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心理學會前主席羅納德·福克斯（Ronald Fox）在最近的致辭中談到了心理學在溝通和傳播方面的問題，以及我們自身是如何帶來這些問題的：

超自然體驗和其他超常能力的研究不被認為是心理學的一部分，此觀點可能會激怒許多讀者。多個調査結果都顯示，超過40%的公眾相信超感知現象的存在，並且狂熱地信奉自己的信念（Farha & Steward, 2006; Muse Ua, 2005; Rice, 2003）。歷史研究和調査指出了公眾熱衷於這類信念的原因（Alcock, 1987; Humphrey, 1996; Lilienfeld, 2005; Stanovich, 1989, 2004）。像大多數宗教一樣，許多所謂的超常現象也標榜諸如轉世之類的說法。對部分人來說，來世的說法能滿足其超越現有生命極限的需求。心理學研究「不識時務」地指出超自然體驗得不到證實，無疑粉碎了這些人的熱切企盼。心理學主張不把超感知視為一個可行的研究領域，不可避免地會引發其信徒的不滿，他們控訴說，心理學家把這一類主題排除於心理學研究之外的做法是獨斷專行的。如果心理學家僅是擺出無可奈何的姿態並無視這些反對的聲音，這將無助於增進公眾的理解。與之相反，心理學家應該針對這些反對觀點的謬誤給予細緻而清晰的解釋。這樣的解釋要強調科學家們並不是根據什麼法令來確定研究主題的，也沒有什麼條例指出什麼能研究、什麼不能研究。研究領域的興起、延續或終結，所依據的是理論及方法的自然選擇過程。那些產生出豐碩的理論及實證發現的領域都獲得了大量科學家的認可；而那些理論上行不通或者沒有能被重複驗證的領域就會被摒棄。這種對理論與方法的自然選擇引導著科學向真理靠近。

·喜歡採用特殊的假定，使得主張免於被證偽。

由於自助讀物讓公眾錯誤地相信，多數心理學家都是開髮菜譜式知識的，這使得許多心理學家所做的基礎研究顯得頗為奇怪。海奇特曾讓被試在一間黑暗的房間里注視著一個小紅燈，這到底與我們的現實世界有什麼關係？是的，從表面上看來，確實沒有一點兒關係。海奇特是對人們的視覺系統如何適應黑暗的基本原理感興趣，這些基本原理最終會轉化成能夠用來應對具體問題的菜譜式知識，例如夜盲症是由維生素缺乏導致的。然而，這一轉化並不是由海奇特本人來完成的，而且它在幾年之後才到來。

心理學家約翰·佩雷茲（John Perez）認為，道斯、利連恩費德和米爾所提出的觀點可以匯總成一個論點，那就是，臨床心理學家應當將幫助的目標轉向患者，而不是那些隨心所欲地實施療法的治療師。正如佩雷茲（Perez, 1999）所言，「我們必須決定，我們並不想創設這樣一個環境：治療師在其療法的有效性壓根沒有科學依據的時候，仍然能夠隨心所欲地開展治療；我們應該保障患者的權益，使其能夠得到最有效的治療」（pp.205-206）。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心理學家在評估超常能力方面扮演著關鍵角色。他們的重要性可能僅次於那些拆穿無數超能力演示騙局的專業魔術師（Randi, 1986, 1987）。而且，很多論述和質疑超常能力的重要書籍都出自心理學家之手。

我們如何識別偽科學的主張？臨床心理學家斯科特·利連恩費德（Lilienfeld, 2005, p.40）給出了一些注意事項，也是對本書內容的一個概括。他認為偽科學的主張有以下一些特徵：

讓一門科學去告訴社會中的一部分人，他們的想法和意見是有用的，但不是在此地——這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情。心理學是科學中最後一個面臨這種微妙局面的學科。這與心理學產生的時間有關。大多數學科成熟于精英控制社會結構的年代，那個時候，普通人的意見沒有影響力。而心理學則產生於一個民主的傳媒時代，忽視公眾意見會危及自身。許多心理學家正在努力修復心理學與公眾在溝通方面的糟糕記錄。當越來越多的心理學家開始在與公眾的溝通中發揮作用時，勢必會加劇他們與那幫將個人心理學和科學心理學混為一談人的衝突。

書店裡常見的第三類心理學讀物就是所謂的自助類讀物。當然，這類讀物也有許多不同種類（見Fried, 1994, 1998; Fried Schultis, 1995; Paul, 2001; Santrock，Minnett, & Campell, 1994）。有一些書是勵志類的，目的是為了提升人們的自我價值感和自信心。另一些書則是新瓶裝舊酒，將一些關於人類行為的老生常談重新包裝了一下。只有少數（簡直是鳳毛麟角）書籍是由負責任的心理學家為公眾撰寫的。還有許多書，雖出自心理學專業人士之手，但算不上「負責任」的作品。為了標榜其「獨特性」，聲稱自己發明了一些新「療法」，不但可以矯治某些特殊行為問題，而且還能滿足老百姓的一般需要（賺錢、減肥和擁有更好的性生活是其「三大」主題），這類書籍常能大賣。這些所謂的新療法很少基於控制實驗的研究，如果作者是個臨床醫生的話，他們通常只是依靠他們的個人經驗或者少數的幾個病例，就提出了自己的「發現」。

多數自助類讀物只提供關於人類行為的菜譜式知識，它通常能夠簡化為這樣的形式，「你只要做X，你就會變得更加Y了」，或者「做Z，某A就會表現出更多的B」。當然，如果這個藥方是正確的（這一假設往往並不全然成立），這麼做也不為過。許多正規的心理治療都提供了大量菜譜式知識。然而，當人們錯誤地認為，所有心理學研究的終極目標就是提供菜譜式知識時，問題就產生了：儘管許多心理學研究者確實致力於將基本的行為理論轉化為實用的心理療法、保健行動方案或有效的工業組織模式，但心理學主要還是一門發現行為的普遍事實和理論的基礎學科。這就是心理學研究為何會讓外人覺得很怪的另一個原因：基礎理論的研究與應用研究之間存在巨大的差異。

