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讓我深切感受新加坡『軟體』理念精神的是，他們提出要讓園區70平方公里的面積內，能夠達到對百年不遇洪澇的防淹能力。就是說，要把整個70平方公里的園區填起70厘米高。我們當時聽了沒一個人相信！這怎麼可能嘛！不說70平方公里，就是首期開發的8平方公里，不說那些湖塘怎麼個填法，就是本身地勢低洼的地面上再填高一米，8平方公里要花多少錢知道嗎？當時填一方土是8美元，8平方公里就是4億美元！4億美元，等於30多億人民幣。什麼都沒幹，光平整地面，就一下花30多億元人民幣。我們當時想，根本不可能。而且有的專家還說，我們蘇州從伍子胥建城那天起，就是用的圍塘築堤擋洪水的辦法，蘇州城不也走過了2500多年的歷史嘛！但園區現在是中新兩國共同建設的，尤其是說好了要用新加坡的『軟體』來管理和經營，所以必須按新加坡人說的去做。也就是說必須填土，把所有那些低洼地、爛河塘和大大小小的湖泊都填到能防百年不遇的洪澇。」周志方現在談起當時的情形，感觸很深，「當填土大戰開始后，整個蘇州市周圍的道路上不分日夜地有幾百輛拉土車子在跑，滿城塵土飛揚。老百姓把我們罵得狗血噴頭，因為確實對大家的生活帶來很多不便。但園區建設的戰車已經啟動，必須朝前走，而且新加坡人的時間觀念特彆強，誰耽誤了就得賠付大錢！再說那些錢中有我們中國人的、有我們蘇州人的，誰也不願白白浪費。拉土的車子都是陝西出產的，車牌子是黃的，車身顏色是黃的，拉的土又是黃的，所以百姓說蘇州現在了不得，滿城都是『三黃雞』……我要說一句：蘇州園區今天建設得那麼好，當年蘇州百姓是作出犧牲的。我們應當感謝他們。」

蘇州工業園區建設中的居民安置和房屋拆遷工作是做得相當細緻與周到的，十幾年來安置了二三十萬各類居民，在我走訪的那些「園民」中，他們現在的日子都過得非常安定與祥和幸福，園區帶給他們的福利和社會保障也比一般的市民要好，在園區內基本上實現了零待業。但當時在拆遷房屋和安置區域內的農民和居民時不是沒有矛盾，是蘇州政府及園區建設規劃時的政策得當，加上工作細緻，才有了好的結果。不過當時園區涉及取消幾個鎮的行政編製和需要從別人身上「割肉」，阻力也不小。

這種規劃就是法，是法就不能隨意改的「軟體」管理模式，所實現的結果常常是很硬性的，所產生的效應也是可想而知的。

「當時金雞湖這一片區域，都是坎坎窪窪的地方，『十年九澇，划船揚不了帆，走路五分鐘就要拐彎』，意思是說：湖塘多但都是大大小小不成規則，道路更不成樣子。新加坡人偏看中這樣一塊地，並且說要在這樣一塊土地上建設起世界上最現代化的新型工業城市。我們雖然是園區籌備組的成員，但當時確實不太相信這種可能。我們私下裡還議論說：原來新加坡人比我們中國人還要『左』啊！我們中國人搞了幾十年空想共產主義烏托邦的事，新加坡人比我們還相信得厲害啊！也有人說，反正錢是他們新加坡資本家的，用他們的錢我們不心疼。道理很簡單：就是不相信這個不被我們蘇州人看好的地方會在新加坡人的雄心壯志下搞出個新天地來。可後來證明是我們錯了……」一位「老園區」感慨地說。

