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看起來上面這些問題似乎是很簡單的事，但在當時絕對是一場深刻而未知前景的歷史性革命考驗。擺在吳克銓和崑山人面前想完成這一革命的困難是：缺錢、缺設備、缺管理經驗、缺專業人才、缺產業方向。

「你們等等，我馬上與二紡機廠的廠長嚴永生聯繫一下。」龔老辦事乾脆，客人還在屋裡坐著時，就馬上操起電話找到老部下，說要「幫幫忙」。

「搞工業的五要素，我們幾乎全都缺。怎麼辦？我們首先想到了上海。上海這五樣都有。可上海是上海，我們崑山能不能『借』到這些東西就成了一個大家爭議的事。有人說，上海人幹嗎要『借』你崑山這些東西呢？而且多少年來，由於江蘇與上海之間存在說不清道不明的相互不理睬的區域隔閡，兩個近鄰的兄弟之間的關係不那麼和睦，尤其我們受上面『不準東張西望』的影響，長期以來不敢輕易與上海這樣的近鄰發生合作關係。這是上面的問題，可我們崑山人與上海人之間的民間關係從來就是非常友善和親密呵！我們就從民間外交開始熱乎起這種關係，從而實現崑山到上海『借』力發展的可能。」吳克銓的這番心思是有根據的，而且條件也成熟。

「夫妻倆都是解放前的地下黨員，讓他們來為家鄉做點事肯定願意。」吳克銓這麼想，於是有一天，住在上海烏魯木齊路的上海市經委顧問龔兆源的家裡來了兩位不速之客。「好啊，自家人不幫自家人還有啥人幫嘛？」龔老雖說已退休在家，可從來就沒有一天放棄過為革命做點貢獻的想法，如今聽說家鄉崑山要大發展，臉上心裏流露的都是高興。

「既然要幫人家就得讓人家做得起來，有錢可賺。再加300噸備用設備行不行？」錢一平瞅准機會問那廠長。「你是領導，我敢不聽嗎？」廠長笑了，說。

作為縣長的吳克銓心裏更不是滋味。怎樣來拯救紡織廠、振興崑山，這是他上任初始想得最多的事。而且在他的腦子裡一直在盤算：崑山要發展，路怎麼走這是關鍵。

「我們之所以這樣寫，是因為當時這樣的聯營辦廠阻力還是相當大，尤其是分屬兩個不同省市之間的、大城市與鄉下人之間的聯營辦廠，也好比是大國營企業與鄉鎮小廠之間的合作辦廠，誰敢承擔責任？沒有。弄不好我們這些具體主張做這件事的人都可能因此吃大苦頭。所以為了雙方的政治安全與經濟安全，搞了個這樣的協議。」吳克銓說起這份協議，苦笑道，「那個時候辦成一件事非常難。」

「蘇州、無錫這些城市都被常熟、江陰和吳縣他們把關係拉走了，我們再想擠進去費多大的勁也未必成功得了。做啥不把目光往東看？東邊是大上海，大上海不比蘇州、無錫大幾倍？只要跟上海攀上親，我們小崑山還怕富不起來？」這是吳克銓的觀點，縣委常委會議上經常聽到這位副縣長的如此高談闊論。

於是吳克銓與縣委書記蔡長林等班子成員一起，開始謀划起一個真正讓崑山騰飛的宏偉藍圖——在崑山建一批五百萬元以上的重點項目，總投資一點五億元的經濟開發區，「我們就是要建像蛇口一樣的開發區。」這一年吳克銓專門跑到廣東的蛇口考察參觀，他在那裡受到了強烈的內心衝擊，暗暗發誓也要在自己的家鄉建那麼一個轟轟烈烈的經濟開發區。

崑山會有這樣的人嗎？蔡長林的目光默默地盯住了副縣長吳克銓。「這人靈光！」蔡長林暗底里贊喜道。你看吳克銓，他滿腦子都是崑山如何的「什麼也沒有」，我們為什麼不從其他地方，比如上海去九-九-藏-書「借」去「要」呀一類的話題。