艾莫瑞等人（2005）指出，不僅評估兒童監護權的工具存在缺陷，而且臨床心理學家使用的概念也有問題。艾莫瑞等人舉了一個所謂「雙親疏遠綜合症」的例子。這個概念完全基於單獨個案的「臨床經驗」，並且缺乏科學研究結論所需要的聚合效度，但它在監護評估中卻被臨床心理學家當作真正的科學概念一般隨心所欲地使用。

就像本章前面所討論的那樣，個體心理學和科學心理學之間的差別不僅限於對菜譜式知識的驗證。科學想從自然界獲得的遠不止菜譜式知識。科學家們想要尋求那些能夠解釋藥方運作機制的更為普遍的基本原理。許多人的個體心理學和科學心理學一樣，也想探究更為基本的心理學規律和理論，然而這些個人理論和科學理論存在著重大的分歧。我們曾經提到過，這些個人化理論是無法證偽的。許多人的個人心理學理論缺乏縝密的建構，只是一些適用於個別情形的陳詞濫調的簡單堆砌，有時這些話還會自相矛盾。它們向人們保證，存在一個確定的解釋，而那些與之完全對立、會徹底動搖人們信念的事件都是不可能發生的。儘管這些理論極具慰藉功能，但正如第2章中所討論的，除了慰藉之外，以這種方式提出的理論再無別的功能。這些理論都以「事後諸葛亮」的方式解釋一切，對未來沒有任何的預測。沒有預測，也就沒有給我們提供任何信息。心理學科的理論必須符合可證偽的標準，這就是心理科學與許多外行人的個人心理學的不同之處。心理學理論是能夠被證偽的，因此，心理學理論蘊涵了這樣一種確保其發展和進步的機制，而這是個人心理學所不具備的。

·喜歡將提供證據的任務強加給懷疑者，而非擁護者。

簡而言之，美國心理學會曾經助長了心理治療領域的這股不正之風。這股風氣讓人覺得，心理學家能夠通過訓練獲得一種「直覺洞察力」，從而能洞悉個體的行為，然而，研究證據並不支持這一觀點。當有人提出質疑，認為執照制度只是一種行業限制時，該組織就把它的科學資歷作為武器（一位美國心理學會主席這樣回應社會人士對心理學的攻擊：「我們是以科學為基礎的，這就是我們有別於社會工作者、諮詢師和吉普賽卜卦者的地方」；Dawes, 1994, p.21）。但是，用來維護其科學地位的這個理由卻正好揭示了，有執照的心理學家具有獨特的「臨床read.99csw.com洞察力」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美國心理學會這種兩面派手法催生了道斯的這本書，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20世紀80年代美國心理協會（APS）的成立。這一協會的成員是由那些厭倦了美國心理學會「只關注藍十字補償費而忽視科學」的做法的心理學家所組成。

舉例來說，許多宗教都已經逐漸不再聲稱他們對宇宙結構具有專門的知識。除了一些局部性的爭議——如特創論——科學與宗教之間的大型戰爭已經成為歷史。科學家們探究自然世界的結構，而許多宗教則對運用這些發現時可能帶來的影響做出評論，但宗教已經不再與科學爭奪對於這些發現的解釋權了，對有關自然界的主張的裁定權，無疑已經掌握在科學家手中。

艾莫瑞、奧托和奧多諾胡（Emery, Otto, & 0' Donohue, 2005）在搜集大量證據后所做的綜述中指出，與兒童監護權相關的臨床心理學中充斥著偽科學。例如，研究者描述了一些臨床心理學家在兒童監護權官司中慣用的用以評估兒童最大利益的工具。在回顧了此類工具——例如，傳說能夠測量關係知覺和父母覺知能力的量表——之後，艾莫瑞等人（2005）做出結論：沒有一個工具被證明是可靠而有效的。他們寫道：「沒有一個關於這些測量方法有效性的研究發表在具有同行評審機制的刊物上，而這是科學的一項重要標準」（p.8），同時他們總結道：「我們對於這類測量最保守的評估也是尖刻的，即這些測量的構成不甚明晰，並且表現得如此糟糕，在兒童監護權評估中的運用未經任何科學的檢驗」（p.7）。

最後，自助類讀物讓心理學看起來像是一種純粹的菜譜式知識。儘管這並不全錯，但它不能反映心理學領域所進行的大量基礎研究。

許多有效性經過了嚴格的心理學檢驗程序驗證的認知和行為療法，卻很少出現在書店的貨架上。這一情況在電子媒體中更為糟糕，電台和電視台幾乎沒有任何正規的心理學報道，相反，他們總是邀請一些江湖術士和愛出風頭的媒體名人，而這些人與真正的心理學毫無瓜葛。媒體之所以會這樣做，主要原因是，正規的心理療法從來都不會聲稱自己能立竿見影、藥到病除，甚至不會擔保治療一定成功，或者誇大其治療的範圍（如，「你不僅會把煙戒掉，而且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會得到改善！」）。同樣，現在互聯網上也出現了類似的情形——由於缺乏嚴格的同行評審，人們在網上看到的治療方法通常都是騙局。

在心理學領域里，超感官知覺從來沒有被認為是一個不能研究的主題，這一事實是清楚並且公開的（Alcock, 1990; Hines2003; Humphrey, 1996; Hyman, 1992, 1996; Kelly, 2005; Marks, 2001; Milton & Wiseman, 1999）。有許多研究超感官知覺的論文發表在專業的心理學刊物上。那些在媒體上頻頻曝光的超自然心理學家，總喜歡讓人們覺得這一領域是嶄新的，驚人的新發現即將出現。其實，事實卻沒什麼新鮮的。

如果我們停下來思考一會兒，大多數人都會贊同米德瓦的觀點。我們進入歌劇院或電影院時，總想看到奇幻景象，但這種情形卻不太可能發生在我們去看病、買保險、到託兒所給孩子註冊、坐飛機或者修理汽車的時候。這種情形也不太可能發生在我們進行心理治療、將自己注意力缺失的孩子交給教育心理學家測試，以及把自己的朋友帶到大學心理診所進行自殺干預的時候。心理學在追求真相的過程中，必須像其他學科一樣，把那些毫無依據的胡思亂想、「常識」、商業廣告賣點、宗教意見、見證和妄想都清除出去。