「沒轍，我們只好另想高招。關鍵時刻，還是市委、市政府重視，我記得是市長親自召開專門會議，組織了我們本市的九個『財團』來議事，最後還是銀行說我們同意貸，可銀行貸我們1700多萬美元也還得走審批手續，這一走手續就麻煩了，沒有幾天怎麼可能下得來呢？那日子難過啊！與新加坡進行了那麼艱苦的談判，現在總算走到了一起，要真幹了，可假如我們第一筆註冊資金都入不到賬面上，那蘇州還有啥信譽？中國還有啥信譽？正當我們走投無路、新加坡人則急於htｔｐs://reａｄ.9９ｃsw•ｃｏｍ把註冊資金打到賬號上時，出現了一個問題——公司名稱還沒有批下來，這錢是無法打到銀行的，因為銀行得有公司名稱和賬號呀！他們犯難了，就來找我。我一聽心裏就暗暗樂了，心想：這回我們也有救了！怎麼個有救法呀？我對他們說，你那個『中新蘇州工業園區開發有限公司』是要到北京批的。他們問我，什麼時候能批下來？我說沒有一兩個月恐怕批不下來。他們一聽傻了，說怎麼行？我說你們不用著急，在這一點上，你們也得用用我們的『軟體』。他們就十分認真地問我咋個『軟體』法？我就告訴他：我們不管公司成立不成立，先幹起來再說，空等幾個月哪能等得起嘛！新加坡人問：公司沒成立咋個干法？我說：可以干，我們各家先準備一部分資金。他們又問：要多少？我說你們先弄個1000多萬美金吧。他們答應了。我話這麼說出去了，可我們這邊自己沒有錢呀！但我想出了一招是新加坡人並不知道的：因為公司沒有正式批下來，所以我對他們說只能先搞個臨時賬號。搞個臨時賬號對我們來說並不困難，上自己的銀行說一說就成了。於是新加坡人就把1000多萬美元打進去了。他們第一天把錢打進賬號，這筆錢就作為付給中方買地的款。而我們又馬上把這筆錢中的一部分再轉到先前的那個臨時賬號上，這樣不就成了我方的『註冊資金』了嗎？於是我們馬上通知新方說我們的款也到賬了啊！新方賬務人員到銀行一查，可不，中方的資金也到位了，蘇州人還是講信譽的嘛！這是我第一次公開出來的一個秘密，它一方面可以看出我們當時辦園區的艱難，二是也想說明之後我們再也沒有失信過新方，雙方合作自始至終都是講誠信的……」吳克銓的這段故事耐人尋味，它讓我們從另一個角度認識到蘇州人的聰明才智和今天我們所看到的具有現代化一流水平的蘇州工業園區也是從白手起家走過來的。許多情況下常常是事在人為。

開始蘇州人不理解為什麼非得這樣做。事過十幾年後再回頭看看今天的園區發展，現在的蘇州人，沒有不佩服新加坡的這一「軟體」之高明——一步到位后，避免了無數重複建設所帶來的成本的成倍增加和效益降低的惡性循環。

這既是一項實實在在的工作，又是一個關係到黨和國家形象的問題，蘇州人哪敢怠慢。然而誰都知道：隨著經濟建設的不斷廣泛、全面地展開，工業和城鎮建設用地上的居民安置和房屋拆遷問題，是個最令人頭痛的問題。這涉及千千萬萬百姓的利益，沒有人敢在這一問題上拍胸脯。

在園區，我聽到這樣的故事很多，而且每一個故事都讓我極為感動——這就是蘇州人的創造與創新。話得從建設園區之前和初始說起：

這就是李光耀先生和新加坡人構想與移植至中國的「軟體」，也是我們蘇州人、我們中國人成功移植並再度創造出的中國式現代化工業園區。

關於蘇州工業園區現在的樣子，如果我不作描繪也許很多讀者會感到失望，然而如果我僅白描式地勾勒幾筆又感到很對不起那些十幾年在此辛苦耕耘的建設者們的那份創造力和汗水，尤其是對不起李光耀和新加坡人——因為在他們心目中的蘇州工業園區就是新加坡的形象，但我似乎又不便在本文中作過多的渲染式描述，原因是我想給廣大讀者留些期待和空間，並且建議你有機會到蘇州旅遊的時候一定要去園區走一走、看一看，那裡的一景一物遠比我筆下描繪的要精彩得多……

我在這裏想告訴讀者的是，蘇州工業園區有今天這個樣子，是李光耀和新加坡人所期待的結果，也是李光耀和新加坡人一向引以為自豪的新加坡「軟體」的魅力所在。

因為沒有錢，習慣了「邊規劃、邊建設」的中國人，哪見過這種干法！但新加坡人說，這就是我們的「軟體」精神——地下設施必須走在地面建設前面，而且要求地下設施「百九-九-藏-書年不落後」。