他上任縣長后的第一個目標是與上海紡織廠聯營。選擇紡織廠合作聯營是一種有意識的選擇。

說起紡織廠，不同時代的崑山人有不同的感受，這家當年在大躍進時代建起的紡織企業，曾經給沒有工業的崑山人添了不少榮光。可是20年過去了，它的容貌和產量不曾有過絲毫的改觀，到了改革開放年份的80年代初，這家國營企業已經奄奄一息，它的惟一生命力就是靠稅務部門免稅來維持。紡織工業部的一位部長看過後長嘆一聲道：「走了全國那麼多紡織廠，沒想到在崑山竟然還有這麼一家破爛的廠子，哪一天你們通過技術改造后，一定想法留一塊舊廠車間，好作紡織工業的文物讓後代人看看。」

「龔老，這是你家鄉的事，一句話：讓我們幹什麼我們就幹什麼。」嚴永生廠長爽快地答應了「崑山人」的請求。於是崑山縣工業二局的顧品元沒幾日便與上海的嚴廠長聯繫上了。但聯繫上並不等於就是攀親成功了。這個開頭非常難，難就難在上海人心底里很願意在崑山再搞個「分廠」之類的合作事宜，可一到真正操作起來時發現問題不少，而且有些事似乎越不過去。比如上海與崑山分屬兩個不同省市，這樣的合作是不是得雙方「上面部門」批准？出了問題到底讓誰來裁決？是上海和江蘇有關部門？還是北京的中央部門？如果有了利潤又怎麼個分法？假如上海得到了利潤到底該不該划進總廠收入？如果不划進去分給了職工們會不會是搞資本主義走了邪道？等等，等等，最後「研究」來「研究」去，還是覺得「具體問題」不好解決。

吳克銓有些想不通了：這個天地里誰都在喊改革改革，可真正改革起來怎麼就會有這麼多的問題呢？看來第一個吃螃蟹的人還真不易。

一大圈走過後，吳克銓和包括龔兆源、錢一平在內的崑山人好不懊喪。簡單一句話：自由戀愛好不容易成了，竟然拿不到「結婚證」。沒有「結婚證」就不可以同居過日子呀！不少崑山人開始退縮了，但在北京的國家計委大機關呆過的吳克銓說：上海、南京辦不成的事，北京不一定也辦不成。我上北京去！

「從這種熱絡開始我們的計劃！」吳克銓是個特別的有心人，他要手下的幹部們抓住這種機會，向上海全面出擊。

「這個廠是由上海的寶山、金山和我們崑山『三座山』共同建起來的，我戲稱它為『三山廠』。那時候，辦聯合企業真就像登山那麼難，要把『三座山』搬到一起，絕對不是件容易事，不像現在開放了，區域之間的合作就像走親戚，80年代初，我們的這種區域合作確實像地下工作一樣。講個真實的事：幾年後，我們崑山撤縣建市，上海來了很多領導，可我們自己的江蘇省方面才來了一位副秘書長。那次會上有人半開玩笑地問我：是不是崑山已經劃歸上海了？我笑言：弄不好真有可能。可見，發展區域經濟的歷程也像國家的改革開放一樣，在初始階段同樣充滿著矛盾與複雜的社會背景。崑山之所以能夠在後來成為中國『百縣之首』，創新始終是我們前進的基本動力源。」吳克銓總結崑山經驗時說。

就這樣，吳克銓帶著縣辦公室的有關同志多次北上，到紡織工業部找熟人、找關係，從處長、到司長，再到部長，一層層地找……最後這樁「婚事」總算在兩年後正式拿到「結婚證書」。

