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自白書
確認的辦法只有一個,那就是互相知道救濟席有仁的原委,以及二人通信的內容。說到李源良和席有仁之間的通信,我比真正的李源良更加熟悉。對於席有仁的一部分來信,李源良甚至從未讀過,而往南洋寫信的人一直是我。
「去吧!」李源良說,「我也很想去看看日本,以前旅行時,從沒在那裡逗留過兩天以上。」
或許你會認為我是在狡辯,但我還是想說——我從未想過要賺錢來過上奢侈的生活。我的生活一向儉樸,只要你去一趟我家就會明白。在產業界留下足跡才是我唯一的生存價值。不是我誇海口,我的個人生活毫無問題。我一門心思地埋頭事業,甚至懶於成家。名聲?那也非我所欲。只要想想我一直滿足於木偶師這一身份的事實,自然就會明白。
席有仁乘船抵達了。由於是初次見面,我們約定在帽子上插上黃色假花作為標記。當我們的手第一次握在一起時,他幾乎快要流出淚來。我絲毫沒有感到心虛愧疚,因為將這個男人從毀滅邊緣拯救回來的人就是我。
木偶碎了,一切便都結束了嗎?不,一切都與以前一模一樣,碎掉的不過是形骸罷了。
既然要借,就不能吝嗇,只能維持一時的金額是不行的,必須超過席有仁申請的金額——必須要保證能從根本上令瑞和企業重新站起來,以謀圖更大的發展。
我的意見通過李源良之口說出,並非總能得到認可。因為精打細算之下,相較於不穩定的民族工業家,向那些囤積棉花的投機業者們融資要有利得多。但慢慢地,銀行幹部們開始清楚繼任董事長所持態度為何了。李源良是即將支配整個銀行的大人物,任何人都不會不把這件事放在心上。而所謂的「大人物」,不是別人,正是我。就這樣,我慢慢地替銀行的幹部洗腦,靜待時機。
當時我和中國所有的知識青年一樣,也是個熱血的愛國青年。
從小學到大學,我們都是同班。雖然不值一提,但我的成績—直比他好。他經常將作業之類的推給我做。不過,他一直極為穩重,並非暴君之流。只是,當他說「作業就拜託你了」時,他堅信自己不會遭到拒絕,而我也無法拒絕他的要求。說句不好聽的,若非和我在一起,他恐怕連大學都無法畢業。
李源良的父親死後,我的時代便到來了。我得到了銀行的完全控制權,但我並未謀取董事長的職位,而是成了李源良的秘書——這樣就足夠了。如今,李源良就是我,我就是李源良。
我雖是木偶師,但如今木偶已碎,難道我不能出面成為新的木偶嗎?此前給予木偶那麼多的東西,如今不正是收回的時候嗎?
人們將他大夸特誇,說李源良很快就會超過其父親,成為一個大人物。表面上,受到稱讚的是李源良,但實際上卻是我李東昌。由於李源良被視作前途無量的青年才俊,負責經濟方面的報刊記者便前來找他做訪談,他卻這樣說道:「訪談這種形式太過鬆散,不如我寫下來給你吧!控制在多少字內為宜?」——如此一來大大節省了時間,記者不禁大喜過望。李源良也很聰明,這樣做就不必擔心因說錯話而露出馬腳。而且,他根本無須絞盡腦汁寫文章,這些一直都是我的工作。
徐銘義一邊大發牢騷,說自己有些傷風,不得不窩在家裡,一邊將我帶入客廳坐下。我告訴他已經聯繫了席有仁,「過後我會通知你具體時間,總之,他對你們的會面十分期待。」
我若無其事地觀察徐銘義,只見他面戴口罩,只有說話時才稍稍將口罩掀起。他穿著鮮紅的套衫,頭上誇張地纏著繃帶,與先前遇見時的打扮一模一樣。他取出咖啡杯和湯匙,放在桌上。過了不久,咖啡館的女招待便端著咖啡壺走進來,向早已備好的咖啡杯中倒入黑色液體,並從圍裙口袋中掏出一塊紙包的方糖,放入杯中。然後,她便走出了房間。咖啡店只提供咖啡和方糖,並無需要回收的容器。徐銘義有潔癖,自然不想使用咖啡館那些來歷不明的容器。然而,最重要的是——「白宮」的女招待之後便不用再來了……徐銘義邀我下象棋,說是久別重逢,應該來一盤。我們走進後面的卧室,下起了象棋。他以前就是一個高明的棋手,我一敗塗地。我稱讚道:「你還是那麼厲害。」
