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不努力的好處
然而，任何反對長時間工作的措施都會面臨某些巨大的障礙。執行總裁可以創造出世界上最富啟發作用的工作-生活計劃，但如果處於指揮鏈中的基層經理缺乏同情心，計劃就可能失敗。一家美國公司最近推行了許多得到董事會全力支持的工作生活措施。然而，一年後，登記的人卻少於預期。一項調查發現，幾個部門的領導層向員工發出警告：如果簽字的話，他們的升遷機會將會受影響。"很多人仍對工作生活模式表示懷疑，"公司人力資源部經理說到，"改變規則僅僅是開始；你還得改變人們的心理定式。"
這種變化在日本尤為明顯。日本一度以其可怕的工作倫理讓世界感到震驚。10年的經濟停滯帶來了工作的不穩定性，隨之而來的是對工作和時間的新思維。越來越多的日本年輕人在逃避長時間的工作以獲得更多的娛樂。"多年來，日本的家長衝著孩子喊：做事要快，工作要努力，多干點。而現在人們在說：夠了，差不多了，"《慢為美》一書作者凱博·歐依瓦說道。"新一代現在已經意識到，你無須工作很長的時間，也就是說，慢一點也沒什麼不好。"現在許多日本年輕人寧願選擇做臨時工，也不願做工薪族、成為集團車輪的輪齒。權威人士專家稱之為"自由工作的一代"--這是在英語的"自由"一詞與德語的"工人"一詞基礎上形成的新詞。
在我們這個快樂主義時代，慢速運動手中留有一個銷售王牌：它兜售娛樂。慢速哲學的核心信條是從容地把事情做好，並從中獲得更多的享受。無論慢速哲學對經濟資產負債表有何影響，它所傳達出的正是真正使我們快樂的東西：健康的身體、繁榮的環境、得到加強的社區和人際關係，遠離永久的匆忙。
女性尤其渴望工作和生活之間的平衡。最近的幾代人在成長過程中一直相信他們的權利和義務是擁有一切，包括家庭、事業、住房以及能帶來回報的社交。但"擁有一切"被證明是一隻有毒的高腳酒杯。通過美國散文集《房子里的母狗》及艾里森·皮爾森的暢銷小說《我不知道她是怎麼做的》，數百萬女性已經認識到她們的疲憊的自我。《我不知道她是怎麼做的》一書講述一位上班族母親如何在經營一家高風險投資公司和家庭之間掙扎著的故事。女性對試圖成為"超級女人"已經厭倦不已，於是她們帶頭要求重議工作場所的規則。態度在發生變化。如今，在時髦的晚宴上，女性就產假的長短彼此誇耀就如同談論獎金多少一樣。即便沒有孩子、野心勃勃的人也擁護每周四個工作日。
然而美中不足的是，規模較小的行業發現，每周35小時工作制對它們是一個負擔，因此許多企業遲遲不肯實施新工作制，試圖拖延至2005年的最後限期。支持新工作制的稅務休假基金造成了國家財政虧空。與此同時，商業領袖則抱怨休閑革命使法國失去競爭力。這種說法是有道理的，近年來，外資對法投資放緩，原因是一些公司選擇將資金投放到勞動力更為低廉的國家，而每周35小時工作制必須為此承擔部分責任。不錯，法國的經歷加劇了採取單邊立場抵制全球化經濟漫長工作時間文化的風險。
在集團食品連鎖機構的上層，越來越多傑出之士選擇自謀職業或做獨立承包人。這就促使他們一方面工作更努力，一方面仍有時間重新充電、享受個人愛好、同家人外出。他們中很多人是網路公司繁榮時退出的。作為矽谷一家軟體公司的項目經理，丹每周工作長達90個小時，持續了3年。較長的工作時間給他的婚姻帶來了壓力，妻子威脅要和他分道揚鑣並帶走一對雙胞胎女兒。2001年當公司業務不景氣時，凱姆普發現自己又回到就業市場，他決定重新規劃自己的人生。如今，他每周工作40小時，幫一些公司管理IT系統。他仍有充裕的收入，也有足夠的時間照顧家庭、打高爾夫球。到目前為止，他也沒有察覺那些全天上班的同事對他有任何蔑視或不以為然。"如果有什麼不同的話，那就是，他們羡慕我，"凱姆普說道。
歐文·海勒是減慢時間學會的一員，他在自己的慕尼黑律師事務所享受著放慢工作節奏帶來的好處。像眾多律師一樣，他過去奔波于同客戶的見面會，用10分鐘的時間去調查推斷案情摘要，接著就著手處理案子。但他注意到過了不久，他總是要不斷給客戶打後續電話，有時由於出現方向性錯誤不得不(由原路)返回。"找律師的人心裏大多有目標，比如為錢，還有他們不願明示的，如希望被承認，或為正義、為復讎等，"他說道，"要摸清客戶的深層願望需要時間，但你必須對這些情況有所了解，以便竭力為他們做得最好。"現在，他與客戶初次面談往往需要兩個小時以上，這期間，他要對客戶的個性、基本情況、價值觀、目的和恐懼進行充分了解。結果，這位56歲、留山羊鬍子、有著淘氣下巴、性情活潑的海勒工作效率更高，他的事業也在蓬勃發展。"客戶總是對我說，其他律師只給客戶5分鐘的時間解釋他們的需要，把材料交給他后，就得離開，"他說道，"雖然我的方法看起來緩慢而傳統，但傾聽是最好的策略，最糟糕的是草率行動。"
不妨看看東京的24歲的研究生亞伯·信人的情形。他父親每周為銀行辛辛苦苦幹70個小時，他本人則在一家便利店做兼職，其餘時間打棒球，玩電子遊戲，或在城裡轉悠。亞伯一頭蓬亂的紅色染髮，微笑著說，被工作支配的生活不是他和他的朋友所追求的。"我的朋友最終意識到歐洲人很久以前就悟出的道理--讓工作支配你的生活是瘋了，"他說道，"我們希望支配自己的生活，希望擁有慢速生活的自由。"自由工作幾乎不足以成為未來的行為典範--大部分人依仗勤勞的父母才得以維持其輕鬆的生活方式。但他們拒絕信奉對工作的狂熱顯示一種文化的轉變。即便日本的官場也在採用新的策略。2002年，政府呼籲減少工作時間，新的立法使分享就業變得更為簡單。日本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減少工作時間的趨勢剛剛起步。