到了這個時候，崑山的吳克銓已經從班子的「配角」到了主角——1984年他是崑山九_九_藏_書的縣長。按班子的分工，縣長是主抓經濟的，他的能量因此得到充分的展示，加上書記蔡長林又是一個開拓型的黨務領導，吳克銓從此有了大展宏圖的機會。

「吃不吃虧，關鍵是看我們自己是不是誠信、真誠和有沒有自己的優勢，再者，上海人又不是天生優人一等，他們中還不是有許多人都是我們崑山籍人嘛！俗話說，親不親，同鄉勝過門上釘，你只要鉚上勁，哪有掛不上萬兩千斤的！我同意克銓的意見，我們除了一方面做好自己的工作，另一方面就得拿出點感情來投給上海人。小崑山要大發展，離不開上海這位老大哥。即使在攀親過程中人家財大氣粗一點，這都是屬於正常現象，我們得有心理和思想上的準備，關鍵一點是我們要發揮好自己的優勢。優勢是一切合作的砝碼，崑山該到了好好利用自己優勢的時候了！」蔡長林在總結時，說了這樣一番慷慨激昂的話，很有些崑山向外「擴張」的總動員令的意思。

從此，崑山這片土地開始風起雲湧……

國務院當時批准了十四個沿海城市建設經濟開發區，小崑山沒有這種待遇，有人戲言吳克銓是「鯉魚想翻船」——等於白日做夢。

凡事開頭難，難就難在那個時候有些事你弄不明白該如何辦。雙方協議簽訂后，得有上級單位批准吧？崑山方面跑到蘇州。蘇州告訴他們：上海是省級城市，我批崑山縣的企業可以，上海那一方我們哪有權批呢？跑南京，南京告訴他們：江蘇還沒有跨省的協作辦廠先例，再說你們這個叫什麼「工場」，工場算什麼呀，我們省里沒有批過啥工場一類的企業嘛！崑山回答說，工場就是工廠的意思。南京方面的嗓門更大了：你們跟上海合作辦工廠這麼大的事，事先也不報告。我們怎麼好批你們呀！再說，我們即使批了你們，可你們是與上海合作辦的廠，我們江蘇怎麼有權批與人家上海辦的企業嘛！

但完成這種關係的過程是複雜和微妙的。崑山人在建立蘇州和上海這種「兄弟般」親戚關係的過程中起著直接和率先的作用。

很小的時候我去過崑山，我的父輩都稱它是「低鄉」，就是以湖澤為主的低洼地。它通常是十年九澇，即使種水稻也不會有大豐收。崑山的縣城與我出生地的常熟相比，更是不值一提，男人們講：崑山的街，一泡尿就可以從頭澆到尾。

熟悉吳克銓的人知道，這位蘇州吳江籍崑山人，在任崑山縣長之前曾經有過一段一般基層幹部沒有的經歷：他是50年代末的中南財經大學畢業生，當時正值國家用人的時候，國家計委從中南財經大學要走了這位原先留校的高材生，北京三里河的國家計委大樓里沒呆幾天，60年代初的三年困難期來臨，甘肅那邊出了事，熱血男兒吳克銓貼大字報強烈要求到最困難的甘肅去。「當時有十七級幹部不肯去，我就報名了。」吳克銓是在這種背景下到了甘肅去參加「整風整社」的。組織上原講他們那一批人等「整風整社」結束后就回北京，可等吳克銓完成任務后，中央下了一道「精簡機構」的通知，吳克銓就這樣被「精簡」了，他選擇回老家蘇州。但他沒能到蘇州城裡工作，因為「精簡」下來的人需要服從組織到更需要的地方去，於是他被分配到蘇州最困難的崑山，就這樣吳克銓帶著妻子孩子成為崑山人，從此沒有離開過……