科學評估具有系統性和可控性，這些特性是個人評估程序所不可能具備的。事實上，心理學對於決策選擇的研究表明，當行為發生的情境與原有的信念相悖時，人們就很難覺察到相關關係（見Baron, 2000）。我們只看到我們想看到的東西。心理學家已經找到出現這種現象的許多原因（Kunda, 1999; Lassiter, Geers, Munhall, Ploutz-Snyder, & Breitenbecher, 2002; Stanovich, 2004），但是它們並非我們這裏關注的重點。即使我們想在個人的基礎上評估個體的菜譜式知識，那些妨礙我們對行為現象進行充分觀察的先入為主的偏見，也會使我們的評估工作變得異常困難。引入科學方法的目的正是要避免個別觀察者的偏見。這裏的意思很簡單，由科學心理學產生的菜譜式知識可能會更精確，因為和個體的菜譜式知識相比，它們經過更加嚴格的檢驗程序。

我們的個人心理學知識與那些對行為進行科學研究所獲得的知識相比，有哪些方面的區別呢？我們已經有所討論。我們的個人心理學知識多數是「菜譜式知識」。我們做某件事，是因為我們認為它會導致其他人做出某些相應的行為，或是因為我們相信這些事能幫助我們實現某些目標。這些都是所謂的菜譜式知識。但是，個人心理學和科學心理學（也包括一些菜譜式知識）的區別並不在於有沒有菜譜式知識。最主要的區別在於，科學心理學總是力圖通過實證方法檢驗菜譜式知識的有效性。

科學確實是在把那些不符合最低檢驗標準的、自稱是特殊知識的理論及療法清除出局。法庭也在摒棄那些有關特殊知識的主張。在一樁著名的道伯特（Dauber）訴梅里爾·道（Merrell Dow）藥品公司的公案中，最高法院決定何時才可以在法庭上呈現專家證詞——也就是說，什麼才可以讓專家證詞具有專家性！法庭為那些考慮專家證詞的法官提供了四個鑒別指標：（1）觀點所基於的理論基礎是「可檢驗的」；（2）與某一方法關聯的錯誤率可知；（3）觀點所基於的技術或方法是否經過了同行評審；（4）技術或方法是否被相關的科學團體所廣泛接受（Emery，Otto, & O' Donohue, 2005）。這四個標準對應了本書的主旨：（1）可證偽性；（2）概率性預測；（3）服從同行評審的公共知識；（4）基於聚合性和共識的科學知識。法庭在排查特殊知識的主張、直覺和見證方面與科學相似。

因此，自助讀物給公眾對心理學的感知帶來兩種不良的副作用。第一，這些讀物中涉及的問題並不能代表當代心理學關注的焦點，相反，它們通常反映的只是消費者想看的內容。心理學學生往往無法充分地意識到，圖書出版是一種商業行為，市場的力量決定了什麼樣的讀物可以擺在書店的書架上。然而，科學的關注點並不是由此決定的。在所有的學科尤其是心理學中，科學家們認為，有生命力的想法和那些被包裝后能夠熱銷的想法，兩者之間可謂是判若雲泥。

最後，自助類讀物使公眾誤解了心理學的目標和多數心理學研究所追尋的知識。心理學家利·夏法（Leigh Shaffer）認為這種讀物帶給人們一種強烈的印象，那就是認為心理學研究者所追求的是那種「菜譜式」的知識（Shaffer, 1981）。菜譜式知識是指那些只告訴你如何去使用某物，但對其基本的運作原理一概不談的知識。例如，大多數人知道如何使用電話，他們知道如何撥號，如何獲得信息，如何打長途等等。但許多人對電話操作背後的物理原理一無所知。他們不知道電話的通話功能是如何實現的，他們只是會用。九九藏書這就是電話的菜譜式知識。在我們的社會裡，許多有關科技產品的知識都是菜譜式知識。

柯瓦斯阿默最後又指出了心理治療這個圈子的一個內在矛盾，一方面，他們認為心理治療「更像一門藝術而非科學」，因此反對以科學的方法進行評估；另一方面，他們仍然非常關注所謂的「800磅大猩猩」，即政府補貼和個人健康保險。柯瓦斯阿默揭示了這兩種態度的內在矛盾：「只要心理治療業拒絕為他們的工作提供科學證據，他們的財政壓力就會加大。畢竟，如果心理治療真的是一門藝術的話，他們應當由國家人文基金提供資助，而不是醫療保險。」與這種觀點相呼應的是，考普塔、魯格、桑德斯和霍華德（Kopta, Lueger, Saunders, & Howard, 1999）在他們對心理治療效果研究的評估中寫道：「某種特定療法的效果必須通過實證方法對其有效性進行檢驗，才有足夠的資格和說服力去向保險公司、醫療公司和政府機構申請補貼」（p.442）。

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套關於人類行為的理論。很難想象，如果沒有這些理論，我們該怎樣活下去。從這一意義上講，我們人人都是心理學家。儘管如此，區分這種個體心理學和由心理科學所生成的知識體系仍然是十分重要的。我們將看到，這種區分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在許多大眾讀物里，二者的區別經常被故意混淆了。

如果一個人走進分子生物學實驗室並詢問一位研究者：我們在頭痛時是應當服用兩片還是三片阿司匹林，我們會覺得這個人很傻。原因並不在於分子生物學與緩解疼痛沒有任何關係，事實上對止痛藥的研究可能會運用到這一領域的知識。我們之所以說這個問題問得傻，是因為分子生物學家並不是那種在開藥方水平上工作、回答你是要吃兩片還是三片阿司匹林的人。研究者所關注的是有關生物成分在分子水平上的基本數據。這些數據可能會為許多不同領域提供菜譜式知識，但發現基本數據和將這些數據轉化為菜譜式知識的人不大可能是同一個人；而轉化為菜譜式知識的方法，也會與最初發現事實的方法有所不同。

