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應該說日本人都是壞人，即使是當年參与侵略中國的日本兵，他們中間也有相當多的人在戰後慢慢地變成了有獨立思考、基本判斷的人，雖然戰爭讓他們犯了罪，而且也由人變成了鬼——「鬼子」是中國人對日本侵略者的統稱。鬼即魔鬼，將人變成魔鬼的是戰爭和那些製造戰爭的人，故而最有罪的是那些製造戰爭的人，日軍侵華時在南京犯下的大屠殺之罪應歸於當年製造這場戰爭的天皇和他領導下的日本國家機器里的決策者。

其實即使在今天的日本，真正敢於否認日本在二戰時在中國和亞洲諸國犯下的滔天罪行，並企圖重新復活軍國主義的也就那些個別的右翼執政者，比如像安倍晉三，他的身體里所流淌的本來就有二戰「准戰犯」的血。問題是像安倍晉三這樣的領導人，他不僅自己是狂熱的軍國主義復辟者，更可怕的是他借「愛國」「強國」之名，將億萬日本國民拉回到二戰前的軍國主義舊軌道上，這才是最危險的。

國民是無辜的。然而當無辜的國民被右翼勢力強拉到如二戰那樣的戰爭犯罪的軌道上時，國民也會變成當年屠殺南京市民的魔鬼，這是根本性的危險和錯誤，所以我們重新審視和認識日本侵華史和南京大屠殺事件，其意義便在於此。

中國人在不斷重提南京大屠殺一事，是因為幾十年來，日本沒有對這場滅絕人性的事件真正認罪過，而我們中國人自己對南京大屠殺的認識和了解也是遠遠不夠的。

中國人對南京大屠殺不該缺少的是那份真正的認識與認知。

日本人對南京大屠殺不該缺少的是那份認罪態度和徹底告別戰爭的誠心。

中日之間的漫長而深刻的對立，既是對歷史問題的分歧，更是對現實和未來的相互不信任，我們認為責任當然是在犯罪的日方。然而日本在戰後的幾十年裡尤其是近一二十年裡，他們對中國一次次蓄意挑釁並否認其歷史罪行的態度，不能不讓世人感到嚴重擔憂，這一點連曾經參加過南京大屠殺的日本老兵都很憂慮。因為其實他們也是戰爭的受害者，所以日本老兵對南京大屠殺的認識與懺悔，從另一方面更加證實了我們重新提及此事的意義所在。

曾根一夫，是一位於1915年出生在日本靜岡縣的戰時老兵，他1937年應徵入伍，參加了日軍上海派遣軍，當時是一名上等兵，直接參加了淞滬戰役和南京大屠殺全過程，後來又在侵華的另外一些戰場上作戰過。曾根一夫對戰爭特別是南京大屠殺的懺悔，在筆者看來是非常嚴肅和認真的，他是位具有深刻反省意識的日本人。他對戰爭和大屠殺的種種剖析式的反思，不僅對當今的日本全社會具有教育意義，而且對我們中國人認識日本這個國家和他們的軍隊及他們的士兵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73歲時，曾根一夫寫了一本叫作《南京屠殺和戰爭》的書，於1988年正式出版。在這本書中，這位日本老兵對日本為什麼發動侵華戰爭和日本兵在中國特別是在南京進行屠殺、姦淫中國婦女等等罪行作了比較客觀的自我剖析與反省，筆者認為值得尊重。因為曾根一夫說了很多人話，同時也披露了許多鮮為人知的鬼事。這是筆者在眾多歷史資料中，尤其是日本人寫的有關南京大屠殺的相關文章中，所看到的最有價值的內容。

