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尊一，讓我們銘記這位烈士的英名及其他的革命事迹吧！讓我們以同志的名義，同時也記住因他而早逝的3歲女兒袁曉華及蒙冤病逝的妻子謝以思的名字。

我名楊袁鋒，1962年在重慶出生后。為了紀念「11·27」烈士袁尊一伯伯，媽媽把我默默地送給袁尊一烈士為義女，以替代1952年病死的袁伯伯和謝以思娘娘的親生女兒曉華姐姐，繼承袁尊一烈士的革命遺志，將我取名楊袁鋒。袁尊一烈士，他是我媽媽的引路人、黨的領導同志、親密摯友、戰友。袁尊一烈士的愛人謝以思娘娘是地下黨員，她對我媽媽很好，也很愛我，曾給我講過袁伯伯的鬥爭故事，袁尊一烈士的媽媽孫道清婆婆和袁伯伯的寄養兒子袁繼武哥哥，在重慶市市中區（現為渝中區）八一路烈屬敬老院居住，由人民政府供給生活費用。我出生后，每逢假節日媽媽都帶我去烈屬敬老院看望袁婆婆、繼武哥哥和其他的烈屬爺爺婆婆，他們非常的喜歡我。我幾歲時，他們就給我講烈士的故事，袁婆婆很慈祥，最愛我，常給我講袁伯伯小時候的故事。文化大革命中烈屬敬老院的生活條件沒有原來好了，我媽媽還接袁婆婆和其他的烈屬婆婆到我們家裡做客。這樣，她們更加愛我，因此我自小能聽到烈士的故事。當然，關於袁尊一烈士的事迹，更多的是通過我媽媽所講的袁伯伯的事迹……

袁尊一烈士是一位黨性觀念強、政治素質高的黨員。他在被捕前的兩年中直接發展的6名黨員個個都是經得起考驗的優秀和堅強的共產黨員，其中有一個還被打入到敵人「中統」特務機關的某地區負責人，該同志後來為重慶解放作出了重要貢獻。

袁尊一作為中共地下黨四川省川東臨委和臨委書記王璞的交通員，他的工作任務繁重，工作的頭緒很多，範圍很廣，接觸地下黨的負責同志很廣泛；工作的機密性，負責同志們的安全等，因此要求他的工作講究藝術性和紀律性都很高。袁尊一除了做交通員的工作之外，還負責一些黨的組織工作，每個工作都需要他單獨一人去做，去完成。特別是1948年4月份黨內出了叛徒后，很多地下黨員被捕，這時的袁尊一的工作擔子更重了。他只得放棄社會職業，終日奔走于各地秘密聯絡和組織共產黨員們。他常常起早摸黑，他對自己的愛人（地下黨員）這樣說過：「你我要學著餓肚子，至少也要能餓上三天頂得住，不然完成革命任務是很困難的。」

袁尊一烈士及其他的親人們所受到的如此不公的境遇，激憤了他的戰友和同志。有一位曾經是以袁尊一為革命引路人、女地下工作者譚月英（后改名叫譚群生），實在無法接受自己的戰友和上級的袁尊一烈士會在犧牲后受到如此殘酷的誣陷和他全家的政治迫害，從「文革」初期的1hｔtpｓ://ｒｅaｄ•99csｗ.ｃｏm966年開始，便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一直在收集和整理袁尊一的革命事迹，歷時整整30年，直到1996年才正式完成了《袁尊一烈士事迹》的文稿出版工作。這位在黑色的地下工作中，在與袁尊一的交往和共同戰鬥中，深深地愛上了自己的上級但始終沒有表白過一句話的女共產黨員，當她看到烈士失去自己的女兒、妻子改嫁、養女也被領走後，便默默地將自己的女兒改名為「楊袁鋒」，默送給烈士作義女。為了感謝這位後半生幾乎是在為烈士而活著的、心懷誠摯愛情的女共產黨員的崇高精神，讓更多的人了解袁尊一的事迹，在此我們摘錄譚月英女兒根據她母親幾十年整理收集的袁尊一事迹而作的一次講演：

入黨后的袁尊一就開始為黨工作。在銅梁正誼中學讀書時與學生中的地下黨員蒲世隆、張金城組成黨支部，袁尊一任黨支部書記。后袁尊一考入重慶社會大學政治系，開始成為黨的職業工作者。他從1943年至1948年被捕前的幾年間，曾先後以商號會計、報社編輯、小學教師、中學職員等社會職業為掩護做黨的工作。