新工作制有瑕疵，這點盡人皆知。2002年，法國新右翼政府放寬對加班加點的限定，從而邁出將35小時工作制恢復到標準水平的第一步。2003年9月，一項具有標誌性的民意測驗顯示，多於半數的法國公民認為法國應該恢復39小時工作制。36%的人希望這種改變是永恆的，18%的人則認為應該是臨時性的。雖然評論家稱反改革的浪潮正在醞釀中，但全面廢止新工作制並非輕而易舉。在投入了數年的時間以及大量的金錢實施35小時工作制后，法國各公司又要就這一制度重新進行協商，令他們厭倦不已，因為當初正是一輪輪複雜的、造成分歧的協商才使35小時工作制得以成為可能。而且，對成為新工作制基礎的價值觀的支持仍十分強烈，這些價值觀包括削減工作時間、增加娛樂等。
談到放慢速度，最好從小事做起。做飯整個過程都要親自動手；同朋友悠閑地散步，而不是匆忙地跑到購物城購買並不十分需要的物品；關上電視，讀讀報紙；給性|愛增添些信息；或花短短的幾分鐘時間找一處安靜的地方坐一坐。
大部分的工作還有更多的事情要做。在經歷過改組、減員多年之後，公司希望它的僱員分擔解聘人員遺留的工作負荷。由於辦公室、工廠瀰漫著失業的恐懼，很多人將延長工作時間視為證明其自身價值的最佳途徑。數百萬人即便在疲憊不堪或身體不適、效率低下的狀況下，也硬撐著去上班；更多的人則從未用完自己的休假。
佐藤健是佛教的狂熱追隨者。作為執行總裁辦公室的經理，他每天工作12小時，同時周旋于電子郵件、會議、電話、預算報告之間，當節奏太緊張時，他離開辦公室10分鐘，來到冥想屋。"有時，我突然感覺我需要慢點，放鬆下來，讓我的大腦安靜。"他對我說，"有人會覺得10分鐘是浪費時間，但我認為這10分鐘是值得投入的。能調控好我們工作的快慢節奏是極為重要的。從冥想屋出來，我的大腦更敏銳、更冷靜，這有助於我做更好的決策。"
法國在35小時工作制理念上的投注非常之多，他們對時間本身的態度呈現出更急迫的特性。政府通過吹毛求疵的監察員強制實施35小時工作制，這些人下午六點后就到停車場數汽車或查找沒有熄燈的辦公室。員工喝咖啡或上廁所休息片刻都極可能招致僱主的不悅。現在，法國一些商店不得不提前打佯，以便員工能在下班時間準時離開。
如果對一個慢速化的小努力感覺頗佳，即可擴展到大的方面。重新思考你的工作時間，或從事一些讓社區更適https://read.99csw.com合步行的運動。隨著生活質量的不斷提高，你會像我一樣問自己同一個問題：為什麼我不早點放慢節奏呢？
找到合適的節奏
慢速運動有其自身的推進力。對速度說"不"需要勇氣，當人們知道自己並不孤立、其他人也持有相同看法、也在冒同樣的風險時，他們更易於採取斷然行動。慢速運動提供了強有力的力量。每次當慢餐運動或減少時間學會等組織成為宣傳焦點時，其餘的人就更易於對快速提出質疑。此外，一旦人們在生活中的某個領域收穫到放慢節奏的好處后，通常就會將其經驗運用於其他領域。加州伯克利著名的聖地--北伯萊餐館創始人艾麗絲·沃特斯也是慢餐運動的一顆明星，從2003年起，她便開始到處宣講慢速教育的好處。普通人也紛紛開始上網；羅傑·金伯在發現從容性|愛的樂趣后，減少了工作日程安排；對克拉萊爾·伍德而言，放棄保險公司高強度的工作同在家中教育女兒可以并行不悖；商業教授吉姆·休斯利用氣功幫助自己在壁球場上放慢節奏，從而也學會了在諮詢工作和教學中從容不迫；晚上關閉手機使銀行家吉爾·漢考克受到某種激勵，自己下廚做飯。"一旦你開始對工作中永不停步的心態提出質詢，你就會對其他方面出現的這種心態提出質疑，"她說道，"你就會想深入每一件事情，而不是蜻蜓點水、淺嘗輒止。"
但事實並非如此。一個世紀后，世人仍竭力加快做事的步伐，併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因忙碌文化所導致的死亡人數觸目驚心。我們在引領地球及我們自身走向毀滅。我們在時間上如此貧窮，以至於忽視了朋友、家庭和伴侶。我們幾乎不再知道該如何去享受，因為我們總是期待下一件事。我們所吃的食品毫無味道，而且於健康不利。我們的孩子也為同樣匆忙的暴風雨所困，前景似乎十分黯淡。
與此同時，技術使工作滲透人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在信息高速公路時代，人們無從逃避電子郵件、電傳和電話。一旦你能從家裡進入公司的資料庫、從飛機上接通互聯網或接到在海濱度假的老闆的電話，每個人都潛在地一直處於上班狀態。我的經歷告訴我，在家工作不知不覺地極易演變為所有的時間都在工作。在最近的一次採訪中，《工作狂》一書作者瑪里琳稱，在21世紀，那種總是綳得很緊的壓力十分普遍。"工作狂過去指的是隨時隨地都處於工作狀態的人；現在所變化的是，隨時待命業已成為一種標準。"
民意測驗表明，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工作時間較長的經濟發達國家，人們都渴望減少工作時間。最近英國華威大學和美國達特茅斯學院經濟學家進行的一個國際調查顯示，27個國家的70%的人表示希望在工作和生活之間找到更好的平衡點。在美國，對沉迷於工作的反抗情緒正在高漲。從星巴克到沃爾瑪，愈來愈多獨特而有實力的公司都面臨被迫在無薪條件下加班加點員工的起訴。美國人紛紛搶購生活指導用書，以了解如何更閑適地工作，生活才能帶來快樂和成功。最新的此類熱銷書包括《通往成功的懶惰之路》、《懶人成功手冊》和《懶散的重要性》等。2003年10月24日，美國為減少工作時間而戰的人召開了首屆全國"回收你的時間"會議，據估算，當天美國人的工作量同歐洲人常年的工作量一樣。
慢速運動也並非對資本主義充滿敵意；相反，它為資本主義提供了一條生命線。全球資本主義以其現存的形式迫使我們無論以何種代價都要加快生產、工作、消費和生活的步伐。慢速方案將人和環境視為有價值的財富，而不是可以任意擺布的輸入物，從而促使經濟為人類服務，而非相反。慢速資本主義可能意味著較慢的經濟增長，以及在為道瓊斯指數所困擾的世界里艱難的推銷，但生活不僅是將國民生產總值最大化或在你死我活的競爭中取勝的理念正在開始廣泛傳播，尤其在經濟較為富裕的國家，愈來愈多的人在反思狂熱生活的高昂成本。