據「老園區」人講，當時蘇州曾經希望能夠得到中央的財政支持。有一次正逢當時主管經濟的朱鎔基副總理來蘇州視察，蘇州人想方設法從他那兒「套」點園區的啟動資金。朱鎔基是個要求特別高的大當家，他一聽就板著臉告訴蘇州人：「你們別動我的腦筋，國家計劃會剛開完，幾千億元的財政已分光了。不過我有個主意，你們不妨試試：你們可以到銀行去貸，年初貸，年底還，這樣就可以不屬於我們的國家計劃『盤子』內的錢。」蘇州人一想：可不是！錢貸了，還沒進國家預算！後來更讓蘇州人感到朱鎔基這個「刀子嘴、豆腐心」的副總理的好，他在回到北京后很快給蘇州特批了一億元的園區啟動資金。

「中新成立聯合公司后，我出任行政總經理。為了顯示我們中國人的同等尊嚴，我們要求參加聯合公司的中方人員也應該與新方僱員拿一樣的薪水。後來這雖然爭取到了，我這個行政總經理的工資每月是11萬人民幣。可我們自己清楚，這是名譽工資，我拿回來的錢是到不了我手的，實際上還是拿原來的一個月2500元。但我們並不覺得有什麼虧，因為所有參加園區建設的同志心裏都明白：我們是在為蘇州、為中國做一件前人從未做過的大事。奉獻是我們的全部責任！」周志方說。

蘇州工業園區後來開發的70平方公裏面積，都按這個模式，將原本低洼爛湖之地，填得高高的，如同江南大地上挺起的一塊堅強而雄健的胸肌，充滿了力量與生機。據說現在國內許多地方將蘇州工業園區這種在地面建設之前、先把地下工程「一步到位」的開發經驗都運用到自己的開發區建設上。「規劃就是法」，這話拿到一般的行政區域和城市來說，聽起來似乎有些異想天開。這是因為中國不少地方的建設，領導的意見遠比「規劃」和計劃要來得快，也改得快，所以各種建設不按規劃和計劃辦事而是按長官意志執行的事太多，也太「常規」了。但在蘇州工業園區，「規劃就是法」，如一條不可更改的定律。你再大的官，或者官改任得再多，已經規劃好的東西想改是不可能的。比如開發之初中新雙方立下的「先規劃，后建設」、「先地下，后地上」這些建園的基本原則，無論你蘇州領導換了多少回，誰也別想輕易改動一下園區發展總體規劃上已經定的事，哪怕是一條路，一棵樹，一根電杆的改動，市長都沒這權力。

還有一件事讓蘇州人不能忘記：後來隨著園區迅速發展擴大，中新雙方的合資公司越來越需要資金注入，中方的35％股份不是虛設的，得把屬於你中方的那部分股份的真金白銀劃到賬上呀！蘇州人一次次冒虛汗。而在這個時候，中央和朱鎔基、李嵐清等國務院負責同志出面了，在他們的組織調度下，中國國內的大老闆們紛紛參与進入了蘇州工業園區，「中國財團」們踴躍認購中方股份中的股份，甚至連中央電視台也有了蘇州工業園區的股份……

根據初步協議確定的「SIP」方案是：最先啟動開發的是8平方公里，中期合作開發的是70平方公里。按照新加坡的「軟體」模式，這70平方公裏面積在正式招商引資和開發建設前，必須將地下設施一步到位地建好，而且是按照世界最先進的現代化先進工業城市的標準「一步到位」。

有一家投資1.5億美元的外企，到園區落戶建廠院時，曾要求在大門前的綠化帶上開一個出入口，因理由不足未被園區批准，但這並未影響該企業對園區管理的讚賞，他們說：「園區的開發建設規劃做得非常好，我們5年前拿到的發展藍圖和後來拿到的現狀圖紙非常接近。」

什麼叫「一步到位」？簡單說：道路、環境、消防、通信、污水處理、地面綠化等等，在外商進入園區時必須都按世界現代化工業城市最先進的條件給配備好了！

「但我們中國人、我們蘇州人也有很多讓新加坡人感動的『軟體』。」親身經歷了園區htｔps://reａd.９9cｓw.ｃoｍ初期建設全過程的吳克銓說，「剛與新加坡合作時，他們對我們中國人的工作效率總是持懷疑態度，所以初步簽訂協議后，就一直在觀察我們的工作。是我們後來用自己的行動讓他們相信我們中國人、我們蘇州人是值得信賴的，並且是最講究效率的，尤其是我們的艱苦奮鬥精神，讓他們深切感到我們中國人的『軟體』也是非常了不起的。」