其實，袁尊一的家庭生活一直很清貧。他入黨后，為了幹革命工作方便，與他哥哥各住一方。他和母親單獨住在重慶市區千廝門小河順城街的貧民院條件十分艱苦。我聽媽媽講；袁尊一伯伯和袁婆婆解放前的家，雖然住在又臟又臭的窄巷內貧民院樓上一間牆壁有縫、樓板有洞的小破樓里，但他們的家裡很清潔整齊，充滿生氣。從1946年起，我媽媽常到袁尊一家裡去，她和袁尊一及袁婆婆相處得非常好。袁家很窮，經常吃了上頓無下頓，天天吃稀粥度日，但袁尊一伯伯身上確實常常藏有黃金，這些黃金是他為黨籌集的黨費，是專門繳到組織給游擊區支援武裝鬥爭用的。他們家裡老小餓肚子，卻從不動用分文的黨費，而且自己還要千方百計想法多給黨組織集經費。

袁尊一的愛人謝以思，原是何忠發烈士的弟弟何澤民的妻子，何澤民也是共產黨員。但謝娘娘與何澤民結婚不久，丈夫何澤民就患傷寒暴病死了。何忠發為了解除親媳的痛苦，把她從宜賓帶到重慶，托袁尊一繼續培養她入黨和介紹工作。1947年2月，袁尊一正式介紹謝以思加入了地下黨。為了便於掩護和撫養好王璞與左紹英烈士的女兒小凱渝，黨組織要求他們結婚成家，這樣在這年的4月，袁尊一與謝以思成婚。袁尊一新婚後仍住在貧民院，雖然他們的生活還是那樣清貧，但為了撫養好烈士後代，夫婦倆儘力儘力，妻子謝以思還把前夫何澤民同志的一大筆存款交給了黨組織，作為支援游擊區武裝鬥爭的經費。1948年8月12日那天，袁尊一就是到重慶臨江路占家巷解中九-九-藏-書公寓去與華鎣山武裝起義負責經濟工作的何忠發同志（烈士）接頭交黨費而被叛徒出賣遭逮捕的。那天，他身上帶了一兩黃金的黨費。不幸被特務搜走了。

「11·27」大屠殺，留給中國共產黨人的考驗實在太多，而且涉及的人也越來越多，不僅僅是那裡已經犧牲了的人們，還有他們的戰友、親人和組織……當然，那些革命烈士們自然一直是各個歷史時期出現的風雲變幻中的主角。這些主角，他們自己都不曾想到在他們犧牲后的很長很時間里，關於他們的故事其實一直就沒有完結過，而且有時則越變越複雜和曲折。為什麼有這種情況呢？那場「文化大革命」浩劫自然是最直接和根本的原因。曾經有一段時間，江青掌握了主宰中國文化命運的生殺大權，在她推行「樣板戲」的同時，對所有其他的革命文化和革命藝術一概否定之，《紅岩》被推入了「反革命大毒草」之列，那些在《紅岩》中出現的英雄人物自然跟著倒霉。除了「江姐」命運稍許好一些——主要原因是毛澤東對「紅梅贊」很欣賞，所以膽大妄為的江青沒敢全盤否定江姐，但江青知道有一個人特別欣賞《紅梅贊》，這個人就是當年主持中共南方局工作的周恩來。江青為了實現她徹底否定《紅岩》，便在一個重要場合放出這樣的風：川東地下黨和游擊隊沒有一個好東西。這話一出，立即被林彪、「四人幫」一夥及其牙們用來誣衊和陷害《紅岩》及其「11·27」大屠殺中犧牲的所有革命志士。那是一個顛倒黑白的年代，江青的一句話，幾乎使所有與「紅岩故事」相關的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們，一夜之間全都成了「叛徒」，那一場浩劫對死去的革命先烈和他們的親屬與戰友們帶來的傷害，從某種意義上講絕不遜色于當年徐遠舉等劊子手們實施的慘無人道的那場「11·27」大屠殺的殘酷。這是因為，當年像江竹筠、許曉軒、陳然等面對法西斯分子的屠殺還可以高喊「中國共產黨萬歲」等表現自己信仰的口號，而在這場政治浩劫中，許多革命先烈士，他們原本已經安穩的屍體和靈魂，卻要被「造反派」們從烈士墓中挖出來扔棄在荒地里、陰溝下……他們的那些本來已經擦汗眼淚的親屬們，則重新被一個個撕開痛失親人的傷疤，甚至直接或間接地被推到革命的反面，接受更殘酷的政治迫害和摧毀性的心理打擊。在重慶，在四川，曾經出現了許多無法想象的可怕情形：那些原本英名被刻在紀念碑上的烈士名字被塗抹掉；解放初期由政府頒發的烈士證明書被「沒收」並燒毀，烈士的子女成為「黑五類」。一年一度的「11·27」英烈紀念會，被誣衊為「替叛徒招魂的反革命復辟會」。有一位烈士的母親因為事先並不知道造反派已經將其犧牲的兒子列ｈttpｓ://rｅａd.99ｃsｗ.ｃoｍ入了「叛徒」黑名單，所以依舊去參加紀念活動，結果造反派將其拳打腳踢，像當年徐遠舉等劊子手向她兒子施暴一樣，讓烈士的母親坐老虎凳，最後烈士的老母親被活活的折磨死去。《紅岩》作者之一的羅文斌之死便是例證，他的夫人至今都不相信曾經在敵人的白公館屢受特務分子嚴刑拷打而不曾屈服過的丈夫，怎麼可能會在造反派的一番恫嚇和污辱下就「跳樓自殺」了？厲華堅信，他從上世紀八十年初第一次接觸到那份由羅文斌當年在出獄向組織寫的《獄中報告》不可能無原由地少了兩章半內容，「肯定羅廣斌在《獄中報告》上面的內容更具體和涉及到了一些重要人物在獄中和平時工作中的不良形象，因此有人會想盡辦法讓原本完整的報告出爐，然而這又幾乎是不可能的事了。」厲華認為。