現在情況有了較大的好轉。我每周工作時數不變，有時甚至工作時間更長，但我和時間之間的關係比以往健康了。既然我現在能自主支配自己的時間，工作日感覺不像過去那樣慌張憤懣了。離開工作桌后，無論是給孩子講睡前故事還是準備晚餐，我都無須挖空心思找捷徑了。的確，我的收入有所下降，但這是我為享受我的工作和生活所付出的最小的代價。我唯一的遺憾是自己未能早日回歸自由撰稿生活。
--保羅·拉法格《懶散的權利》（1883）
當然，在工作中給予員工自主支配時間的自由首先要在思想上有一個震撼性的轉變。如果採取正確的態度，信息技術可以給我們提供幫助。我們無須藉助筆記本電腦、手機來延長工作日，但可以藉助這些高科技手段重新安排工作日程。很多公司已開始給員工提供更多的時間自主權。比如在英國，英國電訊、拜爾公司和勞合TSB銀行現在已允許員工自行定製工作時間表：比如，在家工作或彈性上下班。雖然自主安排時間更有利於白領工作，但現在也蔓延到藍領世界里。瑞士一些手錶廠對生產進行重新安排，允許每個班次的工人有3個小時的上、下班靈活變動時間。在格洛斯特郡，一家尼龍廠讓員工自行決定上班時間，前提是保證任何時候都有至少兩名工人當班。
今天，很多人晚上睡眠不足，因此午休可能尤為有益。在包括世界午睡組織和葡萄牙午休朋友協會等組織的支持下，午休正處於復興階段。亞德鋼鐵公司鼓勵其在美國的六個工廠員工利用休息時間打個盹兒。公司設立了特殊的"午睡房"，一年一度舉辦集體午睡會議，並提供工作午餐和睡衣。德國北部的一個小城強烈要求公務員在辦公室或家裡的椅子上午休。從美國的車間到德國的市政廳，結果都是一樣的：午休使員工更快樂，士氣更旺，效率更高。或許將會有更多的工作場所提供午休。2001年，歐洲主要辦公室傢具生產商推出一張新椅子，該椅子能打開一個水平位置，允許人們在桌子上打一會盹。
19世紀中葉，在工業國家，平均工作時間開始穩步下降。當時通常的標準為每周六個工作日。但在過去的20年裡，兩種競爭趨勢佔據了主導地位。美國人依舊像20世紀80年代那樣努力工作，而歐洲人的工作時間則稍短一些。有估算顯示，現在美國人均每年的工作時間比歐洲人多350個小時。1997年，美國取代日本成為工作時間最長的工業國家。相比之下，歐洲則像是"閑散者"的樂園。但即便在歐洲，情形也頗為複雜。為了跟上快節奏生活的步伐和連軸轉的全球經濟發展，許多歐洲人也效仿美國人，增加工作時間。
後來，在外面的人行道上，我和一位名叫劉易斯的年輕推銷員交談了起來，他剛睡了15分鐘，正在整理領帶。他看上去和我一樣精神飽滿。"這比到體育館強多了，"他邊說邊合上公文包，"我覺得自己完全恢復了精力，做好了應對一切的準備。"
再往北，加拿大皇家銀行（RBC）由於認可其員工住在辦公室外因而贏得讚揚。在假定的某日，加拿大皇家銀行40%以上的員工將採用工作共享、彈性工作制、削減工時的工作生活計劃。在銀行總部，位於市中心的多倫多閃爍的摩天大樓，我見到一對40多歲的聰明、精力充沛的夫婦卡倫和蘇珊，他們自1997年開始共享一份工作以來，職位一直在穩定上升。到2002年為止，這對夫婦在負責銷售海外銀行服務部的業績一直位居第二。我們在周三見面，這是他們一周里唯一兩人都上班的時間。他們共用的辦公室很有家庭氣息，兩個書架上擺滿全家福，牆上懸挂著孩子手工製作的工藝品。
其他國家尤其是強制式管理文化國家應從中學到的教訓是，削減一周工作時數的萬靈之計存在著嚴重的不足，因此別的國家會以不同的方式爭取削減工作時間。
對許多公司而言，工作-生活平衡策略的長遠利益如提高效率、留住員工等可能會被短期地降低成本的壓力所掩蓋。利益計劃通常不是增加僱員而只能是讓少數人多幹活以減低成本。競爭同樣也促使許多僱主將工作置於生活之上。一位英國經理率直地說："我們置身競爭激烈的行業，如果我們的對手每周讓他們的員工工作70個小時，那麼我們就得讓自己的員工至少干同樣長的時間，才能保證不出局。"立法或許是唯一能制止這種工作時間上的競賽的辦法。
在世界各地，渴望選票的政治家都在一窩蜂地趕"在工作中享受生活"的時髦。2003年，加拿大有人提議家有年幼孩子的父母每周四天工作日。這些承諾是否會進入法令全書還要拭目以待。許多政治家和公司只是對工作與生活的平衡嘴上說說罷了。然而他們竟然肯如此費心也暗示了文化的突變。
他們還能比這更錯誤的嗎？如果說我們能對21世紀的某種東西有把握，那正是：關於工作之死的各種說法是誇大其詞的。今天，休閑時代看上去似乎和無紙辦公室一樣切實可行，實則大多數人更可能被要求每天工作14個小時，而不是每周14個小時。工作佔據了我們大量的清醒時間。生活中的其他事情，諸如家庭、朋友、性|愛、睡眠、業餘愛好和休假等，都不得不屈從於超負荷的工作日程安排。
我的經歷告訴我確實如此。1998年，經歷幾年自由撰稿生涯后，我加盟一家加拿大報紙，任該報倫敦站派駐記者。立刻，我便失去自主支配時間的權利。由於工作時間不固定，理論上我歸屬每周7天每天24小時都處於工作狀態的人。即便編輯不給我打電話，但這種給我打來電話的可能性無時無刻不存在。時差意味著任務常常在下午降臨我的桌前，這樣我只有短短的幾個鐘頭的時間可以工作，就要打發兒子上床睡覺。這意味著我得瘋狂地趕活，邊給孩子讀蘇斯博士的小說，邊惦著工作上的事情，感覺痛苦不已。一份令我如此摯愛的工作為什麼會變成一大負擔？那時我竭力尋找其他理由來解釋這一切：我的編輯眼光狹小、報紙的報道方式不恰當、工作時間過長，如此等等。但當我開始對慢速運動展開調查時，才幡然悔悟：核心的問題是我失去了自主安排工作的權利。那麼這份工作我為什麼還堅持了近3年的時間呢？我的理由同那些阻止很多人辭去讓自己不快樂工作的理由是一樣的：害怕失去優厚的報酬，害怕毀掉自己的事業，害怕讓他人失望。最終，我毅然做出辭職的決定。當我所工作的報紙宣布大規模裁員時，我榜上有名--我感到幸福無比。
公司也為強制推行長時間的工作措施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眾所周知，生產率是難以進行估量的，但學術界認為，工作過度最終會超越最低底線，從而走向反面。我們都有這樣的常識：當人們處於疲勞、壓力、不悅或不適的狀態下，效率就會下降。據國際勞動組織報告，比利時、法國和挪威等國的工人每小時的工作效率平均高於美國工人。英國人在工作上花費的時間也多於其他大部分歐洲國家，然而，呈現出的每小時的生產率卻是歐洲大陸最低水平之一。工作量的減少意味著工作效率的提高。