在日本投降之後，當時負責處理戰敗事務的日本政府的東久邇宮內閣在國際壓力下，曾公開承認日本國對中國和亞洲諸國所發動的戰爭是錯誤的，並使用了「一億人的總懺悔」這樣的詞。由於當時日本國民反省了戰爭的犯罪行為，所以很多日本人也有一定的共識：其國家的罪惡也有全體國民的責任，因此大家必須一起來為戰爭的罪行進行懺悔。與此同時，在當時的日本民眾中也掀起了一陣搞清戰爭真相的活動。這樣一來，認為「戰爭是罪惡」的聲音突然一度變得高漲起來。由於來自各種立場的人從各種角度對戰爭罪行進行闡明，於是侵略戰爭這一怪物的真面目也漸漸變得清晰起來。正如曾根一夫所言：一直被神秘面紗所籠罩的日本對華戰爭，一下在公眾面前變得很醜陋。讓日本國民從此認識到：本來以為是為了東亞和平的「聖戰」，其實原來是一場以侵略為目的的罪惡之戰。而日本之所以對中國採取軍事行動，其目的就是想將勢力範圍從狹窄的島國擴展到廣闊的大陸，即侵略他國領土。

「戰爭結束后，我從自主的立場上回顧了一下，發現我們是無論如何也沒有勝算的。」曾根一夫說，「戰爭期間，我們被『打倒敵人』的口號所驅使，魯莽地進行戰鬥，無暇去思考，但後來想想，這是一場欠考慮的戰爭。明明連中國這一個國家都不可能戰勝，卻把同盟國這一世界上的強國集團作為對手而戰……因為進行了這樣的戰爭，所以敗北是很正常的。」

在中國戰場，戰場上的日本軍人有以南京大屠殺為代表的眾多殘暴行為。曾根一夫懺悔說：「我也奔赴了中國戰場，並乘勢亂來，做了殘忍的事情。首先是殺了人。雖然作為士兵在戰鬥中殺人是沒辦法的事，但我毫無理由地殺害了平民。我還從當地居民那裡掠奪了糧食和其他物品，發現女性後作為戰利品強|奸了她們，還放火燒了民房。作為人來說，其中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不應該做的。我有時會想起曾經做過的這些殘忍的事情，並想，中國人那時受到的傷痛現在已經消失了嗎？這個問題的答案我漸漸明白了。」

曾根一夫的認識是正確的。有一件事，應該是發生在中國改革開放后的某一年吧，當時有一群曾經參加過侵華戰爭的日本老兵，由中日友好團體組織訪華，日本老兵走訪中國的不少地方，其中也到了上海的吳淞一帶。當這些日本老兵沿著當年戰爭時他們所走過的路線走訪上海和南京等地時，途中卻發生了這樣的事：一群日本老兵在一個他們與中國軍隊曾激烈戰鬥的村莊「重遊故地」時，當地好奇的中國百姓紛紛圍攏過來，結果一聽是噼里啪啦日本話后，有人連喊「東洋鬼子來了」！這讓日本老兵極為吃驚和害怕，因為他們看到中國百姓中有一批與日本老兵年齡相仿的人用異常仇視的目光憤怒地盯著他們，就像當年中國的丈夫們聽說自己的女人被日本兵強|奸和霸佔了一樣做出憎恨與欲殺不能之狀。

「老兵們看見這種情形時感到中國人受的傷痛還沒有消失，並想起了自己在戰爭中的所作所為，慚愧得無地自容……我聽到這些，心中的舊傷隱隱作痛。」曾根一夫以此例告訴他的日本同胞，「曾經有現代日本的政治家說過：『就算戰爭中日軍官兵做了過分的事，40年之後也過了時效了。中國把戰時的事情拿出來對日本的行動說三道四屬於內政干涉。』這肯定是錯誤的。」

曾根一夫認為，中國的「領土被日本軍隊蹂躪，很多人被屠殺，東西被掠奪，房屋被燒毀，婦女被強|奸，遭受了以上種種巨大傷害的中國人民的傷痛是不容易消失的。日本人必須銘記，他們到現在還懷有怨恨。持這種想法的不只我一個人，很多去過中國戰場的人都這麼認為」。他以自己親身的參戰經歷告訴世人：「在去過中國戰場的人當中，大概沒有一個人能夠斷言『我完全沒做壞事』，如果有的話，那是在說謊。即使沒有干屠殺、掠奪、放火、強|奸等窮凶極惡的事情，應該也干過偷田裡的蔬菜和家畜之類的事。在中國戰場上日軍官兵的罪行就是如此之多。」