在南岸中學讀初中時，袁尊一就喜歡讀岳飛、文天祥等民族英雄的書籍，並且異常很崇拜這些人物。他又聰明機靈，很受老師器重。老師中的共產黨員（地下黨員）特別喜歡袁他，經常對他進行教育，使袁尊一的階級覺悟提高很快。因此1937年袁尊一實足年齡只有16歲，可他就被黨組織吸收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有一位與江竹筠、李青林、齊亮等一起被敵人作為「重犯」槍殺於1949年11月14日的烈士叫袁尊一。是位16歲就入黨的「紅小鬼」式人物，他生前曾擔任過中共地下黨川東臨委及臨委書記王璞的交通員，為了革命事業，他屢屢出生入死，承擔組織交付的一個個艱巨而機密的事，同時袁尊一又獨立擔任相當量的組織工作，單線發展和培養了如塗兆興、幸錫祥、謝以思、譚月英等一批同志入黨。王璞同志犧牲后，袁尊一作為了解川東地下黨組織的特殊人物，他又與川東臨委秘書長肖澤寬等同志並肩同敵人進行了一場場你死我活的殊死搏鬥，接受了殘酷鬥爭條件下的種種考驗，具有卓著的組織能力和對敵鬥爭經驗，在同志們心目中威性很高。袁尊一是1948年8月12日上午8時，在到重慶市臨江路的地下黨員何忠發那裡時，因叛徒劉國定出賣了何忠發而被埋伏在那裡的特務們被捕的。由於袁的身份特殊，因此被關押在重慶渣滓洞監獄，受盡酷刑。特務們曾讓叛徒劉國定當面與袁尊一對質，袁尊一大義凜然，將劉國定罵得狗血噴頭，無地自容。特務頭子徐遠舉不相信年紀輕輕的袁尊一這麼「硬扛著」，便親自審訊，結果一無所獲。袁尊一的堅強表現在這位心狠手毒的特務頭子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解放后，在我監獄里接受改造的徐遠舉，曾在自我交待罪行材料中有過關於袁尊一的話：「袁尊一，20餘歲，四川人，地下黨員，1948年夏，他去臨江路占家巷解中旅館與地下黨員何忠發聯九*九*藏*書繫被捕，以後犧牲于渣滓洞，被捕時特務們在他身上搜出一兩金子，我同他見了一面，我問他家住什麼地方？家中有什麼人？他說：『家住在朝天門，只有一個老母親……』他反覆說：『我母親雖然沒有飯吃，不會要你們的錢的。』」可見，袁尊一是位不可能被毒刑和物質誘惑的堅定的共產黨員。1949年11月14日，敵人之所以將袁尊一作為與江竹筠等人一起提前殺害，足於說明他在敵人眼裡的份量。就是這樣一位令敵人都感到心驚肉跳的不屈不撓的共產黨員，卻在「文革」中被誣陷是「叛徒」。關於袁尊一，他的戰友們還知道他在生前做過幾件特別令戰友們感動的事，那就是他還收養了烈士王璞和左紹英夫婦的女兒小凱渝（解放后改名為雷詠雪）。袁一家為了讓烈士的後代少受心靈傷害，百般呵護，關愛無比。可是袁尊一犧牲后，他自己的親生女兒不到3歲就因病死了。不久，他的妻子、也是他直接發展的地下黨員謝以思，承受不了失夫喪女的沉重打擊，另嫁他人。袁尊一的老母親為了讓烈士兒子有人繼承，便將袁尊一的親胞兄袁昭儀之子袁繼武作為烈士之子，而且這一過繼關係，得到了政府認可，從此沒有了後人的袁尊一有了繼承人。然而，令人無法理喻的是，像這樣一位實際上是「斷後」的共產黨人，江青及其爪牙們仍然沒有放過對他們的污辱和迫害。袁尊一被誣衊為「叛徒」后，原來在敬老院的他的賢良而有覺悟的老母親也不得到照顧，被病魔拖死於1971年；曾經是他妻子的謝以思也沒有被造反派們放過，長期被關在陰暗潮濕的牛棚里罰苦役，落得一身重病，死於1978年，時年不到60歲。連「父親」是什麼樣都不知道的過繼來的兒子袁繼武也因為是「叛徒的兒子」，被剝奪了升學、當幹部的種種權利，一直生活在最低層……

