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此，戴笠能夠直接向蔣介石申請年度預算，蔣把這筆預算與通過革命青年同志會調撥的復興社的正常預算分開對待。向特務處提供的款項被正式確定下來，於是蔣不用像過去那樣為此而動用國民黨非正式資金來源中的特別行動基金。據當時傳說，特務處的總預算是革命青年同志會正常總務預算的十倍，由於數目可觀，有人曾批評蔣調撥資金的做法，說應當把它們用於更有意義的方面。蔣把他的秘密特務活動限於復興社內，並用軍委及其分支機構和軍校的捐助來提供資金，從而平息了這些批評。

這幫弟子門另一個讓蔣介石惱火的特點是，他們對自己的朋友無論能力如何，經常把他們安排到要職上。1921年9月13日，蔣介石在日記里說他向滕傑和康澤發了如下電報：

問題的部分原由是因為力行社的成員們用去了他太多的時間和精力。給蔣介石寫信，通常必須盡量簡明扼要。很長的文章總是要摘要，備忘錄要概括，以便蔣能一目了然。但力行社的人無視蔣介石的寶貴時間，經常向蔣呈送洋洋萬言的文件。蔣多次向他的新幹部們建議要簡明扼要，但他們不予理睬，照樣啰唆，甚至還向朋友們誇耀他們交給領袖的備忘錄的長度。

你哪裡知道，蔣先生暴則有之，昏則完全不然。你沒有看到他的統馭術的絕頂高明。

因為，蔣介石在那時已經發現，把有些任務交給戴笠，要比讓那些參与創辦力行社的熱忱好鬥的黃埔人順當而快捷。到了1932年夏天，在他們當中已經出現裂痕。不僅在「內層」裏面的軍政人員中間出現內訌，而且在各地區之間派系亦不斷增長，這種現象後來給力行社和復興社帶來了九-九-藏-書致命的危害。但這時讓蔣惱火的，與其說是潛在的派系鬥爭，不如說是缺乏管理經驗和小集團的狂熱。他起先曾決心要把這些狂妄自大的年輕人培養成忠心耿耿的助手，所以他在1932年的前六個月，對於各種國家事務不論巨細都向力行社問津。但在6月5日他在日記里寫道：「我與力行社的每次會議都超過了3小時，這些人的幼稚讓我焦心。我怎麼才能培養幹部的才能而獲得真正的助手呢？」

這筆收入約為每月54000元，大約支付了特務處一個月20萬元開銷的四分之一。但到了1934年，據說戴笠秘密特務活動經費增加到每月120萬元。於是蔣介石不得不使用其他資金來維持特務處的運作。日本調查人員關於「藍衣社」的報告說，其中主要的資金來源於沒收鴉片。根據上海市政警察的一份備忘錄，蔣介石手下的人1933年在漢口收了大量的嗎啡，蔣讓以敲詐勒索聞名的杜月笙在浦東開一個工廠來加工這種葯，然後向醫藥行業出售，用其收入來資助藍衣社。但實際上這給杜月笙用嗎啡提煉麻醉劑、再到黑市買賣提供了機會。杜用的嗎啡是從天津公安局局長張學明（張作霖的兒子）那裡弄來的。但當蔣介石得知杜的非法行業后，便從別處弄來資金，而這些資金有可能得以納入雞鵝巷53號特務處的財務中。

但這是後來的事。此刻，在力行社－復興社組織結構中建立一個半獨立的團體給戴笠帶來的最重要的意義是：他的秘密機構的活動從此有了一個相對穩定和固定的資金來源。

那時，洪公祠情報訓練班剛剛開始不到4個月，比起力行社裡其他那些謀求私利的追隨者來說，蔣介石更器重戴笠了。

在力行社——復興社結構中建立特務處，標志著戴笠自己在特務職業中的關鍵轉折。在明瓦廊的中央軍事學校的通訊部成立了一個聯絡機關的同時，戴笠在1932年3月下旬受命負責在洪公祠里成立情報人員訓練班，培訓那些軍校畢業生和其他顯示出有「情報方面特殊才能」的人員。據干國勛後來說，這個訓練班總的來說是為力行社而非專門為戴笠的機構提供人員。

賀衷寒5年前在「西安事變」期間失寵，此時這個曾任前力行社部門頭目的酒醉朋友正在去重慶接受任命的途中，賀對他概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蔣慣用「最地道的政治欺騙」來實行他的計劃和陰謀，而且說他昏是對他的辱罵。然後，賀又安慰他的同志說：「顯然，你還太年輕，有些事情你還無法理解。」

但必須承認，沒有復興社和構成其成員的所謂「藍衣社」，戴笠就成不了事。特務處與復興社在名義上的關係，以及復興社於今後幾個月和幾年裡在各省建立起來的地方支部，不僅向戴笠提供了掩護，而且還給了他與直屬特務部的「衛星」組織「忠義救國會」公開挂鉤的機會。與其他外圍組織不同的是，這個在1935年春成立的「忠義救國會」由商人和工人組成，按照儒家思想，其社會地位要低於士兵和農民，因而被視為「第四層」組織。但它在各省市的支部是由復興社或革命青年同志會在地方上負責特務的幹事領導的，該幹事直接向雞鵝巷總部的戴笠彙報。九-九-藏-書「忠義救國會」的目的是：