對緩慢運動而言，工作場所是該運動一個重要的前沿陣地。工作佔據了如此多的時間，用於其他方面的時間則只能被擠占。即便接送孩子上學、吃晚飯、和朋友聊天等最簡單的事情都變成和時間賽跑。放慢速度的一個行之有效的辦法是減少工作，而這恰恰是全世界數百萬人夢寐以求的事情。
這簡直是瘋了。雖然有人喜歡長時間工作，也應當被允許如此，而讓每個人都和他們並駕齊驅則是錯誤的。過度勞累無論對於我們自身還是經濟而言都是不利的。2002年在日本福岡進行的一項研究發現，每周工作60個小時的人患心臟病的概率是每周工作40個小時的人的兩倍。對於每周至少兩個晚上睡眠不足五小時的人來說，危險係數則是三倍。
即便法律制定者也無意于干預勞動力市場，人們採取個人立場反對全天候工作倫理。2002年，英國最具天才的資深公務員之一蘇馬·凱姆普，接受了他最後的職位--國際發展部永久秘書，基於這樣的認識：他每周將只工作40個小時，一秒也不能多。何故？因為這樣一來他就可以每天早晨同他6歲的女兒一起吃早餐，晚上給她念故事。在大西洋，喬治·布希並不需要為他的短工作日和懶散的周末道歉。不僅野心勃勃的搶新聞頭條的人已經開始削減工作量，數百萬的普通人在做同樣的事情。雖然削減工作時數，意味著少掙錢，但越來越多的人認為這種代價是值得的。英國最近的調查顯示，渴望削減工作時數的人是渴望贏得彩票的人的兩倍。美國的類似調查也表明，在兩周的休假和兩周的額外報酬之間，選擇前者的人是後者的兩倍。在歐洲，選擇兼職工作不再是恥辱之事，而是成為愈來愈流行的生活方式。1999年的調查發現，歐盟77%的臨時工選擇削減工作時數，以便有更多時間陪家人、休息或從事自己愛好的活動。
研究表明，感覺能自主支配時間的人更放鬆、更有創意，效率也更高。2000年，英國能源公司聘請管理諮詢人員對其呼叫中心的輪班體制進行精簡。幾乎一夜之間，該部門效率驟然下降，顧客投訴劇增，員工紛紛不辭而別。新制度剝奪了員工對自身工作時間的發言權，挫傷了他們的士氣。意識到這一錯誤后，公司迅速給予僱員更多的換班自由，不久，呼叫中心的效率比以往迅速提高。很多員工說，能自主安排工作時間有助於減少他們在班上、班下的緊張匆忙感。杜馬拉茨基在加拿大皇家銀行的經歷證明了這一點："當你能自主安排時間時，無論做什麼你都更心氣平靜，自然有助於提高工作效率。"
為了避免出現精疲力竭，提高創造性思維，商業權威人士、臨床醫學家、心理學家不斷為工作場所開出放慢節奏的方子。在2002年暢銷書《如何在商業中取得成功》中，羅伯特·克里格爾建議每天有規律地小憩15分鐘~20分鐘。梅奧診所健康項目執行主管唐納德·漢斯瑞博士則囑咐，"試著關上辦公室的門，閉上眼睛休息15分鐘，身體靠後，深呼吸。"
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或許已經超出了有關生產率的爭論範圍：生活究竟是為了什麼？或許大部分人會認為，工作對我們有所裨益。工作可能是一種樂趣，甚至是高貴的。我們當中的許多人享受著工作帶來的樂趣--把工作視為一種智力的挑戰、體能的消耗、一種社交活動以及身份地位的體現。但如果讓工作支配我們的生活則是愚蠢的。生活中還有太多重要的事情需要我們投入時間，比如，朋友、家庭、愛好和休息等。
然而，讓人們相信放慢速度的好處只是一個開端而已。減速將是一場運動，直到我們重新書寫規則，控制包括經濟、工作場所、城市設計、教育、醫藥等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為止。這將需要溫和的勸說、富有遠見的領導、強硬的立法、審慎的國際輿論的認可。這將是一場挑戰，但它是至關重要的，已經具備樂觀的理由。從集體的角度講，我們知道自己的生活過於狂熱，我們想放緩步履；從個人的角度講，我們大多數人都在剎車，而且也已發現生活質量由此有所提高。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何時個人行為能拓展為集體行為？全世界諸多個人減速行為何時將進抵關鍵性階段？慢速運動何時會變為慢速革命？
喜歡新工作制的人當然比比皆是，艾米麗·吉馬德就是其中之一。這位巴黎的經濟學家現在除了每年有六周以上的帶薪休假外，每個月還能享受幾次三天的周末，她可以打網球，也有閑暇從頭至尾一頁頁地翻閱《費加羅報》周日刊，休長假時就到歐洲各國的博物館遊逛。"我現在有時間做一些讓生活更豐富，且我的老闆和我本人都有益的事情，"她說道，"如果你能在自己的個人生活中學會放鬆和快樂，你就能更好地工作。我們當中大部分坐辦公室的人都覺得效率比過去提高了。"
即便在高速運轉、高度緊張的行業，公司也在採取措施幫助員工慢下來。一些公司為員工提供年休假，希望加班加點的僱員的健康得以恢復，以激發他們的創造性。有的公司在工作場所提供瑜珈、香料按摩和按摩，或鼓勵工人外出進餐；有的公司則設立休閑放鬆房。在軟體巨擘甲骨文公司的東京辦公地，員工可以到隔音的靜修冥想屋，屋裡地面上鋪設木地板，四周是平滑的鵝卵石，有東方藝術品點綴。室內燈光十分柔和，空氣中有一絲熏香的芳香。開關打開，潺潺的溪流從立體音響中飄出讓人撫慰的聲音。
1898年，摩根·羅伯遜出版《徒勞無功》一書，這是一部奇異的、預見性的小說，講述的是船員試圖打破橫跨大西洋航行速度的記錄而不惜一切代價的故事。故事開頭，一家公司為世界上有史以來最大的遊艇首航揭幕，這艘號稱"幾乎不可能下沉"的游輪能在任何氣候條件下全速穿越公海。然而，它在其處|女航中與另一艘船相撞，並被解體。一位九*九*藏*書事故目擊者將其譴責為"為追求速度不惜肆意踐踏生命與財產"的行徑。這艘杜撰中的遊艇取名為泰坦尼，14年後，即1912年，泰坦尼克號撞擊冰山，導致500多人喪生。