我們從一流公寓遷至二流公寓,這樣做自然是為了節約經費。
可是,我想到徐銘義以前的性格,就不由得對這一辦法感到懷疑。他是一個一絲不苟的人,不僅如此,還完全不知變通,病態地執著于弄清所有事情。縱然用錢,恐怕也無法改變他的這種本性——不,或許可以。可是,我並不想對任何read.99csw•com人說出真相。或許我也是偏執狂的一種吧一一不,並非或許,而是的確如此。事已至此,我無法否認。
在矢田老人的關照下,我們在朝日產業的地位也還穩固,但公司的幹部們卻對如何對待出口部門抱有很大的疑問。這樣說,是因為當時有一家提供原料的財閥商社要求獲得出口的代理權。若將代理權轉讓,購買原料的資金周轉應該會變得輕鬆許多。如此一來,朝日產業的直接出口部門的存在不但變得可有可無,反而撤掉更好。
在開始下一局的較量前,我們閑聊了起來。我問他平時訪客是否很多,他回答說客人很少,一周至多不過三人而已——「基本都是來下象棋的朋友。」我又問他:「今天是星期日,會有朋友來下象棋吧?」他答道:「應該會來,但通常都是吃完晚飯後才溜達過來,差不多八點就會回去。他們很關心我的健康,而且夜裡實在是太冷了。」聽了他的回答,我開始在心中算計起來。
我成了李源良。這絕不是一件可恥的事。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一直被人們認為屬於李源良的東西,其實全都屬於我。我所做的並非奪取,而是收回。
自李源良就任董事長后,興祥隆銀行的性質發生了顯著的變化,世人都認為這是因新董事長的性格所決定的。我還記得,某家報紙刊登了這樣一則評論——「年輕的董事長具有強烈的理想主義傾向,似乎已決意率領興祥隆銀行成為民族產業的支柱。然而,這位年輕的董事長恐怕很快便會醒悟到自己選擇了一條多麼困難重重的危險之路。」另外一家報紙則這樣寫道——「年輕的獨裁者李源良莽撞地衝上了一條荊棘密布的道路,很快,他就將變得渾身鮮血淋漓。」自然,被這些評論激起發奮之心的並不是李源良,而是我。李源良當時只是一邊將煙灰彈在報紙上,一邊若無其事地說笑道:「呵呵,這幫傢伙盡散布些陳詞濫調來攻擊我。」
這個木偶曾在興祥隆銀行的董事會上發表創新性的意見。戰後重回上海后,他的銀行又絕望且奮不顧身地支援民族產業。然而,身為銀行主人的這個木偶,卻連紡織中最簡單的原價計算都不懂,只知熱衷於從揚子江公司的朋友手中得到外國唱片。被海量的資料和數字掩埋、拚命與官僚資本做鬥爭,以及過去那些創新意見的來源,都是我李東昌。流亡香港、飽經風霜、憂憤度日的又是誰?還是我。而李源良只知抱著胡琴,享受南國的和風徐徐!
李源良是我的面具,通過這個面具,我成了銀行的獨裁者。其中既有過失敗,也有過成功。當失敗時——比如貸款的工廠破產,人們就會冷笑—一「看吧,活該!」但冷笑也好,白眼也罷,李源良一概置若罔聞。因此,人們愈發將他視做境界極高的大人物,卻並來看見真正的統治者在後台咬牙切齒地流下懊悔的淚水。當成功時,那些人就會紛紛稱讚——「哎呀,不愧是李源良,真是胸懷大度的俊傑之才,比他老爸還要厲害!」李源良則擺出一副事不關己的模樣,在董事長室里打開速寫本,聚精會神地為桌上的墨水瓶寫生。那些人並不知道,滿臉喜色的木偶師為了不讓觀眾聽到,正在極力忍住喜悅的呼聲。
無奈之下,我只好答應聯繫席有仁。事態開始變得出乎我的意料了。
既然第一種和第二種辦法都行不通,便只能採取剩下的第三種辦法。也是能阻止徐銘義和席有仁見面的最穩妥的辦法——除掉徐銘義!