李光耀曾經頗為得意地向人誇耀過，「我們的軟體其實在很多方面是建立在許多硬體之上的。」

在眼下的蘇州工業園區內的幾十平方公里內的工業用地區，已經入駐了3000多家跨國企業，其中世界500強企業投資的就有79家，共126個項目，但你卻絲毫感覺不到園區內有一般工廠企業環境所難免的那種嘈雜與污染的景象，相反你看到的是一幢幢掩映在樟園、楓林、桂叢和荷塘之間的花園式的高雅建築，這就是規劃藍圖的功勞。現在，整個園區已通過國家級的ISO14001環境質量體系認證，蘇州工業園區率先成為國家級生態工業示範園區和循環經濟試點園區。

當然，後來在園區工作的同志待遇相對提高了一些，但與新方人員相比，仍然是工資上的「一國兩制」，遠遠比不上他們，可即使這樣，市裡機關的不少人難免有些眼紅，因為在他們眼裡，那些在園區沒日沒夜工作的人如果沒有高工資、好待遇，怎麼可能拼了命在為「資本家」幹活呢？

新加坡的「軟體」確實有其非常科學和代表當代世界最先進的經營管理與現代化城市運營的獨到之處。不說首期8平方公里和後來的70平方公里的爛湖河塘的低洼地統統填高几十厘米的巨大填土工程，不說負責規劃的專家在考慮一個路燈的樣式時要向全世界燈業設計界進行招標，單就水、電、線、管……那些繁瑣複雜的地下工程，他們可以做到一次成功、幾十年後可以不再需要「開膛剖肚」的完美和超前規劃設計，讓蘇州和中國的同行們無不敬佩至極。

在地面工程和招商引資尚未見影子時，新方堅持一定要把一個投資數億元的污水處理廠建起來，而且要求開發區的70平方公里內的污水做到全部實現自流通暢。這樣的標準和超前水平，在中國建設工程史上可以說是聞所未聞的，但蘇州工業園區建設一開始就這樣做。施工開始了，新加坡承包商們駕著巨型鑿掘機，在9米深的地心飛旋鑿進，而地面則毛髮無損……蘇州人看在眼裡，感嘆在心中：人家的「軟體」其實是建立在硬體之上的，而這樣的硬體是建立在科學理念的「軟體」之上。

「按照雙方的協議，新方的律師每一個字一元新幣——一元新幣是5元人民幣，可我們中方律師只能拿『基本工資』。新方人員加班，可以拿雙倍甚至更多的薪金，但我們蘇州人加班加點一般給一個麵包，或者一包方便麵。園區籌備組成立時，連一間辦公室都沒有，開始借了市政府老幹部活動室，後來人家有意見，我們只得搬出來。好在財政局支持，我們從他們那裡借了100萬元作為園區籌備組的籌備經費。籌備組既然已經開始工作了，總得有個地方辦公吧！最後為了省錢，我們在金雞湖旁找了一個閑置的度假村租用了幾間房子，算做『根據地』，這還是通過章市長與郊區書記的交情才算有個著落。現在留在新加坡的蘇州工業園區開發史料中有一張照片就是當年我們籌備組辦公的舊房子。辦公總算臨時有了一個地方，但那時的金雞湖一帶，幾里路內找不到幾戶人家，我們工作人員吃飯、喝水都成了問題。最後全部靠外包送大鍋飯才解決了我們的難處，所以後來有同志總結說我們蘇州工業園區籌備時是靠四個桶起家的：一隻盛湯的桶，一隻盛飯的桶，一隻裝菜的桶，還有就是我們這些整天泡在外面曬得黑乎乎的『肉桶』……」吳克銓回憶說。