結果表明，收入少了40%的打擊比預期要小。當然她們都有高收入的丈夫來彌補損失。不過額外的休閑被證明是極為珍貴的。兩位女性都能有時間陪孩子，使家庭生活更輕鬆、更令人滿意。最近李伯曼6歲的兒子要求他父親開始與人共享工作。這兩位銀行高級職員也對他們的社區感覺更親近。現在他們有時間同鄰居以及當地的店主聊天，到孩子的學校幫忙，或做義工，或在家做飯。"在共享工作以前，我們在飲食方面極不講究，"多馬拉其說道。她不願回憶過去的情形。
要幫助世人達到這一頂點，我們每一人都應竭力為慢速騰出空間。其中一個合適的切入點就是重新評估我們同時間的關係。為幫助患者應對現實，創造了"時間病"一詞的美國醫生拉里·多西教患者走出時間，使用生物反饋、冥想或祈禱以策劃"時間出口"。通過制約時鐘控制生活的方法，患者就能將自己的節奏放慢下來。我們也都可以從中得到啟迪。試著不把時間看作總是漸漸枯竭的有限資源或是一個需要懼怕、需要戰勝的暴君，而把它當作生活的良性因素。停止過每一秒鐘都如同弗雷德里克·泰勒盤踞在附近，查看他的秒錶，在他的剪貼板上發出不滿的嘖嘖聲一般的悲慘生活。
減少工作時間以及在方便的時候工作，其好處顯而易見，不過現在我們不妨思考一下，為什麼有時放慢工作節奏是合理的？在現代工作場所，速度似乎是首要的。電子郵件和手機需要即刻回復，截止期總是潛伏在四周。2001年歐洲改善生活和工作條件基金提供的調查表明，歐盟工人所承受的壓力超過10年前。如今1/3的工人需要花費全部或大部分的時間應付最後截止期限。當然，在工作場所，速度也有一定的作用。最後期限促使人們集中思想，刺|激人們去創造卓越的奇迹。問題是我們很多人總是長期遭受最後期限的困擾，沒有時間充電，沒有放鬆。各種需要放慢節奏去做的事情，諸如制定策略規劃、創造性地思考、建立關係等，在急於趕速度或僅僅是看上去忙碌的極度倉促中丟失殆盡。
不久前，人類曾期待休閑新時代的來臨。機器承諾將每一個勞動者從辛苦乏味的工作中解脫出來。當然，我們或許要在辦公室或工廠里經常地改變工作內容，一會兒監控屏幕，一會兒撥弄電話撥號盤，一會兒在發票上簽字，但餘下的時間可以讓我們閑逛或開心消遣。手頭上有這麼多時間可供支配，"匆忙"、"急速"等詞彙將最終從語言中消失。
放慢步伐沒有靈丹妙藥，至於什麼是合適的速度也沒有統一的標準。每一個人、每一種行為、每一時刻都有其合適的速度。有人陶醉於一種節奏快得足以將其他人早早送入墳墓的生活。人人均有權選擇讓他們感到快樂的生活節奏。正如"適當的速度"運動鋼琴家烏姆·克萊梅特所言："如果我們能為不同的節奏騰出空間，這個世界就會更加多姿多彩。"
為了迎合這種變革的風潮，全球各工業國家的公司已開始為員工提供機會擺脫長時間的、單調乏味的工作。即便在高速的、競爭激烈的行業，僱主們也明白了提高生產率和利潤的一種辦法就是給員工提供更好的工作和生活之間的平衡。在位於美國北卡羅來納州卡雷鎮的領先的軟體公司SAS總部，當工作量允許的時候，員工每周工作35小時並享受休假津貼。公司還提供了一攬子令人愉快的內部福利，包括兒童保育、保健診所、帶鋼琴演奏的咖啡廳、體育館--並鼓勵僱員使用它們。SAS定期被投票選為美國最佳僱主之一。
削減工時者在經濟上所遭受的影響通常比預期小。這是因為減少工時意味著減少了為上班掙錢而多出的一系列花銷，這其中包括交通費、停車費、到餐館就餐、咖啡等方面食品、孩子護理、乾洗、醫療。收入的減少意味著繳納的稅金也相應有所減少。在加拿大的一個調查中，一些勞動者認為，用收入的減少換取工作時間的削減實際上會使每月的銀行存款增多。
如今，對許多法國人而言，周末從星期四就開始，或到星期二才結束。大批辦公室人員下午3點就離開辦公桌，有的人利用額外的休閑時間或睡覺或看電視，其他很多人則利用這段時間給自己充電，拓寬視野，報名參加美術、音樂和語言班的人數猛增。據包價旅遊承辦商報告，到倫敦、巴塞羅那和歐洲其他熱點旅遊區的短途旅遊呈現繁榮景象。酒吧、小咖啡廳、電影院和體育俱樂部到處人頭聳動，休閑開支為經濟發展注入了一劑強心針。但在經濟數字以外，工作時間的縮短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的生活。父母和孩子在一起的時間增加了，朋友間見面頻繁了，夫妻或戀人間有更多浪漫的時間了，連通姦這種法國人最熱衷的消磨時間的方式也從中受益。保羅是法國南部的一位已婚會計，他對我說："如果說減少工作量能讓人們有更多的時間用於愛情，那就是一件好事，不是嗎？"他咧著嘴，貪婪一笑。
--《慢速的發現》作者斯特恩·拿多林
漸漸地，我對速度的狂熱在消退。時間不再像一個殘酷的、無法抗拒的監工頭。做自由職業者是有好處的，沉思或將手錶放入抽屜也是行之有效的放緩節奏的方式。我花在做飯和閱讀上的時間增多了，還常常把手機關掉。對自己的個人愛好則採取一種"少做即是多做"的方法--我一直等到孩子長大才出去打網球--這些都有助於緩解匆忙所帶來的壓力。我經常提醒自己，速度並不總是最好的策略，匆忙通常是徒勞無益的，甚至會起反作用，這就足以限制加速的條件反射。每當我發現自己為匆忙而匆忙時，我就會停下來，做做深呼吸，並告誡自己："沒有必要匆忙，從容一點，慢一點。"
當然，慢速運動仍面臨一些令人畏縮的障礙，其中甚為重要的是我們自身的偏見。即便我們渴望放慢節奏，也會為貪婪、惰性及跟不上步伐的恐懼所束縛，在一個快節奏的世界里，推廣慢速仍有許多勸導工作要做。
正式削減工作時數並不是提高工作和生活質量的唯一途徑。有時將工作時間延長往往意味著做的事情多的概念從企業文化中清理出去就足夠了。萬豪就是這麼做的。2000年，國