李源良本質上是享樂主義者。他喜歡悠閑度日,比如拉小提琴或是畫畫。但音樂也好、美術也罷,他都不會一門心思地深入鑽研,只是出於娛樂而已。此外,他對當時逐漸興起的話劇也很有興趣,便與同好一道組建了業餘劇團,並以演員的身份登台表演。儘管只是同學校演出差不多的水準,但他也算得上是一個高明的演員。小提琴和畫具對他的現實生活沒有任何幫助,但唯獨演技,在某種程度上給他帶來了正面影響。當他在會議上陳述我教給他的意見時,他總是能成功地表現出與該意見持有人相符的態度。
我做夢都沒想到,在神戶竟會有知道我不是李源良這一真相的人存在。可是,我卻還是與以前在銀行任職的徐銘義相遇了,而且,他還曾帶領席有仁遊玩上海。我當時嚇了一跳,但仔細想想,又覺得無須擔心。席有仁很忙,他計劃只在神戶待兩三周的時間。在此期間,我應該會與他形影不離。徐銘義說他在東亞大街附近經營一幢公寓,要在這兩三周內避開他,實在是輕而易舉之事。
要想喚醒瀕臨衰亡的祖國,首先便九九藏書應該增強國家的實力和財富。於是,憑藉自己所學的專業知識,我描繪了一個提高國家經濟實力的美夢。在學生時代,我曾偷偷地以《中國經濟發展綱要》為題,制訂了一個驚人的龐大計劃。按照我的計劃,天津會成為擁有十五個防波堤的不凍港,揚子江河口處將建設一個取代上海的大都市。
我和李源良都沒見過席有仁,總是擦肩而過,也不曾互贈照片。
然而,李源良卻突然死於交通事故。為了準時趕去聽音樂會,他急匆匆地橫穿馬路,卻被一輛計程車撞飛。李源良之死令我覺得渾身都失去了力量。沒錯,他或許的確是我隨意操縱的木偶,但觀眾一直以來看見的都是這個木偶,沒有任何人知道藏在幕後的木偶師是什麼模樣。面對破碎的木偶,我茫然呆立,不知如何是好。
步入社會以後,我們仍在一起。李源良註定是會坐上銀行董事長的寶座的。雖說是銀行,但並沒有推行近代化體制,董事更換還是一如既往地實行世襲制。我的未來註定也要和父親一樣,成為銀行的幹部。踏入社會伊始,李源良便是董事長實習生,我則被安排在背後輔佐他。說到輔佐,那自小便是我的職責。
我們放棄上海,流落到了香港。我和李源良均無妻子。李源良的妻子在重慶去世,並無孩子;我雖然並非獨身主義者,但忙於工作,也未成家。我們都無牽無掛。因此,我們計劃在香港重新開始。然而,對外來人而言,香港的風潮並非那樣溫暖,而且我們也沒有任何基礎。
這很重要。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席有仁已經完成了外貿部門的準備工作,很快便要開展業務。而且,朝日產業的老東家去世后,新董事會經過內部商議,已經決定關閉出口部門——碎掉的木偶恐怕從未想過這些事。在李源良死去的一剎那,他腦中浮現的只會是幻想交響樂隊即將開始的華麗演奏,併為自己錯過這一機會而感到悔恨。也就是說,我那親愛的木偶根本不需要席有仁,需要席有仁的不是別人,正是我這個木偶師。
這樣的席有仁依然時常來信。有一次,李源良帶著事不關己的表情,開心地說道:「呵呵,那傢伙也做得不錯嘛!」我心下驚愕,直直地盯著他幸福的笑容。對我們而言,席有仁的驚人發展有著重大的意義。他在信中曾表示,他遲早會涉足外貿,叫我們再忍耐一陣—一這對我們而言擁有何等重要的意義,難道李源良不明白嗎?對他而言,似乎得到外國著名音樂家所辦演奏會的門票更為重要。不過,沒關係,因為他是木偶,而我是木偶師。不用說,給席有仁寫回信是我的工作。於是,我頻繁地與席有仁聯繫,靜待時機。
隨後,我稱讚他的公寓道:「這麼大的公寓,只有正門能夠進出嗎?」
拜訪完徐銘義,我便去了商店,購買了旅行提包、雨衣和海綿膠底運動鞋,回家時又在三之宮買了墨鏡、口罩和繃帶。
旅行回來,戰爭便爆發了。至於關閉銀行在上海的業務轉而移至重慶,也是我以李源良的名義做出的決定。戰爭中,我與席有仁的聯繫一時中斷。後來我聽他說,在日軍佔領新加坡后,他便放棄事業開始四處逃亡。等戰爭結束,興祥隆銀行又重返上海。同樣,席有仁也回到了新加坡,開始收復以前的企業。雙方都忙著處理自己的事。