以為推翻了蔣家王朝、曾經統治了幾十年的國民黨反動政府逃到了台灣，我們大陸成立了人民共和國就萬事大吉、天下太平，那就太天真了，太大錯特錯了！如毛澤東所言：一切垂死掙扎的反動階段及其代理人是不可能放棄他們的反動立場的，他們始終不渝地會尋找機會對真正的革命者和我們的事業進行各種各樣的報復和破壞。林彪、「四人幫」一伙人為了他們的反革命目標，借「文革」的機會，製造「川東地下黨沒有好人」這樣嚴重違背客觀歷史的政治結論，從而造成了與「紅岩」和「11·27」大屠殺中相關的所有犧牲了的共產黨員和革命志士的政治命運發生了徹底的顛覆，由此也使他們的親屬、戰友的命運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

袁尊一見著與他一樣大的孩子早就到學校去讀書了。他也很想去讀書。希望能掙些錢交學費上學讀書。他硬著頭，不怕惡人欺負。更加早出晚歸去賣瓜子、紙九-九-藏-書煙。袁媽媽見兒子很渴望上學讀書，對兒子感到很心疼，就白天晚上拚命的幹活，多掙錢，好讓兒子能上學讀書。袁尊一上小學時已經過10歲了，比別的同學大了幾歲，而且他還要一邊讀書，一邊掙錢，但他每天的功課必定做得很好，因此往往學習要到深夜。由於他學習刻苦，人又聰明，成績很優異，一連跳了幾個班，而且每學期都是班上前一、二名，所以當他升入初中時，年齡還是算小的。

袁尊一烈士，自小過著貧苦的生活，他的老家是四川巴縣文峰區（即重慶市南岸區老廠文峰塔）。但祖輩親人一個也找不著了。父親袁子舟，是一個郵局的小職員，袁尊一才幾歲時父親就死去了，留下不滿30歲的母親孫道清，和倆個兒子，一家三口毫無生活來源。全靠母親孫道清給人做針線活和幫人勞動維持生計。為了能活命，袁尊一在小小年紀的時候就走街串巷到茶館、酒店賣瓜子、紙煙等。舊社會很黑暗，國民黨的兵痞地方上有錢的闊人，可以任意欺侮窮苦人。不到十歲的袁尊一，常常受到那些惡人的欺凌，有很多次，國民黨的兵痞、闊少爺、買了東西少給錢，有的乾脆不給錢。從小就有鬥爭性的袁尊一，對那些惡人扭著不放，要他們給買東西的錢，但他一具瘦小的兒童，怎能斗得過那些惡人呢！最後反而遭到惡人把提欄用腳踢翻，瓜子倒滿地，紙煙被踩爛，有時還遭到兵痞惡人的拳打腳踢，傷痛難忍，連小本錢也被賠進去了。生活的重壓，社會的黑暗，使小小年紀的袁尊一就飽受了人世間的滄桑。他非常痛恨萬惡的舊社會，痛恨國民黨的兵痞，也就痛恨國民黨的統治、壓迫。他從小就最同情窮人。

「黨的利益高於一切」，這是袁尊一烈士平時常說的一句話，也是他用自己的行動和年輕的生命踐行於忠誠黨的事業的真實寫照……

被捕前的袁尊一，除了做共地下黨川東臨工委和臨委書記王璞的交通員外，他還是一位優秀和傑出的地下工作和武裝鬥爭的組織者。1946年初至1948年8月，在袁尊一被捕前的兩年多時間里，他領導了江北縣明月、統景等地下黨組織，與國民黨反動勢力進行了不懈的鬥爭。當時的重慶是國民黨的老巢，白色恐怖極端嚴重，特務遍布，軍警林立之區，敵我之間的鬥爭形勢十分複雜和激烈，也很殘酷。由於袁尊一牢牢掌握黨的「統戰」法寶，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黨性強，地下鬥爭藝術高超，不斷壯大了明月、統景等地區的黨組織，狠狠打擊了當地敵人的囂張氣焰。被捕后的袁尊一經受了敵人的嚴刑拷打，堅貞不屈地保護了黨，保護了同志，使明月、統景地區的黨組織，黨員平安無事。尤其是袁尊一掌握了一批川中共東臨工委留下的經費和電台等設備，使得這些經費和通訊設備在後來迎接解放軍解放重慶起到了積極作用。