新加坡管理模式的成功點和閃光點，皆在蘇州工業園區得以展示與體現。難怪李光耀在國際ｒｅad•99csw.coｍ場所總是拿「SIP」說事。他曾誇耀說，中國蘇州工業園區是新加坡精神與管理模式的「青出於藍」的成果。然而，蘇州人為了能夠把這新加坡「軟體」成功移植，並實現如鄧小平所要求的「比他們還要好」的目標，與新加坡人共同付出了巨大的艱辛與努力……

「一張藍圖繪到底，使規劃效益成為園區最大效益，是我們的重要經驗之一。」王金華談起這一問題，雙目閃光，「我們接手時，整個園區的賬面上是嚴重負債的，但新加坡人給我們留了一筆巨大的資產，就是已經規劃好和正在建設著的園區藍圖，這個藍圖包含了極高的預期效益，我們後來能夠通過土地置換成資產並有效投資，從而實現資本的成功運作，靠的就是園區一步到位的規劃藍圖。」

然而，蘇州人和中國人在與新加坡合作建設園區的過程中，並非只有感嘆和感慨，他們同樣有許多值得驕傲的中國人自己的「軟體」——

按照中新雙方達成的協議，園區建設是由中新合資組成的「中新蘇州工業園區開發有限公司（簡稱CSSD）」運營的。這個CSSD公司（當時）新方是大股東，佔65％的股份，中方佔35％股份。公司註冊資金為5000萬美元。新加坡國雖小，但人家是富國，而且私人出資的公司，該到賬的3250萬美元全是現金。

針對這種議論，市委書記楊曉堂有次在幹部大會上很嚴肅地講：「你們不要老盯著他們的待遇，你們有沒有想過兩個問題：一是他們才多少人，知道他們一個人要干幾個人的活嗎？二是他們為我們蘇州創造了多少GDP？多少財政收入？再說，把他們這些人拉下來，對我們這些人、對整個蘇州有什麼好處？」楊曉堂這麼一說，以後就基本上再沒有人提這樣的事了，倒是園區人那種奉獻精神、拚命工作的事常常傳到市機關和市民耳中。而最根本的是，人們從昔日那片爛湖死塘的金雞湖旁看到每天都在發生的變化。這變化真的是日新月異，氣象萬千，而且帶出來的是具有世界最先進管理模式與全球化新經濟色彩的時代浪潮……於是往日的那種懷疑、甚至是幸災樂禍的心態，化作了新鮮、欣喜、感動和主動關心園區大建設的熱情。

當時蘇州沒錢，按照註冊公司35％的股份也應為1個多億人民幣。既然合資，就得共同出錢，而且外國人非常講究註冊資金的真實性，「我們的錢到賬了，你們的錢也必須要到賬。」新加坡人提出這個要求合情合理。可把蘇州人差點急出病來，為啥？沒錢啊！

那天我在園區採訪時正好路過園區內的「城市廣場」，於是就順著湖邊的湖濱大道走了半小時。在這半小時中，我自己真的有一種進入了天堂的感覺，我甚至有些懷疑這是否真的就是我的家鄉蘇州。因為它實在太美麗，美麗得完美無缺——那寬闊的沿湖大道，各種名貴樹木和綠地毯一般的綠地，無數別緻、充滿水鄉風情與現代化的裝飾景緻，以及碧波蕩漾、白鷺嬉水的湖面和停泊在岸邊的一艘艘銀色遊艇，還有那些歡笑、奔跑與玩耍的孩童……那一刻，我真想留下不走，盡享美輪美奐的物景和傾聽從花卉音箱內發出的悠揚而柔軟的家鄉評彈……

在今天，每一個來到蘇州工業園區所感受、看到的一切及由此透出的文化與文明水準的人，都會很自然地得出結論：這樣的園區中國少有，世界少有。也就是說，這裏的自然環境與現代化工業之間的那種和諧與平衡關係，被安排得如此協調、統一，或者說完美有序，這都是在其他地方很難看得到的，再加上驚人的經濟發展速度與所取得的超乎想象的效益，你無法不為之驚嘆和由衷欽佩。

一個城市的成長其實與一個人的成長差不多，在起步的時候通常也會被一些最簡單的事弄得焦頭爛額，有些甚至放不到檯面上。我們知道，讓新加坡人幫助辦工業園區，是因為我們中國人除了沒經驗外，最主要的是沒錢。但當園區建設一上馬，人家新加坡人幹什麼都是按美元九九藏書或新元付酬的。可蘇州人不能，即使已經明確是籌備組成員的那14個「園區元老」，他們也還只能拿原來的工資。