針對力社需要，綜合採取中、日、德、俄、英、美之精選教材，教官、隊職官，施以嚴格秘密短期情報業務訓練。畢業時，宣誓效忠三民主義、領袖、組織，犧牲一切個人利益，嚴守秘密，恪盡職責，每期數十百人不等，遵領袖意志及力社方針，受特務處節制指揮，配合力社四大運動，供給情報，並辦理非常事宜，但須嚴守紀律，為效忠領袖，並推動力社各項工作的一支奇兵。

幹事會是知道戴笠與邱開基的緊張關係的。這個事件發生后，賀衷寒來見力行社的書記滕傑，說特務處變得日益獨立，這樣十分危險，要求對這種情況做調整。滕傑便安排賀衷寒與戴笠會面。賀對這位特務處的頭子直言不諱，但戴笠毫無退讓之意。爭論到激烈時，戴笠暴跳如雷，他手拍桌子，還大有拂袖而去的架式，弄得滕傑連忙勸架，要求雙方妥協。戴笠最後答應，對於領袖交下來的事務，特務處將直接向領袖負責，但對由「團體」決定的事務，特務處得向力行社交待。

不管怎樣，力行社在明瓦廊總部的幹事和書記們不得過問有關特務處的活動，這些活動一直在蔣介石本人的監督下。在建有「特務站」、其站長本身也是省幹事會和幹事的省級層次上，也是如此：省事務委員會和它的書記們也是不允許探究特務站的行動的。於是，復興社內部的特務組織就非常隱秘，自成系統。

不管怎麼說，九-九-藏-書從1932年5月到12月間，在第一期情報人員訓練班受訓的人中很少有力行社的人出現在洪公祠。鄭介民負責教育事務，李士珍主管培訓，但他很少來。除了戴笠和蔣介石本人以外，在那六個月里沒有任何其他力行社的成員來過訓練班。根據力行社的章程，它的成員們若無直接任務是不能介入下層組織的。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什麼在力行社成員與洪公祠的培訓單位之間沒有聯繫。但很明顯，那時特務處已經在力行社——復興社系統中取得了半獨立的狀態。

「忠義救國會」成員是後來的「忠義救國軍」的基礎，在二戰中作為抗日游擊隊受到中美合作所的培訓，以支持美國在中國東南方作戰。

下面將要講到，力行社和復興社在上海和華北的一些省份中曾活躍一時。但到了1935年6月，復興社的核心分子被日本軍隊從華北趕了出來。而在1937年9月與共產黨達成統一戰線后，復興社按照協議應當解散。次年3月國民黨在武昌召開了一次全國特別會議，會上藍衣社被正式取消，它的地方幹部和預算與革命青年同志會的一起，於1938年被三民主義青年團（簡稱三青團）取代了。雖然它的一些精神和許多幹部將以三青團的形式保存下來，但老復興社是徹底完了。與此同時，它的成員把復興社作為他們自己權利的堅實基地的希望也一起冥滅了。例如，賀衷寒顯然曾把自己在1933年初被提拔為力行社總書記視為自己作為藍衣社的湖南圈領袖而走運的機會。滕傑曾與賀衷寒在南京的一個公共澡堂里秘密會面，把社裡的事務轉交給賀，同時希望能夠阻止賀的自私自利的企圖。但賀衷寒不為所動，他與中央黨部「C九*九*藏*書C」圈的關係以及與力行社同志們的關係都惡化了。後來，蔣介石終於厭煩了「領導幹部間不斷的摩擦和矛盾」，其結果是力行社敗退了下來。很久以後，賀衷寒在1941年對他的一個在狗肉宴上喝醉后罵蔣介石「混包」的朋友說：

他一向抓得很緊的是軍隊、特務和財政這三個命|根|子。他這三個命|根|子各有一套他最親信的人替他看守；同時他又讓這三種力量互相依賴互相牽制，而只聽命於他一人。這三個方面的每一方面，又都各有三個鼎足並峙的力量，使其互相牽制。軍隊方面是陳誠、湯恩伯和胡宗南；特務方面是戴笠、徐恩曾和毛慶祥；財政方面是孔祥熙、宋子文和陳氏兄弟；他們之中誰也不敢有所挾持而無所顧忌。所有這些人，除了孔、宋是他的至戚外，其餘又都是浙江人，而宋子文的原籍也是浙江，可以說，都是他極親信的人了。可是他對這些人都還有個防而不備、備而不防，難道這還能算是昏！他對我們湖南人尤其是懂得點政治的湖南人，是絕對不放心的。

與此同時，戴笠竭力確保他特務處的人員中沒人會把效忠力行社與對他和領袖的忠誠混為一談。力行社創建人之一邱開基受命主管特務處的執行科。顯然邱得到這個位置是由於幹事會的關係，所以他必須向他們彙報。戴笠不能容忍這種獨立，於是這兩人之間的關係緊張起來。1932年5月的一天，戴笠和邱開基在特務處的辦公室會面，談話當中，一顆子彈從門穿過，擊中了邱的耳後。戴笠立刻把這一「事故」報告蔣介石，說一個警衛在隔壁房間里擦槍走了火。邱開基最終從槍傷中恢復，但他痊癒之後，被從雞鵝巷53號調離出來，轉到遠離首都的漢口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