於是上海人更多地成群結隊來到崑山……

若干年後，上任縣長的吳克銓重操舊業：計劃（或者說謀划）——成為他當縣長后最能顯露的本領與獨特才華。

東風read.99csw.com已吹起。吳克銓開始做自己夢想的事了——

歷來如此，我小時候深切地感受到兩省市之間的這種微妙關係。這種情況當然是過去的事了，現在上海和江蘇早已親如一家，關係密不可分，蘇州和上海的關係更不用說。上海人把蘇州這位小兄弟稱作是「好兄弟」，蘇州人真誠地叫上海人是「老大哥」。蘇州稱上海是自己發財致富的天堂，上海稱蘇州是自己的「後花園」和「露天銀行」。

他的第一塊心病還是紡織廠。想到紡織廠，吳克銓便想到了崑山籍的上海人龔兆源。

「克銓，你的觀點我也贊成，但有人說我們小崑山跟上海攀親，人家能看得上我們嗎？你給大家擺擺你的龍門陣吧。」蔡長林在縣常委會議上，希望吳克銓能把大家心頭的疑慮解了。

崑山人聽了這樣的話心裏不是滋味，但現狀就是如此。

舊崑山確實很窮很寒酸。

那時崑山的縣委書記蔡長林很不服氣，他主政后就提出了崑山不能總當「小八子」（蘇州當時下面有8個縣），要當就當蘇州的長子。有人私下裡嘲諷蔡長林是不是想吹一通牛再往蘇州城裡「走」。蔡長林書記笑，說你們聽說過哪家當「長子」的可以隨隨便便扔下父母弟妹獨自去享受榮華富貴的？我蔡長林倒是可以留一句話給大家：我愛崑山，勝過愛我自己。在當時的崑山縣委、縣政府班子里，蔡長林正在物色一位能像喊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顧炎武這樣的人物來。

在邁開與上海的「聯姻」之時，吳克銓也順利地當上了縣長。通過與上海攀親所完成的第一樁婚事——紡織廠的成功和兒童印刷廠、水泥廠等單位的實踐結果，這時候的吳克銓漸漸形成了一個思路：假如找到一種依託，尋找出一條適合崑山實際發展經濟的路子，有可能大有作為的。

「300噸當然只能開伙罷了。」錢一平找到上海的一個廠長批評一通后，那廠長向他坦露了真情。

南京方面說得不是沒有道理。於是吳克銓他們請上海方面找有關部門審批。上海有關部門一聽就瞪圓了眼睛：好哇，你們上海人不為上海人辦事，跑到江蘇去辦什麼廠？怎麼，想當漢奸咋的？再說，即使我批了你們，可我也不能給你們拿到北京部里的計劃呀！亂彈琴。

再說龔兆源，第一次為家鄉攀親沒成，仍然信心很足，親自帶著吳克銓去金山石油化工總廠，請他們為崑山的紡織廠解決切片。金山石化總廠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產物，這裏的管理層思想解放得早，加上龔兆源老領導的面子，便同意跟崑山簽訂300噸切片的業務。錢一平得知這事後，對吳克銓說：「300噸肯定不賺錢！老吳，這事不能這麼干！你們不懂可以理解，他們這麼干就是不夠意思了！」錢一平很有些為上海同行的做法感到慚愧與憤忿，「我去找他們。」

讀者讀著這個奇怪的協議名稱難免會感到好笑，但當時這個上海與崑山之間的第一個協作協議則富有深意。一者不叫聯營也不叫合辦，而是叫協作；二是實驗兩字很講究，既可退又可進；三是工廠最微妙，如果有人怪罪下來，雙方就可以說這僅僅是一種實驗性的工場，它不算正式廠子。

