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1970年在雅典的特別審訊中心ESA（Eidikon Anakritikon Tmima）或在波亞悌監獄（Boyati）當施刑人的，都是像泰奧朵若·泰奧費羅亞納克斯（Theodoros Theofiloyannakos）上校那類瘋狂反共的人，他們對囚犯的身體狀況「完全無動於衷」。在審判泰奧費羅亞納克斯上校的法庭上，檢察官說：「我相信，若發生地震災難的話，在全希臘只有一個人會把它歸罪於共產黨，那便是泰奧費羅亞納克斯上校。」

與這種瘋狂的自信並存的是，在警校生中「力圖喚醒獸|性」的殘酷化過程。

冰冷的水泥磨石地面上，橫躺著一具血肉模糊的軀體，腳上還釘著一副沉重的鐵鐐。鮮紅的血水，正從那一動不動的肉體上往水泥地面滴落……幾個胸前露出黑毛的人影，提著帶血的皮鞭，把一件黃皮夾克擲向那毫無知覺的軀體，突然發出一陣令人心悸的獰笑。

上海站牢房的審訊室被ｒｅad.９９csｗ•com很厚的柵欄隔開。很粗的麻繩懸吊在木樑上。麻繩的一端用來拴住囚犯被捆綁在背後的雙手拇指。只要一聲「吊！」麻繩就被拉起，這個人就被吊離地面。一開始受害者的腳尖可以著地，麻繩被固定在鉤子上，審訊繼續進行。幾分鐘后受刑者便滿頭大汗。假如這時還沒有供詞，刑訊者就會叫一聲——就像古代的衙役宣布下一道刑罰那樣：「扯！」受刑者的身體便懸空吊起，整個身體的重量於是便落到了兩個拇指上。在受殘害者大汗淋漓時，刑訊者卻在一邊輕鬆地坐著抽煙，看著受害者在痛苦中掙扎。要是受刑者還不招供，通常疼痛會讓他失去知覺。然後身體被放下來，澆上一盆冷水。直到受刑者醒過來再次被吊起。通常，吊一次就足以讓犯人把所知道的吐露出來。

以下是喬治·坎巴納斯（Georgios Kambanas）1975年作為ESA的一個下士和獄吏在法庭上的證詞：

受刑是必然的九九藏書程序，上刑是審訊過程中永遠存在的威脅，就像小說《紅岩》里特務頭子徐鵬飛審問共產黨員許雲峰時那樣。在審訊中，當共產黨特工表現出明顯的高傲時，徐鵬飛忽然讓牆上的一扇鐵門打開，從裏面的拷打室射出一陣耀眼的亮光和一陣血腥氣，那是被打得奄奄一息的許雲峰的助手，他也被特工抓進來了。

反覆談論軍統行刑隊的這種恐怖性並非是件愉快的事，但我們如果不簡要地審視一下作為戴笠領導的國民黨秘密特務常規程序一部分的刑訊和施刑人，便永遠無法理解受害者的經歷是如何的可怕，他們的消失是如何的令人恐怖。當然，不能僅從心理變態上來分析刑訊者，儘管典型的刑訊者往往是虐待狂。有些刑訊者也許心理變態，但研究結果表明「大多數並非心理學意義上的虐待狂，也就是說，他們從殘酷的折磨中並不獲取性興奮」。而是，環境使一些人變成刑訊者，它包括「一種狂熱的意識形態上的偏執，它把極度的邪惡歸罪於九_九_藏_書其他一些團體，而把這種意識形態的信徒當做社會正義的衛士；一種對權威毫不置疑地服從的態度；以及刑訊者從他同夥那兒得到的公開和無言的支持」。

在上海，刑訊室是在長滿虱子的犯人棚子後面。除了一小部分當場向軍統投降的被捕者以外，其他所有人都照常受到酷刑折磨。用刑的是在一個部門頭目（監察員或副隊長之類）監督下的一隊特別警衛，而沒有合法的「審訊員」在場。換句話說，沒有人阻止刑訊成為一種對受刑者的殘害。就像被囚禁者們說的：「只有好好走進去的，難得有好好走出來的。」

特工們使用這些內部人的行話（殘忍的黑話）非常說明問題。要是「吊」還不夠的話，那麼軍統的刑訊者們會挪向下一步——「炒排骨」。受害者依然被吊在大樑上，腳尖著地，雙腿被綁在一起，以防他踢人。他的衣服被扒光后，背脊貼在牆上。一個刑訊者會戴上粗厚的皮手套，然後慢慢地用力按壓受刑者的肋骨，一方面製造摩擦，同九_九_藏_書時擠壓內臟。這種酷刑的倖存者不僅以後會長時間地忍受胸內疼痛，而且當時的疼痛並不會使其昏厥，所以特務處的審訊者好用此刑，直到很久以後他們學會了用電刑為止。

施刑過程中各種殘酷的細節在小說里得到反覆描寫。它給秘密世界的主子——戴笠和他的幹將們，最終帶來一種內心深處的變態的權力感。

一個前ESA士兵說他們的訓練「具有把受訓者變成『機械兵』的效果」；一個被ESA的人逮捕過兩次的牙科學生認為，軍隊中的刑訊者「受過專門的訓練，以使法西斯滲透到他們的個性中……他們並非是奇異的怪獸，而是一種訓練制度的結果」。沈醉在形容他自己把對犯人的折磨習以為常的時候說，他們正在變成「失去了人性的人」。

鞭子在空中呼嘯，落在肉體上發出低鈍的響音……從轉椅上欠起身來，點燃一支香煙，慢慢吐出一口煙圈，他傾聽著這陣慘叫，像傾聽一曲美妙的音樂。他的臉上，浮現出一絲幾乎看不見的冰涼的冷笑。若干年來，ｒead•99csw.cｏm他習慣了這樣的生活。如果任何時候，聽不見拷打的嚎叫，他會感到空虛和恐怖。只有不斷的刑訊，才能使他感覺自己的存在和力量。

假如在合適的環境中採用正確的學習過程，任何人都是潛在的刑訊者。用強烈的虐待狂衝動來解釋是不確切的，而認為只有虐待狂才能執行如此暴烈的行為也是一種謬誤，是用舒適的理性來輕鬆我們自由化的頭腦。

這個坐在轉椅里的人就是略為改頭換面的徐遠舉少將，軍統的「噬血魔鬼」之一，他在1948年任軍統西南局二處處長兼軍統保衛處處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