「軟體」不軟。這是蘇州人在學習和移植新加坡管理與經營過程中感受深切的一個重要方面。

「基礎設施建設的高標準，是園區規劃經得起時間考驗的主要原因之一。」參与早期園區建設的人告訴我，在園區工程啟動之前，中新雙方的專家就全面編製了各項基礎設施的專業規劃，在國內率先實行了高標準的「九通一平」。「九通」即道路、供電、供水、排水、排污、燃氣、供熱、通信、有線電視的全通，「一平」就是土地填高平整。其「九通一平」的標準即使放在發達國家也毫不遜色。

僅用一個多月的時間，首期開發的8平方公里的填土工程順利完成。1998年，江南真的來了一次百年不遇的大洪水，當時常州、無錫等蘇南一帶幾乎全都成了一片汪洋。江澤民總書記在飛機上往下看時，突然發現汪洋之中有一片綠地，問隨行人員那是什麼地方？當有人回答說那是新建的蘇州工業園區時，江澤民欣喜地說，我要到那裡去看看。後來他真的來到園區，並且感嘆道：看來新加坡李光耀他們的許多建設理念是很值得我們學習的。

蘇州市民的犧牲精神換來了園區美麗，無疑可以留在「洋蘇州」的建設史冊里。

這是現在的蘇州工業園區的一角。這樣的美景在園區內到處都是。而置身於這樣的人間仙境內，你想象不出這樣的地方，竟然就是每天能夠實現億元GDP、創造1億元財政性收入的中國最先進發達的現代化工業基地！

園區的首期開發是8平方公里，主開發區是70平方公里，最後的園區面積達到288平方公里（其中中新合作開發區擴大到80平方公里）。按照中新合作協議規定，中方交給CSSD公司運作的園區土地，必須是「零」移交的。所謂「零」移交，就是所有準備開發的土地上，你蘇州人不能留下任何影響我開發與招商的一切有代價的物體，說得更直接一點，你蘇州既然把土地給了我們，我們在這裏開發招商時，你們不能有一點點諸如安置農民、房屋拆遷之類的破事留下尾巴，否則都是屬於違反兩國協議的行為。國際間的違協是要付出沉重代價的，蘇州人清楚這一點，關鍵還有一個問題是：新加坡人也在看我們中國人，看我們改革開放后的中國人講不講信譽，中國政府有沒有強有力的執政能力。

第一個反對的自然是「地主」——當時還沒有合併到蘇州市區的吳縣，現在已經一分為二，併入蘇州市區，成為蘇州市區的相城區和吳中區。工業園區初建時，吳縣還是蘇州的「六虎」之一，位居全國百強縣前列。工業園區要把幾百平方公里的面積划走，吳縣人肯定心疼。其實就是在蘇州市裡也有人對上面這事不投贊成票。1993年11月，經過江蘇省省長辦公會議定下的將吳縣4個鎮加當時的蘇州郊區婁葑鄉一起劃歸蘇州工業園區的文件發到蘇州后，反對的和贊成的勢均力敵。這事連省里都急了。1994年春節剛過，省委書記、省長一肩挑的陳煥友帶了20多位省廳局以上幹部，專門來到蘇州坐鎮現場辦公。先是做市裡的工作，市裡思想統一后又馬上趕到吳縣，省里幾位大員親自找吳縣的書記、縣長開會，當面問他們二人：對省政府的決定執行還是不執行？那架式確實有些你不同意也得同意的味道。結果自然是「堅決服從省委、省政府的決定」。

政府借給我們100萬元籌備費后，剩下的都要我們自己想辦法。可到哪兒去想辦法呀？上世紀90年代初，整個蘇州各方面都在大發展、大建設，哪一塊都在向政府伸手。我們園區是中新合資的，外人都知道是新加坡人出大錢來的，你還有什麼理由再向政府伸手？拿土地頂嘛！有人說，不是已經划給你們幾十平方公里土地了！新加坡人一聽風聲就急了：不行，土地是我們合作后共同的資源，現在是註冊公司，怎麼可以空賬當股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