利連恩費德援引著名臨床研究者保羅·米爾（Paul Meehl）的話，「如果我們不對這一行業進行清理整頓、為我們的學生提供科學思考典範的話，外行就會替我們做」（Meehl, 1993, p.728; 同見Mahirer, 2000）。米爾在此指出了我們在第11章中討論過的一種傾向：臨床治療師總是想讓別人相信，他們擁有一些關於人類的「特殊」知識，這些知識超越了公眾可獲悉的、作為可重複驗證的科學知識的一般行為趨勢。米爾（1993）認為，臨床心理學家必須更關注那些實證的公開驗證的知識，並警告說，「如果認為自己拿到了博士頭銜，就自以為能夠在取樣、感知、記錄、保持、提取和推斷這些人類心理受限的方面不犯錯誤，這是非常荒唐和自大的」（p.728）。

對超感知的研究和當代心理學自身的歷史一樣久遠，它並不是什麼全新的研究領域。在心理學文獻中，它也曾經像許多現在被認為是可行的主題一樣被認真地研究過。然而，在正式心理學刊物上所發表的有關這一領域的許多研究結果都無法證明超感知存在。在上世紀90多年的研究之後，我們仍然無法在控制實驗條件下重複驗證任何超感知現象。儘管過去幾十年來進行了大量有關超感知的研究，卻從來沒有一個研究能達到這一簡單而基本的科學標準。這一點甚至連超自然心理學家及其信徒都承認（參見Alcock, 1990; Hines, 2003; Druckman & Swets, 1988; Krippner, 1977）。簡而言之，尚未出現需要科學解釋的未經證實的現象（見Alcock, 1990; Hines, 2003; Hyman, 1992, 1996; Milton & Wise-man, 1999）。僅僅這個原因，就使得心理學對這一話題失去了興趣。

·逃避同行評審。

簡言之，心理學具有像吉柯（Jekyll）和海德（Hyde）那樣的雙重人格，極端縝密的科學與偽科學及反科學的態度並存。這個學科的雙重人格特性在20世紀90年代早期關於「恢復記憶-虛假記憶」的爭論中表現得淋滴盡致（Brainerd & Reyna, 2005; Gardner, 2006; Garry, Frame, & Loftus, 1999; Loftus, 1997; Loftus & Guyer, 2002; Loftus & Ketcham, 1994; Pezdek & Banks, 1996）。許多個案報告說，有患者聲稱回憶起幾十年前當他們還是小孩的時候遭受虐待的經歷，而這些記憶曾經一度被遺忘。大部分這類記憶出現在治療干預的情境中，顯然說明這些記憶中的一部分是由治療本身所引發的（Campbell, 1998; Gardner, 2006; Loftus & Guyer, 2002; Lynn, Loftus, Lilienfeld, & Lock, 2003; Piper, 1998）。有些人堅持認為這類記憶絕對不可信，另外一些人則堅稱它是可信的。在這個爆炸性的社會話題所營造出的極具情緒化的氛圍下，心理學家們提供了一些較為理性、平衡的意見，更為重要的是，還提供了部分關於恢復性記憶或虛假記憶的客觀的實證證據（Alexanderetal., 2005; Brainerd & Reyna, 2005; Bremner, Shobe, & Kihlstrom, 2000; Clancy, Schacter, Mc Nally, & Pitman, 2000; Goodman et al., 2003; Mc Nallly, 2003; Pezdek & Banks, 1996）。從這裏我們能充分地看出心理學這種雙重人格的特性。由治療干預所引發的、與事實真相相反的虛假記憶中，有一部分是由某些不稱職的、對科學無知的治療師造成的，而這些治療師都是心理學專業人士。另一方面，儘管目前對這場爭論所做的結論還不夠充分和確定，但這一點仍應歸功於那些對相關現象實證地開展研究的心理學家的不懈努力。心理學在製造問題，同時又在解決問題！

著名的心理治療師道·彼得森（Dmi Peterson）的觀點也與柯瓦斯阿默的告誡不謀而合。他相當直接地指出，那些認為「雖然實證證據都不支持，但我的經驗告訴我並非如此，因此我拒絕改變我的療法」（Peterson, 1995, p.977）的治療師「不會從我這裏得到任何的同情」（p.977）。簡而言之，彼得森認為心理治療從業者必須對科學證據做出回應，否則整個行業就會被公眾看做是一個「不負責任的」行業（p.977），從而喪失來自社會的支持。

最後，心理學的某些分支中存在著一些反科學的態度和現象（Coan, 1997; Watters & Ofshe, 1999）。例如，在一些心理治療的圈子裡，有人一貫拒絕對自己所採用的療法進行科學評估。專欄作家和心理治療師查爾斯·柯瓦斯阿默（Charles Krauthammer）寫了一篇文章，論述了這種態度對心理治療的聲譽造成的嚴重損害（Krauthammer，1985）。第一，由於拒絕去莠存良，造成各種療法泛濫成災。這種泛濫不僅使消費者的權益受到損害，而且還加深了這一領域的誤區：「心理治療已經步入混亂狀態，因為……它很少讓流派消亡，它無法在內部實現有效的淘汰，心理治療正在魚龍混雜中走向滅亡。」柯瓦斯阿默在這裏所悲嘆的是，不遵循證偽原則的做法已經妨礙了這一領域的科學進步。

在20世紀70年代末，法院判決了幾起有關標準測驗的訴訟案。其中的一起是PASE起訴漢農的案子，涉及智力測驗中的文化偏見問題。審理該案的法官認為，能夠幫助他裁定的惟一方法，就是由他來親自檢查每一道測驗題，並且相信他自己的直覺。他對自己能做出正確判決的能力深信不疑，並對測驗的每個問題寫下自己的個人ｈtｔｐｓ://rｅaｄ.99ｃｓｗ.ｃｏm看法（BersofF, 1981, 1982）。這位法官斷定，在這些標準測驗中，一組測驗中的八個題目和另一組測驗中的一個題目可能是帶有偏見的。這個法官沒有意識到，像這樣的問題其實是可以通過科學方法來檢驗的實證性問題。個人意見不僅與真相無關，甚至可能是極具誤導性的。決定這些標準測驗題目是否帶有偏見，需要複雜的統計程序和收集大量的數據。心理學家已經並繼續為評估和收集必要數據及發展相應的統計技術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3.繼續使用一些未被充分驗證的心理評估工具，例如各種投射測驗；