我說服他換了名字。我雖有李東昌這一名字,但當時那般落魄,實在羞於使用。李源良雖然並不執著於此,卻也按我說的起了一個假名,用在了身份證上。
你說你同喬玉只交談了不到兩分鐘,那是不可能的。你一定趁她心情不佳之際,花了很多時間,將想問的事情打聽清楚。你布下了一個陷阱,那是一個閃閃發光的精緻的陷阱,或許連你自己看著它都會感到沉醉。不過,我並不想恬不知恥地跳進你的陷阱,你可能也不期望如此。你的話語中曾多次不經意地流露出這樣的想法,而我當時看你的目光也的確頗帶感激。
我十分擔心,李源良則依舊逍遙度日。不過,唯獨一件事令我感到頗為欣慰——席有仁在南洋的事業發展迅速,勢如破竹。對席有仁而言,戰後的混亂或許正好為他提供了大展身手的舞台。他轉眼間便填補了戰時的空白,眼看著壯大起來,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勢力。
席有仁得到融資后,每月都要對其事業狀況做兩次詳細的報告,簡直殷勤得過度,而且每次都會說些感謝的話。可以說,只要是這個世界上有的所有感謝的表現方法,皆已被他收羅殆盡。我一般每收到三次就寫一封回信,內容不過是叫他加油而已。當然,李源良是不會寫的,一直是我以他的https://read.99csw.com名義來寫。旅行中,我也給席有仁寄過幾封信和明信片。當時曾計劃順路去趟新加坡,便就此事聯繫了席有仁。
你方才佯作不知的樣子相當有趣,還說「只交談了不到兩分鐘」。
不過,後來新加坡之行因故取消了。
席有仁是一個精力旺盛的怪物。得到融資的認同書後,他便立刻返回新加坡,專心致志地開始著手企業重建。一年後,他便將貸款悉數還清。為了還錢,他親自來到上海,但李源良和我當時正在歐洲旅行,視察業務。準確地說,李源良是去各個美術館、劇場和音樂會,我則是去視察各地銀行。
在香港窮困的底層生活,讓我對李源良有了新的認識。我當時大受打擊,心中充滿了落魄的感慨,可李源良卻並非如此。若論落魄的嚴重程度,他才是真正從極高的地方狠狠摔下來的一位——頂級的大資本家一下子便淪落到了近乎于無業游民的境地。而我原來只能算是中產階級,如此境遇本不足以令我一蹶不振。但即便如此,我仍受到了沉重的打擊。可是,你猜李源良怎樣?他失去了小提琴,卻在灣仔買了一把便宜的胡琴,整日開心地彈奏,毫無像我一般山窮水盡的悲壯感。他的舌頭本應習慣了美食,但在吃路邊攤的蕎麥麵時,他也會十分滿足地吧嗒嘴巴。至於衣著打扮,反倒是我更加在意。
我們來到日本,負責矢田公司——也就是朝日產業的出口部門,但一切卻與此前並無不同。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工作還是全部由我處理。相較於塑料,李源良對美術展覽會和音樂會更感興趣。他似乎很喜歡東京,稱讚那裡文化氣息濃厚。我也很喜歡日本,因為這裡有真正的工業,令我獲益頗多——我覺得青年時代的夢想彷彿又重新復甦了。
關於戰後上海經濟界的狀況,想必你也知道,簡直無以名狀。官僚資本掌握了所有生殺予奪之大權,我每每想起就會肝腸寸斷。民族產業無法逃離棍棒的撲殺,盡數被滅。興祥隆銀行融資的民族產業全部破產,銀行也因而倒閉。我甚至遠渡美國,企圖尋找救亡之策,卻均失敗而回。就這樣,長年的夢想受到毀滅性的打擊,一朝破滅。
提到操縱李源良,那是我的拿手好戲。在很小的時候,我還時常覺得難以應付,但隨著長大,就逐漸變得輕鬆起來了。長大之後,他也清楚自己才能有限,便乾脆決定——將所有事都交給李東昌,肯定沒錯。他也曾多次貿然獨力而為,均以失敗告終。等到大學畢業,他就不再那樣冒險了。結束學業后,他立刻成了董事之一,需要出席會議。不過,他在會議上所作的發言都是我事先告訴他的。聽了他在工作會議上的發言,大家都很欽佩,紛紛稱讚「少爺真有見識」,他的父親自然更是笑得合不攏嘴。
席有仁總在信中提及昔日的恩義,他之所以聯繫李源良並打算提供工作,也完全是因為那件往事。而李源良一死,席有仁此生似乎便再也無法報恩了。果真如此嗎?實際上決定救濟瑞和企業的人究竟是誰?