很多公司也在採取措施，使工作不那麼像一天7小時那樣單調乏味。永安國際會計公司最近通知其美國僱員，周末可以不必查看電子郵件或語音郵件。同樣地，壓力過大的行政管理人員也在採取極端措施，在辦公室以外的地方關閉手機。倫敦野心勃勃、手段強硬的投資銀行家吉爾·漢考克過去無論到哪裡，都帶隨身攜帶款式別緻的鍍鉻合金諾基亞手機，甚至在度假或浪漫的晚餐中也接電話。然而，她為此付出了代價，她患了抑鬱症和慢性疲勞綜合症。當心理學家診斷她為"手機迷戀"，並敦促她不時關機時，她感到驚慌了。但最終她嘗試照辦，首先在午飯休息時間讓她的諾基亞手機處於靜音狀態，後來，在晚上和周末不太可能有緊急電話時，也關機。僅用兩個月的時間，她便擺脫了抗抑鬱藥物，她的皮膚乾淨了，現在她用更少的時間做更多的工作。在銀行，她的同事認為再也不能與她晝夜保持聯繫了。有幾位同事還效仿她的做法。"那時我並沒有意識到，但我總是時時可以被找到，手機總是時時處於開機狀態，使我感覺精疲力竭，"她說道，"我們都需要有屬於自己的時間。"減少了工作時間也讓漢考克能騰出時間追求業餘生活中的緩慢愛好。現在她練瑜珈，另外，一周至少有兩個晚上親自下廚做一頓真正意義上的飯，而不是用微波爐對付。
個人情況的不同是阻礙工作與生活平衡建立的另一個障礙。一位25歲的單身男子長時間工作的困難顯然小於一位36歲、四個孩子的母親，他甚至可能願意工作時間長一些。公司需要尋找措施獎勵多幹活的人，而不是懲罰少幹活的人；也必須管住可能在同事間驟然傳播的不健康念頭。沒有孩子的員工常常會對公司為有孩子的員工所提供的工作便利反感不已。在很多公司，不同的部門根本無法提供相同的工作生活待遇，這就可能導致摩擦的產生。在加拿大皇家銀行，只因員工開市時必須在場，資本市場部工作安排較為僵硬。
歐洲其他國家也採用集體協商的辦法迫使私營部門削減工作時間。荷蘭常常被樹為這樣的特殊範例。今天荷蘭人的標準工作周的工作時數已經降為38小時，幾乎少於任何其他工業國家。2002年，半數勞動人口每周的工作時間為36小時。如今荷蘭1/3的勞動者選擇兼職工作的方式。其中最重要的變化
ｒeａd.9９ｃｓw•cｏｍ是，20世紀90年代荷蘭頒布的立法規定，荷蘭人享有要求僱主減少他們的收入以削減他們的工作時間的權利。勞動力市場的這些混亂的做法使正統經濟家不寒而慄，然而它確實行之有效。荷蘭將經濟的繁榮和令人羡慕的生活的改善有機地結合在一起。荷蘭人花費在交通、購物、看電視上的時間要少於美國人，但在社交、學習、照看孩子、體育鍛煉和個人愛好等方面所花費的時間則更多。其他國家尤其是日本也開始學習"荷蘭模式"。在某種程度上說，生活的全部奮鬥就在於做每一件事情是快一點還是慢一點。
現在許多公司試圖在工作的快節奏與慢節奏之間找到一種平衡，這通常意味著承認技術的局限。電子郵件雖然快捷，但無法表達諷刺、語言的細微之處或手勢表情等身體語言，這會導致誤解和錯誤的發生。緩慢的溝通方式，如走到他人辦公室，乾脆面對面地進行交談，既省時也省錢，從長遠來看，也能建立"團隊精神"。這就是說，公司開始敦促員工在按電子郵件"發送"鍵之前好好思索的原因之一。2001年，尼古拉成為英國多家公司中首先推行周五無電子郵件日的公司。一年後，英國航空公司推出一系列以"慢一些更好"為主題的電視商業廣告。其中之一，一群商人認為他們通過電傳獲得了美國的一份訂單；但他們的對手卻花時間坐飛機過去面對面地談判，並最終竊取了這筆交易。
35小時工作制並沒有成為所有勞動者的福音。很多人發現，他們的收入被削減，以抵消不斷增長的商業成本。由於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常常都僱用不到足夠的新員工，現有僱員不得不在更短的時間內完成同過去于等量的工作。藍領工人則受到的待遇尤其不合理，對超時工作的限制削減了他們的收入，很多人無權決定何時休假。對那些事實上想延長時間的工人而言，這一制度令人厭惡。
但慢速運動果真是一場運動嗎？慢速運動無疑涵蓋學術界所期待的全部成分：普遍的同情、對新生活的憧憬以及群眾性的行動。誠然，慢速運動沒有正式的組織機構，而且社會認知程度也不高。許多人放慢了節奏，比如減少工作時間，花時間自己做飯，但他們並沒有感覺到這是全球運動的一部分。然而，減速的每一個行為都會有所收穫。
很多大公司漸漸開始喜歡每周35小時工作制。除了因僱用更多的員工獲得的稅務休假外，新工作制使他們可以彼此商討更靈活的工作方法。如雷諾汽車、寶潔公司等大製造商的員工都同意在生產旺季延長工作時間，淡季則縮短工作時間。
然而並非一切都已然失落。我們還有時間去改變自己的航向。雖然速度、忙碌以及節省時間所帶來的困擾仍然是現代生活的特徵，一股強大的反抗力正在醞釀中，慢速運動正在興起。許多人不再凡事皆快，而是放慢速度；他們發現這有助於更好地生活、工作、思考和娛樂。
兩位女性都感到自己同時間的關係呈現出更為健康的趨向，渴望加快速度的念頭消失了，或至少消減了。"當你有更多的空余時間讓自己慢下來或重新充電時，你就不會太緊張，"李伯曼解釋道，"整個身心都能得到調整，總體說來你會更平和淡定。"
因此警告35小時工作制將會使法國經濟徹底崩潰的預言已經證明是錯誤的：國內生產總值得到增長，失業人數雖仍處於歐盟的平均水平，但已呈下降趨勢，生產率仍保持高效。實際上，有證據顯示，現在法國許多工人的生產率得到了提高。由於工作時間的縮短，又可望有更多的閑暇，員工會倍加努力，爭取在下班打卡前完成工作。
生活中這種若有所失的感覺強化了全球對慢速的渴望。然而，這"所失"的某種東西是否能比提高生活質量更進一步，仍是一個未決的問題。許多人發現放慢速度有其精神層面的意義；有人則並不這麼認為。慢速運動所涉範圍廣泛，足以容納這二者。無論如何，二者之間的差距並不像看上去的那麼懸殊。放慢速度的巨大好處在於能利用時間和寧靜對人、文化、工作、大自然以及我們的身體和思想做出有意義的聯繫--有人認為這就是更為美好的生活；有人則將其描繪為精神層面上的東西。
在減少工時方面歐洲大陸走得更遠。例如，德國與1980年相比目前人均減少了15%的工作時間。對於削減工作時間可以將工作與他人分享從而有助於創造更多就業機會這樣的宣傳，經濟學家拒不接受。但減少工作時間會帶來更多的休閑時間，這是大家普遍同意的。在歐洲大陸，休閑在傳統上就處於優先考慮的位置。1993年，歐盟頒布每周最長工作時限定為48小時，工人可在自願情況下延長工作時數。2003年末，法國採取了最為大胆的措施，將一周的工作時間定為35小時。