與上海攀親是吳克銓「強大崑山」的戰略的主要思路。

「80年代初，蘇州的整體形勢非常好，與全國其他地方相比已經是跑在前面的了。時任黨的總書記的胡耀邦在視察蘇南時曾經高度讚賞蘇州『無常江』現象，這『無常江』是指的無錫、常熟、江陰三縣，當時無錫、江陰都屬於蘇州地區管轄。『無常江』的工農業產https://read.99csw.com值已經超過20億，而我們崑山非常可憐，才6個億。我們討論的結果是：崑山光靠農業肯定永遠掉在後面，必須有工業。但客觀上崑山有個傳統的問題，田多勞力少，工業一直沒精力搞。二是崑山的農業產量不高，但農民的收入在全蘇州不算低，經常處在第一、第二位，所以崑山人內心世界里不想搞工業。當時崑山人有這麼幾句順口溜：產量不高，收入不少，生活蠻好，貢獻更好。說貢獻更好是因為我們崑山賣給國家的糧食多，當時在以農業為主的縣級單位，賣糧多就是最大的光榮。所以崑山在改革開放初期想突破產業結構上的革命，難度和阻力不小，主要是觀念上的問題。雖然當了『小八子』，可心裏還是有一份阿Q式的自豪感，甚至對老大哥『無常江』還有些不服氣。但同時大家心裏清楚一件事：光搞農業，怎麼也不可能趕上『無常江』的。惟工業才能提升一個地方的社會生產總產值。同時又如鄧小平說的，走工業化之路才是實現中國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崑山能不能搞工業呢，這個問題擺在了我們面前，需要分析。我調查后的結果是：崑山不僅可以搞工業，而且前景比其他縣市更有優勢，首先是離上海近，其二是我們到底有沒有農業勞力騰出來去搞工業？我一調查發現，崑山至少有10萬人可以騰出來搞工業去，10萬人搞工業會是個什麼樣？我是搞計劃出身的，想到這裏就有些熱血沸騰！而且我發現崑山已經有這樣的先例，如陸楊鎮，也是個田多人少的地方，但他們的小工業搞得好，相反周庄則人多田少，可由於沒搞工業，照樣還是窮嘛！縣委會議上，大家的意見一致：崑山要發展，三產必須一起抓。那個時候抓工業叫『抓三產』。我分管工業，所以更早地主持抓了崑山的工業發展事業……」吳克銓回憶起當年的「崑山之路」時，講起了這段思想與觀念轉變的歷程。

吳克銓大喜，瞅准機會給錢一平副主任「加熱」戴高帽，於是最後一下弄到了1000噸。哈哈，1000噸就有飯吃了！吳克銓喜上眉頭，隨後又跟著龔兆源學起「地下工作」——這回他們是專門對付那些當時政策中某些保守僵化的條條框框。

「你們是上海老大哥，便宜點、便宜點！哈哈，以後常來，下次來還有更好的東西賣給你們！你們就把我們當親戚走就是了！」崑山人用真誠和莊稼地的真貨及河湖塘里的鮮魚活蟹為自己的目的來招待上海人。

繼續試試。吳克銓後來又想到了上海的錢一平。錢是烈士遺孤，周恩來總理把他收養長大的。錢一平時任上海經濟協作辦副主任。經濟協作辦是80年代初中國各政府為了「搞活」的一個專門機構，專司對外經濟合作事宜。他們興許可以辦成事。

「我就是要在白日里做夢，而且這個夢非做成不可！」吳克銓表面上看起來很文弱，意志卻特別堅強。他在幹部大會上公開自己的觀點，也給屬下增強了信心。

第一次攀親的過程十分艱難而曲折，幾乎是在半公開半地下的狀態中進行的。這年12月31日，上海二紡機廠、上海石化總廠滌淪一廠和崑山工業局正式簽訂了一份叫做「關於協作建設紡絲機實驗工廠的協議」。

1980年，據蘇州人講，常熟、吳江的工業產值幾乎是崑山的一兩倍的水平，那個時候崑山還沒有幾家像樣的鄉鎮企業。當時蘇州、無錫城裡已經有很多國營廠，同江陰、常熟、吳縣、吳江和無錫縣（當時江陰和無錫縣還屬於蘇州管轄）的諸多社隊掀起了熱火朝天的「聯姻」，惟獨窮九_九_藏_書崑山沒人看得起。崑山人感到很壓抑、很自悲。反正在崑山的眼裡，蘇州、無錫這樣的城裡人是不會將自家的「聯營廠」搬到崑山的，搬到崑山就等於是泡湯——容易被大水淹了。

