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計局本應負責協調這三個處的工作。但實際上只有徐恩曾和戴笠派出了他們自己的人員到設立在南京西華門四條巷軍委特務處總部工作。真正的工作是由各部門自己執行的，他們之間基本沒有什麼合作。後來蔣介石為了保持自己對這個組織的控制，任命自己的親信鄭介民和徐人翼分別為副處長和軍委特務處的總管。鄭介民曾是廣東的一個冒險家，加入黃埔二期之前在新加坡開過一個咖啡店。他也是特務處的審查科長。唐縱任軍委特務處書記時，反對軍閥的雲南紳士邱開基當了執行科科長。

事實上，戴笠擴大了的「十人團」，即原來的「聯絡組」，現在已成為一個正規的官僚機構。1932年春，蔣命令在軍委內成立由陳立夫及其副手、南京警察廳廳長陳綽領導的「調查統計局。」於是三個處相繼成立。reａｄ•９9ｃｓw•cｏm第一處是原中央黨部的調查科，即密查組一科，它設在特務處所在的瞻園路，由徐恩曾領導。這個處便成了黨務調查處，後來成為陳立夫抗衡戴笠軍統局的部門——中統局。

南昌行營調查科由戴笠接收后，徐州行轅調查科，武漢行營調查科，以及浙、贛、鄂、皖、湘、桂、黔、陝等省保安處諜報股（有的改為調查股或第四科）先後都歸戴笠掌握。

「十人團」原來的成員中，那些能夠接受戴笠越來越嚴重的家長式獨裁領導的人就在BIS二處呆了下來，而其他受不了新的安排的人便轉到了蔣正在建立的秘密政權的其他位置上：黃雍當了調查科的副科長，梁乾喬負責復興社的培訓，余灑度則成了國民黨華北宣傳隊成員。

對戴笠來說，這可是一個決定性的機會。首先，他所擁九*九*藏*書有的人員數目得到非同小可的增長：從145人到了1722人的另一種規模的單位。同時，戴笠佔有了鄧文儀多數或者全部的「骨幹」：張毅夫（張嚴佛）、李果諶、袁寄濱、周聲敷、王新衡和謝力公（謝少珊）。

於是，如果我們想要了解中華民國體制的內部運轉情況，那我們不僅應當把我們的視線投向蔣的官僚控制系統的公開轉變，而且還必須關注他的思想意識形態的無形歷史，而這一點導致了我們去探索「藍衣社」本身。

空軍署署長徐培根負責中央政府在南昌的機場。徐是個非常墮落的人，多年來一直盜用軍款，後來到了1932年，他終於得想法掩蓋自己造成的虧損以對付政府的審計員們。因為無法彌補虧空，他便決定銷毀賬目。於是他縱火燒毀了賬本和一些軍用飛機。徐被read.99csw.com撤職后，蔣介石命令鄧文儀的調查科調查此事。鄧卻一直磨磨蹭蹭。蔣一怒之下，在1932年把這事轉交給了戴笠和徐為彬。他們調查出縱火的原因以及事後鄧文儀直接對此事的遮蓋。鄧在1933年被撤去科長職務，而且完全失去了在三省「剿匪」區對調查科的控制，由戴笠接管。從此，一直到抗戰開始，戴笠一直被總司令叫做「戴科長」，即鄧文儀丟掉的那個頭銜。

第三處先是由丁默，後來由金斌領導，負責監查郵電檢查局，後來併入特檢處，辦公處在江西路。

第三，在二處的監護下，調查科開始把新獲的權力當做軍委會的一種武器來使用：它開始派出特工向各種衛戍司令部的偵緝處滲透，並企圖接管國民政府控制下的城市公安局的偵探隊。從此，戴笠特務系統透入了國民黨的軍事機九-九-藏-書關和地方保安系統，披上了公開的外衣。

二處現在有了具體的調查使命，它可以在「秘密領導公開，公開掩護秘密」的原則下利用軍事委員會的權力來擴展它的業務。但它的擴展得通過制度化的渠道才行：它的前身已同軍事或政府當局下屬的執法部門建立了固定的關係。這一點可在原來由鄧文儀按契卡模式在南昌組建的調查科里反映出來。鄧文儀於1933到1934年間由於沒有處理好徐培根事件而遭殃。

其次，他所管轄的新部門包括延伸到南昌衛戍部隊控制的所有省份內的常務情報機關。徐州行轅調查科，武漢及中國中部每一個保安處的調查股，現在起碼在名義上都歸他控制。

最後，戴笠作為安插在每一個公安機構或警察署里的情報或間諜部門的頭目，其職權還包括培訓特工「骨幹」。因為蔣介石在1934年任命戴笠九*九*藏*書為他在浙江省警察學校的特派員。下面我們將會看到，他很快奪取了對這個組織的人事和培訓班的控制權。這是蔣介石的情報機構第一次公開轉變成廣泛的合法控制網路。從此，他個人的安全機構得到了正式的權力。但從某種意義上講，其業務內容還是由總統本人親自控制。這不僅是因為這個機構的秘密使命必然地導致了蔣及其秘密警察之間既緊密又機密的關係。而且，是政府正規體制內一種團體的擴張——一個用當時的法西斯和長槍黨的術語來說，是一種獻身於美化領袖個人的軍事化的團體，以使它在三十年代能夠以獨裁加宗教狂的架式發揮作用。

第二個部門是戴笠設在雞鵝巷的特務部，負責監視和調查軍隊。被提升為少將的戴，把這個部門當做自己的家，而他則是這個家的「家長」。他原來特務部的部下們管他叫這個組織的「老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