如果我們對時間不再那麼神經質，我們的社會就可以開始將24小時更明智地加以利用。我在本書開頭曾爭辯道，一個圍繞時鐘轉的世界必然招致匆忙。如果我們一刻不停地在任何時間都在做事，我們的日程安排就會爆滿。但每天24小時的社會在本質上並不是邪惡的。如果我們以緩慢的精神應對，少做事，減少匆忙，就可以獲得減速所需的靈活性。
號稱"不沉之船"的"泰坦尼克"號郵輪的沉沒無疑向沉溺於速度的世界敲醒了警鐘。許多人希望這一悲劇能迫使人類停下來，認真、審慎地思考速度崇拜的危害，希望放慢速度時候的早日到來。
與此同時，在西班牙，午休又以現代意料不到的形式回來了。因為大部分西班牙人不再有時間回家吃午飯或睡午覺，一個名為"午休沙龍"的全國網路現在為從銀行家到酒吧招待等不同群體提供午睡服務，每人花四歐元就可以在那裡小睡20分鐘。
然而，削減工作時間只是緩慢藍圖中的一部分。人們也希望能自行決定上班時間。他們希望能支配自己的時間，而為他們提供這種自主權的行業正在收穫為此帶來的成果。在我們這個"時間就是金錢"的社會裡，讓員工自主安排時間是違反意願的。自工業革命以來，標準的做法是以小時為單位計算勞動報酬而不是以工人生產產品的數量計酬。但嚴苛的時間安排與信息經濟不相協調，因為今天的工作與娛樂之間的界限遠比19世紀模糊。很多現代工作取決於創造性思維，而創造性思維在辦公桌上極少出現，因此這些工作並不適合擠入固定的時間表。讓員工選擇自己的工作時間，以員工的業績為評估標準，而不是以他們取得這些業績所花費的時間為尺度，這樣就能提供許多人極為渴望的靈活性。
為了應對"勉強上班"的現象，美國東北部的3家萬豪酒店啟動了試驗計劃。員工被告知不管幾點，只要工作完成就可以下班。高級經理開始帶頭在下午五點甚至更早就毫不隱瞞地下班回家。3個月後，很顯然一場文化的革命已在醞釀中。提前離開崗位的或上班期間因個人原因請假的都不再需要面對他人不滿的表情或玩笑的夾擊了。人們開始對同事如何安排他們的業餘時間發生極大的興趣。現在萬豪酒店的經理們每周工作時間平均減少五個小時，但工作效率卻提高了。無須為長時間工作而給予他們額外的動力，使他們能更快速、更有效地完成分內工作。負責監督機制變化的萬豪經理比爾·曼克得出每一個董事會的會議室和工廠都應繼續堅持的結論："我們學到的最重要的東西之一是：減少工作時間可以同樣有成效甚至有時有更大的成效。"
對加拿大皇家銀行而言，這種平和淡定得到了回報：員工工作效率提高了，思維放慢了。"當我每周三來上班的時候，我都感覺精神飽滿。我把家裡安排得井井有條的：房子清理乾淨了，食品也購買了，衣服洗乾淨了，孩子們也愉快，"多馬拉其解釋道，"不上班的時候，我不光休息、調養，還思考問題。在大腦里醞釀工作，所以再回到辦公室的時候，常常能做出更審慎的、更好的決定，而不總是對所有的事情現場才做出反應。"2000年，加拿大皇家銀行開始為因擴展業務需要進入美國的11萬新員工提供彈性工作制。
位於巴塞羅那馬略卡島街的午休分部店，室內每一個細節的設計都旨在讓人放鬆。牆上塗上令人寬慰的桃子，屋子氛圍溫馨，光線柔和。不知躲藏在哪裡的歌手在演唱新時代音樂。顧客衣著齊整，臉面朝下，跪在按人體功率學和工作環境改造學的原理設計的椅子上，享受著頭部、頸部和背部的按摩。一旦漸漸入睡后，按摩師會為他們蓋上厚毯，繼續按摩。我在椅子上坐好后，屋裡至少已有3個人發出了輕輕的鼻鼾聲。幾分鐘后，我也睡著了。
際著名的萬豪連鎖酒店認為，經理經常在辦公室待到很晚，因為這是大家對他們的期待，但實際結果往往是士氣低https://read.99csw.com落、心力交瘁。
在整個工業世界，人事部經理報告，年輕的求職者已經開始提出10年或15年前可能是不可想象的問題：我能不能在晚上一個還說得過去的時刻離開辦公室？能不能用薪水換休假？我能自主安排自己的工作時間嗎？一個接一個的面試大聲而又清楚地傳達出這樣的信息：我們想工作，但我們也想生活。
實際上，法國規定每人每年的工作時間不應超過1600小時。自每周35小時工作制的實施在公司層面上開展討論以來，對工人的影響是不同的。許多法國人現在全年工作日有所減少，有人則每天工作時間不變，但獲得更多的休假日。一位法國中級管理人員每年可望有9周以上的休假。但某些專業人士，其中包括高級商業管理者、大夫、新聞記者和士兵，則不受35小時的工作時數規定限制，其實際結果是從此迎來休閑革命。
慢速運動無疑暗含對推動全球經濟發展的自由的唯物主義的質疑，正是基於此，批評家認為我們承受不起慢速運動，或放慢速度將仍是富人的額外補貼生活方式。不錯，慢速哲學的某些宣言，諸如替代醫學，行人鄰里社區，農場自由放養的牛肉等，並不一定見容於每一項現實生活中的預算；但有的則確實如此。多花點時間陪家人、朋友無須需要付出何種代價，同樣地，散步、下廚、沉思、性|愛、閱讀，以及到餐桌上吃飯而不是坐到電視機前吃飯，更是如此。僅僅抑制倉促的衝動本身就是屬於自由主義精神範疇的東西。
義大利或許是慢速運動距離精神家園最近的地方，傳統的地中海生活方式重娛樂，重休閑，是反快速的一劑良藥。慢餐運動、慢速城市運動及慢速性|愛都根植于義大利。然而，慢速運動並非要將整個地球變為地中海的度假村。大多數人並不希望以對慢速的崇拜取代快速崇拜。速度或許能給人帶來快樂，增加成效，讓人感覺強而有力；沒有速度，我們會更加貧窮。世界所需要的、慢速運動所能提供的，是一條中間道路，一個將美好甜蜜的生活同信息時代的活力相聯姻的處方。其秘訣是尋找到二者之間的均衡：不是凡事皆快，而是以恰當的速度去完成。時快，時慢；時而介於二者之間。慢意味著絕不匆忙，絕不力圖為省時而省時，意味著即便由於環境所迫不得不快也要保持冷靜、不慌亂。培養內在的舒緩悠閑氣質的一種辦法就是騰出時間做無法快速做的事，例如沉思默想、編織、園藝、瑜珈、繪畫、閱讀、散步、氣功等。
結論
女人也選擇類似的職業道路。獲得MBA學位后，她們開始在集團公司往上爬，每周工作60小時。但一旦孩子降生后--她們每人有3個孩子--生活就變得沒完沒了的令人難以忍受的匆忙。因此她們決定共享一份工作，每人每周工作3天。