羅德尼·丹傑費爾德（Rodney Dangerfield）是30多年來非常走紅的一位美國喜劇演員，他標誌性的口頭禪是：「我得不到尊重！」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正是心理學在一般公眾心目中的形象寫照。本章就是想談談為什麼心理學會像丹傑費爾德那樣無法獲得應有的尊重。

5.使用高度暗示性的治療技術誘發兒時受虐的記憶。

·過度依賴軼聞趣事和各類見證敘述來證實其主張。

請不要以為我想把科學心理學刻畫成一個充滿敵意而讓人掃興的角色。恰恰相反，科學心理學的研究發現其實要比那些整天在媒體上反反覆復、大呼小叫的偽科學有趣和精彩得多。進而，也不應該認為科學家是反對幻想和想象的，相反，在適當的情境中，科學家從來不反對幻想、想象及浮想聯翩。彼得·米德瓦（Medawar, 1990）認為：

最後，認知心理學家哈爾·阿克斯（Hal Arkes）講述了他的失落經歷，聯邦機構拒絕使用他所提供的關於如何使基金評審流程更加完善的方法。但是，反思之後，他不得不承認我們的專業呈現給大眾的是一張窘迫的面孔。他回憶起最近收到的一個會議請柬，在這個會議上，某個分會場的專題是「與魂靈和已故祖先的溝通」，參加這一分會場的專業心理學家能夠獲得繼續教育的資助。他承認，當專業組織也為那些可疑的「工作坊」提供資助、（並且）還有很多這類讓專業蒙羞的具備職業資質的同行時，聯邦機構很難接受心理學家的意見也就絲毫不奇怪了。

之前我們曾討論過造成心理學形象問題的成因。例如，在第1章中所討論過的弗洛伊德問題，無疑導致了人們對心理學較低的評價。如果要公眾列舉一個著名心理學家的話，這個人不是弗洛伊德就是斯金納。對於其理論的歪曲報道在公眾中廣為傳播，導致心理學被認為是一門非常膚淺的學問。當一門學科中最具影響力的學者被誤解為主張人沒有思想、主張人和老鼠沒有差別的時候，這門學科還有什麼希望？斯金納當然沒有否認人類能夠思考（Gaynor, 2004），他從動物身上發現的許多有關操作性條件反射的定律，已被證實的確能推廣到人類行為上。然而，公眾對這些科學事實卻不甚了了。同樣地，對弗洛伊德理論的歪曲也降低了心理學在公眾心目中的形象。

簡言之，許多對於科學心理學的抵制都可以歸因為「利益衝突」。前面幾章中已經討論過，許多偽科學已經發展成為數以百萬美元計的產業，它們之所以能蓬勃發展，依靠的正是公眾沒有意識到關於行為的主張也可以用實證方法來檢驗這一事實（在美國，占星師的數量是天文學家的20倍；見Gilovich, 1991, p.2）。公眾也沒有意識到，支撐這類產業的許多主張（如星相預測、潛意識減肥、生物節律、苦杏仁苷的使用及通靈手術），都已經被證明是無效的。美國國會下設的一個委員會曾估計過，人們每年大約花100億美金在這些醫療騙術上，這讓花在正規的醫療研究上的經費相形見絀（Eisenberg et al., 1993; U.S.Congress, 1984）。

關於心理學家的貢獻被忽略、抹殺或者被部分歸為其他學科的例子不勝枚舉。例如，第一個有關電視暴力對兒童行為影響的研究是由美國公共衛生局主持的，研究結果發現二者之間存在因果關係，因此，之後由美國醫學會通過一項決議，重新確認該項研究的成果並向公眾推廣。這本來也是順理成章的事，的確沒什麼錯，但這一舉措在無意間造成了一個後果，就是媒體不斷地將電視暴力的研究成果與美國醫學會聯繫在一起，給公眾造成了這樣一個印象，即確立這一發現的研究是由醫學專業人士主持的。事實上，絕大多數有關電視暴力對兒童行為影響的研究都是由心理學家完成的。

2.已經被證實是無效的、針對孤獨症的一些療法，例如輔助溝通療法（見第6章）；

例如，超感官知覺在當代心理學中不被認為是一個可行的研究主題，就是因為其研究一直無法積累任何正向的成果，所以它讓大部分心理學家失去了興趣。在這裏我要強調「當代」一詞，是因為多年以前心理學家確實對超感官知覺懷有極大的興趣，直到累積了大量的負面證據之後，這種興趣才消退了。正如歷史所展示的那樣，研究課題通常不是由某個權威政府機構宣布停止的，它們只是在生存競爭的環境中被自然淘汰出局了而已。

第1章中已討論過，為什麼科學心理學的想法會對某些人造成威脅。一門日趨成熟的行為科學，勢必會改變各類提供心理信息數據來源的個體、群體和組織。很自然，對那些長期從事人類心理和行為評論的人來說，他們肯定會抵制任何威脅其權威地位的變革。在本書的第1章中曾提到過，科學的進步會不斷地剝奪那些原有對自然界做出解讀的權威團體的地位。行星的運行、物質的本質、疾病的原因過去曾經是神學家、哲學家和通才作家把持的領域，而如今，天文學、物理學、醫學、遺傳學和其他學科逐漸奪取了這些主題，並將它們放置在不同的科學專門領域內。

本書曾經很簡略地提及，在科學領域里的充分檢驗和不充分檢驗各是什麼。內省、個人經驗和見證敘述都被認為是關於人類行為主張的不充分檢驗。在科學心理學誕生之前，這些內容就一直被那些非心理學家的評論者視為支持其觀點的寶貴證據，因此，此時會爆發衝突也就毫不奇怪了。

·並非建立在已有的科學知識之上（缺乏學科關聯性）。

4.利用潛意識來做自我治療的錄音帶；

世俗智慧通常包含許多一廂情願的想法：人們更願意相信世界是他們所期望的樣子，而非其真實的樣子。為此，科學家們承擔著費力不討好的任務，那就是去告訴公眾，這個世界的本質並不是他們所想象的那樣（「不，快餐對你的健康沒有好處」）。媒體本來可以發揮有益的作用（告訴人們真相，而不是迎合他們的期望），然而，它們卻把重心放在「娛樂」而不是提供信息上，從而使情況變得更糟。