當南洋的席有仁面臨事業危機,被所有銀行拒之門外,最後不得不來向興祥隆銀行尋求援助時,他想必早已不抱任何希望。當時,我和李源良同在避暑地,但並非在遊玩。李源良吱吱嘎嘎地拉著小提琴,我則在一旁研究席有仁的融資申請書(或許應該稱作懇求書),並且仔細審查了關於新加坡瑞和企業的調查資料。興祥隆銀行的地盤僅限於上海一帶,我當時剛好在想,是時候與南洋建立關係了。但為了在南洋華僑中間擁有立足之地,就向當前生意興隆的企業低頭,這種做法太過愚蠢,也不會有太大的發展。雖然會走彎路,但我們必須抱有慢慢培養的決心不可,我從很早以前就有這種想法,因此便覺得席有仁的申請是一個絕佳的機會。那是一種賭博,而且是極其危險的賭博。
離開時,我從後門出了公寓。那時,我已經大概制訂出了作案計劃。從後門出去便是一條狹窄的小巷,我看了看手錶,然後快步繞了一圈,重新回到「鷗庄」的正門,隨後再次確認了時間一—正好用時兩分鐘。
星期日中午,我去了徐銘義的公寓,收發室里並沒有人。掛鐘響了一聲,我看看手錶,指針指向十一點三十五分。我的手錶很准。我向管理員的房間里望去,只見掛鐘的指針指向十一點三十分,慢了五分鐘。老實說,我當時尚無具體計劃,但我隱約感到,必須藉此機會制訂一個作案計劃。因此,我覺得應該將手錶的時間與那個掛鐘的時間調成一致。於是,我將手錶調慢了五分鐘。
就這樣,學生時代的我整日沉浸在浮躁九_九_藏_書的幻想中,編織著可笑的春秋大夢。然而,步入社會之後,我卻得到了一個基礎牢同的真實舞台,足以讓我大展身手—那便是興祥隆銀行。雖然實現我夢想的舞台規模變小了,但它卻讓我為夢想所畫的每一筆都變得清晰明了。若是境遇平凡的青年,只怕會因此而經歷一次挫折,以致於理想破滅,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夢想如淡淡白雪般在現實面前消融無蹤。攤開在他面前的是枯燥的賬簿,眼中充斥著灰色的數字,耳畔迴響的都是無聊的算盤聲。但幸運的是,我是輔佐李源良。他並不是一個境遇平凡的青年,而是從幾十萬人中被選出來的唯一一個幸運兒。可是,偏偏正是這樣的傢伙經常卻無法利用其境遇的恩寵,李源良也不例外。因此,我就代他好好利用了一番。
後來,我們更是搬到了三流公寓,而且是二人同住一間小屋,淪落之感愈發痛徹心扉。就在那時,我偶然間遇到了一位以前在上海結識的日本實業家。那位名叫矢團的日本老人剛好前往東南亞旅行,歸途順路就來了香港。矢田是工業家,擁有一家生產塑料的工廠。在他眼中,旅行所到之處都是他產品的市場。而且,他當時正在考慮產品的直接出口,恰巧就遇見了我們。性急的矢田老人立刻熱情地勸說我們——來日本吧,幫我負責工廠的出口部門,我的產品的客戶都是南洋的華僑。
我們只是泛泛之交——不,或許連交情都談不上。可是,你卻將我視為朋友,對我心懷憐憫。又或者,只因我們同為中國人,你不忍看我踏上那個滿是冷酷鋒刃的陷阱。也許是我想太多了,可能你只是太討厭我,害怕我醜惡的血液玷污了你那閃亮的陷阱。但即便當真如此,也沒關係,我喜歡你。在僅存的這幾個小時里,除你之外,我不想和任何人說話。不知為何,我能從你身上感受到一種巨大的包容。雖然這樣會給你添麻煩,但我希望能在你寬廣胸懷的包容之下死去。