「俗話說：結婚娶親，得門當戶對，我們與上海攀親，看起來，有些門不當，戶不對。其實，大上海有大上海的優勢，我們小崑山有小崑山的優勢。我們小崑山自己的優勢也不算少啊，你看我們不是地理位置好，交通方便嗎？上海自己的縣區有的上一趟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廣場要比我們這兒遠得多，我們緊挨著上海郊區，進上海市中心半個來小時，絕對地方便。二是我們與上海市相比，土地多、水面多，農副產品開發潛力大，這是上海人最傾情的一點。三是我們的勞動力多，而且廉價。上面三點都是上海人想要但又自己不太好解決的事，如果跟我們崑山攀親，就可以彌補上海的『三缺』，這是優化組合，不能簡單地看做我們與上海的攀親就一定是我們高攀了，他上海人也有短的地方嘛！這叫1+1，但1+1並不一定只能等於2，可能是3，也可能是4。我說的這還僅僅是加法。我想只要我們誠心誠意與上海攀親結姻，發揮雙方的優勢，我們的攀親聯姻也可能是乘法，而絕不會是減法與除法的。只要大家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我是有這份信心的！」吳克銓這番話像冷缸里扔進了一塊沸鐵，一下炸開了鍋，常委們個個言論開了，都說吳克銓的話有道理，當然也有人提出反對意見，主要是認為上海人太聰明，跟上海人打交道，「鄉下人」吃虧的總是多數。

如果現在我們聽到一位地方的「第一把手」這樣，不會感覺到是什麼新鮮事兒，但在上世紀80年代初時，這樣的「動員令」絕對是一曲非常激昂的戰鬥號令。尤其是在江蘇和上海這兩個蘇南的富市強省之間，據我所知，自新中國成立后，尤其是華東局撤銷之後，江蘇和上海這對親兄弟之間並不太和睦，原因並不複雜，相互之間有些不協調，說白了就是誰都不買誰的賬。上海是華東乃至中國的經濟、文化與金融中心，可上海有上海的局限——地盤小、勞力缺少，更缺少農副產品，因此曾經一直對靠近自己身邊的江蘇太倉、常熟等這幾個富足的縣感興趣，期待有一天將這些地方劃歸為自己的地盤。江蘇哪會同意把這兩塊「肥肉」割讓？矛盾有的時候就是在這種事上結下的。這當然不能怪江蘇人「小氣」，想想看，區界、省界的劃分，是中央或者前朝皇帝定下的，誰敢輕易易主？為這，蘇州人是很難的：你靠上海太近了，北邊的南京城會有看法；你離近鄰的大上海太遠了、太生硬了，大上海把周邊的大門一關、一收緊，蘇州人不知要吃多少苦頭！

在我小時候的記憶中，崑山在蘇州的諸多富兄弟中，它是非常寒酸的，常熟、吳縣，甚至連太倉這樣的小鄰居都不把它放在眼裡。

於是崑山幹部們有意識地動起念頭了：不放過每一個上海人，與他們建立友好關係。

自改革開放的春風吹拂中國大地后，雖然那時像上海這樣的大城市的工業革命的改革還沒有全面鋪開，但手頭有點錢的上海市民早已活泛起來了。每逢節假日，他們成群結隊地跑到鄉下來採購農副產品，自然到崑山的最多，而這種新形式的「下鄉」，使得崑山人和上海人皆大歡喜，一者獲得便宜、新鮮和好吃的農副產品，二者賺到了上海人的錢之外，又獲得了與城裡人的交情。

錢一平不愧是「崑山老鄉」，對吳克銓的想法很讚賞，表示一定「為家鄉建設出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