不過事情似乎有了一些轉機。2002年一本新的雜誌誕生了，它就是《心理健康實踐的科學述評》（The Scientific Review of Mental Health Practice）（Lilienfeld, 2002）。這本雜誌致力於區分科學的治療方法與那些偽科學的治療方法，它已經得到科學心理健康實踐委員會的認可。更令人振奮的是，至少有一些心理學組織已經痛下決心來整頓臨床實踐，並準備消除在實踐過程中那種根深蒂固的「怎麼樣都行」的態度。利連恩費德和洛哈（Lilienfield & Lohr, 2000）報告了亞利桑那州心理學資格審查委員會弔銷一位心理學家執照的事件。這個心理學家試圖以一種偽科學的治療方法來治療恐懼症，這種方法是按照預定的順序拍打患者身體的各個部位。不用說，這種方法沒有實證效度。亞利桑那州委員會命令該治療師停止使用這種方法，並且給他「留職察看」的處罰——一個心理學組織對使用偽科學方法的成員進行查處，這樣的例子在心理學界還是非常罕見的。

許多偽科學術士和治療騙術靠的就是心理學領域這種「怎麼著都行」的氛圍。這是一種非常容易讓公眾變得盲信和盲從的環境，因為，如果「怎麼著都行」，公眾的消費者權益就得不到保障了。正如律師彼特·哈勃所言，「在科學的邊緣和科學之外……形形色|色的順勢療法藥物、水晶和金字塔神奇療效的信徒……必須藉助對正統科學的詆毀來為他們的異端邪說提供立足之地」（Huber，1990，p.97）。這些兜售偽科學的人從骨子裡想去掩蓋這樣一個九-九-藏-書事實，那就是有一套科學機制可以用於檢驗行為理論。邁克爾·吉瑟林（Michael Ghiselin, 1989）警告說，「道理很簡單，人們都試圖推銷特定的觀點，而真正能評估觀點好壞的人，不是那些在市場上推銷這些觀點的人」（p.139）在行為理論和治療這一領域，心理學家就是那些「知道如何來評估產品」的人。這就是為什麼偽心理學產業一直極力反對科學心理學在評價行為主張方面的權威性。然而，偽科學的散播者通常不與心理學家正面交鋒，他們繞過心理學，帶著其主張直奔媒體而去。大眾傳媒為那些想要繞過科學心理學的狂徒、騙子和偽科學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泛濫的電視脫口秀節目並不要求嘉賓出示科學研究的依據。這些嘉賓只要「足夠有趣」，就可以在電視上露臉。

在多數書店中可以找到的第二類讀物，是那些偽裝成心理學的偽科學書籍，裏面充斥著無數超自然現象，如心靈感應、千里眼、意念移物、超前感知、轉世、生物節律、星靈投射、金字塔力量、植物溝通、通靈手術等（Lilienfeld, Lohr, & Moirer, 2001）。書店裡的心理類書籍中這類貨色大量存在，無疑導致——也反映了——人們的誤解：心理學家就是證實這些超常現象存在的人。這種誤解對心理學而言多少有點兒諷刺。事實上，心理學與那些超常現象之間的關係很容易說清楚。這些超常現象壓根不在現代心理學感興趣的範疇之內。個中緣由可能會令許多人大吃一驚。

另一個導致心理學家的工作經常被划入其他學科的原因是，這些年來，「心理學家」一詞的含義已經含混模糊了。許多心理學研究者在標識自己時，往往把自己的研究專長加在「心理學家」之前，例如自稱生理心理學家、認知心理學家、工業心理學家、進化心理學家和神經心理學家。還有一些稱謂甚至摒棄了「心理學家」一詞，例如神經科學家、認知科學家、社會生物學家、人工智慧專家和行為學家等等。所有的這些舉動，再加上媒體認為「心理學不是一門科學」的偏見，都導致了心理學家的成就被誤划入其他學科：生理心理學家的成果被劃歸生物學，認知心理學家的成果被歸為計算機科學，工業心理學家的成果被歸入工程學和商學，等等。即使當代最傑出的心理學研究者之一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獲得了2002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心理學也沒分享任何好處！當然，諾貝爾獎中沒有為心理學單獨設立獎項（Benjamin, 2004; Kahneman, 2003; MacCoun, 2002）。

本書早期版本的一些讀者指出，我並沒有特彆強調心理學家內部的不專業行為和反科學態度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這個學科的公眾形象問題，因此指責我「輕易地放過了心理學家」。好在羅賓·道斯（Robyn Dawes）在1994年出版的《紙牌搭成的屋子：建構在虛幻上的心理學和心理治療》（House of Cards: Psychology and Psychotherapy Builton Myth）一書，對我持有一個平衡觀點的幫助很大。誰若是對「心理學家自身就是造成此困境的重要原因」心存疑問，那就去讀讀這本書好了。在這部勇氣可嘉的書里，道斯毫無保留地自曝家醜，並主張在專門研究人類問題的心理學里，採取科學態度對整個社會有很大的實用價值（雖然其潛力仍大有可挖）。例如，道斯寫道：「確實有一門真正的心理科學，這門科學是在無數人多年以來的工作的基礎上發展而來，但是，這門科學目前正因為一些從業者的行為而逐漸被忽視、貶低和遭到反對——這些從業者只是在口頭上承認這門科學的存在而已」（p.vii）。

·強調主張是確證的，是不可辯駁的。

我們不是只會把心理學的形象問題怪罪在其他人頭上，心理學家自己在這方面也「功不可沒」。試圖把真正的心理學介紹給公眾的正規心理學家往往得不到什麼好的回報。然而，美國心理學會（APA）和美國心理協會（APS）正致力於促進與公眾的溝通，美國心理協會為此還新創辦了一本期刊，名為《公眾感興趣的心理科學》（Psychological Scienceinthe Public Interest）。心理學需要在這一方面再加把勁。不然的話，如果公眾在將來還對這一學科心存誤解，那就只能說我們是自作自受了。