我們花光了身上僅有的錢,卻連一個像樣的事業的衣角都沒摸到,僅剩一身皮骨。南國的太陽實在酷烈得無情。應該北返嗎?不,此時中原早已戰火密布,解放軍已如波濤般跨越了長江。
在信中,我也時常寫下一些身為實業家的哲學觀念,而真正的李源良與這些可說是毫無瓜葛。因此,席有仁若與真正的李源良討論實業哲學,只怕席有仁反會感到疑惑。
我靜下心來思考,想到了三個辦法。第一,跪在席有仁面前,坦承我不是李源良。然而,唯獨這個辦法是萬萬不行的。真正幫助席有仁的究竟是誰?我懷著明確的信念,繼承了李源良這個名字。我覺得,這是我和李源良之間早已簽訂好的契約——將借出的東西收回,「名字」就算是利息。不過,這種事已經無所謂了。若是此刻向席有仁坦白,那我的夢想怎麼辦?很遺憾,就目前而言,若無席有仁的援助(當然我有接受的權利),我的夢想終究只能是夢想。對我而言,這無異於奪走我的生命。
「是啊,平均下來,我一直都贏。我還做了記錄。」說著,他從套衫的口袋中掏出一串鑰匙,打開桌上的手提保險箱,從中拿出一本黑色皮面的賬簿,將對戰記錄展示給我看。他得意洋洋地說道:「每局賭一百日元,自今年以來,輸贏相抵,我已經凈賺七千日元了。」
不愧是瑞和企業,有它作為後盾,那些生意的交易數額都異常巨大,與此前專門出口塑料的小家子氣的生意不可同日而語。而且,由於往事之故,在商定價格時,席有仁也給我留出了非常大的利潤空間。轉眼之間,我就獲得了巨大的利益。我的夢想開始再次膨脹起來。成為海外民族產業的旗手——這一夢想變得不再模糊。我的可用資金逐漸增多。此前的華僑主要都活躍于商業部門,但我認為今後必須擴展到生產領域。在從事了好幾年、已經頗為熟悉的塑料工業方面,我積累了不少知識,規模上也恰好合適。可以先建設塑料工廠作為起步,然後再擴大規模——或許我的年紀有些大了,但我會儘力而為!我之所以降生在這個世界上,就是為了完成這一事業。
我之所以絮絮叨叨地說這些,是想讓你知道,李源良的所作所為其實全部都屬於我李東昌。
李源良停止拉小提琴,開口說道:「又要賭了?」他的話中既無嘲諷,也無抗議,「如若失敗,人們會說什麼呢?希望他們能發明些有趣的新詞彙。」——他只關心這些。我將蓋有董事長批准印章的文件交給了銀行,就是這份文件拯救了席有仁。董事長的印章一直由我保管,而且他的所有信件都是我寫的。到了後來,甚至連銀行職員也將我的https://read•99csw.com字當作是李源良的筆跡。
我對徐銘義自然隻字未提席有仁。可是,他還是知道席有仁來了神戶,告訴他的人便是你。有一天,徐銘義來到我的辦公室,說既然席有仁來了,就要我讓他們見上一見。他說:「是在這幢大樓的地下室開食堂的陶先生告訴我的。」我不禁大吃一驚,幸好席有仁當時並沒來我的辦公室。不知為何,徐銘義對與席有仁的會面表現得十分熱切,絕不僅止於希望見到老朋友的程度。我若不加以引見,他或許便會自行去找席有仁。我看他兩眼放光,可能有非辦不可的要事。
席有仁終於進軍外貿行業,並將昔日的恩人李源良指定為駐日總代理。於是李源良離開朝日產業,創辦了一家新店。為了令精神面貌煥然一新,兼且考慮到關西是日本產業的重要中心之一,李源良便決定將根據地遷至神戶——對於這一決定,南洋的席有仁絲毫未覺奇怪。