1987年6月20日，在日本《朝日新聞》的「戰爭」主題訪談中，有一位與曾根一夫經歷相似的日本老兵也曾經對自己為什麼敢於面對世人承認自己參加侵華戰爭時所犯的罪行，以掏心窩的語氣，說了如下的「重話」：「苦悶于所犯罪行的重大，鞭策上了年紀的自己，今天一定要說出來，但是只能哀嘆自己有氣無力。……如果有人斷言不是這樣的話，那他就是衣冠禽獸……即使老傷疤里有污血湧出，我也要揭露可怕的惡魔的真面目，並祈禱儘早有更多的人下定不戰的決心……」

20世紀80年代，中日兩國曾經在彼此的國家領導人的倡導下，出現了少有的友好與和睦，也正是這種和睦，使得一些曾經在當年侵華戰爭中受過巨大心靈創傷的日本老兵和反戰人士紛紛起來討伐戰爭。「因為他們透徹骨髓地知道戰爭的全部。」曾根一夫這樣認為，「日本的國民中最憎恨戰爭的是曾經在軍隊的底層經歷過戰鬥的下級官兵，這麼說也不為過。」他進而指出：「處於戰場底層的下級官兵就是這麼討厭戰爭，他們已經受夠了。」

關於戰爭的罪惡和可怕，曾根一夫自己說，他在各種場合都聽過不同立場的人說起過，而關於戰爭給予別國人民所帶去的罪惡，作為曾經參加過戰爭的他毫無疑問是最有親身感受的。「去過中國戰場的人會舉出殺戮、掠奪、放火、強|奸等事情。可怕的則是在炮擊、機關槍和步槍子彈橫飛的環境中戰鬥的恐怖感。我作為士兵在戰爭期間可以說罪惡的事情全都干過，也知道生命遭遇危險時的恐怖。回到國內以後，怯於美軍投下的炸彈、燃燒彈的威力，有了不亞於戰場的可怕體驗。戰爭所帶來的恐懼除了原子彈爆炸以外，我全部體驗過。但有比這更可怕的事情，那就是對於中國人的殘忍行為。生命遭遇危險時的恐怖感隨著歲月的流逝漸漸淡漠了，但罪惡感則一直留在心底。因此，我覺得這是戰爭真正可怕之處。」

晚年時的曾根一夫，對「戰爭犯罪」這一點隨著年齡的增長，其認識程度也在不斷加深，並且不再像一些日本人那樣遮遮掩掩。他剖析道：「我奔赴戰場的時候是一個23歲的單純青年，犯法的事情一次也沒幹過，性格比一般人還要膽小，殺個蟲子都很難。這樣的我當兵到了戰場上之後，變得可以滿不在乎地殺人了。幹了在國內需要蹲好幾年牢的壞事，卻不覺得這是罪過。這不僅是我一個人，去過戰場的人都大同小異。」

這位曾經的「鬼子」，他清醒而深刻地意識到：「比起在戰場上官兵面臨的危險來，戰爭的可怕更體現在單純的年輕人在戰爭中趨於瘋狂，做出殘暴的事情這點上。從那以後，我就開始拿出勇氣坦白自己犯下的罪行，和現代人一起反省過去的戰爭……」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通過廣播，宣布了日本國投降的詔書，當時在戰場上的曾根一夫與其他侵華日軍的將士一樣，當他們聽到天皇的「詔書」內容后，第一個直接的反應是：為戰爭結束而長長地鬆了一口氣。「我那天也在沿岸防衛隊聽了天皇的廣播。也許是因為把靈敏度不高的收音機音量開得太大，所以雜音很厲害，沒怎麼聽清楚，但當判斷出是戰爭結束了之後，我想：『太好了，這下戰爭結束了！』……從這時開始，日本的國民即使沒有人教，但每個人都會自發地說：『受夠戰爭了，不能再發生這樣的事了。必須讓孫子和曾孫都知道這件事。』並倡導今後不再有戰爭。」

