古代貴族所受的小學教育。至於太學，則《王制》說「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此所謂禮樂，自與保氏所教六藝中的禮樂不同，當是宗教中高等的儀式所用。詩即樂的歌辭。書當系教中的古典。古代本沒有明確的歷史，相沿的傳說，都是和宗教夾雜的，印度即系如此。然則此等學校中，除迷信之外，究竟還有什麼東西沒有呢？有的：（一）為與宗教相混合的哲學。先秦諸子的哲學、見解，大概都自此而出，看第五十三章可明。（二）為涵養德性之地。梁啟超是不信宗教的。當他到美洲去時，每逢星期日，卻必須到教堂里去坐坐。意思並不是信他的教，而是看他們禮拜的秩序，聽其音樂，以安定精神。這就是子夏說「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之理（《論語·子張篇》）。仕與事相通，仕就是辦事。辦事有餘力，就到學校中去涵養德性，一面涵養德性，一面仍應努力于當辦之事，正是德育、智育并行不悖之理。管太學的官，據《王制》是大樂正，據《周官》是大司樂。俞正燮《癸巳類稿》有《君子小人學道是歌義》，說古代樂之外無所謂學，尤可見古代太學的性質。古代鄉論秀士，升諸司徒，司徒升之於學，學中的大樂正，再升諸司馬，然後授之以官。又諸侯貢士，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于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則得與于祭（均見第四十三章）。這兩事的根源，是同一的。即人之用合，皆決之於宗教之府。「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禮記·王制》），這是最不九_九_藏_書可解的。為什麼明明是用武之事，會牽涉到學校里來呢？可見學校的性質，決不是單純的教育機關了。然則古代所以尊師重道，太學之禮，雖詔于天子，無北面（《禮記·學記》）。養老之禮，天子要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禮記·樂記》）。亦非徒以其為道之所在，齒德俱尊，而因其人本為教中尊宿之故。凡此，均可見古代的太學和宗教關係的密切。貴族的小學教育，出於家庭，平民的小學教育，則仍操諸社團之手。《孟子》說：「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學指太學言，校、序、庠都是民間的小學。第四十一章所述：平民住居之地，在其中間立一個校室，十月里農功完了，公推有年紀的人，在這裏教育未成年的人，就是校的制度。所以《孟子》說「校者教也」。又說「序者射也，庠者養也」，這是行鄉射和鄉飲酒禮之地。孔子說：「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論語·八佾篇》）。又說：一看鄉飲酒禮，便知道明貴賤，辨隆殺，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等道理。所以說：「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禮記·鄉飲酒義》）然則庠序都是行禮之地，使人民看了，受其感化的。正和現在開一個運動會，使人看了，知道武勇、剛毅、仁俠、秩序等的精神，是一樣的用意。行禮必作樂，古人稱禮樂可以化民，其道即由於此。並非是後世的王禮，天子和百官，行之於廟堂之上，而百姓不聞不見的。漢朝人所謂庠序，還系如此。與現在所謂學校，偏重智識傳授的，大不相同。古代平民的教育，是偏重於道德的。所以興學必在生計問題既解決之後。孟子說庠序之制，必與制民之產並言（見《梁惠王·滕文公上篇》）。《王制》亦說：「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生計問題既解決之後，教化問題，卻系屬必要。所以又說：「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孟子·滕文公上篇》）。又說：「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學記》）

社會上新舊兩事物衝突，新的大概都是合理的。因為必舊的搖動了，然後新的會發生，而舊的所以要搖動，即由於其不合理。但此理是不易為昔人所承認的，於是有秦始皇和李斯的辦法：「士則學習法令辟禁。」「欲學法令，以吏為師。」這是想恢復到政教合一之舊。所以要恢復政教合一，則因他們認為「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是天下所以不治；而當時的人，所以要善私學以非上所建立，全是出於朋黨之私，所謂「飾虛言以亂實」（《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四年），這固然不無相當的理由。然古代社會，矛盾不深刻，政治所代表的，就是社會的公意，自然沒有人出來說什麼話。後世社會複雜了，各方面的矛盾，漸漸深刻，政治總只代表得一方面，其（一）反對方面，以及（二）雖非站在反對方面，而意在顧全公益的人，總不免有話說。這正是（一）有心求治者所樂聞，（二）即以手段而論，防民之口，甚於防川，亦是秉政者所應希望其宣洩的。而始皇、李斯不知「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論語·季氏篇》）。誤以為庶人不議，則天下有道；至少庶人不議，天下才可以走上有道的路，這就和時勢相反了。人的智識，總不免於落後，這也無怪其然。但社會學的公例，是不因人之不知，而加以寬恕的，該失敗的總是要失敗，而秦遂因之傾覆（秦朝的滅亡，固非儒生所為，然人心之不平，實為其最大原因之一，而儒生亦是其中的一部分）。

以上所述的，大體都是官辦的學校，為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和選舉制度有關。其非官辦的，亦或具有學校的性質，如書院是。至於不具學校形式的。則有（一）私人的從師讀書，（二）或延師於家教授。其教授的內容，亦分為兩種：（一）是以應科舉為目的的，可謂士人所受的教育。（二）又一種，但求粗知文義，為農、工、商家所受。前者既不足以語于學問，後者又不切于實用。這是因為從前對於教育，無人研究，不過模模糊糊，蹈常習故而行之而已。至清末，變法以來，才有所謂新式的教育，就是現行的制度。對於文化的關係，人所共知，不煩深論。學校初興時，還有所謂獎勵。大學畢業視進士，大學預科、高等學堂視舉人。中等學校以下，分別視貢生及附生等。這還帶有政治的性質。民國時代，把獎勵章程廢去，才全和科舉絕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