有些人發現自己很難接受心理學發生的這類變革。他們頑固地堅持自己有權利對人類行為發表看法，即使這些看法與事實相去甚遠。顯然，「權利」用在這裏並非是一個準確的措詞，因為在一個自由社會裡，每個人都有發表意見的權利，無論這些意見是否正確。最重要的是要意識到，許多人想要的不僅僅是發表有關人類行為見解的權利，他們真正想要的是，無論他們說什麼，人們都應該相信其所說的話。當他們陳述一個關於人類心理學的觀點時，他們希望周圍的環境有利於人們接受他們的想法，這就是為什麼認為心理學是「怎麼著都行」的說法會有大量擁護者的原因。所謂「怎麼著都行」，就是暗含心理學的主張是不能由實證方法來判別的，它只是一堆觀點的集合。科學對於這種「怎麼著都行」的觀點來說始終是一種威脅，因為它有一系列嚴格的標準和程序，用以確定哪些說法是可信的。科學不是「怎麼著都行」。正是這種去偽存真的能力推動了科學的進步。

除了弗洛伊德和斯金納的研究之外，外行人對其他卓越的心理學研究幾乎一無所知。想證明這一點，到附近的書店去看看公眾能買到什麼樣的心理學讀物就知道了。你的調查會發現，那些擺在書店賣的心理學讀物通常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心理學的一些早期經典著作（弗洛伊德、斯金納、榮格、弗洛姆、埃里克森等），這些著作多半側重老式的精神分析觀點，已經完全不能代表當代心理學了。令心理學家感到沮喪的是，這一領域最有價值的著作都被淹沒在書店的科學或生物學類書籍中。例如，心理學家史蒂芬·平克爾（Steven Pinker）的名作《思維的運作》（How the Mind Works）總是被歸在科學類而非心理學類圖書中。因此，他所探討的關於認知科學的重要文章，被迫與生物學、神經生理學或計算機科學而非心理學為伍。

基於我們之前討論過的那些理由，千萬不要把個人心理學理論和科學心理學的知識混為一談。這種混淆有時是蓄意製造出來的，目的是要詆毀心理學在公眾心目中的形象。如果「人人都是心理學家」是指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心理學理論的話，那麼這句話沒有錯。但是它常常被隱晦地暗示心理學不是一門科學。

接下來的問題就是信念評估標準的變革。不會再有新聞報紙刊登有關土星帶構成的立場鮮明的社論文章。為什麼呢？並沒有審查機構阻止這類社論的發表。很明顯，寫這類社論是徒勞的。因為社會大眾知道，對這一方面的知識有發言權的是科學家，而不是評論員。僅在100年前，報紙和那些佈道壇上的牧師還曾對動物世界的物種起源學說大肆攻擊。現在，這類評論大部分都消失了。科學摧毀了讓任何理性思考者輕信這些觀點的客觀條件。心理學還將在另外一個龐大的自然領域中摧毀這類條件。100年後，標題為「兒童早期成長，是遺傳還是環境的影響？」的新聞報道可能聽起來會感覺既愚蠢又過時，就像我們現在聽到大主教雅舍爾（Archbishop Ussher）宣稱世界是在公元前4004年被創造出來時的那種感覺。

斯科特·利連恩費德（Scott Lilienfield）, 一位因其事業早期對臨床心理學所做貢獻而獲得大衛·沙科夫（David Shakow）獎的學者，曾在頒獎典禮上不斷重申上述觀點，並警告說：「在臨床心理學這一領域，我們似乎對處理偽科學這一問題完全沒有興趣，這是一個非常令人吃驚的現象，因為這個問題的火苗已經燒到我們的後院了」（Lilienfi九_九_藏_書eld, 1998, p.3）。他還列出了20世紀90年代在臨床心理學領域泛濫成災的幾種偽科學，其中包括：

除了引起對研究內容的誤解之外，自助類讀物還讓人們對心理學的研究方法和目的產生錯誤印象。正如第4章中所講的那樣，心理科學並不認為幾個個案研究、見證敘述和個人經驗就能構成支持某種療法有效性的充分的實證證據——而這些卻恰恰是大多數自助類「療法」安身立命的根本。自助讀物因此誤導了社會大眾，使他們認為大多數的心理學理論就是基於此類證據得出的。在第8章中我們已闡明，證實一個理論需要許多不同類型的證據來支持，個案研究所提供的數據的說服力在其中是最弱的。將此類證據視為證實某一理論或療法的確鑿證據，無疑犯的是根本性的錯誤。

埃莫里大學耶克斯靈長類動物研究中心的負責人，心理學家弗雷德里克·金（Frederick King）曾講到，某天他花了大段時間解釋動物模型對人類神經障礙研究的重要性，在聆聽完這位在癲癇症的神經和行為研究方面成就斐然的學者長時間講解之後，有位記者問道：「你不過是個心理學家，怎麼會知道這麼多關於癲癇症的事兒呢？」（King, 1993）。

當然，這也不完全是一件壞事。事實上，多數技術產品的設計初衷，就是為了讓那些對其背後的運作原理一無所知的用戶也能使用。事實上，菜譜式知識這一概念提供了一種方法，可以概括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之間的區別。基礎研究工作者尋找自然界的基本原理，而不去考慮這些原理能否轉化為菜譜式知識。應用研究工作者則致力於將基本原理轉化成一個個只需菜譜式知識就能使用的產品。

雖然公眾對心理學話題懷有濃厚興趣，但他們對於心理學及其所取得的成就給出許多負面評價。心理學家們都意識到了這個「形象問題」，但他們又感到無能為力，所以乾脆不去管它，這樣做其實是錯誤的。當大眾傳媒在決定公眾感知（例如，虛構的電視「紀錄片」對那些知識儲備不足的公眾來說就成了真實的歷史）方面越來越有影響力的時候，不理會心理學的形象問題只會讓情況變得更糟。