日本在二戰投降后，在最初的一段時間里，即使是在日本國內民眾中，普遍也都有了憎恨戰爭的反省，而且形成了在社會裡厭惡戰爭的風氣，那些曾經被當成活神仙崇拜的特攻隊員也成為「落魄特攻隊」。1946年，日本國正式制定了《和平憲法》，宣布日本永遠放棄戰爭，並且不能擁有軍隊。

大和民族因此也進入了反戰的和平重建歲月。然而隨著遠離戰爭的時間變長，日本國內的右翼勢力和軍國主義漸漸抬頭。又過了10年、20年，戰敗時憎恨戰爭的國民心理又開始淡薄起來。如今不時出現一些頌揚戰爭的人，尤其是某些本來就是侵略戰爭的參与者和政策制定者們，想方設法開始企圖掩蓋其在侵略戰場中所犯下的罪行並不斷公開地美化日本的侵略戰爭。文部省對教科書的修改——「侵略」改為「進入」等等由此成為一種新的軍國主義復活的趨勢。

為何如此，曾根一夫給了我們一個清晰的解釋：「掌權的人憑藉這些法律隨心所欲地操縱國民。這些法律的力量強大到讓現在的人無法想象。士兵因為有《兵役法》等而另當別論，對一般人來說，如果國家覺得進行戰爭是必要的，可以根據法律強制徵發人、物資和土地、建築物。不管國民有什麼樣的理由都無法拒絕，而且連申辯都不允許。這些法律剝奪了國民生存、知情、收聽、說話等所有的權利。」

據說，日本國內有為數不少的人在曾根一夫出版《南京屠殺和戰爭》一書後，攻擊他是「胡說八道」，或稱內容是「虛構」的。我們國內的一些學者也曾勸筆者「慎用」這類材料。對此，筆者有自己的看法：首先我相信曾根一夫是個有悔悟的日本老兵，這比起那些在中國和亞洲土地上犯下大罪又不願或不敢承認和懺悔的「鬼子」來說，不知好多少倍！其二，如果不是親身經歷，單靠「編」是編不出那些血淋淋的現場犯罪事實的。相反，掩蓋罪行的人才是真正地在虛構歷史，在胡說八道，在有意睜眼說瞎話。今天日本人中說中國「編造」南京大屠殺的人還少嗎？

一個民族和一個國家不懷好意地顛倒和篡改歷史事實才是最可憎、可惡的。在曾根一夫等廣大日本國民看來，這好比「曾經有一個捕魚的人和船一起被徵發，並被派去太平洋上進行監視活動。他乘著樹葉一樣的小船，來到美軍潛艇亂竄的大洋上進行監視。這就等於成了艦載飛機的攻擊目標，和去死沒什麼兩樣。法律可以強制一個普通的漁民去做這麼危險的事情」。

同樣飽受戰爭之苦的像曾根一夫這樣的人終於忍受不了被少數掌握國家機器的軍國主義者「強|奸」的恥辱，尤其是一部所謂的《國家秘密法》的出台，讓曾根一夫這些經歷過戰爭前後日本國情變化的老兵，不由聯想到戰前日本的黑暗一幕——「現在的日本是世界上最和平最安全的國家，為什麼需要危險的《國家秘密法》呢？國民們滿足於和平自由的生活，並希望它永遠持續下去，但國家高層為什麼要向著危險的方向走去呢？難道他們想再次走上危險的道路嗎？」

曾根一夫的想法，絕非是杞人憂天。再看一看又過了一二十年的今日之日本現狀，難道不是曾根一夫等那些討厭戰爭的日本國民所擔憂的嗎？

從根子上認識和反思戰爭，才能對諸如南京大屠殺這樣的罪惡之源進行徹底的清算。曾根一夫為此做了如下的大屠殺反思——他說他的這種心靈懺悔式的「坦白」有時在回憶起戰爭期間干過的壞事時「很羞愧」，但說出來后又「異常解脫」。這是一個受過戰爭之傷又徹底厭惡戰爭的「鬼子」所說的人話，我們對此表示敬意。

下面是侵華老兵曾根一夫晚年時的「心靈獨白」（小標題是筆者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