勞動者不能明白，過度工作會使他們耗盡自己的精力以及後代的精力，早在他們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之前他們就被耗盡了精力，被這種罪惡的勞動制度所吞噬並遭殘酷壓榨，他們不再是完整的人，而是支離破碎的人；他們扼殺自身所有美麗的才幹，唯獨瘋狂工作除外，不留下任何活力給自己。
然而，當我開始著手撰寫本書時，我的減速的試金石是我能否將匆忙地講述睡前故事的舊習摒棄。這是一個好消息。現在我可以一口氣給孩子念幾本書而不去擔心時間或迫切希望跳過一頁。我念得很慢，每個詞都細細品味，用假定的口氣和面部表情傳達戲劇或幽默精華。我兒子今年6歲，非常喜歡我這樣做，講故事的時間已經成為思想的交流而不是詞語的戰爭。過去我和兒子之間諸如"我還要聽故事""不，講得夠多的了"等爭辯不再出現了。
工作場所的壓力並非都是壞事。一定限度的壓力可以使人們集中思想、提高生產率；但過大的壓力則可能是通往身體和精神崩潰的一張單程票。最近的一次民意測驗顯示，多於15%的加拿大人稱工作壓力已使他們瀕臨自殺邊緣。
最近《衛報》專欄作家賈尼斯·特納注意到選擇慢節奏的生活方式對現代女性而言可謂甘苦參半，她認為："對於這一代女性而言，所受教育要求她們成功，要求她們用有目的的活動塞滿每一個小時，而最終她們卻發現，最快和最忙碌畢竟不是快樂，這是何等的殘酷；快樂通常就是放慢節奏：從給孩子講睡前故事中獲得樂趣，而不是匆匆略過數頁不讀，急著去給紐約打電話，這是多麼可怕的諷刺。"
本傑明·富蘭克林是最早預見到休息及消遣世界到來的人之一。18世紀後期，在技術突破的激發下，他曾預測，不久後人類的工作時間將減低到每周不足四小時。19世紀使這一預言顯得稚氣而荒唐。在工業革命黑暗的、魔鬼般的工廠里，無論男女，甚至兒童，每日均要工作15小時。但到了19世紀後期，閑暇時代又一次凸顯于文化的雷達屏幕上。喬治·蕭伯納曾預測，到2000年，人類的工作時間將是每日兩小時。
批評家認為，慢速運動不過是一時流行轉瞬即逝的狂熱，或是永遠不能成為主流的邊緣哲學。當然，要求減慢速度的呼籲並未能遏制住自工業革命以來全球風起雲湧的加速大潮。對20世紀六七十年代慢節奏信奉有加的人卻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加快步伐迎頭趕上。當全球經濟開始又一次狂風暴雨般襲來之際，當又一個網路公司熱來臨之際，當每一個人爭先恐後忙於以快捷方式掙錢的時候，所有關於慢速的談論是否應該遭到摒棄？別在這上面打賭。比起我們的前輩，我們更清楚不斷加速的危險和無用，也更決意擊退速度崇拜。人口學家也贊成減速。在發達國家，人口在老化，大部分人變老的時候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慢下來。
休閑時代究竟怎麼了？為什麼我們中還有如此多的人仍需如此拚命工作？金錢是其中的一個原因。每個人都需要謀生，但對消費品的永無止境的慾望意味著我們需要越來越多的現金。因此，生產力的提高並沒有給人們帶來更多的休閑時間，而只是增加了他們的收入。
周圍的人也注意到我的變化。過去我對超市的收款台厭惡有加，將它視為對我個人的速度和效率聖戰的公開侮辱；婦女們慢悠悠地摸索著找零錢的舉動更是令我恐懼至極。如今，我發現自己排隊時心氣平和了許多，即便別的站隊移動速度看上去更快些，我也再不會為"被浪費掉的"幾分幾秒而煩躁不安。最近一次購物，我甚至讓站在身後的男子排到我前面先交款，因為他購買的物品較少。對此我妻子十分驚詫，"你確實慢了下來，"她滿意地說道。
通常給工作和生活之間的平衡造成障礙是自身所致，但許多男性仍對此表示質疑。在大多數公司，實施工作與生活平衡計劃的多為有孩子的女性。倫敦一家大零售公司的銷售經理約翰·阿特金斯最近初為人父，他願意削減工作時數，但卻不能報名參加平衡計劃。"每次想到此，我腦子裡總有一個聲音在說：如果你受不了那個熱，就別在廚房待著（承受不了繁忙緊張的工作，就退出讓給別人），"他說道。
在整個20世紀，人類對無限休閑的憧憬從來沒有停止過。技術的神奇承諾令人目眩，普通人開始夢想著過一種在池塘邊閒蕩、身旁有機器人伺候的日子，機器人不但可以調配出色的馬提尼酒，還能讓經濟良好地運轉。1956年，理查德·尼克鬆曾告訴美國人，"不久的將來，他們每周將只有四個工作日。"10年後，美國參議院小組委員會被告知，2000年，美國人將每周只需工作短短的14個小時。即便在20世紀80年代，也還有人預測，電腦和機器人技術帶給人們的空閑時間將多得令人不知所措。
在平均統計數字背後，一個嚴酷的事實是，實際上數以百萬計的人的工作時間和工作強度均超出他們的意願範圍，在盎格魯撒克遜人國家尤其如此。現在，平均每四位加拿大人中就有一人每周累計工作50個小時以上。相比之下，1991年，每10個人中則只有1人有如此大的工作強度。到2002年，在30歲年齡段的人中，平均每五位英國人就有兩人每周至少工作60個小時，這還不包括乘坐交通車上下班所耗費的時間。
不久前的一個晚上，發生了一件不同尋常的事。我躺在兒子的床上，給他念一個很長的神話故事，內容是關於一個巨人的。他提了許許多多的問題，我只好停下來，回答他所有的問題。接著，我又念了一個更長的故事，講述的是一條龍和一個農夫的兒子之間的故事。當我讀完最後一頁併合上書本時，突然漸漸理解，即便我不知道自己念了多長時間--15分鐘，半個小時，或更長時間--我都會很興緻勃勃地繼續念下去。我同"一分鐘睡前故事"之間的往事如今已是過眼煙雲。我問兒子是否希望我繼續往下講，他揉了揉眼睛，說："爸爸，今天晚上講得夠多了。"他親了親我的面頰，便滑入羽絨被裡。我將床頭燈調暗，然後走出房間，我微笑著慢慢走下樓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