1.用於治療創傷的那些未經檢驗的怪異療法；

我喜歡引用丹傑費爾德的口頭禪來作為本節的題目，希望這樣做能夠幫我洗清「為心理學家脫罪」的惡名。心理學家道格拉斯·穆克（Douglas Mook）在他的一本關於研究方法的書中曾提到過我借用丹傑費爾德的笑話，並且評論道：「確實，通常心理學得不到應有的尊敬，但有時，它又受到了不應得的尊敬，或者因為錯誤的原因而受到尊敬」（Mook, 2001, p.473）。我完全同意這一感受。穆克是對的，心理學的學生應當知道這個學科所面臨的窘境。就像本書中所表述的那樣，作為一門研究人類行為的科學，心理學通常沒有得到太多的尊敬。但是，心理學呈現給公眾的印象卻是很多臨床治療師宣稱自己具有「獨特的」洞察人心的能力——但這種洞察力在研究證據方面是站不住腳的，這一形象又使心理學獲得了過多的尊敬。心理學的嚴謹性就在於，採取科學的方法來驗證有關人類行為的各種主張；不幸的是，這一學科常由那些不尊重心理學這一嚴謹性的分支呈現給公眾。

然而，心理學領域依然在遭受不端行為的踐踏。例如，「緊急事件應激晤談」在許多場合被作為標準化的程序，用於治療那些經歷了爆炸、槍擊、戰爭、恐怖主義和地震的患者（Groopman, 2004; Mc Nally, Bryant, & Ehlers, 2003）。晤談程序包括讓患者「談論事件並公開表達他們的情緒，尤其是當著也經歷了同樣事件的公司同事的面」（Mc Nally et al., 2003, p.56），其目的是為了減少創傷后應激障礙（PTSD）的發生。大多數經過晤談的病人都報告說這種體驗是有幫助的。當然，看過此書的人都不會認為其依據具有說服力（想想第4章中關於「安慰劑」效應的討論）。顯然，需要有一個控制組（一些沒有接受緊急事件應激晤談的患者）。事實上，「許多創傷倖存者都在沒有專業幫助的情況下從最初的創傷后反應中恢復了過來」（Mc Nally et al., 2003, p.45），因此需要證明，重大事件應激敘事的使用確實帶來了更高的恢復率。雖然真正的控制實驗所揭示的結果並非如此（Groopman, 2004; Mc Nally et al., 2003），但這一療法還在被繼續使用。

這類在美國圖書市場中占相當比重的自助類讀物，極大地影響了公眾對於心理學的印象。首先，像弗洛伊德問題那樣，這些書使公眾搞不清心理學研究關注的焦點在哪裡。舉個例子來說，雖然有相當數量的心理學家在為肥胖、人際關係和性問題提供治療，並在不斷地進行研究，但這個數量比起自助類讀物中所說的要少得多。這種誤解也使得公眾以為大多數的心理學家都致力於異常行為的研究和治療。事實上，大部分的心理學研究的是人類的正常行為。正如美國心理學會前任主席馬丁·塞里格曼（Martin Seligman, 2002）所說，對於公眾來說，心理學「幾乎成了治療心理疾病的同義詞，心理學應該從疾病治療的錯誤軌道回歸其歷史使命，那就是讓正常人的生活更加豐富和完滿」（p.19）。

道斯等（Lilienfeld, 1998; Lilienfeld, Lynn & Lohr, 2003; Mook, 2001; Watters & Ofshe, 1999; Wood, Nezworski, Lilienfeld, & Garb, 2003）所反對的是，心理學領域基於心理學的科學地位頒發資格認證，然後又用資格認證來保護心理學從業者的不科學行為。例如，一個受過良好訓練的心理學家應當知道，我們有把握對總體的行為做出預測，但是在預測某個特定個人的行為時，就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見第10章和第11章），因此，即便是最有能力的心理學家，也不應該在沒有強調這點的情況下去做任何個人預測。正如道斯（1994）所言：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研究實際發現，對於哪些題目存在文化偏見的問題，外行人的直覺判斷通常都是錯誤的。許多被認為沒有偏見的題目實際上卻存在著多種偏見，而許多表面上看來不公正的題目卻沒有發現統計意義上的偏見（Sandoval & Miille, 1980）。舉個例子來說，韋氏成人智力量表在加拿大受到批評，因為其中某一分量表（「信息」分量表）中的一些題目似乎有偏袒美國公民之嫌。例如，其中有一個題目要求被試寫出1950年之後美國四位總統的名字。因此，當這個測驗在加拿大使用時，一些題目就被「加拿大化」了（Violato, 1984, 1986）。例如，那道「總統」的題目被改為"1900年之後加拿大四位總理的名字」。然而，就算是這樣一個顯而易見的、「常識性」的改變也產生了一個小問題：加拿大公民在「總統版本」的智力測驗得分比在「總理版本」中的得分要高。

雖然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套直覺的物理學理論，但不是每個人都是物理學家。但是，如果我們不要求讓個人物理學理論取代科學物理學，就為我們每個人獲悉真正的科學物理學理論（因為科學是公共性的）鋪平了道路。同樣道理，並非人人都是心理學家，但人人都能獲得心理科學所發現的事實和理論，將之付諸實踐，並豐富我們所有人對彼此的理解。

當然，心理學並沒有壟斷對於行為的研究。許多其他的相關學科採用不同的技術和理論視角，也對我們關於行為的知識有所貢獻。許多涉及行為的問題都要求多學科的取向。然而，大多數心理學家必須要接受的一個非常殘酷的事實就是，當這種多學科問題的研究成果發表時，心理學家的貢獻往往會被其他學科所掩蓋。

諷刺意味顯而易見。心理學作為一門最可能精確評估超感知言論的學科，在公眾的心目中卻與偽科學關係最近。這種「被連累」的現象讓心理學深受其害。正如下面還要再詳細討論的，心理學常常會陷入這樣一個「裡外不是人」的境地，這隻是其中一例。那種認為在心理學里沒有什麼規則、這個領域的知識缺乏科學評判標準的信念，導致人們將心理學與超感知這樣的偽科學聯繫在一起。然而，如果心理學家成功地讓公眾認識到這些偽科學的真面目，心理學與偽科學的聯繫又會被視為「心理學不是一門科學」的鐵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