我來到桌前,因為我必須給你寫封信。雖然腦中突然閃過一個念頭,覺得這樣顯得有些戀戀不捨,不過,我還是拿起了筆。這次的事件,若有其他人被懷疑成兇手,我也將寢食難安。雖不知你會否答應,但我有一個不情之請——倘若沒人被懷疑成是兇手,希望你盡量不要公開這封信。
興祥隆銀行是李源良之父所創,家父則輔佐其父,功績卓著。我和李源良自小便在一起長大。雖然我們的父親結成了同志般的關係,但或許是周圍人有意為之,兩個兒子之間卻近似於主僕的關係。
我並未將李源良的死訊通知席有仁。席有仁認識的李源良是救他脫離困境的李源良,而這個李源良其實並未死去,還好端端地活著。我徹底變成了李源良,並且對此毫無罪惡感。我只是收回給予那個已死男人的東西而已,順便也包括名字——當時,我羞於沒落,便在香港使用了假名。來到日本后,在外國人入境登記中也使用了那個假名。但實際中,我們使用的自然還是真名。中國人大多擁有兩三個名字,諸如字、號。從這一點上來說,並沒有什麼不妥。只不過在東京,雖然只限於與朝日產業有關的極小範圍內,但畢竟有人知道我並不是李源良。因此,我覺得不能留在東京。
我想,你已從喬玉口中問明了我的事情。曾經的上海興祥隆銀行董事長李源良——並不是我,我只是他的秘書,本名李東昌。現在,這個名字讓我覺得無比眷戀。
我自言自語道:「搏一把吧……」李源良就在旁邊,但我並未同他商量,凡是工作上的事從來都是我一個人拿主意——「好,搏一把!」
即便如此,在提筆之前,我也曾無數次想過—一「等等,說不定陶展文並不知道呢?」當然,這不過是我心存幻想的猜測罷了。你的話令我不得不徹底覺悟。無論我多少次重複自問自答,幻想成真的可能性都是微乎其微的—一切都崩毀了。
我望著你走下樓梯、轉過走廊拐角,然後就回了辦公室。辦公室里只剩下一個職員,而且他也穿好大衣了。「社長,再見。」——他向我打了聲招呼,我也說了聲「再見」。然而,這聲告別並不是僅僅對他一個人說的。
我起初並未在意,竟相信了你的這番話,但說著說著,我就逐漸明白了——你已經知道了我的真正身份。
「還有後門。」他答道,「走廊往正門相反的方向,走到盡頭向左轉便是,只不過很少有人使用。」
後來,席有仁來了日本。我並未感到慌張,因為我是比李源良更真實的李源良。無論談到什麼,我都能應對得比真正的李源良更好。
我對他說,此番前來就是為了通知這件事,他聽后極為惶恐,表示並不著急。然後,他就去查看牆上的一覽表,給名叫「白宮」的咖啡館打去電話,要了一杯咖啡。
即便如此,但人們會怎麼想呢?既是具有創新性的銀行家,又是火熱的愛國者,並且為了民族產業廢寢忘食、不懈奮鬥,最終光榮敗北的硬漢……這些頭銜都加在了那個木偶身上,實際上卻都是從我身上剝奪走的。
第二個辦法便是向徐銘義毫不隱瞞地說明一切緣由,將其收買。
你也許會想——這個可憐的人竟會被資質不如自己的同年人使喚。其實,你大可不必如此同情我。表面上是他在使喚我,但換個角度來看,可以說他才是被使喚的人。因為若沒有我,他什麼都做不了。相反我甚至很滿意自己的地位。我的滿腹經綸——這樣說有些誇張——總之,我的一些想法通過李源良漸漸得到實現。對青年時代的我而言,已經心滿意足。為了我的名譽,我先聲明——我對地位之類的渴求並不強烈。
我同意了。反正當時進退維谷,如此可謂正中下懷。
展文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